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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女挖补天 于
00:22 编辑
塔吉克斯坦在元朝时被大元统治多年，据说好多人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近年来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朋友回国后跟我闲聊，说到塔吉克斯坦的基建项目，好多都是中国援建的，相新疆路桥，中国路桥，中国铁建，特变电工等随处可见中国工程队。虽说施工环境不怎么样，但是出去玩时却找回了当爷的感觉，几个人开辆车出去玩，即使违章交警也不处罚，临走还给敬个礼，这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当地人也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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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4国不是美军的领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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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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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机不是为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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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就是你给他们敬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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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 我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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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楼为楼主
中亚四国这样看来还是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地！
随缘不是得过且过，而是尽人事，听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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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大了，国民就有自豪感。
对进口神钢和住友感兴趣，有很了解的朋友请加我。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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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能给中国丢脸啊…怎么能违章呐？不论到那都得遵纪守法…尤其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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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很守法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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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楼为楼主
是啊！在国外更要做个文明人！
随缘不是得过且过，而是尽人事，听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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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塔吉克斯坦的认同政治
孙超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1期
【内容提要】作为中亚小国，塔吉克斯坦从独立到发展充满艰难。在这个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内部部族政治较为突出的国家，民族国家建设充满了挑战。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爆发的内战释放了巨大能量，弱化了国家的权威性。塔吉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部族政治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复杂交错，影响着塔吉克斯坦社会转型的方向与进程。
【关键词】塔吉克斯坦;认同政治;民族主义;部族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
【作者简介】孙超，198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上海200062）
全球化时代带来的不仅是人员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是主权边界的弱化和国家概念的衰落。当权力流散成为西方世界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后苏联空间的政治地震却引领了新一轮民族主义潮流。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地图上出现了5个新独立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成为政府巩固政权和强化国家职能的重要目标。但是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最大调整并不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者说是安全问题，而是来自于无形的国家象征所带来的困扰[1]。所有成功的民族国家都拥有“核心的元素”，这些元素涵盖了人类身上不可或缺的感情，包括荣誉、忠诚等要素，并成为一个国家得以确立的基础[2]。对塔吉克斯坦这样的新兴的国家来说，认同问题是一个急需处理的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处理涉及国家、地区、族群、宗教、意识形态等各个问题的厘清。中亚作为新兴地区的出现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而塔吉克斯坦认同问题的出现也同样出现在苏联解体之后。“国家”在塔吉克斯坦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部族政治妥协的产物，是主权统一实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还是应对伊斯兰复兴和穆斯林的“世俗国家”发展的结果？这些不同的认识影响着塔吉克斯坦的政局走向与发展。
苏联解体以及塔吉克斯坦政府的建立，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转换，更是一种思维观念的转换。塔吉克斯坦开始从“地区主义”的思维观念过渡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构建和国家认同开始提上日程。同样，中亚其他国家也在困惑中寻找自己的“国家”象征并以此树立合法性。吉尔吉斯斯坦利用史诗和英雄；乌兹别克斯坦将14世纪的帖木儿大帝作为民族英雄；哈萨克斯坦因为国家认同问题上的争论，将首都迁到阿斯塔纳，靠近国家地理的中心，以此消解民族矛盾；土库曼斯坦则将总统尼亚佐夫这位政治“强人”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3]。与中亚四国不同的是，塔吉克斯坦在国家独立之时就面临着政府危机，内战的爆发极大地弱化了政府强化国家权威的能力。换言之，国内处于动乱之时，国家认同问题也悄悄涌动，但这种涌动的能量被暂时的战争所掩盖了。内战结束之时，也是塔吉克人国家认同危机最为剧烈的时候。
日是塔吉克斯坦独立20周年纪念日，杜尚别友谊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20年对塔吉克斯坦是一个阶段，是共和国独立自主和民族主义发展的阶段。但这一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内战、极端主义运动和贫困等因素搅扰着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建设，认同危机更为突出。承继苏联的政治遗产，面对后冷战世界中亚各国建设环境以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风起云涌，塔吉克斯坦民族主义观念难以迅速转变为国家建设的工具。
如何理解塔吉克人的认同危机？这些危机又如何影响塔吉克斯坦的社会变迁和国家建设？传统历史文化遗产、伊斯兰因素和国家主义要素如何整合，以构建塔吉克斯坦新型认同政治？本文试图从认同政治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文章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认同政治学理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运用理论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塔吉克斯坦的地缘现实以及认同状况做一简要分析，第四部分，结合前三部分的分析，对塔吉克斯坦的民族主义发展做出判断和总结，并在结论分析和探讨塔吉克人认同的未来。
一 传统?工具?建构：认同政治学概述
认同政治学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不论是国族、族群,还是宗教和意识形态，以及描述多元认同社会单方面特征的民族主义、族群意识、各种宗教复兴运动和文明的冲突，都涉及“自我”与“他者”的认知。事实上，认同是一种教育和被教育的过程。“自我”知识的学习以及“自我”意识的培养，或者按照福柯的说法，“自我技术的形成”，是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认同的关键[4]。按照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乔治?郝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说法，自我分为两个方面，“主我”和“宾我”。“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无组织反应，是行为的一种自发倾向或冲动；而“宾我”则是个体从他人那里学来的关于自我的那些观点[5]。自我在本质上是由这两部分交互作用的一个社会过程，没有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就没有意识性的责任[6]。认同塑造是一个自我认知和情感表达的过程。这种力量一方面依托于自我对环境的认知，另一方面依托于自我意识和提醒，即从宾我到主我的转变。这就将认同政治从群体转向个人，透过个人认知环境和自我意识的变迁理解认同的变迁。正如沙里福夫所说，自我的理解更能传达出塔吉克人当前的处境，也更易于进行描述与衡量[7]。自我认同观的形成经历四个阶段：（1）自我知识理论的形成，进入认同的理念环境；（2）宾我形成阶段，探讨、思辨与理解的阶段，即对认同观念从消极反映到“正确”对待；（3）主我形成阶段，进入认知环境，理解的同时注入情感、经历与丰富的个人知识；（4）传播与行动阶段，将自己的认知感情和知识向他人传播，形成“信仰”和“理论”，在行动上接受动员[8]。历经四阶段之后，自我转变为另外一个“自我”，达到认知与行动的高度一致[9]。
根据认同塑造的四阶段，可以看出，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也是一种宾我到主我的转变过程。不同认同的塑造过程也有明显的差异，认同塑造一般分为传统与建构两个部分。按照彼得?伯格的观点，世界是被社会地建构和被社会地维持[10]。而传统则是将个体的日常生活塑造为一种有序的、预先安排的现实过程，“日常生活……即在我们出现在场景中之前就已被通过设计客观秩序建构起来了”[11]。传统塑造立基于语言、文化风俗与历史、宗教，并与当地的环境风貌相联系。而建构则较为复杂，它既有大多数回归传统和自发改变的“建构塑造”，也有少数精英通过资源号召社会认同重建的“工具塑造”。建构塑造往往是“主我”扩散的过程，而“工具塑造”充满着精英的设计和思考，往往是社会成员由“宾我”向“主我”转变的过程。例如，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信仰，更多的是社会自发的“建构塑造”；而“工具塑造”则可以通过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引用的勒南的观点来说明，“民族的构成需要大家的同意，即那种清楚表达持续过普通生活的要求……一个民族的存在就是每日的共同投票，就像个人的存在就是永久地对生活的确认一样。”[12]
21世纪初，亨廷顿围绕“我们是谁”的问题，考察美国的国家特性[13]。“我们是谁”也成为当前塔吉克人思考的中心，从苏联解体时的“哪里出问题了”到“我们是谁”，塔吉克人一直在寻找建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自我的认同感[14]。
在国家概念弱化的今天，如何在主权流散的世界重建民族国家？塔吉克斯坦的精英们毫无疑问会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而采用塔吉克人的语言文化、寻找历史素材进行民族主义“工具塑造”，但是这种塑造难以迅速达到塔吉克人的“主我”状态[15]。与此同时，塔吉克人的部族政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伊斯兰复兴运动所带来的宗教觉醒，与之所伴随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社会动员，也在进行强有力的认同“建构”。因此，传统的地域部族政治、激进的伊斯兰“建构”与当前的历史工具所强调的“塔吉克人”构建，形成了复杂的三元格局。所有的要素都包含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这样一个进程不仅是这些要素变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这些要素保持固定形式的必要条件[16]。在面对社会变迁的大潮中，三部分的认同构建都在发挥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塔吉克人”的认同，并在在相互冲击中影响塔吉克斯坦的历史进程。
二 波斯―苏联―塔吉克：民族的进化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塔吉克人并不是一个很有“主我”意识的民族，仅仅作为一个族群（ethnonym）而存在。在现代文明早期，作为游牧族群的塔吉克人散居在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多个城市以及阿姆河盆地、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的各个地方[17]。作为欧罗巴人种的塔吉克人，语言历史悠久。与伊朗人不同的是，塔吉克人很久以来就与乌兹别克突厥部族混居，突厥化过程明显。但是，塔吉克人依然保有其语言，并在印度北部和乌兹别克部族中广泛传播。这种文化弥散所形成的“文学帝国”、“史诗文明”或“波斯诗集”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塔吉克人的共同感[18]。依托不断传承的语言文明，塔吉克人在与突厥人沟通中逐渐形成了“宾我”，并且将文学塑造的塔吉克的历史感传递到塔吉克人群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塔吉克人并没有“塔吉克”意识，其经典作品和语言之中，独立的塔吉克语是不存在的。作为突厥人中的“波斯人”，塔吉克人将自己内化成为一种与伊朗高原关系密切，与波斯人拥有亲缘关系的“东伊朗人”。
19世纪中叶，随着布拉哈、浩罕与希瓦三个汗国被沙俄吞并，“俄罗斯突厥斯坦”（即西突厥斯坦）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中亚成为一个统一的区域单元，塔吉克人构成了这一区域单元的亚族群，并深受沙俄政策的影响。沙俄当局对塔吉克族群并不清楚。俄罗斯民族学者在论述乌兹别克历史进程时讲到，在苏维埃最初年代“出现的是氏族部落联盟，还没有确定的族名。用‘库拉玛’(Курама)称那些接受乌兹别克的经济成分仍操哈萨克语的人，用‘萨尔特’(Сарт)称城市中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19]。在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波斯文学的传播，塔吉克族群的集聚，卡扎王朝在文学和语言上的改革、仿萨菲王朝构造现代伊朗的文化，塑造出了塔吉克人的独特“共同感”[20]。这种共同感随着微小的历史细流变动，“自我”意识逐渐形成。
1917年的二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中亚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亚民族政治地图全部改写。根据当局的政策，在“粉碎浩罕自治政府之后”，1918年4月，突厥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成立《宣言》规定，突厥斯坦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拥有自治权。1920年8月，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随后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相继成立。在中亚政治巨变之后，苏维埃革命要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承认民族自决权，建立民族国家。因此，民族调查工作和民族识别工作在中亚各地迅速开展。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司法通报》上所列举的1922年的人口数字，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在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人口数字分别为：40.4万、80.2万和120.6万，在当时的七大族群（乌兹别克人、库拉玛人、乞卜察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中分别排第三位、第二位和第一位[21]。但是，当时苏维埃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在进行突厥民族的“识别工作”的同时反对“泛突厥主义”对俄罗斯的影响。这项工作交给了突厥省省长科恩，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5个共和国或者自治共和国，而列宁接受了这个协议[22]。塔吉克在1924年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苏联，初属于乌兹别克共和国，1929年升级为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杜尚别在苏联和欧洲移民的支持下建立，胡占德地区同年加入该地区，但塔吉克人口占主要部分的城市中心区――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却依然留在了乌兹别克斯坦[23]。根据1926年的苏联首次人口普查，塔吉克人占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74.6%，成为该共和国的民族主干，塔吉克人的政治地图基本形成。
在苏联的干预下，塔吉克文化也发生巨变，民族性迅速发展，“文化民族”从形式到内容在整个塔吉克共和国确立下来。现代塔吉克语迅速成形，塔吉克语采用了新字母和新语法、句法规则。苏联时期，塔吉克语同俄语和俄国文化相互交融，其词汇和语法甚至发音更多借鉴俄语，实现了西里尔化[24]。塔吉克也出现了许多俄语学校，俄罗斯文化影响了塔吉克精英的成长，塔吉克成为苏联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这种政治化和社会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质疑。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民主化、公开化的思潮盛行，伊斯兰复兴运动觉醒，塔吉克人开始反思自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时期，塔吉克民族性中的政治因素得到进一步加强，塔吉克精英在文化上也进行诸多的推动。在此过程中，塔吉克语的本土化趋势不断加强，去俄罗斯化和重新波斯化成为塔吉克知识分子进行塔吉克民族图谱识别的重要步骤。塔吉克人展开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识别”过程。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塔吉克斯坦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层层矛盾累积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张力瞬时爆发，引发了政治地震。地区因素、伊斯兰因素和民族主义三大内向思潮，西化、俄罗斯化和本土化三大观念思潮以及俄罗斯、美国和中亚地区三大外部势力，同时影响塔吉克斯坦的社会转型和“主我”认同。这些转变影响着塔吉克斯坦的认同变迁。
三 传统的影响力：认同中的部族因素
任何认同的构建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之中。塔吉克人的传统正是基于其地域和生产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与伊朗人有着亲缘关系的塔吉克人, 在经历了阿拉伯人的征服、蒙古人的入侵及俄罗斯人的占领后, 一直没有形成民族国家。1924年塔吉克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自治共和国，直到1929年才成立塔吉克加盟共和国。长期以来，苏联塑造着塔吉克斯坦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地域观念。苏联解体后，这些遗产被塔吉克斯坦继承下来，也成为塔吉克人的传统，对塔吉克斯坦的社会变迁发挥重要影响。
塔吉克斯坦境内多山，因此有“高山国”之称，93%的国土为山地与高原，没有低于海拔500米的地区，一半以上的国土位于海拔3 000米以上。全国分为三个州、一个区、一个直辖市。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位于“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西南与阿富汗相邻，东部与中国毗连；北方州列宁纳巴德州位于费尔干纳谷地的入口处；哈特隆州位于西南部，是塔吉克斯坦较为平缓的地区，也是塔吉克斯坦的中心地带，首都杜尚别市正位于这里[25]。
这三个州的划分与其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北方州靠近经济较为繁荣的费尔干纳谷地，首府胡占德成为整个地区的文化中心，横阻的山脉将其与南方州隔开。东部地区是高原地带，与共和国的中心及其他地区联系较为不便。这种虽然相连却交通不便的地理状况，使得塔吉克斯坦的三个部分难以实现国内频繁互动，三个区域在不同维度上各自发展。
苏联时代，北方州发展迅速，成为塔吉克斯坦主要的棉花产地。与之相比，南方州在经济、社会方面并没有获得很大发展，南方州的文化和手工业中心盖尔姆区成为原苏联反对派的温床；帕米尔高原地区则始终处于边缘位置[26]。
这种相对隔绝的地理状态也影响着塔吉克人[27]的思维观念。在苏联解体后的急剧变迁中，塔吉克的传统依然发挥巨大的影响。苏联时代的“集体农庄”不仅依靠强烈的家族认同，也同样使得家庭的纽带更加紧密[28]。作为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67%）的国家，集体农庄塑造塔吉克人的生活方式。集体农庄提供文化休闲场所，提供学校、教堂，提供发展经济的棉花产地和食用的粮食。每一个集体农庄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
苏联解体之后，塔吉克斯坦剧烈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得到多大体现。虽然塔吉克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向前发展，但是政府为了限制人口流动，防止无技术人口大量流入都市，实行城市准入制度，只有拥有居住权才能入住。正是由于这些限制以及农村中技能学习的缺乏，许多塔吉克人更多地选择呆在乡村[29]。城市在塔吉克经济发展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塔吉克斯坦仍然是一个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山地国家，这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差距很大[30]。因此，在社会网络中，塔吉克人的认同方式更加倾向于地区的“宗教认同”和家长认同。同时，这种亲族关系在地方政权中容易形成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因此，裙带关系盛行于塔吉克各州的政府组织，地方网络不断地强化各亲族之间的联系。这种关系依据地域形成，称作部族政治（clan politics）。
习俗、方言和传统塑造着塔吉克斯坦人的部族认同。今天，来自塔吉克斯坦不同地区的人习惯将对方看做是“其他地方的人”，人们往往将父辈三代以上所居住的地区而非自己的出生地作为自己的籍贯[31]。因此，逐渐分化成型的5个大的地域集团――北方人、卡特拉金人、库利亚布人、吉萨尔人、帕米尔人在塔吉克斯坦社会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2]。而尤为关键的是，语言上不同于西伊朗语言集团的帕米尔人压根就认为自己不是塔吉克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教派，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1991年夏，苏联爆发八一九事件，各种集团势力参与政治的欲望得到伸张，以南方集团为核心的反对派开始崛起，对抗北方集团。这其中包括代表东南部利益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和民主党、代表帕米尔利益的“巴达赫尚”运动等[33]。而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也被归结为部族政治的结果，即胡占德－库利亚布－吉萨尔人部族与卡拉特金和帕米尔人部族的对抗[34]。
部族政治的复兴影响着塔吉克斯坦的政治发展。当前塔吉克斯坦形成了三大势力：以拉赫蒙总统为首的当权派，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为主要代表的反对派以及势力逐渐削弱的“第三势力”（列宁纳巴德部族）[35]。这三大势力的演变关系着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
四 伊斯兰因素――宗教的大众“建构”
在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教是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90%以上的居民信仰该教，其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同伊斯兰教交织在一起[36]。苏联时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将“东斯拉夫人”的现代化模式引入中亚。经济现代化（流动人口、技术和资本）不仅带来许多现代化问题，如人口过剩、失业率激增、环境问题等，同时也将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冲突迅速纳入塔吉克人的思想视野之中。塔吉克人开始认识到在文化和宗教上不同于“斯拉夫人”，认为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多余的，不必要的[37]。这种内外差距、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使得塔吉克人只能通过宗教寻找慰藉。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中东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主张反西方化，回归“伊斯兰社会”，建立政教合一体系，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这些价值诉求和行动取向对中亚穆斯林这一特殊群体极具吸引力[38]。这些生活在封闭的系统中，饱尝贫困之苦，注重宗教、地域和家族联系的部族开始成为一股具有政治抱负的重要力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盛与解体后的塔吉克斯坦共产党政府同时并存，这种在苏联解体之后依旧存在的“旧有不变的政权结构”成为宗教政治参与急速扩张的重要前提[39]。与此同时，塔吉克斯坦国家建设缺乏有效权威，世俗化政府的弱势也为伊斯兰教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力条件。2010年8月份，盖洛普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85%的塔吉克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12%认为宗教并不重要[40]。塔吉克斯坦已经成为中亚对伊斯兰教最为虔诚的国家之一。
苏联时期，政府对待伊斯兰教一向是两手政策：一方面动用一切力量压制其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寻求与之合作[41]。只有“普世的伊斯兰”（Popular Islam）才被允许进入中亚社会体系[42]。正如塔吉克斯坦穆斯林反对派领袖图拉简忠德所说：“70年来的共产主义统治使我们只获得一种不同的世界观……所有毛拉都希望塔吉克斯坦变成伊斯兰国家，但现在不可能。共和国在世俗道路上走得很远，人们绝不会希望简单地抛弃自己的习惯和生活方式。”[43与此同时，伊斯兰教逊尼派一支哈乃斐学派（Hanafite School）[44]的“自由化”思潮早已在塔吉克斯坦传播。这支力量在戈尔巴乔夫“自由化、民主化、公开化”思潮的影响之下迅速成长。苏联当局对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教的压制政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解放”，使得塔吉克斯坦内部的宗教能量得到巨大释放，这为伊斯兰教进入大众政治参与奠定了重要基础。1991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成立激发了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教的发展[45]作为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反对派，尽管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难以取得政权，但它已经成为继执政党人民民主党之后的第二大社会政治组织，并拥有45万党员，成为中亚唯一合法有效的宗教性政党。2010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7.74%的得票率进入议会，占有2席。2012年2月，塔吉克斯坦政府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穆赫托罗夫表示，目前塔吉克斯坦拥有各类宗教机构3 882所，而各类学校共计3 793所，宗教机构数量已超过学校数量[46]。清真寺在塔吉克斯坦不仅具有宗教意义，同时还是进行“主我”认同塑造的重要场所。据统计, 有 10%～20% 的城市居民和45%～ 50% 的农村居民定期去清真寺做礼拜, 其中以青少年居多[47]。
目前塔吉克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其中主要一支哈乃斐派穆斯林散居全国。该教派支持政府，合法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另一支瓦哈比派力量较为集中，分布在加尔姆州科希斯坦地区的卡拉特钦[48]。而少数的什叶派伊斯纳?阿沙里斯派和伊斯玛仪派在塔吉克斯坦影响较小。特别是伊斯玛仪派信奉者――巴达赫尚的帕米尔人，由于在内战中支持反对派和地区自治，受到政府强力打击，如今影响力弱小。当前给塔吉克斯坦带来巨大困扰的是“伊斯兰激进运动”，它主要由那些对现实生活极度不满、愤怒和绝望的穆斯林组成，特别是在内战中遭受失败的加尔姆人与帕米尔人[49]。他们在前内战反对派伊斯兰武装军官的指挥下，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和塔吉克斯坦贫困山区迅速发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给他们带来反抗政府的理论武器，强调建立效法伊朗的神权合一的国家，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完全要仿照《古兰经》教义和圣训。因此，实现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成为激进民众反抗世俗化政府和部族压制的合理外衣。伊斯兰宗教势力与中亚伊斯兰宗教势力有着密切联系[50]。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阿卜杜罗?拉基莫夫（穆罗?阿卜杜罗）经常在塔吉克斯坦拉什特谷地制造恐怖事件，并与乌伊运和基地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伊斯兰宗教的复兴和伊斯兰复兴党的活动重塑了塔吉克斯坦的认同方式，带来了巨大的观念冲击。正如塔吉克斯坦著名学者奥利穆娃所说，当前塔吉克斯坦的认同困境并不在于在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普世的伊斯兰和激进伊斯兰之间进行选择[51]。传统派代表、国家和解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努里（Abdullo Nuri）认为伊斯兰教应当关注每一个穆斯林而非建立一个神权国家；而激进派代表“塔克费尔”党[52]的姆罗?阿米克宏（Mullo Amirkhon）同样认为伊斯兰教应该关注穆斯林和社会，但是在目标上要求激进行动，反对与政府妥协[53]。而恐怖事件的频发也影响到当局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在塔吉克发展程度的判断。日，杜尚别发生25名逃犯越狱事件；9月3日，胡占德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9月6日，杜尚别一个迪斯科舞厅发生炸弹事件；9月19日，在拉什特山谷发生武装人员与越狱者枪战，造成28人死亡；10月4日，杜尚别的直升机在运送士兵的途中坠毁。塔吉克内务部将这一系列活动的策划者大多归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并认为发生极端事件最为频繁的巴达赫尚地区是反对派联盟伊斯兰主义者的根据地。
拉赫蒙总统在极力对付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同时，力求稳定世俗化国家，并采取多种措施影响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日，塔吉克斯坦当局出台了一项名为《关于父母教育子女责任的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塔吉克斯坦未成年人出入清真寺。9月，政府禁止公民赴伊斯兰国家学习宗教。9月4日，塔吉克斯坦政府暂停一家前去德黑兰的航班，因为机中搭载一些学生前去伊斯兰朝圣。这些措施引起了国内激进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也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的展开创造了空间与市场。
五 历史工具――拉赫蒙政府的“民族”塑造
自苏联解体以来，塔吉克斯坦政府的发展就与其他中亚国家不同。部族政治和宗教因素交织着影响塔吉克斯坦政局。日，塔吉克斯坦当局发表了《塔吉克斯坦独立宣言》，宣布共和国独立。日，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民直接选举总统，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纳比耶夫成为第一位民选总统。北方部族依旧掌握着国家政权，反映着原苏联保守力量的巨大控制力。而南方集团和帕米尔集团对此极为不满，这种“隔离感”伴随着对政治权力和资源的争夺而不断加强[54]。塔吉克斯坦虽然改行总统制，可是原共产党精英事实上掌握国家政权。这种稳定的状态似乎延续了原苏联时代的政治性格，从政党到国家组织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强政府的模式也没有得到多大改变。如果经济平稳发展，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结构依旧会延续苏联的“强政府”传统。
按照传统的逻辑，塔吉克斯坦的发展会延续塑造民族主义的国家建设方向，但是伊斯兰和部族因素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打破了这一平衡。社会变革已然发生，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各种党派迅速兴起，国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迅速涌现。苏联的政治变迁形成巨大的学习效应，影响了塔吉克斯坦的政治变迁，因此，伊斯兰运动迅速崛起，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1990年6月成立。仅在1992年，塔吉克斯坦130座大城市兴建了清真寺[55]。
经济上的雪上加霜酿成政府效能危机。1991年工业生产总值只有上年的 96.4%；1991年基本建设投资只有上年的85%，1992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0多倍；1991年零售商品只有上年的78.8%，而1992年与1991年又下降了74.1%；1992年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下降了32.4%[56]。同时，地方集团为争夺土地也大打出手，在主要的移民区库尔干－秋别州最为明显[57]。认同与社会的互动频繁影响政治形势，自我的外化和内化交互影响。传统的部族对国家政权的需求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对神权国家的渴望影响到了社会层面，“静默的革命”在内战前期无声地进行。1992年初期，塔吉克斯坦已经陷入分裂：各政党按地区的不同重新分化组合，护法机关内部出现分裂，宗教界内部露出裂痕[58]。库利亚布地区、列宁纳巴德与加尔姆地区和巴达赫尚地区矛盾激化，双方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对权力展开角逐，并爆发了内战。
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稳定随着内战的爆发轰然崩塌。社会动荡开始在整个国家蔓延。内战持续了5年时间，65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难民，4万~5万人死于战乱[59]。不仅如此，俄罗斯、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介入使得塔吉克斯坦主权的内向性――对内的最高性受到巨大的破坏。战争结束时期，仅驻守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第201步兵师就有25 000名士兵和18 000名相关人员[60]。但是这一系列的战争结果并没有使塔吉克斯坦出现军事强人政权，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结构也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得到改变。内战给当局带来巨大权威性的破坏，政府借助外力恢复秩序也使得当局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塔吉克斯坦的认同塑造在关键时刻由于内战而遭到破坏，塔吉克人在内战中认识到地区主义的力量，但对国家的概念模糊。他们更多地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审视塔吉克斯坦的国家概念，而非从民族整体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系列的差距使得塔吉克斯坦的民族国家观念构建充满艰难。 内战结束之后，塔吉克斯坦的两支政治力量――拉赫蒙政权和伊斯兰复兴党各自形成一套独立的观念体系，并大力宣传各自的国家观念，争取获得大众支持[61]。塔吉克斯坦认同的复杂度体现在各个层面，包括宗教、公民团体和地域等。当前，塔吉克斯坦流行的萨拉丁?艾尼（Sadriddin Ayni）的作品被大众广泛阅读，特别是他在1926年出版的《塔吉克文学的意象》（Images of the Tajik Literature），从塔吉克斯坦的历史叙事角度奠定了塔吉克民族性的“历史和哲学的基础”[62]。拉赫蒙政府运用艾尼的思想理论作为今天塔吉克斯坦族群认同塑造的重要内容[63]。与此同时，在加强文化宣传的同时，拉赫蒙在内战结束后宣布启动基于萨曼[64]历史遗产（Samanids historical legacy）、索罗亚斯德教时期[65](Zoroastrian period)和雅利安文明[66](Aryan civilization)的民族建设项目[67]，而每一个项目的建设都将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的作用置于边缘。拉赫蒙总统对世俗国家建设的热切盼望与对伊斯兰宗教力量的排斥，展现出苏联解体后中亚新型“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汇合的要求。正如他所说：“在世界历史的长期历史时段之中，塔吉克斯坦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以伟大的人物鲁达基（Rudaki）、塔吉克文学之祖菲尔多西(Firdusi)、伟大的诗人阿布?阿里?西那（Abu Ali Sina）――东方医学的建立者以及世界哈菲兹中的著名诗人奥马尔?加亚姆（Omar Khayam）、诺斯哈?库和萨乌（Nosir Khousrav）、若米（Jami）、鲁米（Rumi）、萨迪（Saadi）而感到自豪。”[68]
而保罗?白格那（Paul Bergne）也认为应该从苏联之前的塔吉克人的历史中寻找塔吉克民族主义认同的源头：“塔吉克人是中亚唯一有伊朗血统的欧罗巴人种。很早以前就居住在布哈拉和土耳其斯坦境内。突厥人征服了他们。他们中的部分被突厥化并且接受了突厥语，但是那剩下的，依然保存着自己的语言，并且定居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山地与丘陵地区。”[69]
虽然拉赫蒙总统这种文化源头的号召更多是出于建设新型“塔吉克民族”的要求，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拉赫蒙总统对“文化民族”促进政治整合的诉求。这一点引起了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等政治反对派的不满。伊斯兰复兴党也同样运用这些资源，可是更多地强调其伊斯兰教特征。与拉赫蒙总统所宣称的“文化复兴”的精英化战略不同，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农村和地方塑造塔吉克斯坦的“族群”认同，也更有影响力。“非官方”的伊斯兰和伊斯兰化的宗教仪式深深嵌入“以部族为基础的地区网络”之中，并与村社的社会实践和家长制的塔吉克家庭形式紧密联系。有趣的是，伊斯兰认同感的形成与塔吉克斯坦的妇女紧密联系[70]。妇女被看做是信仰和社区价值观的最坚定的“卫士”。妇女和老人在村社中很大程度上担当了伊斯兰宣传者的身份。伊斯兰文化在私人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71]，家庭成为它的主要阵地，作为“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文化宣传所不具备的巨大作用。当有人问一个村民，成为共产党员和穆斯林是不是很矛盾时，他的回答很有趣：“一点也不矛盾。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工作时候禁食或者祈祷。但是我的妻子和女婿，他们待在家里，他们必须禁食和祈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穆斯林的大家庭中。”[72]
塔吉克斯坦的传统信仰与部族地域因素通过家庭和村庄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塔吉克人认同感的重要背景。而塔吉克民族主义则通过文学作品和政治宣传以及学术研究来进行扩散。塔吉克斯坦的弱势威权主义和缓慢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了“民族主义”的扩散力度，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影响了塔吉克斯坦的“民族构建”。拉赫蒙政府精英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认同塑造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各个地区广泛推行，只有针对城乡的特点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认同塑造才能达到其应有的效果。
作为中亚最贫困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在独立之初就面临各种危机。部族政治、伊斯兰因素、民族主义成为塔吉克人认同形成的三大重要因素，但这三大因素之间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部族政治中渗透着伊斯兰因素的成分，而民族主义包含着伊斯兰成分和文化地域等内容，伊斯兰因素又可分为激进伊斯兰和普世伊斯兰，二者对塔吉克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观念的不同层次使得认同构建变得异常复杂。从传统的部族影响力，到大众认同所形成的伊斯兰文化，到精英致力于国家建设的国家民族主义，“我们”成为众多认同因素中的常量。
图 塔吉克人的认同因素
塔吉克人认同因素如图所示，可见塑造塔吉克人认同的核心不在于将三者界线鲜明的区分开来，而是着重看到三者的共同点，进行整合。部族与地区因素同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塔吉克人认同的基础。作为国家建设需求的民族主义，可以考虑提取这两者的合理部分，进行融合再造，并通过教育宣传以及政治社会化，弱化三者之间棱角分明的界限。只有这样，塔吉克人对国家的认同意识才会发生转变，从吸取知识理论，发展到“宾我”，内化认同内容，并重塑思想理念，最终成为“主我”，将自己的感情和信念寄托在国家和民族之上。
另外一个层面则是主权塑造。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性和对外独立性是保证国家认同的重要硬件。只有一个政治稳定、治理良好以及在对外交往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家才能保证公民的国家认同。塔吉克斯坦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一个明显的策略即是致力发展经济，强化政治稳定并治理腐败，提高官僚机构的运作效能，同时发挥自身在中亚地区的优势，在大国之间进行平衡外交，提高外交实力。国家自身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会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
（责任编辑: 常玢）
注释：
[1]参见Lloyd A.Fallers,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he Nation-State,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econd printing 2011.
[2]William O.Beeman, “Ferdowsi and Tajik National Identity”,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Ferdowis in the Realm of Culture and History,”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the Center for the Great Islamic Encycloperdia, Tehran, August 21-28, 2000.
[3]William O.Beeman,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y In Post-Soviet Tajikistan”,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 No.4, December 1999, p.101.
[4]Peter John Durhan, “The root of Humanity: Hegel on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in Figuring the Self Subject, Absolute and Others in Claaical German Philosopy, David E.Klemn and Gunter Zoller, ed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pp.227-44; Michel Foucault, The Politcs of Truth, Sylvere Lotringer and Lysa Hochroth, eds, Semiotext(e),1997,pp.178-81.
[5]George J McCall, J.L.Simmons,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pp.50-51.
[6]George Hebert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for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pp.175-178.
[7]Mehmonsho Sharifov, “The Self between political chaos and the new political ‘order’ in Tajikistan”, Transcultural Studies, () Vol.2, No.3, pp.315-317.
[8]Ibid, p.316.
[9]Hegel’s point of view was profoundly discussed in Alexandre Koje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Allan Bloom, ed., James H.Nichols, Jr., trans.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Press, 1969, pp.3-31.
[10]Peter L.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p.45.
[11]Peter L.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Reality, New York:Doubleday,1966, p.3.
[12]〔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40页。
[13]Samuel P.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14]Mehmonsho Sharifov, “The Self between political chaos and the new political ‘order’ in Tajikistan”, p.315.
[15]Paul Bergne, The Birth of Tajikist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public,New York:I.B.Taur is&Co ltd,2007.
[16]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79页。
[17]John R.Perry, “From Persian to Tajik to Persian: Culture, Politics and Law Reshape: A central Asian Language,” NSL.8.Linguistic Studies in the Non-Slavic Languag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and the Baltic Republics, Ed.Howard I.Aro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6, p.280.
[18]Ibid.
[19]科兹洛夫：《民族自我意识问题及其在民族理论中的地位》，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6期，转引自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
[20]John R.Perr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Iran and Tajikistan,”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 in Variation and Identity, ed.Yasir Suleiman, London: Curzon, 1999, pp.154-157.
[21]“Вестник юстици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1924г.No 1, C.12.转引自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
[22]巴依莫尔扎?哈依特：《突厥斯坦溯源》，载〔哈〕《维吾尔之声报》日；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
[23]John R.Perry, “From Persian to Tajik to Persian: Culture, Politics and Law Reshape: A central Asian Language” , p.281.
[24]Ibid.
[25]Shahram Akbarzadeh, “Why did nationalism fail in Tajikistan?”, Europe-Asia Studies, Vol.48, No.7, 1996, p.1107.
[26]Ibid, p.1107.
[27]这里所说的塔吉克人指的是塔吉克斯坦的民众，而非塔吉克族人，下同。
[28]For more detail see Alexander Bennigsen & Chantal Lemercier-Quelqejay,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Pall Mall P.,1967, pp.184-186.转引自Shahram Akbarzadeh, “Why did nationalism fail in Tajikistan?” .
[29]Rafis Abazov, Tajikistan, NY: Marshall Cavendish Benchmark, 2006, p.80.
[30]Saodat Olimova, “Political Islam And Conflict In Tajikistan”, http://www.ca-c.org/dataeng/11.olimova.shtml
[31]关于这一方面的精彩叙述可参见Tuner-Kclavuz, “Political and social networks in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clan’,region and beyond”, Central Asian Survey, 28:3, 323-334.
[32]可参见吴家多《塔吉克人与塔吉克内战》，载《民族论坛》1998年第5期。
[33]邓浩：《地方主义与塔吉克斯坦冲突》，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6期。
[34]参见邓浩《地方主义与塔吉克斯坦冲突》；吴家多《塔吉克人与塔吉克内战》；Tuner-Kclavuz, “Political and social networks in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clan’,region and beyond”.
[35]关于第三势力，其代表人物有胡多别尔德耶夫（前政府军旅长）与阿卜杜拉贾诺夫（前总理），而两者是在1999年发动列州叛乱的始作俑者，前者逃亡乌兹别克斯坦，后者参与极端伊斯兰势力，一直从事反政府斗争。
[36]陈小沁：《从塔吉克斯坦民族和解进程看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5期。
[37]Vishnevsky, A., Serpi rubl.Konservativnaya modernizatsiya v SSSR, Moscow, 1998, p.281.
[38]刘靖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点及其意识形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1期。
[39]Mehrdad Haghayeghi, Islam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NY:St.Martin’s Press, 1996 version, p.136.
[40]/poll/128210/gallup-global-reports.aspx
[41]Saodat Olimova, “Political Islam And Conflict In Tajikistan”.
[42]Ibid.
[43黄陵渝：《试论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趋势》，日，中国宗教学术网，/zj yzz/9.htm
[44]哈乃斐学派是伊斯兰教最早的教法学派，又名“意见派”，“理智派”，与马立克学派、罕百里学派、沙斐仪学派并称为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
[45]伊斯兰复兴党前身为1978年成立的伊斯兰秘密青年组织，其领袖为萨义德?阿卜杜拉?努里（Said Abdullo Nuri），该组织研究和宣传萨义德兄弟（brothers Sayyid Qutb and Muhammad Qutb），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和马杜迪（Abu-l-’Al’a Mawdudi）等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参见http://www.ca-c.org/dat- aeng/11.olimova.shtml。
[46]《塔吉克斯坦政府担忧宗教机构数量超过学校数量》，人民网，.cn/hqgj/jryw//content_5207575.html
[47]陈小沁：《从塔吉克斯坦民族和解进程看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48]文丰：《十字路口上的塔吉克斯坦：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49]同上，第32页。
[50]具体内容参见黄陵渝《试论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趋势》。
[51]Saodat Olimova, “Political Islam and conflict in Tajikistan”.
[52]塔克费尔（Taqfir）是一个指控的声明，用于一个穆斯林指控背叛和变节，而塔克费尔词根来源于kafir（不虔信）。
[53]Saodat Olimova, “Political Islam and conflict in Tajikistan”.
[54]Olivier Brenninkmeijer, “Tajikistan’s Elusive Peace”, The World Today, Vol.52, No.2(Fen., 1996), p.43.
[55]Ghonchen Tazmini, “The Islamic Revival in Central: a potent force or a misconception?”, Central Asia Survey, 2001, Vol.20, No.1, p.66.
[56]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6页；张森主编：《1997年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年鉴》，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转引自王举《塔吉克斯坦内战分析》，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7页。
[57]Olivier Ra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NY: NYU Press, 2000, Reprinted in 2005, pp.94-95.
[58]邓浩：《地方主义与塔吉克斯坦冲突》。
[59]Olivier Brenninkmeijer, “Tajikistan’s Elusive Peace”, The World Today, Vol.52, No.2(Fen., 1996), p.43.
[60]Roy Allison, Peacekeeping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Western European Union, Chaillot Paper No.18, Pairs, November 1994, pp.9-14.
[61]Pulat Shozimov, “Tajikistan’s ‘Year of Ary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of Ideologies”,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5 October 2005.
[62]Shukurov, “Tadzhikistan”, p.234.Quoted by Erica Marat, National Ideology and State-building i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54.
[63]Ibid, p.249.
[64]阿拔斯王朝时中亚地区建立的伊斯兰教封建割据王朝(874～999)。
[65]索罗亚斯德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索罗亚斯德教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
[66]塔吉克人起源于雅利安人，一种属印欧语系的古代民族，这将其与突厥后裔的其他中亚民族区分开来。
[67]Erica Marat, National Ideology and State-building i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p.54.
[68]Emomali Rakhonov, Tajik People in the Reflection of the Hsitory, Dushanbe: Irfon, 1999, p.109.Quoted by Erica Marat, National Ideology and State-building i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p.55.
[69]Paul Bergne, The Birth of Tajikist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public,New York:I.B.Taur is&Co ltd,2007, p.4.
[70]Liz Owerbach, Tajikistan, http://fccorn.people.wm.edu/russiasperiphery/03b5a614b5 7d004f d115c.html
[71]Ibid.
[72]Ibid, 另外可以参见Adeeb Khali, Islam after communis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td, 2007 Olivier Ro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London: I.B.Tauris&Co Ltd, 2000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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