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组合式钢结构承轨梁--《起重运输机械》1991年04期
桥式起重机组合式钢结构承轨梁
【摘要】：正 桥式起重机大多使用预制混凝土承轨梁,它具有承受轮压大,抗弯性能好,成本低等优点。但体积和重量大,外观几何尺寸相对较大。安装调试作业程序繁锁,工作效率低,周期长,工人劳动强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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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起重机大多使用预制混凝土承轨梁,它具有承受轮压大,抗弯性能好,成本低等优点。但体积和重量大,外观几何尺寸相对较大。安装调试作业程序繁锁,工作效率低,周期长,工人劳动强度大。 鉴于预制混凝土承轨梁存在上述缺点,我厂自1984年以来设计制作了组合式钢结构承轨梁,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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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而终DD我的文学批评之旅（二）陈骏涛记忆八十年代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一个火热的、变革的、开拓的、进取的、创造的、建设的年代，是经过几代人的奋求和牺牲，换来的生机勃发的年代，也是文学艺术的真正春天的年代。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些经历过十年文革的劫难，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人，尤其有深切的体会。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以后，百废待兴。十年劫难，在文艺领域，除了八个革命样板戏和流传在民间的地下诗歌和小说以外，几乎是一片空白。面对满目疮痍的文艺界，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义愤填膺地声讨极左文艺路线，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为振兴文艺献计献策。一九七九年，我以《文学评论》杂志记者和编辑的身份，全程参加了第四次文代大会，特别深切地感受到这些老文学家、老艺术家压抑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愤瞒和激情，如何像火山一样地喷发出来。他们的言辞或有过激之处，但我们只要想想，一个被禁锢、被流放、被监禁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一旦得到言说的权利，他们能够冷静吗？因此，连周扬这样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情绪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并多次作过自我反省。
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凡是派”的落马，思想禁锢开始松动。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又代表中央明确表示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更使文艺工作者突破了唯政治是从的旧的思维框架，开始广阔地思考文艺自身规律诸问题，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一次很大的突破。尽管此后还有回潮，甚至还有禁锢，但总的来说，文艺生产力还是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真正开始了文艺思想活跃、文艺百花竞雄的前所未有的时期。面对蓬勃发展的文艺形势，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文艺批评工作者，不应当只是破除旧的，而且要创造新的；不应当仅仅把批评当作武器和工具，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一门科学、一种学问；批评家不应当随风转向，而应当有独立自主的意识；批评家不能满足于充当创作的附庸，仅仅以阐释作家作品为旨归，而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提出经过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之后的真知灼见；批评家不应该自我封闭，守着陈旧的知识和陈腐的观念，以完善自我为旨归，而应该开拓视野，更新知识结构，突破陈腐观念，实现自我的超越。当然，要做这样的批评家是很难的，但一个真正有出息的批评家，就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
在八十年代，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新老作家都闪亮登场，并焕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文艺理论上也有一些新的倡导、新的突破和新的建树。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那些被视为百年文学“名篇”或“经典”的作品，有多少是出自八十年代啊！《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陈奂生上城》（高晓声）、《受戒》（汪曾祺）、《干校六记》（杨绛）、《芙蓉镇》（古华）、《美食家》（陆文夫）、《方舟》（张洁）、《棋王》（阿城）、《绿化树》（张贤亮）、《冈底斯的诱惑》（马原）、《爸爸爸》（韩少功）、《红高粱》（莫言）、《苍老的浮云》（残雪）、《古船》（张炜）、《厚土》（李锐）、《平凡的世界》（路遥）、《活动变人形》（王蒙）、《浮躁》（贾平凹）、《伏羲伏羲》（刘恒）、《玫瑰门》（铁凝）、《洗澡》（杨绛）、《妻妾成群》（苏童）……
那年代，文艺批评界的一帮中坚分子，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但浑身却有使不完的劲，焕发出显然是迟到了的青春朝气和生命活力。有时候的确有点中年人不该有的毛糙，提出过一些多少有点脱离实际的理论构想，但其源盖出于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意识，意在革新文艺观念，使其彻底挣脱政治的羁绊，获得更自由开阔的发展。这与八十年代蓬蓬勃勃的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与思想解放的大潮流，与中央提出的“创作自由，评论自由”的口号，是完全合拍的。比如，刘再复在这个时期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命题DD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人物性格组合论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问题等DD就是如此。
下面，我以切身的经历，说一说八十年代与文艺批评有关的三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第一个重要事件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
这个会议在当年一月于北京协商的时候，原定的发起单位有六个：北京的《文学评论》，上海的《上海文学》，天津的《文学自由谈》，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和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但到开会的时候，《当代作家评论》只作为参加单位，不作为发起单位，正式的发起单位实际上是五个。五个发起单位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筹备工作，除了我作为《文学评论》的代表外，其他四位代表分别是：《上海文学》的周介人，《文学自由谈》的滕云，《当代文艺探索》的魏世英即魏拔，厦门大学的林兴宅。这四个人，周介人已英年早逝，其他三位如今也都已是古稀之年或年近古稀了。
这次会议是在八十年代初中期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潮流中召开的，反映了当年批评界的一批中坚分子变革文艺批评现实的迫切愿望。这从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和开会的宗旨（都是由我负责草拟的）也可以看出，它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新进展及方法论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方法论的开放体系；各种研究方法的引进、借鉴和吸取；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如何振兴和发展文学评论？它的宗旨是：交流信息，开扩视野，更新知识，拓展思维空间，振兴和发展文学评论。毫无疑问，会议的指导思想受到了刘再复关于“方法论变革”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刘再复在这次会议之前所发表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DD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以及对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和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的推介，成了这次会议一个热门话题。刘再复当时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原是准备参加会议的，后因事未去，他在当年3月9日晚间约我到他家中谈了他对厦门会议的一些想法，后来我根据他的想法和他近一二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观点，整理出一篇发言，权充这次会议的主体发言。
我的发言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方法论拓展和变革的重要意义：一、是时代的需要，是民族振兴、民族发展的需要，是大建设、大变革的需要；二、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要求，是当代世界潮流的要求；三、是新的时代、新的世界潮流对人才、对科学研究提出的新的要求；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研究评论方法的关系问题。我还对系统分析方法、比较方法和朗格的原型批评等方法作了一些分析。现在看来，我的这个发言显然有些大而无当，缺乏一些更具体的实际的分析，它反映了我当时对方法论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还只有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水平。
会期共七天（包括一天半的参观游览），是当年会期较长的一次。到会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厦门大学中文系其时举办的“文学评论方法论讲习班”的学员三四十人），当年和日后成为批评界中坚力量的许多中青年朋友都到会了。会议开得很热烈，从大的方向上说，大家都赞成方法论的变革，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彻底从“左”的阴影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但各人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有所不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大的歧异，并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争论。比如，当年还是刚刚露头的青年评论家南帆，他的发言在倡导文学研究和评论开放体系的同时，又特别指出新方法运用中的生硬搬套等不成熟现象，并强调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学审美的特点，要用审美的眼光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审视。当年已经颇有名气的孙绍振说，他非常支持思想方法上的一场革命，也很同意刘再复和林兴宅关于要让人的心灵得到自由发展的思想，但他不认为应该跟着刘、林跑。新的方法必然带来新的局限，这种局限还必需依靠老方法来补充。他也不同意我的发言中关于旧的研究方法存在着线性的因果关系思维的说法，认为用这样的说法来概括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是不准确的。陈思和、王光明、许子东等当年都还只是小试锋芒的年轻人，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陈认为批评方法无所谓新旧，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是否适用于文学表示置疑。王直言社会历史批评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么面目可憎，最伟大的批评应该是对内容的批评。许则将其意见简化为：文学刚刚从政治的奴役下解脱出来，不要让它过早地让位给另一个主人。还是周介人的看法比较辩证也比较全面，显现出一个成熟的批评家的胸怀，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多层次地理解方法问题；批评方法应该多样化；运用任何一种方法的最高境界是无迹可求，这“无迹可求”讲得非常好。
会上争论最热烈、最有趣的问题是：究竟文艺科学能不能数学化？林兴宅认为文艺科学可以数学化。他引用马克思关于任何一门科学只有运用数学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科学的意见，认为从整个人类文学发展的发展趋势看，数学和诗最终要统一起来，成为数学的诗，诗的数学，这也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他进而系统阐述了方法论变革的三个层面：借鉴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批评方法；引进自然科学的概念、知识和方法；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包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他强调，方法论的变革决不只是具体方法的改善，而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方法的变革必然带来文艺观念的变革。
对林兴宅的独到见解，多数人表示置疑。鲁枢元从他所研究的文艺心理学角度断言，文艺心理学很难数学化、科学化，很难成为一门严格的、客观的、规范化的科学，也不要把一切都搞成科学，事实上，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永远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不会完全趋于一体化。我个人对林的一些说法也感到疑虑和困惑，会间在答《文艺新世纪》记者陈志红的提问时，曾表述过如下的看法：自然科学有自己的规律，文学也有自己的规律，二者不好混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具体地说，如定量化和数学化的方法，能否完全移植到文学研究中来，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试验的问题。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新发现，特别是它在方法论上的新突进，一定会对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有所冲击、有所影响，引发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取代对文学的审美研究，科学分析不能代替审美感受，审美感受的消亡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消亡。对这个问题我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这篇答问后来以《关于文学批评和批评方法》为题发表在《文艺新世纪》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尽管会议上有些不同的意见，但这次会议在文坛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报刊都作了报道。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被认为是所谓的“方法年”，厦门会议和与此前后召开的扬州会议和广州会议，都以研究和批评方法为主题，都成为“方法年”的标志性事件。参加这次会议的前辈先生除了其时任文学研究所顾问的许觉民（洁泯）外，还有厦门大学的著名教授郑朝宗先生。郑先生在大会上的简短祝词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引用福建的先辈林则徐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献给大会的祝词，指出，文学理论工作者只有胸襟广阔，博采众长，才能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当然，百川之中有长江、黄河，也有涓涓细流，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的是最新的科学文艺理论，除此之外，还必需听取别一方面的不同意见，进行多角度的探索。
厦门会议结束以后，我曾经向刘再复回报会议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刘表现得很大度，他认为大家能够敢于表达自己不同意见，这说明会议并没有开成“一言堂”，而是“群言堂”，体现了学术民主和自由，这是好事。当时他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上，随后便发表了影响更大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文，没有就“方法论”问题发表更新的意见。
八十年代与文艺批评有关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是一九八六年五月在海南岛召开的“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
会议是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委托，由广东省社科院文学所、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南大学中文系和海南省文联联合发起，实际上主要策划者是广东的两位年轻批评家郭小东和陈剑晖。在厦门会议期间，郭小东和陈剑晖就积极活动，联络了与会的一大批中青年批评家，准备于次年在海口开会，主要不是讨论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问题，而是讨论文学批评的观念问题。他们认为：“我们的批评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科学和边缘学科的简单借鉴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方法的思考这个层次上。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必然导致对文学批评观念的思考；而批评观念的讨论将加深人们对批评的理解和认识。”（郭小东等：《我的批评观》，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因此可以把这个会议看成是厦门会议的延续，但又是它的发展，是与它有所区别的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它的重心从讨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方法问题，转向了讨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观念问题。
会议的主体是一批当年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批评家，如上海的许子东、吴亮、陈思和、蔡翔、王晓明、毛时安，北京的张陵、李洁非、陆文虎，福建的南帆、林建法，湖南的陈达专，辽宁的刘齐，新疆的周政保，甘肃的管卫中、曲选，天津的王绯、赵玫，广东的郭小东、陈剑晖、殷国明、张奥列、陈志红……。青年才俊的济济一堂，使这次会议焕发出一般学术会议少见的青春朝气、生命活力和创造激情。这些青年人日后有一部分转行了，但多数仍坚守在文学或文化的各个领域，起着中坚和骨干的作用。
会议也邀请了少数中年批评家参加，有广东的饶M子，天津的滕云，上海的周介人，北京的冯立三、杨世伟，福建的魏世英（魏拔）等。我也作为中年批评家的代表添列其中，感到很荣幸。我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后来根据这两次发言整理出了一篇题为《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的文章，文章开头我说：由于与这些青年才俊的相处，“彼此的沟通，使我感到自己变得年轻了。我似乎又一次焕发出生命的青春，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再造，并且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的有限生命的价值。”完全是一片肺腑之言。
由于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我的批评观”，而与会者对批评观的理解又是五花八门的，因此所表达的观念必然是五光十色的，自由而又驳杂。这些年轻批评家心中没有偶像，也无视关于批评的种种规范和模式，有各自的对于批评观念的理解和表述。究竟谁更接近科学理性？似难做出判断。比如，他们有的把批评看作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反映，一种连续不断的反映。因此，批评既可以是一种感觉，也可以是一种宣泄；既可以是一种描述，也可以是一种交流；既可以是一种认识，也可以一种判断。他们有的认为，批评不过是一种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不重要的，因为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体验，一种审美，就是对对象的多层次的把握。他们有的强调批评的审美职能，认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批评家把自己最真实、最新鲜的审美感受表达出来；而有的则强调批评是一种人生的体验，是批评家经过痛苦的人生体验之后的人生态度，是这种人生态度对对象的一种宣泄。他们有的还提出，批评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一种阐释，一种评判，从人类历史文化哲学来看，它也是一种对历史文化活动的认同，一种历史文化的建构。他们有的甚至提出，批评也是一种自我表现，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创造价值的寻求，因此不一定要回归到作品本身，而应着意于创造我自己的批评世界……如此等等。可以看出，每一种观念或许都包含了局部的真理，但都有其局限，只有各种观念的综合才能使我们穷透批评的本质。
我在会上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有些年长的批评家和作家也许会不喜欢年轻批评家身上的那种桀傲不驯的气质，那种强化主体而淡化客体的倾向，那种充满思辨和绝对自信的口吻，以及咄咄逼人、不容商榷的气势。但是，如果考虑到先前我们的不少批评文章都是附属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不具有或很少有批评者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思辨力量，那么，对年轻的批评家身上的这些弱点（实际上也是一种特点），不是也可以给予宽容和谅解吗？”我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我的一些思考，认为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年轻批评家才有可能实现对自我和对前人的超越。这五个问题是：超越感和紧迫感；横向借鉴和纵向继承；群体意识和个性特色；开拓精神和严谨扎实的学风；批评的主体和客体。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不像在厦门会议上的发言那样大而无当和囫囵吞枣，而是比较实在，比较具体，也比较辩证的。看起来，对自己不熟悉和缺乏研究的问题，还是慎于发言为好。后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我先后发表的《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和《百年中国文学悖论探议》也延续了这种辩证思维的特点，抛却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
会上，饶M子、滕云和周介人等都作了发言，都各有其特点，也表现出他们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海南会议的意义是在于给当年的那些年轻批评家提供了一个表述自己思维成果的平台，至于其思维之是否科学和是否缜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有所反思，并且以他们的新的理论思维成果证明了自己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后来结集出版的《我的批评观》一书，是这次会议留给后世的唯一成果，但它的影响却并没有随着会议的谢幕而消失。多少年以后，人们提起那次会议，都会引来一种温馨和热烈的回忆。
八十年代与文学批评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这是八十年代由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先是由《文学评论》倡议，得到了研究所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并决定成立一个以《文学评论》为核心的会议筹备组，由我负责筹备组的全面工作。
筹备工作从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就开始。为了做好充分准备，一九八五年七月末我们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请所内外对新时期文学问题比较关心、有研究的各方面人士参加会议，其中有《文艺报》的陈丹晨，中国作协创研室的何镇邦和牛遇秋，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白烨，《光明日报》的冯立三，《文艺研究》的李洁非，《诗刊》的唐晓渡，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范咏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林克欢，《新华文摘》的陈子伶，以及文学研究所的蒋守谦、杨匡汉、张韧等近20人。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刘再复也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大家一致认为，召开这样一个讨论会，是十分必要的，这个动议提得好，提得早。新时期文学内容极为丰富，而且成就辉煌，虽然它尚处于过渡阶段，不完全成熟，很多东西正在探索；但是这十年文学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独到的东西，它对整个文学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是到了认真总结的时候了。应该把新时期文学从浩如烟海的文学现象中抽象出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升，以推动我们文学事业更自觉主动地向前发展，并进一步推向世界。大家并就如何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包括对编辑部提出的几十个学术选题，都提出了一些补充和修订意见。
筹备组很快向全国各地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出了预备通知，随通知附发将近五十个学术选题。《文学评论》并做出决定，从一九八六年第一期起，将提前选登一部分已完成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预备通知发出以后，反馈十分强烈，要求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之多，从原议的八十人，一再突破，到发正式通知的时候，翻了一番到一百六十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报了论文选题的学者、评论家、高校教师和文艺报刊编辑。外加列席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幕式那天的到会人数将近300人，宽敞的国谊宾馆会议厅座无虚席。由于参会人数过多，除大会发言外，我们安排了四个半天的大组会。会议从九月七日开幕到十二日闭幕，会风既热烈活跃，又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会中和会后报刊上都有不少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据“十年会”闭幕不久的一个统计，就有二十多家报刊社、新闻社、电台和电视台向国内外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消息或刊登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文章。不仅文学圈内的人关心它，文学圈外的人也关心它。说这次会议的辐射面宽、震动力大，并非夸大。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翻阅当年那些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的人员名单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一次文学界老中青三代精英荟萃的盛会！钱锺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王蒙、唐达成、李泽厚、许觉民、朱寨、刘再复、何西来、刘心武、张炯、谢冕、阎纲、徐俊西、范伯群、刘思谦、鲁枢元、晓雪、宋遂良、刘登翰、滕云、盛英、黄泽新、陈丹晨、刘锡诚、吴泰昌、潘凯雄、李子云、周介人、吴亮、王纪人、李陀、吴方、何志云、於可训、王又平、杨义、曾镇南、杨匡汉、张韧、程广林、沈敏特、王愚、余斌、陈孝英、陈思和、王晓明、宋耀良、许子东、李隆⒆奁健⒅苷！⑹⒆映薄⑼踅踉啊⒙耷苛摇⑽獗颉诱飧霾煌暾拿ブ校残碓悸钥梢钥闯觯河牖嵴叽蠖嗍茄в兴伞⒚逼涫档牡贝耍渲杏行┤嘶故敲佩阱堑拇笱д摺⒋笞骷摇Ｈ缃瘢狄炎鞴耪撸难飞嫌兴堑奈恢茫荒暧畔≌撸嗣敲挥幸磐且酝泄奈难б导ǎ唤≡谡撸抟焕舛家呀胫欣夏辏偈猓蠖家廊辉谖难Ы缁蜓踅缜诜芨牛⒒幼潘怯τ械淖饔谩Ｒ桓鲅跆致刍幔芄患姓饷炊嗟贝奶车拿摇⒋笸螅凳裟训茫荒苋衔飧鲅趸嵋榫哂幸恢痔烊坏哪哿Α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流向”，但谈论的话题却远为开阔。八十年代宽松、宽容的文化气氛，以及对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倡导，十分有利于人们对文学上的广泛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展开自由交锋，从而取得积极的、创造性的思维成果。
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尽管会上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但总的来看，并没有根本的分歧。许多人认为，十年巨变，应该对新时期文学给予充分的肯定，很高的评价。以美学家身份参加会议的李泽厚甚至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继“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以前，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唐达成在代表中国作协的讲话中也认为，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从复苏到兴盛的空前发展，今天已迅速进入到建国以来最繁荣活跃的新时期，他特别强调，这个新时期应以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与上述表述略有不同的是张光年和朱寨，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也许并非是社会主义文学最光辉的十年，但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十年，是文学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是“五四”以来又一个开放的时代。
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次会上，许多人都提倡对它可以，也应该多角度地进行描述，突破以往单一的规范。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以小说家的身份谈到了对新时期文学多角度概括的可能性：可以从政治生活的变化上来概括新时期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也可以从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从艺术本身来概括这个变化；也可以从文化思潮上来概括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思潮；还可以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来对它进行概括。多种概括的本身，就说明新时期文学有了可喜的变化，像生活一样，是一个丰富的整体。刘再复在《论新时期文学主潮》的长篇发言中，从反思这一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描述：政治性反思DD文化性反思DD自审性反思。这是一种新的、独特的概括，它有利于人们对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一个较深层次的问题DD社会心理结构问题DD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会上，对刘再复主体发言中的两个问题都有一些不相同的意见，这也是这次会议上讨论得最热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一个是自审意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是刘再复新时期以来反复谈论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他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一九八五年七月，他与谢冕、何西来和我一齐去新疆讲学的时候，就谈到了人道主义的问题，而且强调“新时期文学要高高地举起人道主义这面旗帜”。在“十年会”上，他进一步指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地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对于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很多人都认同刘再复的意见，认为从这个角度概括新时期文学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针对性，而且为创作和理论设立了战略性的框架。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人道主义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今天面临二十世纪所遇到的种种复杂的问题，人道主义这个武器是不是显得滞后了？我们现在对人道主义的解释还没有超出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体现不出当今的时代特色和现代意识。对自审或忏悔意识问题，有赞成刘再复意见的，认为自责和自审，是更高层次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包含着自爱和自强之道，不能从消极面去理解；但也有人耽心不适当地强调与民族共惭悔，会导致类似宗教式的“原罪”感情，把十年动乱的责任让大家一起来负，这不公平。
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次会上差不多都存在着差异、分歧和争论。这是一切开得比较成功的学术会议的常态。正因为存在着差异、分歧和争论，每一个与会者才显示出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才体现出真正的学术民主和言论自由。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应该说是丰富的，气氛是热烈的。
会议值得提到的插曲不少。这里只提三个插曲。
一个是钱锺书的到会。会议领导小组决定请几位德高望重、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与会，其中有一位是钱锺书先生。我们事前已经估计到，要请动钱先生是很难的，因为不要说是一个学术讨论会，即令是中南海的国宴，钱先生也是难得出山的，这倒并非是外界议论的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几十年来钱先生就是这么一种性格：不趋同，不凑热闹。这一次我们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他出席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坐一坐。没想到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们有点喜出望外。从他家出来以后我们还在议论：会不会到开会那天又托辞变卦呢？很有可能，反正做两手准备。但开会那天钱先生不但按时到会，而且没有中途退场，直到开幕式结束。这件事当时对我们鼓舞很大，与会代表也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纷纷传扬。
另一件事是“黑马”刘晓波的冒出。在与会者大都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片肯定和赞扬声中，冒出了一个少外人知的青年刘晓波，先是在会中会，接着又在大会上大讲新时期文学的“危机”。刘晓波认为，新时期文学十年是充满危机的十年，它并不光辉灿烂，很多作家都在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继续，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拙劣的翻版。刘晓波的意见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他不重视具体分析，把局部夸大为全体，得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他的言论立即得到南方和海外一些媒体的激赏，当年的《深圳青年报》就用大幅标题《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刊登了刘的言论，并称刘为“黑马”，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直至近日，内地有些权威的书籍还将刘的言论作为“十年会”上的一个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件提出，似乎在“十年会”上除了刘晓波的发言外，就没有更值得注意的东西了。
还有一件事是，会上有一个不请自来的郭开（他当年曾因激烈批判《青春之歌》而出名），他在会上的发言中把刘再复的讲话称为“里程碑”，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提并论，并人为地予以拔高，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这引起了会议领导小组的极端重视，刘再复在闭幕式上特别指出，这是极其错误的，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在神圣的科学讲坛上，我们说的话都应该负责任，而不应该是随意性的，更不应该胡说八道。
批评的评估
上个世纪末，我在九十年代结识的一位年轻朋友樊星有一篇谈论我的文学批评的文章DD《文学批评的命运》（《当代作家评论》一九九七年第四期），谈到了我在当代文坛上的“建树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致力于“新美学－历史批评”的建构，在传统文论与现代新论之间不断寻找结合点，更看重对美感形式与社会历史内容的有机整体把握，更看重对其他学科的新思维成果的（包括其方法论）的借鉴，赋予文学批评以开放性的品格；二是对青年评论家批评经验的总结，“在骏涛老师的同龄人中，像他这样密切关注青年评论家的写作实践，并不断总结他们的创新经验的长者，似乎不多”。
樊星所论，除了“建树”一说实在不敢当，我以为其概括是基本准确的。
八十年代至今，我出过四本评论集：《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文坛感应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世纪末的回声》（长江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平均五六年出一本，总计一百二十万字，相当于我已发表文章的三分之二，大体能看出我近三十年在文坛上跋涉的足迹。跟那些多产且优质的批评家相比，自然是很感惭愧的了，但在我来说，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
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文坛的一些流向性问题作总体观照的文章，纯粹是评论、理论性的文字；第二类是关于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建设的文章，包括为一些年轻评论家的集子所写的序；第三类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也包括为一些作家作品集所写的序跋；第四类是一些记叙性的杂感随笔，包括对人（特别是前辈）和事（往事）的感念性文字。应该说明的是，记叙性文字在前三本集子中基本上没有收入，第四本集子才收了一些。近些年大概是由于年纪越来越大，文“气”越来越不足的缘故，经营长文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于是就转而多写短文；对文体也没有刻意的追求，而是文随人意，随意为之，就造成了批评文章和记叙性的杂感随笔并举的局面。这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写得稍许轻松一些，别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一下评论理论文章的刻板的、严肃的面孔。
对于我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坛上四十岁以上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多少知道一些，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都还有人作过评论，但四十岁以下的，恐怕就所知甚少了。再过若干年，大概就会被彻底遗忘。新陈代谢，大浪淘沙，像我这样的历史过客，能够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闪现那么几下子，应该知足了，还能有什么奢求？我知道自己的弱项，虽然出了几本评论集，也参加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科研项目，还是几种书的主编和总主编，但却没有一本是独立的“专著”。由于一直在跟踪式的批评里跌打滚爬，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虽然很卖力，也搞得很累，但终归是吃力不讨好。没有打一口深井的功力和毅力，是难以有什么重大建树的。八十年代，我曾经倡导过“新美学D历史批评”，写过好几篇文章，还跟陈墨、陈晋搞过一个长篇对话，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来是可以就此搞一本比较像样的书的，但却没有搞成。还是陈墨把这个话题接了过去，以《“新美学历史批评”论纲》为题做了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现在看来，说“新美学历史批评”是一种综合性、超越性的批评范式，是不错的，我们的主观愿望也是好的，但多少带有那个年代人的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要以这种范式一统批评的天下，的确是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想法！
话说回来，像我这样具体的人是可以忘却，甚至可以删除的，但作为一段历史，却是不可以忘记，更不能删除的。要知道，这是几代人的奋求和拼搏，奋求和拼搏的结果是换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如果像上个世纪末一班年轻的“断裂”论者那样，以扫荡一切的姿态对文坛进行全盘否定，对文学批评更是怀着偏见，说什么“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一九九八年十月号），如此等等，那就不仅是对历史的遗忘，而且是对它的轻率诋毁了。我想，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接受的，也是那些稍有一点历史感的比我们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所不能认同的。
在我的整个文学批评活动中，跟年轻批评家的互动关系，是不能不提到的一笔。
一九九八年，我写过一篇题为《桥DD记忆和感悟》的文章，谈到了我与当年一班年轻学子的关系，其中说到这么一档事DD那一年，我在《南方文坛》第6期上读到了陈思和写的一篇文章，他也自称是我的学生，可能是因为我发过他“出道”时的一些文章，又为他的一本评论集写过序的缘故吧！当我读到他的那些发自肺腑的感念文字时，我确实受到深深的震动！如果认为这是由于他的那些感念文字投合了我的虚荣心，那是错了。感动我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真正的中国文人的情怀，一种不为时移事易的对先行者的感念，一种尊重历史、不轻率地割断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虽然，当年我在《文学评论》当编辑时曾经发表过陈思和等一班青年学子的不少文章，也为他们的出阵擂过鼓助过威，对他们有过那么一点帮助；但我从他们身上也吸取了许多养分，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他们的影响和催动，也没有我的今天。他们感谢我，我也应该感谢他们。当我知道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所收获的那些丰硕的果实时，我虽然自愧不如，但在内心里还是十分欣悦的，我似乎在这些果实当中也品尝到了我曾经流过的几滴汗水……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与当年一班年轻学子、特别是青年批评家的关系，完全就是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
我与年轻学子的交往由来已久。最初是在文革之后的七十年代末，由于编辑工作的需要，我认识了一些青年朋友，但当时的作者圈子基本上还是中老年人，并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投向青年。真正与青年朋友有些交往，并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的还是在八十年代之后。从那之后的二十多年来，先后受过我的指导，成为我的学生（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的有十五六人，其中如陈墨、赵稀方，是比较有成就、有造诣的，已经成果卓著，另如谭湘、朱育颖，也在某个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但与我交往的青年学子更多的还不是在我的学生圈中，而是在我的学生圈外，比如黄子平、陈思和、许子东、南帆、王光明、郭小东、周政保、朱向前、王绯、陈晋、陈志红、张奥列、陈徒手（即陈国华）等，或是由于我发过他们写的文章，或是因为我评论过他们的批评活动；另有一些是我应约为他们出的书写过序的，如苏丁、陈达专、孟繁华、任一鸣、宋丹、姜广平等；还有几位是他们写过关于我的评论或专访的，如莽萍、钟晓毅、赵玫、张恬、樊星等。当然，还有许多由于在我主编或策划的丛书中写过序跋而与我有所交往的年轻朋友，其中有评论家、大学教师，也有作家，恕我就不一一列名了。
八十年代，我写过不少为青年批评家擂鼓助威的文章，如一九八四年的《振兴文艺评论》，一九八五年的《把接力棒传给青年批评家》、《续〈把接力棒传给青年评论家〉》，一九八六年的《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陆续写的《“第五代批评家”印象》，点评了十一位青年批评家……。我记得，一九八四年，谢冕教授的首批弟子黄子平、季红真、张志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充任了答辩委员，自此以后，这“三剑客”的批评活动就没有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一九八七年我写的谈论黄子平文学批评的文章《批评：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文学评论》第四期），曾引起许多青年朋友的关注。我记得，一九八六年五月，我与许子东同台在海南大学和中山大学讲演，由于我早先已经领略过许子东机敏睿智的演讲风度，估计到它对青年学生会有特别的吸引力，因此两次讲演我都让他先上台，我垫后，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还记得，一九八八年，在陈墨写出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之后，我与陈晋、陈墨就“新美学－历史批评”问题进行了一次“三人谈”，这篇题为《走出困惑》的万言对话，当年《文论报》曾慷慨地全文刊登。我还记得，一九八八年十月，我与朱向前在无锡鼋头渚就文学批评问题进行了一次认真而深入的对话，后来整理出一篇《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交叉和互补》，先后发表在《文艺报》和《飞天》。我还记得，一九九四年十月，我与郭小东在汕头就他的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问题所进行的一次对话，后来以《精神的守望者》为题发表于当年的《作家报》上，占了《作家报》一个半版的篇幅。我还记得，一九九八年，我与谭湘、陈墨、陈晋、赵稀方搞了一组“师徒小聚”的随笔，福建的《家园》和河北的《散文百家》都几乎同时刊载了。新世纪以来，我还与陈墨在浙江、广东和大连的一些高校联袂讲演，这是我们师生的第一次联袂讲演，也很是“风光”了一下……。跟这些年轻朋友的合作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从来不以师长自居，我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我，我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营养，也是我个人批评活动的一个重要资源。因此，关于这些，不管外界对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调侃和议论，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件很愉快也很温暖的事。
文学批评是我的文学活动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或者说最主要的方面，我的文学活动的另一个主要的方面是文学编辑，这是与我的批评活动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文学批评是我的文学编辑工作的延伸，它既是编辑工作的需要，又是编辑工作的扩大和发展，反过来也推动了编辑工作。我是从当编辑起家而开始我的批评生涯的。从一九七五年《文学评论》准备复刊把我从现代文学组调进编辑部，到我一九九七年从编辑岗位退休，我在《文学评论》呆了整整二十二年，从编辑到编辑组长，再到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后来改任副社长。这是我在文学研究所真正开始工作的二十二年。二十二年里，我写了一百五十万字的文章，起码有一半是与编辑工作相关的：或者是组稿和发稿的需要，或者是由于来稿和发稿而触发的一些想法。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是准备恢复一批文革后被停掉的刊物，同时也创办几个新的刊物，以占领部分舆论阵地。这批刊物中首当其冲者便有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的几个刊物：《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学评论》（以上恢复），以及《思想战线》（创办）。《文学评论》复刊的请示报告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由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签发的。
《文学评论》本来有一个近二十人的编辑部，文革期间被迫停刊时就解散了。如今准备复刊，首先得组建一个新的班子，于是就从各个研究组（室）抽调一些人过来。当时领导找我谈话时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政治任务，问我愿不愿去。我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我从到文学研究所以后，几乎就没有搞过什么专业工作，有这么一个正是我所渴望的搞专业的机会，而且又在第一线，我为什么不去？
筹备组的负责人有何其芳、毛星、邓绍基、蔡葵、张炯几位，何其芳任组长，毛星和邓绍基任副组长。
为了给《文学评论》复刊开辟道路，当时曾组织几路人马出外搞调查研究，用的是文学研究所的名义，但调研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征集对《文学评论》复刊的意见。我和许志英（现在南京大学）去了南方四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八市（济南、合肥、宣城、芜湖、南京、扬州、杭州、上海），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出发，十一月十七日回京，历时四十二天。我们每到一地，都依靠当地的文化宣传部门或高等院校，组织召开座谈会，也个别走访了一些人。由于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形势错综复杂，出发前（十月四日）几位领导专门同我们谈了一次话。何其芳强调，这次出去以文学所的名义，说《文学评论》正在筹备，但不要说得太死；主要是听和记，我们的情况也可以讲，但尽量少讲，不讲也可以；说我们过去是“三脱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脱离政治），现在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出来搞调查研究。根据领导的上述指示，我们每到一地，都一再强调我们是来学习取经的。但地方上的人可不这么看，他们似乎总觉得你是钦差大臣，是背负着某种使命的，而且知道你是邓小平线上派下来的人。因此，他们对我们都很热情，从生活到工作都考虑得很周到，使我们感到很亲切、温暖。同时，他们也或委婉、或直率地对我们过去“三脱离”的倾向提出批评，反映出人民需要文艺、专业工作者应当重视人民这种需求的心声。
这是我在文革十年当中，一次真正的深入基层倾听民众的心声，当时一个深刻的感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对“四人帮”的不满，也通过文艺这个窗口倾泻出来了。例如在安徽，我们就听到大量的对“四人帮”统治下的文艺和文艺评论不满的声音。有的说，现在有些作品“一号”人物写得干瘪，缺少血肉，很概念化，为了拔高人物，就用豪言壮语。有的说，以往报告文学是写真人真事，现在出现了另外两种报告文学：一是假人真事，一是假事真人。DD这些都是针对“四人帮”的“三突出”等创作原则而提出的。对于文艺评论，有的说，过去的文艺评论主要是宣传革命样板戏，就文艺创作中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很少；评论文章看风向、看动向，你抄我抄，没有自己的特点；评论文章主要谈思想，不谈或少谈艺术，不是两个标准，而是一个标准；评论文章没有一分为二，一说好，大家就都说好，一边倒，一说不好，大家也说不好，没有具体分析。DD这些都是针对“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的评论文风而发的。
回来以后，我在一次汇报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是到了改变我们的文艺和文艺评论的时候了！但很可惜，随着整个局势的逆转，不要说改变文艺和文艺评论的愿望没有实现，就连《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也泡汤了！
一九七五年年底就有消息传出，说中央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目标是针对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叶剑英等）的。很快，在第二年年初，学部就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传达中央一九七六年二号文件，动员大家“积极开展革命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说是“大辩论”，实际是“大批判”DD因为紧接着，各个研究所就相继成立了大批判组。文学所也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召开大会，提出要“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掀起运动的新高潮”，以及“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八字方针。在批判会上，有的人把学部准备创办《思想战线》和恢复三个刊物也作为“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回潮的一种表现来批判，提出必需坚决打击回潮风。这样，《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就自然流产了。
《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流产以后，筹备复刊的一部分人员便被分到文学研究所的其他部门，另一部分人仍然留下来，我就是被留下来的一个。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以后，学部这块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仍然是人们注目的中心。大概在一九七七年，有关方面就提出《文学评论》和学部的其他几个刊物的复刊问题。当时的学部负责人胡乔木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专门就《文学评论》的复刊问题召见邓绍基作了一些指示，指示中既有原则的意见，又有具体的比如说《文学评论》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的意见，应该说是考虑得十分周密、十分细致的，一些论点也说得很辩证。
说到《文学评论》要办成什么样的刊物？胡乔木说，要吸收《文艺报》的一些长处，但不能完全办成像《文艺报》那样，因为研究所毕竟不是文联和作协。《文艺报》登“时评”，《文学评论》也可以登时评，但时评也有个写法问题。他举了莱辛的《汉堡剧评》为例，提出时评也可以发表系统意见。《文学评论》的评论不要只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
说到对“四人帮”文艺思想的批判，胡乔木说，《文艺纪要》（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文艺黑线专政”的提法是错误的。如果说是“文艺黑线专政”，那么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何地？“四人帮”说“黑线专政”，是为了制造“空白”论，“空白”论的前提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
说到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胡乔木强调他们之间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鲁迅不是孤家寡人，他是有战友的。“四人帮”把鲁迅描绘得好像是没有战友的，这实际上是在否定鲁迅。
关于具体选题，胡乔木提出，可以重新评论《二月》、《林家铺子》、《红日》等作品；也可以评一些当前出现的优秀的作品，但要有选择。
最后胡乔木提出，不要只看到目前的困难，出刊后会有大量的作者来稿支持的。文学史也会有人来搞的，可能还不会少。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乔木的此番言说确非空穴来风。
《文学评论》在复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就是以胡乔木的这些意见作为指导思想的，包括发表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论述的文章，重评《二月》、《林家铺子》、《红日》的文章，以及评论当时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话剧《丹心谱》、长篇小说《李自成》、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短篇小说《班主任》等，都与胡乔木的意见有关。
由于当时意识形态上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被“四人帮”搞乱的东西，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已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有刊物都被看成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因此《文学评论》也把拨乱反正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第一期的《致读者》中明确提出：“《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
只要翻开创刊第一年的《文学评论》就可以看出，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仅以第一期来说，这方面的文章就占了一多半，后来几期占的比例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不少于二分之一。当然，这些时评式的文章，与外界报刊上的这类文章还是有些区别的：它比较讲究说理，而且力求提高到学术理论层次，而不搞简单的“大批判”。到了第二年，这类文章明显地减少了。我们特地开辟了“论坛”一栏，专供发表文风比较犀利的、针对某一问题的短论，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使《文学评论》的文章能够更好地走近读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个栏目分担时评的任务，以减少大块头的时评式文章，进一步提高《文学评论》的学术分量。
《文学评论》复刊时，何其芳已去世，实际工作由毛星（兼）、邓绍基等人负责。许觉民调来以后，就由许觉民负责（兼编辑部主任），邓绍基、蔡葵和张炯都调到了研究室。《文学评论》的主编过去是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兼任，何其芳去世后，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暂时空缺，先后由文学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陈荒煤和许觉民行使主编的职能。到了刘再复当所长后，从一九八五年第四期起，才正式在刊物上刊登了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的名单。
《文学评论》的复刊在当时文坛上和高等院校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样的刊物还很少，所以一些本不该由《文学评论》承担的任务也由《文学评论》承担起来了，如揭批“四人帮”的文艺谬论，刊登领导人（毛泽东等）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信件等，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被《文学评论》的地位所决定的，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一般都被人看成是代表了这个领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在当时可看的刊物不多的情况下，自然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它能够在文艺方面率先提出人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第一期出版后，在北京的几个邮局零售点被抢购一空，很快又再版。此后，刊物的印数不断攀升，在一九七九－一九八零年间，其最高印数曾达到十八万册，这是《文学评论》历史上的最高发行量，也是如今的任何一种文艺理论批评刊物所无法企及的。
以一九七八年出刊的六期来说，据我的记忆，比较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有如下一些文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回忆周恩来同志》（何其芳，以上第一期），《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茅盾）、《评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DD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严家炎，以上第二期），《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周柯）、《评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唐沅）、《从生活出发DD评话剧〈丹心谱〉》（朱寨，以上第三期），《形象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周忠厚）、《关于〈李自成〉的书简》（姚雪垠）、《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朱光潜，以上第四期），《读毛主席诗词三首》（周振甫）、《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吴黎平，以上第五期），《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周柯）、《要按艺术规律办事》（辛宇，以上第六期）等。仅以第三期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一文来说，它是代表编辑部的一篇署名文章（由我和邓绍基执笔），发表以后不仅新华社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联播节目时间摘要播出了这篇文章，另外，全国至少有十多家省级以上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其后，“周柯”就成为我的一个笔名。
当然，读者对这些文章还是有所不满的，不时有来稿来信提出批评。仅以代表编辑部的一篇署名周柯的文章《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一九九八年第六期，亦由我和邓绍基执笔）为例，这篇文章总的来说在当时还是站在潮头上的，提出了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理论的限制，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够敞开，不时还给自己设置了一些框框。一位远在云南的读者就来稿对这篇文章很直率地提出了批评（此文刊于次年《文学评论》第二期）。比如关于“放”的问题，周柯文章虽然也是提倡“放”的，但却强调要“在不违背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对人民内部而言”。这位读者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放”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如果定了“前提”，“那不是事先给群众划好框框吗？在划好框框内，根本不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批评和相互争论”。又如关于“非无产阶级作品”问题，周柯文章提出“对于非无产阶级的作品，也不忙去禁止。对于当前和今后我们要引进的一些外国进步文艺作品，更要从大处着眼，而不要看到一点副作用，就匆忙禁止。”这位读者也认为有问题。他认为：对文艺作品贴阶级标签是最不科学的，不应该划什么“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而应该对作品的内容进行细致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另外，应该将“不忙禁止”改为“不应禁止”，因为“不忙禁止”，等于现在不禁止，将来还可以禁止，而“不应禁止”就不一样了。
现在看来，读者的这些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我们之所以给自己划框框，是由于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反映了我们当时的思想确实还有保守的、不够开放的一面。这只有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除了“两个凡是”的禁令，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之后，才能得以彻底解决，从而才迎来《文学评论》的真正辉煌期！
我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成是《文学评论》的真正辉煌期，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八十年代全部的《文学评论》所发表的文章可以作证。从大的背景来说，八十年代也正是建国以后文艺批评的真正辉煌期。这时期，文学批评摆脱了对于社会政治的依附，从而造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格局。就文学批评的种类来说，就有诸如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等等不同的形态，尽管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批评学派，但至少已经造成了多元的批评格局。文学批评工作者的主体创造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出现了自建国以来文学批评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局面。用“辉煌”这一词汇来形容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盛况，是并不过分的。那个时候，有多少文艺批评刊物啊！除了现在依然存在的《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艺评论》……这些刊物之外，还有现在已经不存在，但当年却是办得很不错、影响也很大的《当代文艺思潮》（甘肃）、《当代文艺探索》（福建）、《批评家》（山西）、《上海文论》（上海）、《文艺新世纪》（广东，后改名《当代文坛报》）、《青年评论家》（河北，后改名《文论月刊》、《文论报》）、《百家》（安徽）等等。
当然，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也存在一些问题，仍有浮躁的、不成熟的方面。比如，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过快、过急、过杂，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与此同时，又有忽视本民族的批评传统、忽视读者接受需求等问题，有些批评文章写得十分玄奥、艰涩，连一些专家学者都表示难以接受，更不要说一般的读者了。批评对读者的疏离，造成了读者对批评的冷淡。这虽然并不是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主导倾向，但却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
关于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的发展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我在《文学批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九九七年）和《九十年代文学批评评议》（二零零一年）等文中都作了论述。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死亡”或“终结”说，这个从西方转运过来的理论，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它的确被电子时代蓬勃兴起的大众传媒和眼花缭乱的各种休闲娱兴手段所挤压，从而面临着某种危机。但现在就来谈论文学或文学批评的“死亡”或“终结”为时尚早，无论是时代或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生产者（作者）和消费者（读者）都没有到要抛弃它的时候。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流行的所谓文学批评的“缺席”说，也不确切，只是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这种变化，我们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甚至武断地宣称它走到了穷途末路云云。时移事易，外在环境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文学和文学批评能不变化吗？我们不能学九斤老太，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看现实，什么都会看不惯的。尽管九十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已不再辉煌，我本人也远离了批评的核心圈，在《文学评论》杂志也不再负什么责任了，但对文艺批评的未来仍不抱悲观的态度，而且我依然在身体力行地做着我能做的一些工作。这些都不再赘述了。
别一条战线
九十年代之后，我的编辑生涯实际上已兵分两路，一路是在《文学评论》杂志继续当编辑（到一九九七年），另一路则是连续主编了几套书，编书生涯既是我的编辑生涯的一个延伸，实际上也是我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寻找到的另一条出路，也是我的文学批评的别一条战线。
要说我的编书生涯，实际上八十年代就有过两次，不过两次都流产了。原因不在我，而在出版社。一次是八十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子信先生（他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调回上海，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是我在复旦大学的低一届同学），约我出面主编一套“文学家词典”。我找了邓绍基和北京大学教授陈贻欣先生，承蒙他们同意，与我联名做这套书的主编。我还找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莽先生，给这套书配画。但等我们工作启动，而且已部分成稿（包括高莽的画）后，出版社变卦了。最后，出版社给了我们一点极其菲薄的酬金，就了结了。第二次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漓江出版社的陈肖人先生找我，要我出面主编一套“中外文学家成名作”丛书。我约请了几位年轻朋友（李兆忠、余慈江、张哓丹）参加此项工作，分头负责小说、诗歌、散文等几个门类，计划先搞中国，后搞外国。第一辑四本书搞出了，也登了征订广告，但最后出版社还是变卦了；几经争取，也只给了很少一点退稿费，但书稿却一直未曾退回。有了这两次流产的教训，后来我接手这类事的时候，就显得谨慎一些，觉得可以搞了，就要跟出版社签一个正式的合同。
九十年代之后，我接手了四个都比较大的主编工程：一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二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红辣椒女性文丛》，三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文学通典》，四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
这四套书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数《跨世纪文丛》。它从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一年出版了七辑六十七种，有六十六位当代作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形成了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这十年间纯文学图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跨世纪文丛》创立于图书市场的转型期，其时纯文学图书正处于低潮，不少作家的书都无人问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却以浩荡之势挺进图书市场。创立之初，我和这套丛书的创始人之一彭想林以及长江文艺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陈辉平都没有想到它会持续十年之久，更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九十年代的“品牌”图书，我们的初衷只是想在通俗文学和快餐文化正在大面积地吞噬图书市场的时候，为纯文学图书寻找一条生路。当时有一家报纸说这是“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反挤压”（《纯文学：挺进图书市场》，《中国旅游报?月末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确是说到了点子上。事情发展到丛书每出一辑都得重印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的时候，很多作家都想加入，为此我还得罪了一些作家。有一位著名作家甚至在心中默念：“自己若是不加入《跨世纪文丛》，一定是跨入那个文学新世纪的莫大遗憾。”（张抗抗：《越海之舟》，《中国图书商报》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尽管文丛后期的势头远不如前期，市场状况的逐渐下滑，使其不得不在二零零一年出完第七辑之后就中止了（2005年出的《跨世纪文丛?精华版》，虽然沿用了它的书名，我也参与做过一些工作，但已不归我主编）；但它在十年里所积累的约一千七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已为读者留下“一份历史的实录”，而“凭这点历史实录的资格，这套文丛在未来的文学史家和读者的心目中，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跨入‘不朽’者的行列”，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朽’，是指这套文丛对沉淀文学史的经典所起的特殊的作用。”（於可训：《沉淀经典》，《新闻出版报》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遗憾的是，迄至今日，有些人还是看不到这一点，在列举九十年代的“品牌”丛书的时候，只看到有《布老虎丛书》，对《跨世纪文丛》却视而不见。实际上， “跨世纪”是先于“布老虎”出版的，在九十年代的图书市场上，如果单有“布老虎”，而没有“跨世纪”，市场将是残缺的；如果单有“跨世纪”，没有“布老虎”，市场也将是不完满的。这两套丛书，一南一北，遥相对应，相得益彰，成了九十年代文学丛书的两大景观。
第二套丛书《红辣椒女性文丛》创始于一九九五年，从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零年，共出了三辑十三本，都是女作家（包括境外）的散文集。这套丛书无论从规模到影响，都远不如《跨世纪文丛》，但由于它是在中国女性写作勃兴的九十年代中期诞生，又是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问题大会召开前夕推出，因此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首辑出版时，五位女作家DD张抗抗、方方、斯妤、蒋子丹、唐敏DD在天津和北京搞了签名售书，消息传出，读者闻风而至，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辑毕淑敏、池莉、范小青、王英琦的加盟，进一步强化了这套丛书的品位，在当年此伏彼起的许多女性文学丛书中，说《红辣椒女性文丛》是一套有品位也可读的丛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当代图书市场的变幻莫测，使这套小制作丛书未能持续数年即过早地退出市场，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而对我个人来说，则是由于主编这套丛书的机缘，使我跨入了女性文学的门槛，开始了我长达十余年的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写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那么多的文章，而且还两次获奖（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建设奖和中国社科院首届老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使我的学术生命得以延伸，使我的自然生命得以再造和张扬，却不能不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第三套《中国文学通典》是一套辞书，它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卷，总字数达五百二十万字，从一九九五年一月正式启动，到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历时四年。一九九四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朋友找我，要我出面策划一套辞书，因为解放军文艺社此前没有出过辞书，他们从文化积累的角度考虑，觉得应该有一套有点档次的辞书。但是，当时各种各样的辞书已经很多，要搞，就得有自己的特点，最后，我们确定这套辞书按文体类别（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编著，时间则贯通中国古今DD当时图书市场上还没有这样的辞书。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在文学研究所开了一个选题论证会，时任文学所所长张炯，以及几位资深专家樊骏、王信、徐公持都参加了。军队方面参加的则是时任副社长范传新和编辑室主任刘增新、责编王侠三人。会后我着手进行具体设计，物色各分卷主编人选，组织总编委会。其时，选题已纳入文学研究所的重点科研项目，张炯和邓绍基（时任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以支持，并同意与我和范传新联名充任这套书的总主编，而我作为执行总主编，则自始至终、事无巨细地负责全面工作。参加这套辞书编撰工作的，前后有百数十人，以文学所为核心，扩及其他，在特约编审和编委（各卷主编）中，有不少是知名的专家学者。解放军文艺社从社长到责任编辑对这套书都十分重视，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毫无疑问，这套辞书是集体劳作的成果，而我则通过这项长达两三年的繁杂具体的工作，深深地体会到：编撰辞书不仅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还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需要掌握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一套完整的工艺。这是又一道地狱之门，与文学批评和著书立说很不相同的地狱之门，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的，而我却进入了。这是我的幸运，因此我虽然辛苦了几年，但也无怨无悔！
意外的是，这套辞书获得了当年的国家辞书奖，尽管是二等奖，但毕竟是国家奖，能够得到这个奖项是荣耀的，这是对我们数年劳动的肯定和奖赏。这个奖项是属于出版社的，更是属于全体编委的，也是属于我个人的！
可能正是由于我执掌过《中国文学通典》的编撰钥匙，新世纪之后，张炯先生又推荐我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修订新版）》现当代文学分支的编撰工作，任副主编，实际上行使主编的职能，使我再一次进入了这个“地狱之门”。
第四套也是一套集体编著的书DD《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郏宗培找我，要我参与这套书的工作，具体就是主编留学生文学的当代部分。（按：郏宗培是八十年代初就认识的老朋友，一九八二年，他作为上海《小说界》的记者，曾就存在主义与文学创作问题向我发问，遂使我以《存在主义与我国当前的文学创作》为题，在《小说界》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刊于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以此为题发了一期《要报》，向中央领导通报此事；也由此而引发了我与刘锡诚先生的友好论争。）此前，在内地，只有郏宗培等人编的零星的留学生文学的书，不成系统，这次显然是要搞成一个系统。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朋友参加这项工作，有李兆忠、王绯和杨葵三位。也是好事多磨，全书花了两三年时间才搞成，共六卷，我们四个人搞了三卷，即《当代小说欧美卷》、《当代小说日本大洋洲卷》和《当代散文纪实文学卷》，约一百六十万字，出版于二零零零年四月。出版时，署名有些改变，整套书设主编、副主编各一人，我则作为前述三卷的执行编委，而李、王、杨则作为特约编辑。这是内地出版的第一套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海内外都很关注。我写了两卷的序，为了写这篇序，我查阅了不少资料，曾以《追溯留学生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漫说留学生文学的发展轨迹》为题先后发表于《文汇报》和《文艺报》。境外的华文报刊也转载过此文，我的老朋友沙予就曾经给我寄来转载我的文章的澳洲华文报纸。李兆忠此后就以留学生文学为科研选题，几年下来，也已有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今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杨匡汉主编，东方出版中心，二零零六年四月）的卷七《放逐诗学与留学生文学》中。
二零零六年六月末，立秋刚过，暑热未尽，我的学生们为我举办了一个我此生从未经历过的生日宴会。生日宴会办得并不盛大，也不豪华，但庄重、喜庆，充盈着一片温馨、诚挚、欢悦的亲情氛围DD这正是我所希求的。我感谢我的学生们的深情厚谊。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被宣告进入了我的古稀之年。
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都是苦命人DD苦行僧，我们一生都在苦苦地追寻着，追寻事业，追寻理想，追寻爱和友谊，追寻生命的意义；从少年追寻到青年，从青年追寻到中年，进入老年了，依然在追寻。我就属于这样的人。搞文学批评，正是我进入中年期以后在事业和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一种追寻。这种追寻也许是并不成功的，连我自己都不满意，但我追寻过了，而且从未懈怠，这就够了，因此我无怨无悔！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了，我还要追寻些什么呢？回到我十年前向自己发问的一个问题：我应该怎样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站呢？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DD十月十日
断续写成于北京
十月十八日修改
十一月一日再改
原载：《芳草》杂志二零零七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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