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育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胡鞍钢&周绍杰
日16:08&&&来源：
原标题：如何培育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性功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副教授）
　　注：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号：）以及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①张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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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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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发布日期：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研究消费需求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 &分析
　　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重要目标。从宏观经济总需求构成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方面,它们的变动和共同作用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态势。具体分析“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利于考察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应用效果。本文拟着重分析研究消费需求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别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消费需求对广东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广东经济增长迈向消费驱动时代
　　(一)从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构成看,消费需求占据主要地位。
　　年,广东消费需求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年均消费率为50.5%,比投资率(36.7%)高13.8个百分点,比净出口率(12.7%)高37.8个百分点。消费年均增长11.8%,比投资(年均增长12.9%)低1.1个百分点,比净出口(年均增长11.0%)高0.8个百分点。2012年广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总额分别为29264.26亿元、22871.85亿元和4931.81亿元,占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3%、40.1%和8.6%。
　　从年“三大需求”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看,消费贡献率平均为50.3%,比投资和净出口分别高10.0个和40.0个百分点;消费贡献率相对平稳,13年间最高和最低年份相差37.0个百分点,明显低于投资和净出口贡献率波动。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看,净出口总体趋势走低、减弱,投资仅在2001年和2009年由于政策作用高于消费,其余年份均低于消费(表1)。可见消费需求是拉动广东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和最稳定因素。
　　表1&2000年以来广东三大需求对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流出
拉动&&& (百分点)
拉动&&&& (百分点)
拉动&&&& (百分点)
　　年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弹性系数(弧弹性)分别为1.004、0.945 和1.244 ,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分别能带动经济增长1.004个、0.945个和1.244个百分点。GDP对净出口的弹性最大,对消费的弹性高于投资。在当前出口受阻的大环境下,通过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效果比增加投资更为明显。
　　(二)现阶段广东经济增长以“扩大消费为主,增加投资为辅,稳定净出口为补充”的结构态势,有其合理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消费需求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和制约因素,投资需求则由消费需求派生而来。一般经济理论也认为,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旦出现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不协调增长,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将被打破,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被削弱。因此,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拉动广东经济增长,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广东在年间人均GDP基本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与日本年间、韩国年间人均GDP水平相当。日本、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此阶段消费需求的提高更适合经济的良性发展,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比日韩在此阶段“三大需求”占GDP的比重(表2),印证了广东目前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存在合理性。
　　表2&日本、韩国中等收入阶段“三大需求”占GDP的比重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流出（%）
　　二、扩大消费是广东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扩大消费是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经过程。
　　目前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体现为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直接拉动作用表现为消费增长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间接拉动作用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消费需求能诱致投资,实现消费、投资的均衡协调发展,促进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二是消费需求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三是消费需求能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消费需求所引导的市场竞争作用,将使资源更有效率和更为集约的使用,同时降低经济对外依赖性,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扩大消费需求的好处还在于,它能释放生产力,增加居民消费福利,提高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享有程度,实现经济包容性发展。这正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广东需面对和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符合广东现阶段的经济特点。扩大消费对当前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积极意义:扩大消费可以缓解出口压力,推动广东外贸转型升级;可以减轻企业生产压力,减少存贷积压,有助于企业健康发展;可以减缓投资进展步伐,降低资源损耗,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发展环境;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把扩大消费作为现阶段驱动广东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一方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依赖投资、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消费作为三大需求中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地位更加突出。
　　(二)消费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广东消费升级经历了和全国大体一致的历程。第一阶段是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的初级阶段,消费品以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为代表,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第二阶段是以普及家用电器为主的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阶段,消费品早期以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为代表,后期以电话、空调、电脑为代表。第三阶段是以住房、汽车、休闲旅游为主要消费品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阶段。广东的消费升级呈现消费品档次越来越高,消费周期越来越短,信息技术越来越高的特点。居民消费能力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拾元级”、“百元级”向“千元级”、“万元级”和“拾万元级”一路不断攀升。随着广东消费的升级换代,由消费升级带动的高成长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给广东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空间。
　　1.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广东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在广东消费结构升级的初级阶段,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以粮食为主的温饱型消耗品占比下降,随之而来的是轻工业生产的全面发展。这对广东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产生了强烈拉动作用,形成了健力宝、万宝、白云山等一批明星轻工企业,催生了广东产业的第一轮转型,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制造产业掀开了广东第一轮经济增长。
　　消费升级的第二阶段是家用电器消费的快速增长,耐用消费品不断向高档次方向发展,升级换代加快。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摩托车、照相机、电话、热水器等消费产品市场需求旺盛。这对广东电子、机械制造、钢铁、塑料等行业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奠定了广东“工业强省”、“制造王国”的地位。广东也随之进入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在具有一定资本积累之后较快发展,从而带来了广东第二轮经济增长高潮。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阶段消费结构升级,正驱动着相关产业的增长。代表此轮消费升级的商品住宅、交通、教育、文化娱乐、休闲旅游、通讯、医疗保健等消费热点产品,不但涉及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而且能刺激相关消费持续不断,符合享受型和发展型相结合的当代消费特征。此轮消费结构升级,开启了广东工业技术水平上升后,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再一次成功促进了广东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将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
　　2.热点商品涌现对相关产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汽车为例。2012年底,广东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汽车36.63辆,比2000年多了34.93辆。汽车已成为人们日常代步工具,带动广东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目前,广东在广州、深圳、佛山均有轿车工业制造基地。2012年全省汽车产量 159.66万辆,汽车制造业增加值1081.8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8%。不仅如此,汽车制造业还能带动钢铁、机械、电子、橡胶、玻璃、石化、服务等156个相关产业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汽车工业每增殖1元,会给上游产业带来0.65的增殖,给下游产业带来2.63元的增殖。由此可见汽车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
　　(三)扩大消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应对措施。
　　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并明确指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发展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各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发展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导致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一万美元的高收入上限。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将难以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突出,其经济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观点一度认为投资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各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供给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一味追求投资率并不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近来的研究更多关注需求因素的作用,将需求约束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扩展到长期。研究结果认为,以消费需求为主导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广东在2003年人均GDP达到215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初期,这一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广东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的投资驱动作用,同时大量的外国投资与大量涌入的劳动力资源结合所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推动经济增长。2007年,广东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达到4376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应对危机政策措施的叠加影响,2007年以来广东投资需求仍保持较快增长,而净出口快速下滑。原先投资和净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由“消费驱动为主,投资为辅,净出口为补充”的模式所代替,广东发展也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阶段,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从日本和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分析,日韩在中下等收入阶段都呈现出消费率下降,波动幅度增大的态势;在中上等收入阶段则呈现消费率上升,波动平稳的态势。广东在年的中下等收入阶段,也呈现出消费率走低的趋势,从1978年的67.0%下降到2007年的46.7%;波动幅度相对较大,最低年份为46.7 %,最高年份则达到69.8%。2007年以后,广东消费率逐年走高,与日本、韩国步入中上等阶段后趋势一致。不同的是,与日韩相比,广东此阶段的消费率偏低。2011年广东最终消费率为49.0%,比日本的81.0%、韩国的68.3%分别低了32.0个百分点和19.3个百分点。借鉴日韩成功经验,广东要跨越“中等收入消费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就必须走消费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
　　三、广东中长期消费需求增长潜力分析
　　广东曾经历较长时期的短缺经济,这一时期生产能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只要企业能生产,市场就有需求,企业完全没有库存压力,可以说是供给决定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的整个八十年代,广东都处于这种生产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进入九十年代,广东宏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生产能力转变为市场需求,而且,从趋势看,这种格局将长期持续下去。为了适应这种转变,研究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考虑需求因素,通过分析需求增长潜力来观察经济增长潜力。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已走过早期以净出口驱动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时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不同发展阶段。目前广东已进入消费驱动经济增长阶段,因此研究分析广东消费需求增长潜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广东消费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消费增长空间巨大。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消费快速扩张,逐渐成为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广东人均GDP在2007年达到4376美元以后,经济发展进入重要转折期,增长发展迈向消费驱动模式,消费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从世界平均水平看,年间,最终消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71%-75%之间,且总体上呈微幅上升趋势,而发达国家的贡献率更是接近80%左右。广东年的消费贡献率维持在50.0%左右,2012年为54.4%,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差距仍很大,发展潜力巨大。从金砖国家看,2011年俄罗斯、巴西的人均GDP均突破12000美元,消费率分别达到66.5%和81%,相比之下,广东2012年的消费率只有54.4%,广东消费增长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消费结构方面也预示着广东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进入消费驱动导向以来,广东出现了以住房、汽车、通讯、金融为代表的消费升级,同时教育、医疗、旅游、休闲娱乐等支出快速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广东消费结构仍处于较低的层次。广东2012年恩格尔系数为36.9%,比2000年下降1.7个百分点,比1978年下降29.7个百分点,下降速度逐步放缓,离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另外在服务消费、居民休闲与文化支出等方面都显示广东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差距不小,未来成长空间大,具有明显后发潜力。
　　(二)人口红利为扩大消费提供巨大市场空间。
　　全国13亿人口、广东1亿人口是扩大消费最大的人口红利。广东人口从改革初期的5230万人发展到2012年的10594万人,加上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广东扩大消费奠定良好基础,市场空间和容量得到很大扩展。年,广东社会零售品总额平均增速18.1%,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2.9%)5.2个百分点。同期广东人均消费从302元增长到21823元,平均增速为8.6%。假设广东按2012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7.4%)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3125推算,2034年广东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同期广东的最终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19.49万亿元和27.44万亿元(平均增速按2012年增速推算),比2012年分别增长了5.7 倍和11.1倍。增长潜力和增长空间很大,为扩大消费提供了足够的支撑条件和动力。
　　(三)政策红利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始终强调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也将扩大内需放在首要位置,并将扩大消费作为主要着力点,以确保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有利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国家实施的这种政策导向,不单对全国,对广东消费而言,也是扩大消费的政策红利。
　　十八大提出加快城镇化建设,无疑为广东扩大消费提供又一蓄水池。广东2012年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67.4 %,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为达到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广东需增加城镇人口1334.84万人,如按目前广东城乡人均消费差额14937元计,可增加消费支出1993.85亿元。
　　与此同时,国家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措施,也必将大力释放消费意愿,改变中国人口一直以来不敢痛痛快快花钱的老习惯,提升消费能力。
　　(四)消费观念转变提升消费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很快,消费品档次越来越高、消费周期越来越短、折旧越来越快,这些转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消费观念的转变提升。80后、90后新一代更是高举消费新形式的大旗,催生一个又一个消费“神话”,网购、地产、汽车、智能电子产品、文体娱乐、旅游休闲等等,特别是借贷消费新观念的横空出世,更是引领出消费新时代,实实在在地提高全民消费能力。
　　(五)广东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消费需求增长潜力巨大。
　　广东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都为中长期消费需求增长留下较大空间。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较大。2012年,占全省人口67.4%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2396.35 元,占全省人口32.6%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7458.56元,后者只有前者的33.3%,与前者1999年的消费水平相当,总体落后13年,农村消费增长空间巨大。
　　广东不同地区间消费差别也十分明显。2012年珠三角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粤东、粤西、粤北的1.8倍,最高的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490.44元,是最低河源市的2.7倍。假设粤东、西、北达到珠三角现在的水平,可为广东增加消费支出2804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的4.9%。
　　第三产业滞后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又一表现。2012年广东第三产业比重为46.5%,比发达国家70%的比重低了23.5个百分点,为广东扩大消费留出足够的增长空间。
　　四、扩大消费的对策和建议
　　分析得出,过去十年,消费需求是驱动广东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未来广东经济持续发展,仍将依赖消费需求发挥主要作用。广东消费需求潜力优势明显,发展空间巨大,是广东保持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继续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是根本。
　　保持经济发展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广东GDP年均增长13.3 %,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8%,GDP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6.0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已到了该让民众更多分享改革成果,提高收入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提高民众收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从而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
　　(二)提高居民消费信心是扩大消费的有效保障。
　　提高居民消费信心,一方面要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要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放心消费。一直以来,百姓在消费中要考虑生老病死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不敢轻松消费。政府要通过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减少民众的后顾之忧,把公共服务作为扩大消费的支点,包括增加教育、公共交通、供水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环境保护、质量监督等,减少居民即期消费顾虑,支持和鼓励居民扩大消费;要让民众看到向好的前景,持续不断发展经济,让民众享受到更多更广泛的改革红利,让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才敢放胆扩大消费,释放民众购买力。
　　(三)寻找和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是关键。
　　从不同收入群体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看,收入越低的人群食品项目消费占总消费性支出的比重越高,收入越高的人群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项目消费占总消费性支出的比重越高,说明居民收入增长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等项支出的带动作用明显,在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居民将增加这几项商品消费。这可以从近年来广东的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的边际消费倾向呈不同程度趋势下降,交通通讯、居住、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呈现稳步上升得到证明。因此,应积极培育上述领域的消费热点,形成新的消费增长动力。
　　(四)创造和谐健康的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是影响消费质量和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市场秩序是市场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它不仅能激发消费者的消费热情,也能为企业和品牌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成熟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维护交易双方的基本权益,构建公平和谐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严格执法,降低监督与维权成本。对于任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违法行为要予以严厉打击,决不姑息,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与此同时,要加强消费教育和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具备一定辨别能力和法律意识,以保护自身的权益。这是促进和谐消费环境形成很好的催化剂。
　　&&&&&&&&& &&&&&&&&&&&&&&&&&&&&& &&供稿单位:贸外处&&
　　&&&&&&&&&&&&&&&&&&&&&&&&&&&&&&&&撰&&& 稿:张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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