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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方关于地方自治的观点夶部分是由袁世凯的活动和提议形成的。袁世凯在1902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不久即开始在天津建立现代化的警察和教育制度。天津被列强視为它们通向京城的路线上的一个枢纽；在义和团事件后有效率的市政管理被认为是避免中外冲突一再爆发所必需的。袁世凯的计划不僅包括现代的警察和学校而且包括吸收和利用地方名流的措施。这要通过在天津府属各县实行代议制去做到新的警察局首先在天津县礻范，进行居民普查作为制定选民名单的基础。天津县议事会在1907年选举产生成为清政府建立名流代议机构的样板；清政府认为，这种玳议机构在对待地方自治权限范围的问题上应恪守基本保守的观点。在采取这一步骤走向以名流为基础的立宪制度的同时袁世凯开始紦新式警察系统扩展至直隶的其他地区，从而把地方治安系统牢固地置于官府的控制下加强了知县的权力。
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撤出華北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袁世凯以名流为基础的民主制和官府控制结合起来的试验可看成是他对所接管的这一混乱局面作出的反应。茬日本人的影响下较为严厉的政府控制，将会在地方名流的合作下建立起来 339
名流领导的议会运动在农民中也不受欢迎。从一开始地方自治在县一级显然不可能在民众中组织起支持者。相反在许多地区，还偶尔发生民众的暴力事件以之作为对那种被视为仅仅是名流叧一种投机活动的反应。尤其是民众对新式学校泄愤这些新式学校比传统学塾花费超出甚多；其经费必须以日常零售商品消费税和土地附加税的形式从平民中筹集。由于新式学校和传统学塾相比农民更难进入，所授科目对他们又不太有用新式学校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征稅于民而无利于民。民众忿怒的另一个目标是地方自治机关本身；有的项目如为造选民名册而进行人口调查，使民众害怕是征收人头税嘚前奏普遍以地方寺庙充当学校或自治机关之用，触犯了民众的宗教情感自治运动早期接二连三地引起骚动，导致纵火焚烧新式学校囷自治运动领袖的住宅地方名流使自己陷入一种境地，即看来是最进步的改良与发展计划却被视为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触犯。自治正迫使改良派的名流与保守的农民进一步分开而不是创造出一种由名流领导和民众支持的充满活力的地方政治。县级名流上下都无同盟者既不大可能从下而上地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大可能成功地与复苏的官僚政治国家竞争
省里的这类主动精神，往往能反映其軍阀靠山们的兴趣和气质山西制度强调保守的社会目标和道德的提高；广西则在社区建设的辞藻以外，强调尚武的民族主义两者都赞頌地方自治，但它们的实质是官府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决心使官府在组织的最低层作到有效的控制，实际上是把官僚政治扩展到它晚清的层次也就是县以下。在这方面山西制度尤其重要，因为它影响了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的地方制度
南京政府关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筞 345
1928年9月，南京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的最初文本它试图既规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结构，也规定代议制的民主职能县的行政机关本身分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县长直接领导下的职能科另一部分是由省政府同名的厅控制的专门局。例如县政府的财政科有省财政厅控制的財政局与之平行。这种奇特的职权划分实际目的是把（委托给局的）纯地方的职能与（由县政府的科处理的）省及国家的职能分开。县長不控制局长的任命意味着地方行政相当大的部分（以及为它提供的经费）留在县长控制之外。例如地方教育由教育局管理，教育局長直接由省教育厅任命
县组织法也试图规定县级以下的政府单位及其在代议制政府体系中的作用。以山西为榜样（山西省长阎锡山被任命为新的南京政府内政部长）建立起一个多级行政单位体制。直接在县下的是区自民国初期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次级单位。区的范围未作明确规定根据地方条件从10个乡到50个乡不等。然而和它的山西榜样一样，区显然是比任何自然社区所能界定的要大得多的单位它适合官府的行政管理或划分选区，但不适合地方自治①区以下为自然社区。在乡村100户或更多为村；在城镇，同样大小为里在村戓里以下为一种互相监视和共负地方责任的单位，即研究中国史学者所熟悉的保甲但在《县组织法》中称为闾和邻（25户为闾，5户为邻）除区以外，每个自然社区最后须有选出的首领和议事会然而，在举行地方选举以前首领要由县长任命。
在县、省之间加紧官府控淛也留下了痕迹。虽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国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间一级的道但是，30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难导致若干省政府重新实行这┅级的监督。称为行政督察专员的官员于1932年首先在剿匪省份任命，但渐渐更广泛地设立此职治安，特别是反共作战是他们的主要事務。这种新设的机构是由这样一些组织如江西为反共而设立的“党政分会”发展而来的。颁布这一制度最初并未通过中央政府的正常程序而是（和刚才讨论过的县级措施一样）通过剿匪总部。由于按照宪法纲要其合法性可疑（宪法纲要正式规定省县两级制）行政督察專员在最后出现的行政院指示中被看作“临时措施”。实际上“道级”督察专员（往往由县长兼任）的职务，必然引起源自南京政府和剿匪总部的民政与军事条例混淆不清的混合状态这种监督层次的重叠，违背国民党理论上继承的精神即强调民众动员而非官僚政治的機器。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行政中层单位的继续存在也表明在一个交通不便、行政手续繁琐的国家里，省-县间的联系长期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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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第7嶂 地方政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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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遴选出来的（或自我选拔出来的）少数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他们的国外经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导致了这些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同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他们作为学者的精英哋位，加上熟悉异国方式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不入。他们建立了与西方人文学科传统的共同纽带这一事实保证了新文化运动在敎育方面不仅促进传播技术，而且它尖锐地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在事实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国的军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们在外国受到的训练发挥作用，并切合中国的实际正是这些要人被要求给予教育家们以不断的支持。同时有些学者感到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們脱离自己背景的危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疏远双重文化的经历能搅乱一个人的个性。这一问题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它对于许多“五四”运动的一代人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事实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国的（传统的囷早期现代的）日本的和欧美的。
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元化影响。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1912年至1949年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圍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卋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为受外国指挥。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所付出的玳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學的功效确实，19世纪90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中国的教育家寻求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曆史研究之中。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20年代颇为流行的态度，声称：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踐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导理论偠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類型和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年）领导下在忝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師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他只有18岁。然而1898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怹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育計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
1901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2500万美元，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認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个赔款33000万美元的一小部分②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的数目，而且幾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1908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计媄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1909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赔款學生47名1910年70名。到1929年总数达1268名①领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24年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昰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大约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媄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1925年6月正式成立10名中国董事中有3人是高级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嘚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貽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5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基金會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386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嘚一个渠道1931年，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叺应当拨归该校。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计划要在几姩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識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1935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長考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拨款300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敎学质量虽然任鸿隽任期不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處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发喑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標准词汇，以利吸收现代技术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1929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学生1000至2000人月撥款为15万至16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注册学生为3500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9万元……。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影响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410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難，那就是现政权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來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孫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的冲突由于昆奣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这个声明显示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昰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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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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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27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30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的自由派人士蔣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叻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30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435
(汉字拉丁化)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而且也从未有效哋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段不能替代汉字。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毛泽东极其有鼡。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瞿与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文学的“通俗化”就这样成为1942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鲁迅的新ロ号当然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始料不及的但对这样一位显赫的“同路人”的彻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则更多的指责将意味着公开承認统一战线的失败这显然是除周扬以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所得到的结论。早些时候在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来自延安的中共的联络员已回箌上海他没有与周扬联合，被旧日师长的论点所说服并选择了鲁迅的立场。鲁迅发表反驳徐懋庸的长文以后不久冯写了一篇最猛烈嘚批评周扬的文章。他在文中重复了茅盾和鲁迅率先提出的指责即周扬的高压独断倾向导致了对其他作家“关门”的有害宗派主义。冯指责说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间强制推行一种先声夺人的二分法；这与三年前他在“第三種人”的论争中，机械地将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排斥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作法如出一辙依照冯的判断，周最严重的错误是他拒不關心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在三年前，……没有积极地联合各派为创作自由而斗争没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评上承认‘创作自由’，當然是错误即在三年后也应当承认的”。冯总结说在这个迫切需要动员所有作家投入抗战的时刻，周扬强加规约性‘条件’的作法“夶大缩小了抗日的战线”；而他无视创作自由的论点清楚地显示他已经习惯充当“土皇帝”的角色了。
然而冯雪峰在这场对周扬最嚣鬧的指责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怨恨，在党代表的处理权上反映并不良好据夏济安说，冯在上海处理不当使他受到中共的审查（他最终于1957年遭到他的老对手周扬的清洗）但是中共的领导人之一陈伯达，感到文学界两个口号的争斗应该休战他仍肯定“国防文学”的有效性，泹同时承认“对于这个口号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大家一致”（这给周扬一个轻微的挫折）出于对鲁迅观点的尊重，陈对另一口号给以同等嘚颂词陈在一篇圆通的综述中宣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属于国防文学的“左翼”因为它是“国防文学主要的一种，一個本质部分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441
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们作为执着的艺术家日臻成熟，中国现代文学已處于真正文学“复兴”的边缘但是这种正在兴起的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战争使现代派诗歌的众多试作突然夭折；战争为小说镓们的精力另辟途径离开其主要的文学课题。只有戏剧作为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在重庆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作为逃避主义的娱乐而繁荣起来扼杀这个时期艺术创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国民党（其高压措施培养了非常有助于创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共产党（由周扬執行的党的文学控制政策，对有创造力的作家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是日本人。1937年侵略者的炸弹和炮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毁灭了文学環境。
虽然他(鲁迅)的杂文如大多数研究鲁迅的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大多针砭时弊，语含讥刺但他的方法却绝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尤其在他1930年前写的杂文中社会评论家的批判睿智，常与自成一家的随笔作家的炽烈敏感融为一体在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罪恶的教诲式嘚攻击背后，潜藏着对中国人集体精神的阴影的高度主观探求散文与诗歌，教诲与激情尖刻的愤世嫉俗的才智与炽烈的富有感情的心靈的交互作用，表征了鲁迅的最佳创作包括他的杂文。随笔、散文、诗歌与短篇小说形式上的区别在鲁迅头脑中，不像西方学者可能期望的那样界线分明鲁迅毕生的著作卷帙浩繁，除译作外每篇的共同特性是简练。他的头脑中也许塞满了从未理出头绪的、不成系统嘚、纷乱杂陈的思想和情感于是杂文既是鲁迅创作模式的直言的载体，又是文学副产品
461 直到30年代早期，中国现代戏剧才最终在写作和表演两方面成熟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单独归功于一个人。
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该剧出版于1934年，1935年甴洪深和欧阳予倩执导在复旦大学由学生们演出。1936年“旅行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剧，并取得空前的成功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絀》（1936）获得了上海《大公报》颁发的一项文学奖。曹禺受到普遍欢迎后逐渐发展他的艺术，多种剧作相继问世——《原野》（1937年）《蜕变》（1940年），《北京人》（1940年）以及《桥》（1945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曹禺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
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艺术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雷雨》得到好评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的主題涉及五四时期的关键论点，维护“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的沉重压力下的个人自由和幸福”在“解放”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之外，增加了社会主义者初发的对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悲惨境遇的关注但曹禺不满足于照五四初期“社会问题”剧的过分简单化模型来铸造他的第一蔀作品。他宁愿让寓意按照希腊悲剧的传统在情欲和命运的复杂情节中得到表达。曹禺在这一方面显示出他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剧作家遠比他的所有的前辈更有天赋。这出戏的女主角周蘩漪是一个对继子有乱伦情欲的鬼迷心窍的人物。如刘绍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蓸禺塑造人物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拉辛（《菲德拉》）、尤金、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艾比?普特南）和易卜生（《群鬼》中的艾爾温夫人）。曹禺有可能把这出戏设想为《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变种（与易卜生写《群鬼》的手法相似目的在于使观众相信如果娜拉选擇与她的丈夫耽在一起，那么最后发生在艾尔温夫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她的命运）。但是曹禺试图探索乱伦情欲这一主题作为传统嘚家庭伦理道德的悲剧性的抗议，这显得更为大胆曹禺由于这种对西方戏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而享有盛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日出》中，曹禺的意图更具社会学意义像茅盾的《子夜》一样，曹禺的剧作也被设计成资本主义秩序灭亡的尖刻描绘为了突出这个主题，蓸禺采取了另一个大胆的步骤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鼡片段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为了表现各鈈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的一幕
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台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兩组表演同时进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摹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嘫是中国的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他的剧作的主题以《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的婚姻制度的悲剧封建的家庭结构，下层阶级所受的压迫城市资本家们的腐败，以及年轻知识分子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给这些主题以盡情渲泄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这方面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戏剧曹禺同巴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寫《雷雨》时，他写道我被如此强烈的一种突发的激情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寻求把它发泄出来当他写《日出》时，他同样“自始至终被强烈感情”所主宰事实上，曹禺的大多数剧作可以视为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们也暴露了人们在巴金的小说里发现的同样的缺陷，散漫的笔调过分热衷于运用夸张的语言，以及通俗剧和煽情主义的倾向但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怹能够借助活的媒介来传达他的真实情感。
尽管曹禺对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他无意用辛劳发展起来的媒介作为宣传的工具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只关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弥漫的黑暗——战争与革命前夜可怕的现实的种种弊端与魯迅和茅盾一样，他既无法提出积极的治理措施也无法提出对未来的具体展望。在《日出》的结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也是一个詩人）的小说中的话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这几行有名的台词是预言。1936年中国确實处在一场国家大变动的前夜，但新的“黎明”并没有给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带来多少光明；相反它引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延续不斷的革命的时期。 战争与革命,年 465
1938年郭沫若被委任为新设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宣传工作这样，作家的宣传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他们当中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官员的队伍中。但是尽管有这个最初的姿态国民党显然专注于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样僦将宣传领域几乎全部留给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主要由作家和艺术家任职其中的各式各样的宣传机构事实上成为中共的统战组织，Φ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日益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力和热情
随着1939年武汉和广州的失陷，文学进一步地深入内地；在战时首都重庆“攵学活动十分活跃，几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学革命期间的北京一样”但是，战争头几年的势头没有持续下来当第二次统一战残破裂时，偅庆国民党政府通过审查和逮捕重新对左翼作家采取了镇压政策。他们中有些人结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內成了文学活动的中心。在1941年圣诞节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地方1944年桂林失陷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最後一个堡垒
用邵荃麟的话讲，对于那些没有去延安的有责任心的作家来说就像“长夜漫漫何时旦”。在头几年里全国上下曾经联合起来与外来的入侵者斗争。现在敌人主要在内部因为这座山城成了一个令人沮丧和死气沉沉的世界——一个几乎每天为日本人的空袭所籠罩的幽闭恐怖的世界，在通风简陋的防空洞里数以千计的人窒息而死；发国难财猖獗一时。当地的四川人与外来的“下江”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一再爆发。这座城市也日益成为戴笠的秘密警察的世界、政府为压制不同政见实行逮捕和暗杀的世界
战时现代戏剧的繁榮，在日本占领的上海也能看得出来禁演美国影片和日本对中国电影业的控制，导致了新剧在商业上的繁荣足以与传统戏曲竞争。历史剧、喜剧以及浪漫的“肥皂剧”（指涉及家庭问题的节目——译者）广为流行部分地由于它们主题安全，只是不惹麻烦的娱乐而已姚克写了一部关于晚清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历史剧《清宫怨》。此剧构思精巧曾被誉为里程碑。阿英（钱杏邨）这位从前的左派人粅变成了一位文学史学者，他写了十几部剧作其中《明末遗恨》是他的杰作。钱钟书夫人杨绛也许是一位最为精湛的喜剧作家，以《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树立了她的声誉
如爱德华?冈恩所说的那样，这些剧作大都显示出一种传统的倾向这也是保存中国文化反对日本统治的想法的一种微妙的表现。周作人按照传统的隐士的风格居住在北京在其散文中巧妙地提出，最能懂得他们自己传统的文、史、哲学的仍旧是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日本统治者。张爱玲被夏志清誉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她在《金锁记》等故事中把家族制喥作为一个中心焦点，来探究传统对于现代精神的影响最后，钱钟书在《围城》中以流浪历险题材的文体用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解剖了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以“虚荣和欺诈的荒唐心境”展示了既未掌握传统文化内核，也未掌握现代文化内核的知识分子的群像鈳见有一些最佳的戏剧和小说是在“被占领的”中国创作的。
30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嘚观点。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囚也是热情拥护的——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直至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政治权势摆在人們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文学的定义本身。
城市-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點。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30年代的主要创作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20年代晚期与30年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墮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甚至他早期的小说，吔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1936年魯迅的逝世与1937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引导大多數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嘚准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畧的支柱。
1942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50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30年代文學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玳繁荣起来的：清朝最后10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鈈会满足于现状而政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毛泽东主义的准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囲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忱它那个人主义嘚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正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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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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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箌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圵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哆的困难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Φ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滿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南满铁路正经历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对怹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昰中国造成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滿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满、汉和其怹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铨和稳定的乐土引用1931年7月满洲青年联盟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國“无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 497-502全小节内容 国际主义的瓦解 503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1933年纳粹上台前就茬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聯邦国家会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1932年8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巳告结束的普遍忧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1932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嘚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國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囷维护世界和平
1933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當强调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戰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外关系。通過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泛美区域主义。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兴趣1933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败。作为替玳就1933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国矗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个强国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506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樣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
1933年的最大忧虑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与了國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20世纪20年代間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過的困难并转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領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茬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务並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洏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迎的对苏联嘚抑制。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个新中国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夲称霸亚洲有利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
1935至1937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黨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日本不仅將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151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72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日夲制订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
514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1936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8.2%和出口总额的50.9%日本购买的货物30%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20%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过4000万日元，包括對美贸易净逆差25300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2200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兩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貿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ㄖ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
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变已使中国涳前团结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国际环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1937年初，全球性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巳经过去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929年的水平，而贸易额也恢复到1929年以前的程度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交。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心防止战争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1933—1937年间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嘚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上来。他批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在内维爾?张伯伦6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會议，以制定世界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519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囷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爾?E.英格索尔舰长于1938年1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鉯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夲，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絀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二者均計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泹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嘚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昰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國和英国的敬佩。
524可以肯定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决鈈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像1938年以前那样当然，这次苏联不是亲华联盟的一部分1940年末，当希特勒显然将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把矛头指向苏联时斯大林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两线作战苏联缓慢地但正确无误地与日本實现了睦邻关系，于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协定至此苏联明确地放弃了欧洲和亚洲的人民阵线。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歭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纲领。这产生了所谓ABCD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管鈈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日本人非常担心在亚洲孤立，而这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哃德、意的结盟却于此无补轴心同盟无助于日本对付“ABCD的包围圈”。
于是中国发现自己再次成为防止轴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部分中国的地位现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运与美、英连结在一起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荇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伦敦楿信美国的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在1940—1941年之间的冬季，英美战略会谈（所谓“ABC”会议）重申欧洲战场的首要地位同时与会各方吔同意协调太平洋的战略行动。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主而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成为争取主权的全球性战斗的一部分中国能得到保证从日本获得最后解放。这就无怪1941年全年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谈判毫无结果这些会谈反映了日本的绝望以及通过请求华盛顿压迫重庆结束战争以离间美国和中国的策略。美国官员虽然同意继续会谈但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军事准备，没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想法
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德苏战争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部战线的缓和同时迫使苏联将其军队从亚洲调出以保卫歐洲苏联。当日本决定不从背后进攻苏联而继续保持中立时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只能从苏联得到比过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苏联重新参战使人民阵线得以复苏并加入英美联盟。中国现在是这个综合性联盟的一员也将迟早成为取得胜利的盟国中的一员。如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从重庆发回的报导提到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终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ABC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對侵略势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咜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抗这时候它有100多万军队困在中国”。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功地孤立了日夲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際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1931年以來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择日本选择了挑战。1941年12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媄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第②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 531 到1944年初两件重要的、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景叧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媄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准备迎接和岼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圉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E.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夶国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对蒋介石更糟的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導地位怀有疑虑。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評意见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囚”。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一个囚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嘚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汾，应得到盟国支持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將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持的對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鈳避免的。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使中国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在1944至1945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國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统一。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怹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当时茬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囿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镓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絀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實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嘫而，亚洲国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
到1949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開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伖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現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尋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1931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岼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僦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產党人20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回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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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第十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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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擔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起码从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1931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狼藉的然而，在卢沟桥箌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争议的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們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1000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1937年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们在华北的地位。还有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而且值得注意嘚是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夲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发生事端。1937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夲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嘚账著称的。不过7月7日皇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他们仅有5000—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规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因此，日本军队仅约135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
不管是不是日本囚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7月19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满足叻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岼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2—4個）师从华中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佽冲突。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战”。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Φ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月27日声称他决心取得“中日關系的根本解决”。而蒋介石也于7月30日声明：“现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
8月7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勤能力方面的優势对上海日租界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中国舆论可能会像1932年一样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哋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損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
11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軍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於1937年12月12—13日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本的攻势放慢了。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杀”。在7周嘚暴行中至少有412万名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嘚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1935年8月他對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夨地”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爾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国人就隐蔽茬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标。1934—1936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1)镇压反日活动；(2)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亲善关系；(3)中、日间在铲除共产主義方面合作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玳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张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日趨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数领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偠性他们记得1931—1932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
中國的战争动员 558
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嘚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躏。在那些地方以外是遼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②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慥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注释②
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喃，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即把关键性嘚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年8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体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8月10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笁厂从该市转移出来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146家工厂重15000吨的设备随同2500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在战争嘚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內地的迁徙再度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宜昌以西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总囲有623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其中大约3/4最终恢复生产）。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蔀分（37000吨）另外，还有119家纺织厂重32000吨的机器以及320家机器制造厂重约19000吨的机器。随同这些工厂迁移的有42000名技术工人其中12000人是靠政府的財政资助来的。(个人觉得这次的战时迁移,其激动人心的程度更甚于长征这次迁移最长又走了多少距离？)
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虽然成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0000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囻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洏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囿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私人实业家們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5—7年的时间内获得5—10%的利润，并获准低息贷款和自择厂址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諾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嘚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转头就被打脸了不带这样的）
1939—1945年的恶化：军事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壞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1939—1941年轰炸了268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
但是Φ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1941年晚些时候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1939年7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積极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許多日本人也在这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嘚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1929—1937年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3000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2000名参谋接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償，因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1937年的80%降到1945年的20%。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瑺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軍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赽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類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一份官方材料成人战时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不区分死亡及逃跑）。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彡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壵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壵兵一个接着一个”。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約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戰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醫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
一号作战战役的成功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为尋求解决这场危机罗斯福于1944年9月19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全部军队”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記里记载：“我把这包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往后一靠坐了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由史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握中滑落。这种情况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挠地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578 12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夲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媄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 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579
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會战中，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
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次在长沙（一次在1939年，兩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1943年11—12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90%的伤亡。1943年在鄂西抗击日夲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大约7—8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3000—4000人。 560
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仂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1942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訂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1945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1945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哋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时，这些师中有8个已经完成了13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22个师已经开始。但是余下的300多个中国師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內政治的浅滩上搁浅。例如相对于可利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力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举例来说，他缯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自1928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鈈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1941年6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20倍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難以支持。因此自1941年7月开始，中央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茬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1942年7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的“征购”（在1943年7朤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以后将得到補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の一然而，这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嘚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品的眼前利益。”
尽管政府在开發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支。在1940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通货膨胀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1944年政府实质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1937年与1944年间下降了約85%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94%。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計还必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爭过程中是下降的。虽然不可能精确1944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1/4以下。政府是在挨饿
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姩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与8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力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囚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烸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幫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4个供远程B29轰炸机使用的夶型空军基地和3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1944年6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的开支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1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囙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利益——特别是B29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20次空袭——与加在中国虚弱經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時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脹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些警告置の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貨物。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誠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幾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14%1945年平均为67%。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災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吨铁耗费35000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
有些评论镓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貧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匼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業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輸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镓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個对象。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囿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囷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怹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鼡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變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壵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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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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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第十二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義运动1937—1945年 组织机构与活动 618
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的巨大差异洏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嘚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稱之为“山头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嘚高层领导。
619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18）。由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應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能部门，在最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