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瑾:农民资金互助组织2014年年会综述
农民资金互助组织2014年年会暨全国首家资金互助社试点1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4年7月12～13日在北京中共农业部党校召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年会召开时间提前了一个月，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10周年的庆祝与总结。2004年7月10日，资金互助社试点在吉林开始正式启动，因此2014年7月10日恰逢全国首家资金互助社试点10周年，在这个特殊又具有纪念意义的时点召开年会，可以在庆祝资金互助组织10年来发展成果的同时，进一步总结这一期间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二是商讨依法规范开展信用合作等问题。针对最近时期在山东、河北等省的不少合作社出现的集资跑路等案例，我国政府在3月25日出台了关于非法集资的最新政策，因此，有必要在这种情形下，借鉴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经验，探索对资金互助组织有效监管的办法，商讨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需要的配套政策，进一步推进资金互助社依法规范开展信用合作并自律发展，为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力量源泉》。凝聚社会正能量推动新型合作金融健康发展，是会议的重要目标。年会由《银行家》杂志社和北京百信之家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理事长，北京农信之家、北京百信之家会员单位理事长（代表），地方政府领导，农村金融领域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组织与个人等参加了此次年会。从具有实践经验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领导者到农村金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各方代表畅所欲言，对年会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分享经验教训，共享发展成果。
一、十年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周立教授，在农民合作刚刚兴起之时就开始带领学生开展研究调研工作，见证了农村资金互助的产生与成长。在本届年会上，周立教授带着对资金互助、对合作金融、对农民合作的关心和情怀，带着参与合作事业的一种信仰，给参会各方讲授了资金互助社这十年沧海桑田般的重大变化与发展。下面主要从政策发展与实践发展两个方面，来说明资金互助社的十年发展。
（一）十年政策发展
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一号文件”，开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但是这一时期仍缺乏相应的金融监管和法律规范。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发展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最终带来了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以及调整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政策的推出。同时，2006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了“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这是当时在农村出现的新名词、新组织。经过几年来政策与实践的铺垫，2007年，政府出台了落实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政策。之后的一段时期，不断有新的政策文件出台。比如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抓紧出台……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还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在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加指明“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成为开展资金互助的组织基础。
同时需要提出的是，在银监会“暂缓”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牌照、关闭这些机构正规化大门的同时，各项政策依然在引导各地的合作社，培育和发展资金互助。例如，2008年10月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简化为，“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是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的最具含金量的改革举措，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必然选择，是调动亿万农民投入改革的力量源泉。《决议》删去了“有条件的”和“专业合作”等字眼儿，大大开放了在合作社基础上开展资金互助的政策空间。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发展新型合作金融，强化了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目标、方向、原则和底线要求，不断丰富农村金融机构的类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农村金融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顶层设计上下功夫，鼓励开展农民合作金融试点，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
（二）十年实践发展
周立教授根据在吉林四平等地的实地调研和探讨交流，将2004～2014年这十年来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04～2006年艰难探索的“非法”阶段、2007～2011年的正规化发展阶段以及2012年至今遍地开花的合作社培育资金互助阶段。
2004～2006年艰难探索的“非法”阶段。2004年7月10日，在农村合作金融专家姜柏林的推动下，吉林梨树县闫家村8户农民在全国率先探索创建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组织和制度，挂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资金互助社——吉林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之初，共有总股金35200元，利息收入600余元，费用300余元（一笔100元、一笔200元的差旅费，以及购买票据文书等），没有支付负责人和会计等任何的劳务报酬，另外还有许多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的。可以看出，当时的资金互助社完全是低成本的运营。
2007～2011年的正规化发展阶段。2007年，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面临的政策环境有了巨大变化。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二是政府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鼓励设立三类新型金融组织。2007年3月，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得到第一张资金互助社的金融许可证，也成为资金互助社的第一家正规军，标志着资金互助组织的实践发展进入到了正规化发展阶段。之后，全国各地资金互助社在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示范章程》的引导下，开始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正规化努力。经过5年努力，最终只有4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得到了金融许可证和牌照。
2012年至今遍地开花的合作社培育资金互助阶段。2012年银监会“暂缓”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牌照，导致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正规化大门被迫关闭。但此时各项政策仍在引导各地的合作社培育发展农村资金互助。2012年以来，中央政策文件虽不再审批新的牌照，但却仍然在鼓励农村的金融创新，包括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都在另辟蹊径发展农村金融。各地政府、社会行动者、农村精英等群体推动产生，或者经农民自发、地区自发而产生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层出不穷。既然政府在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关闭正规化大门的同时，依旧在政策上对这些组织的实践创新进行承认与引导，那当前的新方向和考虑的重点就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合法化问题。而争取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培育资金互助，在大环境宽松、小环境紧张的情况下，自求生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联合起来。现在看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已是遍地开花，开始形成燎原之势。2013年12月份，吉林四平的柏林农民合作联社成立；2014年3月，山东郓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协会成立，股金总额达到9000万元。
综上，2004～2014年这十年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由政策上的松动，到实践上的萌芽，再到现在的遍地开花，的确是变化巨大。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资金互助制度经历了从民间试点到国家政策认可的转变，资金互助组织也由一个小村庄复制到全国各地。正如吉林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理事长姜志国先生在本届年会开幕致辞中所讲，历经十年坎坷发展，草根金融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这是农民群众在党中央国务院持续政策供给条件下生动而伟大的实践，回应了改革要求、市场需求和农民利益诉求。因此，我们要高度评价这一组织制度的创新。
二、规范探索
（一）集资跑路现象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是中央政府对广大资金互助组织的政策鼓励与支撑。然而，当前出现了各类市场主体假借“合作社”的名义或是“合作社组织”等形式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吸收公众存款，进行金融诈骗集资。这不仅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造成人民财产重大损失，同时合作社依法开展信用合作也被“抹黑”。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市场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例如，中央电视台于2014年4月报道的河北邯郸伟光种植专业合作社金融诈骗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假借“合作社”名义开展的非法集资案例。河北邯郸伟光种植专业合作社以高出银行一倍的利息吸引村民将资金投在这里，甚至还以高达20%的年息吸收内部员工和社会资金。在疯狂敛财2亿元后合作社突然倒闭，法人高英伟人间蒸发，近10万农户损失惨重。像这种披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法外衣，而行使着非法集资之实，源源不断地榨取着农民手中的血汗钱的非法机构，一旦人去楼空，农民将血本无归。
另外，由于快速盲目扩张且缺少必要、合理的监督机制，资金互助社频频出现问题，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部分互助社倒闭、挤兑风波频发，部分农民资金互助社运营偏离服务“三农”的宗旨，股东“跑路”陷入兑付危机，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例如，2012年10月下旬，连云港市灌南县4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1.1亿元存款被挪用、涉及2500多名储户，导致4家合作社无法正常兑现农民存款。2012年12月底，因当地一家担保公司倒闭，盐城射阳县陈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遭遇社员挤兑，吸纳存款大约4000万元的这家合作社，巨额兑付压力下，该社在兑付了数百万元资金后，一度宣布停兑。从2013年年初开始，盐城市亭湖区内陆续有多家合作社人去钱空，众多储户的存款也无法兑付。盐城市亭湖区东城、环保产业园、新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已经大门紧锁，银联、盐东镇、瑞鑫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均已没钱兑付。
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目的是针对一些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入股分红为诱饵来吸收农民资金投资异地或放高利贷等“非法集资”的重点对象，但是一些真正的农民信用合作组织也被波及。因此，怎样分清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怎样理解合作金融与非法集资的区别、怎样依法有效保护农村资金互助社就成为本次年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在年会上指出，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社员制、封闭性、社区性；二是不对外吸储放贷；三是不对吸收的资金支付固定回报；四是管理民主、运行规范。从经营上可用四个关键词概括非法集资的基本特征：一是不特定的客户人群，二是高息揽储，三是高利放贷，四是老板独吞暴利。具体来讲，非法集资就是以大大高于法定银行存款利率的利息，从不特定人群吸收存款，再以更高的利息向不特定的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然后以苛刻的抵押条件甚至是非法人身伤害手段来保障回收本息。而非法集资与信用合作的区别有三点：第一，“老板”不同。非法集资“老板”一般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而在信用合作中，社区是农民的集体，“老板”的人数是很多的，而且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第二，要看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否是特定人群。信用合作组织也是存钱和借钱之间的纽带和中介组织，它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特定人群，就是在本区域内加入当地合作社的，都属于社员。第三，利益分享机制不同。非法集资实际上是一种野蛮的商业性金融，老板赚了钱之后，即使不发生跑路问题，能够正常还本付息，利差都是老板独吞。合作金融则不是，赚得的钱一定是要归合作社的社员所有，然后根据社员贡献的多少进行二次返利。因此，这两者的利益分享机制是不同的。
（二）合作与自律监管
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提出了五点规范：第一是坚持社员制原则。资金互助社的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都是合作社社员。向社员这一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为社员服务。社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区，要将社员限定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社区有大有小，社区可以像闫家村那样，以村为一个单位，也可以像小城子那样，以镇为单位。第二是封闭性原则。作为一种相互制的金融活动，不吸收公众存款，不对外开放。第三是不对外吸储放贷，使资金在合作社内部封闭运行。第四是不支付固定回报，不能以承诺高息的方式吸收存款。第五是社区性，政策鼓励和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因此，只要坚持以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为组织基础，按照上述五条标准进行资金互助活动，应该都在政策规定的合法范围内。
对于当前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来说，一方面，党和政府为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很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农民依法开展信用合作；另一方面，总有一些不法分子，钻政策的空子，打着资金互助或者是合作社的名义进行集资诈骗，给农民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使农村金融的合作事业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些诈骗案例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敲响了警钟，也给在农村依法开展信用合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要想进一步规范发展，必须加强合作与自律监管。为此，参会人员在本届年会上开展了热烈又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很多实用性成果。
来自农信之家会员单位的范县盛世资金互助部盛华宇理事长强调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在当前“大环境宽松、小环境紧张”的情况下，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律和互助，清除行业内部害群之马，共同抵制市场风险。盛华宇理事长指出，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国际金融竞争与合作格局初步形成，单个合作社由于受资金和实力的制约，在组织、销售、购买和竞争力方面都处于劣势。为形成规模优势，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金互助社的联合与合作是当前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互助社应对困难的必要措施，是实现市场要求的必然选择。因此各社之间要多学习和交流，依靠社员力量发展合作，为了社员利益推动互助社发展。作为资金互助组织的代表发言，盛华宇理事长在本次年会上又一次呼吁各互助社认真遵守北京农信之家资金互助合作社信用联盟制定的八条自律公约。号召大家严格自律，进一步完善互助社治理机构，充分发挥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职能，重视审贷小组的职能，在充分调动经营管理团队积极性的同时，强化对其的监督，规范开展信用合作。另外，为了防止出现“无知者无畏”的错误，他还提倡资金互助组织每年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年度审计，通过第三方声音来规范经营，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避免触犯法律法规的红线。
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秘书长蒋勇先生从合作社与村镇银行开展合作的角度，强调了对资金互助组织进行监管和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他总结了河北邯郸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相继跑路的现象，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之道，就是规范化管理、互助式合作、品牌化经营和市场化对接。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在初级阶段的发展方向是，依托银行的专业化管理和资金杠杆放大的效果，充当银行信贷管理的助手，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需求。为了防范出现“跑路”现象，需进一步加强监管，在初级阶段积极向专业金融机构学习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等，切实从自身角度防范风险出现。
全国首家资金互助社推动者姜柏林先生从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制度性创新实践说起，总结了闫家村实践在法律和政策上的示范效应。首先，闫家村在法律上回答了，目前的合法金融坚持的是吸收社员内部信用，而不是当前被司法打击的吸收公众信用，这就从法律上划分了资金互助组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其次，在坚持规范的内部信用原则的同时，还要坚守“先入社，后服务，不对外放贷”的经验，在这一前提下鼓励开展合作金融。切实达到股权、产权结构合理，真正成立一个有实体性的自律联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马九杰教授指出，从国际监管的角度讲，合作金融的自控能力较强，对监管的依赖性弱于商业银行，其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以及组织方式等，本身就有自控风险的能力。因此，合作金融能够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相对更稳健的特点。合作金融的优势就在于，它为社员所有，社员内部这种相互熟悉的关系可以使资金互助组织在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过程中不需要太多的外部监管。这也提醒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合作金融合规合法的度，不要轻易打破和超出合作金融的圈子。要成立合作联合组织，形成上下垂直的自控监管，把风险化解到组织内部，而不是出现更多的分歧。因此，从资金调剂、风险控制、遵循市场规律以及合作金融自律发展需要的角度来看，联合是当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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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措并举解决非政府组织资金短缺问题
多措并举解决非政府组织资金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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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非政府组织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短缺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了我国非政府组织当前所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解决非政府组织资金短缺的措施，希望为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的融资问题有所裨益。
关键词：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一、当前非政府组织资金短缺原因分析
　　（一）资金来源稳定性差，仅靠社会捐助和会员会费
　　对于许多非政府组织，社会捐助的多少和会员的人数直接决定了环保NGO的“钱”景，社会捐赠再加之环境保护社会团体本身又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使得这类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更加举步维艰。然而，社会个人捐赠稳定性不高，他会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包括经济因素、观念影响等等，因此单方面依靠社会捐助和会员会费并不能满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需求，一旦面临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非政府组织极易受到冲击而解散或者从事相应社会服务能力从此减弱。
　　（二） 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信力差，资金来源减少
　　非政府组织在进行社会服务中时常存在一些负面效应，自我破坏了社会公信力，从而得不到社会认同感以及良好的社会合作。在去年的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在目前的中国依然对非政府组织认同程度不高，进一步造成了社会资金方面支持的志愿性和奉献性降低，使非政府组织在融资方面陷入了困境。因此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不足进一步导致了人员的不足、创新意识差、管理不规范、公共服务质量低等一系列弊端。并且这些方面相互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 非政府组织缺乏自我创收能力
　　非政府组织收入可来源于接受社会捐赠和政府部门支持，但相当一部分来源是自创收入。然而，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收入来源中，自创收入的比重还相当低。扩大自创收入，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自创收入的基本形式是业务收入，即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服务收费。除慈善组织外的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向其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形成业务收入，以扩大收入来源，从而更好地提供服务。
二、 解决我国非政府组织资金匮乏的措施
　　非政府组织的筹资方式应该是发散式的，绝不只囿于某种单一的形式之中， 而是充分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综观国内的非政府组织, 它们之中相当一部分在资金上对政府或者对社会捐助存在高度的依赖, 几乎没有通过其他合法途径筹集资金的积极性。非政府组织自己亲手堵塞了多样的资金泉眼, 孰知只有单一水源的小溪难免断流枯涸。所以要解决我国NGO的资金瓶颈问题, 首先就要解决NGO资金来源多样化的问题, 尽快建立多渠道资金筹集模式, 形成海纳百川的态势。
（一）要全力争取政府的支持
　　随着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持续增强, 也为政府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奠定了更好的基础。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对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换本身也是一个有力促进。因此, 有条件的非政府组织一定要结合自身的优势, 充分借助社会典论和媒体的力量, 通过合法途径尽可能地获取政府的支持。在这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要扫除某些认识误区, 要充分认识争取政府支持的必要性。因为我国不少非政府组织过多强调自身的“民间特色”而有意无意地避开政府的资助, 认为一旦接受政府资助就丧失了民间特色。然而从理论上讲，非政府组织不可能仅靠民间的志愿捐款生存, 因为正像市场和政府失灵一样, 志愿也会失灵, 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非营利活动所需的开支与非政府组织能募集到的资源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另外, 实际情况是, 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 志愿捐款都只占非政府组织收入的小部分, 所以我国非政府组织一定要扫除“民间组织可以靠捐款生存”的错误观念, 全力争取政府的支持。
（二） 合法合理地增加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是通过收取经由政府相关部门核准的服务费所获得的。这就告诉我们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适当扩大营业收入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但收费必须合法合理。从理论上讲, 提供信息不对称私人物品或服务的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民办医院、学校、敬老院可以表明, 营业收入实际上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收取服务费, 从而获得资金支持。然而, 收取服务费用必须遵守合法、合理的原则。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的情况总的来说是缺乏自律和他律机制的, 组织内部财务状况比较混乱。在鱼龙混杂的局面下, 一些不法之徒往往趁机坑蒙拐编。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经不起诱惑, 超范围从事营利性活动。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 定会降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危及其正当收费。所以非政府组织一定要以其组织宗旨为准则, 进行合法合理的收费。
（三） 尽可能多地组织各种寡捐活动
　　我国的成功的非政府组织如自然之友的募捐形式的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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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CCERCLUB经济学论坛系列讲座第二讲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教授发表了题为“宏观经济三问——信贷高速增长的功与过，资本大量流入的得与失，资产价格上涨的利与弊 ...
2009年11月21日，CCERCLUB经济学论坛系列讲座第二讲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教授发表了题为“宏观经济三问——信贷高速增长的功与过，资本大量流入的得与失，资产价格上涨的利与弊”的演讲。连平教授阐述了其对宏观经济中信贷、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问题的思考、观察和预测。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信贷高速增长的功与过
2008年中国信贷增量是4.6万亿，而2009年前10个月放贷已经达到9万亿左右，今年前10个月的信贷额已经是去年全年的1倍。信贷如此迅猛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带来许多影响。然而到现在为止，从大量媒体中看到的材料、各种分析和讨论，对其批评者居多。信贷增长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资产价格的泡沫、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产能过剩等。银行和监管部门都倍受压力。连平教授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待，既要看到银行信贷的问题，也要看到它对经济产生的积极作用。
从眼前来看，银行信贷高速增长有助于中国经济在危机的打击下尽快走向复苏。事实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从其产生到现在，只有这一次可以称作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次的信贷增量中，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占比在50%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基本建设领域，如“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从而很自然地拉动了如钢铁，水泥等配套产业，以及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员。连平教授同时认为这些资金大部分还是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了，虽然不排除部分流入了股市，至于买房地产，这不能说是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去，因为房地产不是一个纯粹的虚拟经济，如果开发商真正投资建造住宅，肯定还是拉动了实体经济的。
从长远来看，这一轮信贷高速增长对中国未来经济20、30年可能会带来里程碑式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西部的发展。国家对于中西部发展的政策其实10年前就已经定调了，但是支持力度并不大，因为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好的情况下，国家财政资源很难大量到中西部或者东北地区。但是这次为了刺激经济回升，沿海地区投入的空间已经相对比较小了，而中西部地区却有大量的空间，要借款的项目非常多。因此大量的贷款被中西部地区获得，中西部地区基础建设得以全面铺开。比如湖南现在就有9条高速公路同时开工。对于公路和铁路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的公路、铁路里长跟美国相比已经差不多，还有多大空间？但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有多少人口？中国有多少城镇？因此，要从人口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中国的人均铁路才1根香烟的长度，加拿大有1米，公路铁路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目前对基础设施的拉动，在20年、30年后对这些地区经济的推动是非常明显的。十年前连平教授到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看过一个片子：70年代，在当时全球经济滞涨严重的情况下，台湾依靠食品、农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难以再支撑下去，于是开始搞十大建筑工程，其中就包括环岛公路。然而在环岛公路修好后，却没有多少车在路上跑，但是当时蒋经国走在这条公路上，说，相信10年后会有很多车在上面跑。接着，台湾经济起飞，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其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平台得到很大的支持。因此，要把眼光放远点。
信贷大量增加也带来一定的问题。首先是产能过剩。连平教授认为产能过剩的祸根不是信贷高速增长，只是高速增长的信贷由于带来整个市场流动性非常宽松，经济主体获得资金比较容易，这给产能过剩创造了可乘之机。产能过剩根本问题还在于市场经济不发达，各个地区地方政府画地为牢，地方政府发展小而全的经济。
其次是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所谓政府融资平台是指政府主导下的主要用来融资的公司（例如城投公司，城市开发公司等），这些政府融资平台实际早已存在，但是最近这类公司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层级下降了，不仅省级、地区级政府设立这样的公司，现在县一级的政府也在办这样的公司。运作上，通常政府先划一块地给这些公司，这些公司凭地找银行贷款。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十几家这样的公司，互相把钱给对方当资本金找银行贷款，杠杆率非常高，资产负债比率高达70%-80%，自有资金很少，有的几乎没有。这些风险最后都集中到了商业银行。将来一旦这些项目没有商业的可持续性，同时地方财政收入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这些项目的还款就没有了来源，银行的信贷就收不回来。同时，对这些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期限有的长达15年，甚至20年。然而，15年、20年后，商业银行中所有有权签发这类贷款的领导都已经退休，因此有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稳健的商业银行应该首先把握住期限，10年以上的基本不贷，因为对于10年之后的经济变化谁也说不清楚。同时对这个平台的层级也要审慎，省政府一级相对较好，地区级有选择进行贷款，县级的就坚决不要贷款。这个问题会在明年或者后年爆发吗？连平教授的判断是还不至于：只要政策没有出现极度的紧缩就不至于，而他认为信贷增量在2010年绝对不会低到7万亿以下。
资本大量流入的得与失
2005年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改革之后，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入。这种大规模的流入有很多迹象：第一，贸易顺差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第二，FDI规模不断上升。这里面有多少是热钱？很多人进行了分析，但没有人能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数据。连平教授认为是拿不出的。因为出口、进口中间有多少资金的流入来源于贸易谁也算不清楚，如果算得清楚就可以管住了。最典型的例子：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如果有一笔钱流入中国，但是却苦无门路，那么境内公司和境外关联公司之间可以签一个合同，说要办某件事，最后境外的公司违约，合同上写着违约金1800万美元，于是1800万美元就打入境内公司的账上了，这完全符合法律。除此之外，贸易中出口高报，进口低报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得大量的资金从境外流入。境外资金流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人民币在升值，经济增长前景看好，认为钱进来会有比较好的回报，有人做了一个估计，如果人民币一年升值10%，加上存放在银行如果是2%-3%的利率的话，就会有12%-13%的回报，如果胆子大一点去投资股票或者房地产收益就更高了。
人民币自05年下半年到08年下半年，三年不到的时间升值了20%多一点，这个幅度不算小，当然也还没有大到达到欧美和日本的期望。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时人民币又大幅升值，中国会不会走上8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老路？连平教授认为，在所有宏观经济的问题中，最令人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而其他事情在中国行政管理的力量以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都能解决。
资本的大量流入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一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出口是很不利的，同时对中央银行也带来很多压力，从储备大幅增长可以看出。事实上，储备增长有好有坏，好的是可以显现中国空前强大的国力，但是大量外汇的流入导致央行大量的外汇占款，因为其要在市场上买进外汇，同时释放人民币，这一外汇占款的总量最近两年来的数据是12万亿人民币。即由于购买这些外汇，央行投向市场的人民币总额高达12万亿，通过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大约三分之二的流动性得到了回收，但是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没有通过收回，增加了货币投放量。
另一方面，这些流入的外汇资金对于中国经济发挥了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在看这个问题之前，对于此次经济刺激措施，首先想问的是：银行有没有能力发放这么多信贷？银行会不会惜贷？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做比较，中国政府当时也增加财政赤字，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相对力度和这次差不多。但是当时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这次相比就相距甚远。98年财政资金下去了，需要信贷投入的时候，银行信贷跟不上。表面上看，银行非常谨慎，惜贷，但实际上是银行没有那么大的流动性。因为商业银行在98年、99年间，不良贷款比率高达40%。商业银行看上去有很多贷款，但这些贷款大部分是收不回来的，因此银行的信贷能力非常之弱。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良贷款呢？一方面，当时整个经济环境不好，银行的管理也不好。但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是，89年之后连续三年，由于出口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滑坡，GDP增长率最低时只有4%，中央高层领导很着急，邓小平南巡去深圳，为了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只有靠银行放贷款，银行不断放宽信贷的标准和条件，企业拿了钱去搞建设。于是从93-97年的五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GDP增速连续五年保持在2位数以上。然而高速增长的代价就是在商业银行里积累了40%左右的不良资产。
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的状况跟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03、04年，商业银行引入外国投资者，重组上市，整个商业银行被摊在阳光下，银行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非常宽裕，商业银行流动性从何而来？这就跟资本大量流入有很大的关系，道理很简单，资本大量流入，央行买进外汇释放出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没有完全被对冲掉，有好几万亿留在了经济当中，这些钱最终还是反映到了商业银行里面。因为，对银行来讲，无非来说是两大块：一块称作是银行的资金交易，主要跟同业打交道，把钱借个其他银行或者证券公司，利差很小。还有一块是信贷，跟公司、个人打交道，利差大。这一块的钱减少了，另一块同业的钱就多了起来，比如说资本市场非常活跃，居民存款、企业存款增速放缓，很多人拿了这些钱去炒股票，炒股票的钱最后到银行资金交易这一账户上了，因为是同业来往，所有同业的钱最后的账户都还是开在银行里。因此，05年之后，中国的银行的流动性非常宽裕，钱很多。2008年11月份，中央推出积极地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时候，银行业的整体的贷存比大约为61%，而监管标准是75%，说明银行有非常强的信贷能力。这个就反映了大量资本流入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
未来资本流动的趋势是怎样的呢？08年底到09年初，资本流入速度明显放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上没有，反而有了贬值的压力，08年12月份时人民币曾经跌停3天，当时有人说人民币可能要贬值半年到一年，连平教授当时就判断不可能，虽然市场上有这种预期，NDF也持续贬值，但是中国政府却是不可能让人民币贬值的。因为在当时危机的情况下，一旦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必然招致贸易对手国强烈的反应，同时，可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竞争性贬值。因此在这种关键时刻，是不可能让人民币贬值的。
现在的中国跟过去已经有很大不同了，中国这户人家，家大业大，在对外交往上有两个账户。第一个账户是贸易账户，第二个账户是资本流动的账户。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大概是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汇率政策只需要关注贸易账户，改革开放一直到90年代中期20年间，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贬值的，从1：1.7，一直贬到1：8.7，贬值促进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使得贸易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一架马车，由于资本流动太小，长期不用去看资本账户。但是2003年之后，资本流动速度越来越快，资本账户急剧膨胀，资本账户总量跟贸易账户的总量相比，还不及贸易账户，但已经差不多了，在五分之四到四分之三之间。如果贬值的话，资本会加速流出，意味着房地产和股市会下跌，因此汇率政策不仅要关注贸易，更要兼顾资本流动。
从现在来看，资本流入还会进一步加快，进一步加快的风险是什么？流入的境外资本所有权的主体是境外，还包括中国在境外开设的公司（很多还是国有企业），将来一旦出现资本外逃，不仅是外资外逃，内资也要外逃，那就是暴风骤雨。因此，随着资金流入规模越来越大，如果将来放开人民币短期资本的流入，尤其是短期证券资金的流入，万一遇到风吹草动，或者是经济周期，这些内资外资都会夺路而逃。看看当时的泰国，泰国当时出危机之前有17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其进出口大概可以维持3个月以上，但是资本外逃时，一个礼拜就用完了这些外汇，这一过程伴随泰国货币的贬值，股市的下跌，房地产的下跌，可以说泰国20，30年经济建设的成就的一半在1周之内就被拿掉了。
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随着资本流入的逐步增加也在积累，连平教授的观点是：第一，汇率要基本稳定；第二，贸易和资本流动尽可能要促使其平衡，不要过多的去追求顺差，或者说不要追求顺差，有的时候要去追求逆差；第三，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尤其是短期证券资金的管理始终不要彻底放开，始终对其要有一定的限制，逐步放开，绝对不要觉得自己有5万亿的外汇储备，自己经济非常好而掉以轻心。中国躲过了两次大劫：一次躲过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资本账户不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所以资本要夺路外逃有很多障碍；第二次就是这次的危机，也是万幸，05年以后流入这么多的外部资金，如果也让其能流出的话，那这次受到的打击就更大。股市、房市会出现我们现在都想象不到的下跌。
其实我们的决策部门对这一点也有清晰的认识，在这方面非常小心。但资本账户将来总有一天还是要开放的，比如再过10年、20年之后，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就可以应付这些挑战。
资产价格上涨的利与弊
现在人们说到资产价格，说的较多的还是怕泡沫过大对经济的影响。很多人觉得，如果泡沫破灭，股市下跌，会打击投资者。但连平教授觉得泡沫更大的问题是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泡沫过大，经济有过度金融化的趋势，会使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去投资实体经济。举一个例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最初的一段时间中间，上海地方的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里占的比例最大。但是10年之后再去看看这些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好的没有几家。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公司上市完了之后，老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资本运作方面，由于股市泡沫比较大，经常有很大的波动，从资本运作上赚的钱比做实业来得容易的多，因此能把多少的精力放在做实业上面？
但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资产价格合理上涨对经济增长还是有明显好处的，这个从基本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容易理解，比如说托宾效应，财富增长对个人、企业而言会增加其未来的投资，我们的政府也强调要有财产性收入，合理的收入还是有助于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的。08年以来，股票市场的表现对经济恢复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股市在2007年的十月份涨到6100多点之后，就掉头向下，一直跌到08年的10月份。08年10月份恰恰是全球的金融危机急剧变化、风声鹤唳的时候，但是中国的股市不跌了。10月份之后股市开始逐步上扬，第一波大概涨到了2月份，一小段时间的徘徊之后，又从2月份底一直上涨到7、8月份。
同时09年2月份之后，房市也开始复苏。股市的问题跟房地产相比，政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房价是如此之高，中央政府是很不愿意看到的。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不可能大跌的，因为有最重要的三个利益集团：开发商、政府、银行。这三个方面对房地产供求起决定作用，个人买房者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弱势群体，只能被动接受房价的变化。这三个势力集团会利用各种办法，协调、抱团把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维持住。去年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房地产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一旦出现转机，房价涨起来没有商量。
对于未来股市，随着现在经济的回升，同时流动性比较宽松，政策在短期内也不会有明显的收缩。因此短期内，中国的股市还会有一个不小的涨幅。而连平教授比较担心的是明年，比如说一季度到二季度，可能会出现一波较大幅度的上涨，在目前这个水平上再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泡沫。
政策上，连平教授的个人判断是在明年年终前后会有变化，现在政策的变化不能简单的看其表述上是适度宽松的，或是宽松的，或是走向稳健的，关键是看实质。其实现在的政策已经在朝稳健的方向在转，从流动性的管理来看已经在适当的收紧，明年的话相信力度还会再大一些。必要的时候，还会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但是从整个货币政策实施的历程来看，以及从中国经济的本质特点来看，初期实施的收紧政策力度必然是很小的，很微弱的，因为增长总比下跌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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