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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黄艾禾:1957年薛毅上书反对干部终身制被劳改
1957年薛毅上书反对干部终身制被劳改&[导读]1957年，已经是12级“高干”的薛毅给中央写下关于干部制度的《刍议》，反对干部终身制。此举给他和家人带来惨痛灾难，也牵连地质部100多位同情其观点者成为右派，占地质部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转播到腾讯微博 日，薛毅全家合影，不久后夫妻均被划为右派。1957年，已经是12级“高干”的薛毅给中央写下关于干部制度的《刍议》，反对干部终身制。这个在薛毅看来是“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的举动，给他和家人带来惨痛灾难，也牵连地质部100多位同情其观点的人成为右派，占地质部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1949年，薛毅26岁，风华正茂，他身穿解放军军装，与妻子一道，一人背一个背包进了北京城。当时，薛毅任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干事，妻子则在北京市工会工作。他们的大儿子才出生不久，生活和事业正在光明的大道上迅跑。薛毅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小时家里穷得只够让他读完小学。父亲在讨饭路上摔伤，在饥饿和伤痛中死去。哥哥被日本鬼子抓夫，在进攻根据地区时替鬼子趟地雷被炸死。姐姐在“月子”里遭日本鬼子强暴，受惊吓得病而死。薛毅的可谓苦大仇深。薛毅15岁参加抗日，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他靠着勤奋好学，成为宣传干部，当过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的新华支社副社长，战争期间写过许多新闻稿。1952年定干部级别时，他是行政13级，也就是县团级里最高的一档。到了1957年，他成为地质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时已是12级干部。这个级别意味着，他已经属于“高干”系列了。在机关里，他们这些高干可以享受小灶，出差时可以坐软卧。然而，正是干部级别与待遇的问题，引起了薛毅的深思，也最终给他带来一场惨痛灾难。“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呢”1956年底，薛毅听了机关党委的一次文件传达，内容是中共中央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传达说，今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干部提拔了，引了毛主席的话：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会上还传达刘少奇的话：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传达文件的人还说，比如，在一个科里，有1个科长，10个科员，这10个科员，就得准备一辈子当科员。除非这个科长死了，才能从这10个科员中挑一个当科长。薛毅听了心里很反感，“这不成了终身制了吗？蒋介石当国民党总裁，是终身制，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呢？”薛毅想好几个月。1957年2月，作为12级干部的薛毅，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来，那篇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在薛毅的记忆中，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出来后变动不小，而当时在现场听时给他印象很深，是毛号召人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给薛毅一种鼓励：既然党号召整风，那我就帮党做这件事。他写下了长达1万5千字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在6月8日那天正式投寄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日报》。他不知道的是，6月8日这一天正是政治风向转变的日子——全国停止整风转向了“反右”。《刍议》的思想内容，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薛毅指出，现行干部选拔使用制度中存在根本缺陷，建议建立干部考试制度、有群众评议鉴定的民主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度。他还特别提出，干部在某一衔级上可以通过竞选上岗；任期届满可以卸任，也可以连续参加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任职次数不限。可以放手让熟悉业务的人才当领导，允许文化基础不足不懂业务的领导干部辞职另行选择职业；让自由选择职业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转业老干部，也适用“用非所学”的其他干部。“过去，我们共产党人曾正当地批判过封建王侯贵族的世袭制度，也曾嘲笑过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为终身职的那种荒谬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薛毅在《刍议》中写道。可以想见，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数十年后，薛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是从哪里得到如此“超前”的思想，薛毅说，来自马列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书里都有啊！恩格斯就说过，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应该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人不能终身束缚于一种职业。列宁就说过考试，他在1924年写的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这两篇文章都提到用考试方法选拔人才。”“我还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认为各尽所能应该翻译成各尽所长，让每个人发挥出他的长处来，这样才能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和最好的成果。并不是随便把你安排到哪儿，你拼命去干，就算是各尽所能了。人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劳动的成果才能最高。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的。”薛毅的老伴梁国杰对笔者说，当年薛毅的书柜满满的，提到这些马列经典哪一篇文章是怎么说的，他倒背如流，许多党史工作者都叹为观止。凭着对马列的钻研，也更凭着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薛毅写下那篇长文。老伴说，其实，这样的观点发表出来对薛毅个人并没什么好处，因为如果真正要民主考核，他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干部”很可能也会失去职位。因此，薛毅对于自己写这篇《刍议》非常坦然。当1957年的6月，地质部开整风会让薛毅发言时，薛毅说，他已经给中央写了建议，那个文章大致是怎么说的。后来地质部出《整风简报》，薛毅觉得，简报上登的关于他文章的摘要不能代表他观点的全貌，要求登全文。这样，6月23日那一期《整风简报》成了他的专刊，四个版登满了他的文章。可他万没想到，这份东西竟成了日后他“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成为“人民的敌人”的日子里1957年的6月，地质部23岁的俄文翻译王维新没想参加运动，一心只想复习功课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去读俄罗斯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但是，经不住组织上一再动员，还是被拖进了运动。他也看到了薛毅的那篇《刍议》，觉得这篇文章说得挺有道理，他在整风会上也说了一些别的话，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看法。他并不认识薛毅，而且，他跟薛毅一样，对于政治运动的风向突变毫无思想准备。“啪地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王维新回忆说，“机关主楼的楼梯两边都贴满了，来看大字报的人多得都走不动了，我讲过的话，全被人贴出来批判……”薛毅的名字出现在日的《人民日报》上。那天的第二版头条是：“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他认为，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称职……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等于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应该鼓励人们升官发财自由选择职业，应该竞选部长，自由组阁，老干部要下台，让一般新人来做领导。”薛毅被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了两天，被定为极右分子——比右派分子的罪还要重一级。整个地质部，一共划了右派2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大约一百几十人，都是因为同情薛毅的观点被划为右派，这里也包括了王维新。薛毅的妻子梁国杰，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在地质部把对薛毅的处理通知给北京检察院后，梁国杰也被找出一堆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同样的命运也落在薛毅的弟弟薛德顺身上，这位北京财贸局的干部成了薛家的第3个右派。右派分子属于“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他们成了和平时期的“人民的敌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当时分为6等，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全国的55万名右派，极少有人逃脱被劳动改造的命运。薛毅的工资从12级降到18级，只剩了70多元，等于原先的一半。梁国杰的工资也降了一级。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劳改，后来就到了青海的地质队，一去就是22年。去之前，薛毅认了罪。如果不认罪，对他的处罚就不仅仅是去青海了，而是要开除公职，一家老小，4个孩子，3位老人怎么办？而王维新则是先去黑龙江的密山劳改3年，然后去了安徽的地质队。他记得，刚到安徽庐江报到时，县里的地质科长说，部里来的翻译啊，留在地质科吧。几天后，来了一个老头，劈头就问：谁叫你到地质科去的？王维新赶紧说：“我是右派没改造好，有虚荣心，地质科是我自己要去的！这样他又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安装队。”对于王维新而言，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当作人下人的境遇。数十年后，当笔者问到王维新，你当初真的觉得自己有罪吗？王维新答：真的认为有罪。你不知道，那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觉啊。而对于薛毅，这也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我那时绝对想不到，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打成敌人。根本想不到！”从心里来说，薛毅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敌人。1970年，他已经在青海的地质队待了12年，除了在一线干活，也当过会计，管过小卖部。这时，他注意到了当时《青海日报》有一篇文章《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薛毅就写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吗？》，引经据典地反驳了它。用的是笔名：莘劲矛。这篇文章又一次给薛毅惹了祸。《青海日报》到地质队一查，莘劲矛原来就是右派薛毅，这件事一直惊动到北京的地质部，又开始组织对他的批判。薛毅不服气，写文章反驳并寄到《红旗》杂志，还与来整他的领导辩论。领导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是毛主席讲的。薛毅反问：“毛主席在什么场合讲的？”对方说：“你是什么人呀？怎么能告诉你啊？”薛毅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没资格问这句话的。“当时我是想学(中苏论战的)‘九评’和他们连续论辩一番的，可见当时是多么天真啊。”他晚年这样回忆道。“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在基层20多年，薛毅一直没有放弃平反的希望。他曾数次要求甄别，但每次都石沉大海没了音信。在这方面，王维新比他更现实一些，他在安徽当地娶妻生子，靠他的外语特长，帮助农民出身的妻子学习英语，当上英语教师。在他看来，大概要一辈子生活在安徽了。1978年，全国都在为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要为错划右派改正的消息不胫而走。今天我们知道，全国55万名右派，除极少数的几人都获得了改正。但是在当时，获得平反并非轻而易举。1978年，中共中央公布了11号文件，当时说的是为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被打成右派的人，给予平反。当薛毅向地质部提出申请，要求甄别时，地质部政治部一个干部，盛气凌人地对他说：“你认为你就是那个‘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吗？”薛毅说：“当然是。只有甄别，才能知道是不是错了！”王维新在安徽，知道消息更晚一些。他争取平反的道路也更艰难。1979年，王维新决定带着只有几岁的大儿子赴京上访，妻子当时怀着第二个孩子，留在安徽。他只带了5块钱，在火车上不断被查票的轰下去，又偷偷上来，一路上靠列车员的同情，到了北京。走到北京的地质部所在的西四大街，儿子想吃饺子，他没钱，只能买一捧花生米。在儿子哭声中，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来到他面前，说，有件事请你帮帮忙好不好？王维新说，你知不知道，我是上访的，能帮什么？他说，你能帮。我们买饺子买多了，你帮我们吃一盘好不好？多年后，王维新讲到这里，仍然哽咽着讲不下去。1979年，王维新在北京找到薛毅。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一进门他就叫薛毅老师，薛毅才知道，这是受他株连的当年的右派之一。他们从此成为终生的朋友。1980年，薛毅和王维新都被落实政策，宣布当年的右派为错划，予以改正。他们都回到地质部，直到退休。今天，薛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86岁老人。当被问到，因为1957年的事，遭受这么大的磨难，有没有后悔？薛毅答道：“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主张啊。”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薛毅做人的原则做个注脚：1998年，薛毅老两口在美国探亲时听说国内发了大洪水。他们立即打电话要求女儿在他们的工资中各拿500元交党费，支援灾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分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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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老百姓不愁住房？
近日有报告称，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不少网民认为这个数字偏离了自己的实际感受，自嘲“又被平均了”。网友感叹“被平均”，折射出住房的两极分化。住房的两极分化不是现今才有。毛时代政府向干部职工提供福利房好让人们居有其屋，可是政府无力不断地建房满足民众所需，官员又在福利房分配中占了大便宜，所以民众住房环境十分破败不堪。本来要让民众居有其屋的制度，最后不但没有给民众带来福利，反而变成权力的分赃。
毛时代老百姓的真实住房状况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政府消灭了商品房市场，包揽了房屋的建设和分配，不过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无力建房，造成了房屋的紧缺。因而建国后三十年里，人们的住房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建国后30年，政府给干部职工分配福利房子，但投入建房的资金很少
我国住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 从1949年到1978年，除了少部分历史遗留下来的私有房产外，超过90%的住房投资是由国家提供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一直强调“先积累后消费”，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很少投资建房，从1958年到1978年住房改革之前，住房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一直就没有超过8%，其他国家，诸如日本、苏联、美国和法国等国，其住房方面的投资占到期总得基本建设资金的15%~30%。相比之下，中国的住房投资严重不足。政府解释说：“国家如果拿出这样多的钱来修建职工住宅，就势必挤掉工业化，挤掉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做是不符合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福利房一直紧缺，78年人均居住面积3.6m约一张床大小，还不如49年 （数据来源：转引自商业部:《调研资料》1981年第56期）政府无力建房，许多民众的住房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6年9月，全国99个城市中，要求解决住宅问题的职工有110万户，加上到1956年底截至新增加的缺房职工，估计有250万人左右，若按照五年计划前四年职工住宅平均造价57元每平米计算，要投资28亿5千万。这些钱相当于1956年工业建设投资的44%。”（《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建国后30年，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可谓没有明显改善。30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949年的4. 5平方米降至3. 6平方米。”（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目标的逻辑演进，张丽凤，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9）</ 国家还一再压低福利房的标准，但一方面随意建奢华的机关大楼资金捉襟见肘，国家为建更多房子，便一再降低住宅标准：“‘文化大革命’中，城市住宅标准设计每户建筑面积从年的五十多平米降为三十多平米，每平米的造价从一百元降低为三十多元。大庆出现‘干打垒’住宅，建住宅不用砖瓦木材。”但是政府一方面又随意建奢华的机关大楼。“比如在今天都还称得上相当奢华的北京西郊招待所（今友谊宾馆）、北京市委大楼（位于崇文区台基厂，1955年设计，1956年完成，全部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平均造价160元/平米）、景山后街的两栋机关宿舍大楼，其建设和竣工时间都是在百废待兴、勤俭建国的1950年代。在住房极为紧张的重庆、哈尔滨、广州等市，书记院、高干楼如雨后春笋。”（《居有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民众不满住房环境要求改善，被政府批为无理取闹：“申请不到房子就大吵大闹”“1952年，北大分配给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周一良的是原燕京大学外国教员保姆的住房——燕东园24号。这处房屋终年不见阳光，楼梯狭窄、坡度过高。周一良夫妇在这里从39岁住到82岁，多次摔倒骨折。”“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在清华园中，三代人的四口之家，只能长期蜗居于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中（集体公用厕所，炉灶拥挤在走廊上）。这里虽然没有出现两对新婚夫妇同住一间房的情形，但同在清华工作的新婚夫妇只能分居而分不到一间宿舍的现象，却曾长期存在。”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的写照。（ 蓝旗营的三个家庭，曾昭奋，《读书》，2007年第6期大学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糟糕如此，普通百姓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民众不满住房环境，要求改善，却被政府批评为无理取闹：“有些职工要结婚，要接家属，申请不到房子就大吵大闹，说是政府不顾全自己的困难，有的夫妻不在一个城市住，两三年不见面，就大闹情绪，说是无情的银河，把他们隔绝了。”当时政府为减轻住宅压力，一方面限制农民进城，一方面把职工家属下放农村，使夫妻分居合法化：“可以不来城市的职工家属，鼓励其留在农村；不需要住在城市的职工家属，可以动员其回乡生产，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对于家属不住在本市的职工，可规定适当的休假制度，让其回家团聚。”（《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众的住房条件依然没有改善，据1985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40%的居民住在不到4平方米的空间，而一对年轻夫妻通常和一对老夫妻以及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60%的家庭内没有下水道设施，71%以上的居民没有厨房。1995年武汉市有40%的居民住房困难，具体如下：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 9%； 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 0% ;老少二代同住一室的占4. 2%;己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单放床的占8.6%。（中国住房双轨制改革及其不平等性，李基铉，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3期）官员没跟民众“同甘共苦”：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当时政府官员负责制定福利房的标准，他们很轻易为自己制定更优厚的住房标准。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市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尽管那时房屋短缺，官员并没跟百姓“同甘共苦”，干部住房条件与民众的差距越来越大，民众编写顺口自嘲：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1983年国务院文件承认问题，并下发通知整改：“全国城镇建设了大批住宅，住房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但近两年来，许多地区和部门擅自制订住宅标准，任意突破国家有关规定，为领导干部新建的住宅面积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脱离了我国国情，脱离了群众。”“为了加强对住宅标准的管理”，该文件还特意规定各级别的住房标准：“一、严格控制住宅建筑面积标准……一般职工家庭为42~50m(均为建筑面积，下同);县、处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60~70m，厅、局、地委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80~90m。”
1983年政府只承认了官员住房“超标”，并没有向自身的住房特权开刀，因此这份文件并没有解决干部与民众之间住房差距的问题。1988年中国社会调查系统于北京市对1000户居民进行了入户户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住房分配存在以政治身份和行政级别为基础的群体差异:(1)干部与工人的差异。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的住房状况明显好于企业工人和商业职工，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是8.1338平方米，比工人(包括商业职工)高出2.1331平方米。(2)党员与群众的差异。党员的人均使用面积为8.133平方米，比群众高出1.188平方米.(3)中央和地方的差异。中央机关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为9.123平方米，比市属机关干部高0. 187平方米。”（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李斌，社会学研究，2002年）</ 官员还掌管福利房的分配，民众为分到房子不时给领导送礼的、递条子官员不但福利房的分配标准，还掌握着福利房的分配，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从中寻租。民众为了能分到房子，经常得给领导送礼的、递条子。1983年研究者记录了某研究所福利房分配过程：“住房调配方法采取上下结合、全所平衡，公布方案，征求意见，最后由所务会议讨论通过，党委审定，行政领导签发，发榜公布。然而，在分配过程中，有些并未照此执行。如有位造反派头头，共有四口人，两个孩子最大的才上初中，自报还有两个临时户口，第一批分配时，一榜方案上分配给他一个朝南十二平方有阳台、煤气、大卫生的单间套，加一个朝北两间二十余平方有阳台、煤气、大卫生的小套，群众意见非常集中，非常强烈，多数意见反对这个方案，因此，在第一批分配时不得不撤销这个方案。当时有的群众就说:“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看着好了，最后领导还会分配给他的。现在不报恩，以后没机会了。”有的则说:“不会吧?领导不能那样无视群众意见，一意孤行吧。”然而，在第二批分配时，果然上了第二榜，而且，说明不再发第三榜，抛开所务会议一锤定了音，这种做法在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公房怎样分配得公平合理——M研究所分房情况剖析，黄勤 ，《社会科学》，1984年02期 ）1993年调查显示，民众认为分配不公平，工人和干部或领导意见等不应成为分配的条件对于福利房的分配制度和实际结果，多数民众认为分配十分不公平的。1993年研究人员对上海和天津民众的调查显示，“认为您单位的住房分配是否公平?”将回答中表示“很公平”或“公平”的个案加起来，天津为36%，上海为25%。很显然，大多数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民众认为，住房分配一系列标准当中，最重要的次序分别是：1，住房困难程度；2.婚后无房;3等房结婚这三项。此外，天津市民将职工年龄和工龄也列为主要的标准之一。（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李斌，社会学研究，2002年）“在调查中受访者认为，工人和干部或是不是党员这样的政治条件不应该成为住房分配的前提条件，领导人的意见也不应该是重要的分房依据。但是人们还是承认，“与单位领导人搞好关系”，特别是“与分房委员会领导搞好关系”是能否分到住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认为，与直接领导搞好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说明，一方面人们一般不喜欢在单位分房中掺入人为的因素，而另一方面，现实地看，处理好这些人为的因素又是得到住房的重要条件。”结语1、福利房既不“福利”，也不公平，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个缩影。2、买房难和住房两极分化是当下极为严重的一个问题。但因为这个现实，而去怀念“公平”的“福利分房”时代，则未免太滑稽了。
五十年代私房怎样被改造成官产
地址：http://view./zt2012/sfgz/bak.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国家充当“中介”征收私人房屋，再分租给干部职工中共接管政权前曾承诺保障私人的房屋产权，还说要“长期实行”。不过，很快新生政权就开始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把私人房屋收归国有。当时有许多私房业主十分不满，也有学者批评私房改造不符合宪法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的规定，但是这些都被归结为向“社会主义进攻”。　　新生政权曾承诺不侵占私人房产，允许私人房屋出租，且要“长期实行”　　中共接管政权前夕，城市民众原以为可以仿照中共的农村土改，“认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一切房租都可以不缴了，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了”。不过，中共在接管政权前没有支持这种主张，而是承诺要保护私人房产，且要“长期实行”。　　战后国内断壁残垣，住房十分紧张，新生政权希望通过保护私人产权来鼓励私人出资来建房：“当修盖房屋无利可图而房屋所有权又无可靠保障时，不仅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盖新房屋，而且连旧有的房屋也会没有人管、没有人修，甚至任意拆卖；结果使得人民没有足够的房子住，对于人民反而极为不利。人民政府将来是一定要修筑多量的城市房屋来解决市民的任宅问题的，但是，今天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可能投下大量资本来建房屋。因此就需要鼓励私人资本来修建房屋。要使私人资本愿意投入房屋的建造，就必须保护房屋的所有权并允许其正当合法地租赁，让资本可以周转，房主有利可图。”（（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信箱），载《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1948年—1981年），房产通讯社1982年编印，第7页。）　　58年对私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征收私房后分租给干部职工，即国家经租　　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启动，1956年中央开始向私房动刀。1956之前的私房改造主要以公私合营的形式，但是遇到很大的阻力，加上政府无力承担私房相关人员工作和修缮破旧房屋的费用，因此私房改造极为缓慢。至1955年底，各城市中的私房比重平均达依然接近60%。从1958年起，政府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政府先把私房统一征收上来后，然后以低廉的租金租给干部职工，而私房业主只获得租金的百分之20到40分的补偿和部分自住房屋。这种方式被称为“国家经租”，即国家充当房产中介，把私房统一征收起来后，分租给干部职工。以这种方式征收的私房日后被称作“经租房”。　　中央希望借此方式“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同时解决当时房屋紧张。中央称“经租”是“一定时期”内的措施，目的是为了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这个“一定时期”到底是多久，如何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当时相关文件没有提及。　　房主不满：我跟麻雀一样被到处哄，过去搞粮食被哄过一次，现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　　在“低工资、高福利、高就业”的计划经济年代里，国家为干部职工提供房屋居住，算是一种福利，因此租金很低；私房业主只能从这低廉的租金获取百分之20到40分的补偿，吃了大亏。而且国家统一征收，还规定了资金的多少，不得议价，有强买强卖之意，所以房主难免有情绪。有被改造房主称：“听了区长报告我是感激万分，改造很好，生活大大下降”，还有房主说：“我跟麻雀一样被到处哄，过去搞粮食被哄过一次，现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不过，这些“反动言论”当即遭到了批判。　　此外，“许多城市发生了房主积极地大量地贱价出卖房屋以及千方百计分散房屋的现象，如有的房屋值三四千元，现在一两千元就卖，有些听到私房改造的消息后，更不修房，甚至进行破坏以便拆房卖料。”（（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信箱），载《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1948年—1981年），房产通讯社1982年编印，第7页。）　　法学学者批评：私房改造不符合宪法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的规定　　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大鸣大放”期间，有诸多批评私房改造的声音，称政府靠“国家经租”的形式来解决住房紧张乃药不对症，住宅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房屋缺乏，而不是房屋私有所致。法学学者谭惕吾还在“鸣放”中表示，根据她在上海的调查，住宅问题是屋少人多、不够分配所造成；把房屋充公了也不能解决，“所有制变更了，房屋仍住得满满的。”她还指出私房改造违反了宪法：“这不符合宪法第11条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和生活资料所有权的规定。宪法规定的个人房屋所有权，不是主观上想侵犯，而是在敲锣打鼓时没明确，把轻重倒置了，没看重宪法，而看重了当时的请求。要在宪法范围内调整租赁关系。应该统一管理租费修缮费的标准，确保生活资料的房屋的私有制，自己住的屋子可以少量出租。”　　谭的看法也得到当时官方的印证。例如，1955年5月天津市高级法院在工作总结中曾明确指出：“天津市的房屋问题，从现象上看是租赁关系不够正常，但基本问题还是房屋缺乏。”。”（“居者有其屋”？——1950年代的住房政策剖析，张群，《当代中国研究》）　　私房改造出于政治所需，政府回应批评：社会主义不能容忍私房主继续过着剥削生活　　针对类似批评，1957年城市服务部张永励副部长回应。他强调：“对于占有这样多房屋的房主如不实行改造，仍任其继续过着剥削生活，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城市房屋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他还表示：“几年来，我们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私有房屋进行管理，但收获不大，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之后，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在经济方面的革命基本上完成以后，如何继续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当中，也有一些右派分子攻击党对私有房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1958年6月，张永励调任第二商业部副部长，他在私房改造现场会议上说：“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连城市小商小贩都已经改造了的今天， 对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仅十分必要，两且是刻不容缓的了。”（“居者有其屋”？——1950年代的住房政策剖析，张群，《当代中国研究》）　　张永励直白称，社会主义不能容忍私房主继续过着剥削生活。很明显，官方施行私房改造，有其政治目的，缓解住房短缺更多的只是借口。另一方面，此时对于私房的态度，跟中共初期的显然相左，过去中共主张保护私人产权来解住房紧张，而现在要通过消灭私有来解决。　　政府一纸把私房充公，“中介”摇身一变成主人原本国家只是作为中介代房主放租，房主要回房子本理所当然，但国家一纸文件就直接掐灭这种念头。文革爆发后，房主的租金被停发了，还被红卫兵抄家。改革开放后，房主要追回被没收的房产，大多无果而终。因为经租房俨然成了一块肥肉，政府把这些“国有”房产转卖私人并从中捞油水，利益成为归还经租房的最大障碍。　　房主要求归还房屋，政府一纸掐灭诉求：经租房“类似赎买”，因此不退还，后代不得继承　　房屋主人要求加租，要收回房租，在当时被定性为“阶级斗争”。“一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房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归个人所有，往往以人口增加，自住房不够的理由，要求退还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或者以生活困难为理由要求增加定租；有的甚至强收房租，逼迫住户搬家强占房屋，破坏房屋。这些情况反映了私房改造工作中存在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1964年国家房产管理局致国务院《关于私有出租房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如此写道。　　此前政府动员房主把房产交给国家统一房租，然后逐步改变所有制。但怎样改变所有制，只字未提。1964年谜底揭开了。1964年政府一纸公文直接就把私房充公：　　“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房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房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但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是否需要办理领取固定租金的证明书公证，目前国家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慎重处理房主要求退房的问题，凡已经纳入改造的房屋，应当坚持继续进行改造，一律不能退回”，“对于那些严重失修、房主无力继续经营、愿意出卖的房屋，房管部门可以作价收购。”&　　房主：国家要赎买，和我们商量过吗？给过我们钱吗？给的是“租金"，也是老百姓的钱　　政府认为经租是“类似赎买”，以前的租金是用来买业主的房产的，这听起来有点像分期付款，不过这种方式令房主十分不解。房主反问：　　“在‘国家经租’开始时，产权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并没有把房子转让或捐献，不然为什么国家还会给我们发租金，还要称我们为‘房主’？”　　“房主们什么叫‘类似赎买’？国家要赎买，和我们商量过吗？给过我们钱吗？分给我们的是‘租金’，也是老百姓的钱，国家从自己的钱包里掏过一分钱给我们吗？我们子女既然丧失了继承权，又为什么还要给我们租金？””。[详细]　　文革爆发，政府停发房主租金，红卫兵抄家把房主轰出去还没收房产证　　“经适房”一事带来了诸多问题，问题还没有解决，文革就爆发了。文革爆发后，政府连原本微薄的租金都停发了。各地红卫兵抄家时还把私房业主轰出去，抢占私房没收房产证，如日，上海造反派在一夜之间就抢占了19500多户私房，抢占房屋面积达36万平方米。北京的房主马振环一家就遭此厄运：　　“一天，中廊下胡同里，突然出现一张了红卫兵的大字报，写道：所有私房主一律到房管所办手续，上交所有房地契。弟弟马振铨回想说，他家的门廊里也贴了一张，很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是一张黄纸’，头一句便是‘这崽子那崽子的’。 作为全家顶梁柱的大哥那时22岁，‘主动”把房地契和领取租金的‘经租本’一并交到了区房管所。能够证明这处院子归马家所有的一切文件在那次上交中全部消失了。不仅原来由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再归他们拥有，就是曾允许他们自住的7间房（其实是5间）也不再姓‘马’，而被看做是租住国家的房屋，每月还要交房租5元。”[详细]　　官方文件承认红卫兵抄家合法。1966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最近在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提出了许多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该采纳、办理，”故此作出：“公私合营企业应改为国有企业，资本的定息一律取消。”该“文革”文件中没有直接涉及经租房问题，而是要求取消公私合营的资本定息。不过由于当时租金被视为不劳而获的收入，被等同于资本家公私合营时期的定息，所以租金被看作定息而停发了；至于取消公私合营，说白了就是直接没收私房了。这个文件日后被作为经租房充公的法律依据。　　文革结束了，但政府继续沿用“文革”逻辑，再次明确经租房一律归国家所有　　“文革”结束后，82年《宪法》出台，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不过政府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时候，似乎还是没有考虑《宪法》的存在，继续沿用“文革”逻辑。1985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城市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已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此后，建设部多次出台文件确认经租房属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　　因此许多在文革中被强行霸占房屋的房主，欲告无门 。“家住上海黄浦区尚文路133弄50号的胡彭生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父亲胡信义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解放后被打成‘经济特务’，含冤屈死，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一幢私房也曾两次被没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冤屈被平反，可房子却有两间怎么也收不回来，最让胡家咽不下气的是，占住这两间房的人恰是当年的造反派。找到房管局却得到答复：这样的家庭在黄浦区就有几万家，现在还没有新政策，解决不了。” [详细]　　“国产”实为“官产”,政府转手把私房转卖给私人从中牟利　　国家实行经租房本意是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从“私有”变成“公有”，但是政府把以实行“公有”的名义把私房充公后，却转手给卖给私人了，政府一倒手就捞了不少油水：　　“在北京，已经硕果仅存的四合院，市场价值动辄上千万，可是通过房管局的内部关系，可以不经过拍卖，以比市场价格低廉得多的价格买到经租房代管房性质的四合院，当然你可以想象出其中的猫腻。在寸土寸金的南池子地区，本世纪初大量精美的四合院遭遇拆迁改造，原房主被强制性安置到其他地方以后，在原址重新修建了新式四合院，然后以数千万的价格卖给一些身份不一般的人物。家住南池子普渡寺西巷的丁艾女士，祖传的四合院，侥幸逃过了商业开发，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她愤怒。她家四合院一半的房子58年也成了经租房，这次拆迁改造，把住户给迁走了，丁艾燃起了希望，这次也许能把被房管局征走的房子要回来，谁曾想到，房管局在她家院子里砌起了一道围墙，把她家的经租房围在了墙外，接下来传来消息，她家的三百多平米面积经租房要以三百多万元的价格卖给一位她不认识的韩先生（该位置这样一个四合院的市场价值超过千万），这位韩先生自我介绍是东城区房管局局长介绍来的，看过房子以后很满意。可是丁艾不干了，她直接找到那个想买房子的韩先生，告诉他：这是我的房子，你从房管局买是非法的！一开始韩先生很自信，我是通过房管局买的房子，怎么可能违法呢？丁艾介绍了实际情况以后，那位韩先生也有些歉疚，提出要不给丁家补偿一些，丁艾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你就是把金山搬来我也不卖。还撂下狠话：你和房管局的人暗箱操作，我拦不住，不过你买房子的钱要是干干净净挣来的，就自己掂量掂量。好在这位韩先生良知未泯，所以那些房子现在还空着。”[详细]　　利益成归还经租房最大障碍，私房业主维权难于上青天　　经租房变成一块肥肉，政府从中捞的油水太多了，私房业主要维权自然难于上青天。私房业主张积年就是众多维权者的一个，仅在北京就有近200位经租房维权代表常年上访，一年内上访了几百次。“2005年，一些人商量到建设部门前进行抗议，已熟知信访规则的张积年坚决反对，意识到这样做事情会被‘枪毙’，结果他的意见被大家给否了。他说他们这是拿鸡蛋碰石头，他们说他这是‘怕死’。……去年3月，时逢全国‘两会’召开，他们八九十人又来到建设部，说是天冷，从北门信访室来到正门晒太阳，结果被警察逮了7人。建设部指他们聚众滋扰、引人围观，为此出具一份公函给辖区派出所，要求对这些人‘依法处理’。有6人因身体不适放出，一人被控是组织者而遭5天拘留。……这一位是女士，又是回民，又没接到拘留通知。出来之后即指责警察实施人身虐待，几个人一合计这就把公安局给告了。开庭的时候100来人涌进旁听，弄得法庭窘迫不已。那里派出所拿出建设部公函，说是建设部让自己这么干的。”[详细]　　结语房子不仅是家庭财产，还是房主的心血，那里有房主的过去记忆，有房主和故去亲人影踪。保障私有财产并不是摸不着的概念，因为保障了私有财产，就是实实在在地保护家，保护这些值得珍视的东西。
出错封账户，银行生病却让顾客吃药
&&&今年7月浙江的法庭判决表明，在中国只要银行提供监控录像，大都能从多得钱的储户追回损失要求柜台交易中多得钱的客户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银行在举证时并不面临很大的难题。从中国证据学的角度来看，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某个事实或行为的存在，效力就足够了。而柜员和监控录像都能看到柜员多给钱与客户拿走钱，这些都是直接证据。在中国有这些证据，要追回多找的钱的银行在对储户的民事诉讼中取胜非常容易。日，浙江慈溪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银行告客户的财产纠纷案件，市民阿琴（化名）今年2月7日中午去当地某银行取款22400元。由于该银行柜员的失误，多支付给阿琴1600元。原告为此提供了监控录像一份，证明多支付1600元。法庭当庭播放了该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当时阿琴来取钱，员工拿出百元面值的钱，经过点钞机清点，上面显示“40”，该员工另外拿出百元面值的两叠钱，没有清点，一起交给了阿琴。阿琴拿好钱，在取款凭单上签完名转身离开。法院认为，按照常理，百元面值的一叠钱应视为1万元。被告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法庭当庭宣判，判决被告在3日内，返还原告1600元。 2008年河南的法庭判决表明，即使银行私自录音，在中国仍是有效证据，银行据此追偿也很容易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某个事实或行为的存在，在其他国家，银行就面临很大的难题。仅仅依靠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则所有的间接证据必须能够联成一个严密的锁链，环环相扣，并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这种对证据的必然性要求给司法机关、举证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不过中国有银行曾让工作人员登门拜访多得钱的储户，并偷偷录音。这种事先未被执法部门批准也没有告知当事人的录音，在其他国家根据“人不得自证其罪”的原则是无效证据，甚至违法，但在中国也会被法庭给与可信性。2007 年11月19日，张杰急需用钱前去银行取现金2000元，取款手续填好后，由于银行人员的工作疏忽，误将张杰的取款手续办理成存款手续，于是张杰不仅取走了2000元，而且存单上反而多了2000元。当日下午，张杰让别人带着自己的手续及存折将钱取光。后银行在盘点时才发现多支出4000元，一核实方知手续办错了。第二天，该银行派员工赵某按照取款人身份证上的地址，带着录音机前去追要。刚开始张杰不承认，后在赵某的“劝说”下，承认了自己多取钱的事实，但只同意返还一半。日，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以不当得利当庭宣判张杰将多取走的4000元返还给原告某银行。在庭审质证时，张杰承认了自已的录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杰多取钱的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录音带为证，且该录音张杰已认可，其行为属于不当得利，遂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当庭作出了上述判决。& 控方私自录音在很多国家无效甚至违法，但中国法院在追偿诉讼中也予以采信。&&&不管根据合同约定责任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的“离柜概不负责”都站不住脚当储户发现取现数额短少、取到假币等情况找银行解决时，银行一般都会以“离柜概不负责”为由单方面把自己的责任撇清，拒绝承担任何损失。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银行“离柜概不负责”的免责告示牌，明显违反了《消法》的规定，属于无效的内部规定。即使把“离柜概不负责”当成是银行和储户达成的一种合同约定，那么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应该对等，这一约定对双方都要有同等的约束力。具体到实践中，不管银行多给钱少给钱，都必须一视同仁地落实“离柜概不负责”，这样才公平公正，才符合当初达成合同约定的初衷。只要储户有证据证明银行少支付了钱款，银行就不能以“离柜概不负责”为由拒不履行返还义务。如果银行少给客户钱，取证艰难、无法监控银行复核的客户很难追偿舆论认为“离柜不负责任”是偏帮银行方面的霸王条款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银行要求客户接受银行单方面结果的义务是否符合公平和诚信原则很值得商榷。由于银行的复核是客户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进行的，客户无法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难以排除银行将内部出现的差错转嫁给客户的可能性。在过去的柜台服务中，银行坚持两人临柜、复核为准的内部行业规则，随着计算机和其它先进技术的推广运用，复核这一程序已从柜台服务中消失。如果是银行少给了客户钱而非相反，理论上只要客户能够提供监控或其他事实和证据，法院同样会依法审理，但是客户不像银行方面那样柜台有多人作证、有直接的监控录像、甚至私自录音也会被法庭采信，在取证上比较困难，相对弱势。 & 银行的“离柜概不负责”规定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储户多得的钱的确属于民法规定必须全部退还的不当得利银行柜员多给储户钱的事和“许霆案”不能简单地套在一起。“许霆案”是利用金融机构的漏洞去恶意取款，而这种事里储户只是不当得利而已。不当得利是民法上的重要概念，意指无法律或契约上的正当原因，而受有法律上权利或利益。在不当得利的情形，利益受损害者得向获益者请求利益返还。我国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就是指一方并非因自己的违法行为，但又没有合法的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害，而自己获得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成立条件需要具备4个要件。包括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以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从以往案例来看，储户在无恶意侵占银行财物的主观故意情形下，银行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储户偿还损失。因为储户获得的收益正是银行损失的财产，双方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储户获得的这部分收益是由于银行工作失误造成，在法律上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需要全额退回。但银行只能配合司法机关通过严谨程序才能冻结账户，核实手续有时甚至要总行批准银行的操作系统有着冻结存款的功能，但是银行只有依法配合操作权，并没有自行决定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只有在公检法等法定主体在法定情形下依法作出了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并由两位以上持有执行公务证的工作人员送达至银行，银行在审查完相关手续后，才能进行冻结账号的操作。如果银行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材料，却擅自启动冻结，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据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人是基本原则。目前各银行总行都在加强对下属分理处进行冻结﹑扣划操作的监督﹑管理，并制定了一系列各自的内部规定。比如，在一些银行，即使是公检法工作人员因职权前来冻结﹑扣划存款，也要求分理处在收到相关手续后，将材料拍成照片上传到总行或者省行的核查部门进行核实。只有通过了核实，核查部门才会给分理处一个一次性的权限，分理处才有权实行相关操作。 银行私自冻结账户直接违反我国商业银行法和各种条例商业银行法第6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此处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当然也包括了商业银行本身。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39条规定，“为维护储户的利益，凡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存款者必须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查询、冻结和扣划储户的存款”。由此可见，个人或者单位的存款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有权机关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对个人及单位账户内的存款进行扣划，否则就是侵权行为。依商业银行法第73条的规定，如商业银行非法扣划单位存款，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及其他民事责任。因此，即使银行认为公证处不当得利，要追回多支付的利息，银行也应通过法律途径，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而不应直接扣划客户的存款。 & 只有在收到司法部门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之后，银行才能开始冻结账户的流程。&&&英国在十九世纪“英国皇家银行诉布鲁克斯案”就确定银行柜员失误多给钱后不得追偿与中国法律有所不同的是，英美法系一般认为银行与储户的关系是一种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储户应受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而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规定，经营者有义务保证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己方损害。因此，银行应该像经营传统的柜台服务业务那样，对客户的权益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在实践中，英国法院早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皇家银行诉布鲁克斯案”中就确定了如下原则：银行有义务保持客户帐户上数字的正确。银行在客户的存折上多写了数额而多支付之后，假如客户善意地相信记录的正确性并依此行事，银行不得索回多支付的款项。国外一般认为，是银行而非储户要对下列交易而造成的资金损失提供补偿或承担责任：银行未能阻止的计算机犯罪；由银行引起的人员或系统错误，导致不正常的交易等等。香港《银行营运规则》规定，只有储户的欺诈或严重疏忽引起的损失，储户才承担责任在国外，如果银行和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清或产生争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应按照不利于合同拟定人（即银行）的原则进行解释。现在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对银行的定式条款施加了具体限制。如香港银行公会、存款公司公会于日联合发布施行《银行营运规则》规定：只有储户的欺诈行为或严重疏忽行为引起的损失，储户才承担责任。英国《银行惯例守则》则进一步规定：银行可以免除或减轻《银行惯例守则》中没有免除的持卡人的责任，而不能加重其责任。也就是说，银行账户的使用规定不能对客户施加《银行惯例守则》没有规定的责任。 & 英国早在19世纪的“英国皇家银行诉布鲁克斯案”中就确定“银行有义务保持客户账户上数字的正确”。结语：同因柜员出错，要是银行利益受损，不管用正常的监控录像还是不正常的偷偷录音，追索的官司都稳赢；要是储户利益受损，一句“离柜不负责”就被打发了。如此强弱判然，银行居然还用随意冻结客户账户的违法手段求偿，真是岂有此理。&&
shizhengde ：维稳惊现“渣滓洞”，饿死上访残军人
几年前就从网络上看到陕西省城固县为了维稳给上访人员办“法制培训班”，用法西斯手段折磨上访人员，使我的老山战友胥灵永饱受磨难并将其在部队服役时残疾的同胞兄弟胥灵军活活饿死的帖子，心中虽然十分愤怒，但坚信经许多主流媒体曝光的此事，政府一定会严惩肇事者，还战友一个公道。遗憾的是今天，当我从网络上看到全国的参战老兵代表，于8月17日齐聚西安到陕西省政府伸冤的照片，感觉自己好像被残酷的现实“强奸”，心中十分郁闷······我不想说什么，让几家主流媒体的记者来告诉大家真实情况吧！
龙灿：以爱国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耍流氓
以爱国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耍流氓
01:13:46今天，若干个城市里，若干的车主遭了。这似乎成了一种惯例，每次太平洋边缘那个叫钓鱼岛的地方出现一点动静，在神州大地都会掀起一次砸车风暴。
房价不跌反涨 谁和总理作对
房价不跌反涨 谁和总理作对 逾七成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 楼市调控受考验
李嘉诚公然撒谎底气何来
谁把施正荣赶下台
浦发新行长未上任先头疼 查看全部《财经观察》列表 房价上涨拐点来临 楼市底部还没来得及确认就已经扬长而去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7月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达50个，6月份这一数据仅为25个，而7月上涨城市个数超过了前6个月之和。其中，北京7月份环比上涨0.3%，广州上涨0.2%，上海与深圳环比上涨持平。而6月份北京环比0.3%，上海0.2%，广州0.2%，深圳则下跌0.1%。二线城市也不让一线独美。7月份石家庄和福州更是上涨了0.7%。整体来看，房价再次上行趋势似乎已经确立。其实房价上涨只是楼市狂欢的表象。随着房企资金压力的逐渐释放，房价基本没有了下行动力。房企现金流正在改善从房企资金层上看，上半年大房企和上市房企销售业绩火爆及拿地惜金策略等开拓新的融资渠道下，获得大量的现金，房价缺乏下降空间，而上涨的空间却增加了。截至8月15日，已经公布半年报的38家房企营收同比大涨，达到670亿元，同比增幅达到25.7%。在持有现金方面，以万科为例，年中持有现金超过470亿元，较年初增加37%，也远高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的总和。许多企业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也比一季度有所好转。同时，不少房企负债率呈现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龙头房企万科，中期净负债率为22.8%，较年初的23.8%进一步下降。招商地产中期净负债率24%，较年初下降2.5%。虽然开发贷仍然偏紧，但房企融资环境在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企业自筹资金在本年资金来源中占比42.9%，比去年全年提升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上半年大房企和上市房企销售业绩火爆及拿地惜金策略等开拓新的融资渠道下，获得大量的现金，房价缺乏下降动力，而上涨的动力却十足。调控基本见底从成交量看，全国主要城市销售成交火爆，而在保增长经济的背景下，房地产是拉动GDP的火车头和政府财政重要经济来源。而截止到日，全国共有57个城市调控微调，50个城市通过，7个城市叫停，调控见底迹象愈发明显，接下来很难出台新的严厉政策。事实上，今年3月以来，在不少地方微调楼市调控政策的刺激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目前房地产市场最低点已经过去。调控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地方政府成为此轮楼市调控主要阻力面对早已躁动不安的楼市，中央似乎并不着恼。虽然在舆论上，“坚持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坚定不动摇”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在稳增长的背景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各种刺激措施基本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调控“积极评价”从何而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展现中央落实房地产调控的決心，国务院7月下旬大动作派出8个督查组前往16个省市进行房地产调控的专项督察。督察结果公布，仅广东省江门市遭批，其余省市均获得“积极评价”。这个“积极评价”很有意思。根据统计局数据，今年1月份全国大中城市中，没有城市房价上涨，2月份有4个，3月份有8个，4月份有3个，5月份有6个，到6月份变成25个，7月份已经变成50个。而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7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8717元，环比6月上涨0.33%。我们必须慨叹督察组出行的时间点多么精准。如果晚出门几个星期，恐怕就不止一个江门遭批了。 地方作祟 默许不太过火的放松其实督察组也有苦难言，不想太驳地方的面子。督查组认为，调控措施落实较好，但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近期一些城市房价环比出现上涨，导致市场预期发生变化，稳定房价的压力加大。二是个别地方存在通过放松限购条件、发放购房补贴等方式，刺激住房消费的苗头。问题都摆在这，不过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推动下，这能将这些问题抛在脑后。贵州、湖南等一批省份公布出金额惊人的投资计划，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的财政早已捉襟见肘，银行也不愿意再无条件地贷款支持地方基础建设。所以能真正提振经济的，还是房地产。而且刺激经济并不需要中央做什么，只需要它不做什么，放下那只“闲不住”的手，停止对市场的打压，其它便水到渠成了。我们对历次中央打压地方楼市新政可以看出，只要别挑战放松限购条件等底线，那就放手做吧。中央也恰好做到了这一点，一方面继续放狠话，另一方面对房市的升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闭着的眼能闭多久，取决于经济的下滑程度。可是地方就有如脱缰野马，你敢放我就敢尥蹶子。不断挑战限购底线，中央饶有耐心地见一处灭一处，但好比按下葫芦浮起瓢，在缺乏问责机制情况下，地方违规成本极低，根本起不到任何的震慑作用。地产圈子里有个很有趣的说法，即“2011年，是温总理PK开发商；现在，是温总理PK地方政府。”《新世纪周刊》甚至毫不讳言地援引了广东某市政府在一份2012年房地产调控报告中的观点，在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未现放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很难突破国家政策框架调整地产政策，但考虑到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预测中央楼市调控会有所放松，届时“我们要做好限购、限贷等政策微调的储备工作”。调控走到十字路口 经济形势复杂调控陷入两难回顾自2009年来所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国四条”、“国十一条”、限购、限贷等一系列以行政政策为主导的政策控制下，高房价依旧没有调控下去，房地产政策久调而无效也让人意兴阑珊。地方政府的资金饥渴如今地方政府正处在财政紧张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下降，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6525.98亿元，较去年同期10598.24亿元下降38%。其中北上广土地出让金同比降幅都在4成以上。而根据财政部数据，2012年1月-6月，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下降。1月-6月契税、房地产营业税同比分别下降9.9%和8.5%，比去年同期增速分别回落37.4和27.9个百分点。各种放松政策让调控大打折扣为了止住经济下滑趋势，货币政策从信贷放松到降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已经眼花瞭乱地舞过一轮；而为了地方政府财政纾困，中央也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允许地方债发行，松绑城投债等。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积重难返。为了止住经济下滑趋势，货币政策从信贷放松到降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已经眼花瞭乱地舞过一轮；而为了地方政府财政纾困，中央也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允许地方债发行，松绑城投债等。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积重难返。我们无数次痛陈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而如今这些政策再次将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绑在了一起。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本身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价格迅速下跌，限购、限贷是没有办法的下下策，必须尽快用成熟有效的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而货币政策也不能因为开发商的游说和地方政府的软抵抗而在调控期反复摇摆不定。结语此时放松房地产政策，也许对稳定经济有所帮助，但是长远来看只会制造出更大的泡沫，最终给经济及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隐患。
丁启阵:山野韭菜
山野韭菜丁启阵昨日，北京地区蓝天白云的，天空出奇地漂亮。有朋自远方来，我跟牛大瘦、胡不归、范大帅等老友一道，游览了京西北三座边关镇中的两座，白羊城和长峪城。时间关系，没有去镇边城。在长峪城村后山坡上，范大帅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几株开着白花的野韭菜（当地人叫山韭菜），如获至宝，说这种吸收天地精华生长起来的东西，比菜市场出售的韭菜味道足，功效大，是极好的食材，应该挖几株回家种起来。于是，我们俩在众人的一再催促下，胼手胝足，各自挖了两三株野韭菜。范大帅颇为得意，自言自语道：“这是我们今天爬山的最大收获。”其实，野生之物比人工养殖之物味道足，功效大，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人尽皆知的常识。植物如此，动物亦如此。山林中的野生人参，决非大棚里人工种植的人参所可相提并论；野生的禽兽鱼虾，也不是人工养殖的牲畜鱼虾能够同日而语。其实，即使同是人工种植（养殖）的东西，也会因为种养方法的不同，种养出来的东西，味道、口感、功效上均有明显差异。比如，在风吹日晒雨林虫咬里生长起来的蔬菜，比不见天日的大棚温室里用化学肥料速成的蔬菜，更有菜的味道，更经得起牙齿的咀嚼；山野间自由行走、以谷麦昆虫为食物的柴鸡（有的地方叫走地鸡）所产的蛋，比养鸡场人工饲料喂养的鸡所产的蛋，味道香，口感脆。市场上，两种商品的价格差距，每每大得惊人。比如说，野生人参可以比黄金还贵，人工种植的人参却可能贱如萝卜；一大筐人工养殖的黄花鱼，换不到一条野生黄花鱼。这充分说明，野生之物与人工养殖之物的价值大小，人们是能够分得清楚的。但是，在有些事情上，人们的表现却与此大异其趣，对于两者之间价值上的巨大差异，似乎是浑然无知的。比如说文学艺术。两三千年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所有称得上优秀、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在野生、自由的状态下诞生产生出来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关汉卿、曹雪芹，哪一个是加入过类似今天文联作协、由朝廷管辖的组织机构的？哪一个是只管写作不做其他工作便能获得养家糊口之资的？哪一个写作上是需要听命于皇帝或组织的？哪一个可以打着创作的旗号住到有人管吃管住、条件不错的“创作基地”里去的？哪一个曾经像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抄写一段当朝皇帝一篇教导自己如何写作的圣谕？游览过边关小村长峪城之后，返回的路上，我们参观了一下（准确的说法是“俯瞰了一眼”）昌平区的一个“作家村”——回家后到网上一查，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乖乖，原来它是“中国作家第一村”！这个村子的景象十分壮观：一条狭长的溪谷中，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上百座洋楼式别墅。据说，有文联作协之类的机构经常在这里举行会议，商讨如何繁荣我国的文艺创作；据说，具备一定资质的“主流作家”，可以到该村免费吃住，体验生活，“接地气”，说是这样便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羡慕嫉妒恨之余，我也有一点好奇：住在对面山坡上那些狭窄的灰砖黄瓦房里的村民，是如何看待这些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主流作家”的？真想抽出半天时间，去听听他们的说法。也许，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同于丰草长林、野兽遍地的蛮荒往昔，不同于诞生了司马迁、“古诗十九首”的汉朝，不同于诞生了李白杜甫的唐朝，不同于诞生过苏轼辛弃疾的宋朝，不同于诞生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的元朝，不同于诞生了施耐庵罗贯中的明朝，也不同于诞生了曹雪芹的清朝……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吃大棚蔬菜、人工养殖禽蛋水产……的文明时代！
国土部网站撤下湖南湖北新版房产税方案
国土部网站撤下湖南湖北新版房产税方案核心提示：继上海、重庆，湖南、湖北亦将试点房产税征收。国土资源部官方网站披露了湖南、湖北新版房产税的征收细则正在制定中，新版本中已购存量二套房也将被征税，税率不会太高。媒体称，可能意识到影响过于激烈，国土资源部网站在8月20日下午6点左右撤下了这则消息。 国土资源部网站昨发布了相关消息。扬子晚报讯 有关扩大房产税试点的消息近来一直流传得甚嚣尘上，牵动着购房者和开发商等各方的神经。昨日，有关房产税扩大的传闻终于有了权威消息。国土资源部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信息，披露了湖南、湖北新版房产税的征收细则正在制定中，新版本中已购存量二套房也将被征税，不过税率不会太高。国土资源部网站发布的这一则消息称，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人士透露，湖南、湖北两个最新试点区域的房产税改革征收细则正在制定中，房产税扩容范围包括个人已购的第二套存量房，征收的税率不会太高。据悉，此次试点与上海、重庆不同的是，计税依据由原来的房产原值改为市场评估价。国土部网站在发布这则信息时，也注明了其来源为昨日的中国国土资源报。该报为中央级行业类平面媒体，因此消息来源可说比较权威。而早在上周末，也有消息称全国30多个省市的地税官员正在开展为期6个月的房产税税基评估集训，为房产税扩容做准备。而当时也传出2012年税收政策改革工作重点之一便是在湖北和湖南两省开展房产税试点。昨日这则信息公布后被全国各地许多网站转载。有意思的是，可能意识到影响过于激烈，国土资源部网站在昨日下午6点左右便撤下了这则消息。不过业内人士分析，“两湖”将继上海、重庆之后成为新的房产税试点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记者了解到，就在上周，媒体报道称，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地税官员正在开展为期6个月的房产税税基评估集训，为开展非经营性消费房产的存量部分恢复征税的试点，提供技术储备。渝版房产税1、税收征收对象独栋商品住宅，不管存量还是增量；个人新购高档住房，高档住房是指比主城新建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成交均价高两倍房子；个人在重庆无户籍、无工作和企业在重庆购买房，首套房不会收税，多套房从第二套住房，即使是普通房子也要征。2、征税税率不管独栋商品住宅还是高档住房，均价3倍以下收0.5%，3—4倍收1%，4倍以上收1.2%。3、计税依据目前以房产交易价为征税基数，三年、五年以后可能用其他评估方法。4、计算标准如无存量商品住宅，买首套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都有抵扣。存量独栋商品住宅可以抵扣180平方米，高档住房可以抵扣100平方米。以户计算，一户一个人抵扣100平方米，三口之家一户也是抵扣100平方米。专家点评：渝版房产税针对的是高档住宅，如别墅和独栋公寓等等，按当地主管部门的话说，与90%的市民无关，因此并未纳入算账范围。沪版房产税上海版房产税四要素：1、“起征点”为人均60平方米；2、税率按房价高低分档；3、“卖旧买新”可退税；4、存量房一概不征。据介绍，上海房产税始自去年1月份，根据《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的规定，明确对居民家庭给予人均60平方米的免税住房面积(指住房建筑面积)扣除。即对居民家庭新购且属于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人均不超过60平方米(含)的，其新购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人均超60平方米的，对属新购住房超出部分的面积计算征收房产税。上海房产税试点实行差别化的比例税率，即适用税率暂定为0.6%，但对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含2倍)的，税率可暂减为0.4%。试点过程中应税住房计税依据为参照应税住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的评估值。试点初期，暂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房产税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办法》中还规定了几类可以退还房产税的情况。专家点评：与重庆版相比较，沪版方案的可操作性更强，今后有可能被拿来在南京“落地”。两湖版房产税和沪渝版有什么区别？两湖版房产税比沪渝版更具杀伤力对于湖南和湖北正在制定的新版房产税，南京业内专家认为其杀伤力毫无疑问比现行沪渝版更大，而且对近期和远期楼市都将产生下行压力。不过，房产税也不是万能药，不可能单靠这一个税种解决国内楼市的所有问题。不同点1 已购二套房也需征税，税率不会太高此前已经开始试点的上海和重庆两地房产税，虽然版本各有不同，但是基本上均以满足一定条件的新购住宅进行征收对象，重庆版中唯一存在征收存量住宅税费的条款还仅限于独栋别墅。而根据此次湖南湖北正在制定的新版房产税内容，个人已购的第二套存量房都需要征税。另外，国土资源报的报道中还点出这一类房源征收的税率不会太高。不论税率高低，对已购存量二套房也征税是未来房产税税基放宽的证明。南京工业大学房地产管理系主任、天诚不动产研究所副所长吴翔华表示，宽税基意味着征税范围的扩大。作为一个旨在控制投机行为的税种，大的征收范围才能产生全面性作用，不然就会流于形式，无助于市场调控。当然，大的征收范围意味着许多普通老百姓也将成为征收对象，如何避免造成自住性误伤，可以参照目前国外普遍采用的累进制税率解决。例如美国许多州县的房产税是以总价的高低不同按照0.5%-1.5%不等的税率来计算。而且现行的沪渝版房产税中也采用了一定累进制税率的内容。不同点2 计税依据由房产原值改为市场评估价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已推行的房产税中，由于基本上都是针对新购房征税，因此计税依据也是新购房的交易价格。不过在“两湖”版的房产税中，这一依据将改为市场评估价。这就是说，一个居民几年前买的第二套住房在征税时，不是按照当初的低价格作依据，而是按现在的市场价计算。吴翔华表示，这一点也是遵从了目前国外房产税的通行做法，也就是税率是一定的，而税基则是按照该房产的浮动市值为基础。同一套房产，今年的房价涨了所征税额就高，明年房价跌了所征税额就低。这样税基随市场行情不断变化，更有利于发挥房产税调控投机需求及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在房产增值同时收到相应社会回报，以改善环境、教育及交通等社会其他方面。“按照目前南京及全国各地房产交易系统的水平，评估出较为准确的市场价没有任何技术问题。”吴翔华还说道，这也为按市场价征税奠定了技术基础。专家解析新版本更有利于挤出投机者，对楼市有下压作用新版“两湖”房产税比现行沪渝版要严厉很多，其杀伤力主要是会产生更大的“挤出效应”——即减少房地产市场的空置率和投机者。长期来看，将有助于平抑供需矛盾，使住房进一步回归消费属性，让买房人更加理性。此外，这对于房地产开发的健康发展也有好处，投资性的减弱，必然导致更多非专业性企业离开房地产领域，转而投资其他领域。不过，这种挤出效应的效果究竟有多大，与房产税税率的高低水平有关。南京工业大学房地产管理系主任、天诚不动产研究所副所长吴翔华表示，在看到房产税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对其抑制投机的作用估计过高。在土地财政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单靠这一个税种彻底改变房地产大局的想法并不现实。此外在征收过程中还会有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解决，例如，投资者可能通过一定手段过户房子给亲戚来规避房产税；非住宅市场若不同时征税可能面临更大的投资泡沫等。如何在避免误伤自住的同时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精准打击，需要更多的辅助措施。不论今后新版房产税实行后的效果如何，目前这则消息的传出，一定会对当前楼市产生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吴翔华认为，在近两个月全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止跌回涨的情况下，也不排除这是中央有意放出的风声。这则信息起码说明了中央对调控房价的决心，表明扩大和推广房产税试点这项工作一直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当前有些不淡定的购房者及开发商在看到这则信息后可能会更加理性，选择继续观望和暂不涨价。此外，如果以目前价格无法获利，一些手中有囤房的投机者在预见到新版房产税来临的情况下，可能会将空置房源租出去以抵消未来的房产税，租赁房源的增多也可能会导致房屋租赁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平抑或下滑。算笔账如果这3个版本在南京落地分别要缴多少税？如果这3个版本的房产税在南京落地，分别要缴多少税呢，记者也特地算了笔账。（注：“两湖版”房产税税率尚未明确，为 计算，暂时按0.1%计算）假设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在南京买房，按去年全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平均售价13000元/平方米计算，他们可能会遇到下面几种情况：1、该家庭原有一套60平方米的老房子，在河西新购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单价15000元/平方米。两套房产加起来的总面积是160平方米，人均53.3平方米，未超过60平方米，因此按上海版该套房产免征房产税。按重庆版也不用缴税，按两湖版应纳税额为150万元的0.1%，即1500元。2、该家庭原有住房为60平方米，在江宁新购一套140平方米的精装公寓，单价13000元/平方米。两套房产相加有200平方米，人均66.7平方米，超过了人均60平方米的免征标准，因此按上海版要对超过部分征税；但其房价未超过去年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平均售价的2倍，所以实际缴税额为：（140平方米+60平方米-60平方米×3）×13000元/平方米×0.7×0.4%=728元。重庆版同样不用缴税，而两湖版则要缴纳1820元的房产税。3、该家庭原有150平方米的房产，在城中又投资了一套70平方米的精装公寓，单价35000元/平方米。&两套房子相加220平方米，超过人均60平方米的免税界线，而且新购房产的单价也超过去年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平均售价13000元/平方米的2倍，适用税率由0.4%改为0.6%，因此按上海版需要缴纳：（150平方米+70平方米-60平方米×3）×35000元/平方米×0.7×0.6%=5880元。若按重庆版，由于新购房产的单价超过均价2倍，因此要征收0.5%的房产税，即12250元。若按两湖版，则要缴纳2450元的房产税。4、该家庭原本在江北住着180平方米的大房子，又在板桥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单价9000元/平方米。由于该家庭的原有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60平方米的标准，按上海版的标准，这套房子需按全部面积征收房产税，具体税额为：90平方米×9000元/平方米×0.7×0.4%=2268元。按重庆版无需缴税，按两湖版要缴纳810元的房产税。（记者张遥）(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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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新教头，中国海宁之父？
李娜新教头，中国海宁之父？ 03:32:14来源:网易体育&作者:莱顿,子文,伊克尔拉　　第一部 罗德里格斯，李娜反弹背后的新教头　　李娜换帅如换刀历次换帅效果显著 合作罗德里格斯首站破15个月冠军荒　　辛辛那提网球赛是李娜和新教练罗德里格斯合作的第一站比赛，而李娜换教练的效果立竿见影，打破了长达15个月的冠军荒。换帅如换刀这句足坛流行语放在李娜身上也再合适不过，08年“单飞”后托马斯成为李娜第一位专职教练，09赛季她就从第53位低谷反弹，法网和美网分别首次进入女单16强以及8强，成为中国第一位单打年终Top15，并在次年与郑洁携手杀入澳网四强再创历史。　　2010年亚运会后李娜和托马斯正式结束合作，2011年初她就在丈夫兼教练姜山陪伴下悉尼站逆转克里斯特尔斯夺冠，又在澳网成为首个打进大满贯单打决赛的亚洲球员。同年4月中李娜开始接受莫滕森指导，在后者帮助下同时杀入马德里和罗马顶级赛四强，最终法网连赢四位女单Top10，捧起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如果说以往新教练加入都已有一定的成绩作为基础（托马斯加入前李娜刚在08年最后一站打进四强，姜山单独执教前李娜刚以生涯最高的年终排名结束2010赛季，莫滕森开始和李娜合作前她刚在斯图加特红土赛止住澳网决赛后五连败的颓势），那么此番李娜与罗德里格斯的合作就更加出彩。辛辛那提站罗德里格斯正式“到岗”，第一次场上指导就做到了姜山很少做到的事情：让李娜在和大威激战一盘后冷静下来，并且和自己有说有笑。与科贝尔的决赛较量，罗德里格斯则在弟子首盘失利后及时指出李娜应该把落点打得更深且放慢球速，让自己有时间准备下一板。和姜山蹲在李娜面前提供建议不同，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李娜身旁与其进行交流。最终李娜打破去年法网登顶后长达15个月的冠军荒，并且是职业生涯首次背靠背闯入单打决赛。　　李娜“未见钟情”新教练罗德里格斯 新帅：执教李娜是全新经验　　对于李娜和罗德里格斯来讲，一见钟情还不能说是最迅速的方式，这两人简直就是未见就已钟情。本赛季，温网第二轮落败后，李娜向经纪人表达了想找一位新教练，而伦敦奥运会期间，她便宣布了携手罗德里格斯的消息。　　从李娜的经济公司IMG向罗德里格斯抛出橄榄枝，到李娜结束伦敦奥运比赛后确定与其合作，整个过程只用了大约一个月，而双方在这期间根本没有真正见面。在蒙特利尔参加罗杰斯杯赛时，李娜与罗德里格斯还是通过电邮和电话进行沟通，直到超五赛辛辛那提站两个人才首次见面。以至于从前只闻其名的李娜见到罗德里格斯的第一反应是：“他好瘦啊！” 罗德里格斯表示，他观看了李娜大量的比赛录像，并且通过邮件与李娜和姜山保持沟通。对于李娜的情绪与脾性，罗德里格斯说：“她必须用头脑去指挥内心。”　　其实处理教练问题，李娜一直是个爽快的人，08年底决定“单飞”后，她组建团队的第一步就是通过一位香港友人帮忙留住了08年开始加入中国国家队执教的瑞典教头托马斯。2011年李娜在沃兹尼亚奇父亲引荐下与丹麦教练莫滕森见面，只花了一个晚上就拍板把莫滕森请到团队里面。但是像罗德里格斯这样，还没有见过面就决定签约的教练，李娜又将自己豪爽的性格发挥了出来。事实上，对于罗德里格斯来讲，已经在海宁身上证明了自己有从小打造出一位冠军球员能力的网坛名帅，也需要在李娜身上证明，他还拥有改造业已成熟型球员的能力。“当我执教海宁时，她不过是个小女孩，是我亲手把她带入巡回赛的。现在的李娜早已拥有丰富的经验，赢得过大满贯冠军，取得了很多非凡的成就。因此对我来说执教李娜也是全新的经验，我必须学着去适应这种变化”罗德里格斯表示。（莱顿）　　第二部 罗德里格斯，海宁15年的“网球之父”　　罗德里格斯，现年47岁，全名为胡安-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在描述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开玩笑道：“我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网球人的比赛节奏，你在场上能看到的打的最糟糕的那个人就是我。” 罗德里格斯在1986年到达个人排名最高的467位，他表示他不感到后悔：“我已经尽我的全力去争取成为一个优秀的选手了，但是当我22岁时，我开始变得现实了，我睁大眼睛，告诉我自己：男子职业网球太难了，太难混下去了，我的梦想破灭了。”　　退役之后当教练改变了罗德里格斯的一生，随后他发现干教练这行才是他所擅长的，他在比利时的一家网球俱乐部成为职业教练，当时并没有俱乐部愿意请他，罗德里格斯毛遂自荐，罗德里格斯说自己抓住了机会，学了很多东西，两年后罗德里格斯在2块场地里教250个孩子打球了，渐渐的来请他的俱乐部越来越多了。而因为在比利时执教的缘故，他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埃勒克——她当时在比利时网球协会工作。　　在执教海宁之前，比利时名将诺曼和奥-罗切斯都曾经与罗德里格斯合作。随后范鲁斯特聘请罗德里格斯当她的教练，结果罗德里格斯将她带到了世界排名第9的高度。而后罗德里格斯遇到了不到14岁的海宁，“我把执教生涯的前途押在了这个小女孩身上”罗德里格斯不无感慨的表示。　　当罗德里格斯决定执教不到14岁的海宁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的未来，结果在海宁15岁的时候，她赢取了青少年组的法网冠军。一年之中发生了什么？　　其实，罗德里格斯在圈中有着要求严格并且对细节抠得极细的名声，他的自我评价也是一个严师，罗德里格斯坦言会给球员制定很多的准则，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达到什么目标，都有明确要求。“我从指教她开始就告诉她，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最大的敌人，我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我帮助她、当她的教练，就必须容忍我的脾气”而对于自己弟子，罗德里格斯坦言，海宁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斗士，训练很拼命，小时候的海宁正手不好，也不知道怎样发球，“但是海宁的意志非常顽强，她的移动越来越好，冠军也一个一个接踵而来。”　　海宁的母亲在海宁只有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父亲和兄弟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所以在外人看来，罗德里格斯除了教练身份外，更像是海宁的父亲。教练罗德里格斯是海宁的第二个父亲吗？罗德里格斯说：“我希望我是，但是在海宁的眼里我不是，我对她非常严厉，她告诉我她喜欢我这个教练，因为我不是耍手段的人，而且为人正直。”　　在长达15年的合作时间中，在海宁身上也看到罗德里格斯所说的气质和性格，罗德里格斯说：“我记得当她在纽黑文获得冠军接受访问时，记者说希望海宁2007年继续过来参赛，结果海宁 直接说纽黑文赛不会出现在她2007年的赛程里，现场的观众开始一片哗然，海宁连忙解释道因为纽黑文赛决赛后一天紧接着一天就是美网，她需要休息。现场的 观众在听了海宁的解释之后给了她热烈的鼓掌，那是珍贵的一刻。(因为球迷们不是傻瓜，不想听到虚假的承诺)”（子文）　　第三部 扎根中国，罗德里格斯培养“中国海宁”　　2011年，前世界第一海宁因为右手肘的伤势再度退出网坛，这让她的教练罗德里格斯一下子“失业”了。停下来重新思考一番之后，阿根廷人决定把自己的未来放在中国。罗德里格斯坦言，。如今欧洲和美国的网球市场实际上一直在萎缩，而中国市场在近几年则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2010年，罗德里格斯和海宁在比利时共同创办的第六感网球学校在北京落地，他和中方的合作签到了2016年，在那之前他都会和家人留在北京生活学习。此前，罗德里格斯和海宁在比利时有四个网球学校，其中有一个就是海宁的俱乐部，也就是第六感网球学校——这里是精英班，有24人。24个学生配备了8个教练，每年的花费超过50万欧元。罗德里格斯坦言，自己在北京网球学校也要复制这样的精英模式，一个教练最多带5-6个孩子。“我提倡针对性教学，这样也许收入会少一些，但是学生的成绩会更好”罗德里格斯表示。在网球学校成立初期，罗德里格斯还只是处于“遥控”阶段。2011年4月，之前一直“待业在家”的罗德里格斯正式成为网球学校的股东，即使如今成为李娜的教练，他也仍然会放一部分心思在网球学校上。　　青少年训练是他的最爱　　对于阿根廷人来说，能够让青少年在自己的指导下走上职业化的道路，可能才是他最愿意做的事情。与此相比，虽然做职业球员的教练可以拿到超过4000美元的周薪，听起来这是一个太诱人的数字，可很多时候和所付出的东西相比，教练们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报。据罗德里格斯的好友巴斯田介绍，像阿根廷人这样做职业球员教练，需要在80%的时间里把自己所有精力都放在球员身上。　　“越是对于水平高的球员，教练的工作越难做。因为你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让他感觉好，让他远离外界评论。当他睡觉的时候，你是醒着的，因为要制定第二天的训练计划；当他醒了，你肯定也要醒了，因为你们要一起落实这一天的训练计划。他在场上，你自然在场上；当他比赛时，你要在看台上观察他和他的对手，并且为他加油鼓劲。你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更别提和家人朋友们在一起了。”　　即使和海宁的私交非常好，可这种工作有时候偶尔也让罗德里格斯觉得疲倦。他很想回到最初两人合作的时候，他手把手地纠正她的错误，她把他每一句话都记在心上。所以在海宁退役之后，罗德里格斯没有接受其他球员的申请，而是继续投身青少年网球教育当中。这意味着他不用跟着职业球员满世界旅行，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以及两个孩子身上。　　一个阿根廷人，把自己在比利时创办的网球学校开到了中国，还要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每个星期差不多还要上七天班，如果不是真的热爱，这样的日子恐怕很难坚持下去吧？　　匠心之轮-第六感网球学校的发展　　网球学校的收费是一年接近20万元，他们能够在中外教练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虽然学费不算便宜，可因为学校的名头以及教练良好的培训方式，很多学员都慕名而来。香港女孩Eudice今年7月末加入网球学校，刚满15周岁的Eudice现在的ITF排名为第340名，在之前东南亚的ITF青少年锦标赛上，她夺得了4站双打冠军。　　学校里的小明星叶秋语两年前就已经在校学习了，在今年7月份泰国曼谷举行的TECNIFIBRE-LTAT-ITFG4青少年锦标赛上，叶秋语蝉联女子单打和双打冠军。她在7月末的ITF排名为第189名，在中国18岁以下的ITF球员中位居第2。　　除了正常的网球教学外，网球学校的教育更多的是人文方面，而不是枯燥的教条主义。例如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贴着一张写有各种规章的纸条，上面并不是我们平常习惯见到的“懂文明讲礼貌”，而是诸如“请喷洒香水”等绅士味儿十足的内容。（伊克尔拉）&&
> 人民网黄艾禾:1957年薛毅上书反对干部终身制被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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