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对经济治理理念的重大创新，对于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意义重大。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了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需求侧管理功不可没。但仔细回顾一下，以往我们每一次经济走出低谷，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其实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
　　■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前者重点是解决总量性问题，后者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取决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
　　■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有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增长和民生两条底线，瞄准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在短期增加总需求的领域精准发力，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重视促进就业等民生改善，确保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可用的供给侧政策工具很多，关键在于提高整体协同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对经济治理理念的重大创新，对于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意义重大。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表现为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改善。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可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保持经济增长就需要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持续改善来实现。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已很小，通过生产要素效率的改进培植经济增长新动力则是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了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需求侧管理功不可没。但仔细回顾一下，以往我们每一次经济走出低谷，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其实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主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和抓住加入WTO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成功抵御危机冲击，实际上就是一种供给侧改革。
　　当前，应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仍需要从供需两端发力，但重点要着眼于提高生产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植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优势。应当指出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既要确立必胜信念，又要充分估计所面临的困难，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理解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深入推进，使我国经济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中高速增长。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是解决重大结构性问题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前者重点是解决总量性问题，后者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取决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合理；二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四是总需求结构不合理。以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增加需求来解决结构性问题，每当经济出现增速下降时，我们就习惯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侧管理工具来应对，也确实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应。比如，消费需求相对下降时，通过增加投资来调节；外部需求不足时，通过扩大内需来调节。即使对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重大结构性问题，也通常能通过扩大需求政策，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就导致了各级政府对需求侧管理的过度依赖。
　　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必然有所下降，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就无法通过高速增长得到缓解，反而在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更为突出。特别是近两年来，由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严重、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问题集中出现，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了重大制约。表面来看，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主要反映在需求侧，但其根源在供给侧，反映的是经济再平衡能力较弱。比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合理，反映的是国内供给体系无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变化；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反映的是我国生产供给过度依赖出口需求，因为可贸易品通常为制造业产品；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反映的是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过高。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经济缺乏实现自我修复和平衡的弹性。要适应新常态，就必须改变以需求侧为重点的政策取向，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线目标是确保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不断下行，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回落。经济增速的下降，尽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结果，但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过大，就会带来一系列民生和社会问题。因此，确保增长和民生的底线是当务之急。
　　需求侧管理的主要政策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但由于导致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根源在供给侧，传统的需求政策的边际效应会加速衰减。供给侧管理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提升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但它对总需求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在供给侧发力，不但能有效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也能兼顾到短期总需求不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尽量解决供给与需求的“错配”问题，也要适当扩大总需求，以确保稳增长和保民生的底线。
　　就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看，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有效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工具很多。比如，近三年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简政放权政策，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总供给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增加投资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有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增长和民生两条底线，瞄准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在短期增加总需求的领域精准发力，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重视促进就业等民生改善，确保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提高改革措施的整体协同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可用的供给侧政策工具很多，关键在于提高整体协同性。
　　一是加强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性。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要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要提高两者的协同性。从以往实践看，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性，如降低企业税负作为供给侧政策客观上要求降低财政支出，但需求侧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要求提高财政支出。因此，在当前的实践中加强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性至关重要。提高两者的协同性，关键在于做好结构性文章，一方面将结构性税收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政策相结合，另一方面将货币政策的总量管理与结构性放松相结合。具体而言，对税收边际成本高、税收弹性大的领域，如小微企业，应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亿万群众的创造活力，加速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税收边际成本低、税收弹性小的领域，如垄断性行业，可采取适当增税的方法，达到稳定各级财政、增加财政政策空间的效果。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投入方向应从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行业转向军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农村交通水利、城乡教育卫生以及前景广阔的城乡养老服务业，这不但有助于逐步淘汰水泥、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中的落后产能，同时有助于刺激高新技术、生物信息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货币政策方面，由于货币总量规模较大，继续全面放松不利于存量的调整和优化，并且大量流动性一旦进入实体经济，就存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应继续坚持定向调控，实行结构性定向放松政策。
　　二是加强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协同性。一方面，加强力度上的协同性。由于供给侧政策通常具有较长的时滞效应，短期政策在力度上宜大不宜小、宜快不宜慢、宜透明不宜遮掩。中长期政策要稳，相机渐进调整，以稳定全社会的经济预期。另一方面，加强目标上的协同性。由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效应存在对立的一面，各项政策要紧紧围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来制定，促进全社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供给侧政策，都应力求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预期。尤其是一些事关我国长远发展全局的改革举措，应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效率为核心目标，不能因为经济的短期波动而轻易变向。
　　三是加强解决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三个结合”。第一，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完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供给侧之所以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要素配置存在严重扭曲，阻碍了经济活力的有效释放和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提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如农村改革，重点就是要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流动。第二，把解决突出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由于财政分权体制的存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策难免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宏观政策的实现效果。例如，目前经济中存在的大量落后产能，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盲目引进投资的结果。因此，解决当前供给侧的突出问题，必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在继续推动简政放权改革基础上着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通过财权和事权的调整，合理设置地方收入税种，形成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从增长依赖症中解脱出来，更加关注辖区内公共产品供给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第三，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垄断行业改革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企业无论大小，生产成本由其技术管理水平所决定，而交易成本与流通成本并不能被企业所左右。目前，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成本高，主要表现为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双高上。对于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中央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举措，其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的流通成本过高现象仍很突出，迟迟得不到解决。因此，要降低流通成本，必须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使这些行业的定价机制合理化。（作者：沈坤荣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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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琼 姚润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图)
来源：上海证券报
原标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图)
　　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增长的换挡、减速，既有生产要素供给制约的因素，也有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因素。改革固然可以通过清除制度性障碍，挖掘生产要素供给的潜力，但是，诸如劳动力供给这样的因素，因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既定的变化趋势终究无法逆转。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得到不断提高。　　蔡P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这一要求与创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在生产要素供给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减慢，则经济增长减速；而在生产要素供给减弱的情况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获得加快提高，经济增长也会减速。我国经济增长的换挡、减速，既有生产要素供给制约的因素，也有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因素。改革固然可以通过清除制度性障碍，挖掘生产要素供给的潜力，但是，诸如劳动力供给这样的因素，因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既定的变化趋势终究无法逆转。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得到不断提高。　　近期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减速。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数字，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年的1%，下降到年的0.5%，而截至2014年的最近三年则在零增长左右徘徊。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等作者的一篇论文也印证了这个结论。虽然这个生产率的普遍下降是全球现象，而且也的确存在全球性的原因，但是，历史经验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有与各国情况相关的特殊因素。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也显现了提高速度放缓的趋势，与生产要素供给因素一道，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同样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数字，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从年期间的9.5%，下降到2012年和2013年的7.3%以及2014年的7%，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我和同事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预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改善速度，从年的3.9%下降到年的3.1%，进一步下降到年的2.7%。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变化趋势。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减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因素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该趋势。下面，我们列举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我国经济面临的若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因素，同时针对不同的情形，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如何着眼与着力，以改变这些因素的变化方向，遏止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趋势。　　第一，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进行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我们的计量分析显示，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其中有8个百分点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贡献率是在当时外出农民工大约每年增长4%的情况下做到的，可见，一旦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将弱化。事实上，作为劳动力多年大规模转移的结果，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到2014年的19%。同时，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都在2014年达到峰值，今后则进入负增长阶段。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是潜在的外出打工者，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产生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效果。数据显示，2014年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只有0.1%。　　然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绝非就此丧失殆尽。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20%以后，仍然可以保持较快的下降速度，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明显减慢。常住人口继续从农村向外转移的潜力固然也存在，但是，在劳动力新增量逐年缩小、净增量为负的情况下，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稳定和增加其劳动力供给，是更具潜力并且可以通过改革获得立竿见影效果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这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使他们更稳定地在非农产业立足。　　第二，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艾肯格林等在进行国别分析时发现，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一个国家越是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由我国国情决定，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存量劳动力，劳动力素质是靠新成长劳动力的逐年增加而不断改善的。因此，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将明显放慢。每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各教育阶段毕业未升学和肄业以及博士生毕业人数之和，构成了我国的新成长劳动力。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年期间每年将以1%的速度递减，必然导致劳动力总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慢下来，表现为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　　面对这种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相关的情况，我国人力资本培养战略要有全新的思路，教育体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举措，做出积极的回应。首先，通过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延伸、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多维度地深化教育发展，保持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持续提高。其次，通过提升教育生产率和毕业生质量，促进人力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化。最后，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和提高培训效率，改善劳动者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　　第三，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种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坏了与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探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别因素时，艾肯格林等作者发现，投资占GDP比重（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高的国家，更容易遭遇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2009年我国资本形成率高达46%，按照白重恩的比较，这个水平比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水平整整高一倍。从那以后，由于实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以及近年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产生的资本劳动比提高，投资率甚至有进一步的上升，意味着生产同量的GDP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要素。　　过高的投资率产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从结果来看，过度投资以及与之相伴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本利用率和投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从实施方式来看，过度投资往往与大规模刺激政策相联系，倾向于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那些具有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以及具有创新潜力的新成长企业，产生投资的挤出效应。解决过度投资问题，根本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当前的直接着力点应该是从需求侧刺激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杠杆率和消除过剩产能。进行这类改革的关键是标本兼治，即在对存量进行伤筋动骨式调整的同时，切实从体制机制上阻断增量的形成。　　第四，“创造性破坏”过程受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味着在那些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衰落的同时，顺应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产业茁壮兴起，以及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并消亡，更具竞争力的企业进入并成长。这个过程表现为创造性破坏，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在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破坏”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　　由于市场竞争决定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评判标准，因此，无论是一部分企业的新生还是另一部分企业的消亡，都有助于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提高。一方面，低效率企业占用着稀缺的生产要素，甚至以“僵尸企业”的形态使资源闲置或休克。这种“僵尸企业”在任何程度上的存在，都以同样的程度降低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另一方面，新成长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在于其顺应比较优势、资源配置合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从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因素。可见，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现存的妨碍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体制障碍，通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和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使应该退出或消亡的企业真正被淘汰，使新成长企业能够无障碍地进入竞争性行业。
(责任编辑：田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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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中国改革研究报告《转型闯关》新书发行
　　摘要：一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以加快金融监管转型为重点的金融改革；三是以提升公共性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四是以着力解决雾霾为重点的环境治理转型与改革；五是以开放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结构调整与改革；六是由传统市场监管方式向市场治理创新的监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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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中国工人出版社主办的《转型闯关――“十三五”：结构性改革历史挑战》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魏礼群，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改院名誉院长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教授常修泽，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中银国际研究公司经济学家曹远征等专家出席本次发布会。
　　本书主编、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在发布会中指出，“十三五”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对未来10年、20年我国经济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本书研究分析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四大历史性趋势：一是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的产业结构变革大趋势；二是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居住证制度转型的城镇化结构变革大趋势；三是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的消费结构变革大趋势；四是以全面实施自由贸易战略为重心的开放转型大趋势。在此基础上，中改院提出当前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大任务：一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以加快金融监管转型为重点的金融改革；三是以提升公共性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四是以着力解决雾霾为重点的环境治理转型与改革；五是以开放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结构调整与改革；六是由传统市场监管方式向市场治理创新的监管转型。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改院名誉院长高尚全认为，我国经济转型必须克服的困难与闯过的关口都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如何“闯关”，关键在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的增长点，着力解决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僵尸企业较多、金融风险累积等紧迫问题。《转型闯关》深刻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结构性难题，论述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的思路、目标和对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从“转型”角度分析，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是两道“久攻不克”的“难关”。《转型闯关》一书阐述了突破体制瓶颈的思路，要推进结构转型“闯关”，不能再走政策刺激老路，而是需要闯过“体制关”。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在发言中称，“如今雾霾、缺水、土地重金属化、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严峻，《转型闯关》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当前转型中的‘绿色转型’，而非‘黑色发展’，这一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尤为重要。2016年中改院将迎来建院25周年，它为社会发展做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尤为值得赞赏。”
　　24年来，中改院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每年年初推出一本改革研究报告，是中改院努力打造“中国改革智库”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几年，中改院形成的年度改革研究报告，有的被作为政府规划和政策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有的被多个国家部委、省市指定为领导干部读物，有的成为年度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向全球出版发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责任编辑：邓新华 UF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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