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财政赤字规模扩大 供给侧改革是今年重头戏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的“重头戏”。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今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很多人关心：积极财政政策加码，财政预算如何安排?钱都用在什么地方?
　　改革红利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政府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推进简政放权、实行自我革命;同时，还要有更大的担当，为企业减负、不与民争利，拿出真金白银为改革铺路清障&国家账本&在两会亮相，引起社会热切关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今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很多人关心：积极财政政策加码，财政预算如何安排?钱都用在什么地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的&重头戏&。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领域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向前推的每一步，不仅需要艰辛努力，还要付出成本和代价。今年财政预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保民生、兜底线的前提下，财政资金并没有大手笔地用于投资建设，而是更多用于为改革&埋单&。
　　比如，营改增今年将全面推开，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全部纳入改革。与前期试点行业相比，这四大行业自身&块头&大，占到整个营改增总盘子的80%。四大行业全部纳入，营改增的减税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企业减负力度空前。这么大规模的减税，必然带来财政收入减少，这个&缺口&怎么补?此次扩大的赤字，就是用来弥补财政减收，以及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排在第一位。而化解过剩产能，需要出清那些&僵尸企业&。据统计，作为去产能的切入点，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大约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对此，中央财政拿出1000亿元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下岗分流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包括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转岗职工的技能培训等，为他们创业和再就业提供必要支持。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既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一项牵动人心的民生工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镇规模和人口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消除制度性障碍和差别化待遇。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补齐短板，让进城农民享受与城里人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城乡义务教育学生的公用经费实行统一标准，无论在哪里接受义务教育，国家都会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足额安排补助。钱随人走，农家娃进城能进得去学校、念得起书，农民工家庭才会真正安心，在城里把根扎下来。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突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单靠政府投资拉动，作用比较有限，效果也难以持续。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最终要靠改革的力量来推动。但是，改革红利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必须要冲破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坚决根除体制机制弊端，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红利，进一步焕发市场的生机与活力。
　　催发改革红利，政府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推进简政放权、实行自我革命;同时，还要有更大的担当，为企业减负、不与民争利，拿出真金白银为改革铺路清障。这样，才能营造更平等、开放、便利的市场环境，把众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责任编辑：杨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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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扩大不必担心
　　【中国经济时评】财政赤字扩大不必担心
　　赤字杠杆作用值得期待
　　财政部近日发布“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今年安排财政赤字16200亿元，比2014年增加2700亿元。我们认为，中国这种逆周期适度扩大财赤规模的应时之举，不同于部分欧美国家饮鸩止渴之举，更不必担心会导致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的恶果。依据在于：
　　首先，中国的政府债务规模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在赤字适度扩大后，2015年的赤字率(财政赤字/GDP)也仅为2.3%，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GDP)则尚不足20%，而这些安全性指标不仅显著优于欧美国家，而且还大幅低于3%与60%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其次，不同于欧美国家主要将其政府债务用于国民福利支出，中国的财政支出因发展所需，有相当大的部分被集中投放到生产性领域，而中国作为人均资本存量仍然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不足发达国家20%)，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改善的空间还很大，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总体仍处于产出/投入比较高的阶段。譬如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增长推动效应，其产出弹性大约可达到0.695，而且这些主要由公共开支进行的投资还具有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特征。
　　第三，即使近年来中国已开始将其财政支出重心向民生领域倾斜，但是这些项目支出在前期社保欠账较多，以及居民消费亟待提振的情况下，不仅不会矛盾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反而还会对财富增长起促进作用。因为这种矫正有利于消除此前城乡居民基于预防性动机而不得不维持的过度储蓄倾向，进而从原点上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第四，中国的财税制度改革因形势倒逼，已经到了必须大踏步前行的关键时期，而适度扩大赤字规模，有利于这项重大改革在较和缓的约束条件下加速推进。其中尤其是结构性的减税和系统性的清理收费，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的新常态下，必须在充分考虑可行性的前提下，才能如预期中那样重点突破，功在长远。
　　第五，今年财政赤字中首次包含“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而这一创新不仅在长远视角下，有利于地方性债务更透明、更规范、更易于被纳入政府预算全口径管理，而且从其推出的时间节点来看，也具有合理性、适应迫切性：一则体现在居高不下的地方性债务必须及早提供可置信的“泄洪”渠道以逐步释放金融风险，再则体现在当下中国经济急需破解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最直接的原因即在于存量债务规模过大，还本付息的即期压力使得新增流行性瞬间即被银行重新吸纳。因此，要真正缓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的金融与财政创新(譬如近期批准的以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使流动性从债务负担中解放出来。
　　当然，若就审慎性原则而言，“赤字经济”的副作用也必须事先有所警惕，比如会不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软约束，再譬如是否会对市场形成“挤出效应”等。不过考虑到当下中国的赤字增加适度且必要，因此，其在“三期叠加”下的杠杆作用当可期待并推重。特约评论员 葛丰
【编辑:刘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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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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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多重金融矛盾增大经济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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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金融矛盾增大经济下行压力
&&&&新华网&&&&黄涛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实现预期中的回升，反而还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继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后，进入4、5月，主要指标增速继续下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月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大幅回落17.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降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连续第三个月降幅扩大。然而，在实体经济相对低迷的同时，货币信用却在快速增加。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4.2万亿，同比增长15.8%，增速超出13%的预期目标2.8个百分点。1至5月，社会融资总额9.1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3.12万亿元，增幅超过50%。
　　之所以出现实体经济没有像普遍预期的那样企稳回升，特别是货币信贷的快速增加没能够有效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笔者认为，主要源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财政金融风险上升挤压了政策空间。
　　我国当前不仅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行业以及以光伏为代表的部分新兴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表面看，与2012年以来国际国内需求增长显著放缓密切相关。更深层次看，则是原本可进入其他行业和领域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直接导致了经济中有效供给的不足。
　　有效供给不足，反过来又抑制了需求潜力的释放，更抑制了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很大程度上并非需求潜力不足，而是因为有效供给不足抑制了需求潜力的释放。一季度，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3%，均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5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加7.4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3.04万亿元。频频出现的居民海外购物热潮足以说明，我国需求潜力仍然十分巨大。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需求潜力没有转化为实际需求。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制约了居民需求潜力的释放;另一方面，生产的产品(如安全奶粉)和提供的服务(如医疗、教育等)还不能完全满足居民需要，两者均表明当前我国有效供给不足。
　　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抑制了居民需求潜力的释放，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导致企业利润增长缓慢、生产减速、投资能力与投资意愿下降，进而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体系蓬勃发展，与实体经济背离的趋势明显加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金融体系膨胀速度远超实体经济。2008年底，我国除央行之外的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资产为64.2万亿元，到2012年底，这一资产规模已扩张至133.7万亿元，增长了1.08倍，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41.0%。2008年底，我国M2与GDP之比为1.50，到2012年底，这一比率攀升至1.88的高位，升速显著快于金融危机之前。其二，尽管随着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渠道增多，获得的信用规模也大幅增加，但总体上看，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相应提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下降。年期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度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94)，然而自2009年以来，这种相关性大为减弱，人民币贷款大幅增加，并没有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鉴于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贷款对于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取资金的系统重要性显著下降，进一步考察社会融资总额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难看出前者对后者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具体到今年以来的情况，一种较为普遍的观察认为，社会融资总额大幅增加，主要用于前期债务的存续和滚动，致使大量货币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这正是为什么在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额快速增加的同时，实体经济却相对低迷，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迟迟难以缓解的重要原因。
　　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也在大幅放缓。1至5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6.1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0.1%，回落1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因在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具有较大刚性，仍然保持较快增长。1至5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2%，增速高出公共财政收入6.6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增长11.3%，高出中央财政收入11.2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急剧收窄。
　　不能不高度警惕的是，在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社会流动性增长明显偏快、“热钱”大规模流入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限，金融风险也有所上升。从稳增长和防范“热钱”流入的角度考虑，货币政策存在放松(如降息)的必要，但在当前广义货币M2增速超出预期目标2.8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六个季度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只能保持稳健了。
　　另一方面，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影子银行能量越来越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力均有可能发生变化，利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难度也在增大。因此，宏观政策着力点应更多放在加快改革步伐、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发展方式转变上。然而，由于这些措施通常较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再考虑到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以及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问题短期内均难以得到显著改善，经济相对低迷的态势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选编:田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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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思想史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仍然较大的现实，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等组织的课题研究，提出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的建议。事实上，进入今年下半年后，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适当扩大赤字规模的建议。
　　赤字是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而债务则是历年赤字的积累。所以，扩大赤字规模也就是扩大债务规模。因为在传统上人们对于赤字和债务多持负面的评价，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扩大赤字规模的建议还是不大容易被理解。从中国目前经济形势、政府债务率以及赤字率等来看，适当扩大赤字规模的建议是可以被考虑的，当然，此建议被考虑的前提必须是适当，而不是过度，必须是谨慎而不是轻率。
　　按照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赤字规模是1.62万亿元，占GDP比重是2.3%。赤字占GDP比重叫做赤字率，是衡量政府赤字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国际上以3%为赤字率的安全线，超过3%这个界限，就说明赤字过多了。另外，据财政部长楼继伟近日透露，目前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40%，也处于安全界限之内。债务占GDP比重即负债率达到60%被认为是债务的警戒线，超过60%则说明债务规模过高了。从赤字率和负债率来看，中国的赤字和债务都在安全线以内，适当扩大赤字和债务规模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传统上，虽然一些国家的政府往往债台高筑，不断靠举债度日，但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财政应该实现年度收支平衡，赤字和债务是消极的，有害的，如有可能，赤字要尽可能地小，债务要尽可能地少。但上世纪早期，经济学家凯恩斯则认为，政府采取赤字财政的政策来扩大公共投资，可以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就业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凯恩斯看来，赤字和债务不再是政府必须努力避免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为了发展经济，政府可以积极主动去掌握和使用的有效工具。因此，凯恩斯的理论被认为是一场革命，它颠覆了人们对于政府赤字和债务的观念和态度。
　　尽管凯恩斯的理论一直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但每当遇到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往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普遍采用扩大财政支出的方法来刺激需求，这就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公共债务规模大幅度上升。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都已经或者曾经超过GDP的90%，这其中尤以日本为典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赤字高企，1998年赤字率达到11%，1999年仍然高达8%，高赤字积累的结果是，截至2012年年底，日本的公共债务超出GDP的210%。还有美国，2012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接近GDP的7%，同时美国的公共债务也达到GDP的105%。美国与日本的例子说明，赤字率3%，负债率60%的警戒线，当然不是绝对的不可逾越，一旦逾越，也不一定立即带来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危机。与日本及美国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比起来，中国目前2.3%的赤字率和40%的负债率，距离相关红线还有一定距离。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非常突出的情况下，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和发债规模以刺激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意义。
　　即使这条建议值得重视，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赤字和债务问题的潜在问题，不能完全拘泥于赤字率和负债率这两个数字。中国的赤字问题尤其债务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到底负有多少直接和间接债务，有多少或有债务，信息并非十分公开透明。政府统计显示的地方债务，往往可能有所遗漏，并非全面准确的地方债数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评估报告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没有被计入地方债，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会被严重低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今年年末实际占到GDP的45%。按此数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相加的话，已经达到60%的警戒线，没有继续安全举债的空间。这就是说，如果要扩大赤字规模和债务规模，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政府债务率的准确信息，在准确的信息基础上作出谨慎的决策。
　　从今年地方债的发行来看，地方债已经不被市场看好 ，扩大债务规模能否被市场接受也是一个未知数。在数月之前，一些地方债的置换遭到市场冷遇， 置换一度推迟。而近日，辽宁地方债 的发行中，10年专项债甚至未招满，中标利率高至上限，为地方债逾四年来首现流标。这些信息显示，市场已经为地方债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赤字和债务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被谨慎地使用，可以带来良好的效果。但是从历史上看，因为相对于征税，实行赤字财政受到的民主约束更小，更加方便，所以各国政府更加乐意采取赤字财政以解决支出缺口甚至刺激经济发展。这会导致赤字财政被滥用。而赤字工具一旦被滥用，就会对债务和赤字形成依赖，消化债务和降低赤字将会非常困难。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经历必然应该成为一种前车之鉴。
　　文/梁发芾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而赤字工具一旦被滥用，就会对债务和赤字形成依赖，消化债务和降低赤字将会非常困难。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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