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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讲座：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四〉杨帆在乌有之乡讲座春节第三份礼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四）继续讲三个关系：反极右与防极左，信仰与科学，主流与非 ...
杨帆讲座：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四〉
杨帆在乌有之乡讲座
春节第三份礼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四）
继续讲三个关系：反极右与防极左，信仰与科学，主流与非主流
一．反极右与防极左，关于目前争论
李宪源从新年到春节，以我个人为主要攻击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攻击，给祥和的春节增加了火药味，2006年的理论斗争提前拉开了序幕，这将是一场全面的理论较量，比年更加精彩。 我们以“中左”思想为主导，不仅要继续深入反思改革，继续把极右思潮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也需要随时抵制极左的干扰。
各种思潮长期存在是正常的，没有必要什么都回应，忙不过来。 关于左翼以什么思想为主导的问题， “中左”和“极左”早晚要拉开架势公开论战的。许多朋友害怕干扰反对极右的大方向。 我的意见是“反极右，防极左”，两者不可分开。 对极右是主动出击，目前集中于反思改革。对于极左是被动防守，谁打到门上，适当反击。 这次风波是李宪源高调对我进行漫骂造成的，我只批判他的文风，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有人说，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对骂降低自己水平。也有道理。我的原则是：不理睬漫骂，不和漫骂者讨论。对野蛮的谩骂列出示众，对他们的极左观点间接批判。 可有两个展览，一个是漫骂展，一个是极左言论展，当定期展示。其实大多数东西用不着批判，只要展示出来，是非自明。对于极左派的干扰，我们一不回避，二不害怕，三不卷入。总的分寸是七分批判极右，三分抵制极左。极左言论的特点是；
----思维方法绝对化，非此即彼；
-----随意做结论，无限上纲；
-----知识和概念老化，
-----辩论方式的强制性，强加论题，不讲逻辑；
------唯我独尊，排斥任何和他观点不同的人，对自己人整得最狠，
------不团结中间力量，反而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
-----不爱讨论观点，专门攻击个人，辩论目的不是为了澄清问题，而是为了打倒对手；
-----文风粗野，做派狂妄，动辄依靠骂街，以势压人，扣政治帽子，贬斥咒骂贬低他人。
一小撮极左分子利用网络的特点， 形成局部话语垄断，大约许多网站周围，都聚集着几个人吧。 看谁不顺眼，几个人一商量，就可在网上把人搞臭骂倒，配合默契。说民主自由可能被少数人操纵，如用钱买选票，利用宗族关系拉选票。现在利用媒体控制，煽动和操纵误导舆论，也是现代化的时髦。前一阶段是右派控制主流媒体，左派利用网络。社会两极化以及舆论两极化非常明显，连话语和逻辑都不能相通。 在斗争中间形成漫骂风，可打击极右气焰的嚣张，但总的来说不是我们提倡的。
我们从来不赞成网络漫骂，这是双刃剑，一旦形成风气和小团体的垄断，就轻易可把这种手段用于任何人。 如同我们也反对简单使用行政办法禁止言论，处分思想者，记者和学者。思想问题应该通过正常辩论解决。政府和社会应维持正常讨论环境，如规范网络语言就是。 多年以来在学术界里，本来是有一个共识的：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不能支持任何势力整人，哪怕整的是自己的理论对手。现在我们为什么减少了对自由派的批判？ 因为他们有些人受到了政府的处理， 在网上也受到一致的谴责，我们就不好说话了，总不能落井下石吧，反而要出来替他们说几句。 无论是政府处理人还是网上有人以“人民群众”身份骂人，手段不对我们不能支持，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一种流氓文化。这在文革中有重大教训，在市场经济中也有重大教训，比如利用腐败推动改革就是。
我会在适当场合讨论这些问题，但不和漫骂者讨论，有些极左派人士，他们对于著名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仇恨，用他们的语言是文化革命中“反动学术权威”，当年可随便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叫“臭老九”永世不得翻身，现在竟然要一口一个“专家教授”，希望他们接受自己方案，如果不买帐的，就难免挨骂。或者先破口大骂，再讨论问题，好吸引眼球。如果容忍漫骂这类风气蔓延，网络就会成为一小撮极左或极右分子干扰捣乱的地方。
现在形势只是在表面上对左翼有利。极左错误估计形势跳出来，想当主流。一方面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依靠官方力量控制马克思主义解释权，一方面是极端的民间文革派依靠极端观点，嚣张态度，漫骂煽动。他们的实际作用不是深入批判极右，而是打击中左，把温和左翼从网上赶走，由他们发挥极左理论，这是他们这次对我进行围攻漫骂的基本原因。有人个人作风如此，俨然网上一霸主，在网络上可以肆意围攻，文明人不骂人不匿名，就只能够退出。
这种做派，这种认识处理问题的方法，类似文革遗风。多亏是虚拟空间，到实际社会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于文化革命没有实际感觉的年轻人，可以感觉感觉他们。 他们的文风类似当年文革社会风，那时这种人大摇大摆可吃香呢！他们自称代表工农掌权，当家作主，有时候会出现流氓无产者上台。青年人不是不明白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好的设想，很快就演变成抄家武斗，而不得不停止吗？ 就是因为群众成分复杂，可借任何发动把水搅浑。邓小平也有判断失误，他放出来的“少数人先富”也是控制不住啊。 任何理论都有一个操作和执行问题，不解决这样的问题，设想什么理想社会太容易了，马克思早就说叫空想社会主义。
在网络上攻击我，我是不怕的。漫骂和诽谤有效，也有限，因此依靠此道成大事者，自古未有。 他们的攻击太离谱，离事实太远，也只有李宪源在加拿大敢说。只凭文字材料能了解中国学术生态吗？ 那个右翼的新望，来北京三个月就为经济学主流派在网络上点名骂我和非主流派，结果丢了大脸。除去骂人难听，他对学术界描述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李宪源也是，一再说我和秦辉是一伙的，说我批判了刘国光和左大培，这是无知啊，还是挑拨离间啊？ （笑）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时候互相批评，实际关系非常好；有时候已经相同，但内部分歧极其深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我们什么关系，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只李宪源不知道，他在国内那几个朋友，在网上配合他漫骂我的，怎么不教教他，话说得太离谱了，你就没有公信力了，或者根本就树立不起公信力。圈内的人不是要笑掉大牙吗？太离谱了！ （笑）
我从来没有说过“公平文明走资”，“好资本主义”，我和新自由主义斗争已有10年，给工人呼吁的文章有100篇。 我在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 和左大培在1994年和1998年两次支持政府宏观调控，控制国内外投机资本。我在1998年彻底揭露权力资本化。在2000年和左大培韩德强等六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公开讨论 WTO条款，今年还要再进行呼吁进一步反对权力资本买办化（热烈鼓掌）。
我和卢周来等人在2000年公开提出“非主流”和主流对抗， 出了系列丛书10本，其中一本叫《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现在卢介绍了《穷人经济学》，已经被国家领导采纳了。我们支持王小东，杨斌，许健康等“海归”，揭露美国的对华战略，反复提出国家安全问题。 我支持高粱等人力主发展国家战略产业，现在终于有了眉目，国家承认了“自主创新”。
2005年我们提出“新改革开放观”，力主反思改革；我们支持了对于医疗和教育改革和反思， 支持了民间反对日本入常，尽力为农民工呼吁而导致网站被封。我批评北大教改，反对“赦免原罪”论有长篇讲演，北京大学为此禁止我进去讲座，怕得罪张维迎。我们在2004年8月集体支持郎咸平，一次会议彻底改变局面。 这样长期艰苦的斗争，大家有目共睹。 我们区区五六个人，没有任何资源，“竟然”能够抵抗经济学主流派代表的“中国精英联盟”长达10年之久，居然和可以和主流“三七开”， 能量，意志和水平，也还是可以的吧？（笑）
本来不应该邀功，但现在刚有局面好转，就有自己阵营的人出来，挑我们的毛病，否定我们非主流的斗争，甚至说我们帮助了主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使用“资产阶级走狗，哈巴狗”之类的词语辱骂我们，嫌我们立场还不够坚定，观点还不够左倾！ 甚至是破坏了左派的事业！ 那么请问你们这些左派大老爷，当我们在第一线最艰苦斗争，最关键的时刻，而且取得胜利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鼓掌）
同样的话，我也曾经问过所谓“改革开放派”，90年代你们出来摘桃子，利用改革发财，
80年代改革开放最艰苦的时候，你在哪里？ 什么时候也是有人摘桃子！ 抢果实，抓话语霸权！ 参加实际斗争的是我们，在一边打击漫骂的是他们，这难道就是“革命性最彻底”的新毛泽东主义吗？你们要想继续革命，有的是对象，想革到我的头上，还早着呢！
关于李宪源已经说得够多。 他在加拿大一个人很寂寞，没有我们这么热闹，什么时候想见面了，有什么新的思想了，就办一个讲座，先说说，看看反应，然后再正式发表。没有人直接的接触是不行的。 长期在国外讨论中国问题，难免性格压抑，说话激烈，因为听不见鼓掌。（笑，鼓掌）脱离中国斗争的实际，构想未来社会，大家都会，价值不高。所以我劝他回国，这是可是肺腑之言。他竟然不识好人心，说我诽谤他？ 我可没有诽谤他，是他诽谤我。有朋友说，分不清楚。那么我不说话，他又说我逃避不敢说。我要是象他那样口气，又降低自己身份。这就是网络话语霸权。大家说，我是说还是不说？（说！），我是骂还是不骂？（全场笑，活跃），还是下次再拿主意吧。反正李宪源劲头大着呢！ 长期被边缘化是非常难受的，这个我有体会，现在我也不是什么主流，只不过在国内，还能够经常和大家一起说说（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的场面李宪源感受不到，也挺可怜的。他高调骂我，说明他比我还边缘化。 但依靠激进和咒骂吸引眼球不能长久，说话要注意公信力的。
我们才进入正题。 也真是的，本来要给大家送春节礼物的， 没想到礼物让人家给涂了吐沫，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胃口。
（下答：“有胃口，这不是吐沫，是胡椒面。”全场大笑）
那好，我们对李这样的人还是宽容一点吧。反正他对社会也没有直接危害。-----只有我本人是受害者。（笑）
非常感谢几位网友出面说公道话，看来网络的主流还是有希望的。 （笑） 因为大家这么多年是了解我的。你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资本家也不信。你说我和主流经济学 是一伙的，他们也不承认。 你还可以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连美帝国主义也不信啊！（大笑）中国人讲盖棺论定。 面对历史和人民，我可以说，我年轻时候因为太讲信仰，在文化革命中间犯过极左的错误，以后认真地反思了，投身于改革开放，但是在90年代没有接受新自由主义一边去，说明正趋于成熟。 50多岁了，再不成熟，岂不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小僵猪了？（全场大笑）主流派封杀我，媒体限制我，对我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被人捧起来的时候，离败落就不远了。
二．正确进行理论斗争需要不断规范概念
“老兵痞”网友提议休战，被李宪源拍了板砖（大笑），他提议不要用刺激性的词语，我可以接受。 但是，“极左，极右”作为学术名词，并不是贬义词。李宪源在网上骂秦辉，实际是骂我呢。 秦辉说有四种思潮，“极右，右派，左派，极左”，很有见地，其实还可以有许多划分，这类划分的意思就是要制止极端思潮，壮大中间思潮。 不知道他是那年说的，我还要和他争一争知识产权呢。（笑）
我1994年发表文章《超越左右翼》，《中国现代化的四种社会思潮》，当时我们经济研究所的领导于祖尧找我谈话，说你最近又在香港发表什么观点了？ 我说，不就是四种思潮吗？ 那是我在国内先发表的。 他说，在香港有反应，到社会科学院了。也不是不让你写，香港舆论复杂，以后注意。
我的划分是“激进右翼，温和右翼，温和左翼，激进左翼”，因为太长，后来是从通俗说法，简称为“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真的没有贬低的意思。 以后改过来也可以，怕大家不习惯。我有解释，说明我接受你意见。如果谁因为这个受刺激了，我表示歉意，学术概念，的确没有贬义。（鼓掌） 人家说我是新左派，我也不爱听，因为那是和“自由主义”对立而言的，我认为是自由主义设计出来贬低我们的。 但是大家就没有这个感觉，是不是？ 道理差不多。
我的第一讲，主要分析泛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变。把1995年以来的主要危险定位于“极右的瓜分派”，即主张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思潮。第二讲，列出左派光谱，批评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是“激进左翼”的思潮。
第一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代替“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是为了区别二者。现在极少数依靠官方得势的（不包括刘国光），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思想僵化，概念老化，唯我独尊，自说自话，已丧失在社会和群众中的影响，他们想垄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解释，必然打击民间马克思主义力量。由于他们依赖于官方支持，不敢也不想真正触动“极右派”权力瓜分问题，不敢真正彻底地反思改革。 这样就会脱离中国改革的实践，成为官方政策的解释。由他们垄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有生命力。 应重视的，是10年以来民间发展起来的实践派马克思主义，包括经济学和思想界的“非主流”，新左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文化，国际上的新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老左派”。
他们已退休多年，对官方主流政策多有批判，也是“非主流”。对于老左派90年代以来坚持批判新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道义力量，特别是革命前辈以社会主义信仰，坚持共产党组织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领导层平稳过渡，做出杰出贡献，作为晚辈我们没有资格参加，但是我们尽力追随了，这是我们的光荣。作为晚辈由衷地钦佩老前辈，并当作为精神财富来继承。（鼓掌）
这与我们在理论上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包括“老左派”在内。
第二种是纯粹民间的，边缘化的各种左翼思潮，有许多种。其中“极左”且影响最大的，是对文革全盘肯定的“文革派”，个别人发展到直接给四人帮翻案的程度。 这两支思潮在“左翼”阵营不能成为主导，应在”反极右防极左”过程中予以防止。 两者应该同时进行，不能因为“极右”的嚣张，就放弃对“极左”的批评。 反对极右是主要矛盾，我们应主动出击，今明两年集中于反思改革开放方面。 至于防止极左，可以是被动性的，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批评，有理有利有节。 批评他们不是为了追求纯粹，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够影响政策，而是为了保持正常的思想理论讨论的环境，教育和提高广大群众，团结广大中间派不被他们吓跑。更重要的是，在斗争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不能让极端言论把阵线搅浑，给极右派提供借口，把左翼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给文革翻案，煽动社会动乱”等政治帽子。 一直有人在这样做，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不要太天真。
极左派往往是一些非常边缘化的人物。 在全世界和中国都出现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的时候， 边缘思潮激进尤不可免，甚至导致激烈的行动。毛泽东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哪怕是一万年以后，全世界各地也会有各种理论代表在活动，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失败的。世界上哪有那么纯而又纯的事情？ 追求纯粹，是极左派的特点。我们讲超越左右翼，就是能够包容，底线是不能让激进的极左主导左翼，干扰斗争方向，以至于一败涂地。
经过年反对极右翼的斗争，瓜分派暂时收敛，但反击是必然的，各种力量都想影响十七大。目前形势暂时对左翼有利，内部马上分裂。 温和人士中左与中右，策略和学问有余而勇气不足，每逢关键时刻，往往把主导权送人，想起陈独秀当年，我一直不理解，现在似乎可以理解了。
这次极左派的抬头，起源于顾雏军的倒台。
日，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选择适当的时机，策划了郎顾之争的升级，极右派失态跳了出来，暴露了瓜分阴谋，当时就注定是败局。一年以后顾雏军被抓，马上掀起批判主流派经济学家的高潮。就主导思想而言，这是中国“中左与中右，老左”联合的产物，其实郎咸平，丁学良，刘国光的思想，都是中左。
我说这是“温和左翼”的胜利，是指主导思想。 我们从1994开始与“经济学主流派”辩论已有10年。主流派不和我们辩论，想把我们边缘化，但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他们在2005年彻底丧失社会公信力。2002年张五常被美国审判，他们就牵连进去了，求助于“上边”的保护，才得以维持，而且变本加厉推行权力资本化。之间有许多经济学家卷入企业丑闻。 长期因素是有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 作为理论对立面，不断从逻辑上解构他们，在实践上批判他们，如果内部没有生长起反对力量， 再错误的东西也不会垮台。以后才有2003年的批判新自由主义，2004年的郎顾之争，2005年的改革反思。
2005年，“非主流”竟然成为国际10大流行词之首，自由派15年以来策划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终于被社会抛弃了，这才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话语权。（鼓掌）
毛泽东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思想是决定路线的。思想斗争中间的主导思想非常重要。当然，取得这样胜利的根本因素，是极右派主导改革实践引起巨大社会问题，出现社会动乱，激起人民的广泛斗争，引起许多人反思，新的党中央也有调整的意愿。 我们的思想斗争也得到广泛民意支持，包括中间阶层在内，这是应有之义。
不能否定主导思想的作用，在同样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结果。六四以后三年政治条件更好，老左派完全主导了话语权，但没有理论创新，结果完全失败。这就是教训。 有的极左派出来挑拨，列举这是人民的胜利，把我们理论界的斗争与人民的斗争对立起来，目的是为极左争话语霸权，我们不要受他的挑拨。大家回忆一下，在几次与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关键时刻，是谁站在第一线，那里有这些人的影子？ 现在跳出来专门打击“中左”，说我们左得还不够。历史上极左大话吹破天，在实际斗争中从来没起过什么好作用。
在2005年7月好形势下，左翼阵营马上分裂。那些依靠官方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程恩富，一直批评我们甘居非主流，是帮主流经济学家的忙。号称民间“新毛泽东主义”的李宪源，打上门来大骂。 非常奇怪，不去打击极右，急忙地排斥我们做什么？大家注意，在挑起争论，肆意漫骂，叙述历史中间，他们在宣传极左观点。我们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
全面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现在反思改革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后。极左派一口咬定，30年改革开放走的全是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是1995年以前20年走资路线的延续。李宪源说：
------“面对文革延伸到今天这类两条道路、两个路线和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斗，骑墙摇摆是不行的；不偏不倚假作中允是没有出路的”。
------“就凭你杨帆至今在你的最新讲话中仍然为以中右为主导，联合中左反对极左，
对中国的1975---1995年走资进程大加肯定之立场，就可以断定你是自由主义”。
-------“对于已走到邪路上去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反对、明确否定和全面匡正之！这不仅事关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是检验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准！而自命为反主流经济学家英雄的杨马克思主义者，却竟然跟主流经济学家同流合污地公开挥舞反对改革开放的棍子打人！明确正告杨帆：改革总设计师所坚决反对和经常担忧的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根基的所谓改革开放，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毛泽东主义人士，以及从切身遭遇经历中产生痛恨走资、渴望走社想法的亿万工农大众，是坚决地反！反定了！”
-------“分歧焦点根本不在文风，而在中国应该走社，还是按你杨帆自由派同伙秦晖鼓吹的所谓公平私有化的主张继续走资。”
第二，全面否定邓小平思想
我是基本肯定邓小平思想的，这和肯定前20年的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特别是通过宣传邓小平晚年关于控制两极分化，历史地完整地领会邓小平思想。而极左派对邓小平全盘否定。按照文革口气，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许多帖子里面对邓进行咒骂。
第三，全面肯定文化革命，给四人帮翻案
我们认为，应打破不许讨论的禁区，打破官方对文化革命全盘否定的结论，打破30年以来各种宣传和文化作品对于文革的妖魔化，允许民间自由讨论文化革命，史实性质的东西没有必要编造和隐瞒，应从历史研究角度，做象样的文化革命史。 对于文革化的评价应允许大家发表意见。知识界可以王力雄文〈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为基础，开展讨论，对毛泽东的动机和理论做积极的理解，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实际中间发生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现在这样做，有助于抑制目前过于极端的精英思潮，有助于反思改革。但是我认为，文革的方法和后果是基本失败的，应该认真总结教训。
极左派不仅完全肯定毛泽东的动机，而且惋惜文化革命为什么没有进行到底，甚至给四人帮翻案。 他们说华国峰抓四人帮是因为个人私利，是一场违反程序的军事政变。 借“纠正史实”大篇幅为江青喊冤，吹捧张春桥和姚文元。请看李宪源的话：
-----“你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理解支持毛的继续革命极左理论与实践。”
-------）“甚至对已经长眠于世、无法进行任何说明反驳的毛夫人，肆无忌惮地、毫无根据地进行至今没有任何认错道歉表示的有关红都女皇之类的恶意诽谤，更是令人发指，无法使读者认清这到底属于文风问题，还是根本立场问题。”
-------“污蔑诽谤江青同志的老帐未清”。 等等。
观点走到这么远，令人吃惊，是不是我特别孤陋寡闻？没想到他们在自己圈子里把四人帮作为英雄了！ 这也说明主流宣传脱离群众，各种极端思想必然很快地传播。
第四，全面否定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官僚买办阶级（网上评论）
------（杨帆）特别是要帮助（主要靠肆无忌惮侵吞全民所有资产起家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民营企业家”。
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民营企业家被自由主义思想所控制，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去影响他们，帮助中国民营经济上升到民族经济。这是爱国主义思想。 李宪源连这也反对，他在引证我文章时，删去了帮助他们“上升到民族经济”话，只是说我要帮助民营经济，他是恶意还是没听懂？这是典型的肆意歪曲。
他又把民营企业家加上定语：“主要靠肆无忌惮侵吞全民所有资产起家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这有什么证据？ 概念上就极左，企业家等于资本家吗？企业家是从事专业管理和资本运营的，许多是依靠技术创新，努力管理发展起来的，投资也是要承担风险的。李宪源见过几个？就肆意攻击和否定？ 即使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也未必就完全否定企业家和资本家吧？ 他们的投资和经营是不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呢？ 我们讲阶级斗争，也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只讲矛盾的一面，不讲共同利益的一个方面。矛盾方面，也不全是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现在那些专门为民营资本要利益的经济学家，也陷入自相矛盾了，一部分人开始讲爱国主义，自主创新和民族经济了，虽然有些羞羞嗒塔，但毕竟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是好事，总比当买办强吧。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压迫剥削太重，国际霸权也欺负我们政府，我们政府也欺负民营资本，民营资本也欺负工人。 中国政府要对抗国际霸权，支持民营资本参加国际竞争，也要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不可把几方面者对立起来，甚至说什么，在国际资本主义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有民族资本？ 这是毛泽东思想吗？ 极左同样忽视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利益。他们只提工农问题，视野里面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地位，这样必然削弱左翼的阵线。
第五，宣传左翼无政府主义
右翼无政府主义是指否定国家干预，完全依靠市场。 而左翼无政府主义则指迷信“人民当家作主”，不考虑操作性。文化革命中有所谓“彻底砸碎国家机器”之说。 极左派对于爱国主义有看法，这是几个诽谤我的帖子，把爱国主义污蔑为军国主义：
----（杨帆）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转向军国主义，不是孤例 。他两个截然不同政治经济观点,最终实际结果都一样，那就是为权贵，为官僚买办资本，为极右更好的剥削统治服务。
----资产阶级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那些还把自己捆绑在伪军战车上的专家学者们继续可持续喝血的，将来的新中国不会遗忘你们。
----他们的军国主义警察国家的主张已经在逐渐成为现实
我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和日本联合出兵打击朝鲜，我们首先要在东北实行军管，不能依靠自由市场经济。 这本来是左派的观点，但他们可以说我不能说，我说了就是军国主义。 原以为他们爱国，现在看来，他们有无政府主义成份。他们对于文化革命的肯定也是从这里出发的：打碎官僚集团。他们把整个国家和计划经济都看成是应该打碎的官僚集团了。从文风上说也是非常卑鄙的。这是一个匿名人，在配合在李宪源，在1500万字里翻我的文章，什么也翻不出来，结果只能断章取义，肆意编造。这种卑鄙活动已引起网友的警惕和揭露，我非常感谢。
必须指出，民间怀念毛泽东是正当的，我们就是毛泽东派，要继承毛泽东非常多的东西，研究他晚年的思想财富和教训。 但极左文革派自称“继承毛泽东晚年革命思想的精髓”，专门对文革翻案感兴趣，他们不能代表毛泽东派的主流。有些人当时就是造反派骨干，文革既得利益者。社会复杂网络复杂，大家通过网络讨论，可提高识别能力，逐步熟悉什么叫煽动，恶意丑化，诽谤。这样的讨论是有好处的，没有什么可害怕，可回避的，最后会暴露坏人，教育了群众，这可是毛泽东说过的。
三．信仰与科学，主流与非主流
在中国作为信仰系统振兴马克思主义，需要区分信仰和科学两个不同的层面。
人类在吃饱饭之前有生产和物质需求；同时有“真善美”的需求，即精神需求。 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从来就是人类发展的两种动力，不可片面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只强调“物质第一性”。 第一性不等于决定性，物质里面包含精神。 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 是西方的思维，中国“道”的概念，就没有区分二者。
我们还是按照西方主流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谈问题。 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西方话语里面的“非主流派”，和主流立场不同，但思维和话语类似，所以需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社会发展，物质需求是基础，精神追求是主导。物质生产是由精神主导的人类自觉生产活动，先有概念和图纸后有产品，概念和图纸就是人的精神创造。 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的时候，不应该把生产力当作纯粹的物质存在，里面包含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马克思说，人类生产出现以后，就没有纯粹的自然界了，他称为“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
在历史大变革时期，会出现物质利益追求压倒精神追求，“恶”推动历史的情况，称为“道德与历史二律背反”。长期本质上，精神追求更为长久，憧憬未来理想社会，批判社会现实，都非常重要。包括大思想家能够批判历史进步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反对历史进步，而是揭露历史进步的代价，给人类提供继续改进社会的思想动力和材料。 这样的精神追求必定是处于社会思想的“非主流”的位置，同样推动历史进步。但这样的思想一旦掌权成为主流， 把理想作为政策强制推行，往往就出现“极左”。 许多社会主义实践，文化革命的失败，就是教训。
求真，指的是科学，科学是用来区分真假的，具有实证性，由实践来证伪；求善，指的是信仰，信仰是用来区分善恶的；求美，指的是艺术，艺术是用来区分美丑的。科学讲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不要把善恶混淆进来，不要把情绪掺杂进来。社会科学涉及利益关系，社会科学家有价值取向和立场问题，价值取向背后就是信仰系统。求真是以求善为基础的，但二者毕竟的方法和体系，社会功能毕竟不同，社会科学家的价值和信仰，应该通过学术活动表现出来，通过选题，假设前提，学术辩论，实践检验等学术活动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活动家也可以在重大社会问题上表明立场， 但其身份仍旧是科学家而不是什么别的。这种社会活动也不是直接参拜教堂，不是“斗私批修”，那是信仰活动，不是科学活动。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信仰问题，讲究的是“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信仰有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 宗教信仰有具体的神，特别是大的一神教，有强烈的“反对异教徒”倾向，因此难以主导世界。中国的孔子非常聪明：“敬鬼神而远之”，认为有“天道”，人要行善即替天行道，不讲来世，而是在现世实践中间为老百姓说话做事，这也是一种信仰系统。而且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能象极左的历史观那样， 用“封建文化”一个词， 又是“一言以鄙之”。
我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讲“客观历史规律”，当然是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系统有一个特点，它是讲无神论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信仰又是科学，既是一种求真的科学系统，又是一种求善的信仰系统，两种功能都有。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信仰科学”，科学地认识世界，按照历史规律办事，就是信仰。而没有科学依据的信仰，就是“迷信”，这样就把科学和信仰完全混为一谈了。
我的哲学知识是年轻时自学的，不是专家。在大学听邵化正老师的哲学课，他将人性结构分为“真善美”。 不管说法如何，在实践中间如何结合，“求善”与“求真”毕竟不能混淆。 把科学说成是信仰，或者把信仰说成是科学，实际是近代西方中心论和科学主义的产物，是贬低信仰，抬高“科学”的地位。五四运动讲“民主与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和制度变革，而把信仰问题放在一边。但信仰问题无法回避，于是就有了“科学信仰，信仰科学”的一体化说法。
马克思写《资本论》既求真也求善，在历史与道德之间的取舍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认资本主义发展是历史进步，另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他是在分析、批判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生产方式。在他的书里面，求真和求善是混在一起的，《资本论》从第一卷商品和货币延伸到第二卷、第三卷，是求真的体系，探索资本运行规律。他学黑格尔，将黑格尔“绝对精神”去掉，变成生产力发展，继承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演绎非常严密，是一个经济科学体系。
按照科学的求真，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是先进生产方式，同时又对资本主义进行强烈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先进的生产方式呢？因为它的发展也要人类付出代价，而且其内部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是从“求真”角度，对事物发展二重性的理解。这对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是很好的批评：即使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未必就不能批判它。 揭露发展的代价，不是抗拒历史进步，而是有助于改善现实，使现实的人民少承受些“进步的代价”。
按照信仰的求善，人类需要憧憬未来美好社会，这种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 马克思的研究并不限于求真，他同时也在求善。他终生研究资本主义，就是为了揭露它的内在矛盾，追求更好的社会，这已包含求善因素。 他有大量直接为工人呼吁的文章。包括在《资本论》第一卷后一半，大量篇幅反映工人的痛苦，是感性的一面。 马克思之伟大就在于有这种两重性。
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顺利发展，同时出现腐败的时候，我们在哲学上就有了这种两重性的认识，叫做“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可惜，90年代以后大家反而丧失这种认识，老一代有人蜕化变质，新一代没有经历。在惊讶之余，我们还要不厌其烦地重头再来，许多在80年代的共识，现在还要重新讨论。
无论是求真，还是求善，马克思在自己的时代都是批判主流社会的“非主流”，这使他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给我们留下巨大遗产，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分成很多派系，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一派在实践中取得了政权，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又实行计划经济。 成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信仰层面成为国家信仰体系，同时在科学和操作层面上，甚至在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方面，都成为绝对的“主流”，这是没有“非主流”的主流，是绝对控制。
之所以有可能或者是有必要这样做，并非极左所想的那样是天经地义，而是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即：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需要，后进国家赶超的需要，外部环境紧张， 革命领袖的绝对权威等，因此很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主流，资本范畴向全世界扩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不是消灭资本，而是落后国家以权力加速资本积累，无数批判私人资本主义的说法，归根结底不是消灭资本范畴，而是把资本的发展由私人主导变为国家主导。 各理论派别都有人把计划经济理解为完全消灭资本，是肤浅的。汪晖等新左派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计划经济不是反现代化和资本的，而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现代化和资本运行方式。
改革开放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是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必定引入市场机制，进入国际市场，资本运行的主体从国家向多元化主体演变，私人资本，集体资本，股份资本和国家资本并存。 把这样的转化“一言以鄙之”发展资本主义，要全盘否定，是极左思想。 我们所揭露的问题，是经济主体从国家向民间转换过程中间引起巨大社会问题， 问题在于转换的方式，程度，利益关系，及其背后涉及公平和信仰，而不是应不应转移的问题。 但是，如果找不到正确的方法，我们宁肯放缓或暂停转化，也不能让国家财产被权力资本化，成为寡头财产。而极右派认为没有最优也有次优，改革不能停止，至于谁受益是可以默许的。极左派完全否定这种转换，一言鄙之以“资本主义复辟”， 盲目坚持国家所有制，这就完全否定了改革开放。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领域里成为主流，这是指在经济科学和操作层面而言，但必须纠正10年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引进中间的教条主义，滥用概念，误设前提和越位，把经济学的价值观念不适当地扩大宣传，甚至成为信仰，被新自由主义利用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左翼思潮，由于其对“资本”有本质性的批判，从科学意义上讲，在计划经济下可以直接作为主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作为批判性的“非主流”比较合适。 这样摆位置，绝对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导性，包括建设性和批判性两个方面。 定位正确，才能够真正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力量，思想性力量。 多年以来，主流明明是发展市场经济，特别发展资本范畴，却偏偏要把马克思主义也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那就必然要论证马克思是赞成发展资本的，用马克思主义为资本的发展做注解，比如说马克思也炒股票等，总是让人觉得很别扭，不伦不类，这是不是有点糟蹋马克思啊？（笑）
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国家信仰，在市场经济包括资本范畴大大发展的条件下， 共产党对于社会的领导，国家对于市场和资本的控制， 除政策层面以外，还需要保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信仰层面的“主流”地位。 这种强化，绝对不象有些“极左”人物所说，是架空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懂信仰的才这样说话。
在中国强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系统的主流地位，是切切实实的加强，包括：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和纪律；加大反腐败力度；批判新自由主义，把它从信仰层面驱逐出去；使马克思主义从信仰层面，影响价值观念，历史解释，战略和政策制定。 为此，需要大大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融合国际上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邓小平思想， 目前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思想；包括继承历史上从孔子到孙中山的思想，正确总结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历史经验教训，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开放的信仰和价值体系。 中国现在需要一部《新社会主义论》，类似1941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期望这样的著作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面世。这是一项大的理论创造，会有许多讨论和各种著作，各派都会提出自己的方案。 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扩大成为“非主流学者”，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范围，我们提倡进行从《新改革开放观》到《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建设。
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科学和操作层面上成为经济学主流的现象，在2005年被刘国光批判，我称为“刘国光命题”。与刘国光不同，我认为基本可以肯定承认这一变化，虽然它一开始就产生严重偏差，需要纠正。我在2000年深圳讲演，已进行了揭露，称为“经济学不幸成神学”，我没有否定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层面成为主流，而是揭露西方经济学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以后，在信仰层面填补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以后留下的“信仰真空”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科学层面有四个意义，一是在资本主义下当非主流，进行社会批判；二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当主流，一体化地控制国家与社会；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当非主流，批判和制约市场经济出现的弊病；四是如果发生危机，暂时再当主流。 马克思主义在信仰层面则始终做主流。
这就是我们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自称“经济学非主流”的理论和历史意义， 许多人说，中央接受了你们那么多的建议，经济学主流派也臭了，你们应该是主流了吧？ 我说，岂不说极右派还在掌权，就是他们真正瓦解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们还是要定位于“非主流”。 这正好说明我们不是象萧武任意揣测的，“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而是我们经过长期认真的思考，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位，所做的认真思考。作为信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又坚持改革开放，这可能是比较好的立场，难道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 （鼓掌）
这是一种新的想法，许多人包括李宪源，有不同认识欢迎批评，但不可以此怀疑别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刘国光也说，马克思主义内部允许有不同派别。 李宪源是什么态度？他一再追问，你究竟主张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只要你“内心”承认社会主义，我可以向你道歉。我表示自幼就信仰马克思主义。 他不仅毫无尊重和支持，反而多次在公开场合以“杨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加以讽刺，然后摘引我的言论加以反证。既然他根本不承认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还要追问不休？ 逼问我的立场和信仰？ 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学术品质，先套你的话，然后加以嘲笑和讽刺。对一个人的信仰和立场加以嘲讽，这不是学术讨论风格和态度问题，这是对人格的攻击，我不能不提出坚决的抗议！（全场热烈鼓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从主流向非主流的转化，有一个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尚可在话语体系方面维持主流地位，“改革与反改革”，是当时理论斗争的主线，双方都不能超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是政治气候，知识条件所限，二是马克思主义尚可以容纳“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即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时马克思主义内部必然分派。改革派就援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孙冶方的“计划价值规律”，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商品经济，把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灵活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理论格局在20世纪９０年代就不能维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是有客观依据的，因为９０年代改革开放进入“资本经济”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资本的，再做“主流”， 要御用文人用马克思主义为发展资本经济辩护，说也说了，但总是叫人觉得很别扭。（笑）
“市场经济”是一种广泛的说法。按马克思说法，“市场经济”应分为两个阶段，８０年代中国发展商品经济，９０年代发展资本经济。在西方经济学中不区分两者，我们说它是“庸俗经济学”。我现在区别两者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研究中国实际问题。这是我们自幼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用不着外国“新毛泽东主义者”来教训我们。（鼓掌）
我16---26岁在工人农民中间生活，通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书籍，包括《资本论》。 26岁上大学，我的母校吉林大学，号称马克思主义摇篮。你说中国经济学水平低，那是指西方经济学，当时老师也不懂。但我们学的是《资本论》；那老师当时应是全国第一流，世界也第一流吧？ （笑）比现在老师强多了。因为多少年，不许教别的，只能教资本论，几个老师，一个人分一卷，倒背如流，讲课都不用稿子，口才非常好，逻辑非常强。我们反复考试多少次啊！ 同学们之间研究多少次啊！一字一句地扣，反复讨论多少次啊！ 后来许多老师和学生都下海了，崇拜资本主义了，他们说，马克思不公平，把资本给了外国，把资本论给了中国！ 只有我们少数人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明我们得马克思主义精髓。 但中国那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不承认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难怪，当年马克思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大笑）
我们学了三年，考了三年，每年一卷。就《资本论》的学习，应该是世界第一流吧？ 至少我们花费精力比现在多得多。你可以说我西方经济学没学好，但不能说我们《资本论》没学好。为什么我学习那么多年马克思主义，现在却和那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合不来？因为我们认真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有长期社会实践经验。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我们吃够了教条主义苦头，现在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鼓掌）
就是因为有这点底子，我才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反思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作用，也批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90年代初期，张曙光和樊纲等已经区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以后比较研究很多，我没有专门研究，水平不如他们。但一遇社会性大辩论，他们都不发言，我就猴子称大王了，不完全是学术，我还是有些发言权的。（笑） 否则又被人家骂：经济学家集体失语。
我讲课时多次问大学生，研究生，什么是商品，什么是资本？ 绝大部分答不上来。我非常奇怪，不是从初中就学政治经济学吗？ 他们考试也有许多次了。我们学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 （全场活跃）
马克思说，商品经济变成资本经济是有两个条件的，一个是资本原始积累，一个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中国９０年代进入资本阶段，市场化后工人打破铁饭碗变成劳动力，资本范畴发展过快，从商业资本到生产资本，到金融资本（股票、房地产），在外国百年，在中国几年。
我们欢迎西方经济学进入，还嫌进入慢了，我们没有时间，学习太少。马克思主义者不拒绝任何科学的知识，而是继承人类知识的全部成果。这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已经背得是滚瓜烂熟。（笑）但90年代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有重大失误。
1． 社会背景特殊。全社会只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越位，不仅在操作层面上代替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信仰层面上越位，填补了社会主义信仰真空。
2、盲目应用。我们可假定，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系统，解释市场经济有一定科学性，也可以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运行。 我们要批判的是，它在中国的应用有教条主义错误。
西方现代学问来自于西方物理学，设立前提，提出问题，有严格假设条件，再建模型，数字进去出来结果，如结果不符合假设，就不断调整，最后符合假设。西方经济学接近物理学，思维模式都是这样。
西方经济学应用到中国不是不可以，但需要很多钱，福特基金有个长期项目，研究中国贫富分化，研究多年结果不错，中国计划经济基尼系数是0.2，现在0.46这么高，所以外国人也说中国两极分化这么厉害，而且还有10个百分点灰色收入没有记，中国两极分化没有争论了。福特基金拿钱干这个事是很有用的，不能说没用。他可能拿出钱来，研究扶贫、计划生育，艾滋病，环境污染，但研究安全绝对不可能。
西方经济学这套物理学的办法，需要大量金钱支持，美国人如果不感兴趣，有钱人不感兴趣，不赞助你研究，你就没法研究。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靠我们这种人来拍脑袋了。拍脑袋在层次上高于物理模型，这是非理性，天才、智慧的东西，没有钱也能得出很好结论，而且成本低收益高。（全场大笑）
拍脑袋的东西在经济学里不能作为基础，实际很多灵感在里面，数学模型里面也有许多灵感，系数的确定离不开经验判断。
举例说明。 什么样的前提在在中国没有？
第一个就是假设自由贸易，假设没有国家的利益，在全世界没有国家利益和垄断。 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和西方不一样，处于崛起过程，国家利益摩擦很严重，自由贸易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这是大学二年级的功课，前提是没有国家利益，并且假设经济是静态的。我们主张动态比较利益，战略产业，这样才有国家支持下的自主创新。
第二个假设，比较阴险。假设自由贸易不包括人口自由流动，这是误导。生产要素应该全球化流动，是自由贸易的要求，实际上西方不做的。理论上实际假设劳动力不许自由流动。但理论说，自由贸易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没有包括劳动力。这是骗人的东西。
西方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在外，自由贸易就异化了。注意，“异化“也是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之一，指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分离。 -----谁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 不爱显示就是了（笑）。
西方的自由贸易，把劳动力排除在外，就变成资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 劳动权和人权变成了资本权。 这个你们明白了吗？ 发什么楞啊？ 不是一个比一个聪明，不爱学马克思主义吗？老师没有教是吧？（笑）
如果按照自由流动，真正是全球化的比较利益，中国人工资是美国的5%，
，这是中国优势，假设美国有是资本优势，应该是中国劳动力去美国打工，最穷的人去大概1亿人，我估计差不多了。这样就把美国工资拉底，还有选举权，一人一票，最后选出一个华人总统。（大笑）
美国去不行，去澳大利亚2000万人，来个投票。西方白人特权社会，就不让人口的自由流动。比较优势还是要发挥的，于是就“异化“了，资本流动代替了人的流动。发达国家把工厂和资本转移过来，把中国劳动力优势变成商品低成本优势，然后输送回去，在这过程中人权就变成资本权。用这反驳美国，我看比极左派厉害，我顺着你逻辑，说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对，那我们就是人过去。买一架波音飞机要10000个移民名额，交给民政部。作为扶贫，不给北大学生，有本事学外语自己考出去。给贫困老百姓，把扶贫钱变成移民补贴，一个人送张飞机票一万美金，出去。今年我国买70架波音，要他70万个名额，给贵州省，他们一年就进入小康了。（全场大笑）
最简单了。西方的全球化是假全球化，中国没必要反全球化，我就不反全球化，我是最彻底的全球化，这在逻辑上是归谬法。大家别以为我胡说，西方已经开始羞羞答答逐渐承认这件事了，因为不移民西方社会就没人干活了。当然，它不能允许我说的那么多（笑）
原来用此打击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人不让苏联加入WTO，什么理由？说苏联是集权国家，没有移民自由，苏联很多人愿意到美国定居，苏联政府应该让他们过来。美国人非常傻，很可爱，相当傻。（笑）
1997年我到美国，发现刚修改一个法律。有中国人到美国，给美国提建议说，国会有一条法律赶快改，说计划生育是违反人权，美国要给逃避计划生育的人提供政治避难。（全场惊讶）
我一看这条太好了，中国对外开放还是晚了，没有反应过来，赶快到美国生孩子啊！叫政治避难，生了孩子是美国户口（大笑）
邓小平吓唬美国人一次：你老说我们专制，中国13亿人不好管，送你2亿人过去要不要？（笑）结果美国人明白了，现在想过去太难了。不过大家不要丧失信心，能过去就过去。包括那些痛恨中国体制，中国文化，看不起中国人的，为什么不过去啊？ 当几年少数民族，也许就开始爱国了。（鼓掌）
经济学很多误导应弄清楚，这就是绝对误导你。如果允许劳动力流动，国际经济学就变成劳动力经济学。现在没有这门学问，只有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前提是不让人流动。
理论误导太多了，我能讲三天三夜。有人拿比较利益，分析中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关系。先把资本投入沿海，以后饱和，工资地皮上升，资本会从沿海地区自动流到中西部，这就是假设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我不要迷信市场，因为劳动力是可以从中西部自动流到沿海的。比较利益在国际上是可用的， 因为有国界，西方国家不让我们人过去，资本就过来。在国内，内地人可自由流动去沿海地区，所以沿海资本不会流到这边来。想发展中西部开始阶段要政府主导，财政投资，那不是市场经济。 如果外部不安全，资本自动跑到中西部。（笑）
但主流派经济学家不承认，迷信市场，饱和之后会过来，要容忍社会分化，容忍贫富分化，要忍耐。因为要相信市场经济到一定程度会自动调节，这样迅速扩大了地区差距，现在再调节已经晚了。经济学家画这么一个曲线，库兹涅茨曲线。决策者请他们讲课，全是这一套，他说中央领导不要着急，要相信市场。曲线到了头自动好转，包括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先少数人富，带动大家富。其实都没有实现。没有国家大手段调整不过来，很大原因是理论上受到市场教条主义影响。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条曲线。告诉你说自动可以调节，实际上自动不可以调节，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说还要建设农村，不能让农民全部进城，进城得逐步来，全进来之后到处流浪要饭，这就自由主义。越这么搞农村越凋敝，这么糊弄人的东西，没有点水平是看不出来的。（笑）
再有一个误导，就是“双赢“。说市场经济就是交易，只要自由意志，就是双赢，这是更大的误导。双赢是有前提的，信息要对称，强弱势力相当，才有双赢。如果没有实力，交易就不是双赢，而是单赢。他们教我们说，交易就是双赢，只要有交易就一定是双赢。
我讲课时候问同学，我一把刀，我有刀你没刀，把你钱包抢了，你说这是双赢还是单赢？ 有人说是单赢，不对啊！ 如果你不把钱包给我，我给你一刀，岂不是更惨吗？ 损失一个钱包，换取一条命，怎么不是双赢啊！ 大家听着不舒服了，怎么着？你拿刀抢我东西，还是双赢啊！ 是啊，是双赢也是单赢。因为我积累财富，艰苦奋斗，把刀造出来了，我总要收回成本吧。 谁让你有钱享受不搞国防呢！所以说，有实力的一方抢另一方，既是单赢也是双赢。
双赢的前提是在国内有健全法制制度，有正确社会舆论监督环境。如果我抢你东西，一报警五分钟警察开着摩托车到这儿，得有这个水平，这时就有双赢没有抢。在国际上对外，就是武力相当。国际社会没有世界政府当裁判，在商业上双赢得有强大民族凝聚力和武力。看你国家强大，商人做买卖就比较容易。没有这个也公平不了，讲市场经济交易和双赢没错，确实得讲清楚假设前提。
这些前提在西方经济学课本里面并没有讲，没骗你，因为不需要讲，人家本来有这个条件。在中国转型期没这条件，不讲就是误导。没有条件，迷信市场交易，怎么会有双赢结果？
西方经济学讲了很多，我这人没迷信。我承认西方经济学是科学，但我没有迷信它。我们老说，以科学战胜迷信，但要进一步说，我们要克服对科学的迷信，不能迷信科学。
提问部分：
A：杨老师说事情是复杂的，确实需要警惕。 有人说辛亥革命中间有日本人插手。
反日游行队伍中有日本人间谍煽动群众，激化矛盾。
杨：情况确实复杂。有时候政府害怕群众发动有其苦衷。去年发起的反日入常的网上签名是很好的，没有引起动乱。
为什么需要防极左？因为极左会吓跑中右和中产阶级。 极左否定中产经济是错误的。
2005年反日大游行是中产阶级策划的，他们通过网络策动是扁平式的。政府通过说服疏导成功控制了反日情绪。反日容易调动民族情绪，容易失控，谁越激进越来劲。失控以后很多矛盾诉求会随后爆发，情势就更加严峻。新兴中产阶级有了钱以后要求政治参与，不一定不是革命动力吧？他们和工人农民是有一致的利益的，去年对日本的情况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要注意团结他们。涉及群众发动的事确实需要慎重，还可举几件事。
一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文革是一次失败的试验，毛泽东的思想和初衷是好的，为什么导致不好的结果？因为毛泽东判断有失误。他看到计划经济下官僚集团，表面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官僚控制，发动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结果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因为群众分成了两派，派了解放军去了以后，解放军也分成了两派。老毛看到主要矛盾，就是群众和走资派之间的矛盾。但是他忽视了群众的水平，他们往往不注意主要矛盾，其行动却受次要矛盾支配，这就是群众之间的矛盾。革委会的想法挺好，但选不下去，群众支持不同的派别。 有的文革派闪烁，还是主要矛盾啊！派系背后都有干部在捣鬼。但是，主要矛盾却表现成为次要矛盾，你怎么办？ 毛泽东发动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预计啊。没有预计到也是责任嘛。毛泽东发动群众搞了两年，很快失控，最后收了多次（抓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反五一六、责罚大学五大领袖等）才收住了。
二是邓小平提出少数人先富，先富帮助后富。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少数人先富没关系，到一定程度就自动调整过来，以为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经济学主流派也有这个误导。实际上他去世后就调整不了了，现在富起来的人想继续富，还想赦免原罪。左派朋友是不是可以同同样的逻辑，说这不是邓小平的责任，而是下边没有听邓的话；市场经济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把市场经济搞彻底呢？中国有句土话，“理不颠倒不成理”，教条主义，左右都是一样。
三是维权行动。维权是好事，不能什么事都得中央解决，但是一发动，美国“颜色革命”就来了。这一插手就麻烦了，所以上面压住了。
中国１３亿人口确实很复杂。辛亥革命背后有没有日本人？黑龙会早期是民族主义组织，帮助孙中山打倒中国皇帝。结果中国乱了，军阀混战。六大知识份子（包括严复、杨度等）1915年拥袁复辟，说中国不能没有皇帝。后来黑龙会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经过一左一右，发现真是越激进越倒霉。
B:邓小平９２南巡反左的启示。银行改革、
杨：邓小平强调反左是主要倾向。1992年讲话是中央党校郑必坚整理的，他有右的倾向。应该说一定时期反左是主要倾向。南巡强调反左是由于老左派回潮太厉害。我们不要再犯那三年的错误。实际上`1993年邓小平开始反右，但没有直说，只说要调整两极分化，两段指示一直没有得到发表。
银行改革就是把股份卖给外资，会把国有企业呆账甩出来。我们反对瓜分国企已经取得成效，但是上面的意思也没有改，它是通过银行来做，后几年会有大规模国企破产。国有企业要改革，但不能瓜分，给工人补偿要充分。不能太左，老说维护国企，中国人没有瓜分成，让外国人卷跑了，和股市一样。
2006年反思改革，科技战略、外资战略、安全战略。科技大会开过了，强调自主创新，已有反思，战略方向上没问题，至于科技进步是靠市场还是靠国家，没有搞清楚。我认为自主创新根本的是靠国家主导、以国防战略产业为主导。安全问题上面极其关注，包括各方面的安全，资源能源，只不过不对外说。如最近哈尔滨断水、广州污染。强调安全问题有利于遏制自由派思潮。稳定和国家作用很重要，不能什么都交给自由市场。
外资问题，今年反对权力资本买办化，反思加工贸易，浪费能源资源，得不偿失，决不能再持续了，也不能迁到中西部，因为生态极其脆弱。可以迁到缅甸、越南、非洲、澳洲。
要全面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方向和底线。什么阶段也得是社会主义，不能两极分化。可以退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因为资本不能消灭，但导致两级分化极其严重，我们对此低估了。有人说这些东西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不彻底、没条件造成的，他们说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说白了就是私有化，二是完善的法律和信息系统。逻辑上就有问题了，你是先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创造这个东西，还是先创造好了这个东西再去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同一个过程，就是市场经济出现问题了。他们非说市场没有问题，这就是教条主义，一种诡辩。
C: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
杨：中国要不要搞资本范畴？这点是有争议的。我们用市场经济掩盖了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的区别。商品经济是初级阶段，资本经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是批判资本的。其实计划经济也有资本范畴，只不过是国家资本。改革开放就是把国家资本缩小，把一部分国家资本转到私人资本领域上来，实际就是权力资本化的过程。权力变资本，资本再买办化，这个过程在中国确实有其内在的动力。我们无法阻止、消灭，只能揭露、限制。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是对的，只有承认资本才能节制资本。
D：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成为信仰？
杨：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神论信仰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
E:关于权力制约。
杨：后几年危机越来越严重，会出现一个总体的较量。
F: 有人提出私产公用？
杨：日本搞过这一段，中国公私合营也搞过。现在提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G: 极左是如何向极右转化的？
杨：两者深层思维一致，转化在逻辑上没有阻力。
比如，右翼的高尚全反对反思改革，他说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是历史规律，不能反思，反思就是反对。 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可以成为右派的思想武器？ 完全是他们的歪曲吗， 我看也不一定。
庸俗的机械历史观，生产力机械决定论，历史命定论，让人为规律牺牲，西方中心论、制度决定论等，左右翼都是基本相通的。蒋介石想干掉毛泽东，王明也想干掉毛泽东，效果都是一样的。
再举一个例子，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左派批判私有化、反对偷国有企业，不惜代价维护国有企业。这几年政府用三种办法为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一是垄断；二是银行贷款；三是国企上市。这些都是国家政策拿老百姓的钱往国有企业里填。中国的危险恰恰不在于剥夺了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是有数的，大不了给他算了；危险在于维护国有资产，并不断的拿私有财产往里填，那什么时候才算偷完，最后通过国有资产把私有财产也偷完，那就会瓜分无度，中国又怎么不会崩溃啊？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在很多方面是分不开的：一是银行、二是股市、三是土地。只要剥夺起来，公有私有一块剥夺，所以谁也不能剥夺。９０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就没有财政投资，很多是银行借的，所以总资产和总负债是一块走的，现在两者已经持平，那就是国有净资产没有了，那再剥夺的是什么财产？剥夺的不就是私有财产？
左右共同的叫制度决定论，法律上说的性质不同，实际在经济上是联系的。我这个逻辑叫归谬法，仅仅站在维护国有财产角度，只能在自己小圈子里面称王称霸，驳不倒极右，说不服中间派。 我对产权问题不太感兴趣，两权分立以后产权被虚置了。我关心战略产业，国家的非股权控制，国家造市场，以国家采购带动民间资本纳入战略产业体系。如温州的德立西给国家造火箭配件，用合同控制，涉及保密的东西还要用安全控制，比股权控制厉害多了。
H：改革方向没有变，下一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杨：这个路数决不能听，现在先把改革停下来再说，因为政治改革无论该不该改，现在都改不了。孙立平说的很清楚，现在没有这个政治条件，谁也不敢冒这个风险。要改到什么程度？共产党下台？多党制？搞起来更乱，腐败就跑到政治领域里来了。说不清楚的话就只有放慢市场化速度，现在是太快了。邓小平说了，什么都可以试，试了不行就关。按小平的意思，两极分化就意味着改革的失败，现在就应该停下来进行反思。印度搞了市场化又搞了民主化，但是两极分化还是特别厉害。拉丁美洲总理反复更迭，走马灯的换，根本就是大财团、外国资本左右政治。北京共识国际承认，中国改革因政治集权保持了稳定。现在我们共产党还有权威，省长市委书记说换就换了，以后是不是不能换？民主化之后会继续削弱中央权威，是不是以后连军队也管不了？
1989年六四之前知识分子太激烈，我认为民主不能胡来，这些搞民主的人不行。１３亿人的命运你说就算了？弄不好就是一个分裂的结局。现在９％经济增长已上轨道，自动发展挺好，关键是党中央的政策，内部矛盾协调好。 现在民主选举可以在单位内部先搞，共产党内可以派别公开争论，社会舆论可以放宽，但是再搞进一步的民主，宪政，要慎重。
谁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他们背后有外国势力，有“颜色革命”，这路数会断送中国前途。我们腐败的资料全在美国人手里掌握着，只要捅出来就完。
我估计再过几年会有一个总决战，２０１２－2０１５年人口老龄化，储蓄率降低，内部矛盾就掩盖不了。近期最危险的是外部势力突然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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