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9日讯/生物谷BIOON/---今年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杂志发送了贺建奎（He Jiankui）的一份未发表的论文手稿的副本，该手稿副本描述了制造去年在中国出生的首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一对称为露露（Lulu）和娜娜（Nana）的双胞胎女性婴儿---的实验过程。这份手稿显示了他在制造露露和娜娜时忽略了伦理规范和科学规范。2019年12月3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首次公开了该手稿的摘录。
这篇未发表的论文手稿标题为“Birth of Twins After Genome Editing for HIV Resistance（基因组编辑后抵抗HIV的双胞胎出生）”，共有4699个英语单词，由中国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撰写。《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还接受到第二份讨论了关于人类和动物胚胎的实验室研究的论文手稿。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收到的这些手稿文件中的描述性文字表明贺建奎在2018年11月下旬对这两份手稿进行了编辑，并且它们似乎是他最初提交的用于发表的论文手稿。在经过至少两个著名期刊Nature和JAMA的评审后，他的论文手稿仍未发表。
这份关于这对基因编辑双胞胎的论文手稿的正文写着可以“控制HIV流行病”的医学突破的说辞。它声称使用一种“新型疗法”在让这两名女性婴儿对HIV产生抵抗力方面取得“成功（这个单词不止一次使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它很少尝试证实这对双胞胎确实对这种病毒具有抵抗力。这份论文手稿的正文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该手稿中其他地方存在的表明这种基因编辑出错的数据。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与四位专家---一名法律学者、一名试管婴儿医生，胚胎学家和基因编辑专家---分享了这些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并询问他们的评论意见。他们的观点都认为这一做法很不科学，其中包括：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提出的关键主张得不到数据的支持；这对双胞胎婴儿的父母迫于压力才勉强同意参加这项基因编辑实验；所谓的临床益处实在令人怀疑；这些研究人员在完全了解自己进行基因编辑的效果之前就着手制造活的基因编辑婴儿。
由于这些手稿文件关乎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即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遗传的能力，因此《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此公布这份关于这对“基因编辑双胞胎”的论文手稿的摘录，以及这些专家的评论，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摘录按照它们在这篇论文手稿中出现的顺序进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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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6日，时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贺建奎公开自己通过基因编辑胚胎的方式帮助一对夫妇，使他们的双胞胎女儿Lulu和Nana天然的拥有”抵御HIV”的基因，并且孩子们已经降生。
记得当时，我的孩子也刚过一岁的生日，我也刚刚复学，步履维艰，这个消息还是让我很震惊的。
如果真如贺建奎如所宣称的那样，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治愈疾病，抛开伦理因素而论还真是一件好事。但事实是，有效性、安全性、必要性等问题层出不穷。
有趣的是，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名为贺建奎的博客，在2017年，记录了一篇关于基因编辑的闭门研讨会，作者明确提出了“在解决好以下的安全性问题之前，进行人类生殖目的的基因编辑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这篇文章真的是贺建奎本人所写，那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的观点，要去做那样的实验？甚至这个实验也并不像他所称之为的那样成功。
两个孩子最无辜了，这样的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只有做父母的才能深切体会。
希望孩子们能健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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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必须要道歉。我的整个实验结果，由于实验的保密性不强，所以数据被泄露了……至于两个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我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这段话摘自贺建奎今日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的发言。就在同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正式对外披露，广东省、深圳市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对“深圳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全面调查。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称，由其团队创造的世界首例能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诞生。
贺建奎，2006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2010年获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师从该校生物系教授迈克尔·迪姆（Michael Deem）；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奔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史蒂芬·夸克实验室（Stephen Quake lab）进行博士后研究；2012年回到中国，在南方科技大学任教，并开设了自己的实验室。
2017年3月，贺建奎团队找到国内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白桦林全国联盟”的负责人白桦，希望通过“白桦林”找到“男性一方感染HIV的单阳家庭”。
2017年5月开始，白桦通过QQ群和微信群转发招募信息。“招募启事发布两个月后，就有100多个意向者联系我们，从100多个初筛到约50个。进入到研究团队的起初有20对夫妇，但是最后逐渐缩小到7对，不清楚这7对夫妇的真实身份。”白桦口中的这7对夫妇，就是贺建奎的受试对象。据贺建奎自己说，“其实原本有8对夫妇参与这个研究，有一对中间退出。”
贺建奎收集7对夫妇的卵子，其中有31个成功成长为囊胚细胞，30个成功成长到胚胎。在胚胎的受精卵时期，贺建奎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将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使一种名为 CCR5 的基因失去功能，再用常规试管婴儿技术将胚胎移入受试者子宫。最终，马先生和葛女士夫妇受孕成功。今年11月，葛女士产下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姐妹。
这种名为CCR5的基因是白细胞上的一种蛋白，也是HIV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当CCR5失去其原有功能时，HIV病毒便失去了入侵人体的载体，这就实现了贺建奎所说的“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人为改变人类基因，是科学创举还是伦理挑战？改变基因后的婴儿安全吗？他们的后代又将怎样？这对整个人类基因库又有何影响？从科学家到普通民众，脑中全是问号。
“一个‘疯子’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人类社会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有点太冒险了，有些草率。”中山大学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李飞（化名）教授表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也表示：“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也不伦理的，此外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很重要，目前尚未发现任何中国人的CCR5基因是可以完全缺失的。”北大教授饶毅也表示，“已知CCR5缺失会导致心血管异常”。
贺建奎公布消息当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国强、西川大学华西医院蔡续雨、北京大学罗欢等122位生物医学领域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称“这次试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什么是“人类早期胚胎14天原则”？
1979年，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伦理咨询委员会首次提出“14天原则”，后被很多国家监管机构采纳。
“14天原则”确立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让胚胎在体外生存达到14天；二是决策者们通过咨询专家，研讨之后，认为胚胎发育到14天时将开始形成“原条”（primitive streak），这一结构会使得胚胎开始拥有一些个体特征，这会引起伦理问题。
2013年12月，我国科技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对“14天原则”有明确要求：
1. 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
2. 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即，经过编辑的基因只能保存不超过14天，14天后必须被销毁，不能进行胚胎发育。
贺建奎在去年发表的文章《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中，明确声称支持这项原则：
“······我们呼吁，体外培养的人类早期胚胎在遵守现有的14天规则以外，其经过基因编辑后的安全性也是急需验证的；同时也需要对来源于胚胎的人类多能干细胞进行安全性评估，以此来检测编辑胚胎（与未编辑的胚胎相比）分化后其衍生物是否存在异常。”
而今，经贺建奎编辑过的胚胎不仅被移入母体，而且已经出生，“人类早期胚胎14 天原则”被贺建奎亲手打破。
没有了规则，这场革命的巨大潜力也可能变成巨大威胁。
贺建奎的基因编辑试验采用的是 CRISPR-Cas9 技术。在应用这一技术进行基因编辑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叫做“脱靶效应”。
所谓脱靶，简单来说就是，“错误地定位了目标基因，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基因”。“脱靶效应”的存在，给基因编辑技术的头顶架起了一把闸刀。
尽管今天基因研究的进展日新月异，基因科学的进步呈指数级增长。但人类真正了解的基因对比整个基因库，犹如银河系之于浩瀚宇宙。
贺建奎非常明白这项实验存在“脱靶效应”。他在此前发表的文章中说：“对于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必须发展一个可靠的质量控制流程，很少或没有脱靶的人类胚胎才能成为可能······如果检测到脱靶，则应该开发生物信息学方法以确定脱靶是否是有害的”。
贺建奎还在公布该手术的数据报告中提到，“在对没有出生的婴儿（露露和娜娜）DNA中检测时，有一个可能的脱靶，但脱靶位置在非编码区，而且离基因很远，而且也不在有作用的元件上。”
而如何保证这对双胞胎在接受基因编辑手术的过程中不脱靶？贺建奎并没给出明确的答案。
除脱靶问题外，贺建奎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嵌合体本身对发育中胚胎和个体及后代健康的影响”以及 “Cas9 核酸酶对胚胎发育的毒性影响”。
2017年2月，贺建奎在科学网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撰文，“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他就改了主意。
在李飞看来，这次基因编辑临床试验有很多科学上的问题没有解决。
他说：“在北欧，有约10%的人先天CCR5缺失。拥有这种基因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病毒感染的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病毒，但基因编辑不能完全模仿CCR5基因的特异性缺失”，同时还存在引起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他认为，人体的每个基因都有相应的功能，人为使CCR5丧失功能，对婴儿会有潜在的健康威胁。并且，“人体的每个基因都有两个拷贝，完全敲除该基因与只敲除一个拷贝基因的结果完全不同”。
而如何能证明这对婴儿天生就能抵抗艾滋病毒也成了一个矛盾问题。如果这对婴儿在出生后一生都不接触艾滋病毒，便无法证明手术成功，但我们又不能将两个女孩置于病毒的危险之中。
所以，我们既不知道这项试验如果失败，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也不知道就算成功，又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
这两个孩子已经来到世上，如果后续出现问题，对她们的人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这两个孩子的基因再遗传到下一代，又会对人类基因库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仍然无从知晓。
虽然贺建奎表示，会为两个孩子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险，直到她们长大成人。但这种保证在两个生命甚至整个人类基因库面前，显得无力又单薄。
中国医学科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表示，基因编辑婴儿的技术国内外普遍认为不难，做出来不值得别人羡慕，而外国不做是因为有伦理标准。“这个技术属于基因增强技术，对艾滋病治疗来说是不必要的，也不属于创新性治疗。”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高级研究员、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邱仁宗说“这种行为远远低于我们能够接受的底线，也是最不道德的”。邱仁宗还称，目前已有方便且实际的办法防止HIV病毒感染，用基因编辑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像“用大炮打鸟”。
优生学是悬在基因学之上的幽灵——它意味着，人类对自己的后代的要求越来越高，人类应该只生育具有优良遗传特征的后代。
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还因此通过了优生学法律，允许国家强制性对低能者绝育，而鼓励拥有优秀品质的人尽可能地多生养。用美国著名法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和聪明的人，我们不需要傻子、蠢货、穷鬼和罪犯。”
没人能确保基因编辑技术只用于医疗领域。
当这一技术只有富人可及，基因编辑手术将会成为他们“定制”后代的游戏。他们不仅阻止“低智商”的婴儿出生，还会阻止“普通”婴儿的出生，提升他们自己及后代的智商，以至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霍金遗作《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大问小答》）中预言：一群超级人类将通过基因工程，甩开其他人类，最终接管地球。
“他们通过CRISPR‘基因剪刀’等基因编辑技术，将其余人类甩到身后。他们将违反基因工程法的规定，通过提升记忆力、增强抗病能力、延长寿命，达到上述目的”。
“等待达尔文式的进化来改进人类智能与心性，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这种超级人类一出现，未改进的人类就再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严重的问题由此产生。原版人类将逐渐灭绝，或变得无足轻重。一个自我设计的种族将崛起，加速自我改良。而人类若能重新设计自身，就有望向外扩张，殖民其他星球与恒星······”
基因手术仅仅是治疗性技术，虽然会有争议，但是有家庭需要该技术。全世界都在关注基因编辑领域，总会在某处有某个人做这件事，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歧视和恐惧让HIV变得更糟糕。来自社会、工作、医疗等无所不在的歧视，让马先生和葛女士忧虑，他们担心孩子卷入恐惧的世界。一项基因手术可以拯救儿童免受如囊性纤维化或艾滋病等威胁生命的疾病，不仅能让孩子拥有过上健康生活的同等机会，而且还能为整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我想不出更美好的礼物给这对夫妇。坚信伦理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基因编辑手术就像当年的试管婴儿手术。刚开始，媒体对于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的报道，一度有些争议，但40年来，法规、社会道德与试管技术一同发展，帮助800多万儿童来到这个世界，给无数家庭带来福祉。
我知道很多家庭需要这项技术，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