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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第一卷）第四章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而地处沂蒙山区和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的费北县和费南县（均属今平邑县），从1940年底至1943年，一直是抗战的最艰难时期。
1940年初，日本为尽快结束侵华战争，加紧了对中国国内抗日军队的军事进攻和对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逼迫蒋介石政治集团投降，中国抗战形势严峻。为挽救民族危机，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日本当局不得不重新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力量，认为对他们实现吞并东亚、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中国变成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和巨大的威胁。于是，从1941年开始，侵华日军调集总兵力的64%、伪军的90%以上执行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相结合的“总力战”，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其占领区，开展“清乡”；对游击区，进行蚕食；对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以军事为主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铲除抗日根据地，消灭一切抗日武装。
日伪军为摧毁费北县、费南县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武装，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对费北县、费南县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分割封锁、“铁壁合围”、“扫荡”、“清剿”，对游击区进行“蚕食”；同时，自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推行了以扩充伪军、实行剿共、反共宣传、奴化教育、经济封锁、掠夺战略物资为主要内容的强化伪政权、伪组织统治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此时，蒋介石统治集团，则以“保存实力，消极防御，反共灭共，等待胜利”作为抗战的总方针。因此，费北县、费南县军民，不仅要抵御日伪军的“扫荡”、“封锁”、“蚕食”，而且还要同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制造摩擦，乘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李仙洲、王洪九、荣子恒、李以锦等部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外，从1940年起，连续三年又逢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军需民食十分困难，抗日斗争形势空前严峻。费北县、费南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共山东分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鲁中、鲁南两个区党委的领导下，先后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山东纵队一旅三团、鲁中军区二团同日伪顽匪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被动转为主动，从防御转为反攻。
武安、小卞桥战斗后，日伪军不甘心失败，日军畑中联队与奉天联队3000余人，在刘桂堂部的配合下，从平邑、铜石、地方、梁邱、费县城、城后等据点兵分6路，于12月6日，“扫荡”费南天宝山区抗日根据地和费北仲村一带。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据不完全统计，日伪军在天宝山区杀害民众200余人，烧毁费南之乐平庄、车庄、昌里、常庄、桃峪、流峪等村庄1500户的房屋；在仲村60多个村庄的房屋全部被烧掉，共计4000余间，致使2万余民众无家可归。八路军一一五师浴血奋战，击退了日军组织的这次大“扫荡”。为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颂扬八路军将士和抗日根据地群众英勇歼敌的事迹，激励民众团结起来，抗击日寇，《大众日报》于1940年12月25日，发表了题为《粉碎敌伪残忍烧杀的毒计》的社论。
1941年，日本侵略军继鲁西、冀东、冀鲁豫边和冀中大“扫荡”后，调兵遣将，又密谋对晋察冀的水岔、平西地区，晋察豫的太行、太岳地区和山东沂蒙地区，发动重点大“扫荡”。日本侵略军为加强在山东的兵力，试图一举摧毁沂蒙抗日根据地，特抽调第一军团的第三十三、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充实到驻山东的第十二军团，从而使第十二军团的总兵力达到5个师团零六个独立混成旅团。
1941年10月下旬，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指挥第十二军团的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第六、第十旅团主力，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主力，第十二军团第三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5个县的守备队和伪军，配以空军一部，共5．3万余人,以多路多梯队，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实施“分进合击”、“铁壁合围”，长时间、连续不断地大“扫荡”，反复地拉网式“清乡”。日军以第三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主力配置于新泰、蒙阴、费县（平邑）地区；以第二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主力，配置于沂水、莒县一带；以第十七师团主力及第三十三师团一部配置于临沂地区，妄图围歼驻扎在沂蒙山区的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面对日军气势汹汹的合围，山东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在罗荣桓等领导人的精心指挥下，跳出合围，转到外线，只留部分兵力，在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在内线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消耗、拖垮日军。抗日根据地民众有组织地破坏公路，袭扰据点，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日军的“三光”政策。八路军主力则寻机再转入内线打击疲惫之日伪军，迫其后撤，集中优势兵力，追击、截击日伪军。经过50多天的艰苦战斗，沂蒙抗日军民共歼灭2000余名日伪军，粉碎了日军妄图消灭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粉碎了日军精心组织的1941年冬季大“扫荡”。
在这次反“扫荡”的斗争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历经了最残酷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磨砺了意志，锻炼了队伍和群众，造就了一批革命干部，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一、费北军民反“扫荡”反“封锁”
中共蒙山工委、蒙山区各县联合办事处成立 费北县划归鲁中区& 自1940年冬季开始，日本侵略者加紧对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并围绕蒙山，东自上冶紫荆关，西至仲村镇白马关（今属武台镇），增设了七八处据点，新筑碉堡40余座，形成对蒙山的封锁,并沿滋（阳）临（沂）公路挖了一条长30公里、深5米、宽8米的封锁沟。为发挥蒙山战略要地的作用，有利于对日斗争，1941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费北县境内成立中共蒙山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费北、费东两县及蒙南（蒙阴城以南）中心区委的反“扫荡”工作。鲁中区党委调党校的于杰（窦长祥）出任蒙山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鲁干任宣传部长。同时还决定以费北行署为基础，成立蒙山区各县联合办事处，由徐元泉兼任主任，张国峰任公安局长。为粉碎日伪军的大“扫荡”，根据山东省战工会的指示，中共蒙山工委、联合办事处、费北县委和费北行署，于1941年10月31日在岳家村召开紧急会议，在思想上，提高对这场斗争残酷性和严重性的认识，增强胜利的信心；在组织上，精兵简政，疏散人员，安置干部家属；在军事上，加强训练，统一指挥，成立了由费北行署武装科长陈明五任总指挥，费北县委代理县委书记李鲁生任政委，抗大一分校干部何平任参谋的费北反“扫荡”军事指挥部，统一指挥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及4个区中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准备依托蒙山山深林密的地理优势，穿插作战，坚守蒙山抗日根据地，不得已时再转移到费南天宝山区。同时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以“三空”对付日伪军的“三光”政策。组织、发动民兵破坏公路、桥梁，给日军的“扫荡”制造困难。
1941年11月，日军开始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在蒙山南麓，日军在刘桂堂部的配合下，占领了上冶镇之后，又在万寿宫、大洼以南挖壕沟，新构筑许多碉堡、鹿砦。地方、铜石、平邑、仲村等据点一再增兵，同时加强了对其占领区的统治和在游击区的特务活动。日军的飞机在蒙山西部和南部低空盘旋侦察。整个蒙山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
猪尾巴沟拉锯战& 11月2日，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向蒙山大洼南部的山口、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和4个区中队集结坚守的阵地猪尾巴沟实施轰炸和扫射，企图掩护其步兵开进蒙山腹地，寻找党政军领导机构。猪尾巴沟荆棘丛生、沟壑纵横，日军的飞机在深山里发挥不出“优势”，坚守阵地的费北行署保安大队战士，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损失不大。第二天一早，1000余名日伪军漫山遍野地压过来。费北行署保安大队战士，依靠有利的地形和日军展开了激战。日伪军依仗人多火力强，行署保安大队的战士依靠地形熟士气盛，双方展开了争夺阵地的拉锯战。
战斗空隙，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分析敌我形势，总结战斗情况，认为敌众我寡，固守阵地，正面对敌，于我不利，决定利用蒙山的有利地形，穿隙插空，摆脱正面之敌，打击敌之一部。根据这一精神，行署保安大队及其他武装，迅速拉到西山口子的崔家崖、罗圈峪一带，开始和日军兜圈子。白天打，夜晚转移，蒙山的大小山头，成了打击日军的战场，洒满了战士们的鲜血和汗水。
经过几天在蒙山的转战，蒙山工委、联合办事处、费北行署、费北县委和反“扫荡”指挥部，在蒙山深处李家石屋一带隐蔽休整，反“扫荡”指挥部驻扎在张里庄。为摸清日伪军情，行署武装科科员宋鹤楼带了几名侦察员侦察情况，遭日伪军伏击，他在掩护战士撤退时不幸牺牲。
根据侦察员遭遇日军的伏击和侦察到的情报，反“扫荡”指挥部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分析认为，一旦日军占了龟蒙顶，我们便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当即决定派三区（固城）中队长石立山带领一个中队，在拂晓前，一定抢先占领龟蒙顶。当区中队在天亮前接近龟蒙顶时，突然遭到已抢先占领龟蒙顶的日军的扫射。石立山急红了眼，大吼一声“冲啊”，带领区中队奋不顾身地冲向山顶，枪声、喊杀声在山间回响，弄得日伪军也摸不清八路军有多少人，再加上立足未稳，地形不熟，纷纷弃阵溃逃。区中队在石立山的带领下，凭借有利地形，打退了日伪军的一次次反扑。后来日伪军纠集约1000余人攻上了龟蒙顶，区中队仍坚持了1个小时。接到命令 ，石立山率区中队从龟蒙顶边打边撤，在光崮尧与行署保安大队及其他区中队会合，依据有利地形，与随后追来的日伪军又一次展开了激战。从上午10时打到中午，各机关及地方武装被迫撤到光崮尧北面的高山上。日军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步兵冲击。反“扫荡”指挥部和战士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日伪军再占了这座山头，不但领导机关处在危险的境地，武装力量再无退路。于是，所有的机关干部和非战斗人员，都来到前沿阵地，既做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极大地鼓舞了战士的士气和斗志，打退了日军的十几次冲锋，激战从中午一直坚持到天黑。夜幕降临，枪声稀疏，日伪军停止了进攻。光崮尧一战，几十名战士光荣牺牲，许多干部战士不同程度的受了伤。
日伪军撤退后，蒙山工委、联合办事处、费北行署、费北县委、费北行署保安大队连同反“扫荡”指挥部有关人员在光崮尧山坡上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局势的严重性，决定趁天黑，工委、联合办事处、行署、公安局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徂徕山区泰宁县一带。费北县委、行署保安大队和4个区中队向南突围到费南县，以避开日军进攻锋芒，保存革命力量。
两路突围人员组织调整后，进行了简短的动员，规定了联络信号。西路突围由徐元泉任总指挥，南路突围由代理县委书记李鲁生、陈明五任总指挥。为牵制、阻击日伪军，掩护两路突围人员的行动，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带领一个中队，趁黑夜主动向日伪军阵地出击，造成从那里突围的假象。日伪军弄不清虚实，只是组织兵力还击。西路突围人员顺利跳出日军的包围，从光崮尧北山、西山、明光寺、刘城峪、三关庙、柳家村、云头山、马家峪，到达泰宁地区的邱子峪、万家峪。南路突围队伍约600余人也安全撤到小卞桥附近的薄板沟。此时负责掩护突围的中队也赶了上来会合。在牵制阻击日伪军的战斗中，王保胜等30余人负伤。
当时，小卞桥和安靖分别驻守着刘桂堂各一个团。当南路突围队伍从其中间隐蔽通过时，由于人员多、战线长，被刘桂堂部哨兵察觉，整个队伍暴露，只有被迫还击。卞桥、安靖的刘桂堂部在日军顾问的指挥下一齐出动，两面夹击，突围队伍首尾不能相顾。行署教导队和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冲出包围，4个区中队被截在后面，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他们各自为战，有的突围，有的跑回蒙山插枪隐蔽，有的则跑回家藏匿起来。
摆脱卞桥、安靖危机后，南路突围人员只剩下200余人，继续向地方镇方向前进，拂晓，在滋临公路上的小平安庄以西约半里路处，穿越封锁沟。小平安庄炮楼的一队伪军正在出操，还没弄清这批人员是怎么回事，突围队伍已跨过公路，当天驻在天宝山区的金池村，稍作整顿，便经郑城、流峪一带，到岳家庙、午门，短暂驻扎休整，又转移到讲理村一带隐蔽下来。不久，一些失散的战士相继归队，队伍又逐步壮大起来。日军大“扫荡”结束后，费北行署机关于11月14日晚，一夜急行军，又秘密返回蒙山根据地。南路突围的费北县委机关、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和4个区中队的突围人员，由交通员张万忠和马守印带路，连夜从明光寺经阎王鼻子又回到蒙山，找到了费北行署。
白壤刺刀战 击溃仲村据点抢粮的日伪军& 1942年春，驻仲村的伪费县警备队第六大队，准备分三路到杨家白壤、沈家武阳和高家白壤一带抢粮。打入仲村日伪据点给伪区长管友恩作秘书的中共党员吴保甲，将此情报绘制成图，并作了详尽的说明，交给在仲村开药房的地下交通员吴西闵。吴西闵骑上毛驴，以出诊看病为名，把情报送到驻扎在保太镇羊子庄的费北县委。
中共费北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自日军大“扫荡”结束，虽然县委及武装返回蒙山，但从全县情况看，仍处于被包围和封锁之中，且大部地区伪化，很需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鼓舞民众，提高士气，扩大影响，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提高抗战军民的信心。决定借此机会，抓住日伪军认为费北抗日武装力量基本被消灭的麻痹心理，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并制定了严密的作战方案。
驻仲村伪费县警备队第六大队的6个中队和日军1个小队共500余人，在日军的督察下，按计划如期分三路出动，直奔杨家白壤、沈家武阳、张家白壤这三个相连的村庄。
费北县县大队按县委制订的作战方案，一连潜伏于中路、二连潜伏于北路、三连潜伏于南路，构成一个布袋形的半包围圈。同时，保太区中队、仲村区中队分别迂回到日伪军后两侧，一旦战斗打响，迅速包抄、堵截日伪军的退路。县大队的部分战士，扮成浇菜种地的农民，分布于田间；有的则在靠近村边的民房，掏了许多射击孔。
当抢粮的伪军进入包围圈之后，县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打响了第一枪。战士们闻声端着刺刀，从四面八方冲向抢粮的伪军。扮成农民浇菜种地的战士近距离向伪军射击，形成内外结合的局面。毫无防备的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弄得晕头转向，斜背着枪，还没有摘下来，有的就被刺毙，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掉头就往回跑。负责督察的日军小分队被溃逃的伪军冲散冲垮，弄不清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夹在其中逃窜，途中又遭到保太和仲村区中队的堵截夹击，狼狈不堪。此战毙伤日伪军100余人，俘30余人。
在柏林镇杨谢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费北县县长马鸿祥、武委会副主任时俊在讲话中，都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次战斗，在极其艰难的时期，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祝捷大会上，战士和民众还编演了许多节目，一段快板书流传至今：“白壤刺刀战，打得真威风；吓得日本鬼，胆颤又心惊；钻回据点里，不敢再妄动。”
&&& 八顶庄突围战& 1942年9月，费北县抗日根据地、费北县委机关被压缩、围困在蒙山深处十几个小山村里。这时，设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地下交通站，在传递情报文件、接送来往人员等方面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也是日伪军破坏的对象。为保证费北与费南以及与外地的联系，确保石井、东固地下交通站和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费北县委研究，决定对交通线构成威胁的东固伪警察所予以打击歼灭，铲除伪警察所长高传彬。
9月中旬某日，天还未亮，费北县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带一连秘密下山直奔东固，执行攻打伪警察所的任务。队伍行至八顶庄时，日伪军1000余人从四面八方围来，一连只好暂时躲进村内。原来是汉奸常续德获知费北大队出山的行动后，通过日伪军的情报网即刻上报。上冶、地方、东大寺、铜石的日伪军接到消息，纠集1000余人，将费北县县大队一连100余人，堵围在八顶庄内。
日伪军逐街逐户搜索，步步为营，依仗人多紧缩包围圈。县大队一连的战士们，依托民房院墙作掩体，与日伪军展开巷战，把人员分成若干组，分散突围。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包围圈越来越小，向东西两个方向突围的战士大都牺牲，向南突围的也有不小的损失，惟独向西北方向突围的小组顺利。原来围困北路的伪军头目是费北县委的“内线”张东海，他命令部下向天上放枪，所以北路的战士才能安全突围。
王保胜本已突围，为接应还未突围的战士，二次返回村内，当他再冲出时，连同通讯员彭立仁，都不同程度地负伤。突围后，战士们边撤退边还击，有的鞋子掉了，赤着脚在刚割过的黄豆地里奔跑，脚被豆茬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此役，费北县大队一连伤亡近50人。费北县委有关领导无不感伤地说：“祝捷白壤战，挥泪八顶庄。”
1943年春，费北主力部队转移，日伪军不间断地“扫荡”，加强对蒙山的压迫式封锁，在伪化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地制造事端。费北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紧缩在蒙山深处的大涝峪、罗圈峪、和大洼等几十个小山村。这里村小人少，村民本身生活就十分困难，加上日伪军的封锁，费北县委、县政府机关和队伍的最基本的供应难以保障。然而，抗日军民靠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靠吃野菜、野果、野兽，坚持与日伪顽展开顽强斗争。
费北县党政军民，在最艰难的时期，经历了最残酷的斗争，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费北抗日根据地牢牢地扎根在蒙山。
二、费南人民反“扫荡”反“蚕食”
加强费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建立费南中心县委等组织& 1940年12月6日，日军畑中联队和奉天联队共3000余人，在刘桂堂部的配合下，“扫荡”天宝山区。日伪军在天宝山区杀害百姓200多人、烧毁费南乐平庄、昌里、常庄、流峪等村庄1500多户人家的房屋。此后，日军加紧对费南抗日根据地的进犯，费南抗日斗争进入困难时期。为粉碎日军对费南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封锁，鲁南区党委决定在费南区域内增设县级党组织，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
1942年6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民运部副部长李青带领60多人的民运工作队，开进白彦一带，建立费滕边实验县（又称鲁南实验县），辖费南县的皇崮、老山、和费滕泗（驻地在辛庄）3个区。1943年增设岳朋、郑城、山阴3个区。李青任县工委书记，刘剑任办事处主任，王韬任工委副书记，并成立了独立营，肖长桃任营长，李青兼政委。11月，在费南东部的天宝山区建立费西工委（亦称天宝工委）和费西办事处，刘子见和李鹤轩分别出任书记和主任，阎化平、孙恕之为工委委员，阎化平任费西办事处副主任，孙恕之、杨文彬分别任正副参议长。工委下辖由吾、天宝、大山、梁邱4个区。1943年3月,鲁南区党委为加强对费南地区的领导，决定成立费南中心县委,统一领导费南县委、费西工委、费滕边工委的工作，李青任中心县委书记，周南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天宝山工委书记，王韬任费滕边工委书记。
在艰难困境中坚持抗战 1941年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转移至滨海区，在费南只留下师教导队1000余人。加上当年春荒十分严重，军民生活相当困难，日伪顽匪趁火打劫，频繁向费南发起进攻。3月中旬驻平邑的日军100余人在刘桂堂部的配合下，突然包围流峪区直机关及区中队于龟山子。该区直机关及区中队，在马健、赵克伦、李平等人的指挥下，凭寨固守，英勇抗击，尽管日伪军曾数次施放毒气和烟幕弹，实施强攻，终未得逞。激战竟日，毙日伪数十人。马健等率部于黄昏突围，伤亡10余人。4月中旬，顽军李以锦部1000余人将白彦区机关和区中队100余人包围，区长徐景惠在战斗中牺牲，10余人突围，区中队长刘鸿锦率余部投降。5月8日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六八三团张本枝部和李以锦部2000余人在南马口村将费南六区机关和区中队70余人包围，在毙伤顽军50余人后，县委宣传部长张志让、区委副书记李炎等40余人壮烈牺牲，30余人被俘。5月27日，刘桂堂部及平邑伪军2000余人，将费南二区机关和区中队140余人包围于老泉崖，激战1日，区委副书记张志秀、区中队指导员唐伟等20余人牺牲，区长诸葛子范等20余人被俘，区委书记李平等40余人突围。
各区接连遭受日伪顽匪的包围袭击，又发生了逃亡叛变投敌事件，斗争激烈残酷，处境险恶艰难。5月下旬，费南县委决定将各区武装力量集中到县统一指挥。白天分散活动，夜晚集中宿营，统一斗争行动。6月中旬，环境进一步恶化，根据鲁南区党委的指示，费南县委、县政府率部转移到滕峄边七里河。费南县全部伪化。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在七里河召开了费南和滕峄边县委（滕东县委）联席会议，宣布区党委决定：将费南县委与滕峄边县委合并建立费滕工委，张林夫任工委书记，李子成、韩文一、马健、王力生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原费南和滕峄边两县的工作。
7月6日，为收复被日伪顽匪侵占的费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五团，山东纵队第一旅一团、三团，在鲁南军区武装的配合下，发起讨伐刘桂堂部的战役。到22日，歼灭其一部，击溃李以锦部的增援。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匪的嚣张气焰，收复了费南抗日根据地。这时，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派山东纵队一旅一团暂留天宝山区，配合地方党政军开展恢复工作。9月，山东纵队一旅三团接替一团防务，成为长期坚持费南武装斗争的主力部队，费南的局势趋于稳定。此后，费滕工委撤销，原费南县委、县政府及县区武装返回费南。
1941年11月初，日军纠集5.3万兵力，开始了对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近两个月的“铁壁合围 ”、大“扫荡”。12月上旬，驻守在天宝山区宁家圈一带的山东纵队一旅三团突围撤离后，费南抗日根据地大部被日伪军占领，仅剩下天宝山区与抱犊崮相连的狭长的一条线。
1942年春，在形势严峻，处境艰难的情况下，费南县委书记于康（1941年冬接任）、县长马健带领干部战士，坚持当地抗日斗争。4月初，县委在薄石板村召开了各区活动分子会议，号召树立对日斗争必胜的信心，克服右倾思想，采取“钻、拣、挤、赖”的对日斗争方针，针锋相对地开展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4月中旬，山东纵队一旅三团由泰泗宁地区返回费南，在费南县大队配合下，发起了小崮子战斗，攻克了母子山（南大顶），击退了刘桂堂部的进犯，迫其退缩到锅泉及日伪据点附近，费南抗日根据地得以恢复发展。
1943年1月15日，日伪军以10000余兵力，对费南县、滕峄边、费滕边、边联县进行“拉网”式“铁壁合围”大扫荡；半月之后，又在费南县的南径、官庄、白彦、关阳司、九女山、灰墩、母猪窝、青石岭等地又安设了据点。3月23日，日军再度侵占白彦，并在周围村庄修筑碉堡10余个。24日，日伪军数千人“扫荡”费南山区，皇崮区委和区中队共9名干部战士被围困在太皇崮山顶，副区长孟育民，区农救会长公浩、区中队副指导员王万立以及战士李广友、谢恒顺、谢学柱、谢洪连、陈礼赞等8人，面对蜂拥围攻的日伪军毫不畏惧，英勇战斗，直到打光了子弹，用光了周边的石块，才壮烈跳崖，表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
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同时，推行“总力战”，加紧对根据地和边沿地区的“蚕食”。在政治方面，建立伪政权、伪组织，施行“保甲”制度、“连坐”法，发放良民证。大搞“自首”政策，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政权和各抗日群众组织。在经济方面，严格控制粮、棉、油等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开展三献（献金、献铜、献铁）两征（征购、征实物）运动。抛投大量伪钞、法币及伪造北海币。在文化上，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至1942年底，日伪通过实施“扫荡”、“分割”、“蚕食”，使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分割为费南、邹东、费滕边、边联县、滕峄边5小块，相互联系十分困难，当时形容根据地的狭小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东白山，西白山，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日伪军仅安设的据点，比1941年增加了177个，达441处，平均每12个村就有一个碉堡。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则是2里1碉，3里1堡，炮楼林立，真是天天有枪声，村村添新坟。
血战苏家崮& 1941年11月，日军为配合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剿灭沂蒙地区共军，消灭其根据地”为目的，调集5.3万日军及部分伪军，由日军第十二军团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指挥，对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了近两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此时，鲁南天宝山区处于日伪军合围的外围。山东纵队第一旅第三团，奉命接替一团，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配合鲁中抗日军民的反“扫荡”斗争，化整为零，分散活动。11月底，三团集结于天宝山区的宁家圈休整待命。山东纵队一旅三团，由原山东纵队特务一团、二团，于1941年7月在青驼寺改编组成，辖3个营、9个连及特务连、侦察连各一个，共1800余人。配有迫击炮两门，每连配有轻机枪2至3挺，步枪基本是钢枪。原特务二团团长王吉文任团长，张玉华任政委。这一时期，在平邑南部发生了著名的苏家崮战斗。
12月５日，中共山东分局党校，接受培训的400多名来自部队营级以上和地方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从沂蒙山区转移到鲁南。上级命令三团担负分局党校及学员的掩护任务。三团当即研究决定：第三营、第一营第二连和侦察排大部分到费西泗彦、平邑西南的丰阳和城后日军据点附近活动，监视日军。以上各部统一于12月６日出发。团长王吉文、政委张玉华率团主力掩护分局党校，原定于７日晚向城后以西地区转移，并准备伏击城后、崇村出犯的日伪军。７日上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萧华，从抱犊崮山区赶到三团和党校驻地宁家圈作形势报告，于是，三团主力及党校决定第二天（12月８日）再转移。
日军侦察到八路军主力转移到天宝山区宁家圈一带的情报。即刻集中6000余人的兵力，7日夜，分别由滕县、邹县、平邑、地方、铜石、费县城等据点出动，利用夜间隐蔽开进，以宁家圈为合击目标。8日拂晓，占领了晒书台、白彦、山阴、薄石板、郑城、崇圣村等地，并在常庄、桃花山布置了伏兵，防止八路军向西北方向突围。日军旅团长福田少将在晒书台设指挥所，统一指挥各部的行动。三团主力和分局党校及400多名学员，陷入了南北约5公里，东西不足8公里，主要道路都有重兵把守的日军合围圈之中。
宁家圈位于平邑南约35公里，白彦东北4公里处，是一块山间小盆地，六七个小山村错落其间，周围是不高的山岭。三团团部及一营驻盆地中央，二营驻西山口的凉水河和辛庄，分局党校驻在山岭东侧的铁里营。
7日午夜，日军分多路轻装疾进，直袭目标宁家圈。三团通信联络，仅靠徒步传递，未能及时得知日军全部行动计划，虽知日军正向自己逼近，也听到了零落的枪声，却未料到已陷入日军的重点包围之中。
8日拂晓6时，进占山阴东岭的日军1000余人，突然向凉水河发起袭击。二营六连即刻占领阵地，抗击日军，接着白彦、崇圣、郑城方向也响起了枪声，日军向三团发动了全面进攻。
战斗打响后，二营向王吉文团长报告，“城后进犯之敌约1000余人，六连正在抗击。”团首长对周围情况仍不了解，即令二营主力在凉水河坚决抗击日军，掩护团主力和党校向白彦西南方向转移。当团长王吉文、政委张玉华率担任前卫的第一连进至通往白彦的山口时，发现白彦及其东西各高地已布满了日军，向西南方向突围已不可能。西北凉水河方向战斗正激烈进行，惟东北郑城方向尚无大的动静。遂即改变决心：以第四连占领宁家圈南山及西山，阻击白彦的日军，以第一营营长徐振明率第三连跑步抢占控制宁家圈东北的重山（虫子山）阻滞日军。王吉文、张玉华和政治处主任陈晓峰率一连、特务连、四连及五连的一个排，抢占宁家圈东南高地苏家崮牵制日军。团参谋主任孙光率团直及分局党校由二营掩护向正北方向的四开山突围。10时许，突围的部队向西北急进，避开日军锋芒，从日军包围圈的空隙中突出重围，迅速向北转移。坚守在重山和凉水河的三连、六连，给进犯的日军重伤之后，也按部署随后担任后卫跟进突出包围圈。
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未随大部队行动，由二营副教导员张朝忠陪同，在日军的空隙中，越过梁邱通往白彦的大道，顺利返回抱犊崮山区。
苏家崮是一个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长形山崮，海拔498米，山顶为较平坦的开阔地。崮四周多是数十米高的陡崖峭壁，能通达崮顶的路很少。当三团一连从崮北登上崮顶前进时，日军同时从南头登上崮顶向北推进。双方在崮顶的中部遭遇，展开激战。此时苏家崮完全被日军包围。
团首长命一连两次从崮北向南冲杀受阻，而日军继续向苏家崮南头高地增援。三团所占崮顶北部较狭窄，部队难以展开作战，天时尚早，难以固守至天黑。向北突围的部队已安全突出包围，宁家圈东山及重山已被日军占领，各路日军正向苏家崮迫近，但东西两面的日军相距2公里，尚有空隙可利用，团首长当即决定迅速下山向东北方向突围。突围的顺序是五连一个排为前卫，其后是团首长率特务连、四连、一连。四连机枪班占领北山嘴，以火力压制郑城西侧小高地的日军，阻其西进。待团首长下山后，未见五连作前卫的那个排跟上来，即刻组织身边人员，由通信排长任保庆带一个班掩护，迅速向北突围。日军发现三团向北突围，于是集中兵力构成层层火力网阻击。三团的掩护兵力有限，难以压制日军。团政治部主任陈晓峰，作战参谋龙非，组织干事张凯，见习参谋张兴柞及部分战士中弹牺牲。先头部队30余人突至苏家崮以北2.5公里处的蒋家庄，从重山上下来的日军刚到该地，趁日军未及展开，冲出包围。因受日军层层拦截阻击，实在突不出去隐蔽于山沟、乱石中的，乘夜黑又突出20余人。
在苏家崮北部阻击掩护突围的四连、五连一个排及特务连的部分战士，看到山下突围人员受到日军夹击，伤亡重大，决定坚持就地抵抗。一连见四连及其他在崮顶的战士未动，于是，继续与对面的日军对峙，错过了突围时机。时至中午，山下的战斗已结束，日军集中兵力、火力向坚守在苏家崮的三团阵地实施猛烈地射击，并集结优势兵力向一连连续攻击。一连指战员依托山顶中部十几间旧房残壁，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子弹打光了，就同日军拼刺刀。经过数次反复冲杀，阵地前日军尸体成堆，一连战士大部分伤亡。下午3时许，一连和五连的那个排，还剩下30多名战士仍坚持战斗。最后，有的同日军肉搏时倒下，有的抱着日军滚下山崖，同归于尽，全部壮烈牺牲。随后，日军继续向四连冲击。四连指战员击退了日军十几次攻击后，伤亡惨重，在已无退路的情况下，仍猛烈地冲入日军阵地，大部分战士在肉搏中英勇牺牲，少数战士利用日军之空隙突出重围。
在苏家崮血战中，三团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毙伤日军第十二军团独立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河田槌太郎以下400余人。战后，日军在郑城、白彦等地焚尸两天。三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地群众仅在苏家崮山顶及其周围就找到烈士遗体118具；另有122人失散，其中有的在突围途中牺牲，有的伤愈后归队。
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破坏
顽固派掀起反共恶浪& 1939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命令八路军山东纵队出山东到北宁路作战。此后，以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置抗战大业于不顾，伙同东北军中的顽固分子缪澂流等人一起，继续策划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办法，规定山东纵队在泰安徂徕山以西、滕县以北、津浦线以东活动，并限令鲁南、胶济线以北的八路军各支队，在几天之内开赴指定的地点集结。这些“规定”、“命令”，公开破坏抗战大业，被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断然拒绝。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专门指示苏鲁两省，“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鲁中、鲁南根据地的军民，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进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春天，鲁中和鲁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赤地千里，颗粒不收。不少群众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国民党顽固派张本枝之流及土顽、土匪，利用上述政治气候和自然灾害，先后在鲁南地区的边联县制造了一系列事变。
&4月25日，张本枝纠集顽军2000余人进攻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地区，活埋地方干部70多人，史称“四·二五”事变。7月25日，王洪九部侵占边区县，县机关转移时遭埋伏。突围中，伤亡10多人，数十人被俘，史称“七·二五”事变。
“四·二五”事变后，日、伪、顽继续向鲁南抗日根据地进攻。继5月8日，顽军包围费南县委、县政府机关、费南县第六区区公所及区中队，制造流血事件后，27日，日军200余人和刘桂堂、巩振寰部2000余人将费南县第二区区公所、区中队包围于老泉崖，区委副书记张志秀、区中队指导员唐伟等20余人牺牲。
国民党第九十二军进犯鲁南 1943年初，国民党统治集团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为控制山东，蒋介石催令国民党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迅速入鲁。其图谋是：派主力侵占鲁西南，占领湖西根据地，立足后，即进攻鲁南，以鲁南为走廊，继而向全省发展。将鲁南作为出入山东的生命线、补给线。在政治上，统一国民党党政力量，建立党政机构，彻底摧毁解放区各级抗日人民政权和群众组织。对伪组织充分利用，对日军避免正面作战，以保存实力对付共产党。具体部署是：以暂编三十师师长路可贞率二十一师一个团，并指挥曹班亭、孙性斋及当地土顽侵占湖西根据地，掩护其主力过微山湖进攻鲁南解放区。在鲁南利用申宪武、刘桂堂、王洪九等顽军，抢占抱犊崮根据地，再掩护九十二军主力入鲁南，然后向鲁中、滨海进犯，继之向胶济路以北发展，最终控制整个山东。
1月4日，顽九十二军的先头部队一四二师四二六团，进入湖西鱼台一带，2月中旬，越过微山湖与申宪武部会师，3月初东进到滕（县）峄（县）边的莨子口。
针对这种局势，中共山东分局指出：“我们基本仍然以强调疏通团结为主，同时应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以防突袭。滕峄边县委根据鲁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少庸的指示，坚决执行分局“欢迎、疏通、团结”的原则，选派民主人士、儿子在国民党军当团长的徐庄区区长陈正寅等人带着礼品去欢迎，结果顽军不但不接受欢迎，反而打骂欢迎的人，统战未果。
顽军入鲁后扬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八路军不听指挥，先打八路军再打鬼子”，“山东只有土匪八路”等。所到之处，大肆搜捕地方干部、民兵和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仅在刚刚闯入滕峄边时就活埋5名抗日干部和数名青年，捕去滕四区区长的家属，烧毁其全部房屋，强行收缴民兵枪械30多支。四二六团还武装进攻鲁南军区后方机关，破坏工厂，抢掠物资。顽军到一村抢一村，无一幸免。其内部有“三不拿口号”，即：不能吃的不拿，不能用的不拿，拿不动的不拿。当老百姓吃饭的时候，顽军士兵便蜂拥而至到各家各户，抢吃抢喝，吃饱了就走，能拿的就拿。许多村的牛、驴、猪、羊、鸡、狗，几乎全部被他们抢走吃掉。顽军随处奸污妇女，坏事作尽，老百姓骂他们是“三鬼子”。
与此同时，在军事上，向鲁南根据地纵深处步步紧逼渗透，其目的就是要控制鲁南山区，侵占费南，开辟进攻鲁中的道路。
击溃顽军一四二师（松林、四开山战斗）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九十二军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为粉碎其妄图控制鲁南，侵占费南，打开进犯鲁中之路的目的，鲁南军区决定趁其先头部队主力一四二师向费南进犯之际，选准时机，选准地点，给予沉重打击。
1943年4月，刘桂堂部在锅泉遭八路军打击后，又联合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向费南根据地五家峪一带进犯，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7月13日，刘桂堂部为一四二师带路，向费南根据地内部四开山一带进犯，企图夺路进犯鲁南腹地。一四二师有5000余人，装备精良，加上刘桂堂1个师，共有10000多人，分两路从黑风口沿山峪向北推进，形成了一条长线。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抓住这一战机，决定选择伏击点，出其不意，依托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顽军师部，捣毁其指挥机关，使其指挥失灵，首尾不能相接。
当天早晨，雨雾茫茫，鲁南军区三团（原山东纵队一旅三团）4个连队，和鲁南军区特务连分别进入了郑城镇北面的松林村以东的山坡阵地，埋伏在沟壑和青纱帐里。司令员张光中和政委王麓水，在军区特务连设伏的阵地上坐镇指挥。在鲁南武装设伏的山坡下，有条南北纵向沿河流的公路，是一四二师必经之路。上午9时许，顽军一四二师的先头部队在郑城出现。一四二师的一字长蛇阵在阴雨泥泞的小路上从八路军伏击圈中艰难地行进。中午时刻，当一四二师师部进入伏击圈时，大雨骤至，伏兵突然发起攻击，毫无防备的一四二师立时乱作一团，死伤数百人，师长刘春霖和副师长皆负重伤，仓皇逃向四开山山区黄天、滴水崖一带，与刘桂堂部汇合。
为了彻底击败顽一四二师，鲁南军区于7月25日组织了四开山反顽战役。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调集三团5个连，五团两个连，军区特务连，尼山独立营两个连共10个连队参加战役。当晚即攻占桃花山694高地及滴水崖以南3个山头。五团两个连及尼山独立营两个连为东路，由王六生、邢天仁指挥，向桃花山左右一线山头攻击。三团5个连队向滴水崖、上黄天、下黄天攻击。军区特务连由张光中、王麓水指挥，同时进攻桃花峪、车庄。一夜激战，鲁南部队将上、下黄天顽军阵地及桃花山占领，与顽军对峙。翌日，驻滴水崖及车庄顽军连续数十次向桃花山阵地猛烈反扑。在尼山独立营两个连英勇顽强的坚守下，不仅杀伤了大量的顽军，而且牢牢地控制了阵地。与此同时，鲁南三团攻占了黄天后，并向滴水崖发起猛攻。下午3时许，顽军见势不利，被迫东撤。八路军当即发起全线追击。当三团追至四开山以东的桃园山时，将顽军掩护撤退的四二五团一部包围。激战1小时，俘顽军副团长以下300余人，缴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步枪一部分，其余残部东窜。为乘胜扩大战果，八路军于次日继续向东追击顽军。至上午10时许，将一四二师及刘桂堂部300余人包围于大井、小井一线。八路军准备下午发起总攻，顽军慌忙放弃大井、小井，由滋临公路的温水与埠前庄中间渡河东逃，途中又被八路军追歼280余人。顽军窜至费北县南埠崖村时，又遭到鲁中军区二团的攻击。所剩残部，由刘桂堂部带路经泉林、李家庄、仲都、山曼 山逃至邹东尼山一带。此时正值尼山独立营自四开山战斗后返回仲都一带休息，发现顽军逃至此地，遂组织袭击，又重创残部。一四二师许多士兵是河北籍，不少人趁此机会逃回家。顽军一四二师由进山东时50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800人，经湖西过津浦路逃回安徽。
反击一四二师战役胜利后，八路军乘胜拔除了梁邱、白彦、埠阴、平邑等日伪据点，将日伪控制的滋临公路拦腰截断，鲁南抗日根据地走向恢复和发展。冬季，鲁南人民有准备、有计划地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基本上结束了鲁南地区最艰苦、最困难的局面，迎来了大反攻的大好局势。
第二节 开展敌工工作 分化瓦解伪军
1942年7月7日,针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加强团结，巩固内部，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为辅”。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作出了“对敌攻势作战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指示，为此，鲁南区党委决定采取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隐蔽工作相结合，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展开对日伪军的强大攻势。接着，各地委、军分区和各县委都建立了敌工部，各分区委都设一名专职敌工委员，形成一个有组织、有人员、有经费的完整的敌工工作机制。时鲁南区党委委员王少庸兼任敌工部长，曾少彬担任军区敌工科长。费南县先后由高锡贵、齐安昌、孙恕之任敌工部长。1942年10月，八路军鲁中军区一团政委王文轩到费北县帮助县委研究对敌政治攻势，开展对敌工作。1943年3月，调整费北县委敌工部，抽调军队干部刘希密任专职敌工部长，李培良、张文杰、宗琳、赵国裕等分别任各分区委专职敌工委员。为加强敌工工作，敌工部后改为敌工委员会，一一五师教导一旅敌工科长胡成放，任费北县对敌斗争委员会书记，县委书记刘次恭任副书记。
一、加强政治攻势 分化争取伪军&
各级敌工部成立之后，通过各种关系，调动各种力量，利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方法，多种形式配合，展开对伪军政人员的政治工作。利用会议、节日、集市散发传单，对敌喊话；动员伪军亲属“唤夫索子”；向伪军政人员开展记“红黑点”和“生死簿”等做法，教育他们多留后路，少留骂名，不走绝路。对反正的伪军政人员，给以重用，大力宣传；对伪军家属不歧视；对作恶多端、屡教不改的坚决予以严惩。这些做法，在政治上给予伪军政人员以极大的震慑，使作恶者有所顾忌，使愿回头者看到出路。通过大量的工作，有的伪军政人员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或内线，被称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人物，明为伪乡长、保长，暗地里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有的幡然醒悟，反正抗日，投靠共产党八路军。
1943年3月，鲁南军区三团团长王吉文，在费县（原费南县）敌工干部续靖宇的带领下，深入到被费县敌工部完全控制的伪毛家洼碉堡。王吉文从伪军口中得知，日军正利用枯水季节，在路边修浚河水漫桥，从这个碉堡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浚河上的动静。第二天一早，驻平邑镇的日、伪军押着民工到碉堡下的河床里正要施工，王吉文等人端着机枪，向日伪军猛烈扫射。日伪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碉堡里竟然向他们开枪，毫无防备，死伤惨重。等平邑镇的日伪军出来支援时，王吉文和战士已安全返回驻地。
卞桥据点是伪乡公所驻地，伪乡长在敌工干部李培良的争取教育下，思想有所转变。1943年冬，当费北独立营拔除卞桥据点时，伪乡公所按兵不动，未加抵抗。
1943年11月，驻白马关日军撤走后，仲村至白马关一带仅有伪军驻守。八路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伪军的教育争取工作。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亲自面见白马关伪军中队长巩庆德。经做工作，12月31日，军分区命令有关据点伪军作好起义准备，晚上三军分区某部按计划将白马关、万山庄、玉皇山、孙家庄、武台、水沟等6处据点、炮楼包围，向内喊话，令其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在八路军军事、政治双重攻势下，加上内线对大部伪军的掌握控制，驻白马关据点伪军第三中队巩庆德部和第一、四中队两个班，共计169人，于1944年1月1日黎明前携步枪124支、小炮2门、炮弹14枚、子弹787发、手榴弹542枚、战马3匹反正。随后，八路军将6处据点、炮楼拔除摧毁。这一地区的群众在经受了日伪长达6年的蹂躏后，终于得到了解放。反正部队经过教育改编为泰费泗边游击大队，军分区派进部分兵员骨干，委任巩庆德为大队长，直属军分区指挥。
平邑镇驻有日军50余人，特务大队10多人，费县伪军警备队第三大队400余人，均属日军直接指挥。伪军三大队下辖5个中队、1个特务中队，配有步枪500余支、机枪2挺、迫击炮2门。原大队长李文江病死后，由副大队长陈昭澄接任大队长。1942年春，费北县委和泰南军分区分别派敌工干部做伪第三大队的争取工作。在经过长期耐心地说服教育后，陈昭澄打消了顾虑，愿意反正抗日。他又先后做通了5个中队长的思想转化工作。1944年11月初，在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的接应下，陈昭澄率伪军5个中队400余人携带全部武器装备，弃暗投明（特务中队未反正）。
陈昭澄的义举，受到中共费北县委和鲁中三军分区的热烈欢迎。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在仲村镇主持召开庆功大会。会后将该部整编为泰南独立大队，任命陈昭澄为大队长，派张海棠任政治委员。
铜石中心碉堡伪排长宗孝义，原为费县抗日游击一大队排长，费南抗日形势恶化后，当了伪排长。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干部兼费西（天宝）工委敌工委员王力生等人，分析宗孝义虽然变节，但出身贫苦，群众反映他从不放任手下伪军欺压百姓，便通过亲戚胡光裕（共产党员）先结识并争取了伪保长庞树元，再利用庞树元与宗孝义从小一块长大，交往甚密的关系，由庞树元引见，多次与宗孝义接触，并晓之大义，讲明政策，说明前途，经过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宗孝义率全排伪军弃暗投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徐富珍是驻铜石伪军费县警备队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其舅父姚凤城是天宝山北峪姚家庄的村长。姚凤城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战主张和政策，为人也很忠厚。费南县敌工部长孙恕之等经常住在姚家，从交往中得知徐富珍富有正义感，也不愿意为日本侵略者卖命，便向姚凤城提出做徐富珍的工作，姚满口答应。应徐富珍的要求，费南县敌工人员也到铜石据点帮助做伪军的工作，逐渐掌握了4个连队中的两个连，同意择机起义。1944年11月8日，鲁中主力部队围攻铜石据点，徐富珍率铜石据点两个连的伪军起义。伪大队长陈三元掌握的另两个连看到副大队长起义，也有不少伪军跟着起义。陈三元只带少数伪军逃到费县城，至此，铜石伪据点被拔除。
二、打入伪政权机关 开辟隐蔽战线&
1942年7月，原国民党新泰县县长刘佛航投靠日军后，被派到费县任知事，他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要找了解当地情况的熟人。费南工委委员王力生认为这是打入伪县政府的好机会。便找到地方镇大井头村的胡光宗、周之坡和西瑶草村的邵士德，因他们抗战前曾在刘佛航手下工作。刘佛航投日后，他们不愿跟着当汉奸，遂回老家。胡光宗回家后参加了一一五师民运工作团在天宝山举办的训练班。王力生和胡光宗、周之坡、邵士德都很熟，动员他们3人再到刘佛航手下作地下工作，他们欣然同意。胡光宗等3人找到刘佛航，刘喜出望外，一一重用。胡光宗做伪县政府的事务主任，周之坡任会计，邵士德担任刘佛航的警卫。根据王力生的指示，胡光宗等3人又与刘佛航的儿子拜了把兄弟。刘佛航对他们信任有加，言听计从。他们3人把伪费县政府及驻费县日军的活动情况，及时传给费南工委委员王力生。
地方伪乡长杨德明，人称“杨三聋子”，是一个铁杆汉奸，对费西天宝山区抗日工作的开展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王力生要求胡光宗、周之坡、邵士德3人，做刘佛航的工作，借刘佛航整顿伪县政府和基层政权混乱的机会，除掉杨德明。费西工委敌工人员动员地方乡20多个保长，列举了杨德明欺男霸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10大罪状。保长们都在控告杨德明的状纸上摁了手印，由胡光宗呈送给刘佛航，很快就把杨德明抓了起来，保长们一致举荐开明人士孙传尧（中共党员）任地方乡乡长，也得到了刘佛航的批准。接着，经费西敌工人员的不懈努力，乡公所工作人员也换上了一些同情抗战的人。自此，地方伪乡公所基本上被费西工委敌工部所控制，成为典型的“白皮红心”政权。
1943年秋，打入伪费县政府的邵士德，在地方协助伪乡公所为日本人挖封锁沟、修碉堡时，按费西工委的指示，白天带人挖，晚上带人填，白天修，晚上拆，进度缓慢，引起了日本顾问的怀疑和震怒，抓住邵士德以私通八路罪名，要“杀一儆百”。费西工委决定由孙传尧出几千大洋，让胡光裕做汉奸陈怀绪的工作，买通日本副官小林。胡光宗又做通刘佛航的工作，由其从中疏通，商定在夜间行刑。是夜，日军副官小林一脚将邵士德踢倒，朝天放了一枪，回头就走。孙传尧、胡光宗和周之坡抬着邵士德送到刘佛航家。戒严解除后，把邵士德化装后送出费县城。
王宝恒，今平邑县地方街人，是中共费南县天宝分区委通过关系，安插在地方伪乡公所任文书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工作之便，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一次，根据他提供的日军从费县增兵地方的情报，鲁南三团某部在宋家庄桥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942年冬，为王宝恒转送情报的汪海迎被日军逮捕供出王宝恒。日军当即将王宝恒抓捕，对王宝恒用尽酷刑折磨。王宁死不屈，未吐半字。日军决定将其枪决，由伪军陈怀绪部执行。费南县敌工部通过胡光裕和进步士绅何敬轩做陈怀绪的工作。陈怀绪不肯通融，最后买通了行刑时的伪军，谎称白天行刑怕八路军营救，改为夜间在地方南岭执行。执刑的伪军空放了一枪，王依然挺在那里，原来敌工部买通行刑的伪军实行假枪毙，王宝恒不知道，执刑的枪手只好一脚把王宝恒踹倒，谁料穷凶极恶的陈怀绪临走时又向王宝恒打了三枪，其中一枪打中了王宝恒的大腿。伪军撤走后，王宝恒拖着伤腿向康太庄爬去。营救人员赶到把王宝恒送到蒋家庄（今平邑县郑城镇宁安庄）鲁南军区野战第一卫生所，由于流血太多，王宝恒于下半夜牺牲。
在分化争取伪军的同时，对死心塌地投靠日军而又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坚决铲除，给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予以警示和震慑，有力地促进了敌工工作的开展。
上冶伪军据点中队长杨立堂，无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的一再警告，残酷镇压杀害抗日军民。鲁中军区和费北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派武工队除掉杨立堂。独立营通过中共党员王公义，做通了伪副大队长刘金奎的工作，他愿意反正抗日，作费北独立营的内线。根据上冶据点戒备森严，杨立堂深居日军“红部”，只有驻在地方的伪十军和其来往甚密的特点，武工队员刘宝生等伺机在东固河里假扮捕鱼，将正在河里洗澡的伪十军一个班俘获，搞到十几套伪十军服装。1943年9月4日，年仅14岁的敌工部干事高廷光，以卖烟抓药为名混进上冶，在张春金的药店与刘金奎接上头，通知刘当晚接应武工队员进上冶，并取回了刘金奎绘制的杨立堂居住的四合院及上冶布防图。当晚10时许，费北特工队员身着伪十军服装，在刘金奎的接应下，很快来到杨立堂居住的四合院，站岗的卫兵早换上了可靠的人。武工队员们分别把守在南屋和东西厢房日军和伪军居住的门口。武工队员范成玉、窦元胜冲进堂屋，用杨立堂的东洋刀将正在熟睡的杨立堂刺死，把事先写好的费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处决汉奸杨立堂的布告盖在他的身上，而后队员们迅速撤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首长称这次行动为“腹中摘胆”。
常马庄据点伪队长唐义山，依仗碉堡工事坚固，且有壕沟、鹿砦、吊桥、铁丝网，死心塌地地投靠日军，穷凶极恶地吊打、活埋抗日民众。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和费北县抗日民主政府要求独立营、公安局、武工队尽快铲除唐义山。
1943年农历腊月二十五，逢常马庄大集，集市正巧又在碉堡附近。费北特工队员分别扮成算卦的、卖豆腐的、贩药材的混进集市。扮成女艺人的特工人员在集市上操扬琴说唱《杨八姐游春》。唐义山是个戏迷，经不住诱惑，放下吊桥，带两个护兵来到说书场听戏。这时武工队员张西柱戴礼帽墨镜，着长袍马褂，听到“算命的”暗号后，来到唐义山身边，假装认识，说掏洋烟孝敬队长，在长袍下一扣扳机，从唐义山的腿裆向上连发三枪。两个护兵还没反应过来，早被另两个武工队员制服。碉堡里的伪军闻枪声刚放下吊桥准备增援，吊桥却被扮作卖豆腐的武工队员炸飞。队员们把事先写好处决唐义山的布告贴好，盖在唐义山的尸体上，迅速撤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首长称这次行动为“虎口拔牙”。通过政治工作和武装镇压，对分化瓦解伪顽势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打击日本特务&
为了打击日本特务组织在沂蒙山区的猖狂活动，中共山东分局、鲁南区党委、鲁中区党委要求各地方党政军组织，加强对反特锄奸斗争的领导。为此，费北、费南县都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以武委会主任、县大队长、公安局长等为成员的反特锄奸领导小组。在政治上，通过会议、报刊、墙报、课堂，揭露日本特务的罪行和欺骗手法，号召根据地军民提高警惕，严防敌特的破坏。在军事上，成立了敌工部、特工队，坚持在边沿区斗争，深入到敌占区袭击日伪特务机关，捕杀日特人员。同时，通过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打入日特内部作内线，掌握日特活动，及时传送情报。在根据地内，军民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不论何人一定要出示路条，清除敌特奸细，使敌特难以到根据地活动。在部队中进行反特保气节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警惕性。
1942年11月21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日本军部主办的中国革新运动》的文章，揭露了“青年协会”特务组织的罪行。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称“青年协会”是“红皮黑心萝卜”，并领导了对“青年协会”的斗争。“青年协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臭名昭著，无立足之地。
1942年春，日特组织费县伊贺事务室（不二情报室），为刺探费北蒙山根据地的军情，委派女特务吕某带一小孩，以要饭为名，到蒙山大洼山口猪尾巴沟，被费北县大队站岗的战士王增文拦截，并告诉她不论是谁只要无路条都不准进山。女特务见进山不成，便以求口水喝为借口，与王增文攀谈，并劝他到费县跟日本人干，有吃有喝有官做，还说在这里多艰苦等。王增文受过反特锄奸教育，知道来的是特务，为不打草惊蛇，假装心动，应允“投降到费县跟日本人干，”并与日本女特务约定几天后在岐古庄相见，而且还带几个弟兄一块下山投降。王增文回来后即刻向县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汇报，而后逐级反映给县委和军区政委罗舜初、司令员王建安。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决定由费北县公安局长赵焕章、县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随王增文假扮投敌，于约定时间在岐古庄与日本女特务吕某见面。女特务刚掏出委任王增文为日特小分队长的委任状，即被捕，经公安员唐毅审讯后，在猪尾巴沟探沙河将其处决。
第三节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大力发展生产
一、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简称“双减”）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早在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就已提出。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政策，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贷，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费南县的减租减息运动& 抗战初期，费南县80%的村庄有租佃关系，3%的地主占有农村50%的土地，50%的贫雇农仅占13%的土地。而且地租的剥削很重，那时承租地主的地租率平均在50%以上，有些村甚至高达70%。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除地租之外，其他剥削花样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高利贷。这种贷款利高期短，遇上天灾人祸，农民一般无法偿还。利滚利,滚来滚去，最终农民的土地、房屋，甚至连人口都滚到地主的名下。种种剥削花样，都是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在残酷的经济剥削下，许多佃户替地主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是落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此，费南传有“穷人三条路，要饭、上吊、下关东”的民谣。
抗战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双减”工作和任务后，尽管费南县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开展了“双减”工作，颁布了一些法令，初步实行了一些合理解决贫雇农负担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个别负责人仍存有模糊认识，没有把这项政策作为团结各阶层抗日的有力武器，重视不够，贯彻不力，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在个别地区根本就没开展“双减”工作。加之某些不法地主分子，阳奉阴违，抗拒减租减息运动。某些基层政权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致使基层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出现了相当普遍的明减暗不减的现象，许多村庄甚至出现了地主反攻倒算和侵害群众胜利果实的状况。有些村庄，地主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群众没有组织和发动起来，“双减”政策难以落实，广大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942年4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对“双减”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作了重要的指示。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从麦收到年底，把“双减”工作作为第一中心任务。接着，山东省战工会颁发了《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租田暂行条例》、《借贷暂行条例》等法令。省农救会也发出“趁麦收时机抓紧进行减租减息”的号召。
费南县委认真贯彻刘少奇的指示，落实中共山东分局的决定，执行省战工会的法令，响应省农救会的号召，在全县展开了“双减”运动，进行普遍的宣传，组织有关人员搞试点，创造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双减”政策。在宣传上，向贫雇农和中农讲明地租和高利贷是封建剥削，但为了团结抗日，暂时不能消灭剥削，只能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适当增加雇工工资等。号召贫雇农团结起来，对违抗政府减租减息法令的地主富农，进行必要的说理斗争。与此同时，制定了“双减”的具体政策：规定县内地主必须实行“双减”。所有的地租，以抗战前租额减低25%为原则；其利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雇工待遇 ，雇工粮食工资一般增加到400—500斤（市斤），最高500斤，最低不能低于300斤，女工最低不能低于200斤，童工最低不能低于100斤。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县委和分区委都要亲自抓一个试点，创造经验，指导推动全县各区的“双减”工作。鲁南区党委副书记张雨帆亲自在山阴区搞“双减”试点工作。费南县委民运部长李子敬，直接抓山阴区李家沟村的试点工作。在李家沟村，贫雇农群众通过召开说理斗争大会，采取“说道理，不动手”的方法做开明地主李殿甲的工作。李殿甲对共产党的“双减”政策有一定认识，曾参加费南县参议会，其子已参加抗日，积极动员、支持自己的家庭带头减租减息。李殿甲在说理斗争大会上表示按县政府的法令、标准减租减息，增加了雇农工资。李家沟村的试点工作影响很大，鲁南区党委推广了该村的经验。与此同时，历东区在岳家庙、午门、讲理等村；福山区在神家洼、裴家沟、龙王河等村；由吾区在大泗彦、楼下、小泗彦等村；崇崮区在蒋家庄、铁里营等村抓试点，总结经验，带动了全区，推动了全县“双减”工作健康地发展。费南县经过“双减”工作，削弱了封建势力，减轻了封建剥削，改善了贫雇农的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战与生产的积极性。费南县当年数千人参加了农救会，农村基层政权得到改造和加强。同时，由县、区政府和参议会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使他们明确了减租减息不单是共产党的政策，也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减租减息，也保证了交租交息，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多打粮，而且也会使租粮相应的增加；只有遵守政府法令，带头实行“双减”，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从而形成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
费滕边实验县的“双减”运动& 费滕边实验县的“双减”运动，从1942年6月开始。1943年1月，日伪军10000余人对鲁南进行大“扫荡”，先后在白彦、关阳司、城后等地安设了据点。3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九十二军又从滕峄边县不断向费滕边实验县进攻。由于当时斗争形势严峻，费滕边实验县的“双减”工作，进行了半年，只好暂停。
费滕边实验县的“双减”运动，在几十个试点村开展得卓有成效，并按累进制办法，推行合理负担，在全县推广。
为搞好费滕边实验县的“双减”工作，鲁南区党委于1943年春抽调一批干部到基层任职，加强对“双减”工作的领导。此外，鲁南军区抽出军区特务团的3个连组成费滕边独立营，加强对日伪斗争，保卫“双减”工作的进行，任命老红军肖长桃为独立营营长和费滕边实验县工委委员。费滕边实验县党政军民紧密团结，大力协作，“双减”工作尽管只进行了半年，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艰苦的斗争中，推动了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
“查减”运动&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文章。中共中央政治局接着发布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开展以双减、生产和拥政爱民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中共山东分局立即把“双减”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来抓，10月10日，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恩赐”减租，开展以检查减租减息（简称查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费南县“查减”运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县委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及鲁南区党委关于“双减”运动的指示，检查过去“双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批判“山东农村土地分散，租佃关系少”的错误认识，以及包办代替和“恩赐”观点，充分认识“双减”工作是削弱封建势力，扶持基本群众，进行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广大干部增强了群众观念，掌握了发动群众的方法。第二阶段，主要进行调查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和抗拒减租的罪恶事实，在群众中开展“算账” 和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培养积极分子，整顿和成立救国会，改造村政权。费南县广大农民群众明白了受剥削的原因，广泛地发动起来，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县委、各分区委对村级组织进行了整顿，撤换、处理了个别不称职的干部；整顿了党支部和村农会，掌牢了基层政权；建立或整顿了青救会、妇救会、民兵队等群众组织。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壮大了，提高了“查减”斗争的决心。在“查减”的第三个阶段，按“查减”政策法令，挑选出群众最为痛恨的汉奸恶霸地主，召开斗争大会，对其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用讲理和控诉的方式，揭露其罪行，迫其低头认罪。其他的地主见群众力量大，也就不敢抗拒“双减”政策了。通过“查减”运动的开展，费南县根据地顺利地实行了按“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的法令，雇工也相应地增加了工资。
鲁南地区开展“八个月群众运动” 1944年8月底，鲁南区党委决定在全区开展以“查减”、“双减”为内容、为期8个月的群众运动。此次运动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自1944年8月底至11月中旬。区党委在孔家汪召开了地、县委书记、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山东分局和区党委有关群众工作的指示和部署。会后，费县（原费南县）立即展开查减工作，在组织发动群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出现了违反政策的现象。第二个阶段，自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运动的主要内容为“刨穷根、算旧账”，但在运动中发生乱“刨”乱斗的现象，脱离了党的政策。区党委及时在安山头村召开纠偏会议，提出了《关于目前群众运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纠正了群众运动中的偏差。第三个阶段，自12月下旬至1945年3月15日。此阶段通过对安山头村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落实，基本上制止了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使运动按照党的政策，健康正常地发展。在8个月的群众运动中，基本群众通过减租减息、增资和反恶霸反贪污的斗争，初步改善了生活，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实惠。但由于运动过程出现了脱离政策、发生了乱“刨”乱斗的现象，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是一个应当汲取的教训。在这8个月的群众运动中，费县减租彻底的村庄有104个，不够彻底的村庄有134个，没开展“双减”的空白村有151个；处理地主的土地约25万亩；参加群众组织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25%，有近1000人参加了八路军，近20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培养提拔了一大批群众团体干部。因乱“刨”乱斗，致使93人逃亡，其中地主28人，富农28人，中农25人，贫农9人，其他3人。
驻鲁南八路军积极参加“查减”运动& 驻鲁南的八路军指战员，响应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号召，积极参加了发动群众进行“查减”和“双减”运动。1944年春，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的号召。是年秋，又发出了《关于部队帮助地方群众的指示》，要求军队在运动中要站在基本群众方面，支持群众。驻鲁南地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以饱满的热情执行这一指示。每到一地，每到一村，都进行了村史、阶级关系和工作状况的调查。连队党支部指定专人协助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开展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双减”的意义。在运动中还搜集了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群众的实例，用以教育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这项工作的开展，不仅协助地方党组织按党的政策进行“双减”和“查减”运动，而且也使广大指战员增强了群众观念，提高了阶级觉悟，接受了锻炼。
费北县在卞桥区资邱村召开减租减息斗争大会& 早在1943年3月，费北县委就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对敌斗争的措施，部署减租减息工作。会议认真分析了全县的形势，决定在加强对敌斗争的同时，全面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各区根据实际情况，有重点地开展工作。1944年6月，八路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先后拔除了蒙山前蒙福寺（距资邱约3华里）和猪尾巴沟两个日伪军据点，之后，费北县卞桥区基本上摆脱了日伪军统治的局面，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给开展“双减”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群众基础和环境保障。通过宣传发动群众，卞桥区资邱村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的贫雇农佃户，强烈要求对该村对抗“双减”运动、拒绝“双减”政策的大地主张震林进行说理斗争。9月，根据中共费北县委的指示，卞桥区委由区委书记杨福林亲自组织在卞桥区资邱村召开了“卞桥区减租减息斗争大会”。来自资邱、南近河、时家村、赵家村、尹家村、唐家村、刘家村、官庙、孙家井、岳家村、池家寨、寨上、国太庄、顺河庄、邱上、八顶庄、辉泉、曹家庄等20多个村庄的数千名群众，以及其他区的代表，参加了斗争大会，费北县独立营全体官兵也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省、县等各级政府的“双减”文件，资邱村的贫雇农佃户揭露了地主分子张震林剥削群众的手段和罪恶，批判其抗拒“双减”运动的罪行。大会一连开了3天，广大农民群众备受鼓舞，各村到会的积极分子提高了认识，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这次会议，推动了整个卞桥区（除靠近地方日伪据点的几个村庄外）“双减”、“增资”运动的全面开展，带动了费北县全面“双减”运动的进行。会后，卞桥区各村普遍建立了村政权、农救会、妇救会、民兵等组织，尤其是民兵武装得到加强和壮大，成立了联防队，有力地配合了费北县独立营对盘踞在地方镇的日伪军的打击。
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农民阶级摆脱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枷锁和残酷的剥削，走向自由，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地主和雇农大大减少；由贫农经过“双减”和发展生产上升到中农的大量增加；由雇农和敌战区逃出来的难民，经过“双减”和发展生产上升到贫农的，也相应增加。二是建立了贫雇农当家作主的基层政权，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三是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民主选拔了根子正、立场稳、肯为群众办事的人担任村干部，从而广泛地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四是建立了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五是民兵武装得到加强和壮大。六是基层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双减”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组织中来。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物资基础和兵员基础。
二、大力发展生产
1941年至1943年间，蒙阳大地抗日军民不仅在军事上要反击日、伪、顽、匪的进攻，而且还要面对物资供应短缺、生活极度困难的局面。蒙山地区本来就相当贫困，日军推行的“三光”政策，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国民党旧政府及沈鸿烈、吴化文、秦启荣、于学忠等部数万大军麇集于此，横征暴敛；刘桂堂匪部，长期以来，抢夺劫掠；再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的生活到了极端困苦的地步。生活和战斗在这里的共产党、八路军、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靠吃野菜树皮和极少的地瓜干度日，数九寒天穿着单衣训练作战。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费北、费南开展大生产运动& 能否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关系到费南、费北抗日根据地能否坚持和能否取得胜利的大问题。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中共鲁南区党委、鲁中区党委遵照上级的指示，制订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领导广大军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费北、费南县委、县政府，结合各自的实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在自愿参加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以互助组、搭犋组和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换工和互助。一时，村村都有互助组、合作社；户户都参加了不同形式的换工或互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二是掀起开荒种地的热潮。连年的兵匪战乱，灾害不断，许多耕地荒芜。在县委的领导和号召下，各村掀起了开荒运动，谁开垦归谁所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家家订劳动计划，人人有开荒指标，开展开荒竞赛，复垦新垦出大批土地，为解决民众吃饭问题奠定了基础。三是制订相应政策，实施有效措施。派工作组深入村户，帮助群众制订以选种、施肥、精耕细作、兴修水利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计划；培养奖励劳动模范，树立劳动光荣的风尚；发放农业贷款，扶持农业生产。四是加强宣传和思想教育，使群众树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储备物资，支援抗战，准备反攻的思想。五是组织动员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劳动者，成立各种场、组，如组织会缝纫的成立了被服厂，组织铸造铧犁的铁匠试制手榴弹，小炉匠成立了修械所，抗属成立了鞋厂等，协助政府保障部队的供给。
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抗日根据地减轻了经济上的困扰，而且还涌现出许多模范村和一大批劳动模范、劳动英雄，培养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锻炼造就了一批优秀干部。鲁南区劳动模范邱如一，就是典型的一例。邱如一系费南县郑城区南岔村人（今平邑县郑城镇南岔村），自幼务农，1942年秋在本村加入青年抗日先锋队，次年任队长。1943年4月至8月间，他先后参加了对白彦据点日伪军和驱逐国民党九十二军的作战，表现勇敢，事迹突出，在鲁南区党委召开的第一次人民武装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一等战斗模范”称号，奖给“七九”式步枪一支及其他奖品。在县人民武装大会上，又获步枪一支，锦旗一面的奖励。1944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生产运动中，事迹尤为突出，开荒地，缴公粮，成为全区、全县的楷模。1944年4月，在二区召开的群众翻身万人大会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6月，任本村党支部副书记。1945年2月，当选为县各救会委员、县青救会副主任。5月，鲁南区党委在苗庄（今属平邑县魏庄乡）召开群英大会，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奖给耕牛一头和其他奖品。其事迹被鲁南文工团编成歌曲《歌唱英雄邱如一》，在鲁南地区广为传唱。7月，山东省青联向全省发出“开展向邱如一学习活动”的号召。7月12日，鲁南区党政军民119名代表选举邱如一为鲁南区出席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0月，他当选为五分区（崇崮）区委委员。1948年5月，赴波兰参加国际青年代表大会。1949年2月调共青团山东省委工作，8月任徐州市铜山县委副书记、后任共青团徐州市委副书记等职。像他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驻费北、费南八路军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 驻费北、费南两县的八路军指战员，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分局的号召，学习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经验，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口号，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养猪种菜。早在1941年，山东纵队一旅三团在团长王吉文的带领下，就一面战斗，一面开荒生产，曾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开垦荒地30余亩，种粮种菜。各营还开办了油坊、粉坊，连队里还养了猪。二营四连在政治指导员张朝忠的带领下，驻守在天宝山南大顶，一面和惯匪刘桂堂部作战，一面在山上垒坝填土，种菜养猪，解决了部队天天下山买菜的困难。1941年，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直属队的指战员，为开垦荒地，天天要翻一座大山，来回十余公里路，但大家情绪高涨。教导二旅直属队，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春耕春种，得到群众和各界救国会的好评。1943年鲁中军区第四团开垦荒地五六百亩，种上玉米、小麦和蔬菜；开小金矿一座；还办起了油坊磨坊，自制豆腐和油料。全团除粮食外，其余全部做到自给。鲁南军区各部，可自给半个月的粮食，多数部队通过开荒生产，达到自给或半自给，减轻了政府和群众的负担。1944年3月，鲁中泰南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机关和泰宁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由地委书记董琰带领，在泰宁县仲里区（今平邑县仲村镇）开荒种田，开展大生产运动。泰南军分区制订了部队生产计划，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把战斗、生产和拥军爱民结合起来。军民同心协力，克服了困难，渡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北海银行印钞厂在费南 &19433
鲁南印钞厂在天宝山区朝阳洞工作了3个年头，在这里印制的北海币流通于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随着北海币信誉的提高，北海币也在根据地周围的日伪占领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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