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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亚洲：历史·区域·民族
柄谷行人：当亚洲经济成为一种威胁，并且明白了没有与亚洲经济的联系将无法生存时，他们才第一次不情愿地承认亚洲也是“人类”。
王赓武：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人们希望学习他们西边的宗教、政治和艺术，尤其是向印度以及后来的伊斯兰世界学习。这些人知道中国的财富和壮美，但是他们没有去学习它的文明中包含的价值体系。
阿玛蒂亚·森：加尔各答算得上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城市之一，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这里的犯罪率却出奇的低，事实上它算得上是印度犯罪率最低的城市。
米尔斯海默：全球支配是个麻烦不断的处方，特别是其新保守主义变体奥巴马政府从上到下充满了自由帝国主义者，尽管很少突出大棒外交，并更强调与国际组织合作，但仍试图主宰世界。
白永瑞：东亚内外的“二重性周边视角”即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迫走上非主体化之路的东亚代表的周边视角，以及被东亚内部等级秩序所压抑的东亚代表的另一个周边视角。
人文学者分析区域问题
汪晖：尊严政治和平等政治的逻辑应该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之中。如果不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力量改变发展主义的逻辑，在二十世纪的地基之上重新形成以人民主体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这个危机就不可能真正化解。
汪晖：在有关东北亚地区的战争与和平的讨论中，琉球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但常常为人忽视的地位。它既是冷战的构造，又是全球化的军事结构的体现。琉球问题甚至不仅是东亚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发展在这个区域的集中的一个展现。
在探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一概念的生成历史中所包含的衍生性、暧昧性、矛盾性-它们是具体的历史关系的产物，从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超越或克服。
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
--汪晖 "亚洲想象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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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流失文物： 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年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先后闻讯赴敦煌骗得大批敦煌遗书及其它文物。1910年罗振玉等学者呼吁下，清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残卷悉数运京，藏京师图书馆。惟经办官员塞责，遗书留在当地也不在少数，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1914年英国斯坦因各有所获。
Marc Riboud 中国摄影作品：马克·吕布1956年访问中国5个月，57年和65年再度访华。大概因为他和中国的关系，越战爆发后，他是唯一获许进入越南拍摄的摄影师，从越南和美国两个方向记录战争的残暴。1979年他退出MAGNUM，90年代以后几乎年年访问中国。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不过，北岛的“敌意”和批判，反倒让他的演讲成为2011香港书展近300场文化活动中最火爆的场次之一，3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等待签名、合影的读者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其中不乏内地读者。　　近几年来，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陆续通过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但近期，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集中心力重新写诗。7月21日，北岛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写散文对诗人来说比较容易，会上瘾　　记者：您在结束欧美近二十年的生活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已近4年，内地读者通过《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散文集，也了解到您近年来的最新创作。您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还有哪些？　　北岛：我是日来香港的，还有10天，我来香港就整整四年了。这四年除了写《城门开》以外，我和朋友一块儿编了两本书，第一是《70年代》第一卷，现在在编第二卷，年底差不多会出来；另外就是《暴风雨的记忆》，关于北京四中的。从出版角度讲，主要是做这两件事。　　另外还做一些诗歌活动，因为大学有很好的平台。2009年开始做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那个时候决定每两年一次，今年11月会做第二届，除了邀请的诗人更多以外，我们会给每个应邀前来的诗人出一本双语或者三种语言的诗选，也会做更广泛的宣传。希望这样的诗歌事件不仅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而且是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事件。　　记者：您这几年的散文给汉语世界的不少读者留下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是不是因为以诗人的语言训练和技艺去写散文，会觉得游刃有余？但香港青年诗人廖伟棠近期有文章称，您刚把散文和报刊专栏都停掉了，转而闭门重新写诗？　　北岛：是的。对诗人来说，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学者熊秉明说过“一把米能够喂几只鸡”的问题，他说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把“米”，我想喂散文这只“鸡”，又要喂诗歌这只“鸡”，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一旦接手专栏写作，你会像日夜兼程一样赶路，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决定干脆把所有专栏彻底停下来。这段时间完全不写散文，集中精力在诗歌上。不能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记者：“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是近年香港书展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悲观者往往认为每年7月的书展是香港出版和文化的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而乐观者高调肯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您作何考虑？　　北岛：香港在“文化”上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差。从这个角度讲，“香港文化沙漠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来香港四年，接触到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作家，我挺佩服他们的，比如卢玮銮（笔名“小思”），最近他们的《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获得这一届的“香港书奖”。看他们接受的采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他们专注，香港像他们这样的文化人也有一批，比如曾经的《八方》杂志，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的时候非常佩服，水平办得相当高。　　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它在“文化”上应该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沙漠吧。　　记者：您对真实的香港有全面了解吗？包括对比较底层的香港都怎么去了解，有没有一些特殊途径？　　北岛：我这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去天水围那种底层社区实地考察，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从我家到我的书房，除了教书以外也很少去学校，基本的生活直径其实就是一公里。除了自己写作和编辑以外，我主要在做国际诗歌方面的活动。我承认我对香港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书本得到的，比如陈冠中、吕大乐他们对香港的研究。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对香港的了解过于贫乏，要重新梳理香港的历史，所以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他们的书。　　记者：陈冠中先生这几年长住北京，读他写香港的这些文字，与您这四年的香港经验对照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北岛：他去北京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世界是需要错位的，大家互相掺和一下；我离开北京，在国外漂泊那么多年，现在来到了香港。就是需要这种出走和回归，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如果他们不离开香港，他们的眼光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的眼光也非常有限。正是因为远离自己的故土，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在昨天的演讲中，您认为生活境遇的改善有时可能对写作不一定有利，可您今天的薪金非常高，生活条件肯定比早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抡大锤时强多啦。　　北岛：生活和写作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不能说这阵你生活得好了，就写得差了，下一段因为生活过得苦就一定写得好。二者有一个大致的互动关系，就像我说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一样，他一生可以说过得很平静，但是我想他内心不是这样简单。　　我曾经概括过，写作需要两点，一点是心苦，一点是命苦。很多人对痛苦的那种感知程度比别人强，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受罪。命苦和心苦往往连在一起。　　记者：在近年的各种表述中，您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乡愁。　　北岛：你说完全不想回去，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我那种乡愁没有了，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对于北京，如果回去只是想看亲人，最重要的是我母亲，她90岁了；还有一些老朋友，但是现在连朋友都可以到香港来，他们经常组团来看我，现在这个也不是问题了。　　一个作家的宿命是，你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和乡愁几乎没什么关系。我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说北京是家，加州也是家，巴黎可能也是家，现在香港也是家。所以，我的乡愁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指向性。我也想曾经住过的地方，会想念那儿的朋友。　　我们这代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从8岁离开北京去上海，跟我母亲去探亲看我外公时开始，就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远离自己的故乡，后来终于走到了回不去的地步。　　这和我们这代人的反叛有关系，后来“串联”、出国，海外漂泊，都和不断向外走的冲动有关系，远离自己的文化，远离自己的家乡，这是另一种紧张。同时，又有思乡的过程，所以又是一种紧张关系。历史现象需要复杂地去看，否则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记者：《城门开》中您指出，您父亲当年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奉命定期去“刺探”挂名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诗人冰心的思想动态，然后向组织汇报。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您的这种“忏悔”太过宽容，放弃了对个体在极端年代坚守良知可能性的追问。　　北岛：有机会这个我们可以另外谈。这个确实涉及对革命的看法。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你很难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现在我们容易很简单地否定他们，包括对杨振宁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你要充分地理解，革命在当时是合法的，他们相信革命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理想。在我父亲那个时代，革命是政治，革命都是正面角色，我认为章诒和的写作最大的问题是，她完全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事件，把冯亦代写成反面角色，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在当时，冯亦代打小报告、自己向党交心，这是革命很自然的过程，只不过到了后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如果不很复杂地看这段历史现象的话，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包括我父亲，我觉得那个汇报在当时没有什么，不是所谓“卧底”。当时向党交心、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汇报别人的思想，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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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IIS 帮助&（可在 IIS 管理器 (inetmgr) 中访问），然后搜索标题为&网站设置&、&常规管理任务&和&关于自定义错误消息&的主题。《午夜之门》或《蓝房子》的读后感_百度知道
《午夜之门》或《蓝房子》的读后感
需要一千字左右，谢谢
出走的刺猬——《蓝房子》读后感 　　有的人，就算绑在暖气管子上，还是会离家出走。北岛至今仍处于出走状态。他不想回来吗？他说，“到天涯海角，结识别的土地和居民，特别是和我一样从事写作的人，实在是一种幸运。生活如此命运如此。”我尝出一丝苦涩，就像把糖熬得有些糊。　　北岛最疯狂的时候，6年穿梭了7个国家，他像一根竹签，扎透了很多国家的诗，再把那些诗人裹上糖衣，举到读者面前，看，这就是诗人的世界。金斯堡、盖瑞、艾略特、帕斯、桑塔格……对了，还有乔纳森，他的中文名叫史景迁。天哪，北岛居然提到了宋琳！20多年前，我把宋琳的诗集放进书包，他使放学路上的一个少年自我感觉良好。那时，我已厌倦北岛舒婷们，开始喜欢读不懂的学院派的实验诗歌。　　时光有时候黏在抽油烟机上，很难消除；有时候又像拧开的水龙头，毫不可惜地哗哗流走。当我再次阅读北岛，他的诗歌退隐在散文里，他的身体和灵魂在异国流浪，文字却忽隐忽现地指向祖国。北岛唱着秘鲁人的诗，“我一无所有地漂泊。”他承认有厌倦的时候，“内心深处隐秘的冲动”之下，是不是存在着诗人没有发觉或没有明言的情愫？　　北岛在《青灯》里说，“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康德终身没走出过科尼斯堡，梭罗在著名的瓦尔登湖仅住了两年多，顾城命断激流岛和北岛暂住的戴维斯，这些仅仅是个地名，每个人都固守着一个园地，实体的、想象的、抑或是介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北岛并没走得过远，在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努力做一只互不伤害的刺猬。全世界的诗人都是一只刺猬，有时候扎伤现实，但大多时候，是被现实扎伤。在北岛的《青灯》、《蓝房子》里，他们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也改变不了命运，永远流年不利。　　北岛那代诗人的身影渐渐拉长，比他们早一点的，像帕斯、金斯堡，已经彻底和影子说再见，无论怎样的阳光，再也照不到他们了。漂泊在外的同龄人，比如画家彭刚，彻底和绘画告别。我想起电影《梅兰芳》中的燕十三，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唱做念打，一板一眼，绝无走样。　　我们是不合格的读者和观众，随着潮流去选择，然而这又是历史的冷酷和规则。作为“辗转飘零的枯叶”的北岛们，那种美丽的误会并不是必需的，他们要做的就是坚守着“蓝房子”，“在人类的孤独深处扎根”，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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