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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寓言――关于阿格农小说《婚礼华盖》的重新思考陈 良　　《婚礼华盖》以一位生活在19世纪欧洲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哈西德教虔诚信徒瑞布?余德尔为了使三个已到结婚年龄的女儿能体面嫁人，走遍东加利西亚的城镇与乡村，为其筹集嫁金的故事为主线，以人物讲述的方式，穿插入多个小故事，进而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丰广的东欧犹太人的生活画卷。 　　随着主人公的游历，人们看到了犹太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城镇到乡村，从家庭到客店，从富人到贫民，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思想情操，从文化传统到宗教信仰……作者借不同人物的嘴来讲述不同的故事，看似并无必然联系的一个个故事，实际上都是作品主体的艺术延伸。并且由于小故事篇幅不长，便于理解，使读者一直抱有新鲜感，无疑也是作者对阅读者的一种关照。在框架式的结构基础上，作者还依托叙述视角、叙述人物的变换使作品显示出嵌入式和珠串式的特点。小说中的余德尔和车夫努塔的主仆模式与《堂?吉诃德》、《匹克威克外传》也颇为相似，在两个人的相处中，由于身份、性格的不同而产生的种种矛盾使作品在严肃的主题之上又增加了不少幽默的元素。 　　自古以来，犹太人就屡遭迫害，但可贵的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完好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在这里共同的信仰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小说的开篇就是“把你的负担卸给上帝，上帝就会为你承担起来。”而宗教、《托拉》的重要意义更是贯穿作品的始终，每一个小故事都有此色彩，而作品的主线、主意象婚礼亦是以此为支点的。可以说，宗教、《托拉》影响着主人公余德尔和许多人的思维、思想，支配着他们的活动趋向。 　　从小说内容来看，宗教已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相帮助的传统、饮食、子嗣观、承业观、婚配……我想宗教对于犹太人来说，最大意义并不是强调上帝本身，而是让人们知道每个人之下都有一个东西，支撑着人们的生活。 　　《婚礼华盖》之所以被定为寓言，除了它以小故土比喻大故土、以小故事寓意大哲理，还有其超现实的描写，其中有一点就是动物拟人化的描写。小说以现代泛神论的观点，采取幻想甚至寓言化的手法，描写了人以外的生灵，特别是努塔的两匹马和教区委员家的猫拉萨因凯。 　　在中国的许多作品中也有对动物的独特描写、利用。如《西游记》写了孙悟空这个猴子大王，十二生肖的形象更是赋予了许多人的性格，进而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 　　《婚礼华盖》这部小说的一大魅力还在于它准确的预见性。这种预见并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怀着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深沉关怀，从民族的历史、人们的生存状况推出的结果。其中就预见了犹太人的血光之灾――二战中的灭犹浪潮。作者对小圣地里生活着的达官贵人如教区委员所罗门骄奢淫逸的描写，无疑具有着深远的警戒意义，犹太人的金钱至上和因财气盛的确为这个民族招致了无数的灾难。小说中另一处更为明显的暗示就是富豪西蒙?内森为女儿出嫁大肆铺张的场景。“希伯谢的长者被肉桂的香气呛得直打喷嚏……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到市场上去时常常把鼻孔捏住，怕那肉桂的香气钻进他们的鼻子，希普莱因特萨买下了所有肥硕的公鸡和母鸡，杀光了所有的鹅、鸭、天鹅、鸽子，她还让屠夫杀了一些牲畜，被宰的牲口一个个膘肥体壮。大街小巷传来家禽那粗厉的叫声，以及从屠夫家传出的牲畜那哞哞的泣声……”浩大的排场，显示出了一种血腥之气，我们完全可以从中读出对未来犹太人灾难的暗示，隐含着不祥之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灾难发生的原因除了邪恶的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还有就是犹太人在金钱的鼓动下，无论是奢靡还是吝啬所招致的仇视与迫害。 　　作者以“小故土”比喻“大故土”，以小故事比喻大故事，多次铺陈一些拉比的家族谱系，目的就是暗示犹太教的传统一脉相承，而主人公余德尔的整个筹集嫁妆的过程就是一个犹太教徒在尘世奔波之后的幡然悔悟，并在重新回到《托拉》正途后，得到神的眷顾的经历。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象征了犹太民族最终将归于圣地，重回耶和华怀抱。从今天建成的以色列国家的事实来看，阿格农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婚礼华盖》就是这样，以深刻而独特的创作艺术，丰广、严肃的民族性主题赢得了“现代希伯来文学巅峰之作”的位置。这部寓言小说真的是一部“加利西亚犹太社区的文学档案”，实为一幅绚丽的犹太画卷！
原载：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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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体系的国际比较
【摘要】：世界各国(地区)不乏成功的职业教育体系,对它们各自特点及其共性的研究,有助于获得适合我国国情的宝贵经验。本文首先对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职业教育体系进行类型比较,归纳出几种中高职衔接和普职沟通的典型模式,进而总结其职业教育体系的共同特征。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G719.22【正文快照】：
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涉及面广而又复杂的概念。为了研究方便,学者们通常将其理解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说,职业教育体系基本等价于职业教育系统,它是指职业教育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统一体,包括职业教育的学制体系、职业培训体系、职业教育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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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警察的兑变心理――评牛力军的长篇小说《河东河西》张友文一口气读完牛力军的长篇《河东河西》，迫不及待地言说，不吐不快。此小说主要讲述一个优秀人民警察详细的兑变过程，可读性强，真实度高。
此文本的叙述角选得不错，这是一大看点。开篇就是通过一个即将押赴刑场的死刑犯之口来讲故事，采用倒叙手法，有点侦破的味道，尤其是何东暗中策划杀掉黑社会头目谭耀宗及其以后的情节。
何东本是一个寒门子弟，父死母病，妹妹尚未成人。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家中的顶梁柱，继承父亲做豆腐的手艺绝活挣点盐钱，远远不够偿还那对他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的外债。由于一时的善举，其命运从此得以翻天覆地地改变，转眼之间头顶警徽成了国家干部，在家乡人看来就是“相当于当官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何东在田间浇完地之后，累了，到树下去休息，便有了守株待兔之虞。兔子还真的来了，一辆轿车撞在大树上，车上的一位象征着兔子的老太太生命垂危，质朴憨厚的何东就去救援，当时他的大脑里也没有什么崇高的动机在支配着他，只是良心使然。谁也没想到那个老太太是位革命老前辈，儿子还是省里的三号人物。与死神打过照面的老太太见到救命恩人何东，当即收他为干儿子。攀高结贵，合情合理，何东从此就与这个有着资深背景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何东也不是像孙悟空那样摇身一变而成为人民警察，那样编撰不可信。为了强化时代感，公安作家牛力军还让何东走走考试这道程序，逢进必考嘛，毕竟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段是在1991年到1999年之间，不是建国建警之初。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谦逊好学，何东业绩突出，领导赏识，立功受奖，新闻媒体推波助澜，加上贵人相助，爱情事业双丰收，进步快得犹如乘直升飞机。何东在警界耳闻目染，知晓了人际关系的重要，背景不可少，他便充分仰仗干妈这颗大树，左右逢源，营造方方面面的关系，为他以后职务的升迁和挣钱揽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这是人性造就，不是神性缥缈，譬如自高自大，在成绩面前忘乎所以，何东也不例外。他在青云之上的时候不能理性地把握自己倒是其次，我以为主要是自卑心理在作怪。何东本人也说过：“可我长这么大，让人瞧不起的日子太多了，我活得也太压抑了。现在我好了，我要好好地享受，要昂着头过日子，我不觉得自己错哪了。”于是他处处争强好胜，就连顶头上司胡局长的教导也没有放在心上。胡局对他说：“我提醒你几句，你小子有能力，有政绩不假，但这一年来市局、分局收到反映你各种问题的举报信不少啊，有的写得很严重……你总喜欢站在风口浪尖，锋芒毕露，这是不成熟的表现啊，记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要学会收敛，学会示弱，否则你的麻烦会更大。”何东对有钱的香港老板在内地人面前颐指气使、高人一等的傲慢和对警察的轻视感到气愤，下决心跟他斗一斗，寻思着杀杀他的威风就是典型的例子。自以为高明的他用美人计让香港老板落入圈套，拿捏了该老板在床上与女人的丑态之证据，“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香港大老板在我（何东）面前赔着笑脸，不知所措，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其实，何东的搭档、犯罪心理学专家康敏已经暗示过他，让他从犯罪分子身上汲取教训。康敏就是因为深谙犯罪心理，看准了犯罪分子的反社会人格这一特点，才很快破获丛佳和陈少武案子。康敏不仅能剖析犯罪分子的心理，对自己的领导何东的心思，她照样能看透，只是碍于情面不好点破罢了。文本中有一节就是康敏劝何东赶紧刹车的段落。如果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来研究，这部小说也有价值。
何东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刑警，那么，又是怎么一步步沦为阶下囚的呢？在小说末尾，何东清醒地回忆了自己走过的路，一连几个“如果”把自己的结局归结于天意，那是错误的。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与必然相辅相承。
还是接着上面的话题，渴望出人头地的何东不敢正视现实，这是他致命的弱点，根子还是在于自卑。“武大赖”武大可侮辱何东的未婚妻孟可欣，血气方刚的何东赶来把他打伤了，还掏枪示众，影响极坏，纪委介入调查。武大可执意告何东说他执法犯法，身为人民警察殴打人民群众，何东找警察同事出面调解、平息势态也不行，孰不可忍的是武大可还提出要何东当着道上朋友的面，给他敬酒陪罪，何东左右为难：“我也想过不理他，挨个处分就挨了，可细想更不妥。我现在是代理之职，一旦受处分，下一步扶正是个问题不说，这个污点可能影响我一辈子……”。在这个节骨眼上，何东把名利看得太重了，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接受处分。当何东一时冲动揍了武大可，读者在这个时候肯定会同情人民警察，毕竟人是情感的动物，理解何东当时动手的心境。何东错就错在不该与黑道有染，按黑道的规矩办事。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说过“警察是黑白之间的一道墙”。何东却把这道墙打通了，真是要命，结果还真地要了自己的命。
何东如果在那关键的时刻能冷静地想一想，心甘情愿接受组织给予的处分，光明磊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就是了。遗憾的是他成了中国式的于莲，他像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莲一样急于向上爬，并且不择手段，就只能自找苦吃、自找罪受。
当何东去求黑道的老大陆文正来摆平此事的时候，读者对何东的看法就开始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对他的同情转为了强烈地鄙视，警匪勾结，成何体统！就这样，身为人民警察的何东一步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美国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提出一个观点：“人有自卑心理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处理得好甚至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强大的动力，每个人都有自卑心理，这与这个人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的高低并没有关系，任何阶层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自卑是人的天性，何东的失误就是没有超越自卑，不想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河东河西》中心理描写场景较多，如警察与黑道人物的心理搏弈，警察与警察之间的心理较量等，这是公安文学中可喜的现象。当下有许多公安文学作品只是一味地塑造高大的警察形象，不注重心理刻划，这是一大缺撼。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 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 是灵魂的历史。”牛力军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出色。
小说写出了人性意识，写到了何东的灵魂深处，还构建几个感人的正面警察形象，如淡泊明利、大公无私的曹建民队长，忠诚、刚毅、坦荡、体贴下属的宋大德副局长等。
小说值得言说的地方太多太多，就像小说中何东捞钱的方式很多很多一样，如果面面俱到，就会像作品中的何东那样贪心，没有好下场，即评论的效果不佳。
如有时间，我将围绕小说中偶然的因素和灵魂的搏斗做文章，还就命运感与神秘感谈一点浅见。
寓教于乐的《河东河西》警示性很强。文中一句话：“我真正体会到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贫穷，而是心灵的不安”，我会记忆很久，甚至一辈子。因此，奉劝读者有空看看此作品，特别是人民警察，不读一读真是可惜。因为她不动声色地告诫警察如何把握自己的道德底线，如何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等。与纯政治读本相比，她的优势明显，可谓“润物细无声”。（注：年轻的公安作家牛力军长篇小说《河南河西》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系警察三部曲之一，2009年1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再版。）
430035武汉市桥口区古田三路特1号
湖北警官学院（北院）宣传部
张友文 电箱：电话：027
附牛力军小传：牛力军，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一九八六年考入长春市人民警察学校，一九八八年毕业后分配到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先到派出所任责任区民警，一九九二年调到分局办公室，从事文字材料及对外宣传工作。此间，在公安部及省、市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两千多篇稿件，其中两篇获“长春公安好新闻一等奖”，一篇荣获“长春公安首届警察文化节征文一等奖”，两次因荣立“个人三等功”。二OOO年十月，调到高新区公安分局工作，先后任派出所教导员、治安科教导员，二OO三年任派出所长，二OO七年任分局户籍科科长。此间，他亲自参与侦破多起杀人、抢劫大案，并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二OO七年处女作《河东河西》荣获“第九届金盾文学奖三等奖”，这是长春市公安局首次获此殊荣，他因此再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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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城市的改造与发展——软科学研究报告(缩写稿)
【摘要】：正 “六五”期间,天津城市改造与发展取得长足的进展,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市政府在指导城市发展建设中,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和改革,积累了很多可贵经验。对此进行系统、科学、全面的研究和总结,不仅关系天津市的前途,同时也能对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为编制国家2000年长期发展规划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本研究的第一阶段,着眼于城市经济、社会和基础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各项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提炼,探讨天津城市改造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城市发展战略设想,并为下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
【正文快照】：
“六五”期间,天津城市改造与发展取得长足的进展,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市政府在指导城市发展建设中,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和改革,积累了很多可贵经验。对此进行系统、科学、全面的研究和总结,不仅关系夭津市的前途,同时也能对我国城市建设和红济、社会发展的决策,为编制国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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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现代诗的意象创作陈政内容提要
意象是诗歌写作的焦点，是诗歌艺术的精灵。现代诗的意象创作存在着生造与堆砌意象、完全抛弃审美意象、“意”与“象”割裂等现象和问题，这与作者没有把握住诗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责任心不强习习相关，要杜绝和避免这些现象必须用心学习祖国古代优秀的传统诗歌，摒弃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之风，建立起现代诗的审美标准和责任意识，正确处理好“意”与“象”、意象与想象、谜语、逻辑之间的关系。关键词 现代诗
存在问题及原因
解决办法与措施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平常会读点诗，也会写点诗。但是对于某些现代诗，却始终有点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解其中的端倪和意味。有人说，这是因为我读不懂诗中的意象。我不可否认，读不懂一首诗，跟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和阅历有关。但是如果一首诗意象泛滥成灾，故作高深莫测，就变得不是朦胧而是晦涩了。本文结合现代诗的现状，谈一谈现代诗意象创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
一、诗歌意象的含义
“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它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词》。其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曾论及“窥意象而运斤”，即指诗人当以审美意象构筑其艺术世界。唐代诗评家司空图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代胡应鳞也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意象是中国古诗词创作与鉴赏的焦点，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也是现代诗的基本艺术符号。诗歌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审美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合统一，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结合的产物。它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的主观情意。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是生活的外在景象与诗人的内在情思的统一，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有意义的形象。王耀辉在《文学文本解读》中认为“诗的文本意义正是通过意象的创造而得到传达的。”余光中说“意象是构成诗歌艺术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一首没有意象的诗正如我们很难想象一首没有节奏的诗。”钱钟书则强调了诗与意象的相因关系：“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可见，诗歌是一门语言的意象艺术。意象是诗歌写作的焦点，是诗歌艺术的精灵。没有意象，便没有诗；没有博大精深的意象文化，便不会有诗的登峰造极。
二、现代诗意象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生造和堆砌诗歌意象
纵观时下流行的一些现代诗，在没有融入作者感情的情况下去刻意追求意象。或者是无病呻吟，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词不达意，或者是故弄玄虚。这突出地表现在形式上的刻意雕琢或在语言上的搔首弄姿。在形式上标新立异，重形式轻内容，不管写出的东西有没有“诗味”，只要把句子排列成分行的文字就变成了所谓的“诗”。例如在笔者当地有一个《武夷文学网》，上面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诗人”之间互相吹捧，写诗的形式越来越花哨，语言越来越做作，随意地堆砌词藻，搭配词语，滥用通感，生造意象，写出诸如“挂在水里的泪水”、“掉入尸体的死亡”等等晦涩难懂的诗句。我曾经听人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是说一个人其实并不懂诗，但是为了附庸风雅，也学着做现代诗。他把字典搬到自己面前，随意地从字典里挑出一些字词并且编上号，然后通过抓阄的形式任意组合这些字词让其披上诗歌的外衣，不想很多诗人和读者读了这样写出来的“诗”，居然都说意象丰富，意境深远，连夸“好诗”。这无疑是对现代诗的一个莫大讽刺。
事实上，现在很多人写诗盲目追求西方意象派的某些手法，刻意让诗歌走向朦胧、含蓄，甚至隐晦，给诗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诗中并没有流淌着作者的情感，只是堆砌了许多毫无关联的物像，让意象像蝗虫满天飞，因此这种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没有丝毫的审美感受。一些严重的诗人，还让诗歌变成了谜语，只有自己会知道谜底。结果就是导致很少有人再继续猜谜语，现代诗失去了读者，也失去了市场。因此现在社会上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言论就是说目前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中国的诗歌已死。难怪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会疑惑：是“诗离我们远去”，还是“我们离诗远去”？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会感叹：“朦胧诗出现时，我反驳过说读不懂诗的人，如今轮到我读不懂诗了。”
（二）完全抛弃诗歌的审美意象
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在中国的诗坛上出现了下半身文学、垃圾诗派、狼心狗肺诗派等，这些诗歌中的意象全是关于性器官、性交、屎、尿、屁等人们碍于启齿的一些事物。借用一位作家余华的话来说：这些作品不描写内心专描写内分泌。例如散心的《和乐图》：“我/赤身裸体/躺在海岩石上/接受阳光的洗礼/我的阴毛/与我的头发/一样温顺柔滑/我的阳具/就像一个脱俗的智者/平和安详/卧在两股之间/俯视着天下/所有的阴道。”还有蓝蝴蝶紫丁香的《诗歌是放屁的发动机》：“写一首诗/放一个屁/写两首诗/放两个屁/写三首诗/放三个屁/不断地写诗/不断地放屁/诗歌/你真是放屁的发动机/让整个世界/臭气/熏天。”这种诗歌以反叛的立场和崇“低”的精神信念，撕开人类神秘的面纱和羞涩的脸孔，抛弃精雕细琢的语言与朦胧含蓄的意趣，热衷于描写人的下半身，完全没有了审美意象，直白得像白开水。这样的诗歌，或许在小范围内有一定的市场，能够满足部分人的感官愉悦，但是从总体来看喜欢这种诗歌的读者并不多，这也让现代诗进一步脱离了普通大众。
（三）割裂诗歌“意”与“象”之间的联系
诗歌中的“意”与“象”是一个整体。诗歌创作既忌有意无象，也忌有象无意，而现在某些“诗人”写诗却完全割裂了“意”与“象”之间的联系。如某刊物发表的一首诗《勤奋》，可谓有意无象：“天才与勤奋作伴／成功与刻苦相连／不要期待幸运／也不要坐等明天／听天由命，是懒惰者的信条／把握人生，是勤奋者的箴言。”这样的诗，只是一般哲理的直白，缺乏比喻象征，忽视形象，不讲意象，因而就像“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一类的小格言一样，作为格言尚可，作为诗实在不行。高尔基说得好：“真正的诗，即使略带哲学性，总是以专讲道理的东西为羞耻。”另一种情况是有象无意，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平滑的镜面／反射着物体的图像／映出了少女的笑脸／照出了老人的目光。”又有人咏虾为：“弯着腰，绝不是对人恭敬。”咏山羊云：“翘着的胡子，不表明年岁大。”都是只知状物，不知寄托寓意，缺乏诗情画意，充其量不过是对事物特有形态的解说，味同嚼蜡，实为无深刻意蕴的肤浅之作。
三、现代诗意象创作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没有把握住诗的本质和社会功能
诗的本质是什么？古人说“歌咏言，诗言志”。海德格尔在叙述诗的本质中说：“从内心出发，并指向内心”。台湾著名诗人洛夫说：“诗的本质就是语言的意象化，是把感情寄托在外物上，在审美意象里完成自己的情绪散发或酝酿。”诗人熊国华说：“诗就是专主抒情的高级语言艺术。是用心灵化的意象语言实现对客观世界的重新整合，以最直观、最富于想象、哲思和美感的形式探求宇宙人生的真谛，以求得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绝对自由。”由此可见，诗就是诗人凭借语言这个载体，以诗这种特定形式为媒介，发自心灵深处的对客观世界、对生活的呈现、联想、感悟和再造。
关于诗歌的社会功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这段话基本概括了诗歌的主要社会功能，“兴、观、群、怨”四个字，也成为历代诗家遵循的基本原则。一般认为，“兴”指诗歌能感发意志，陶冶情操；“观”指通过诗歌可以观察风俗之盛衰，考证政治之得失；“群”是说诗歌能交流和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协调人际关系；“怨”指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即批评、讽刺执政者的过失和错误。简言之，诗的“兴观群怨”就是陶冶、体察、沟通、讽刺功能。
所以，从诗的本质和社会功能来看，诗是抒怀言志的，而不是消遣把玩的。孔子在列举诗歌的社会功能时没有说“可以娱”、“可以欺”、“可以贱”，就是说诗是不应该用来娱乐消遣、粉饰太平、趋时媚俗的。因为诗不仅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读者的，如果诗不能打动别人，艺术存在的目的就毫无意义了。意象是构成诗歌语言的基本单位，也是唤起和加强特定情感的主要手段。现代诗意象创作存在的问题就在于时下一些诗人对诗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认识不清，予诗于杂耍般的嬉笑怒骂或游戏般的自娱自乐之中，他们或自我陶醉、无病呻吟，或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或互相吹捧、酬唱应和，或党同伐异、互相攻讦，令人很难想象这样的诗里到底有多少理性、客观和真实？
因此，必须要提倡诗的社会性。诗是严肃的艺术，它要求作者力避慵懒低俗之风，而以勤奋和高尚之姿更广阔地探索。诗作为以意象化语言为工具并着重于情感表现的思维的艺术，要求诗人必须对生活有深入的观察和思考。纵观古今，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流传下来，其内容肯定反映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一个只会写小家碧玉、浓情蜜语、低级趣味的诗人不能叫诗人。只有把诗的内容上升到一种审美、美育的境界才能是诗。对于那种不需要逻辑，不需要韵律，缺乏审美意象，为反叛而反叛，充斥着梦呓、颓废、死亡、怪异、血腥、病态、疯狂、淫乱等等思想和内容的“新潮诗”，是不能够流传久远，也没有什么保存价值的。因为对于有一定鉴赏力的读者来说，有两个最起码的阅读原则：第一，文学不单是文字学，先锋诗人把写诗当作是文字游戏，完全否定传统诗歌应有的意象和意境，把毫无关联的词语胡乱堆砌在一起，读者是断然不能够接受的。第二，文学的根本是人学。人跟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性。把人纯粹当动物来写的做法，是必将遭到读者的唾弃的。我们经常说某个人的诗写得好，肯定是指他的某些作品从形式到内涵，从技巧到语言打动了我们，感染了我们，而绝不是指他善耍嘴皮子般地空谈理论、卖弄知识、故作高深等等。
（二）缺乏责任心
现代诗的意象创作存在问题除了一些诗人客观上对诗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认识不清之外，还有就是诗人主观上缺乏责任心。很多人写诗并没有抱着慎重的态度，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赢取“诗人”的桂冠或者获得向人炫耀的资本。这些“诗人”（其实最多只能算作“诗作者”）不负责任地制造大量毫无意义，冗长拖沓的文字，整首诗一眼看去，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你在呻吟”或者是“荷尔蒙过剩”，完全脱离了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挖掘，活脱脱地把现代诗歌当成了个人主义的收容站。有时，一首诗明知不好，语言粗俗，直白浅陋，意象不美，意境不佳，可就是不想修改，也懒得修改。如此倒也罢了，扔在一边，不就完了吗？可是偏偏有一些“诗人”仗着有几分名气，就老想拿出去示人，还想让别人说个“好”字。我认为这是对读者的莫大的侮辱和不负责任。
中国现代诗人海子比较强调诗人的使命和责任。在海子的心目中，诗人是在“神圣夜色中，走遍大地”，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探索者。诗人应该摆脱“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的本身”。他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又说“我觉得当前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语言要求”，“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还取决于意象和咏唱的合一。意象平民必须高攀上咏唱的贵族。”他所追求的是“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倡导“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所以，诗人老巢也说“诗坛需要反省与自救，当前的现代诗歌创作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的责任”。
四、解决现代诗意象创作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一）学习和借鉴祖国优秀的传统诗歌，摒弃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之风
20世纪20年代，由李金发发端的“远取譬”等现代诗意，催生了新质的诗歌意象。穆旦所致力倡导的“诗歌意象的现代化”，使诗歌的意象更具鲜活的时代色彩。这些新质鲜活的诗歌意象，不仅营造出新的诗美形态，同时也大大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也正是由于意象的推陈出新有如此巨大的诗学意义，所以在现代诗的写作中一种偏向也日益明显地显现出来：意象的创新及“现代化”，被许多人实施为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其结果是不仅使得一些“现代诗”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在韵律上也不堪卒读。这一偏向已经使“现代诗”的写作异化：在一些现代诗人那里，诗已经不是独特情思的抒发，而是一种向人炫耀技艺的匠人式的把戏。
中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诗歌，诗人在诗中常常凭借意象来完成诗歌的各种功能，营造了许多经典的诗歌意象。比如李白的诗歌意象奇丽雄浑又飘逸不群。杜甫的诗歌意象个性独特，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我们一定要用心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摒弃意象的搜奇出怪及堆砌之风。要明白诗歌的意象是诗人抒发情感的最基本的方法，意象要有情感作支撑。晋代文论家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诗者，吟咏情性也” 。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也指出：“作诗本乎情” 。就是强调情感是诗的生命，抛开了真挚的情感，诗的意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对于那种脱离人的情感，胡乱堆砌意象，不知所云的诗歌，我们要敢于说“不”。绝不能学《皇帝的新装》里面的大臣，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或鉴赏水平，对所有朦胧、隐晦、自己读不懂的诗都不加辨别地大加赞赏，这只能让现代诗进一步脱离轨道。比如，对于诗人吴铭越的《无题诗组》：“最了解的人还未出现/车祸已来临/沉醉于此/体内的钉子带给她犀利线条/那该是什么颜色？/上帝的眉毛给了她……”，我是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把这些诗句分解开来，还能看出几个诗人创造的意象，如“没有出现的人”、“突然的车祸”、“体内的钉子”、“犀利的线条”、“上帝的眉毛”等等。但是，这些意象都是彼此孤立的，起码读者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就更不要说形成诗的意境了。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些诗句只不过是一些词汇的堆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读者看不懂是正常的。而对于冰心的《繁星》（七一）：“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我却十分欣赏。虽然只是一首小诗，也排比列出了“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等意象，但是由于这首诗词句清丽，韵律天然，而且寓情于景，使情与景相映相生，所以创造出了一种恬静和美的意境，令人十分喜爱。
（二）建立现代诗的审美标准和责任意识
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氛围中展开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审美现代性”，影响并催生了中国的现代诗。国外诗歌崇尚自由和前卫，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下半身文学、垃圾诗、口水诗、狼心狗肺诗……这些诗折射出了一种浮浪、奢靡之风，他们不关心社会变革中人的心灵、生命的生存状态与感受，而是关心人的生殖器官、屎、尿、屁等等，作者越写越大胆，越写越暴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这样写诗，才是直抒性灵，描写人类的本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现代诗的不幸与悲哀？我只觉得，诗家，儿女之事，是你自家的私房中事，何苦要拿到阳光下来展示和炫耀呢？
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的“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的洪子城教授说“现代汉诗需要深入的自我反省”。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则强烈呼吁要建立现代汉诗的写作鉴赏标准，认为必须要有可行的艺术准则来衡量诗歌质量以保证稳定的诗歌作者群和读者群。笔者也认为诗歌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审美标准，不能把所有的分行文字都称作诗，更不能把那种哗众取宠、挑逗人的内分泌、直白得象说话的诗说成好诗。评价一首诗的好坏，思想比形式更重要，诗表现着诗人的心灵向往和良心。怎样的意识倾向，或许就会孕育出怎样的诗来。但不论怎样，都应该遵循并把握诗的原则与本质，那就是关注人的心灵、生命存在的状态和感受。作为一名真正的诗人，不能只局限于吟唱“小我”，更不能片面地追求低级趣味，自娱自乐，自我陶醉，将诗与我们生息相关的社会孤立地隔绝开来。“位卑未敢忘忧国”，历代诗人在这方面已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面对新的选择和新的挑战，一切热爱诗歌的人们都不应忘记诗歌的使命，忘记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都应让我们的心声、作品与国家、民族、时代的脉搏共振。想大众之所想，急大众之所急，使诗歌真正成为时代的鼓点和号角。拥有了这种“大我”，我们才会在平凡的生活中创作出充满激情和亮丽的诗行，从而引起民众的共鸣和热爱。对那些不健康的、肉麻的、淡然无味的诗歌，我们应该多一点批评，少一点掌声，不要盲目地去追捧和喝彩，要让这些诗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远离庸俗，提高品味，真正成为能够给人们带来审美享受的文字，成为对读者有利，对社会有益的艺术。
（三）把握“意”与“象”之间的关系，做到意象合一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单位。“意象”即意中之象，“意”与“象”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意是诗的主旨，是意境的内核，这种意，不是意念的意，而是意趣的意，即是经过情思的物态化后可看可听可感的“意”。象即诗歌所表现的物象，是诗人情感的载体，但也并非纯客观的景物刻画，而是情思化后的“象”。诗歌的立意贵在高洁巧妙，不能鄙俗不堪，取象贵在浅近亲切，又不能隐晦太多。这种分寸确实难以把握。所以，古代的费经虞说：“诗贵似浅非浅，不得似深非深”。在诗歌创作中，要力求“意”与“象”，“物”与“我”的完美结合，使人一看就懂，却又回味无穷。韩瀚的《重量》就是如此：“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一杆生命的天平，称出了张志新烈土生命的比重，突出了她“比泰山还重”的死所具有的独特的震撼力。将一个人和所有的苟活者相比，所形成的反差通过“天平”强烈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其意象既清晰又深刻，体制虽小，却能以极其强烈的情感含量取胜，正所谓“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四）正确运用想象组合诗歌意象
想象是作者在思维天空中翱翔的翅膀。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雪莱说：“一般来说，诗歌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布莱士列特：“诗歌是想象和激情的语言。”别林斯基：“在诗中想象是主要活动力量。创作过程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完成。”艾青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人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想象是美感的眼睛，想象是灵感起飞的跑道，好的想象是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离开了想象的作品只能是一潭没有波澜的死水。诗歌作者在把意象词语化的同时，也要考虑借助想象把一个一个的意象组合为整体的诗歌意象系统。组合成什么样的诗歌意象系统就会产生什么样特定的诗歌意境，传达出什么样的诗美体验。诗歌作者的组合意象方法因为神奇想象的介入，显得比其它文学文体的组合方法更自由、更大胆、更出奇不意。但是诗歌中的想象不能是无凭无据，或者空穴来风的，应该是诗人独特的主观心灵的体验下的产物。想象运用得好，意象就丰富，意境就优美。 比如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代表作《乡愁》，全诗四节分别把乡愁想象成“邮票”、“船票”、“坟墓”、“海峡”，新颖别致，体现了诗人由此物到相关联的彼物之间的超强想象力。诗中的四个想象就营造了四个意象，就单个意象看，并无特别之处。但这些意象紧紧围绕“乡愁”这一中心经营，并按照“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这一人生的成长历程层层递进，以“我”与“母亲”、“新娘”、“大陆”对举，就使意象经营深刻化了，同其他乡愁之作的意象经营有本质区别，也使此诗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一首名作。
（五）处理好意象与谜语之间的关系
法国象征诗人马拉美曾说：“诗永远应当是个谜，这就是文学的目的所在。”马拉美的话当然有点偏激，我们承认诗与谜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诗并不完全等于谜，二者是有显著区别的。谜语是以富于特征的线索暗示隐藏的谜底，诗则使用意象语言来暗示深邃的精神世界。在诗里，意象是帮助读者摆渡到“彼岸”的舟楫，“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读者正是通过意象的启悟唤起自己的体验，而意象所起的作用就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正如谜语的谜面提供的种种线索均指向谜底，当读者经过破解捕捉到谜底之后，线索的媒介作用也就完成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诗歌意象和谜语线索一样，都是一种中介手段。但是，从根本上说，谜语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它并不负载情意内容，无可感兴，其形象也不具备审美属性。而诗歌所寄托的是诗人的情怀，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人生的感悟和发现，所展示的是深邃的精神世界。谜语的内涵和目的是确定的，单一的，答案找到了，解谜的过程完结了，谜语也就无意义了，而一首好诗却没有明确的解答，诗具有丰富的暗示和象征意义。例如 “白天忙忙碌碌，夜里茅草盖屋”，是谜语，谜底为“眼睛”；而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其间的思维闪现，跳跃，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显得辞约而意丰，令人回味无穷，这显然是一首诗。古人说：诗无达诂。正是由于诗无确解，才为我们的审美探险留下永远开掘不尽的宝藏，也使诗歌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六）处理好意象与逻辑之间的关系
写诗要重视意象的创作，但同时也要注意逻辑关系。诗与逻辑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诗歌是自由的鸟儿，它张开形象思维的翅膀，在诗的天地里无拘无束地飞翔。出于诗意和情感的需要，作者笔下的事物形象常常出现与事理逻辑相抵牾的变形或夸张，以诗化逻辑或情感逻辑代替生活逻辑。另一方面，诗又有皈依逻辑、遵循逻辑的内在要求，而使诗意显示出一种严谨缜密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诗的这种表面悖理而实质有理的特征，《红楼梦》里的香菱理解得很准确：“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诗的这种特征决定了诗歌的创作既要注重形象思维，又要注重逻辑思维――即是任何修辞手法都可以“悖形”使诗句新奇动人，但决不能真正“悖理”――让人觉得无情无理，想去竟然不合理。诗要经得起推敲，不可忽视诗中的逻辑，忽略它，常常会陷入水桶断箍锄头掉楔的尴尬境地。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有的诗人不大注意，结果使诗出现疏漏，影响了诗意的整体表达。例如，梁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诗中，有一句诗的意象违背了逻辑：“我们沉默得太久/甚至眼睛都长出了青苔。”沉默者，多指缄默不语，静观默察，并非闭眼不看。闭眼不看，并不等于缄默不语。这样，言青苔长上了眼睛就有点悖理说不通。如果说青苔爬上了紧闭的唇边才合乎逻辑，让人觉得合情合理。诗与逻辑的关系，既对立统一，又相辅相成，逻辑因诗而进入诗歌王国，诗因逻辑而增加内在力量和哲学思辨。
以上是笔者对现代诗意象创作所作的一些浅显的分析、提炼，不免有些挂一漏万。当然，要写好现代诗，仅仅孤立地掌握诗歌的意象知识还是不够的。作者要使自己的诗有意味，就必须以热情专注的目光去观察社会，观察自然，去体验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在观察和体验中获得认识，捕捉形象，积累感情，移情入景。最后笔者用别林斯基的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记述大自然之美的作品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抄袭而成的。诗人从心灵深处复制大自然的景象，或是把他所看到的东西加以再创造，无论哪一种情况，美都是由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景象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或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诗人用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思想，给大自然景象添加生气，如果他想用大自然景象来感染或者震动我们，他自己先就必须对这景象加以欣赏或者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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