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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尽脑汁琢磨其他能让民生尽快起复的方法。在这方面靖王虽稍弱,杀了撤了几个不明风向仍按惯例行事的州府大员后,最终成章上报梁帝。
& & “是啊,“青遥大哥上个月突发急病后,加之都是自律甚严,请旨亲到灾区巡查,极有原则之人,但梅长苏十多年身处江湖,两人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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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六十年代发生的中苏同盟的破裂——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这件事儿，对当时的整个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所产生的那种震荡丝毫不亚于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还有一点特别相似的是什么呢？像苏联解体这么大的事情，中央情报局、美国这么多人研究俄国问题，没有一个人预测到，大家都非常吃惊，说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偌大个帝国就坍塌了。同样，中苏同盟在六十年代分裂的时候，所有的美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做出过预测。去年11月我们到美国开了一个会——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档案，就是它1948年到1976年对中国形势的评估报告，然后请了一批专家去对它的评估报告进行评估——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两件事儿是表示中苏分裂公开化了：一个是1960年苏联把全部在华专家撤走，这是公开的；再一个当然就是1963年的政治大论战——双方在报纸上互骂。我去年看到的美国档案表明，一直到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仍然认为中苏之间不可能发生分裂，因为他们认为中苏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都是搞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政治目标是一致的，都要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它们的敌人是一致的，都是美国人，所以它没有道理分裂。到1958年、1959年也有一些风言风语出来，大跃进问题啊等等，但是美国人认为当这个同盟面临破裂的危险时，中苏领导人都会各自调整他们的政策以适应这个同盟的需要。但历史事实恰恰是中苏领导人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政策，当他们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个同盟就破裂了。
从六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想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苏同盟会破裂？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理论问题。中苏到底是怎么分裂的，哪些事情上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最后觉得不能再容忍对方了，而且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不能调和的、不能妥协的，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有比较大的争论的。
过去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搞“三和路线”，提出了一条反对马克思主义或者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中共是不能接受这个错误的路线，所以分裂了。这主要是当时中共中央的观点，就是中苏论战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来的苏联和我们的分歧从何而来那个提法，但是后来有很多学者同意这个看法，而且把1956年作为中苏关系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主要说是因为1958年的联合舰队事件。所谓联合舰队，是苏联当时提出来要跟中国搞的一个海军的联合舰队。当时毛反对，说不行，我自己搞，你给我帮助。最后苏联同意了。简单地说就是这么个过程。很多学者认为这件事反映了苏联干涉或者要侵犯中国的主权，毛泽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所以顶了赫鲁晓夫，导致中苏分裂。
基本上过去是这样两种看法。但是我这几年看了很多材料，包括中国的、俄国的档案，我觉得这两个看法都站不住脚，都缺乏历史的依据。
第一个，其实对苏共“二十大”中苏之间没有路线分歧，甚至是完全一致的。外交上当时中国搞的也是和平外交，这从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就可以看出来。对内政策也没有分歧。很多人说毛泽东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提出了《十大关系》，所以跟苏联分道扬镳。其实不然，你只要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把布尔加宁关于苏联“六五计划”的规划仔细看一遍，对照毛泽东的《十大关系》，就会发现完全一致。关于投资比例的问题——要加大轻工业投资比例，加大农业投资比例——是苏联先提出来的，中国后来也提出来了。苏联提出要开发远东地区，中国是内地和沿海地区相结合，这也是一样的。还有调整农轻重的比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各个方面，都一样。所以对内政策也是一致的，包括对斯大林的看法。我看了很多材料，其实毛泽东并不反对批判斯大林，他只是觉得赫鲁晓夫这种做法比较幼稚，比较草率，但他几次讲话都讲到：这个我们还得感谢赫鲁晓夫，如果他不批斯大林谁敢批呀？是赫鲁晓夫，是苏共中央帮我们揭开了这个盖子，这是压在中共头上的石头啊。所以他内心是非常高兴的。至于说他后来的讲法，那都是事情发生变化以后的了。他有很多想法，人们把它挪到了1956年。所以说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起点这没有任何根据。
第二个问题，关于联合舰队的问题，我也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就是1957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验成功，它可以航海一万多海里，他要求有一个长波电台能跟这个潜艇联络——它都到了印度洋了，怎么跟它联络啊？当时苏联海军提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在印度建一个中转站，就叫所谓长波电台，第二个就是在中国海南岛建。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赫鲁晓夫说印度不行——因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说中国没问题，这包在我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兄弟嘛，建个长波电台有什么。他给包下了，结果跟毛一谈，毛不干。苏联提的方案是他出钱，毛不干。后来苏联说我出70％，毛也不干。苏联说我出50％，毛还是不同意，说我出钱，你可以用，没问题。这事没有发生更多的争执就过去了。中国海军整个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起来的，1954年和1955年苏联给了中国一批从炮艇到鱼雷快艇到巡逻艇等军舰装备，后来1957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得到消息说苏联的核潜艇试制成功了，说我们还要更新的技术，就是核潜艇。苏联当时就不想给：我刚研究试制成功，我还没用呢，就给你？所以它提了个方案，说这个核潜艇咱们来共同运用，所谓联合舰队，就是我先培养你们中国的干部，将来你们掌握技术了慢慢再制造这个东西。这就是联合舰队问题的由来。当时跟毛一说，毛不干，毛说你要搞合作我就不干，除非你给我技术就行。那是1958年的7月，是毛第一次跟苏联人发火，发那么大的火，所以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中苏分裂的一个起点。但实际上，那次事件在我看来毛泽东是在作秀，他有他的更深层的考虑，否则的话非常令人奇怪：第一，这么点儿一件事情，你至于发这么大火？毛泽东说你要搞联合舰队，是不是你要占领中国啊？你要占领中国的海岸线？他跟尤金讲，说你回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的一万公里海岸线我都给你了，我上井。非常奇怪，怎么这件事儿惹他发这么大的火呢？这是一个问号。第二，因为这个事情，后来赫鲁晓夫来解释，谈了一天，谈完就过去了。后来苏联就跟中国签了个协定，长波电台的问题、联合舰队、提供海军援助等等，基本都按中国的要求办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且不说这里不涉及到损害或者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它根本就没有引起分歧，也没有引起两国政策上的分歧，所以我以为把它作为中苏分裂的一个起点、一个转折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我觉得这个事件反映了中苏采取的不同的政策，表现出它们的分歧。而出现了这种分歧以后呢，两国的领袖没有一个人肯让步，没有一个妥协的余地，才会导致分裂，是不是这样？如果前提是这样的话，那根据现在我看到的材料，我认为有两件事情导致了中苏的分裂，这两件事情一个反映在对内政策上，一个反映在对外政策上。
先说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就是苏联当时从苏共“二十大”以后越来越倾向于对美国采取缓和政策，特别是1954年苏联的氢弹试制成功以后。我看了很多苏联专家给苏共中央写的报告，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再打仗，一旦打仗就是人类的毁灭，有很多分析的数据和理由。他们说主要是不能解决第一次打击的问题，对方就可以反击，只要反击就是两败俱伤。我觉得这对赫鲁晓夫的影响特别大，他就认为到了现代社会，至少是大国之间不能再爆发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就是核战争，如果是核战争就是人类的毁灭。整个苏联对外政策的基调是放在这儿的，所以他要求缓和。再一个就是1956年苏共提出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就别老跟这儿那么紧张，像朝鲜战争那个时候那种紧张的状态。基于这一点，他反复地强调要缓和，不要什么事儿都跟美国人吵架，通过谈判提出来什么限制核武器问题呀，什么禁止核试验，他都去参加，高峰会谈啊，日内瓦跟艾森豪威尔会见之类的。但是当时中国不行，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认为紧张的状态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这都是他的原话，大家可以看看毛文集、毛文稿里头类似的话非常多，我给它概括一下。——他认为紧张的状态一方面可以刺激美国，可以拴住它，不让它去镇压全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另外也能刺激中国的生产。根据这种思路，他就认为紧张没有什么可怕的，战争边缘政策没有什么不好的。1957年底在莫斯科会议上他已经表露出这个思想，当赫鲁晓夫在谈和平发展计划的时候，毛提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你要认清楚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什么意思啊？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谁怕谁。他说：我不怕它，打原子弹怕什么？我有六亿人，死一半儿我还剩三亿呢。这番话当时真是语惊四座，所有的共产党领袖都以为听错了，三亿人死了，他觉得没什么！当然，毛本身不是那意思，他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说革命不能怕牺牲。所以毛那种革命的激情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一种冲动，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你怕，我不怕。
这个时候中国在设计什么呢？在设计炮击金门，就是要打台湾。跟苏联产生分歧就是因为第二次台海危机引起的。号毛决定炮击金门。1954年打过一次，发现不行。为什么？因为福建没铁路、没机场，所有制空权都在国民党手里。准备了三年，“鹰厦”铁路修成了，福建空军基地也建好了，这会儿彭德怀认为可以打了——这个报告现在能看到。毛认为可以，说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打，具体什么时候打你不用问我，你们前敌指挥就可以决定。但是7月19号突然尤金来了，说要建联合舰队，毛就发了一大通火：这个事情我不清楚啊！当时尤金吓得回去就中风了，他认为是他的责任，是自己把话说错了，要不然为什么毛发这么大火。回去给赫鲁晓夫打一电话，赫鲁晓夫也吓傻了，说毛泽东同志怎么了，我们就提个建议，你不同意就算了，至于发这么大火？什么要上井啊。他说不行，我去一趟。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赫鲁晓夫来一次。我看了8月3号那次会谈记录，非常有意思，事情都解决了，很平和地。刚才我讲了长波电台的问题，还有联合舰队，都解决了，合同也签了。最后要走了，毛说了句话，说赫鲁晓夫明天你走，我到机场送你去，不但我去，我让在北京的所有外交使团都到机场送你去。赫鲁晓夫就说为什么呀？我是秘密来的，谁都不知道。毛说没关系，秘密来可以公开走嘛。不但你要这样公开走，我们还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都起草好了，你看看。赫鲁晓夫一看，果然中国已经起草好了《联合声明》，把他来时带领的不国防部长、海军司令等一大批人全给列上了，说中苏领导人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其实他们根本没谈这些事儿。为什么？毛就是要把《联合声明》发出去。后来号郑州开会的时候毛说了一番话，号赫鲁晓夫第三次来中国的时候毛又说了一番话，讲的都是这个意思：哎，赫鲁晓夫同志，当年我们炮击金门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没想好，但是，我们一打炮，调得美国人军舰来回跑，美国人以为我们是商量好的，一定是赫鲁晓夫跟毛泽东商量好的，因为赫鲁晓夫刚走中国就敢炮击金门，这得注意，这事儿搞不好就把苏联也惹上了。哎，这就是毛泽东要的，就是他让美国人以为中苏是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一点儿都不知道，所以回去以后他特别生气，一方面认为你中国整个这个外交政策和莫斯科会议的精神不一样，莫斯科会议讲缓和，你这儿到处惹事儿，人家不打你，你没事儿闲的你打它干嘛呀。你把美国人给调来，你要打你就真打。后来他派葛罗米柯来问中国到底要干什么，说是不是要解放台湾。毛泽东说不是要解放台湾。他说要不然你们是要登陆金门？毛说金门也不登陆。他说又不解放台湾，又不解放金门，你打炮干什么？他说打着玩儿啊，就是逗美国人嘛，我这一打炮他就紧张了，他一紧张，就把他的军事力量都调到台湾海峡来，其他的什么黎巴嫩、中东的革命就蓬勃发展了嘛。你看，毛的思路完全跟苏联不一样。我认为这个事情造成了中苏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根本的分歧，而这个问题毛是不会让步的，赫鲁晓夫也不让步。
主持人：谢谢沈先生。每次遇到像沈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一些研究和中国相关的近代史、现代史的专家，我总是想请教一个问题，那就是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在目前的环境下是不是真的可能，因为毕竟长久以来我们所习惯听到的历史都是教科书里面归纳出来的历史，而且在目前的学术环境当中，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感觉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您觉得像您这样一位学者去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沈志华：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一个是政府的事情。历史学家是干什么的？我一直认为历史学家就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样子给它描述出来。所谓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那都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我没这个责任，我也不挑这副担子。我只告诉你历史原来是什么，你怎么解读这段历史，你怎么从这里头找到什么经验来指导你当前的行动，那是政治家的事情，那是政府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我认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来就非常困难，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以后人们研究现在还好一点儿，有录像了，过去没有，靠什么？没有形象东西，完全靠文献，还有口述，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你想想，你要把它还原成过去历史发生的事情本来就是很难的，如果你要再加上一些额外的导向，说需要它是什么样子，那就完了，那你就别搞历史，你搞出来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只能忠实于历史。所以我在看材料，我在解读档案，解读材料。我也不是中国人，我也不是俄国人，搞中苏关系，我就是一学者。如果你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容易出事儿，你总有民族感情吧，你总有你的喜好吧？因为你喜欢他，你明明看到是这样，你不这么去说，那是不对的，那没有资格做一个历史学家。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你就算这样做，可能在一定的时候你的东西不会全发表，有些话你是不能讲的，我可以不讲啊，况且我以为这二十多年来呀，中国的状况一步一步在好转，你想想20年前，我敢坐这儿说这番话。所以呀，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历史学家要把握住自己的真谛。
主持人：谢谢沈先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
沈志华：特别是在1959年发生了一个响尾蛇导弹事件，就是台海危机的时候，原来是中共这边有主动权，后来美国虽然不敢直接参战，但是他给国民党提供了最新研制的空对空导弹，叫响尾蛇导弹，当时是很先进的，结果一下就把中共飞机打下来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大概是号那天，在温州上空打仗，有颗导弹掉地上没炸。那会儿中国军队里都有苏联顾问啊，马上这消息到了莫斯科，当时苏联正在研究这个空对空导弹，解不开这谜，他就赶快跟中国说你们把这导弹给我们，我们来研制。中国就左推右挡不给，一会儿说在那儿，一会儿说装不上车，结果赫鲁晓夫就很生气，说你们的武器都是苏联提供的，从陆军到空军到海军哪一件不是苏联提供的？我们管你们要个导弹，还不是你们的，是美国人的，你都不给，咱们还算同盟吗？结果中国过了很长时间，到1959年给发过去了，但苏联海军把那个导弹打开一看，傻眼了，都拆得乱七八糟装不上了，显然是中国也琢磨了半天这先进的东西，但毕竟技术差一大截子，能拆不能装，而且还少了个东西，有个远红外线的制导系统——最关键的装置——没了。那赫鲁晓夫就说，这也不知道是中国人故意扣着不给咱们，还是当时就没这东西，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就不像一个同盟，不像一个盟国。
正好在这个时候，就是6月份的时候，苏联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装车了，这是号订的合同，苏联要给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说别发了，你不知道毛泽东下一步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谁都摸不准，你再给他个原子弹，何况现在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暂停。这件事，赫鲁晓夫的决策，表明他在对外政策上决心跟毛泽东翻脸，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儿是违反合同的，两国签了协议的你竟然敢违反协议？他一定是横下一条心了。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惹怒毛泽东，而当时三机部和国防科工委的那些人，像张爱萍、宋任穷等都特别生气。所以后来中国把原子弹叫争气弹嘛，什么意思？620工程，什么意思？620就是苏联6月20号那封信，推迟提供原子弹样品那封信，所以叫620工程。但毛并不生气，在这件事儿上，从头到尾到现在，我没看见他讲过一句话。
那么毛是因为什么事儿跟赫鲁晓夫翻脸的呢？后来我找到这个原因了——人民公社。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帮助苏联处理了波匈事件。当时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个特别微妙的变化，就是原来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曾经跟毛泽东两个人有一个君子协定：欧洲的革命苏联人管，亚洲的革命中国人管——就是中共负责，像朝鲜、越南、印度支那，这些亚洲的革命都归你们管。这是刘少奇当时去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跟斯大林谈的。后来双方一直就是遵从着这么一个原则，所以中共几乎对欧洲的问题不大过问，苏联也很少过问亚洲的问题，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我看到过越南大使馆给苏联外交部的一个电报，苏联给它的物资啊什么的都是通过中国人给，他们的一些什么项目啊，包括土改啊、整风啊，党内的什么，全是请示中共。1955年的这个电报意思要摆脱中国人，说我们能不能直接跟你们联系，以后你们援助就直接给我们，不要通过中国。苏联外交部回电说：你告诉越南人，不行，以后让他们什么事找中国人，别找我们。就是到1955年的时候仍然是这种状态，可见中苏双方是有严格分工的。但是1956年情况变了，赫鲁晓夫对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实在是处理不了——这个人能力有限，政治经验不足，没办法了就请中国人帮忙。10月23号刘少奇去帮着他处理那个事，然后1月份周恩来又穿梭外交到波兰、匈牙利，最后把那事儿给抹平了。所以这个时候毛在东欧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内部乱了，所有共产党员的思想全成糨糊了，而毛讲了几番话，讲得比较入理，在大家看来都说得过去，这就是《两论》。
那么到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毛的影响就达到了高峰。毛那会儿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指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了。那个时候哥穆尔卡、乌布利希等，所有这些东欧国家领导人挨着个儿地去见毛，去请示，去跟他探讨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但是毛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中国是个大国，人口是个大国，政治上是个大国，有经验，但是有一点不行，什么呢，经济。他说中国经济上是个小国（用个小指头）。但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说十五年要超过美国，毛就坐不住了，第二天马上提出来：你十五年超过美国，我十五年要超过英国。这就是所谓超英赶美口号的由来。毛回来就布置大跃进——这过程大家都比较清楚，就不讲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毛又提出来一条人民公社，他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板，是指出了人类走向未来美好社会的一条光明大道。他几次在会上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些都过时了，这是斯大林提的，我们不用。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也不对，这是列宁提的，也过时了。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什么呢？是多一点，快一点，少一点，省一点，叫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他还说苏联一天到晚嚷嚷向社会主义过渡，“过”了四十年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就不一样了。他从钢产量说起，然后说起整个经济发展速度，赶超美国从十五年降到十年，最后降到七年、五年，说要赶上英国两三年就够了。所以他认为很可能我们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到了门口我们先不进，我们在门口等着他，让他先进。就当时那个雄心壮志和那种口气，他当然是很想把中国领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社会。但是他太过于乌托邦，所以他设想的那个人民公社在下边已经搞得很乱了，他还仍然认为是一条光明大道。
大跃进到了1959年初就失败了，各地指标全往下压。其实庐山会议本来是压指标的，不是批彭德怀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彭德怀这个《万言书》就送上去了，毛最反感这个。我看毛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有一个毛病，就是我有缺点我自己说可以，你不能讲。彭德怀就犯了这个忌。本来毛已经认错了。为什么去开这神仙会？为什么开庐山会议？就是让大家都消消气啊。过去都做错了，把指标压下来，能够继续，能够平衡，再回到周恩来、陈云搞的那个路子就完了，但别提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你搞错了之类的话。结果彭德怀一句话，毛泽东火了——当然这事儿本身跟苏联还没有关系，他刚把这个《万言书》批回去，外交部有一份报告上了庐山了，说现在苏联共产党基层党员普遍认为中共在路线上犯了错误，它指的就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我们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作答，请主席批示。到现在我没看到毛怎么批的，反正这事儿给压下来了。第二天又有两份材料上了庐山，一个是天津市委干部讨论会的情况，一个是江西省干校讨论人民公社、大跃进，说这个大跃进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亏本了、人民公社搞早了、这是心血来潮等等，整个材料都上去了。毛就沉不住气了，批了几个字“印发大会”——但是也没提什么反驳意见。
刚发走，第二天又来了个材料上庐山，谁呀，就是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这一下毛就再也忍受不了了。我看了很多材料，苏共中央曾经有一个决议是安德罗波夫搞的，因为中国搞了人民公社以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学习，像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就直接说我们也要搞人民公社，包括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搞，认为人民公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要先进、要好。于是，苏共中央就决定让安德罗波夫组织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研究这问题。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肯定就是一种狂热的、激进的情绪造成的，说中国现在并不具备搞人民公社的条件。但这个事儿苏联是绝对不能反对的，据他们分析人民公社这事儿跟毛泽东直接有关，只要一批就是跟中国闹翻了。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话，也不说它好，也不说它坏，沉默。从1958年9月份北戴河会议以后中国提出人民公社，一直到1959年一年，苏联报纸上你看不着提人民公社这个字样。号是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使讲话一个字儿不提——当时中国搞的是最热火的时候。这样毛就憋了一肚子气了，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苏联认可中国这种试验，其它东欧国家领导人都挺赞成的，你怎么就不说话呢？参考消息上登过米高扬和美国参议员的谈话、赫鲁晓夫和美国参议员的谈话，但是塔斯社否认说是造谣，毛也就作罢：你都否认了，就算了，你总有个说法吧。到了7月份，赫鲁晓夫去波兰，人家又提这问题，说赫鲁晓夫同志您给我们说说，这人民公社到底怎么样啊？能不能搞？赫鲁晓夫说了这么几句话：搞公社，我们搞过，二十年代我们就搞过，但是失败了，为什么呢？条件不具备，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你才能搞，否则的话就像1920年苏联搞了公社，列宁说那全成了养老院，都不干活儿，光坐那儿吃，就是因为物质条件没达到，另外精神条件、思想境界也没到那个地步。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讲过他为什么当时说那句话，他说我要再不出来说就得天下大乱，全学中国搞人民公社了。他说党内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有这个看法，有这个意见，说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又不能说中国，我只能骂自己。
但不行，你骂自己也不行！所以这话到了庐山毛就翻脸了，当场就批了几个字，把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的讲话印发大会，请同志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失败的公社在我们这里也一定会失败，然后讲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历史，讲了一大通发下去。发下去后，第二天一想，不行，这个气还没消，就把吴冷西、陈伯达他们几个人叫来，说你们马上下去搜集人民公社的材料，我要向赫鲁晓夫们宣战，我要向一切反对和怀疑人民公社的人宣战，说现在有些人已经和帝国主义走到一起了，什么什么，讲了很多。过了一天，他又讲了一番话，跟刘少奇说把赫鲁晓夫这报告登在《人民日报》上，我要让中国人民看看赫鲁晓夫是怎么反对人民公社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登。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的那种愤怒的心情，因为他的一个试验不但在党内受到了抨击，又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了。
这件事儿反映出毛想走的这种建设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赫鲁晓夫和苏联当时设想的发生了分歧，而他完全不能接受苏联的意见，所以他要宣战。从这以后，中国开始提出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这就是1959年11月上海政治局会议提出来的。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已经都觉得不可以再容忍了，但是他们都知道如果闹得两败俱伤，得利的只能是美国人。所以你看刘少奇文稿上讲了一段话：中共中央已经定了，将来主要任务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谁呀？就反对苏联嘛。他说：但是中苏关系不能破坏，这涉及到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利益。这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不过有个前提，就是苏联必须承认错误，必须回归正确路线。苏联那边几乎做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决议，就是196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说苏中友谊是战略性的，是最重要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破坏跟中国的关系，但是中共一定要承认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这话的意思就是在正确路线的前提下保证跟中国的关系。这样，双方几乎提出了完全同样的一种方针。这样子就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4月份和5月份双方在报纸上发表各自的文章，双方各说各的。在这个时候，其实分歧的大局已定，只是有个爆发的时机，另外双方还都企盼着对方能够承认错误。承认错误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咱俩谁说的对，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共产党国家关系里头很核心、很要命的一条，都得争个正统的地位。
于是就出现了世界工联会议的争论——世界工联会议6月2号召开。本来1959年10月份赫鲁晓夫访问中国的时候是想跟毛缓和，结果却大吵一顿，虽然最后双方说这个算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以后咱们不要再争了，把这个会谈记录咱们都烧了——其实谁也没烧，烧了咱们今天就看不见了。回去以后双方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在报纸上发文章。到了工联会议时，本来说的是内部讨论的事情不对外，但是中国发了很多材料讲述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不同的看法，这让苏联非常恼火：说好了这个事儿不对外的嘛，何况开世界工联会议的还不都是共产党国家，工联，工会联合会嘛，它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苏联认为中国违规，回去以后赫鲁晓夫就策划了一个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中国，逼着认错——这就是彭真6月二十几号去的那次。开了好几天，结果彭真态度特别强硬，说中国没错，错都是你们的。双方又吵起来了。
彭真前脚回国，赫鲁晓夫这气儿实在是憋不住了，他没招儿了，你想，他怎么治中国也治不了，你说什么它也不听。就剩一招儿了：撤专家。因为当时在中国有3000多个苏联专家，可以这样讲，当时中国的“一五计划”，整个中国的现代工业的基础，都是苏联帮助搞起来的，共有156项，1958年进入“二五计划”，苏联又追加了很多项。赫鲁晓夫认为：我只要一撤专家你就得低头，你就一定得承认错误。撤！结果他没想到中国人不低这头，专家撤了，他把这个箭射出去了，他收不回来了。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反对。我跟一个苏联大使谈过，他就讲当时外交部都反对赫鲁晓夫这做法，说你哪儿能这么干，你这不是明摆着撕毁合同吗？国际交往不能这样。赫鲁晓夫这人就是火一来了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那么到了这一步，其实中苏之间脸皮就撕破了，就彻底地分裂了。虽然1961年、1962年中国自然灾害的时候赫鲁晓夫又想恢复这种关系，比如我给你点儿贷款啊什么的。你们都不记得了，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吃的那古巴糖都是苏联转运来的，还有伊拉克蜜枣，都是。苏联还要给什么大米贷款等等好多，又说专家再给你弄回来。但中国人不要，说欠债我们照还。那时也经过几次，包括1962年刘少奇去谈判，但是双方已经无法再继续，因为根本的路线已经出现分歧了，谁都不愿意让这个步，因为让步的结果是你让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谁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子，世界各国共产党就跟着他走，所以中苏之间没有一个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妥协的机制，出点儿事儿就爆发了。
到了1962年10月就出了两件事儿：一个是中印边界打起来了，再一个就是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纠纷，中国是希望苏联支持中国一把，古巴导弹危机呢，苏联是希望中国支持苏联一把。结果双方谁也没支持谁，就彻底闹翻了，于是就有了1963年两党会谈。两党会谈嘛，那就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让步，就开始大论战，于是就走向全面的分裂。
我讲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根据新的档案的文献材料而来的，当然是我对这些材料的解读，我的认识。总体上来讲可以这么说：炮击金门反映的是中苏之间的对外政策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不能迁就中国的；大跃进问题反映的是中苏之间在经济建设、对内政策上的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赫鲁晓夫。所以中苏之间开始走向分裂。这就是我的研究结果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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