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青年”继承与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李阎^[1]（2021）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向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康育铭^[3]（2021）在《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青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筑梦者、践行者和见证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青年的成才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培育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责任担当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青年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责任担当的意识和能力将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也关系到青年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奥精微、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必须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责任担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必须充分认识青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责任担当,引导青年秉承理性精神、弘扬家国情怀、坚持创新精神,自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践行者、传承者。为了更好地培养能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当起责任的新时代青年,本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责任担当的理论诠释,对其内涵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对有关弘扬传统文化和责任担当的理论进行概述,阐明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作家为指导,以习近平关于弘扬传统文化和责任担当为依据,为本文提供了理论诠释。第三部分,从新时代青年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的担当使命、创新和营造新时代的青年追求三方面分析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的时代价值,继承传统的核心理念。第四部分,探索新时代青年担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的路径,分析其方向、原则及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方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原则、完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责任担当方面的教育等内容,为其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牢牢把握时代的主题,紧随时代的召唤,捧过历史的接力棒,努力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与祖国民族同命运共发展。

蒋飞燕^[4]（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霍霄^[5]（2021）在《《新青年》孔子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今天是一个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新青年》中那些激进的评孔文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再次回到《新青年》的文本进行考察。《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孔子之教能无法凝聚今人信仰;其二,孔子之政与专制不可分割;其三,孔子之伦理思想不适用于现代生活。在《新青年》对孔子之教的批评中,首先批评了把孔子之教作为宗教的观点。这些批评从立孔教为国教有违近代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之通则等外部因素开始,逐步深入到关于孔子之教是否是宗教的理论内部。其次,《新青年》还认为即使把孔子之教只当作一种教化在,当时也应被摒弃,不能再继续作为国人的修身之本。而在认为孔子之教无法凝聚今人信仰的同时,《新青年》也开始了构建新信的努力,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道家思想代孔子之教和社会的不朽论等等可能的方案。《新青年》对孔子之政与专制政权关系的论述,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从认为专制统治者利用孔子之学施行专制,到认为孔子之学自身存在对专制政权的依附性,再到认为孔子之学在后续的发展中完全沦为了专制者统治的工具。而给《新青年》来信反对的声音则指出,孔子之政中亦有民主共和因素。但这样的观点也无法反驳《新青年》关于孔子之政中包含专制思想的指责,于是逐渐归于沉寂。直至欧战打破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迷信,《新青年》也开始重新反思东方文化,并再次审视了孔子之政,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辩证地看待孔子之政。《新青年》把孔子的伦理思想看作“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产物,从而认为其不适用于现代生活。从这一观点出发,《新青年》批评了孔子伦理所依托的传统大家族制度对个人人格的压抑,并由此论及到个人人格如何保持的问题。同时,《新青年》还对儒家伦理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提出了控诉,批评了让女子成为贤妻良母的要求和表彰节烈的行为,并涉及到了为解放妇女而施行儿童公育的可能。可见,《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反思在今天仍有其价值。

崔家新^[6]（2020）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青年亚文化用以指涉青年人特有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性和从属性文化实践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诸如嘻哈、摇滚、朋克等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在我国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中广为流行。尤其是网络新媒介的快速发展重塑了青年亚文化,使其展现出抵抗性消弱、娱乐性增强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青年人正将青年亚文化革新为寻求话语空间、展现身份认同、注重精神享乐的精神生活空间。各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高校已成为青年亚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阵地,大学生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传播者和创生者。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下,一些青年人以个性张扬自居,过于追求娱乐性精神享受,忽视社会责任,颂扬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日渐疏离。青年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变得更为紧迫,急需获得有力的引领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重要论断,这为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性。在文化的生成发展过程中,价值观也随之生成并展现出形塑文化、维护文化传承的功能性作用。基于这种政策支撑、逻辑关联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也具有逻辑可行性、制度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这一可行性,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性和人民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提供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明晰了青年人的本质特征和青年人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依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有助于全面把握青年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明晰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价值与问题所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引领,一方面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启示,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总体上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立足于青年人的生活实践,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一要强化政策保障,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要推动引领主体的角色转变和青年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对问题的回应引发思考和共鸣,引导青年人充分而全面地认识青年亚文化、发展青年亚文化;三要聚焦青年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帮助青年人明确人生发展方向、弘扬责任与担当,为青年亚文化发展营造和谐的发展空间;四要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创新有效的引领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方法创新上,依托日常生活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可以衍生出生活融入法、互动仪式法、议程设置法。同时,基于融合引领主体、引领方法的需要依托协同理念能够提炼出多方协同法。这些方法契合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和青年人的思想行为特点,对于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落地生根、行之有效具有积极价值,是值得尝试的创新性方法。

张承志^[7]（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刘素娟^[8]（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朱巧涯^[9]（2020）在《《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初年,袁世凯借尊孔图复古,激起了民愤,当时一些先进分子以《新青年》为载体纷纷撰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评述。他们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落后性,对儒学、孔教、孔子展开反思与批判,并点评了墨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新青年》知识分子质疑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反对以儒学一统思想文化,指责儒学不适应现代生活,指出孔教与共和互不相容,尊孔就是复辟。认为墨学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自苦为极,最可益于国人。道家高于儒家,其基本主张具有消极反抗社会的特性。其中对儒学的批判是主要内容。因时局的动荡和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不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历史局限性。一方面,《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文化进步和政治变革。另一方面,《新青年》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存在缺乏对诸子思想进行系统性、学理性地研究,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忽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其所宣扬的“民主”“科学”无法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缺失所带来的空白等问题。俨然,当时文化建设的课题没有完成。以史为鉴,现今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也要客观对待其他国家的文化,推动文化创新。

吴冬娟^[10]（2020）在《《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说文是中国自古以来作品数量最多而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自清末王韬“报章文体”出现至后来成熟的新闻评论体裁的形成,报刊论说文之流变经历梁启超“新文体”的沿袭、“论说文”文体的成熟和运用、“时评”的进化、“杂感”的融合等阶段性变迁,才促使新闻评论这一报刊文体回归新闻本位。可以说,论说文文体在新闻评论归位的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即承接旧文学中的“新文体”“报章文体”,启迪报刊文体向“时评”“杂感”以至新闻评论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对新闻评论形成蕴含推动作用的论说文文体具有持久弥新的研究价值,在当下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研究报刊论说文文体风格生成与流传的规律,对新闻评论的风格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与新文化运动伴随诞生的《新青年》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大的杂志,它是近代新文学的载体和出发站,处于新旧文学体裁交接的节点,担负新旧文学交接场的职能。“文”“体”不分家,文学交替的过程中文体也在演进。在新旧文学激烈冲撞中诞生的《新青年》,其报刊文体呈现的特质及其对后续报刊文体发展的影响,是值得系统研究的议题。笔者运用文本分析法以及话语分析法,对《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进行解读。主要从论说文本呈现展示、论说风格特征等总体方向进行剖析。其中,文本分析法贯穿论说文章的呈现,以“单人主编时期”、“多人主编时期”、“共产党刊物时期”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以“阐释”、“议论”、“辩驳”三个类别进行体系风格分类的维度对论说文章进行呈现。在对风格特征归纳之际,笔者从文本特征、内容特征、文人论说特征三个方向对《新青年》论说文进行分析,在文本解读部分还会运用话语分析进行解读。两种分析方法的深入结合,就是为探究《新青年》论说文文体在新旧文学的交接节点下如何演进,具备何种风格特征,是对旧文体全盘接受还是创新式进化,对中国报刊文体走向有何影响等系列问题。论文的展开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内容包括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创新思路、研究思路等;第二部分是对清末民初的论说文文体进行历史考究。将从名词释义,在华外报论说文文体的呈现,梁启超报刊文体的演进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三部分是呈现《新青年》的论说文章。包括论说文得以在《新青年》获得大发展的主要缘由,还有对本刊论说文章以发展阶段和体系差异为定点,进行分期、分类的呈现解读;第四部分是《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的流传。先对总体的风格特征从文本、内容、作者等方面进行归纳,再对论说文文体向杂文、新闻评论等报刊文体的现代化步伐进行阐述;第五部分是探讨论说文文体风格的近现代意义。内容包括对报刊文体的意义、对新兴媒介的启发、以及对其他报刊文体的变形指导等。通过系统探索和深入解读,归纳《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特点的构成:可谓选择性继承和创新式变革的综合产物。即选择性继承旧文学环境下的“报章文体”和梁启超的“新文体”之大胆论说、笔墨含情、文辞近人等特点,并自身创造选题开明、主题无论大小、运用白话文、向新闻本位靠近、作者论说思维集中、追求言辞质朴、论说针锋相对等特征。《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促进杂感杂文的诞生、加速新闻评论的出现,促进中国报刊文体的演进步伐。

二、“新青年”继承与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青年”继承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青年》孔子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8）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青年”继承与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向度研究[D]. 李阎. 河北大学, 2021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研究[D]. 康育铭. 长春工业大学, 2021(08)
• [4]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6]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D]. 崔家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9]《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研究[D]. 朱巧涯. 浙江大学, 2020(08)
• [10]《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D]. 吴冬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