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私募凶猛 全球十大资管巨头已有7家落户中国|私募|落户|资产管理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国基金报记者 房佩燕
　　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外资私募加速布局中国市场。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目前全球资管规模前十的巨头中，已有7家在华设立外商独资私募基金管理人，进军中国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及财富效应，随着国内政策的逐步开放，外资机构争先恐后想分得一杯羹。同时，外资私募的入驻也将进一步促进国内资管行业的发展。
　　今年1月，富达利泰投资获批成为首家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的外商独资企业（WOFE），其后，瑞银、富敦、英仕曼、惠理、景顺纵横和路博迈等公司也陆续完成登记。
　　看好中国市场前景&
　　外资私募机构人士表示，申请外商独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原因主要是看好中国资管行业的发展前景。富敦总经理黎涛告诉记者，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包括公募、私募、银行委外资金等总规模已达数十万亿，这个规模还会不断增长。在这个背景下，相信全世界的资产管理公司都希望在这个市场里面分得一杯羹。
　　朝阳永续基金研究中心研究主管尹田园直言，外资进入我国私募市场是为了分享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大蛋糕。据香港东英资管执行副总裁李炜介绍，现在全球最大的资管市场是美国，有机构研究预测，中国市场再经历5到10年的发展，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资管市场。“中国市场很大，但主体资金不可能全部配置到国际市场，大部分仍沉淀在本土。全球投资者想来中国市场吸金，是看好中国市场发展趋势。”
　　已经发行了首只产品的瑞银和富达均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瑞银总经理陈章龙表示，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业务增长市场，瑞银的目标是在中国成为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也表示，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将出现更多的全球领先的专业投资经验和实践，有望开放多样的跨境投资渠道，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投资产品，也为业界优化更好的发展环境。&&&
　　此外，中国市场的财富效应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格上财富研究员雷蕾表示，相较于海外成熟市场，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具有较多的投资机会，能够带来不错的回报。之前涉猎国内市场的部分海外知名私募近几年也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财富效应。&&&
　　有效发挥外资实力
　　据介绍，外商独资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外资私募在内地开拓资产管理业务比较有效的模式。路博迈中国区负责人刘颂表示，透过WOFE模式，海外机构更能发挥业务战略，实践投资管理理念。路博迈作为一家国际资产管理公司，过去七八年在不同市场中已累积了丰富的投资和风险管理经验，WOFE模式可以确保其传承总公司优良基因，有效利用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资源。
　　同时，从成功备案的外资WOFE情况来看，大多在国内已有比较深厚的积累。
　　黎涛告诉记者，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富敦通过设在新加坡的总部投资中国，已有超过10年的经验，如今中国放宽外资进入国内的限制，富敦有信心和能力参与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新加坡富敦公司一直在为淡马锡管理QFII额度，中国的投研团队也长期为新加坡总部提供投资研究服务。”
　　李少杰告诉记者，富达早在2004年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成立了超过400人的中后台支持中心以及专业的研究团队。其余几家也有相似的在华投资经验，如景顺投资此前通过QFII投资中国股票的管理经验达十年以上、惠理原本投资香港市场便在内地做了充分的投研工作等。
　　对于外资积极布局国内市场，业内人士认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业的发展。李炜表示，国内私募机构虽然有2万家，但同质化非常严重，并且私募行业也是集中度非常高的行业，90%的资金集中在10%的机构手中。相信海外大型金融机构进的入，会改变私募领域的竞争格局，加速中国资管行业的发展。&&& &&&&&&&&&
　　雷蕾认为外资私募的进场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行业生态，为投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由于外资私募在海外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投资体系，他们的加入势必会给国内私募带来压力，长期来看有助于带动整个私募行业管理人投资水平的不断提升。
　　外资私募积极筹备首只产品专注基本面投资
　　中国基金报记者 吴君 赵婷
　　今年以来，外资私募的积极动作备受业内关注，富达利泰投资、瑞银资管、富敦投资、英仕曼投资、惠理投资、景顺纵横投资、路博迈投资等外资私募机构先后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协会）完成备案登记。按照协会规定，这些外资私募将会在6个月内备案首只产品。
　　据了解，目前，富达利泰、瑞银资管已发行首只私募基金。记者从多家外资私募了解到，他们都在积极筹备首只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不同策略。在投资风格上偏向于基本面价值投资，选好公司、长期持有为主。此外，外资私募纷纷招兵买马，搭建中国市场团队。
　　外资私募纷纷筹备首只产品
　　今年5月4日，富达利泰率先备案了第一只固定收益产品“富达中国债券一号私募基金”。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表示，富达国际希望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产品和解决方案，满足投资者需求。
　　11月20日，瑞银资管宣布推出“瑞银中国股票精选私募基金一号”，为第一只外资股票型私募基金。瑞银资管总经理陈章龙介绍，该基金已完成资金募集，将在协会备案，未来主要投资于A股市场，面向中国的合格机构及高净值投资者，基金经理王子正在中国股票投资及研究领域拥有7年的从业经验。
　　除了上述两家机构，富敦投资、路博迈投资等外资私募也正在筹备首只产品。富敦投资总经理黎涛告诉中国基金报记者，将要发行的第一只产品是股票类的私募基金。路博迈中国区负责人刘颂称，计划在6个月内发行首只产品，该产品将会是一只债券产品，投资于跨类别中国固定收益类产品，投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公司债等，在强调本金安全的基础上，追求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中心高级分析师介绍，外资私募的筹备工作包括资金注入、组建团队、寻找外包商、合作方等。各家公司推出的首只产品都会是最为擅长的投资策略，如英仕曼首发的为A股量化产品。
　　基本面价值投资为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外资私募在投资策略、风格上多聚焦于基本面价值投资，偏向自下而上选择优质公司，通过长期持有获利。香港东英资管执行副总裁李炜认为，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大型外资机构偏向于基本面研究为基础的投资。
　　黎涛坦言，“我们的实力主要集中在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扎实分析、自下而上选股，因此，以后无论是固收还是股票产品，都会基于我们的实力去发行，偏基本面的价值投资，只会投向我们有充分信心的上市公司。”
　　李少杰表示，富达国际会将集团成熟领先的投资策略、“自下而上”的投研方式、多样的产品开发、专业严谨的风险管控以及丰富的业务发展经验带到中国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的投资服务和体验。
　　陈章龙进一步透露，瑞银资产管理遵循的是聚焦行业龙头的主动管理型投资策略，主要关注战略行业，聚焦行业龙头，注重基本面研究及企业质量审查，采用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我们尤为关注有望从中国结构性改革中受益并具备增长潜力的行业，比如医疗保健和日用消费品。”
　　此外，也有外资私募表示会采取量化等策略进行投资。刘颂告诉中国基金报记者，对于一些波动大的股票市场（如A股市场），以定量策略选股，而非单靠行业和板块的偏好，可能长期会有更好的投资结果。“路博迈拥有庞大的国际量化投资团队，投资决策及管理风险技巧均以获奖研究报告为基础，利用这些经验，希望可以发展出适用于A股市场的定量模型，依据估值、盈利质素、营运效率、价格动态及市场气氛等基础动力因素筛选潜力个股。”
　　积极建设中国市场团队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家外资私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投资、运营团队的搭建工作，充实投研、管理实力。
　　陈章龙介绍，瑞银资管在中国已拥有近25名员工，形成了包括基金经理、法律合规、营销、运营、销售和风险管理等个岗位的完整团队，并且还将逐渐扩大以支持业务增长。
　　黎涛介绍，富敦投资到今年底总共有13名员工，其中与投资业务直接相关的有7名。“今年有40%是新增加的员工，为了申请牌照、满足监管要求，充实各个岗位实力。同时，我们会跟券商、银行等国内机构合作，销售产品主要针对高净值人群；未来在适当的时机，也会跟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合作，为他们提供专业服务。”
　　刘颂表示，路博迈正在不同职能中增加本地资源，包括投资管理、法律合规、市场营销及研究等。在投资组合管理方面，建立管理平台；在运营方面，利用本地供应商设立交易系统、基金行政管理及风控系统。此外，还会与本地战略伙伴合作，拓展境内分销网络。
　　朝阳永续基金研究中心研究主管尹田园表示，外资机构目前的战略相当清晰，并没有一进来就急于大显身手，而是先做好前期铺垫，毕竟资管还是要依靠研究和投资的实在累积，尤其是新进入的市场，必须要和渠道建立联系。
　　格上财富分析师徐丽表示，外资私募普遍在做的工作是当地团队的招聘和搭建、合规方面的准备、与机构的对接，具体策略和团队建设上有几大方向：一是沿用原有策略，因为在海外多个市场均有运作先例，较为成熟，以长期投资为主；二是招募本土团队；三是做好原有策略与本土团队的结合，实现海外模型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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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海营刘颂杰：《纽约时报》上的中国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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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颂杰& 媒体人
&&&&&& 《纽约时报》11月21日的评论版刊登了一篇配图文章，标题看上去有点耸听——《中国该如何打败美国》。核心意思是说，中国要崛起，美国要守住世界领导权，两国之间的争夺不可避免。在这场“零和博弈”中（有人受益则必有人受损），关键是对“人心”的争夺，得“人心”者将最终得天下。
&&&&&& 作者是一位中国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阎教授比较著名的一件事儿是曾经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08年后又专门为此事道歉。在这篇文章中，阎声明自己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不是西方眼中的“鹰派”。他认为中美之间不至于爆发军事冲突，除了军事和经济实力，道德也将是决定两国胜负的重要因素。在引述了一番春秋战国的古人思想之后，他声称，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是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的核心则是“德政”：中国必须用传统道德来替代金钱崇拜，如此方能“安内”然后“攘外”，与美国霸权一较高下。
&&&&&& 这其实是阎学通今年四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一本书的简略版——《古代中国思想，当代中国实力》（他在国内还出版过《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等书）。阎教授向古人求智慧，呼吁中国建设道德至上的“软实力”，不过《纽约时报》的配图意味深长：一条巨龙套了个笑脸面具，张牙舞爪。似乎在编辑看来，阎所鼓吹“道德”别有用心。
&&&&&& 随着中国“崛起”，除了海外华人，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国人也成为国际报刊的撰稿人。而且，从前直接英文投稿多一些，现在即便是阎学通这类“海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也是中文投稿，然后由专人翻译成英文。
&&&&&& 这些“国际撰稿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就是像阎学通这样的专家学者，比如经济学家樊纲在今年11月号的《外交政策》刚刚发了一篇《取现》（Cashing Out），批评美国因“世界发钞国”独特地位而带来的“幻觉”，信贷膨胀、金融部门无限扩张；金融危机表明，这种情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7月6日，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华尔街日报》评论版（英文）发表《中国自由主义的古代渊源》，意在厘清外界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误读。刘军宁引述老子《道德经》，“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得无为而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管得越多，老百姓越穷；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其中最重要的转型就包括放松对人的控制。
&&&&&& 第二类是文化传媒名人。比如作家余华，就常在《纽约时报》等外媒发文章（当然是翻译稿）。另外一名作家慕容雪村近期也在这家报纸发表文章，讲述他“过一种正常人生活”的梦想。在此之前，有关他的一篇人物特稿，与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节选一同发表。著名媒体人、原《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陈敏）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听》，也是发表在《纽约时报》（11月15日）。
&&&&&& 第三类是中国的高层政要们。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级别最高的中国人当属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09年，温家宝赴欧洲参加中欧峰会前夕，纽约时报网站在观点栏目推出5月5日《纽约时报》登载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文章《遥远的邻居》，敦促中欧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对经济危机，提出了中国对中欧贸易的关切和诉求。
&&&&&& 王岐山副总理可称得上在外媒发稿最多的中国领导人了。2008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分别发表署名文章《中美节能合作将是双赢》以及《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2009年，他更是在外国报纸刊发了5篇文章。
&&&&&& 此外，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高层政要会选择在出访或重大会议之前，在国际媒体发表文章。今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更是在西班牙《国家报》、德国《南德意志报》和英国《金融时报》连发三文。其中在西班牙国家报题为《携手互利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的文章称“中国将继续购买西班牙国债”，让受困于经济危机的西班牙充满期待。
&&&&&& 由于话题一般都是与经贸相关，因此《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纸就成了中国领导人的“最爱”。温家宝总理今年6月23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已将限制价格上涨放在宏观经济调控的首位，并推出了一套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奏效，我们有信心价格上涨将在今年得到有力控制。”
&&&&&& 最近的例子是，11月4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发表《全球贸易平衡增长的中国因素》，文章说，“近期个别国家无视中国为促进全球贸易平衡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试图通过汇率、贸易保护等手段打压中国，以此获取政治利益。”
&&&&&& 看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看重“笔杆子”的外交功用，外媒也就成了一个新的舞台。
&&&&&&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中国网络电视台专栏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键分享中铁建南京首个项目又惹纠纷 因偷面积被百余业主告上法庭
来源：中国经营报
http://house.ifeng.com/rss/news/30/news_buying.xml
本报记者 刘颂辉 上海报道时隔两年，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入驻南京的首个项目中铁建青秀城再次因为赠送面积一事遭受质疑，被百余名业主告上法庭。日前，该项目二期100多户业主反映，已将开发商中铁建江苏置业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原因是在销售之初，承诺将通风井改造成“小房间”附赠给业主，但实际上在交房之后，该部分面积被监管部门定为违章建筑，不允许搭建。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中铁建江苏事业部副总经理宣浩隽，其证实公司正与业主走法律程序，相关问题由代理律师来回复，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未收到来自代理律师方面的回应。公开资料显示，中铁建青秀城项目位于南京市栖霞区迈尧路与经五路交会处，占地约11.3万平方米，总建约42.9万平方米。该项目二期在销售之初承诺赠送小房间，即“2+1”户型，原本通风井的位置可改造成7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作为赠送。为了买类似户型，业主额外接受单价之外2000元/平方米的代价。中铁建房地产集团江苏事业部一名负责人此前曾表示，将通风井改造成“小房间”，不在规划许可证范围内，属于违章建筑。该公司人士还表示，类似“偷面积”的行为是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潜规则”。据相关媒体报道，近日该项目二期业主反映，一期曾因为涉嫌违建被拆除，在当地政府和业主沟通之下，“小房间”得以保留。“同样的小区，同样的户型，同样的说辞和销售道具，一期能保留小房间，二期却不能，这令我们无法接受。”有业主表示，在多次沟通诉求未果后，2017年初，二期100多户业主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中铁建房地产集团给予赔偿。对此，宣浩隽回应本报记者时表示，相关情况较为复杂，通风井位置搭建赠送的“小房间”，从开发商层面已然没有建设的可能性，但是不排除监管部门的政策做出调整的可能。值得关注的是，中铁建青秀城是中铁建在南京打造的第一个项目，于2014年底首次开盘，由中铁建房地产集团江苏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和销售。据媒体报道，2016年，该楼盘还曾因为违规收取“服务费”和认筹金、“空中走廊”存在安全隐患屡遭诟病。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房产设计过程中，把计算一半建筑面积和不计算建筑面积的各类建筑的面积尽量放大，从而增加实惠，促进销售的方式，被称为“偷面积”。一些赠送面积超大的户型在楼市中不断涌现，靠着通过“偷面积”得来的超大赠送面积，一度成为产品卖点。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对于目前很多违建项目来说，本质上是项目规划的时候就存在很多漏洞，比如说部分阳台周边存在一些“可改造”的空间。“现在有些地产商在打擦边球，所赠送的面积其实是设备空间或公共空间。开发商和业主都心知肚明，这种操作属于违规，因此需要整改。”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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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颂杰：中国红会身世考
来源：时代周报
[导读]中国到底是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国？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就意味着与国际接轨吗？本报评论员 刘颂杰因为雅安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但看起来，似乎很少人真正搞懂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关系。比如，最近一条很火的微博引用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的话说，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原因之一是“中国是唯一不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会员国”。实际上这是阮次山在“郭美美事件”之后的一个评论，这次被重新翻了出来。4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紧急辟谣：“网传中国红会未加入国际红会纯属谣传！”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国？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就意味着与国际接轨吗？“国际红十字会”其实是个模糊的概念虽然在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声讨中，“国际红十字会”这个名称已经被提过千百次，但这其实是个模糊的概念。目前，“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以及各成员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更早，前身是1863年由瑞士银行家亨利 杜南等人创立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其主席一直由瑞士人担任。根据《日内瓦公约》以及习惯国际法的规定，国际社会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独一无二的地位，保护国内和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受难者。而国际联合会则成立于1919年，是各国红十字会的联盟，它扩大了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活动范围，将应对非武装冲突引发的紧急情况（如人为的或自然灾害）包括进来。目前，国际联合会负责在运动内部协调186个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活动，会长由选举产生的某国红会代表担任。经费来源上，国际委员会与国际联合会也不同。国际委员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瑞士和美国，再加上其他欧盟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它们提供的资金达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预算的80%-85%。约3%的经费来自个人赠与，其他资金来自各国红会。而国际联合会预算的主要部分来自国家红十字会的捐款及其投资收入。凭借其在国际人道法中的历史和地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红十字运动的领导机构，然而在运动中它也经历了一些权力斗争。在不同的阶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联合会以及某些国家红会发生了冲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如今在红十字运动下并行、核心职责差异化的模式。根据1997年的《塞维利亚协议》，在战争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占主导地位的红十字组织，遵循其最初的箴言“战时行善”，在冲突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而国际联合会在非战争局势中处于主导地位，负责在发生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的时候开展国际援助，如印度洋海啸、中国汶川地震等。在本国境内发生的冲突局势下，国家红会将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成员国认定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负责在法律上承认一救护团体为官方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并接纳其加入运动。具体的认可原则在运动章程中有明确规定。在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认可后，国家红会即被接纳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成员。中国红会早已是国际联合会（IFRC）成员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我们无法笼统地说，中国有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而言，只在约80个国家有代表处作为派出机构，其对中国红十字会是承认与否的问题；对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而言，才有是否加入并成为成员国的问题。另外，正是因为ICRC和IFRC之间的不同乃至冲突直到1997年才有明确的说法，以及ICRC的资金来源主要靠西方发达国家，而IFRC则是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联盟组织，才使得中国红十字会与两者的关系也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中国的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的上海租界，当时名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1906年清朝政府签署《日内瓦公约》，1907年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改为“大清红十字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又改名“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1月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1919年在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成立之初就加入其中，1933年再更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红十字会迁往台湾继续运作，而留在中国大陆的红十字会组织则于1950年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1952年，第18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IFRC）国际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则一直是承认台湾的红十会，没有在中国大陆设代表处，直到2005年7月，经过长达五轮磋商之后，国际委员会与中国签订协议，才正式在北京设立东亚代表处，业务同时覆盖朝鲜、韩国、蒙古三国。在加入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过程中，中国与很多国家不一样，是先加入联合会后，然后才为国际委员会承认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红十字会、澳门红十字会依照红十字运动的精神，分别于1997年及1999年脱离英国及葡萄牙红十字会，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其享有高度自治的分会。为何国人怀疑中国红十字会的成员地位？其实，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厘清中国红会和ICRC、IFRC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何每逢灾难捐助之时，大家就会怀疑中国红会是个独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王国？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红会的角色定位背离了国际红会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重要的两条：独立和志愿。所谓“独立”，是指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经常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而“志愿服务”则是作为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利益，但在中国，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费发票、“郭美美事件”之后，红十字会及其下属基金会和机构的商业利益链条渐渐浮出水面。按照中国红十字总会网站的信息，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副会长，都曾担任政府高官，或者是由国家高官兼任。而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提供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构改革方案》，内设党委，人员编制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定编73名（其中行政编制45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28名），虽然进行机构改革，仍旧是国家事业单位编制，且红会是21个不用在民政部注册、直属中央的机构之一。 在财务上，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中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捐款和动产及不动产外，还包括政府的拨款和其他合法收入。其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待遇；其工作经费则来自财政拨款。 此外，在运作透明度上，中外差距太远。就连同为国内机构的壹基金，也远胜红十字基金会，这不必多言。“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酝酿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将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但这次，这个社会监督委员会并不是来履行“他律”职能，而是急着为红会辟谣。种种怪象，也难怪国人有中国红十字会“独立”于国际红十字会的错觉。 （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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