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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倪世雄&&&&&&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
摘要：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任务。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和特有的角度，发展和加强中美战略互信、中俄战略互补、中欧战略互动和中日战略互惠。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战略互信 中俄战略互补 中欧战略互动 中日战略互惠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1]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大国关系主要涉及到中美、中俄、中欧和中日，要和这些大国建立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从特有的角度去推动和发展，即加强中美战略互信、中俄战略互补、中欧战略互动、中日战略互惠。
　　中美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战略互信问题日趋紧迫，当前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好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战略调整的关系。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随后的和平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迅速崛起，并影响了中美关系。2010年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805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3853.4亿美元。美方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52.2亿美元，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对美投资也已经超过47.3亿美元，且增长迅速。 [2]到2011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3197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中国目前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1655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3]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47.1564万亿元[4]（合7.47万亿美元），[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和日本。在美国，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接踵出笼。 [6]
　　与中国迅速崛起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受了“9·11”事件和金融危机两次重创，整体实力有所衰退，进入战后又一次重要调整期。结束伊拉克战争，增兵阿富汗；减少在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军事部署，把注意力转向亚太。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的背景下，这几年，美国的战略调整期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发生了碰撞，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构成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
　　在“中美战略互疑：解析和应对”研究报告中，王辑思和李侃如以坦诚的态度，表示出他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他们认为，“令人担心的是，截止到2012年，战略互疑好像在两国均有增长”。“如果这些疑虑没有得到有效的应对，一段时间以后，将会促使两国关系走向相互敌对的状态。”[7]显然，中美之间的互疑聚焦在中国和平崛起和美国战略调整上。李侃如指出，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美国陷入了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使美国对中国的观点、行动及其公之于世的愿望变得非常敏感，进而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王辑思则强调：“在北京看来，正是由于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才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信任。”[8]“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而且近年来似乎呈现加深的趋势。”[9]这篇费时一年多的著名学者合写的研究报告一时间在中美两国激起了热议。[10]
　　中美互信与互疑的矛盾存在两个发展趋向：坏的趋向是美国视中国的迅速崛起为挑战和威胁美国，中国视美国的战略调整是针对和遏制中国，这样就会导致新的对抗，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对抗期或战略危险期；好的趋向是双方逐步增加信任、扩大共识、相互包容、相向而行，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适应期或战略包容期，促进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当然，中美两国应该选择的是争取好的发展趋向。
　　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任务。而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这一目标和任务的关键，“需要创新思维，需要相互信任，需要平等互谅，需要积极行动，需厚植友谊”。可见，相互信任是重要条件。中美建交34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具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然而，中美关系越发展越困难，越成熟越复杂。近年来出现的“信任赤字”、“战略互疑”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实际上，中美关系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标准、核心利益、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的不同，要做到真正的互信是很困难的事。中美之间长期以来缺乏互信，但合作关系依旧发展，看来共同利益是合作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然而，要深化合作、建立新型大国合作伙伴关系，互信和自信就成为必须的条件和要求了。
　　实际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这一“信任缺乏的问题”，近年来通过频繁的高层接触、互访来往、战略对话、务实合作、人文交流，来释疑增信，不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11月17日胡锦涛同奥巴马举行会晤，胡锦涛就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五点主张，除保持对话磋商、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务实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之外，着重强调双方要“持之以恒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同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认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1月19日，他与奥巴马总统进行正式会谈，发表了具有41点内容的《中美联合声明》，亦称“41点声明”。《声明》宣告，“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声明》提出了“三坚定”：坚定致力于构建互尊互信的中美关系，坚定致力于推进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坚定致力于深化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这是《上海公报》发表40年来最重要的一份中美两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其内容和精神实质与《上海公报》等三个公报一脉相承，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1月20日，胡锦涛应邀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就推动中美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提出五点主张，他强调：“双方应该以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路”。
　　—18日，习近平副主席访美。这次成功的访问是中美双方释疑增信、管控分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习近平指出，40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告诉我们：双方共同利益是内在动力；三个联合公报是制度保障；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是重要前提；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是前进推力。他表示，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说，“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我相信，中美双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维护和发展好相互尊重、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典范。”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
　　这期间，美方也频繁正面积极地阐述了对中国和平崛起和美国战略调整的看法。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日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表示，中美必须合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中国崛起对中国和美国都是有好处的。4月12日，希拉里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说，否认中美面临新冷战，指出今天的中国不是前苏联，美中没有在亚洲站在一场新冷战的边缘。她强调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而一个繁荣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
　　2012年5月初，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开幕式上提出，中美双方应该“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提出，发展中美关系需要相互信任，“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这轮对话，取得了67项互利共赢的成果，双方决定加强重大问题和重要领域的协调合作。
　　针对中美的战略互疑，中方建议双方应该进一步做到“四要”：一是要坦诚深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二是要大力开拓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三是要努力在亚太实现对话合作大于摩擦分歧的局面。四是要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中美应根据互信互利的原则，加强合作对话，扩大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完善合作机制，推动两国关系从冷战时期对付共同的苏联威胁到冷战结束以来寻求共同的利益的转换，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夯实新的合作基础。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稳步发展。两国应通过对话协商，有效地管控分歧和矛盾。两国应登高望远，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和互利合作的时代思维，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合作发展的大局，不断将中美关系向前推进。
　　中俄战略互补
　　中俄地缘相邻、利益互补，合作潜力巨大。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国家到建设性合作关系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调整和发展，而战略互补是其基线。
　　1989年5月，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为标志，中苏战略对抗和对峙的时期结束，两国关系开始缓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苏关系成为历史，中俄关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是友好国家。1994年，中俄关系的定位又升格到“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在叶利钦再次访华时，中俄两国确定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日，中俄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在会见普京总理时，胡锦涛主席强调，作为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中俄应该加强相互借重，加大相互支持，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同年9月，梅德韦杰夫总统访华，胡锦涛和梅德韦杰夫一致表示，中俄并肩携手，开拓进取，努力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日，胡锦涛主席访俄，参加《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十周年纪念活动，两国发表两份重要联合声明。十年间，中俄签署了200多个条约、协定和声明；建立了领导人定期互访协商制度；妥善解决了4300公里的边界问题；贸易增加了六倍，达到600亿美元；互办国家年，人文交流从高层到基层得到很大的发展；在亚太和国际问题上，两国加强协调和合作。经过十年的努力，中俄关系获得空前发展，成为最重要的战略互补协作伙伴国家。2012年4月，李克强副总理访俄，在莫斯科大学作了题为“顺应世界发展大势 深化中俄战略合作”的演讲，称中俄合作是“共同创新的合作”，“中俄互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
　　首先，中俄战略互补表现在边界与周边安全问题上。这集中反映了两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不仅国土面积最大，与中国的边界最长，而且国家实力强大，尤其是军事力量最强，仍是世界上两个核超级大国之一。因此，俄罗斯是对中国边界和周边安全利益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比邻而居，不能不形成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产生特殊的安全问题，而且俄罗斯对中国的安全意义不是一般的、局部的，而是战略性的。当两国关系友好时，可得到最大的安全利益，当两国关系紧张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安全威胁。
　　中俄（苏）边界问题曾经对中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苏曾笼罩在爆发战争的阴影中。这场边界武装冲突对中国和俄罗斯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边界利害重大，关系到国家安全大局。直至2001年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两国边界争议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两国的安全互补取得明显进展。
　　其次，中俄战略互补反映在经济和能源问题上。从经济利益角度考察，俄罗斯在中国的排位较后。俄罗斯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中俄贸易的总量不大。以2007年为例，中俄贸易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贸易额仅为480多亿美元。而2007年中日、中美、中欧贸易都超过2000亿美元。在投资方面，差距更大，在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投资、技术、市场三个方面，俄罗斯综合能力较为有限，它的主要潜力是在市场方面，包括商品和劳务出口市场。特别是对于中国北方边疆省份，与俄罗斯的边贸对当地经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贸易要占到全省每年外贸总额的40%—50%。 在2006年中俄33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中，边贸达到70多亿美元，约占到中俄贸易的20%。总体而言，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未来两国贸易绝对额有望持续增长。2012年4月，李克强副总理在参加中俄贸易和投资促进会议开幕式的致辞中说：“过去20年，中俄贸易额扩大了12倍，去年已达到800亿美元，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俄罗斯是中国增长最快的主要贸易对象。”他强调中俄经贸合作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两国应致力于双边贸易额2015年前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前达到2000亿美元并实现更高水平的目标”。
　　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对中国经济具有战略重要性。俄罗斯是中国实施能源战略的主要对象之一。2006年中国进口石油1.45亿吨，其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接近1600万吨，占中国年进口石油的10%多。根据中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的规划，未来中俄将修建从俄罗斯到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如果这些规划能够实现，中国每年可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万吨，天然气可达300亿立方米。俄罗斯在中国的能源进口结构中将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俄罗斯对中国经济的战略意义还将大幅度提高。
　　再次，中俄战略互补体现在两国的特殊双边关系上。中俄关系首先是双边关系，其基础主要是建立在双方重大的利益上。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和对俄政策，对中俄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与俄罗斯在1993年、与中国在1997年都曾宣布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但随着美国在冷战后时期充当世界领袖欲望的增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可能妨碍美国在21世纪保持其领导地位的主要潜在国。
　　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被美国认为有可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形成挑战，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有着诸多不同。这也决定了中俄双边关系的特殊性。中国和俄罗斯不同于欧洲国家和日本，它们不是美国的盟国。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自成一体的文化、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树一帜。这两个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俄罗斯虽然就其经济规模而言不是特别大，但在现在和可见的将来，它仍将是唯一有可能与美国相比的核国家。即使俄罗斯今后将核弹头削减到1500枚，它的核威慑能力也足以与美国抗衡。因此，从军事角度说，俄罗斯是美国唯一的担心。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俄在其“近邻”的一些国家的影响将稳步扩大。因此，即使在经济规模远比美国小的情况下，由于地缘政治、军事能力、传统因素、动员潜力等原因，俄罗斯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远远超出它的经济比重。而中国这些年来迅速崛起，国民经济总值已超过德、日，紧逼美国。迅速崛起的中国也成为美国的关切和担心，“中国威胁论”因而又鼓噪起来。
　　鉴于上述原因，美国在对华和对俄战略政策上都有遏制的一面。由此，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或共同受到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其突出的表现，如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或称亚太战略再平衡，对中国的台湾问题，对俄罗斯的北约东扩，战略反导系统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俄关系也具有制约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的特殊作用，这是任何其他双边关系不可取代的。作为两个地缘政治大国，中俄没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矛盾，而俄美和中美的矛盾相对突出。这样一种态势对中俄两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任务和手段的确定都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使中国和俄罗斯的相互需要现实化，为中俄战略互补提供推动力。
　　第四，中俄战略互补也可以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中看出来。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旧的两极格局消失了，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格局是多极还是单极正成为21世纪国际斗争的焦点。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重要力量。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单极世界，在这个单极世界结构中美国将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而中国和俄罗斯主张世界应该是多极的，它们在这个多极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1996年，中国和俄罗斯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俄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极化的联合声明。在一定意义上，中俄战略互补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自然需求，对改善中俄自身的战略地位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世界格局趋向平衡。中国和俄罗斯都无意与美国对抗，也无意结成反对美国的联盟，但中俄战略互补客观上有利于国际战略稳定，有利于国际和平，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积极和正面因素。
　　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冷战结束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国际上显然存在着重大分歧，而中国和俄罗斯却持有相似的主张。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国际关系应该实现民主化的，各国在政治上应当平等，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应当保持，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应当得到遵守，国家主权应当得到尊重，国家内政不可干涉，不能以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和俄罗斯是推动建立合理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大国，两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中俄战略互补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上起着关键作用。没有中俄的务实合作和战略互补，新的国际秩序形成将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中欧战略互动
　　中国与欧盟地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间隔广袤的俄罗斯、中亚、中东、近东和东欧地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连接，但中欧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冷战时期特定的地缘政治结构之内。进入冷战后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之下，中欧关系中的地缘政治特征变化了，但其战略互动性不仅没有减弱，而是变得更加突出。
　　经历30多年的曲折起伏，中欧关系从对立到合作，从滞缓到发展，如今步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呈现出强劲的战略互动势头。
　　中欧关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战略互动的历史。冷战时期，中欧关系基本上处在对立状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AEC）之间很少有官方接触。上述三个共同体和六个成员国中，惟有荷兰与中国建有代办级关系（1954年11月）。60年代初中苏两党冲突公开化并波及两国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严重裂痕。同时，在西方阵营也出现了裂痕，法国戴高乐总统不满美国的霸权政策，于1964年1月毅然决定正式承认中国并建立大使级关系。这被认为是中欧关系中的重大突破，然而，此进程被接着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所推迟，到进入70年代后才得以延续发展。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不久，国际上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先是欧共体的其余五个成员国先后与中国建交，后是欧共体副主席索姆斯访华，双方达成协议。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交，中国成为第一个与欧共体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中欧关系的新阶段，打下了中欧战略互动的最初基础。
　　从1968年出兵捷克到1978年入侵阿富汗，苏联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反对和抵御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目标，成为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中欧关系的主动力。中国明确支持欧共体国家加强联合和发展区域一体化的努力与举措，欧共体国家也视中国为从东方牵制苏联的重要力量，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共同的地缘政治需要促动下，中欧关系呈良好的发展势头，双方政治往来频繁。1978年4月，中国与欧共体在布鲁塞尔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欧共体给予中国以普惠制待遇，经贸关系迅速增长。1975年至1989年间中欧贸易增长了八倍多。1985年，双方签订了新的贸易与合作协定，取代了行将到期的贸易协定，将双边关系从贸易拓展至整个经济领域。
　　但今天看来，此时期的中欧关系过于倚重一个共同的外部政治目标——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此目标是如此地“压倒一切”，一方面中欧关系中的一些固有矛盾和分歧被淡化或掩盖了，另一方面对双方根本利益的认识也没有拓宽和深化到应有的程度。此时期中欧经济关系发展不甚到位，表现为实际发展水平与双方的实力或潜力很不相称。中国在欧共体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仍然很小，投资与科技合作等其他经济关系的发展滞后于贸易关系，欧共体各成员国间对华经济关系的开展程度参差不齐，主要集中于德国、英国等少数国家。
　　回顾中欧关系的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到，这时期中欧关系虽然总体情况良好，但并未形成一个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1989年“六四”事件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中止了与中国的政治往来并实施武器禁售，中欧关系进入了低潮。
　　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中欧关系的低潮比较短暂。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和国际体系均向着有利于和平和稳定的方向发展，合作取代冲突，对话取代对抗。这一情况使中欧经贸关系得以保持，中欧政治关系也得到恢复。1995年，欧共体委员会发表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欧洲关系的长期发展》，以此为开端，中欧关系开始升温，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涨时期。
　　正是在从冷战过渡到冷战后时期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欧开始接近并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分属两个对立阵营但并没有直接地缘政治冲突的关系，七八十年代是面临共同的政治与军事威胁而在一种地缘政治结构两端相互倚重的关系，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之间已开始形成一种跨越空间的战略互动关系。
　　继1995年的第一个文件之后，欧盟委员会又陆续就对华关系发表了四个政策文件：《建设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欧盟对中国战略》（2001年），《成熟的伙伴关系》（2003年）和《欧盟—中国：紧密的伙伴、增长和责任》（2006年）。
　　2003年是将此时期中欧关系推向高潮的一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欧经贸关系出现了一个飞跃。从这一年起，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双方的政治接触与往来大大增加，并发展形成了从专家到首脑多层次、多方面的定期对话和磋商机制。同年9月发表的《成熟的伙伴关系》，应该说是欧盟委员会所有对华政策文件中对中欧关系评价最为积极的一个，它明确提出了中欧应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共同努力。
　　对此，中国作出了积极的互动反应。2003年10月，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建国以来第一份国别和地区性政策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份文件标志着一项独立、完整的中国对欧盟政策的形成。其所确定的三项目标（互尊互信，求同存异，促进政治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互利互惠，平等协商，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互鉴互荣，取长补短，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与进步）提出了中欧合作的三个战略层面，为今后发展中国家对欧盟关系制定了明确的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年度中欧首脑会议上，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包括中国参加欧盟的“伽利略”项目、对中国开放欧洲旅游市场等。2004年，这种良好的势头得到了继续发展，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年底在海牙举行的第七届首脑会议上，欧盟“肯定了继续朝取消禁运方向努力的政治决心”。而后双方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意愿，同意“积极探索缔结一项欧盟—中国新框架协定的可行性”。
　　中国与欧盟在2005年迎来了建交30周年，双方政治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认定中欧关系正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并重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2006年9月中欧峰会的共同声明中，双方宣称：“为全面反映当前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双方同意启动有关伙伴合作协定的谈判。新协定将涵盖双边关系的全部领域，包括加强政治事务合作。”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声音。首先是围绕武器禁运问题，欧洲政界和媒体对中国的人权、台湾海峡局势、国防开支等一系列问题发起了责难。接着，中欧贸易争端也不断曝光，中国十分尴尬地成了舆论焦点。应该承认，中欧关系目前面临着一些困难，很可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这还将取决于外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改善。但是，当前出现的一些变数和发生的一些问题，并没有根本动摇中欧关系的基本面。2007年以来欧洲舆论媒体一度出现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倾向，然而，中欧政治经济关系并没有继续恶化，很快就趋于稳定并得到了恢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欧领导人互访频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双方在20国集团等重要多边机制加强协调和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全球性挑战。
　　2010年10月，正值中欧建交35周年，温家宝总理赴欧参加第13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温家宝总理在希腊会议作演讲时，对中欧关系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欧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互为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他说：“从1975年中欧建交为标志，双方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逐步进入成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双方关系先后经历建设性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三次飞跃。经济上，欧盟是中国第一大技术来源地和第四大投资来源地，并且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跃升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文化上，双方交流互动日益频繁，中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签署了文化交流协定，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互动影响深远。在欧洲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近20万，每年赴欧洲旅游的中国人超过百万。欧盟在上海世博会设立展馆，是欧盟首次在域外参展世博会。”
　　半个多世纪曲折起伏的战略互动，已使中欧关系达到很高的依存度。保持和发展对欧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今后的发展攸关重要，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中欧关系已经具有很好的基础，仍有许多新的合作领域尚待发展，值得我们精心地规划和操作，并在条件成熟时争取有新的突破。
　　目前，中欧关系正处于一个历史新起点，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作潜力。促进中欧战略互动，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共同的目标和任务。
　　中日战略互惠
　　中日关系是中国发展长期健康稳定大国关系的重点之一。“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四十年曲折”正是这一关系的真实写照。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呈现起伏跌宕的态势。
　　小泉淳一朗执政时期，中日关系曾因历史问题陷入僵局，跌至冰点。2006年安倍晋三上台，情况出现好转。同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开启“破冰之旅”，向中国领导人首提建立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进行了一次“融冰之旅”，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确定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基本内涵。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与日本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5月7日两国政府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5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早稻田大学发表重要演说，提出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看法。至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内涵更为具体和完善：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致力地区稳定，应对全球挑战；扩大民间交流，增进两国友谊。以战略互惠精神着重要解决的问题是：双边的历史问题和领海争议；多边的朝鲜半岛核问题、东盟合作、联合国改革等地区性和全球性课题。
　　战略互惠，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五要”、“五不要”：中日双方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要坚持防御型军事战略，要相互正确的战略地位，要承认对方的正当政治诉求与合法权益，要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中合作双赢；而不要挑战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不要干涉对方的内政，不要视对方为假想敌，不要使用军事力量或威胁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不要参加针对对方的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
　　在战略互惠的精神推动下，中日关系出现又一次“大起”。中日之间四个历史性文件（1972年9月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8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11月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6年7月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进一步成为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2008年5月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确定了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在原有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谋大局、加强合作”方针基础上，中方根据形势的发展作了调整，新的对日方针为“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充分体现了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双边贸易增加到3400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两国人员往来从1万人次上升到500多万人次，友好省份和城市已发展到250对。每天有近百个航班约1.8万人次往返一衣带水的两国之间。
　　然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在地区和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背景下，中日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互增，一些新老问题相继升温，历史纠葛和主权争议相互交织，当前最突出的是钓鱼岛问题。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挑动下，野田政府上演了一场“购岛闹剧”，造成两国民意对立、关系对抗，导致中日关系40年来最严重地一次“大落”。
　　日，中国政府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的白皮书，以政府文件的形式重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政府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
　　然而，对中方所表示的正义之声，日方却置若罔闻，声称不改变“购岛”错误之举。更有甚者，野田首相利用2012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措辞强硬地声称要“捍卫日本主权、领土和领海”，还另称“决不接受单方面的威吓”。
　　日，日本举行第46届众议院选举，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获胜。安倍上台伊始就要求强化在钓鱼岛周边的警备措施，包括允许自卫队战斗机对侵犯日本“领空”、不服从无线电警告的飞机进行警告射击。对此，中方严正表示，中国一贯坚决反对日本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和空域的侵权行为，对日本的升级行动保持高度警惕。
　　据报道，日本数架F－15战机日紧急升空应对进入所谓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歼—10”战机编队，再次提升了中日对抗的烈度。至此，由钓鱼岛引发的中日危局继续恶化，中日关系面临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在谈及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性和重要性时，邓小平指出：“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永远发展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公民党代表团时说：中日两国世代友好，“这是客观决定的，从地缘政治上说也应该如此”。
　　在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严峻时刻，重温邓小平的这些话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据此，我们应从国家根本利益着眼，在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斗而不破”。因为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实力上，中国目前面对日美联手的地缘政治态势，应审慎行事，不落圈套。
　　钓鱼岛危机已使中日合作受到干扰，但我们相信，两国合作的基础和潜力依然存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钓鱼岛危机已使中日两国国民感情下滑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也给2012年“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蒙上阴影。但我们也相信，2000年友好，40年邦交的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尚存。贵在坚持，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中日之间恢复正常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回到战略互惠也并非不可能。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日《解放日报》。
　　[2] 参见日商务部新闻办。
　　[3] 中央人民银行数据库。
　　[4] 马建堂，“2011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日。
　　[5] 日的汇率：1人民币元=0.1584美元，1美元=6.3133人民币元。
　　[6] 例如，把军费开支只有美国9.3%的中国，说成是美国和亚洲的“军事威胁”；把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的中国，说成是美国和西方的 “经济威胁”；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33％的中国，说成是世界的“环境威胁”；把储蓄率极低、借债消费的美国贸易逆差归结为人民币汇率太低，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等等。参见 “The long march to be a superpower”，in Economist, 8/4/2007, Vol. 384, Issue 8540, pp. 21-23; Warren Cohen,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Aug．2007, Vol. 30, Iss 4/5, p. 683.
　　[7][8][9] 王楫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和应对》，载于日《东方早报》。
　　[10] 参见日《环球时报》。
（作者简介：倪世雄，辽宁大学特聘教授，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名誉院长，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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