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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草原古代的民族（一）[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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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草原古代的民族（一）
东胡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进入科尔沁草原的民族，东胡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卷七《王会篇》，曰：“东胡黄罴”；《山海经》亦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这反映出有一个以黄熊或棕熊，（即；以黄罴）为“图腾”的游牧民族，她们活动和生存在“大泽”以东的地域，这个部族被中原人称之为东胡人。东是汉语，而“胡”则是这个民族的自称，有“天之娇子”的意思。东胡部族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燕山以北和松辽平原上的最大部落联合体。《史记·匈奴列传》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就是说战国前期，燕北的东胡和山戎，分散的居住在不同的地域，各自有其各自的首领，不相统属，只有盟会时，部落首领才能聚会到一起，大约有一百多个部落，但当时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体。
　　可见当时东胡仅为晋、燕两国北部众多的诸“戎”之一，而且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但是到了战国后期，情况就不同了，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动荡，中原地区发生了巨烈的变化，北方少数民族则迅速发展壮大，大漠南北的许多互不相统的部落，逐渐的趋于聚集，主要形成了两类较大的部落联盟。他们族系不同，一个是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另一个是居住在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二者相互敌对，而且东胡还强于匈奴。
　　大概在战国后期，东胡已逐渐强大，并与燕、赵二国频频发生接触和交往，这时“东胡”统治中心，一般认为在饶乐水（西拉木伦河）和狼河（乌力吉木仁河）之间，即在开鲁北部、扎旗西南部和阿鲁科尔沁旗东部，广大草原之上，当时东胡人以游牧为主，不做固定城郭，以车仗、驼、马、围（聚）之为城。现开鲁以北、扎旗西南查布嘎图大黑山上的岩画，阿鲁科尔沁旗北部的山脉中，都存有大量东胡人的岩画，这足以证明早期东胡人的游牧生活。大约在公元前302年前后，赵国武灵王在位时，东胡人经常掠抢燕、赵等国，在与东胡人交战过程中“赵国以车战为主，经常被人健马疾，精骑善射的东胡人打败，交战中车战显得非常落后，为了减少战争损失，赵武灵王决定实行改革，他们学穿胡人窄袖紧身的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用骑战取代了车战，这也是东胡人最先创建的中国骑兵最先传入中原的例证。到了赵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赵国经过多年的准备后“曾攻取东胡欧代地”《史记，赵世家》 载“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蒙古高原中部，并还在向南、向西继续发展。东胡曾被赵国战败并一度服属于赵，后来强大，故又叛赵，并占领了赵国辖境的代郡地方（大同一带），这一时期赵国的良将李牧多年在赵的北境与东胡等部族作战。
　　除了赵国之外，燕国则是与东胡交往最多的国家之一，大约在公元前315年前后，燕国被东胡人击败，燕国无奈之下把名将秦开当作“人质”送往东胡质押。秦开长期生活在东胡，并得到了东胡人的信任，也参与了东胡人的很多重大活动，熟悉了东胡的内部情况。后来逃回了燕国，重新组织军队袭击东胡。这次东胡人被打败，向东北退却了一千多里，回到了科尔沁草原中、东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开质胡”。燕国在北边修筑了燕长城，由秦开主持，起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燕长城在我市奈曼境内，有250华里，沿着燕长城一线，燕国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沈阳当时是辽东郡所辖，现今沈阳城筑有“秦开建城”的巨型铜像。当时的辽西郡和右北平郡的辖地，已包含我市库伦、奈曼南部的广大区域。这五郡的建立西汉时一直沿用，西汉时期在此基础之上又修筑了汉长城，我市奈曼南部土城子、南湾子一线发现的战国、秦汉长城遗址，有许多古城址，烽遂、关隘、等遗物。西汉箸名将领飞将军李广，曾任辽西郡和右北平郡太守，李广长期居住边地与“匈奴人”作战。（当时东胡人已被凶奴人击败，并沦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这部分“奴隶人”就是原东胡人），公元前135年的一个秋夜，时任右北平郡守（治所在朝阳市东北）的李广巡边之时，误认巨石为虎，引弓射之，次日再看，羽箭已经没入石棱之中，故唐代诗人卢纶，有诗赞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设在石棱中”，由此飞将军李广射虎的故事，世代流传，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市奈曼旗南部青龙山、土城子、下洼一带。 　　生活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东胡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已是一个极为强盛的部族了。
　　公元前206年（汉高帝元年），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发生了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的事件。史载其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遣使者至匈奴。向冒顿索取头曼生前所有的一匹千里马。冒顿召开氏族部落首长会议商议，各氏族部落首长都说：“千里马是匈奴部落的宝马，不能给予”。冒顿却以为，“奈何与之邻国而爱惜一马”，逐将千里马送予东胡王。东胡王以为冒顿怕他，不久又遣使向冒顿索取单于的阏氏，（匈奴语，妻、妾、之义，音烟支）。冒顿复召开会议商讨，各氏族部落首长都很生气，请求发兵进击东胡，而冒顿仍以“奈何与人邻国而爱惜一女子”为理由，竟把所爱之阏氏送去，东胡王因此愈益骄傲起来。本来在匈奴与东胡之间，有一块长约一千余里的地方作为两族之间缓冲的地带，匈奴人称之为“弃地”，匈奴语称之为“欧脱”平时双方均不越界驻牧。两次得逞后，东胡王竟越过“欧脱”向西侵入“弃地”。并遣使向冒顿说：“匈奴所与我界欧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再次召开会议，有的氏族部落首长认为“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冒顿听后大发雷霆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因而把主张给予的人统统斩首，然后号令全国兵马立即出动，进攻东胡，东胡王轻视冒顿，毫无防备。及匈奴兵至，大败，东胡王庭被袭破，部族被击散，人民、牲畜及财产被掳掠。东胡余部分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现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西罕山），和鲜卑山、（兴安盟科右中旗西北蒙格罕山），此后这两伙人各自以所居之山为部族之名。自称为乌桓族和鲜卑族。至此，东胡人彻底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部落联盟，继续活动在科尔沁草原之上。
　　东胡的文化和文明。
　　东胡是个部落联合体，成份较为复杂，其中有东北部的以鱼猎为主的民族，有中部的游牧、狩猎兼备的民族，有西部和南部游牧，农耕互渗的民族。因此，东胡文化丰富多彩。
　　早在战国前期东胡人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从出土文物看，东胡人铸造的铜剑、铜镞、铜刀、铜戈、铜盔，不但有较高的工艺价值，而且非常锋利实用，特别是铜制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和“修剑过颐”的长剑，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比较，有着极其明显的地域特征。此外东胡人的铜饰品种类也较多，最典型的是双虺（音费）纠结形铜具、龙形铜饰件、双兽铜饰牌等也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东胡人是由游牧、狩猎、鱼猎等多个民族的混合体形成的部落联盟，因此民风雄强，剽悍，崇尚武力和战争，并经常通过战争掠抢财富和奴隶，这在战国前后的史书中已屡见不鲜，《战国策》上载的齐国民谣中有这样两句，形容东胡人的形象，“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就是说，东胡人的帽子很大，像个簸箕。这种帽子很像现在羽绒服上的帽子，但不和衣服联体，下面很长、散开，覆在后肩、背部，后帽顶角上，饰以雉尾，帽子外缘饰以皮毛，整体看就像一个簸箕扣在头上，使用的青铜剑，竖在地上长度可以顶到下颏。当时东胡人带着这种即可遮风，又可避雨的箕形大帽，骑着骏马，来如电、去如风，手挥长剑，腰悬牛角制成的短弓（中原人用的是长弓）配以铜镞，雕翎利箭，经常袭击，掠抢燕、赵、齐、等国。并通过战争掠抢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科尔沁草原上创造了骑战和骑兵，并通过战争的胜利，把骑战和骑兵传入了中原，从而逐步取代了中原各国的车战。这为中国的战争历史写下重要的一页。东胡人精骑善射，“而且利用硕大的牛角和牛筋，鹿筋制造出既短小，又强硬有力、杀伤力极强的角弓，他们还用雕翎，红柳杆，青铜镞、制成羽箭，配以角弓，即轻便又灵活，而且非常适用。这种角弓羽箭，一直到唐、宋战争中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之一；唐人有“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箸”的诗句。
　　东胡人的语言是属于通古斯语，后来沦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后，匈奴人使用的阿尔泰语，才逐步渗入到东胡语中，直到契丹人出现时，阿尔泰语，才在东部草原逐步通行。
　　东胡人没有文字，当时以刻木和结绳记事，但是东胡人在游牧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岩画，现存于扎旗查布嘎图镇大黑山的岩画就反映了这些内容。
　　东胡人在游牧生活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他们用圆杨木敦掏空，蒙上蟒蛇之皮，制成二胡的琴箱，用兽筋做弦，用柳木杆做杆，用柳枝、马尾做弓弦，滴以松脂，在草原上创制出了弦乐的祖先，“二胡”，当时及以后很长时期内二胡都被人们称作“胡琴”，“在此基础上发展成马头琴等许多弦乐。据认为，以“二胡”为代表的“弦乐”发源于“东胡人”居住的东北地区。更准确的说“二胡”等一些“弦乐”最早的诞生地是科尔沁草原。
　　东胡人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日常生活中多以兽皮制成宽襟左衽长统，窄袖，紧领的袍服为主，穿着时，内穿紧身，中衽紧领，紧袖内衣，下穿窄腿，紧裆长裤，外罩上述袍服，并将腰部用长宽布带束紧，布带上饰以多种形态的兽面形制的铜带勾，等等。
　　东胡人崇尚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水、火、树、木、及自然万物。祭祀时，多以拜日，拜火、拜山川草木为主。多以熊，虎、鹿、狼等动物为图腾，信奉祖先和神灵。东胡人在游牧生活和祭祀活动中，创造出了以“旋转”为主要动作的舞蹈体系，这种舞蹈一直被后人称作“胡旋”。也是东胡人的一大创举。
　　东胡人还善长制作烤制食品，特别是“烤肉”“烤饼”等食品一直流传至今，现代烧饼的前身就是由东胡人善长烤制的“胡饼”演变发展而来的。
　　东胡人在战国后期也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著名的“胡麻”就是东胡人培育出的农业品种，此外东胡人还用剩余的粮食酿制白酒，史书上曾说：“东胡人善制白酒。”
　　从商周到战国后期，科尔沁草原博大的胸怀中，养育了一个精骑善射，民风古朴而剽悍的东胡民族，她在这里孕育、出生、发展壮大。并且创造出了一系列让后人敬仰的民族文化，谱写了“胡服骑射”秦开质胡，李广射虎，屡辱匈奴等许多精彩的故事，也创造了冶炼、青铜铸造、制酒等灿烂文化。东胡人还在通古斯语系的基础之上创立了相对独立的东胡语，并在宗教、文化、音乐、舞蹈、饮食、农业等多方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
　　东胡人在近800多年的过程中始终生存在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虽然他们经常通过战争兼并形式与中原各国发生磨擦，但是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冲突当中，双方更加深了解，同时也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过程，民族互补性和地域互补性充分得到了体现，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乌桓人的名称由来和居住分布情况。
　　公元前20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袭破了东胡人，东胡人向北败退，来到科尔沁草原的中心地带，《后汉书·乌桓传》上说：“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我们可以认为，早在东胡人来到乌桓山之前，乌桓人已经存在，是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族，属东胡族余类。乌桓人以所居之山为族名，这说明乌桓人的社会发展进程已超过了血缘氏族阶段，进入了以地域为名称和领地统治的部落阶段，那么乌桓山究竟在那？古人是怎样称呼这座山的呢？这座山在早期乌桓人心目中又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呢？王沈的《魏书》上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乌桓人“葬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以归于赤山。”这里所说“赤山”即是“乌桓山”，历代学者对“乌桓山”是指那座山认识不同。
　　按清代张穆《蒙古游记》卷三，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一百四十里有乌辽山，北部有乌兰峰”等记载，一般认为，现阿鲁科尔沁旗西北西罕山即是乌桓山，并认为乌辽、乌兰、乌桓、乌丸都是蒙古语“红”的意思，赤山也是“红”的意思，可见古籍中有以上不同称谓的都是指的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科尔沁草原中部，大兴安岭中部山脉中的一座红色的山峰，即现今的东西罕山，清代也称之为乌哈那山。
　　乌桓山即是乌桓人早期驻牧的地方，也是被乌桓人视为死者神灵归宿之地，这如同中原内地人有死者魂神归岱山的道理一样。(附：乌桓、鲜卑分布图)
　　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119年这大约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是乌桓人的早期活动时期，这段时间他们一直生活在西拉木伦河、霍林河流域之间的草原上，在匈奴人的统治和压迫之下。
　　乌桓人是由东胡人繁衍而来的，所以她基本继承了东胡人的生活特征，乌桓人是以游牧为主的部族，史载其“俗善骑射，戈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音脆）为衣。”
　　最初的乌桓人生活的地方，史籍中称作“乌丸川”即西起西拉木伦河以东，乌力吉木仁河新开河以南、洮儿河以西、西辽河以北的狭长带状草原。辽设乌州，元为折连川的地域，现今属开鲁、科尔沁区及科左中旗地域。这时期的乌桓人做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他们“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不缴），辄没其妻、子”（为奴婢），因此，乌桓人经常反抗匈奴人的奴役和压迫，但都被匈奴人残酷镇压下去了直到公元前１１９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武帝派遗卫青、霍去病进击匈奴左地，西汉大军在现今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直至克鲁伦河流域大败匈奴。匈奴人败逃入漠北，使“漠南无王庭”，把乌桓人从匈奴人的压迫之下解放了出来。经过汉初，汉、匈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一系列大战之后，西汉王朝彻底统治了原乌桓居住的科尔沁草原腹地。并将接受西汉王朝管辖的乌桓人迁徙到上谷（现所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治所在平阴，今辽宁凌源县西南）、辽西（今辽宁义县西北）、辽东（今辽宁辽阳市）五郡塞外。使他们帮助侦察匈奴动静，防止匈奴再次南下，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一官监领他们以防他们与匈奴人交通。从而切断了匈奴人的“左臂”汉朝还准许乌桓大人每年入汉都“朝觐”作为对他们的亲信和优待。
　　乌桓人得到西汉王朝的庇护，并徙居五郡塞外之后，生活安定，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农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1965年辽宁西丰县（原属科尔沁部前旗地界）西岔沟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支持以上观点）。部族从此逐渐强大起来，并于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冬，举兵寇掠西汉边城，反叛西汉。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乌桓人因恃有强大的汉朝作后盾，为报灭族之仇（指袭灭东胡）挖了匈奴人的祖坟，匈奴单于大怒，遣兵二万骑进击乌桓，同时又三千余骑入侵汉塞，掠虏汉朝边民。于是西汉乃以中郎将范明友为渡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追击匈奴，匈奴闻汉兵至，先行退去，汉兵遵照汉大将军霍光“兵不空出”，即后匈奴（如追匈奴不及）。遂击乌桓的部署，转击乌桓，乌桓在刚受到匈奴重挫之后，部众疲敝，经不起范明友的再次袭击遂大败，三王被斩，余众被斩首六千余级，自此乌桓无力与汉为敌，又复明附。这一时期乌桓人时而归附西汉时而又与匈奴联合，共同反叛汉朝，实行双重政治策略，汉朝则以军事征服为主要手段，不断打击乌桓人的势力。到了东汉初年，王莽执政时期对乌桓人采取歧视、压迫和奴役政策，强迫乌桓人参加反对匈奴人的战争，还扣押参战人员的妻、子作为人质，逼迫乌桓人与匈奴人发生战争，乌桓人不甚忍受，遂自亡叛，沿途抄盗，王莽令郡县尽杀所扣押的乌桓人质、由是乌桓人与王莽结下了仇怨，匈奴人乘机拉拢乌桓人，“诱其豪帅为吏，余皆羁縻属之”，从此乌桓人与匈奴人联合不断进攻中原边境，东汉政府虽经多次交战，但终不能克。这一时期乌桓人还与居其东部的鲜卑人联合共同侵拢东汉边地。他们骑着快马，轻装简从，早晨从穹庐出发，傍晚即可抵达边城。故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人民家家受到侵拢，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光武建武二十年（公元45年）东汉王朝遣伏波将军马援整顿边塞，置吏招民，并将三千骑出高柳（山西阳高）进击乌桓，结果为乌桓所败，无功而还，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内乱又蓬旱，蝗之灾，实力大损，乌桓乘其衰弱，发兵破之，匈奴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光武帝乘机以币、帛贿赂乌桓，招使归附。（此时鲜卑也被辽东太守祭彤击败）建武二十四年春，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入居塞内。此时，东汉王朝采取拉拢鲜卑击北匈奴的政策，使北匈奴多被斩获，势力大弱。使之边无寇警，面对这种形势，乌桓部族中以势力最强大的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的各郡乌桓首领九百余人，乃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附汉，诣阙（至汉都洛阳）朝贡，献奴卑、牛马、弓箭、虎、豹、貂皮。 　　光武帝诏封乌桓渠帅八十一人为侯、王、君长、使他们率众入居塞内，分布缘边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十郡。招来种人，给以衣食，遂为汉侦察，助击匈奴、鲜卑。东汉王朝还在上谷、宁城（河北宣化）复置“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事务。
　　从公元前206年，匈奴袭击东胡至公元49年前后24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驻扎于科尔沁草原深处的幼小游牧部落，在原始的畜牧经济的支持下，屡次从匈奴人、西汉王朝、王莽政权、东汉王朝的压迫、征服和奴役下奋争出来。终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成长为漠南草原最兴盛的民族，同时也使强大的中原王朝不得不改变以往对他的军事打击和武力征服的政策，而使用羁縻政策来拢络这个日益强大的草原游牧民族。乌桓人的第二次南迁是实力发展的结果。这次他们南迁更加深入中原地区，不仅外长城东段以北，而且外长城中段以北的乌桓人也都进入了长城。分布地区也愈向西扩展到内蒙河套一带。此后，乌桓部众与东汉王朝基本保持着“保塞无事”的平衡状态。
　　东汉中期入居塞内十郡的乌桓人由于精骑善射，能征贯战，各郡选出精良的乌桓骑兵，组成队伍，由州、郡统领，号为“突骑”（乌桓突骑），当时，乌桓突骑在作战中起着冲锋、突击和摧陷敌人阵地的作用， 是一支勇猛非凡的骑兵突击队，各郡“突骑”三至五千不等，人数虽然不多，战斗力却很强。
　　更始二年（公元42年）正月，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等率领突骑助光武帝进攻王郎。耿弇（耿况之子）待命在途，闻王郎诈称汉成帝之子，起兵于邯郸；乃按剑日“我……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可见当时“乌桓突骑”在当时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当时幽州各郡都有突骑，其中的渔阳、上谷的突骑在国内最享有盛名。而这几郡的乌桓人大都是由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内迁的乌桓人组成，所乘战马也是来自科尔沁草原腹地辽西、辽东郡。
　　东汉中后期，各地乌桓由于战争迁徙和民族融合成分越来越复杂，这时的乌桓中融入了大量的匈奴人、鲜卑人、汉人、林胡、羯等多种成份，人口空前增加，地域分布也越向华北和塞外西部发展，他们此时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不相属统，在前进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各自发展。汉灵帝时（公元168至189年在位）上谷乌桓大人难楼之部有众九千余落（乌桓人的管理单位），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之部有五千余落，皆自称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有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有众八百余落、亦自称汗鲁王，这些大人“并勇健而多计策”以上四郡乌桓再加上渔阳乌桓即是所谓的“幽州乌桓”。他们当中以辽西乌桓（现通辽市境内）最强盛，辽东、右北平二郡乌桓常奉之为盟主，这时东汉王朝衰弱，中原爆发黄巾起义、地方群雄乘势并起，战乱频频。东汉中山相张纯、泰山太守张举与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结盟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聚众十余万，屯驻肥如（属辽西郡，现河北卢龙县北）形成割居势力。张纯与乌桓联盟后（中平五年188年）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辽西、辽东、右北平）乌恒元帅，并与丘力居共“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同年十一月，骑都尉公孙瓒与张纯等战于辽东属国石门（辽宁朝阳市西南），张纯大败公孙瓒深入穷追，反为丘力居所围于辽西管子城（奈曼、库伦南部）二百余日，粮尽众溃，士卒死十之五六。
　　公孙瓒是东汉未年北方名将，自公元188年冬石门之捷以后，由骑都尉升拜为降虏校尉。史书上说：“瓒为人勇敢善战，赴敌如仇，望尘追逐，甚或继之以夜战，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甚畏惮之，互相告语，当避“白马长史”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常山赵子龙（赵云）年青之时就曾跟随公孙瓒转战辽西、辽东、右北平等郡、长期与乌桓人作战，赵云的高超骑术精湛的射技，勇猛的武艺都是这一时期煅炼出来的。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十月，公孙赞由于长期与幽州牧刘虞在对待“三郡乌桓人”的策略上不同（瓒欲扫灭乌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乃竟多聚徒众以自壮大，且纵容部曲侵优百姓，又数与冀州牧袁绍攻战，虞不能制。惧其变乱，乃发兵袭击，反为所败，在居庸（北京延庆）被瓒引兵围困，生执后斩于蓟市，公孙瓒杀死刘虞尽有幽州之地，志气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多害衣冠善士，刘虞的部下鲜于辅等推举广阳人阎柔为乌桓司马，招集数万人，联合乌桓峭王，击败了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又与袁绍大将麴义合兵十万，共同攻打公孙瓒，大破公孙瓒于鲍丘（北京密云东）斩首二万余级，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史，附合阎柔等，瓒军屡败。建安四年（199年）春、瓒战败为袁绍所斩。在消灭幽州割居势力公孙瓒的过程中，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并且总领上谷乌桓大人难楼，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他们联合起来，在蹋顿统领下与袁绍联盟，共同消灭了公孙瓒，袁绍为此承制拜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为单于，并授印、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并帮助乌桓人建立起了正规的军队，始设千夫长、百夫长相统领。楼班长大之后，被难楼、苏仆延等奉为单子，以蹋顿为王，仍兼领乌桓各部军政计策，可见此时的辽西乌桓在乌桓各部中、实力最强，处于中心和统治地位。
　　建安五年（200年）春，袁绍兵败官渡，以前依附袁绍的阎柔与鲜于辅都归顺了曹操，操以阎柔为护乌桓校尉，乃持汉使之节，治于广宁（今河北张家口）曹操任命鲜于辅为度辽将军，继续镇守幽州。
　　在此之前三郡乌桓大人（辽西、辽东、右北平）与袁绍关系密切，深受袁绍旧恩，绍曾以家人子为已女、分别嫁给三大人为妻，其中辽西蹋顿最为袁绍所厚遇。故袁绍死后，其次子袁熙及三子袁尚，均因兵败而投奔蹋顿，为此三郡乌桓经常与曹操为敌，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四月，三郡乌桓进攻鲜于辅于犷平（密云县东）。曹操率兵前往援救，乌桓乃走出塞外。三郡乌桓曾攻破幽州，掠抢汉民十余万户，且欲助袁熙、袁尚恢复故地。对曹操统一北方造成了严重的威协。为此曹操决心远征乌桓，解除后顾之忧。首先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先开凿二渠一名平虏渠，自呼沦河（今河北保定滹沱河）入泜水（今天津市海河上游）一名泉州渠，自河口（氵句河源出于河北蓟县，流经宝抵，注入蓟运河）入潞河（北运河之上游，流经今北京密云县东之鲍丘水亦称东潞水）以通海。此后曹操采用谋士郭嘉之计，轻装简行，千里突袭，疾进千里突袭乌桓，曹操重礼聘请隐居在徐无山（河北玉田县西北）的右北平义士田畴为向导，趁夏季多雨，道路积水泞滞不通，乌桓亦于沿途险要之处多设备摭守，以为曹军无法越过之时，田畴带领曹操的军队沿着旧北平郡治平刚（辽宁凌源以西）取道出卢龙塞（河北喜峰口）直奔柳城（辽西乌桓蹋顿的统治中心、今辽宁朝阳西南）。这条路自东汉初年就已废弃，已有二百多年无人走，曹操大军沿此小路出卢龙口后、越过白檀（承德市西）险要之地，历平刚、涉鲜卑庭（右北平境）东向柳城，直指乌桓统治中心。距城约二百里，乌桓始惊觉，楼班、蹋顿、袁尚、袁熙，右北平单于、仓猝组织数万人，迎战于凡城（辽宁朝阳市附近）曹操率军登上白狼山（内蒙喀左旗境内）在此与乌桓骑兵遭遇，两军从早晨混战到傍晚，此时曹军几近不支，纷纷败退下来，乌桓蹋顿座在青牛驾辕，黄色伞盖遮蔽的车账之上，得意的观战。曹操见状十分着急，这时站在曹操身边的执帅旗的大将张辽，忽然大呼日：“主公平时厚待我们，此时不战更待何时”言毕，撕下帅旗挺起旗矛，策马疾速下山，在乌桓兵众一片惊呼之中，张辽直奔毫无准备的蹋顿青牛车帐前，一矛把蹋顿刺下车来，割下首级，大呼着率军冲入乌桓军中。乌桓部众毫无准备，遂散乱崩溃，四散而逃。曹兵乘势追击，斩获甚众，直追逼至柳城之下，当场“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乌桓）、汉降者计二十余万口”，楼班、苏仆延、乌延与袁尚、袁熙逃跑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惧曹操势力，将他们全部斩首后将首级送于曹操，三郡乌桓平复后，曹操把他们的余众一万余落，（此数不在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之内）全部迁入中原，曹操将所获的乌桓兵众，通过精选和整编，改编成精良的骑兵部队，仍由乌桓的王、候大人率领随同曹操转战南北，建安二十年编入了张辽、李典部下的骑兵，在合肥与孙吴大军作战，在敌众我寡，数百倍于已的吴军面前，在张辽的带领下，奋勇冲击，大败吴军，几乎活捉吴王孙权。从而大获全胜，至使历史上有：张辽威震逍遥津的美谈，其实这不仅是张辽本人的勇猛，更重要的是乌桓骑兵的英勇善战。三国中许储裸衣斗马超的情景也被人熟知，当时曹操屡征西羌无果，后来还是靠英勇善战的乌桓骑兵，终于打败了也同样以骑射闻名的马超率领的西羌骑兵，乌桓骑兵的勇敢善战，终于让史书上标明“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的历史定论，这支来自科尔沁草原号称“天下名骑”组成的军队，对于曹操完成北方统一，以及后来与吴、蜀对峙都起到了巨大作用、曹操在征服三郡乌桓的归途中路过河北昌黎碣石山，在山上刻石记功，并写了著名诗篇《观沦海》和《龟虽寿》感悟人生。三郡乌桓是乌桓部族的核心和主体，他们的内迁和消亡，使得分布在其他郡的乌桓迅速分化瓦解，很快就融入到了汉族，和其他部族之中，乌桓民族从分衍出来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被曹操征服迁往内地，在以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北方草原上繁衍生息了400多年，他们由弱到强，先是在以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广大草原上成长壮大，又由科尔沁草原向南发展进入辽西五郡，此后又进一步融入边塞十郡，势力不断扩大，影响中国文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自身也不断的被强大的中原文明和文化所改造。三郡乌桓内迁之后，草原上剩余的乌桓人迅速的被同宗同源的鲜卑人所接纳，并融入其中，从此，科尔沁草原上新的主人鲜卑人走上了舞台、饰演出更加辉煌的草原文化史。继乌桓人之后，鲜卑人成为活动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主体民族。汉初（公元前206年）匈奴袭破了东胡，东胡人向北败退，越过西拉木伦河之后分成两支，一支逃向科尔沁草原西北退保乌桓山，称之为乌桓人，另一支游牧于科尔沁草原的东北，称之为鲜卑人，《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即与汉朝之间被乌桓阻隔），未常通与中国（指中原）焉。”清代史学家张穆认为，鲜卑山就是现今科右中旗西北约三十华里的大罕山，当地人亦称为蒙格罕山。此山位于霍林河西南岸，位于扎鲁特旗和科尔沁右翼中旗之间。东西宽约十公里，南北长约十三公里，由蒙格罕山、奥斯克吐、芒尔得高乌拉，哈夫特嗄乌拉，莫达板乌拉，模模乌拉，道劳哈马尔，柴拉切楞等数座相连山峰组成。主峰大罕山高721米，相对高度近400米，山中松、桦、柞、榆、枫、杏等树木繁茂，山的东北有条山谷，名为查干扎拉（蒙语为清澈的山沟），有一条清溪沿山谷流出。山谷两侧群峰竞秀，树木葱郁，并有几处人工开凿的山洞高悬于峭壁之上，这更给古鲜卑山增加几分神秘色彩。
　　鲜卑人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始与中原王朝相沟通。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附汉，东汉政府乘机联络鲜卑，实行孤立和打击北匈奴的政策。封、赏鲜卑各部大人，“每年竞耗费二亿七千万钱”，以达到“保塞无事”的目的。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前91年），北匈奴被东汉政府击败。政权瓦解，单于西迁余众多附鲜卑。自此鲜卑逐步强大起来，并经常“寇掠东汉北方诸郡”。当时以居住在科尔沁草原东部的辽西鲜卑大人其至革建最为强盛，并为鲜卑各部的盟主，直至东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其至革建死去，鲜卑各部统领失驭。东汉政府多次组织大军会同乌桓、南匈奴共同进讨，于是鲜卑势力才逐步减弱。
　　东汉后期（桓帝时，公元二世纪中叶）鲜卑出现了一个著名首领名叫檀石槐（156-181年在位）他“勇健而有智略”被推为鲜卑大人，他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今河北张家口尚义县南）设营，兵马甚盛，鲜卑各部在他的统领之下，南抄缘边，北拒零丁，东却扶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了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擅石槐把他控制的地区划分为三部，自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扶余为东部；自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自上谷以西至敦煌接乌孙为西部。每部各置大人统领，总属于檀石槐。此时，由于东汉王朝内乱频频，许多汉人逃往边地投靠鲜卑，为檀石槐出谋划策，加之鲜卑骑兵进退神速，战斗力获得充分发挥，“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作战中“来如飞鸟，去如绝弦”。不断入侵边郡，杀略吏民，劫夺财产。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鲜卑复寇三边，一岁中竟达三十余次”。鲜卑人此时靠战争和掠夺取得了不少的财富，但生产力却很低下，农业、畜牧业经济都不发达，人口的剧增使得鲜卑各部之间除了军事联盟之外，并无过多经济往来。加之政治上除以军事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协作之外，组织上也较为松散。故公元181年檀石槐死后，鲜卑军事联盟迅速瓦解。
　　此后，盘据太原雁门一带的“小种鲜卑”首领轲比能曾 附曹魏短暂的统治了鲜卑各部，青龙三年（235）年，轲比能被曹魏派刺客刺死，局部统一的鲜卑各部进一步瓦解。这时以科尔沁草原为中心地带的东部鲜卑先后兴起了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宇文部本非鲜卑，他们是世居阴山东部的匈奴南单于的远属，他们原有十二个部落，公元一世纪北匈奴兵败西迁后，留居漠北的匈奴人十余万落（户）东迁至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宇文部即是此时东迁的匈奴部之一。他们使用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系中的匈奴语。鲜卑人则是通古斯语系中的东胡语。故史书上说宇文鲜卑语言与鲜卑颇异，东迁过程中宇文部的上层人物统治了辽东一带的鲜卑人。并参加了檀石槐建立的部落大联盟，成为联盟中的东部大人。从此逐步鲜卑化，并称之为宇文鲜卑，宇文鲜卑的驻地主要在西拉木伦河以北，乌力吉木仁河，霍林河流域，宇文鲜卑所属部中，以驻扎于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的遥牵氏，驻扎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习部，下游的迭刺部较为著名。位于扎鲁特旗西北部的窖窟山，《辽史》中称为大勒得山，是宇文鲜卑部中的大勒得王大贺氏的发源之地，这个大贺氏部族，就是以后中国复姓中贺兰氏、贺楼氏、贺岳氏（也有写作贺若氏的）贺连氏等姓氏的始祖发源地。
　　宇文部中的迭刺部最先在霍林河中上游一带游牧，后逐步南移至乌力吉木仁河与西拉木伦河之间游牧。公元四世纪中叶，以迭刺部、乌槐部等部为核心的部落，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之处建立了部落联盟。契丹八部由此产生。迭刺部夷离堇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金玲岗”（现开鲁县黑龙坝至胡家岗一带”，祭告天地，承袭大统，建立了契丹王朝，建元神册，建都龙化洲（奈曼旗与开鲁交界处孟家段水库附近）。宇文鲜卑的另一部落习部则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上游和老哈河上游一带，并发展成为库莫溪部族。定居于现今赤峰市宁城一带、五胡十六国至随唐时期经常参与中原混战。隋初较为强盛，后被契丹所征服，融于契丹民族之中。段部鲜卑也是宇文鲜卑中一个部落，早期游牧于辽河西岸（现今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左后旗、开鲁一带）这个部落的大人段务勿尘在西晋永嘉初年（公元307）年被西晋封为辽西公。据有辽西一带，疆域最广时，西接鱼阳东界辽水，公元四世纪初较为强盛，经常与其北面的宇文部和东面的慕容部混战。同时也经常参与中原混战，段部鲜卑逐步向燕山北部和徒河上游发展，以令支（今河北迁安）为统治中心，故称徒河段部鲜卑。晋咸康四年（338年）段部为前燕慕容皇光所灭，部众融于慕容鲜卑之中。 　　慕容鲜卑为东胡后裔，它的祖先就是从退保鲜卑山的鲜卑部分衍出来的。它最初是鲜卑部的核心部族，占据鲜卑山附近的霍林河中下游和洮儿河流域游牧，并由此逐步向西辽河流域发展，它的部落首领曾在檀石槐建立的军事大联盟中担任中部大人，慕容部此时开始形成。曹魏初年，首领莫护跋率众从科尔沁草原东北部向西南移动，进入草原中心地带，即现今科左中旗、科右中旗、科尔沁区一带，此后，又入主辽西，并随从司马懿征伐辽东，被曹魏封为率义王。慕容部继续向西南发展。并在棘城（今辽宁锦州附近）建都。在这之后，慕容部又曾迁回最初驻牧之地，洮儿河下游一带。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慕容廆继位，这时与慕容部西、北部界临的宇文部，西南部界临的段部逐步强大起来，三部在科尔沁草原上不断发生混战。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 遣使归附于晋，并被拜为鲜卑都督，在晋的支持下，慕容部逐步强大，不久打败段部，徙居于徒河之青山（辽宁义县境内），然后又南迁还居于棘城。从此之后慕容部乘晋二京（洛阳、长安）为匈奴贵族刘聪、刘曜攻克之机加之晋北方战火连绵、流亡之人大多逃至辽西、辽东躲避战乱之机，大修明政，安辑流亡，网罗人才，收容士族，使之尽为己用，故势力迅速强盛。咸和八年（333年）慕容廆死子慕容皇光继位，自称燕王。史称前燕，此时慕容部北并宇文，西灭段部，“开地三千里，人口增加至十万户”，筑城于柳城以北，龙山以西，号曰“龙城”（现今辽宁省朝阳市）作为前燕国的首都。这时的前燕是当时东北地区唯一强大的政权。这支出生和成长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民族已经蓄势待发做好入据中原的一切准备。东晋永和六年（350年）慕容皇光子慕容亻隽（音俊）攻下后赵之蓟城（今北京市）迁都于蓟，永和八年又攻下赵都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三台村）乃即皇帝位。不久又迁都于邺。东晋太和五年（370年）邺城被前秦苻坚攻破，前燕至此灭亡。自公元337年慕容皇光称帝到370年前燕灭亡，这个科尔沁草原游牧民族创建的政权存在了33年。前燕灭亡之后，慕容鲜卑继续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后燕、西燕和南燕三个政权。后燕为慕容皇光第五子慕容垂所建，建都中山（今河北正定县，政权存在了23年（384——407年）。西燕为慕容冲所建，都长安（今西安），后来慕容冲被杀，他的尚书慕容永又据长子（今山西长子县），政权存在了十年（384——394年），南燕为慕容垂之弟慕容德所建，被都滑台（今河南滑县），不久因滑台为北魏夺取，又迁都广固（今山东益都）政权存在了12年（398——410年）。
　　慕容鲜卑虽然以其幼稚的身态，急匆匆的走上中原的历史舞台，却充分显示了科尔沁草原的勃勃生机，由她孕育出的子孙将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发展之中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他们将给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添写上更丰富的色彩。
　　早在东胡人退保鲜卑山之前，鲜卑山所在的大兴安岭之下就有土著的鲜卑人居住，只不过他们的势力较小，不为人们所重视，东胡人退居鲜卑山之后，以东胡人为主的慕容鲜卑势力强大，迅速占领原土著鲜卑人的游牧领地，这不得不使原来世居于此的土著鲜卑各部避其锋芒，向东、向北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其中以拓拔鲜卑、独孤鲜卑、尉迟鲜卑、达奚、伊娄、丘敦、侯氏、乙舫、车巾昆等部落为主的鲜卑各部沿着兴安岭山谷溯嫩江伊敏河而上，游牧到大兴安岭北端（现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并称此地为大鲜卑山（这是针对原鲜卑山而言），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游牧领地和军事联盟，此后在以拓拔鲜卑为首的部落联盟经历了多年发展，至可汗毛时，开始强大，有“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来又经过五代首领的努力，开始南迁大泽（呼伦湖），又经几代首领经过“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越过呼伦湖进入克鲁伦河流域和蒙古高原中部，北近贝加尔湖后开始向南折返迁徙，经现今蒙古国中部和内蒙古中北部，进入盛乐川（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此时，拓拔鲜卑“部众浸盛，诸部皆畏服之”，公元310年，拓拔猗卢建代国，376年代被前秦攻灭，十年后， 386年，拓拔珪重新建国，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时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十六国中鲜卑人建立了代、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魏、北魏八个国家，北魏建国后兵强马壮，于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与东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改革鲜卑旧制，加速汉化，服汉服，禁用鲜卑语，提倡鲜汉联姻，将鲜卑拓拔氏改为元姓，丘穆陵氏改为穆姓，步六孤氏改为陆姓，独孤氏改为刘姓，勿忸氏改为于姓，尉迟氏改为尉姓，贺楼氏改为楼姓，贺赖氏改为贺姓等等，使得入主中原的鲜卑人很快同化于汉族之中。
　　北魏历时148年，后分为东魏和西魏，以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国所灭，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了中国，持续了170多年的，由北方草原民族鲜卑人参与主演的历史融合大剧才徐徐落下帷幕，在这个时段中科尔沁草原孕育出的宇文、慕容、段部、拓拔等鲜卑各部以其勃兴如虹的气势，普写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故事，创造了诸多辉煌的历史文明，并且产生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许多姓氏。在西辽河畔，兴安岭下，科尔沁草原的先人们留下了无数美妙的神奇历史。继走进中原的鲜卑人之后，留居科尔沁草原上的另一支鲜卑人———契丹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将以更宏大的气魄，演绎出让世界震惊的，人类进步交响曲。契丹这个东方日不落帝国，将以其博大的胸襟将整个中原和东北亚河山收入胸中，科尔沁草原上一个有铁一样性格的民族诞生了。她将以镔铁一样的毅力，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颠峰。公元947年，契丹王朝改称“大辽”。境内除契丹之外，还有奚、渤海、女真、汉、室韦等多个民族，地域十分广阔，疆域“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南抵河北”。
　　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初，广阔的科尔沁草原养育了勤劳、勇敢、体形健壮且具有智慧鲜卑人，从这里先后走出了段部、宁文、慕容等多个鲜卑部族。当他们以勃勃生机步人中原之后，另一个古老民族又从科尔沁草原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来，这就是号称有“镔铁”一样性格的铁血民族——契丹人。
　　契丹之名最早见于《魏书》，称其为东胡族系中鲜卑人的一支。早期的契丹人同属于宇文鲜卑的部落联盟当中的几个姓氏部族。这些部落分散在现今霍林河流域(当时称之为啜河或燕支河)和乌力古木仁河流域(当时称为狼河)游牧。公元344年，前燕主慕容皝在今扎鲁特旗北部攻破宇文部，从属于宇文部的遥辇、乌槐、迭刺、库莫溪部也被击溃，并向科尔沁草原西部南端的老哈河上游一带躲避。从此，这些部落从宇文部的统治之下游离出来，其中遥辇等部在霍林河和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游牧。
　　慕容鲜卑击败宇文鲜卑后，迅速向东南和西南发展，很快就进入了辽西，并越过燕山进入河北和河南，大大减少了对科尔沁草原中部利西辽河流域的控制。借此时机，活动在这里的人原以被击溃的遥辇、乌槐、迭刺部乘势发展起来。辽史《地理志》说：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架青牛自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两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于，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
　　这里所说“两水合流”之地就是指土河(老哈河)、潢水(西拉木伦河)交汇之处，今开鲁县麦新镇西和奈曼旗苇连苏至孟家段水库一带，这里也是《辽史》中记载的“木叶山”所在地。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契丹部族自从公元四世纪中期从宇文部分离出来后，最初是由一个来自内蒙古草原兴安岭中部以北(潢水发源之地)的、以青牛为图腾的草原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带有母系氏旅社会遗迹的游牧民族和一个以白马为图腾的来自土河上游巳接受了农耕文化的并兼有畜牧文化的、已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部族结合而产此的一个新的民旅。这个民旅与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东胡、乌桓、鲜卑存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从这时开始，已向更为先进的农耕文化迈进，并且已将半农半牧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方式。隋炀帝七年(611年)，契丹部落联盟在大贺氏部族窟哥的统领之下，得到了隋王朝的支持，发展很快，联盟已形成较为强大的八部联合体。他们规定：“凡征调兵马对外攻战，各部必会齐，统一行动”，成为了科尔沁草原乃至当时的东北地区最强劲的一股军事势力。唐朝建立后，他们很快归附了唐朝。高祖武德(618-626年)中，契丹大酋长孙敖曹先后遣使入唐朝贡。唐王朝为了巩固东北边疆，更加有力地对付东部的高丽和漠北的突厥势力，公元648年，乃于契丹的驻牧地设置松漠都护府(地点在科左后旗境内)和十个州，以窟哥为松漠都督，统管十州军政大事，并封“无极男”，赐姓李，以示信任。武则天执政时(684—704年)，契丹人在首领孙万荣的统领之下反叛唐朝，被唐击败。唐玄宗时(712——756年)契丹复又归附，玄宗骨以公主嫁给契丹首颁为尘。 　　“安史之乱”之前，安禄山曾多次挑起对契丹部落的战争。安禄山的母亲出生在科尔沁草原西南部(奈曼、敖汉一带)曾为萨满巫师，因此，安禄山精通胡语(即当时的契丹语)。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他曾率兵数万进攻契丹牙帐，在科尔沁草原的中部和西部、南部进行过多次战争，但是均被契丹部众所击败。后来，唐王朝日益衰败，风雨飘摇，早已不能控制边疆地区，此时的契丹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进步，已经乘势而起，不但建立了较为牢固的政权，而且．成为由科尔沁草原上土生土长的祖国北方的一个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联合体。
　　从屈列至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916年)其间，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共传九世，总称为“遥辇九帐”时期。这是契丹由最初的部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王朝建立的发展时间。这一时期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为辽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916年，契丹部落联盟中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在金玲岗祭告天地，建立了契丹帝国，并在现今孟家段水库附近的西孟家段村建立龙化州做为都城，谓之曰东楼。公元919年，契丹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迁都龙眉宫，定都临潢府(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公元947年，契丹王朝改称“大辽”，直到1125年为金所灭，在历史上存在了210年。辽朝境内除契丹之外，还有奚、渤海、女真、汉、室韦”等多个民族。地域十分广阔，疆域“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即东至今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越阿尔泰山，北达外兴安岭，南抵河北，后至现今河南省北部。长期以来，史学研究受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始终缺乏对契丹和辽的深入研究。近年来，辽、宋、夏、金、元的历业研究排序已经得到首肯，而辽史文化也被共同认定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主流。由契丹文化以及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构成的辽文化，对全世界和人类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契丹人无论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中华民族多元历史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辽市作为科尔沁草原的中心，从公元916年契丹王朝建立起，开始走进了她历史最辉煌的时期。这里首次成为东北亚大的国家契丹国的京都重地。当时的科尔沁草原除最东部（嫩江以东）之外，全部归契丹（辽）国的首都上京临潢府所辖。那时，这里的人口也达到了相当的数量，整个科尔沁草原上城郭连片，著名的州城就存在二十几座。
　　契丹(辽)通过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大批的俘虏和财富，并将这些战争中俘虏的军民，按照俘获地为基础，统一安置在科尔沁草原之上，建立州城让其安家居业，并将各州城分封给各功臣和贵族统领，名曰：头下军州。当时除作为契丹(辽)建国初期的首都龙化州之外，还有契丹族所居之地懿州、灵安州(现库伦境内)、韩州(现科左后旗境内)、福州、宁州、誉州、春州、信州、乌州、永州、武安州等二十余个州城。
　　随着大量内地移民的迁入，农耕文化开始在科尔沁草原上兴起。这时的科尔沁草原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农业文明，同时也保留了游牧文明、渔猎文明。除了内地移民的迁入，公元916年以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还先后征服了大小室韦、黑车子室韧、乌古和奚等部族，“俘获甚众”。他在公元902年亲率大军四十万越过长城，进攻河北、山西等地，“俘掠汉人95000余人，驼、马、牛、羊无可胜计”。公元907年，又攻取河北营、平二州。他废除了契丹部族首领三年改选一次的民主选举制度，当选为契丹可汗，并采取一系列强硬的军事手段，平息了数次契丹部族内部叛乱，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公元913-915年，耶律阿保机西征中亚诸部．俘获大量中亚人，胜利而归。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奈曼旗北)西北金玲岗祭告天地，荣登大统，国号契丹，建元“神册”，称”天皇帝”。其妻述氏称“地皇后”，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世袭的皇权统治。公元918年，耶律阿保机在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沿岸建“西楼”。公元919年迁都西楼，谓之曰：临潢府(现赤峰市林东镇南)。
　　契丹建国之前无文字，以刻木契记事。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在神册五年(公元920年)正月，令其从侄耶律鲁不古和突吕布，依照汉字偏旁，创制契丹大字。九月大字制成，下诏颁行。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迭刺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称作契丹小字，这种文字直到辽亡后仍继续在北方使用。公元921年，阿保机命突吕布撰《决狱法》，这是辽代最早的一部法典。契丹建国后，以科尔沁草原为中心，在耶律阿保机的率领之下，先后征服了突厥、吐浑、党项、沙陀诸部。公元919年，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率军征服了乌古部。公元924年阿保机又举大军西征吐浑、党项、阻卜(鞑靼)诸部，并在回鹘城刻石记功。公元916-923年，阿保机多次对中原用兵，夺得河北、山西等诸州县。公元926年，阿保机灭了盘居东北229年的渤海国，封其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契丹帝国经过近十年的征战，灭掉了周边诸部(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讧阔、军事实力强大、政治统治牢固的强大国家。这时期的科尔沁草原走上了她历史上最鼎盛时期。 　　公元926年7月27日，耶律阿保机病逝在扶余府(吉林扶余)，享年55岁。此后，次子耶律德光在述律皇后月理朵的支持下，继承皇位，是为辽太宗。公元947年，他改国号为辽。
　　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属国60个，部族52个，州军城156个，县府209个。为了便于统治这些属国和部族．辽设立五京，即上京临潢府，统治辽中心地带科尔沁草原全部；西京大同府，统治西各属国；中京大定府，统治燕山以北及阻卜等部；东京辽阳府，统治原渤海、高丽等地；南京、析津京(即现今北京)，统治山西、河北等地。五京制的建立加强了辽王朝对各地的统治。辽王朝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采取因俗而治、一国多治的统治方法，设立南面官管理汉人，北面官管理契丹室韦等部族，这是中国最早实行“一国两制”的实际范例。
　　辽还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契丹大、小字的创立，对北方的文字、日本文字的形成都有较大的影响，像歪、甭、孬等契丹文字，至今还融人汉字中使用。辽代的建筑独具特色，如山西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蓟县独乐寺、北京大觉寺、义县奉国寺都是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
　　辽人总结渔猎生活经验、发明了凿冰钓鱼、叉鱼等捕鱼方法，而制作头鱼宴、食生鱼片等饮食习惯对后世影响也很大。辽人利用蜂蜜浸渍野果，制成果脯、蜜饯等食品．这是现今“北京果脯”等食品的最早起源。现今大家十分喜爱的消夏水果西瓜，就是耶律阿保机西征时俘获的中亚人带入科尔沁草原的品种。契丹人在畜牧业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如培育出了驴、骡，发明了骟马和管理马匹上用裂耳术、穿鼻术、修蹄术等提高马匹的战斗功能。医疗方面，契丹人发明了放血疗法、热石针砭术等治病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还被传统医学所沿用。此外，辽人信奉萨菩教，祟尚火，人死之后多用火葬，这种丧葬方法至今已被广泛接受。
　　公元1125年，金灭辽之后，实行了残酷的杀戳和屠城。金人几乎将所有的城池烧毁，人丁杀尽，至此科尔沁草原城郭相连、人丁旺盛繁荣的局面一去不返。茫茫的科尔沁草原，历史上一向被称作“蛮荒”之地。然而，就在这“蛮荒”草原的深处，悄无声息的孕育着一个强大的民族——契丹族。他骁勇善战，日渐强大。北魏时期，他们已开始在这里游牧；隋唐之季，羽翼渐丰，迅速崛起，拥兵四万，不断向外扩张，俘掠人口，实力大增。公元916年，契丹部族终于凭借其“弓马铁骑”，在我国北方地区建立了由多民族组成的大辽王朝，定都上京（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成为雄极一时的封建帝国。疆域辽阔：东临大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克鲁伦河，南接山西、河北及甘肃北界，幅员万里。南面与北宋王朝长期对峙，给北宋王朝造成严重威胁，檀渊之盟签订之后，迫使北宋出钱纳贡，以求自保。自北魏以来，契丹人是科尔沁草原的主人，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了700余年，所创建的大辽王朝，历经九帝，统治时间长达209年(916—1125年)。在这期间，契丹人给“蛮荒”草原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尔沁草原上创造了众多的奇迹，也为她铸就了辉煌的文明，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大辽文化。
　　大辽王朝在科尔沁草原创下的第一个奇迹：即首次在这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表现在国体上，对契丹人和汉人采取了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制度。在中央，契丹统治者在完善了本民族固有官制——北面官制的同时，面对燕云汉族地区，效仿唐制管理汉人，确立专门管理汉族事务的南面官制。这种“南、北面官”制度，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国两制”。它为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的和睦共处打下了政治基础。在地方，他们建立起系统的地方统治机构。设置了道、府、州、县。把全国分为五个道。每个道设立一个京城，即所谓的“五京”，每京又设府(共设七府)，其中在上京设临潢府，科尔沁草原的大部分地区统归上京道临潢府管辖，一小部分地区归东京道辽阳府管辖。上京是大辽国的皇都，是辽王朝的心脏所在地，科尔沁地区在当时是辽国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区，是辽国皇帝和重臣们居住、游牧、射猎的重要场所。辽皇帝因袭契丹旧俗，一年四季不在皇宫里居住和办公，而是率领其家眷和大臣们过着游猎（捺钵）生活，一年四季各有“行在”之所，在《辽史》中把这种制度称作“四时捺钵”制度。“春捺钵在鸭子河（今松花江），夏捺钵无常所，秋捺钵在伏虎林（赤峰巴林右旗西北），冬天捺钵在广平淀。”广平淀就是今天开鲁县和科尔沁区所在的西辽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坦夷，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他们在这里躲避严寒，处理国事，在闲暇时间里，狩猎捕鱼，也进行马球比赛等娱乐活动。
　　在科尔沁草原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且数量众多。辽代在科尔沁草原上建立的城市有三种：州城、县城和投下州城。如今已考定的州城有韩州城、乌州城等，县城有渤海县城、爱民县城等。无论是州城还是县城，在建筑上都是学习中原的建筑技术，所建亭台楼阁极尽奢华。投下州城，是诸王、外戚等契丹贵族的私城，规模不大，一般米或500×1000米不等，四周有围墙，城上有角楼、马面，城内有宫殿，还有居民区。城市里的居民主要是由宗室、贵戚、勋臣等在行军打仗中所俘获的外族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辽国对中原战时俘获的汉族人，他们让这些汉人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开辟农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当时把这种在广袤草原上出现的农田，因为它像镶嵌在草原上的一座座花园，因此当时形象地称之为“插花田”。城内的收入除盐铁税上缴朝庭外，其余全部收入统统归城市的主人们所有。《辽史》中，把这种性质的城市叫做“投下军州”或“投下州”。城市的主人一般也是不住在城内的，契丹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广大的山林是他们活动的场所，车马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毡帐才是他们的居所，偶尔来城中小栖也只是为了补充供给而已。科尔沁草原是辽代投下州的集中聚集区，分布密集。现在已知的投下州城就有龙化州、灵安州、预州、宁州、豪州、懿州等，加上一些无从考证的投下州城址，至少有几十座之多。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科尔沁草原上已经是草茂粮丰，人丁兴盛，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呈现出一派“城廓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繁荣景象。史载：在辽圣宗时期，这里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定局面，而且全国没有一例刑事案件发生，尽管史家们说的有些夸张，但是至少可以反映出大辽国已经处于太平盛世时期。然而，由于当时大面积的开垦，也破坏了这里的自然环境，使科尔沁草原出现沙漠化，今天的科尔沁沙地的形成和辽时的过度开垦不无关系。 　　在辽代，科尔沁草原上还第一次出现了儒教、佛教和道教并存的局面。契丹人起初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民族，自唐朝中叶以来才渐进文明，据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才开始教人稼穑，辽太祖的父亲德祖才知道冶铁，辽太祖的叔父述澜才教人耕织及建筑，到辽太祖时，他喜欢汉族文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与汉族人密切接触，引进和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迅速使契丹“中国化”起来。表现在宗教上，萨满教是他们原始的普遍信仰，终辽一代，契丹人一直保存着这种固有的原始信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除信仰原始宗教外，还尊孔、信佛、传播道教。史书上记载：有一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问侍臣说：“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的人我也要祭祀，古今那一个人最当先祭？”大家都以佛对，而太子耶律陪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先祭孔子。”太祖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建孔庙，诏太子春秋祭之。于是儒学在辽国得以迅速传播，出现了许多儒学大师，实行科举取士，广招人才。使科尔沁草原上的儒教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信奉儒教的同时，佛教也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当时在科尔沁草原上，也是庙宇林立，僧侶众多。埋葬在扎鲁特旗哲北农场境内的辽圣宗淑仪嫔妃就是一个造诣很深的佛教大师,被封为寂善大师。还有通辽市博物馆收藏的在库伦地区出土的两尊辽代白瓷佛像是辽代佛教文物精品，这些都是辽代佛教在科尔沁广泛传播的实物见证。除儒教、佛教之外，契丹人还信仰道教，道教在辽代也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库伦六号墓出土的壁画中，就有道教羽化成仙的内容。
　　辽王朝在不断学习中原思想文化的同时，还大量引进了中原和周边地区的先进技术。科尔沁地区今天使用的瓷器就是契丹人最早从中原引进的。辽代人在使用中原瓷器的同时，自己制造瓷器，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除此之外，契丹的马具也极其精制。制作工艺考究，从科尔沁地区出土的马具来看，它继承了唐朝马具的风格,并受到中世纪北亚草原马具的影响,装饰内容题材丰富，所饰龙、凤、飞马等图案，祥和欢乐，动势感强，饰件种类丰富，金、银、铜、玉均有，图案精美，工艺精湛，极具奢华。充分证明了《辽史》中所载的“契丹鞍马甲天下”的真实性。契丹人在东西文化交流上也有重要的贡献：他们与回鹘人通商，从西域引进大量的物种和物品。今天我们吃的西瓜就是契丹人率先从西域引进并从这里再传入中原。琥珀饰品、玻璃容器等等都是这一时期从西域流入科尔沁地区的。这些，都是契丹人对科尔沁草原的巨大贡献。辽代的文学，绘画艺术也极度繁荣，由于种种原因，如今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是，在辽墓中出土的一方方墓志铭，篇篇都是十分难得的文学作品；在墓葬中出土的辽墓壁画生动写实，栩栩如生。充分反映了大辽国的文化艺术水平。
　　总之，辽王朝的建立，对于昔日的科尔沁草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给科尔沁带来了空前的文明，这种文化现象，对于我们研究今天的科尔沁文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随着辽王朝的覆灭，女真人的疯狂报负和此后的连年征战，使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契丹民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大辽国的赫赫雄风过后，科尔沁草原逐渐成为女真族的领地，然而，这个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渔猎和农业民族，并没有使科尔沁草原已有的繁荣得以维系。她在科尔沁草原统治了一百多年，留下的是书不尽的感叹。 　　女真族是世居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之一，英勇善战，由于长期遭受契丹人的压迫，不堪重负，起兵反辽。公元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调集各部会师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仅以两千五百余部众，就进占了契丹国东北的门户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头城子）。1115年正月初一，完颜阿骨打自称皇帝，改元收国，建国号大金，定都会宁（今阿城市）。经过十年的苦战，至1125年，终于推翻了大辽政权，从此，科尔沁草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金朝女真人统治时期。
　　金灭辽国以后，第二代皇帝金太宗吴乞买即位，以太祖阿骨打\\"中外一统"的诏令为遗训，南征伐宋，于1127年将北宋灭掉了。形成了与南宋对峙的局面。当时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尽归大金国管辖。女真族也对中原发达和富庶充满了神往，1153年海陵王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阿城）迁到燕京（今北京），称中都，完成了金国政治中心的向南转移，1214年第八位皇帝金宣宗迫于蒙古大军南犯的压力又将都城迁往南京（今开封）。金统治下的科尔沁地区，基本上仍沿用辽国的行政区划，隶属于临潢府路（赤峰巴林左旗）管辖，并设置县、群牧司、详稳司等官属。但是，由于连年争战和自然条件恶化等诸多原因，科尔沁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急剧恶化，使本来比较发达的辽文化，非但没有得以发展，却日渐衰落下去。
　　女真人在占领科尔沁草原之初，为了报复契丹人统治时对他们进行的长期压迫，极力破坏契丹文化，金兵每到一处，放兵四掠，烧杀抢劫，辽代在科尔沁草原上的州城几乎全被烧毁废弃，永州、乌州、龙化州等州城及其支郡都已不复存在；金兵每到一处，“坟垅悉遭掘，出尸取棺为马槽。”科尔沁地区曾是辽王朝统治的中心，这里埋藏着许多契丹显贵的墓葬，每当金兵一到，只要发现贵族遗留的墓葬，全被洗劫一空，我们今天发现的辽墓十墓九空，大部分都是金初时盗掘的。我市的考古工作者，在勘查辽国遗址时，就发现了多处辽代钱币窖藏，少则几百斤，多则几千斤，都是当时契丹人为了躲避战乱埋下的，他们在埋下这些铜钱时，还企望在战乱平息之后重归故里，可是他们或死或散，永远没有回来，金初战争给科尔沁居民带来的伤害也由此可以窥见一斑；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和其他各族人民，饱受了战争疾苦，流散四方，人口锐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土地日渐荒芜。金人的暴虐征伐，也在契丹人的心目中埋下了深深的民族仇恨。不管金朝统治者如何笼络，但终归难以奏效。
　　金朝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也学习辽和北宋的统治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权建设上，废除金初的勃极烈制度，而以三省六部制度取而代之；确立皇位世袭权；还制定了周密详尽的礼仪制度，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在文化建设上，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并将其作为官方文字与契丹文、汉文并用；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笼络天下人才。特别是改变了对契丹人的报复性政策，也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措施：如将契丹等各部族编入群牧，仍依辽制设官，并任命不少契丹人为州县官，让契丹人自己管理自己；任用了一些辽朝旧臣和契丹投降将领；在契丹施行女真人固有的猛安谋克制度，有权势的契丹人任命为猛安、谋克，并且可以世袭这种特权；允许契丹人使用契丹文字，与女真文并用，一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诏罢契丹字。”但是，金王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地处北疆的科尔沁地区仍然显得鞭长莫及，对当时科尔沁地区的影响并不大。对契丹人的笼络安抚政策并未能消解民族积怨，加之南宋王朝的干扰，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自金人主宰中原以后，契丹人起义此伏彼起，始终没有停止过。如天会十年（1122年）耶律余睹叛乱，贞元元年（1153年）萧裕谋反，有人说：这两次都属于契丹上层统治者的反叛行为，那么在正隆、大定年间（年）发生的撒八、窝斡起义，则是契丹穷苦百姓发动的抗金斗争。起义自西北边境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声势浩大，他们毁官府，杀官吏，斗争坚持了一年半之久，对女真贵族统治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在起义过程中缴获并使用的“西北路苏母典纠磨胡记”等多方金代官印，都遗落在科左中旗腰林毛都和开鲁县东风镇境内，这说明科尔沁草原是当起义的中心区之一。不仅如此，以后的斗争也接连不断。金代晚期爆发的耶律留哥起义，于1213年，一度自立为帝，定都咸平（辽宁省开原县），国号辽。连连争战，使建国之初留下的创伤愈加难以瘉合。从根本上破坏了发展经济、文化的社会基础—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科尔沁草原经济文化日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自辽以来对草原的过度开垦和蓄牧，科尔沁草原的草场的沙化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当时有这样的记载：“丁巳晨，发懿州（阜新县塔营子古城），是日大风飞尘，暗，咫尺莫辩，驿吏失途。”这种风沙环境也不得不使金朝统治者把农业重点转到东北的泰州（黑龙江泰赉县塔子城）和女真人发源地，即所谓的白山黑水之间。在金代史籍中没有对科尔沁草原农牧业生产状况的记载。今天在科尔沁地区发现的金代遗物、遗迹都很少，这也说明，到了金代，这里已是人烟稀少，生活在这里的为数不多的居民又重新回到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状态。大定四年（1164年），周昂（人名）由燕京到隆州（吉林农安县）赴任，途经科尔沁草原南缘，他把所见记录下来。他写道：“屋边向外何所有？唯见白沙垒垒堆山丘，车行沙中如倒曳，风惊流沙失前辙，三步停鞭五步歇，鸡声人语无四邻，晚风萧萧愁杀人。”这是金代科尔沁草原自然环境和居民情况的真实写照。更为严重的是这里一度成为朝庭犯人的流放地。靖康之难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俘北归，就囚禁在地处科尔沁草原的韩州地区。 　　金代的科尔沁草原除了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之外，更令女真人头痛的事情还有居在北方蒙古族的不断入侵。 　　金王朝为防止蒙古铁骑南下入侵，于北部边境俢筑界壕长达万里，建设有许处边堡关隘，俗称金界壕。是北方草原巨大的军事工程。在今天的霍林河沿岸和扎鲁特旗境内仍遗存多条界壕，累记长达300多华里，边堡关隘20多处。 1981年夏，对霍林河矿区一号边堡进行清理时，发现堡内布局井然，有街道、水井、房屋、帐逢台基等等，出土大批铁镞、铁蒺藜等军用武器。这说明，当时的金界壕沿线及向南纵深地区都是金王朝的军屯区。绵延数百里的金代界壕，因风沙淤积，用不了多久就要重俢一次，多次俢筑，劳民伤财，如今，站在这蜿蜒曲折的金代界壕上，我们仿佛听到了金代科尔沁居民遥远的倾述。
　　到了金朝晚期，在金朝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吏治乱章，弊端百出。不惜民力，挥霍无度。女真贵族奢靡之风十分严重。各民族人民反对女真贵族统治的起义愈演愈烈，此伏彼起，金统治者自顾不暇，在这种情况下，雄居北方的蒙古铁骑冲破界壕天险，迅速南下，于1234年推翻金王朝，金代历史宣告终结。之后，科尔沁草原成为了蒙古族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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