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轻舟 奥森 官网钢厂三千万买官

奥森钢厂硬线直发价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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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争夺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转载]将星卖钱三千万 军队战力有几何?
徐财厚臧无极
&《東方日報》
据说,少将一衔任职可上下跨七级,是解放军军衔系列中对应职务级别最多的一个。少将还是中国终身军人的许可证,一个军人如果荣升解放军少将,不仅意味他可享受别墅、专车等待遇,而且还可被供养到终老。因此,军队中大校以下的军官,本质上仍属“铁打营盘中流水的兵”,到了年纪,职务上不去,军衔自然也升不了,只能转业到地方继续工作。也因此,晋升少将对于每一个军官来说,永远是梦中的理想。
但晋升少将却难如登天。解放军二百二十多万人,拥有现役少将军衔的不超过两百人,按此比例推算,每年能晋升少将的也不过就是几十人。这个数字对于两杠四星的大校们来说,无异于天上的星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有抬头仰望的分儿。正因难,大校们才被迫使出浑身上下解数,角逐那颗金光闪闪的将星,军队也因此打开了腐败的权力寻租空间。
坊间流传,一颗将星标价三千万元人民币。此说法是否属实无从考究,不过,最新一单案例却提供佐证,证实军队中卖官鬻爵确有其事。六月二十五日,全国政协会议撤销苏荣、宋林、叶万勇的委员资格。苏荣和宋林大家都知道,叶万勇则是刚去职的四川省军区政委,知名度不高,按惯例,省军区负责人要有一人出任省委常委,叶就是这样一个挂名常委。至于叶因何事被免去委员,官方未给答案。
境外有媒体报道说,叶万勇与黑社会大佬刘汉一案牵连,于五月下旬被军委纪委带走调查。但此后还有剧情更狗血的报道说,中纪委在清查徐财厚的赃物时,发现一个未启封的保险箱,打开后赫然发现里面有巨额现金和叶万勇的个人简历。
现金和简历的存在,证实叶万勇是在送钱买官。但此事的离奇在于,徐竟然连箱子都没有打开,更别提点收钞票了。是徐大人高风亮节不屑于金钱吗?当然不是!军中巨贪谷俊山曾送他金山银山和女人,他都一一笑纳。
是徐大人嫌叶万勇送钱太少,不屑于点收吗?可能!不过,徐大人倒是受人钱财真替人办事,二○一二年五月,五十九岁的叶万勇未能连任省委常委,不过,两个月后他又离奇地获中央批准,再度成为四川省委常委。
脱“常”再入“常”,反覆无常,正好证明那一箱子未打开的钱起到了作用。
叶万勇买的不是少将,他买的只是他这个少将苟延残喘的时间。以前听说过深圳前市长许宗衡拎着一箱子钱找到LYC,希望他出面拯救危难中的自己,但L不为所动,许最后终于成了阶下囚,现在又听说叶万勇送一箱子钱,并终于为自己买回新一届省委常委的续任资格,但他也只做了两年不到新常委,然后就被抄家,本可含饴弄孙的晚年,最终只能在监牢中望穿双眼。
个人得失固然令人唏嘘长叹,不过,与买官卖官自毁长城相比,这尚且算不上大事。
徐财厚身为军委副主席长达十年,这期间,他在军中卖了多少颗将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一手提拔的谷俊山,富可敌国,谷的财富来自哪里?只可能是吃空饷,卖军产,盘剥每一位军中士兵。
谷俊山如此,叶万勇如此,其他将军又能好到哪里去?不过五十步笑百步,大家彼此彼此。如此将军麾下的军队还能有多少战斗力,天知地知,不过是美玉其外、自欺欺人的外强中乾。所以,真诚谏言一句:北京,别自视甚高轻言开战。
&&&&&&&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建立了新中国;毛主席指挥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装备精良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军将士各个“精忠报国”,所以敢打必胜,所向披靡;所以美国西点军校教官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现在的解放军已今非昔比,从将军到士兵想保家卫国的寥寥无几,多数想的是如何升官发财。所以真诚谏言一句:北京,在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整顿好军队之前,千万别自视甚高轻言开战。否则,就是北洋水师的下场。
按:贪腐的军队就像一帮乌合之众,无论有什么样的先进武器,结局都是逢战必败。
&&&&&&晚清时期,随着列强不断入侵,朝廷丧师失地,割地赔款,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大有“山河破碎风飘絮,‘社稷’浮沉雨打萍”之危机窘迫感。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反思,曾经无限荣耀的天朝上邦究竟怎么了?未来之路到底该怎样走?
&&&&朝堂之上的有识之士认为导致这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主因是国家长期极贫极弱,军队装备严重落伍,将官腐败,士气低迷所致,“落后必挨打”已是朝野人士之共识。
&一部分开明官员经彻底反思后认为,力挽狂澜的唯一办法是效法西洋、东洋,“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理念来反制西洋诸国的勃勃野心。
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逐渐占据上风,成为力促除旧布新的官场主流。“洋务派”大力扶持民族工业、兴办矿业、采购西洋先进武器、创办新式海军船政学堂、新式兵工厂、提高官兵待遇,经过筚路蓝缕之努力,使清军的装备与薪资有了质的飞升,似乎军中精神面貌也不同以往,一扫往昔畏敌如虎、游堕颓废的羸弱衰样,渐渐有了些大清王师所必须具备的虎贲锐气。
&&&&客观来讲,当时的清政府痛定思痛,在海防上是下了血本的。以那位在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为例,他生前担任北洋水师两大主力舰之一的致远号巡洋舰管带(相当于今天的舰长),他恪尽职守,训练认真,颇有威望,以“鹰派”著称。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大都购自、英国,性能优异,续航能力强,火力凶猛,价格自然不菲。
在李鸿章等人的不懈坚持下,成立于1888年12月的北洋舰队被列国军事专家评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混编舰队 。
这支被捧为亚洲第一的强大海上力量被暗中蠢蠢欲动的海军视为心腹之患
,日军似乎对这庞然大物一直心存忌惮。资料显示,邓世昌官居正二品武职大员(&有学者认为清代二品武官相当于今日的中将军衔),二品武职在当时能做到副都统或总兵之类握有实权的带兵官。
以此类推,邓世昌虽身为舰长,
但他的官衔和待遇是非常高的,足见清廷对这些人所寄予的厚望。有关北洋水师的相关资料记载,邓世昌的月薪为官俸1584两,船俸(岗位津贴)2376两,月入3960两。有清史专家指出:光绪年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折合人民币100---180元之间。所以说,邓世昌的月收入换算成人民币达到40——60万以上,可见当时北洋舰队的舰长是绝对的高收入阶层,待遇可谓极度优厚了。
原来声名显赫的邓大人不光形象“高大上”,
而且在当时已是货真价实的“高帅富”呢!&
&&&&&史料记载,致远舰上工资最低的是杂役、伙夫,月俸6两,估算成人民币大概在600——1000元之间。一等水手月薪10两,折合人民币每月有1000——1500元落袋为安。基层官兵的收入看似一般,但按当时低廉的物价与生活水平类比,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月收入丝毫不比如今朝九晚五的白领差。这说明北洋水师是晚清诸军兵种中最受宠爱的天之骄子,舰上官兵的优厚待遇是无可比拟的,只能让别军将士暗中艳羡。由此可见清政府当时已经意识到欲有强大的国防必先有强大的海防,
将海军的重要性置于诸军之前列。
&&&&&邓世昌“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日的黄海海战中壮烈捐躯报国,因事发时岁在甲午,史称甲午海战。彼时致远舰舰体已遭日舰重创,弹药也已用尽。邓世昌军事素质过硬,他沉着冷静,并不惊慌,指挥部下以最大节数冲向日本海军指挥舰吉野号,意图与敌同归于尽。吉野号舰长伊东佑亨眼见中国军舰冒着黑烟冲着自己急速驶来,他心知不好,慌忙操舵躲避,并以速射炮以及鱼雷对准致远舰发起致命攻击,致远号不幸被接连击中,
船身被炸弹撕开几道巨大的口子,海水灌涌进来,
船体缓缓沉入冰冷的海中,邓世昌拒绝部下与爱犬的营救而自沉黄海。此战自邓世昌以下,全舰300多名官兵仅7人幸存。北洋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自感指挥失误,心怀愧疚且怕朝廷追责,拒绝了日帅伊东佑亨的劝降服毒自尽。此战大清国引以为傲的“海上长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片震惊加悲愤,威海百姓自愿蹈海打捞殉难官兵的遗体加以厚葬,一时间“通商卖国李鸿章,战死沙场邓世昌”的民谣自威海传遍全国。其实李鸿章赞成开埠通商何错之有?替人背黑锅的他岂非有苦难言,强忍羞辱“打落牙齿和血吞”呢?此役日军以小击大,且大获全胜,东乡平八郎、伊东佑亨等辈一战成名,使本来忐忑观望的日本列岛长舒一口气,日民为之沸腾,雀跃。
&&&&&有人评价说甲午之败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体制,不知是否?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从此丢掉了对大清的最后一丝敬畏,一改追随西洋列强的屁股后面捡点残渣剩饭吃的惯例,由谨小慎微变得肆无忌惮起来。甲午获胜后,日本人信心爆棚,强迫清政府缴纳一笔巨额战争赔款,由此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脱亚入欧”由一个撮尔岛国化茧成蝶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日本全面走向军国主义后,是唯一击败过欧美强国的亚洲国家,犹显其不容小觑的内在张力与实力。
&&随后在近百年内日本一次又一次赤膊上阵,跨海放马撩来,在古老中国上演了一场场“蛇吞象”的历史活剧。
&&&&&&日本横在中国面前,犹如一块巨大的挡路石,也成为凌驾在中国人头顶上120年挥之不去的梦靥。当然,日本民族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比如领导层比较清廉高效、对外戾狠对内却颇怀柔、民众善于学习、
个人素质高 、团队精神强、
做事极度认真,即使是敌人,正视并学习他的长处总比一味谩骂泄愤要好,也更有意义。
&&&&黄海海战失利,海军精英尽殁,噩耗传来,朝廷震怖。清政府耗费巨资打造起来的这支“
无敌舰队”霎那间灰飞烟灭,不仅令国人始料未及,还引得中外舆论一片哗然 ,其中最震惊、最悲恸的莫过于光绪帝了。
史载光绪皇帝惊闻败讯后怆然涕下,他垂泪亲自为邓舰长撰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下旨特赐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加授予“太子太保”以示哀荣,并御笔亲撰碑文、祭文各一篇以表其功,并以此激励后来者。清廷还赐给邓世昌老母一块重达1.5公斤的用纯金制成的“教子有方”的匾额,并赏赐邓家10万两白银(专家称换算成人民币币值约1500万元左右)以示体恤。邓世昌、刘步蟾等北洋舰队高层生前得享高官厚禄,死后清政府给予褒奖与评价也是极高的,可谓备极人臣,也算死得其所了。
&&&&&然而清政府不惜工本打造出来的一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基层官兵也算忠勇尽职、奋不顾身,战斗力却如此不堪,这却是为何?真是“力不如人万事休”吗?史料显示北洋舰队的战舰不论吨位、数量、先进性、官兵待遇无不远远高于日本参战舰队,最后却被日军完败,乃至彻底覆灭。可见清朝的腐败衰朽已深入骨髓,积重难返了。
即使耗费那么巨大的本钱,即便有邓世昌、刘步蟾这样军中勇士前仆后继,马革裹尸,无奈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夕阳余晖下,谁也挽救不了大清即将彻底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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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买官卖官现象调查:趋利性成内在动力
买官卖官现象调查:趋利性成内在动力
日12:09廉政瞭望
[导读]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买官卖官现象比较严重。2005年爆出的“建国以来最大的买官卖官案”,涉案官员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
廉政瞭望2010008期封面
买官卖官治理
面对买官卖官顽疾,中央高层掷地有声:“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修补干部选拔用人制度,出台4项监督制度,健全防范打击手段,中央强力出招;试水公推直选,扩大票决范围,地方改革风生水起。
中央地方上下呼应,联手治理买官卖官。
重拳出击买官卖官
■文/本刊记者 王春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视频会议上指出,“要继续以最坚决的态度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加大对违规违纪用人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开展买官卖官问题专项整治,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整治决心之大前所未有
就在李源潮讲话的第二天,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作出反应,将跑官买官行贿的犯罪案件界定为八种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行贿犯罪,排列第二位,列为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查办重点。
5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指出,要加大力度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件,特别是为跑官买官而行贿的。
一周之内中央部委及高层三次明确表态,要严查买官卖官行为,打击决心之大前所未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买官卖官现象比较严重。2005年爆出的“建国以来最大的买官卖官案”——马德案中,涉案官员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
中央为了遏制买官卖官等用人腐败行为,加大了治理打击的力度。中央高层对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放“狠话”的同时,一直在着手从制度上规范干部的选拔和任用。
在2005年12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提出了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的11条措施。2006年4月,中央组织部以这11条措施为主要内容,制定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在2006年1月初召开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明确提出,对买官卖官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对选举中搞非组织活动的,必须严肃处理。
日,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黑龙江、山西、云南、河北等地发生的6起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典型案件。时隔半年后,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于7月19日再次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原陕西省商州区区委书记张改萍买官卖官等7起案件的查处情况。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针对买官卖官中一把手频频成为主角的事实,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提出一把手是监督重点,并规定了10项监督制度。2005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追究。
2009年,李源潮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县委书记权力大、责任大、影响大,要实行重点管理。5月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对县委书记,一是选好用好,二是加强培训,三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四是强化监督。
尽管中央不断出招强力整治买官卖官,但仍不时曝出买官卖官丑闻,少数不法之徒铤而走险,玩弄买官卖官新花样,与执政党的选人用人政策博弈。日,安徽省巢湖市曝出买官卖官窝案,原市委书记周光全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公开审理,共有2名厅级干部、6名处级干部因向周光全行贿买官被免去职务。
对此,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2010年初,中央组织部公布了2009年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虽然对干部选拔任用情况的满意度比2008年提高了4.25分,但中组部负责人指出,这次民意调查中,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突出表现仍然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封官许愿。
今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组织部同时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4个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制度相互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力图堵住“买官卖官”行为的后路。中央组织部甚至提出,到2012年,用人上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防治用人上不正之风长效机制。
对此,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认为,“这4项监督制度,给卖官者套了‘紧箍咒’,架了‘高压线’。制度设计日趋严密规范,使得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用权行为的自由裁量空间日益紧缩,隐性权力变得显性化,显性权力变得规范化。”
整治买官卖官的地方实践
与中央对买官卖官的强力整治相呼应,不少地方进行了治理买官卖官的探索实践,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铲除少数人权力寻租的土壤。
买官卖官的起点是干部选拔中的初始提名阶段,而提名权往往控制在主要领导手里。为此,一些地方在进行党政一把手的遴选时,“剥夺”主要领导的提名权,实行公推直选,把提名权交给群众。
2008年4月,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850名党员经过差额选举出了该镇党委书记。以前镇党委书记由上级组织提名,而根据改革后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名参选。经过报名和上级组织部门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在富牛镇下辖的行政村里演讲,回答群众的现场提问,并接受群众信任投票,以得票多少为序取前3名作为候选人预备人选。然后由东坡区委全委会从3名候选人中票决出2名候选人。最后由不低于富牛镇具有选举权的应到会党员总数五分之四的党员从2名候选人中直接差额选举产生出了镇党委书记。
2008年,南京在更高层面对47名市政府工作部门的一把手进行了公推。同时,继去年底在城市社区党组织实施公推直选后,今年又扩大至全市的806个行政村,使南京成为第一个在全国全面实现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的城市,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民主演进的一个最新样本。”
公推候选人,把提名权交给了群众,把住了干部选拔的第一关;票决,同样把干部选拔的决定权交给了多数人,让买官卖官者无处下手。
近年来,在各地治理买官卖官的试验中,越来越多地用票决制来决定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而且层级越来越高。
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委讨论干部任免均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对重要干部的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而早在2004年,四川省委全委会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厅级一把手。到2009年,浙江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党委常委会干部任用票决制全覆盖。
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李满春教授认为,“票决制的特点是一人一票,买官者要想买官成功,就要贿赂所有成员;而潜在的卖官者由于只掌握一票,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投票的结果,因此,票决制是提高买官卖官行为风险的重要措施,也是防止买官卖官行为的最后关口。”
而在实行票决制之前,一把手在人事任免权上“一言九鼎”,给买官卖官者留下了操作空间和机会。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原区委书记李玉麟因为买官卖官而受审,他在接受审讯时坦诚:“在乡镇干部任用上,区委书记有一票否决权。一般选用干部是由组织部长、主管副书记提名,然后向我汇报,经我同意后,召开书记办公会,再拿到区委常委会上讨论。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就不能当上这个官。我对人事任免有决定权。”
针对一把手在人事任免上拥有的绝对权力从而导致卖官鬻爵的情形,各地把干部选拔的程序放在阳光下进行,竞争上岗,公开测评,不断加大民主成分,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解。
广东省推行公推选拔干部的方式包括发布公告、民主推荐、民意测评、适当了解、组织推荐、资格审核、笔试面试、差额考察、酝酿比较、讨论决定等程序。
南京对拟提拔人选,组织竞职演讲电视公开答辩,电视现场直播,对竞职演讲答辩者,由所有参加答辩会的200多名人员现场投票,测评排序,最后一名,无条件“拿下”。
2008年底,四川省委组织部首次针对县(市、区)委书记这一特定群体的特定行为出台了规范和监督其用人行为的试行办法。在提拔任用干部时,实行组织推荐、领导干部推荐、群众民主推荐、干部个人自荐,组织部部务会讨论,县级主要领导集体酝酿的步骤产生初步人选。经过公开推荐、民意测评后,交常委会无记名票决,有的实行全委会票决。
避免泛化,打击才更精准
随着中央和地方对用人腐败打击治理力度的加大,一批批用人腐败案件不断被查处曝光,以至于有人认为买官卖官现象越来越严重。也有人认为,这种看法与目前有把买官卖官行为泛化有关。其实,买官卖官应该具有特定的含义,卖官者和买官者之间目的明确,事先有或明或暗的利益交易约定,意图明显,卖官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为买官者谋取官位提供便利,有的甚至为“含金量”不同的岗位的官帽明确“标价”,并在事前或者事后按照约定接受买官者的贿赂或其它利益。在现实中,往往是行贿在前,提拔在后。
所以,买官卖官是严重的行贿受贿犯罪行为,与其它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着清晰的界限。比如有的领导喜欢提拔自己的亲信,喜欢用自己圈子里的人;有的官员在提拔前并没有和上级领导有约定,被提拔后出于想和上级搞好关系等种种原因而向上级领导送钱送物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虽然属于违纪违法行为,必须坚决治理,但应该和买官卖官区别开来,才能更有利于对各类用人不正之风进行专项治理和精确打击。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跑官买官行贿的犯罪案件界定为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行贿犯罪,可以预计,买官卖官者在司法层面上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
今年,就在李源潮发出痛击“买官卖官”的狠话之际,一批买官卖官案件审判随之尘埃落地。
日前,安徽3名副厅级干部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因其在任县(市、区)委书记期间,利用组织人事权卖官而受审;曾任湖北恩施市市长、市委书记的吴希宁,他曾卖官数十次,以受贿罪被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
随着对买官卖官行为治理越来越深入,对买官卖官者的司法打击将越来越精准,买官卖官必将成为过街老鼠,最终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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