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h1z1有汉化吗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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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汉化后就失去了抵御蒙军的能力吗?
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乃至发扬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蒙元初期,人们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说的就是女真汉化过甚,丧失了本民族剽悍尚武的风习,才导致对蒙古大军没有了抵抗力。
有些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认为,除去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等特例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如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等等,都始终没有被汉文明所同化,从而保持了“征服王朝”的特色,这些民族被称作“骑马民族”。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主宰了欧美各国的东方学界和日本、韩国的东洋史学界。
与上述观点形成尖锐对立的是中国学者的立场。对于“征服王朝”、“骑马民族”之类的说法,中国学者历来是采取排斥的态度,根本没有商榷的馀地。我们的主流观点是,历史上入主汉地的任何北族王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先进的汉族文明所“同化”,──换一个比较策略的说法,就是“融合”。就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恐怕就连“涵化”(Acculturation)这样的概念也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一方是强调文化冲突,不能接受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的事实;另一方是强调文化融合,不能容忍北方民族抵制汉族文明的说法。观点的分歧源于各自立场场的不同,显然这已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事实上,北方民族的汉化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历史趋势,几乎所有的北族王朝都被汉族文明同化了,或者说是大部同化了,没有同化的部分便显得突兀刺眼,而在1949年以后,这种刺眼的现象也几乎消失。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汉化的还是比较彻底的,其中主体部分,也就是说进入山海关以内的女真族基本汉化了。
女真民族形成时期就是半农半牧
在辽、金、元、清四个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属于典型的汉化王朝。女真人的汉化程度,用“全盘汉化”四个字来概括是并不过分的。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
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包括松花江、牡丹江、呼兰河)的森林边缘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地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这是对定居畜牧业的描述。
当然,女真人早期的生活方式曾经有过游牧生活,那是起码在建国建国前一百多年的事情了。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但到了献祖绥可,从牡丹江流域“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
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十一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
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
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如1958年在黑龙江肇东县清理的一座金代城址,出土铁器700多件,其中就有各式农具50馀件。有人统计,黑龙江省境内历年来出土的金代铁器多达数万件,其中以农具最为普遍。
《金史》在记载金太祖称帝建国的仪式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
1985年至1986年,笔者参加了金皇陵的调查与试掘,当时就出土了铁制农具。2001——2002年发掘金睿陵,出土了大小9件农具。睿陵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墓,是从黑龙江迁徙而来,说明这些出土的农具也是来自于原葬地。
这无疑说明了从金太祖建国时开始,金朝农业经济已经是主导经济了。
[13]不少论著都以这条史料为据,谓金朝建国之初即以农业为本。我觉得这个结论未免有些造次。《金史》里的这条史料源于《大金集礼》,[14]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
姚从吾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我们常有一种感觉,女真这个北方民族竟没有一种自成套数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钵文化那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碍。这就是女真人全盘汉化的基本背景。
向以汉族为主的居住地移民,是女真汉化的主要途径。
生女真的传传统居住区域是“金源内地”。金源内地在金朝初年包括上京一带,就是今天的阿什河、呼兰河、牡丹江、松花江,后来人口向府(辽阳)和咸平府(今开原)两路扩展。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原辽朝的地域迁徙。金太宗时虽然灭掉了北宋,但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金熙宗皇统初年,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20]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
。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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