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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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积极推进理论创新、路径创新和制度创新，作出了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选择，探索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历史雄辩地证明，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源泉。　　一．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先声，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3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指导的结果。　　1．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由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该文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由此拉开了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帷幕。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这场大讨论取得了极大成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准备。　　日-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在此之前，11月10日-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关于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关于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生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全党解放了思想，廓清了思路，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　　在&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勇气，通过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勇敢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状态，端正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从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　　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指导的结果。　　改革开放需要理论创新的指引，也推动着理论创新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标志性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展开、来深化的。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要关头，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定海神针&。　　同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把取得改革开放十四年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9个方面作了归纳。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步伐显著加快，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影响日益明显，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增大，贫富差距加大，人们的利益追求、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态势。此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分歧主要不是要不要改革、改革的姓&资&姓&社&问题，而是如何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出了全面性、深入性、系统性的新要求。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思想和重要观点，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础上，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得以系统化、完整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指出了明确的道路，展现了广阔的空间，描绘了美好的前景。　　实践表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我国改革开放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30年来，我们在思想上的每一次大解放，都带动了理论上的大突破、实践上的大发展；同样，我们在实践上的每一次大发展，也都催生了思想上的大解放、理论上的大突破。　　二．路径创新为改革开放明确了途径和方法　　改革开放是空前的伟大事业，既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更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遵循。　　新中国成立之后近30年，我国先后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阶段，开展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社会运动，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面临误入深渊的危险。&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这是一条与我们党熟悉的武装斗争所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打天下、夺取政权，一个是坐天下、建设国家；一个是暴力的疾风骤雨般的武装革命，一个是非暴力的渐进式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因此，改革自开始起就面临路径选择问题，并且呈现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　　1．改革开放得益于大胆探索。　　改革开放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探索和试验。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　首先，胆子大，步子稳。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　陈云同志也曾指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同志还说，要&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第二，不断总结经验。用邓小平同志的说来讲，要&走一步，看一步&。　&哪一些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展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第三，坚定不移。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　　2．改革开放得益于渐进发展。　　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着手，又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回望30年走过的路，我国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宏观经济体制到微观经济基础，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步步迈出，改革开放的历史长卷渐次展开。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用三年时间见效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复杂，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时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　　3．改革开放得益于全面推进。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1984年邓小平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邓小平同志还曾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企业中的&一元化&领导等，都是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重大举措，但显然超越了经济领域改革的范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局面。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30年来，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投资体制改革，还是政治层面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是社会层面的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展现了全方位、宽领域改革的场景。　　实践表明：实行代价低、风险小，让人民参与改革、分享改革成果，积极而稳妥的渐进式全面改革，是我国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30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人民意愿，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选择。　　三．制度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保障　　制度具有规范性、权威性、稳定性的特征，能够发挥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作用。为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我国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努力探索符合国情及资源禀赋条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使我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得到释放和发挥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1．基本经济制度创新注入改革开放长久活力。　　改革一开始就触及到了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条件下进行土地制度创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改制、公司化改革，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　　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可能是多元的，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这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和归宿。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指出，&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十五大以后，产权多元化改革开始成为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内容，解决国有（公有）资本产权&虚置&和低效问题逐步提上改革日程。在产权多元化和发展混合经济已经成为现实和社会共识的条件下，以保护个人产权和改革国有产权经营管理模式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发展混合经济的基本方向，即&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实施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等多项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提高，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促进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繁荣市场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的中央企业及下属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比重已达60%以上，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制；个体、私营经济已占全国GDP的40%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70%以上。　　2．各项配套制度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稳步前进。　　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支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宏观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改革阶段，提出了关于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的设想。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制定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点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从1994年初开始，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同时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从此，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的要求，&经济和社会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治体制改革稳妥推进。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等具体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今年2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着眼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等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实践表明：注重制度的创新和配套改革，增强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协调性，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障。30年来，我们按照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体系，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四．始终坚持党对改革开放创新实践的正确领导　　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我们党始终担当着理论创新、路径创新、制度创新的历史重任，始终坚持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始终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　　3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难。当前，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正确处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是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经过30年的改革实践，各地各部门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行为惯性和既得利益，现实情况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如何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立足于新情况、新起点，着眼于新要求、新突破，制定出切合各自实际的深化改革的具体目标，以思想新解放推动事业新发展，这是我们必须直面回答的现实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的目的和方向，明确从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的新要求；进一步把改革开放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改革创新中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力求在解决改革开放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30年来，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我们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各级领导班子要成为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坚强集体，各级领导干部要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头雁，以无私、务实、创新的精神，发挥主导和示范作用，使改革的过程成为政令畅通、动力充足、求真务实、充满活力的过程，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绩。　　（作者单位：中央直属机关工委）
（责任编辑：赵健(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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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疑问十：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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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
　 作&者：陈学明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　
　 日&期：2013-01　
　 ISBN：　
　&本书罗列了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十大疑问，或者说放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个理由，并逐一加以剖析和驳斥。
&&&&疑问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原先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相接近，这是不是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无缘，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了一些与资本主义相近的事，有些人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无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了明日黄花。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探索和奋斗的结晶，具有其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有自己的底线的，底线之一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不容放弃。事实非常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既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成分，也有值得借鉴的西方思潮的因素，但主要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
&&&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无疑是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事件，其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各方力量所公认。但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国内外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改革的起点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这种观点实际上淡化了意识形态争论，不问姓“资”姓“社”，而转向激发国内活力，同时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改革开放的原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无意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或理论研究的人才关心的问题，而老百姓只想过好日子，只想得实惠，姓“社”姓“资”的追问与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 而另一种观点显得更为直截了当，认为中国的改革搞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因为改革的主要政策，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市场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强调物质激励和利益至上、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其他个人权利等，似乎都与马克思主义所批评的资本主义很接近，而远离了原先的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既有国内外的右翼人士，也有左翼人士，尽管他们对上述政策的后果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右翼认为改革的成功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左翼认为改革的失败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近年来，国外学界和传媒更是大肆渲染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西方主流资本主义模式的挑战，似乎中国改革开放走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上述两种观点尽管在对中国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上存在差异，但都认为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他们要么把改革归功于中国人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实践智慧”，要么归功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某种学习和引进（当然那些否认改革成功的左翼人士另当别论）。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但上述两种观点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已被逐渐淡化、边缘化了。国内外右翼认为这样做“好得很”，某些左翼人群则发出了“糟得很”的严厉批判。
　　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地已成明日黄花了吗？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什么性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将来的改革开放是否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值此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处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这些问题急需引起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社会各界的严肃思考。
　　一、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
　　改革开放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这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性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它不仅牵涉到对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的评价，而且涉及目前改革开放的深化乃至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含糊不得。
　　1.姓“社”姓“资”问题的由来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时集中论述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以至于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不得不作出正面回应。“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当时国内外确实有人想把中国的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邓小平在此区分了两种改革，因此也承认了姓“资”姓“社”问题的存在。
　　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为此他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总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这一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再次明确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并提供了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加以限定的“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改革姓“资”姓“社”的总体依据。后来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判断改革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坚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而且也绝不能允许它姓“资”。“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者没有必要与那些怀疑改革的人陷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要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解除一些人对改革的疑虑。
　　2.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的思想，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定位是分不开的。他首先把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一种初步的、较低水平的、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而且认为这一阶段将在中国持续相当长时间，有可能是100年。其次，他区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策略、主体和方法、目标和手段、主干和“补充”。围绕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不厌其烦，多次作出说明。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原则、前提、目标和主干来看待的，而改革开放只是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法、手段。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是为了加强前者，而不是为了削弱、动摇甚至推翻前者而存在的。因此，他对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非常警惕的。“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这在邓小平那儿是决不能允许的。1989年，为了阻止中国的改革开放滑向资本主义，邓小平克服了极大阻力，采取了断然措施，可见他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是嘴巴上说说的。
　　那么在邓小平心目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看到了邓小平以否定的方式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论述，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诚然，邓小平是这样谈论过社会主义，但这些论断是以他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论断为前提的。而这种肯定性论断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要素的规定，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制度框架。在中国，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三个“坚持”。在邓小平那儿，这三个“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规定，是“政体”和“国本”，是前提性的、框架性的，一刻也不能放松要求，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其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有其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表现，如发达的生产力、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小康社会、精神文明等。
&&& 在邓小平那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抉择。邓小平相信，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从这一认识出发，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也是主张“不争论”的。具体说来，他认为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坚持。日，他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如何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是邓小平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后，改革开放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这一形势，邓小平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然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带来新的挑战。邓小平指出：“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但邓小平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回答了。
　　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异
　　江泽民一直注重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日，他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不破哲三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国际上有人认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我们是走‘第三条道路’。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多次强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既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吸取人类文明发展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又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在谈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江泽民强调：“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强加给别的国家，但别的国家也别想扭转我们的社会主义航向。”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究竟何在？江泽民提出，根本的区别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当今中国根本区别于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标志。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把四项基本原则上升到了立国之本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一直有人对中国共产党所说的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不以为然，要么认为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要么认为是冥顽不化、避重就轻。江泽民统一从“讲政治”的高度提醒全党高度关注“西化”与“分化”中国的图谋。他明确指出:“所谓西化，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分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总之，他们的目的，就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长期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展开了很多颠覆、渗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一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丧心病狂，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些贪污腐败分子肆无忌惮，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一些邪教分子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有恃无恐，残害生命和危害国家政权。对此江泽民告诫全党：“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现在仍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他提醒全党不要因为忙于经济工作而忽视了政治，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专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
　　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针对国内外流行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舆论，江泽民作出了重要澄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是要使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的支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江泽民特别重视确保公有制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这项原则。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做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为了确保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第三，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同时允许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在落实三点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有所差别，有一定灵活性。江泽民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控制力上，特别是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具有全局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国有经济必须成为主体。这既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江泽民对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他把经济建设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看做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经济建设，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又从新的实践中不断吸取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路线，提出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胡锦涛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并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确保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轨道上继续向前推进。
责任编辑：路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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