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2013年第1期·中篇小说·温的血（作者：徐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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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选刊》2013年第1期·中篇小说·温的血（作者：徐虹）
　　这是听来的故事。但是在某一个瞬间，或许里面就有了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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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片安静的山坡，大片的草坪，松枝浓密，还有石子路。树叶遮蔽了天日，使空气显得阴冷，带一股霉味，那或许就是来自地底下的味道吧。偶有一丛黄色的大花触目惊心地堆放在路边。我们推着轮椅，默默往外走，孩子们跟着，脚步乱七八糟的，没人哭泣，我们也不感到恐惧——有什么可恐惧的呢？那个消逝的肉体曾经制造了我们。我们的原初只是他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在这个世界上他已化为尘埃，而我们却侥幸存留下来。要知道一个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本身就是一桩传奇。现在，我们只感到被断了来路，只感到慌张和怅惘。仿佛小时候有一回玩疯了，一路呐喊着狂奔而去，天色渐晚时突然回过头来，却已经记不起回家的路……一道阳光照上来，我们眯缝起眼睛。天空慢慢亮了，人也好像瞬间从阴间回到了阳间。我哥发动引擎，低着肿泡眼皮，只一把把我妈抱到后座上，轮椅收了，才挥挥手道：“行了回去吧。”
　　现在，过去正在远去。现在重叠了过去也在远去，如同车窗外纷纷倾倒的树影。车窗外是被速度拉直的横线条：一些平庸的树，一些灰色的屋顶和零星的行人。我们那时候还小，一个个从二楼的阳台上空降而下，“咔嚓”“咔嚓”陷落于围墙旁堆起的树叶山垛。围墙上布满铁丝网，风一吹，地上浮皮潦草卷起几片叶子。那时候五十岁和三十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有的大人都是些老年人了，而他们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我像一粒石子落进水里，水面即刻平复，人被埋没在无边际的叶子的漩涡里。尘土扬起，令人窒息，树叶的断茬扎在脸上和耳朵上发出碎裂的声响。在我憋死之前，脚腕子被我哥一只手抓住给横着拽出来。而现在，我们正在成为多年以前那些呵斥孩子的老年人：大眼袋，罗圈腿，飞也似的撵上来。“站住！妈的站不站住这帮小兔崽子！看往哪儿跑你们……”
　　空六军的军部，上世纪70年代在遵化、廊坊、唐山一代。关于军部大院的记忆，与一个深不可测的广场和广场边缘的密林有关。或者我的记忆本就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它永远是在黄昏，永远都没有声息，永远带着一股秋天焚烧树叶的味道？其实四边空阔而辽远的广场上总有年轻战士们的喊号声——“一、二、三、四！”，或者“一二三四！”，或者“一！二！三！——四！”他们的步伐和衣裤皱褶的摩擦形成的混合音，彼此重叠，到后来越来越响，竟带了催眠的意味。很奇怪的，总有一个说不上什么口音的班长领着号子，游离于群体之外。四边的蝴蝶和鸟都少，小虫子飞来飞去。武军长的儿子手执一根树枝呐喊着狂奔而去。他其实只比我哥只大了五六岁。“叫叔叔。”我父亲压低声音道。我哥遂骂道：“武子小子兔崽子……”在我父亲抓到他以前，一条鱼一样滑脱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就在那个广场的边缘。我父亲带着我哥去办游泳证，对我说：“就在这等着，听见没有？站着别动。”然后转身走了。留我站在原地，手里拿一个两边一抻就嗡嗡响的陀螺，蹲下抠地下的土。听见有声响抬头，看见远处走过穿绿军裤蓝条背心的武子，登上铁转环，身体一拧就旋转起来。他的旋转模糊了后边的我，我总期待着奇迹发生——比如紧急集合或者天上忽然掉下降落伞之类的。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哭起来。我父亲道：“哭什么哭？这不是回来了！”
　　我哥给我抹了鼻涕，牵起我的手，说：“行了，带你逮蚂蚱去。”他这样一说不要紧，我更抽噎起来，有一种想把眼泪咽下去而始终不能的失控感，哭腔也古怪起来。
　　现在我们很少提起过去。我们生活在一座叫做北京的城，我们在新世纪，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疲于奔命，无所适从。这一座城市的环路以天安门为圆心，慢慢向四边拓展。我们见面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过节，我们都先到我母亲这边，一家人闹哄哄的。我弟我妹——他们是我后爸的孩子——和我们年龄差距尚远。然后我跟我哥带着他儿子晓凡到我父亲那边去。他照旧住在一个部队大院里。只是他已经老迈了，走路缓慢，吩咐阿姨倒茶、端水果，弯下腰帮孩子放好鞋子，对我们嘘寒问暖。他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带有讨好的意味。
　　我只有那时候会想起过去——晓凡犟道：“我要玩游戏！干嘛不让玩？人家怎么都能玩！”“天天就知道玩！电脑都让你玩坏了……再敢动一动打断你的手指头！”我哥道。两个人斗鸡一样对峙。这个场景，就仿佛多年以前的那一对父子争执时留下的照片。那时候我哥是常常挨揍的。我父亲不说话，先怒目而视，愤怒积满到极限，就一巴掌劈过来。有一次好像是为了玻璃球的事：一口袋玻璃球，暗绿色的，还带着花瓣样的芯，玛瑙似的。但我哥拿到一帮孩子中间，两天后就全不见了。他还在努力解释它们糖球一样融化了，我听到声响不对就跑过来，看见我父亲顺手抄起炉子上的一盆水——在北方70年代的秋冬季，家家都要生炉子的。屋外是烟囱，屋里烧蜂窝煤，炉子上坐着水壶或者水盆——一下子泼在我哥腿上。他的腿起没起泡，我不记得了，只看见他的棉毛裤往上冒着白汽，往下淌了水滴，人四肢乍开傀儡一样站着。他绷起嘴，咬住牙齿不吭声，脸上慢慢带了杀气。“还敢顶嘴！”“爸说的不对！”“说的不对你就不听了！？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像个二流子，再不听话打断你的腿！”我父亲恨铁不成钢。我冲到我哥前面，挡住他道：“以后我长大了，也跟我哥一样。”
　　结果是左边还是右边的脸肿了两天。
　　那两天吃饭，我和我哥只跟我母亲说话，不跟我父亲说话。我父亲问：“吃不吃鱼？”我俩铁桶般僵持，只脚下的猫“喵”地一叫，试探一下沉默的空气似的。我父亲的关怀里加了力，道：“问你话呐，吃不吃鱼？”我偷眼看见我哥满不在乎地笑，笑里带着胜利者的鄙夷。所以我也坚持不吭声，两个人比赛似的。结果当然是筷子被打掉在地上，别说鱼就是馒头渣也没吃成。
　　但在多年以后，他们似乎忘了以前的事。不单我父亲忘了，我母亲也忘了。“什么时候的事？净胡说！”我父亲迷茫道。他头发已经全白，身型还保持了顶天立地的魁梧势态，只是偏于萎缩了，有棱角的地方全都平缓。“简直荒唐，谁能那么干？”他笑道。我和我哥拈花微笑。“哪能泼炉子上的水，是鱼缸里的水吧？应该是夏天，冬天哪来的玻璃球？”他不解地嘀咕着，缓慢地，把西瓜盘里我们吐的黑籽，一粒一粒地播弄到垃圾袋里，黏黏的手指用餐巾纸一根一根地仔细擦拭。我们坐在沙发上，他躬起身子的时候正朝向我们，似乎有鞠躬的意思，他的白头发令人看得逼真！我和我哥赶紧站起来：“哎呀，爸！不用沾手啊快坐着……”他的好意令我们不安。
　　返过去问我母亲，她也说：“打孩子倒是有的，哪有你们说的那么邪乎。要是开水浇坏了怎么办？”像是埋怨别人的事。虽然他们两人分开了，但是我母亲绝不说我父亲的坏话，一句也不说。她会话锋一转，零星谈起，我三四岁的时候，怎么常常去院子里搅动大铁缸里刷墙用的白桨，以为那是一锅新鲜而浓稠的牛奶。或者，我怎么看见煤堆里长有一颗银白的豆芽，抓来就吃，被我哥劈手夺下。再或者，我哥怎么把铁丝做成弹弓，瞄准房顶上的苍蝇，每次都弹无虚发，房顶上陈尸累累。
　　我丈夫或者我嫂子都曾经表示过相同的意思：爸爸对晓凡、对晓嫣，对孩子们那么溺爱，溺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样通情达理的老人怎么可能有暴戾的过去。“记忆也会骗人啊。你们是小时候吃糨糊吃太多糊涂了吧。”说得我和我哥无言以对。
　　后来我父母分居两地，我们倒是很庆幸过一阵子。我母亲带着我们乘了很久的火车到北京来，我父亲还留在部队上。
　　我们如困鸟出笼欢欣鼓舞。他当然也会在周末来看我们。他的轮廓把门框撑满了，绿军装，肥大的蓝裤子，军装上有四个兜，提一个上面印了“上海”的灰色人造革包，说给我们带来了鞭炮和糖果。我和我哥都讪讪的，挤挤挨挨地靠过去，叫爸爸，安静地给他剥橘子。我们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到现在也不得而知。那时候已经是70年代末了，我八岁，我哥哥十三岁。常常是我们端着饭菜坐在板凳上看黑白十二吋电视，电视前架一个十四吋的放大镜。墙上一颗钉子微微向上倾斜，挂历上全是港台明星——米雪或者陈思思，穿高领毛衣、涂着指甲油。我父亲端坐中央，我跟我哥分坐在放大镜扇面所及的极尽边缘的两侧。“坐中间一点，别把眼睛看坏了。”我父亲说。但我们都讪讪地不肯挪动地方，仿佛靠近他的空气也是烫人的。电视里传来霍元甲和仇人对打时激烈的“哈哈”声还有“昏睡百年，睡狮渐已醒……”的广东腔调，我们却安静而拘谨，笑和不笑都经过了思考，姿势也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个造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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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春节之后，我父亲就很少出现了。我们安顿好了二百斤储存的大白菜，腌了几坛子萝卜，买好了过冬的蜂窝煤，天就开始下雪了。烟囱上滴下来的烟油子，在地上堆起一个小小的冰坨，几只野猫徘徊在屋顶。屋里是暖和的。我妈妈下班回家之前，我和我哥到单位食堂买好了菜，热好了，扣上碗。那时候单位食堂一个热菜五毛钱，一个凉菜两毛钱。我们常常在热菜窗口买一份四喜丸子，在凉菜窗口要一份猪耳朵，二两豆腐丝。
　　“把白薯烤上。”我哥说。
　　“烤上了。”我说。
　　“烤了几个？”
　　“仨。”
　　在冬天的晚上我妈妈回家。我们仨大声地吃饭，喝汤，把鱼刺喂了猫，吃剩的骨头往房顶上一扔。然后我母亲洗碗，我擦桌子，我哥倒煤灰，封上炉子，坐上一壶水。我们似乎忘记了我父亲，我们并没有感到缺少什么，甚至比以前更自由和放任。我哥哥照例常常打架，不是把别人脑袋开瓢，就是自己脑袋被别人开瓢。我好几次看见他手捂住脑袋，指缝里往外渗的血是殷红的，连头发也泛着暗光。他从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健壮的婴儿，手粗脚大，几乎一满月就吃喝自理。我们共同在地上、泥里或者煤堆旁边，完成了对世界的最初认识。他能上房，爬树，游泳，捉蟋蟀。
　　我不成，保姆换了若干，除了发脾气什么都不会。我母亲在军部做医生，熟人全是些医生和护士，所以我有着比别人更便利的就医渠道，小时候我只要一流鼻涕、感冒咳嗽就被抱去军部打针，对这一种爱的刑罚我反应激烈。一路上四肢挣扎，破口大骂，被几个大人强力按住。护士的针头如顶针般往屁股上狠命一戳。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哥捉了蛐蛐过来。我余怒未消，抓过来往地下一摔，一脚踩死。我以为他与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我的敌人。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父亲的。
　　比如，那帮孩子飞也似的骑着自行车，军挎里放着砖头，在疾驰中突然拐弯，撂倒蒿草多少。“你俩是吃卫生球长大的，你俩是吃卫生球长大的……”他们嚷着：“给他一大哄呕，呕吼呕吼！”我哥就抄起砖头只身冲过去，如虎入狼群，揪住一个跑得最慢的，一砖头拍下去。那孩子哭起来，边撤退边叫嚷：“你等着，我告我爸去……我让我爸收拾你……呜呜。”
　　当敌人真正到来的时候，我母亲只会在家门口把我们护在身后。她是那么年轻，又是那么书生。她一点不会骂街，也一点不能周旋。她真的是浑身散发的医院的来苏水味，如同一个50年代好看的大学生。她怎么能面对好斗的男人和擅骂的女人？我母亲只能当着他们面，拿一根笤帚，把我哥往死里揍。我能做到就是拉住我母亲的胳膊，挡在笤帚落下来的若干瞬间。然后，居然跑向那个孩子的母亲，揪住她的衣襟。而我也只会说：“别打我哥！
　　你别让我妈打我哥，你别让她打我哥！”
　　一个孩子的智力和语言，尚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解释。邻居们跑过来。他们经过了怎样的斡旋才息事宁人，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胖子吴姨对浑身发抖的我母亲说：“别打孩子，孩子委屈。”这个时候，秋天阴冷的风穿透了我们的外衣和皮肤，直渗入骨髓的深处，让我们彻骨的寒冷。仿佛只有蜷缩着哭泣，才能把心底里的腐水呕吐出来，才能彻头彻尾的舒服。“如果爸爸在这……”我和我哥躲在厨房里的时候，我说。但我哥铁青了脸，立刻以眼神的威势制止住我。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后来从未提及。我们固然是缺少父亲的，然而要是父亲真的回来呢？此后我们也并不因此而收敛自己，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
　　“瞧你那副德性，还烫头呢，鸡窝头！”那帮孩子打不过我哥，在路上等着骂我。我瞥他们一眼，一点不害怕，也不回一句嘴，径直走过去。
　　就在那个冬天我拿一根火钳子，在炉子上慢慢烧红了。炉子旁边挂了各式摆弄蜂窝煤的夹子、钩子、捅煤的长铁丝。我拧一把毛巾，把头帘润湿了，对着镜子——那镜子挂在墙上，中间有一道深刻的裂纹，映照着我的一高一低的眼睛——颤微微地用火钳子将头发夹住，旋转，扭曲。不想这时候门突然开了，竟是我父亲回来。我惊得一声惨叫，同时闻到一股焦煳味，火钳子应声落地。“当啷”一声，一缕头发已经焦脆，额头也着了一道黑印子。但是这一次，我父亲并没有骂我。他安静得一反常态。
　　我父母为什么要分开，至今也是一个谜。那年代多少人分居两地，不也过得好好的？我们的记忆重叠了记忆，那些答案埋藏于低声的暴怒、突然的碎裂声和“砰”地关门中。语言毕竟没有声音真切，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语言真太抽象了，尚需理解，而声音是直接的，震动耳膜的，抻动肺腑的。那些刺耳的音浪，竟带给我晕车的感觉——心揪起来，揪起来，想着千万别千万别，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突如其来，心里泛起的恶心往上一漾。这样的情形总会持续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终结，往往睡眠就在绝望中来了。所以多年以后凡是我晕车的时候，想起的竟是吵闹的声浪。有一次我是记忆深刻的，“啪”的一声，一只玻璃花瓶——蓝色有机玻璃的，似乎芯是蓝色，外边结了一层透明的冰，细长的瓶顶开了一朵大花——突然地爆破。它缓慢地、在抻长的时间里、动作慢放一般飞向地面，又迸发为无数的碎茬向四周飞溅，开了一地透明的大花。在玻璃的好听的碎响中，我和我哥从不同的方向冲过来，却看见我父亲冷静地扫了我们一眼。我们的冲动停滞在某一个倾斜的造型上，才忽然醒悟：它是被他无意间碰翻的。我们立刻一个拿笤帚一个拿簸箕，安静地上去清扫，不置一词。
　　月光是呈蓝色的么？远处火车的鸣叫，悠悠地传来，那些缥缈的月光，遥远地穿透我的窗帘。多年以前的味道我还可以清楚地记得：饺子馅的味道，香皂味，还有被太阳晒过的毛巾被的味道。我光着脚起身。我们家的猫具有敏锐的听觉，不知什么时候相跟在我的脚边。我踢了它一脚，它吃了一惊，跳开。我伏身到他们的房门，慢慢开启一条缝。我的本意或者是想听到父母的恩爱。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别说开门，就是打雷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门缝开启处所呈现的是月光下的黑暗，他们的剪影是一高一低的两个人。那时我已经十一岁了，因我青春而蒙昧的嗅觉，知道那是一个应该回避的场景，但令人惊异的居然是他们一个人坐在床边捂着脸，一个人站在旁边叉了腰，侧影完全是两个盛怒斗士的势态。
　　说着话我母亲浑身战栗，很突然地一头顶向我父亲的肚子，气力之大，完全超过她自己的想象。因为我父亲高大的身体往后一仰，撞在写字台上。笔筒、塑料小飞机、相片架子还有字典之类，顷刻间倒了下来。但是瞬间我父亲反应迅捷地反弹，双手架住她的胳膊，使她的爪牙一样的手指，徒劳地在空气中抓挠。在他把她推开的时候，他们同时看见了我，一个他们不想见到的小魔鬼，蓬着头发，光着脚站在门口，张着两只空洞的眼睛，眼睛是晶亮的，里面有愤怒也有眼泪。他们的惊异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从他们两个人的张大嘴巴和突起的眼珠里，看见了自己的唐突。
　　“滚回去。”我父亲先反应过来。
　　我哥也打着哈欠，踢踏踢踏走过来。
　　我听不懂一样看他，又看她。他们两个扭曲的脸还没有恢复原状。我站在谁的一边来的？大约是犹疑地扑向我母亲眼睛喷火地朝向我父亲。但是很奇异地，我居然看见了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从来是以狮子般的矫健出现在我面前的。他这时候应该无理、暴怒、摔东西，打我，我才能保持住对他的敌意。可他偏偏哭泣，他的哭泣令我讨厌！也许只有三四秒钟也许更长，我的脑子里一片黑暗。我的脚步没有声音，但是扑向房间床上的哭泣是有声音的，比一只叫春的猫更加撕心裂肺。我听见自己把被子蒙在头上时，发自胸腔的呜喑，好像要被憋死了一样。
　　在时隔多年我们成人以后，我们也没有能力解释这个问题。后来的情形，常常是我们坐在热闹的餐厅里或者电视前，我弟我妹跟我母亲顶了嘴，我和我哥同时训斥道：“听妈妈的话！”“她说的不对。”“说的不对就不听了吗？！”我们听见自己声色俱厉。这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我父亲。我看见我弟我妹耷拉着眼皮，眼泪涌上来又极力忍住的样子。我又怪诞地觉得，他们就是我。
　　我们怎样才能躲掉过去，那些带着辛酸、无助和恸哭的内心？我常常抚摸着孩子的嫩嫩的脸，看他们蓝色的瞳孔。我不能看他们被委屈的无助的眼神，我不能想象他们的心如一扇窗户缓缓关上，里面全是黑暗，而他们没有一点办法逃离。他们的世界，被父亲和母亲的影子遮蔽着，爱也在里面，恨也在里面。然而那个叫做父亲或者母亲的人，竟也满心的荒芜。每当这个时候，就仿佛是一片叶子被风触动了，那株根茎相连的有毒的植物，竟被连根拔了起来，它的根须一直连到土壤里去。它究竟扎在心里有多深？又有谁知道呢。我们的血管里留着他们血，血的热度由烫变温。多年以后的我们，也正在慢慢成为他们。
　　“你们多吃啊。这螃蟹是真正的大闸蟹，别处吃不到呢。”我父亲在师级干部职位上退休，每年都有人送礼。“再吃个芦柑吗？”我父亲问。
　　我哥大声道：“好吃，喔，真好吃！”
　　同时做出啧啧有声的样子。我也口里发出含混的吞咽的声音，把螃蟹大卸八块，堆起老高。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父亲面前是不能沉默的，必须制造出一点热闹的声响来。仿佛一旦沉默，就有一种情绪要追赶另一种情绪。眼见着追上了，声响这时候必须要来。有一些话题，仿佛刚一接近，又被一股暗流推动着，鱼一样滑远了。我们把腐水包裹到皮肉的深处，结了痂的表皮却异常完美。连我们自己也忘记了它的存在。
　　“听说北京又要闹地震啦。”我哥说些了没边的话。
　　我也剥着橘子诈诈唬唬道：“哎，后来大虎二虎哪去了？我好像有一次见过二虎。看着那人明明是他，又不能确认——他们俩是不是唐山地震砸死了？”
　　我哥说：“你净胡说八道，人家活得好好的。前段时间还来电话呢，猪脑子。”
　　这时候我父亲会大笑起来，我们也笑起来，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但我们的笑和他的笑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笑声先是嘎嘎的，后来突然沉默，之间缺乏十分自然的过渡。我父亲道：“大虎二虎太淘气，总爱打架……那时候大人没有不打孩子的，那像他们现在这么娇？”遂转头看晓凡。我们连说爸爸说的是，孩子哪有不打的，不打不成器。我哥于是冲晓凡道：“听到爷爷的话没有？”训得那孩子咕嘟着嘴，躲到一边去，后续的故事于是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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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多么的反叛，我自己并不知道。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母亲再婚了。这时候我哥快十九岁，在一家厂子里。我成天对着镜子，把头发分了偏缝，多的一方堆向一侧，挡住一只眼睛，裤腿长得盖了脚面。鞋子是方口绒布面扣襻的，有一点小高跟。我常常用一根燃尽的火柴描画眉毛，使自己的眉眼高挑上去，嘴唇是一朵小小的黯淡的紫。那种劣质的口红也可以涂指甲。在80年代中期一些半大孩子手牵着手逛东单公园、滑旱冰或者看电影，唱刘文正的“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喔，对你说声抱歉……”，不说大逆不道，但显然也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我只有把自己投放于这样的角色，心里才是畅快的。这正是我所要的生活。
　　我和我哥管我后爸不叫爸爸，叫穆叔叔。至少我哥一直保持了这种称谓。穆叔叔矮个儿，偏胖，说话和气，从不管我，还给我买过很多台湾校园歌曲、美国乡村音乐，似乎还有一本《流行吉他技法》。
　　有一次，他看见我的书柜里放了一本《金瓶梅》，拿下来翻翻，正看见一幅插图——某女裸坐在秋天架上，某男裸站在她冲过来的方向，以期镶嵌起来严丝合缝——嘟囔道：“哦，洁本。”我心中暗笑。我虽然不亲他，但也不恨他。那阵子我妈忙着生育，自然来不及管我。
　　我常常跑到美术商店里去看裸体的石膏像。那些男人和女人，惨白的身体，但却是肌肉健壮的，全须全尾的。他们的臀部，还有她们的胸部，还有他们与她们的生殖器，都饱满、丰硕与蓬勃。它们让我心惊肉跳又做贼心虚。那些时候也是常常有的——去清华园浴池。在80年代它还在，交五毛二，领一个箱子钥匙，将自己脱光了，就可以进入一个白雾缭绕的大浴室。那些女性的裸体真是千姿百态。双臂上扬洗头的，蹬在木凳子上搓脚的，或者往身体上打香皂，在喷头底下清洗自己的时候就背过手身去。水蒸气给浴室里女性的裸体以虚化效果，只需待一会，各种水管子的滴水、汗水和溅起来的水，就使身体软化了。水流进眼睛里，我抹一把脸，视野之内全不真切。背景音是哗啦哗啦的水声，和被放大了好几倍的人声喧哗。在回忆的时候，那些冲水的声音，那样模糊又清晰可闻。我在淋浴下冲刷自己，闭着眼睛，烫的热的水流倾泻而下。当一个妇人走近的时候我清晰地看见了她的腹部——自上而下的一道深刻的刀痕，暗色的，两边的皮肉像拉锁旁侧的皱褶一样，被揪抻缝合，简直触目惊心！让人想起古战场的狰狞和惨烈，想必是她的生产也上演了一场战争。然而她却大大咧咧地，亮着两个口袋一样的乳房，地母一般宽大的胯骨，和关键处拉拉杂杂的毛发，牛气哄哄地站着。然后将毛巾扭结成一个长条，在背部上下反复清洁着自己。
　　我们不应该自学成材。那些活教材令我着迷却错综复杂，一些问题纠结于心对人羞于启齿。在漫长的青春期我以一种做贼的心理偷窥着世界。我也以为自己是无耻的，下流的。我应该如同那些听父母话和老师话的孩子，上学下学，只与同性说话，把自己埋藏在宽大的运动衫里隐去性别，只畅谈理想与未来。
　　我穆爸曾经参加过一次我的家长会。老师说到我“和男生看电影的品质问题”的时候，我在场，低着头，像个被揪住的荡妇似的，把牙齿咬得紧紧的，恨不能眼睛里飞出刀子。但是我也只能把憎恨埋藏于内心深部。我穆爸却大声爆发起来：“谁有品质问题，请说说清楚！”他口齿清晰地说。“什么是品质问题？我是搞组织工作的，现在单位给小青年做思想工作品质问题这几个字都慎用了，作为老师这样描述一个孩子，是不是太过分了、太武断了？！”我穆爸推着眼镜问。
　　“看看她啊！天天跟男生滑旱冰，那几个男生就是这一带有名的小混混啊！你们要是不配合，我们更不好管了！”
　　“滑旱冰就有品质问题啊？锻炼身体有错吗？你小时候不和男生一块做早操啊一块跑步吗——那不就结了。那是品质问题吗？你有证据吗？你这样说合适吗？你凭什么这么说！你现在就说清楚。不说清楚我找你们党委去！正人先正己。你看人眼光都是歪的，你配当老师吗你……”我穆爸气呼呼地将每个字枪弹般发射出来。老师也鼓着胸脯高叫着：“这是怎么说话呢！还在单位当领导呢！”学校教思想政治课的老太太，后来出来解围，道歉。似乎还说了“她是个可造之才，要引导”之类的话，也说了“缺乏爱”。
　　在回家的时候我穆爸推着自行车，我走在自行车另一侧，手推在后座子，以示我的归顺。后座上缠着一个绿白相间的细麻线绳。但是我们都没说话。从小到大我只是想一个人对我说一声，哦，你是这么想的，傻不傻？这就够了。我不知道应该包裹坚硬的外壳，还是开放柔软的自己。但两者都令我痛楚。我把自己分成几半，而哪一个都不是我。我穆爸让我感受到充足的太阳光，好像把天天阴郁的发霉的角落都晒透了，我心里畅快极了。
　　我弟淘淘次年出生，再过了年是我妹米米。那阵子人们买电视、买冰箱、买录音机。烫头的人多起来，烫大花的、三角装的、烫头帘的，又刻板又拘禁，个个像带了钢丝假发。每天早晨，那些有胸有屁股的成年女人，花枝招展的上演她们的日常生活。电影院正放电影《布拉格之恋》。女主角叫什么我忘了，我房间的饼干筒上就是她。我每一次吃饼干，都梦想着成为她——水面破了，淡蓝色被更深的蓝紫色切割，那是她的泳装，水面上的象棋盘也随着水波动荡起来。
　　我穆爸天天张罗着买红枣、鲫鱼萝卜和红皮鸡蛋，可我只想买件紫色风衣，就是电影画报上常见的、竖着领子的、栗原小卷穿的那种。我把买早点的钱攒下来，也攒了十多块钱了。
　　“我想买件风衣。”有一天对我穆爸说。以前我跟我父亲撒谎撒惯了。现在我跟我穆爸有话可以直说出来，他即使拒绝我也不怕。
　　我拿着他给的十块元，和了自己的钱，捏成卷，立刻跑到百货商场买了一件。酱紫色的，最小号，记得当时是十七块六。大衣柜的镜子质量实在很糟，左三分之一的部分把人抻拉成细长，右三分之一的部分把人横拉成宽胖。我站立时的反映，须覆盖整面镜子，因此人形显得左右失调。但我仍然幸福无比。我哥下班回家，摆弄家里四喇叭录音机，倒着磁带。
　　“看看怎么样？”
　　“行。”他头也不抬。
　　“十七块六！穆爸给的钱。”
　　“对，以后管他要”，我哥吊儿郎当道：“反正我没钱。”
　　我穆爸天天炖鲫鱼汤。他南方人，做鱼是很有一手的。我常常看见他在早市里买回活鱼放在盆里养着，我放学的时候看见院子里四处血迹斑斑。那些不知道哪来的野猫逡巡于四周，嚎叫的声音倒像荒野中的狼。它们恐是饿急了。我穆爸把鱼鳔之类的杂碎扔向房顶，然后将白萝卜葱姜蒜切成大段，外加香菇和笋。汤自然是白而浓的。他不往汤里倒酱油。偶有一次我母亲误倒了酱油，白鱼汤成为酱色，他就急了，是真急。“吓”地一声叫起来，嚷道：“说了多少遍了，哪有清炖鱼加酱油的？！”我们都说凑合吃吧，但他不行，必须将酱油汤倒了，再放入开水，小火重新顿一遍，一边叨唠着“一动手就添乱”。
　　他在院子里杀鳝鱼我也是常常去看的：先用钉子将鳝鱼头钉住了，一手揪住尾巴，将它绷成一道直线。另一手拿一个小刀片，径直从头剖到尾。我弟我妹是不大敢看着，手揪住我衣襟躲在我背后。
　　我难免将我穆爸和我父亲进行比较。我看见全是他们的背影。一个当然是高大健硕的，漂亮的，强硬的，厉害全在嘴上，一阵东一阵西地不好捉摸。另一个却是随和的，好脾气的，却在原则中顽固地坚持，一点不肯让步的。我甚至想如果他们见了面发生冲突的时候，谁会是占了上风的，他们究竟哪一个是勇敢的、厉害的角色。那时候正流行各色武打片。我觉得我父亲是南拳北腿以硬碰硬急赤白脸的，我穆爸却穿着中式白绸子衣衫推太极一般，总能转败为胜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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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年我们没怎么见过我父亲。他住在京郊部队大院里，排场大得很，还有勤务兵。有好几回，他让勤务兵给我们送来苹果，一整箱一整箱的，都被我们没有心肝地吃了。但是吃完了就忘记了哪来的，转而对我穆爸道：“穆爸，再买点呗。”我们很少去看我父亲，听说他找了个从没有结过婚的老阿姨，但她也只是影子一样漂浮在他的传说里，我们没见过几次。她后来也很早就过世了。我们当时有一个沸腾的家庭，弟弟闹，妹妹哭。母亲幸福而满足。我哥懒得理这些事，事实上他后来就很少回家了。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已睡下了。
　　凌晨时门被“砰砰砰”敲响，我母亲开门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使她居然睡衣也不换、房门也没关地径自冲出去。我妹尚小，但也似乎预感到一件严重的事情正在发生，竟在睡眠中哭了起来。我母亲回来时天已经亮了。她眼睛肿着，头发蓬乱，手一直在抖，原来只有四十多岁，但猛地一看跟五十多似的。我们长大了以后她很少牵我们的手。但她那天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我弟，只嘱咐邻居帮忙照看我妹，不说话地紧往外走。我们来到街上。这时候还没有什么车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本身汽车就是少的，来来往往全是自行车。天刚蒙蒙亮，走了不久，远远地看见围了一圈人，一辆公共汽车横着停在路边，不远处倒着一辆自行车。我睡意未消，然而突然就醒了过来，头皮都紧了，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自行车上前面绑一只小竹椅，车把上挂着连接了许多窟窿的网兜，车座上缠着一个绿白相间的细麻线绳。车轮是扁的，不成形状地瘫倒在地，像我们一样。我弟吓得“哇”地哭起来。
　　“跪下，跪下，你们俩快跪下，快点，跪下……”我母亲小声而紧张地，反反复复嘟囔，担心被别人听到似的。我们三个腿一软就半蹲半跪下来。我没有看见我穆爸，只看见地上的血迹呈放射状向外泼散出去。远处还甩了他的一只鞋子。“鞋都掉了，人肯定没戏了。”我听见有人说。
　　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一天朦胧中的许多人的腿，还有各式各样的鞋子：塑料凉鞋，皮凉鞋，拖鞋，丁字皮鞋，扣襻布鞋，老头鞋，还有塑料白边片鞋。我记得他们的下半身和他们的声音。我和我弟分别在我母亲一边，我们仨靠在一起浑身发抖。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母亲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要跪？她心里对我父亲和我穆爸究竟哪一个更好一些？我无法细分她的感情，但又觉得她是对的。我们这样做并没觉着有何不妥。秋天的早晨是清冷的，我们觉得上牙齿嗒嗒嗒嗒撞击着下牙齿，整个地面也随着我们的颤抖颤抖起来，之后的任何一次恐惧也没有超过那一次的剧烈程度。我们全然忘记了天已大亮，上班人渐渐多起来。那时候人们是很喜欢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人，这让我感到难堪。还是一个我母亲单位的同事，路过时把我们拉起来劝止了。
　　走的时候不知是谁，塞给我摔在地上的我穆爸破碎了的眼镜。
　　我穆爸在医院抢救了三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的脸已经肿胀得脸盆一样大，一直在昏迷。他终于去了，没有留下话。那时早市是稀罕的。他是凌晨三四点钟想去早市给我妈买只乌鸡时出的事。他骑车横穿马路，公共汽车呼啸着开得隆重而迅猛，一下子把他撞出十来米远。但责任在他，公交车单位是国营的，只是从感情上给予人道主义慰问罢了。那是个秋天，叶子下雨一般纷纷地落下。北京的街头红墙灰瓦，给银杏叶子一点缀，完全带了伤感的意味。我们没法不伤感。他给了我们一直想要的，我们以为有了。但是我们曾经有了的，忽然又没有了。
　　生和死是在瞬间完成的。我母亲很快老去了。我回家抱起我弟我妹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当了母亲了。我抱着他们的温热的身体，张大嘴呕吐一样哭起来。我的哭不仅是哭我穆爸，我只是觉得我和我弟我妹，怎么命运是一样的？都是缺少父亲的。而世界这么慌乱，又冷，又动荡，嗅着血腥味的野兽出没，世界上只有我们几个人相互依存。我都不知道究竟谁更可怜一些。
　　我又开始到我父亲那去。我已经上了高中了，个子瘦高，头发披散，脸却长得越来越像他。去的时候偶尔可以看见那个老阿姨，她每次都好奇地在我脸上端详着，然后影子一样不见了。我见了我父亲，除了吃顿饭，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个院子从来都是秋天，从来的都是黄昏，从来都是暗的。
　　“你妈还好吧？”我父亲问。
　　“还好。”
　　“好就好。”
　　他给我钱，我不要。但我终于还是拿了，满心惭愧地，脸都红了。我必须勤劳和懂事，满屋子地找活干，擦地板或者刷马桶。我从楼梯到窗台都细心抹一遍，也擦了桌上的花瓶、闹钟、相片框，还有台灯，连花盆下面的垫盘都擦干净了。那时候一般的家庭没有马桶，顶多有一个简易的蹲池，但我父亲家里已经有马桶了。他其实也是有保姆的，但我还是希望马桶越脏越好，那样就可以显示我劳动的成效。这中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到现在我也不甚清晰。但只有在这样的逻辑里我才是舒服的。
　　且慢，那一张照片是我熟悉的——我父母年轻时代的照片。在颐和园的汉白玉石柱的两侧，她在左，他在右，都穿着军装，他们的微笑健康而漂亮。虽是黑白照片，却可以看出脸上泛起的光泽。那时世界对他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向上的，蓬勃的，饱满的。而现在，他们把我的世界分裂成两个部分，像电影中的蒙太奇：一个人被劈成两半。但是每半个他，又迅速增生、复原成一个完整的人。现在，我只有把我的五脏六腑挤压揪扯到左半边来，右半边身体完全是空洞的。
　　他完全应该把这张相片换掉，他为什么不换掉呢？
　　我对我父亲本有一肚子话想说，胸腔被填得满满的。但真正面对他的时候，又非常奇异地，那些原来储存好的话语竟然全都不见，气氛又变作僵化而严肃。
　　“不错，最近有进步，懂事了。”他说。
　　我点头称是。
　　“考试成绩怎么样？考大学有没有把握？”
　　“凑合吧。”我说。
　　“你妈现在精神状态还可以吧？”
　　“可以。”
　　“恢复了吧？”
　　“恢复了。”
　　“没垮了吧？”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令我反感起来。
　　“没——有。”我把声音拖长，恢复了吊尔郎当的口气。又觉不够，继而故意道：“她现在好着呢，我弟我妹那么活泛，够她忙的。”遂没再听到我父亲的声音。
　　我暗暗笑了起来。如果有镜子，我会看见自己的笑容多么的邪恶和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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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结婚那年，离开了工厂，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正值90年代初期，街上到处流行小黄面的。北京人已经开始学会打车了。“跑半个城才十块钱！忒便宜了。”有人说。“外国人打车都这样。”他们大拇指上翘，做了一个“高”的手势。他们可不是第一拨开出租汽车公司的。他们只是低价收购半旧的车子，然后出租下去收份子钱，一来二去也收了五六十辆了，形成了中等的规模。
　　我哥的朋友叫老赵，是他出的钱，我哥只替他管事，每天也被司机们赶着叫总经理总经理的。老赵早年在秀水街练摊，颇挣了些钱。剃个寸头，说话喜欢拍胸脯。那几年我哥起早贪黑，常常在公司值夜班，或者有出租车出事的时候，充当救援去现场拖车又修车的。再还来开始在周边省份买车又卖车，倒腾来倒腾去，挣些小钱。有时候买车要到山东或者河北。他跟小拖，他的朋友，两人开着车去，再一人分别开一辆车开回来。我嫂生孩子的那几个月他都忙得不在身边。有一回他骄傲地告诉我，他的车在高速路上飞驰，撞上了一只反应迟钝的鸟。
　　他性子没变，只是突然胖了。人高马大，力举千钧，平头，两鬓角透着青皮。
　　抱他儿子的时候像随时拈起一只玩具似的，将他玩得上下翻飞，呲哇乱叫。他开车当然也是爆裂和莽撞的。有一回我坐他的车，前边有辆车别了他一下，那司机还示威地冲他伸起了一根中指。当时的惊险实况只能用警匪片来形状。我坐副座，车子忽左忽右，反应之迅捷和精准简直无与伦比。我几乎看见右侧反光镜要抵住对方车头了，就双手抱头，等着“啪”地一声爆裂，说时迟那时快，竟然没有，只是“吱”地剧烈刹车，我身体往前一倾。我哥下车，拉开对方车门，当胸给他一拳。那男人本能地解安全带，但被一只熊掌按住动弹不得。我在副座上大喊：“别打！别打别打，有话好好说。”我哥冲那人道：“是你丫先装孙子的！要不你开车走，要不你出来打一架——估计你也不是个！”那男人确实看见了一只狗熊挡住了车门，一时气馁，不发一言。我哥“咣当”关上门，上车，飞奔而去。他哼起歌来，我的心却狂跳不止。我人长大了，胆子却是越来越小了。
　　那时候人却是越来越聪明了。我是后来听我嫂说的：老赵从来不来上班，份子钱是直接打到他账上的。工资的事却没有一样是兑现的。因为他俩是朋友，所以钱的事从来不挂在嘴上。我哥干了大半年，老赵还是毫无音讯。我嫂就撺掇他去问老赵。我哥想了想终于还是去问了。他的问，显然是没有任何技巧的。大约是打个电话给老赵，劈头就问：“老赵，事干了，钱什么时候给啊——咱们哥们，你别为难。”老赵吃惊道：“肯定给，不给钱那哪是哥们，那是孙子。你要信我，就等等。咱们哥们这么多年，我当你朋友。你不信我是不是？”他的话显然戳对了地方，一句话就把我哥嘴堵住了。我哥还当这是在少年时代的角斗场上呢。因此脸铁了青，沉默一会道：“没说不信你。以后我不再提了，你看着吧。”把电话撂了。后来我嫂催了多次，我哥听了都急：“你别烦我！”他坚决不再找老赵了，老赵竟也不了了之。这半年的工资算是我哥交的学费。他打斗固然总是赢的，但是在斗心眼这件事上，永远不是他的擅长。
　　是一个冬天吧，我哥是缠着纱布被火车运回来的。那时候我刚上大二。小拖的叙述只能相信一半。我敢断定他是一个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的人。他不会为我哥拼命的。但是当时那情形，拼命也是没有用的。大约是他们俩一块倒腾一辆旧车，去山西一个县城提货。那地方刮风，土太大，他们“呸呸”往往地上吐唾沫。住店的时候我哥问多少钱一晚。老板也是一个矮个青头小伙，胳膊上纹了五颗小星，又有一条细密的青龙，尾巴盘旋于耳朵，四爪龙身沿胳膊张牙舞爪地顺势而下，龙须直纹到手背上。小拖说他当时小声劝我哥别在这住店，一看老板就觉得不是善茬。但我哥那人我们都是知道的，越是面对硬茬越是混不吝。况且他都问出了话，即刻转身走了，实在是一件很没有头脸的事。
　　“八十六块。”那老板说。
　　“贵点儿。”我哥以男人的方式友好道，还歪头笑了笑。
　　“你到别处问问，都这个价。”
　　“再没别的了？”
　　“再没什么。”
　　他们交了两人的钱。老板说：“八十六块单是夜里。白天也住吧？白天住房间还是把行李放前台？”他话一出，两个人的气场就对上了。小拖还在那里辩理呢，说老板不对呀，刚才不说的是一天的价吗？谁把白天夜里单算呀？真是无赖。我哥翻翻眼睛也不看他，只盯着桌上的一只金色招财猫道：“好好说话，说人话。”
　　那小老板反倒笑了，道：“你不住可以走啊。有本事自己把钱从抽屉里拿出来，不敢拿不是站在撒尿的。”话音未落我哥手已经将抽屉“哗”地抽出来，抓起不知多少钱转身就走，那抽屉在身后洒了一地东西。后头有三五个人立刻大叫起来：“抢钱啦！大白天抢钱啦！抓住他！”他们两人就一前一后脚步一快就跑起来了。街上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人，四边是老旧而高大的青墙石头墩，街上的摊子胡乱倒了一地。他们在前头跑，他们在后头追。小拖跑着跑着摔倒了，又是作揖又是告饶的，还是有几个人用脚踹了他的头脸。我哥抄起一条长凳子眼睛都红了。恐是他们的一个人，头上先着了一下，血立时喷出来，溅了他一脸。另一个人恐是抵挡的时候胳膊折了，疼得龇牙咧嘴地捂住，大叫道：“按住他按住他。”然后就有人包抄，从后面搂住了他脖子，前有狼后有虎的。山西人是穿布鞋的，如果是靴子，恐怕他眼睛当时就瞎了。那一脚一脚的全蹬在他头上，眼眶也破了，左肋骨折了几根。后来有安防跑来了，但安防也是拉偏架的，跟这店主是拐了几道弯的二侄子，胡乱嚷嚷几句，眼瞧着五六个人对付一个人。他的眼睛渐渐地看不清晰了，怎么看怎么安防的脸和手都是红色的，人慢慢塌下去。但见那人张大嘴对着他，高声问：“你哪里来的……问…你…哪…里…来…的？是北京的？”遂回头大喊道：“二叔，北京的！北京的官多，快散了吧你们，看还愣着！”
　　大板车拉他到医院时他喘着粗气只嚷着疼，又被送到急诊抢救。派出所电话通知的时候，我嫂子我母亲这边已经疯了。我母亲是从来不给我父亲打电话的，她甚至没有他的电话号码。那时候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我在院子外边的公共电话亭几次手都拨错了号码——一只黑色的座机，上面是铁银色的小小转盘，一拨号码一小段钟表盘的机械声——我的手指头怎么也插不对它的孔隙。我母亲靠在我身边浑身乱抖。我说：“爸爸，爸爸，我妈跟你说话。”
　　电话就递给了我母亲。我有好多年没有听见过他们对话了。他与她似乎从不在一个时空下出现。她在秋天而他在冬天。我看见我父亲的时候是一个场景，看见我母亲的时候是另一个的场景。我们倒是常常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着。但现在这个两个人忽然被一条电话线牵连到一处，秋天下了大雪，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间愣在那里。
　　“怎么了？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我听见我父亲在那边说话。
　　“三根，是三根肋骨，断了三跟肋骨。”我母亲说：“人现在在医院抢救呢。是左肺……左肺穿破了。派出所还得拘他，他抢人家的钱……”我母亲说着说着哭起来，人一软刚要坐到地上，忽然又烫了似的弹跳起来，手扭住电话线，啃一根玉米一样的姿态几乎咬住话筒，叫喊：“你不能不管他，你不能不管他。你从小就打他，你下手那么狠。他太苦了，你不能不管他！”我母亲从来没有说起过从前的事，我以为她已经忘记了。她的叙述前言不搭后语的，忽然转了向，对我父亲指摘叫骂起来。
　　“怎么什么时候都是半疯的……”我听见我父亲在电话筒里愤怒道，已撂了电话。我母亲蹲了下去，一边嚷着：“他不是人，他不是人。他怎么不管他儿子！这是什么时候，他不管他儿子！他不是人。”
　　我一边搀着我母亲一边道：“妈，妈！他没说不管啊，我听他没这么说，他不能不管。”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忽然知道我父亲要做什么、怎么做。我忽然看见了他做事的前因后果和内外逻辑。我想我完全能够猜中他。也许是我母亲过于激动了，她的疯狂反而一道闪电一样，照亮了原先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脑袋里原先一片黑暗，忽如一盏盏小灯泡噗噗全亮了，使那些纠结线头的往复去留，一时全都清晰。但是我母亲是那样的书生气，在她的心里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她要的就是是非曲直一清二楚，凡事求一个究竟。然而她对他却不能够，什么究竟也不能够求到——也许女人对男人，一辈子从来都是一知半解。而男人对女人也是。现在我哥不在身边，我觉得顷刻间我就成为了我父亲。“回家去。”我说：“妈妈咱们回去，现在就回家去。”
　　我母亲似乎已经完成魔怔了。她要马上收拾东西去买火车票，她在屋子里四处乱转，她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紧张的，涕泪横流又不知所措。“我现在就去找他！就是因为他，他把这个家毁啦，我也要把他毁掉！”我遂以足以令自己吃惊的音量叫起来：“你疯啦！你这样能救我哥吗？”
　　我话音未落我母亲的巴掌就落在我脸上。我们两个愤怒的眼睛直对着，几乎眼珠要暴突出来。
　　我到我父亲家里来的时候已经入夜了。他的排兵布阵显然有着周密逻辑。他在山西有朋友，部队与地方警力之间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哥很快被转到部队医院。他命是保住了，只是必须要开胸切除小部分的肺。他以后再不能进行大运动量的活动，他不能长时间地开车，当然更不能走高速。他既不能长时间坐着也不能长时间站着，他必须缓慢地行走。他的两根肋骨接上了，另一根必须截断。他掉了一颗门牙两颗后槽牙，因而左腮瘪了下去。两个星期以后我跟我嫂去火车站接他的时候，看他人瘦了一圈，衬衫领口里头缠着白纱布，歪戴个帽子，外罩一个蓝黑的大衣外套，像一个老人一样被搀扶着。
　　“哥你这回不用减肥啦。”我搀着他笑道，像迎接个英雄似的，又小声道：“亏得你肉厚啊，自己做了个羽绒服整天穿着……”
　　他脸上仍然带着满不在乎的笑，只是每次吸气和呼气显然是疼痛的，所以表情又戏谑又抽搐，显得十分怪异。尤其是下台阶的时候，一抻动肌肉就“哎哟”一叫。我跟我嫂一左一右搀扶着他。“这倒霉玩意儿。”我嫂骂道：“你怎么不死在外头啊你！我前辈子造孽，怎么遇见你这么个东西！”
　　那回是第一次，我母亲让我们带了各种干货——香菇、笋干、红枣，大包小包地，去见我父亲。我哥穿着我父亲在部队时剩下的旧军装，肥蓝裤子，拄着拐。我套上最好看的那件紫色风衣。我们很想给我父亲留下一个好印象。那天网兜把手指头勒得一道道白印子，礼物吃重得很。勤务兵忙着进门禀报。“就说是你们自己送的，听懂了没有？”我母亲临行时反复嘱咐过的，可谓语重心长。我跟我哥都点头称是。但是真到了我父亲家，我们却说：“妈妈说爸爸你挺累的，要多补养，多注意身体……”恳切又懂事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逻辑，我们现在仍然难以解释。
　　或许我们越来越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父亲。无论他理想与不理想，粗暴无理或者细腻体贴，但是有，总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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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孤独的狗行走在草地上，后面跟着孤独的我哥，拄着拐，穿一件棉质休闲衣。头发、胡子都不大驯服的样子。楼房四边是蒸蒸日上的大工地，水泥管子里偶尔钻出一个邋遢的外省人。这时候是冬天。风一吹叶子夹杂着尘土由近向远翻卷，有种兵荒马乱之象。我哥依然大大咧咧的，大叫着：“可乐！”
　　他叫“可乐”的时候，声音是爆发的，突然的，高亢的，只发出一个有力量的“可”的音，后面却如英文里的吞音一般，被模糊掉了。这种叫法应该在草场或者高原上，可如今他却像一个破落的牧羊人，不合时宜地徜徉在都市的街道上。
　　我倒是忘了，那狗是谁送的来的？
　　大约是一个邻居吧。我哥早不工作了，一直在家养着。他不是国家单位职工，因此自己上了保险，但是医药的报销显然是一个大数目。我嫂在国家机关里当财会，比一般工薪层总是差些，待遇养活一家人倒是足够了。只是成天陷于单位里的钩心斗角，你死我活，每天也是愁眉不展。偏偏晓凡不争气，心上总添烦乱，难免凡事怪罪我哥。恰有人送了一只狗崽来，长相有一点像尖脸圆眼睛的章子怡——90年代这小妮子刚出道么——身型娇小，白如雪球，立刻就成了全家妖宠，名唤可乐。过了两年，这可乐疯涨成一匹狼样的庞大动物。我哥每天早上牵上可乐，在公园里办了联卡，满世界游逛。
　　那次事情之后，我父亲倒颇来过我母亲家几次。每次都皱着眉头，挑刺似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满脸的不耐烦。我母亲瞥他一眼，既不热情，也不冷淡。我父亲自是转而问我们，着重问我哥哥的伤情——那阵子我哥暂住我母亲家。因我嫂子白天上班，孩子又闹，以便我们照顾他比较方便些——我哥哥咕嘟着嘴，只大骂现在是王八蛋盛行的时代，坏人遍地，骗子太多，什么他妈市场经济，把人都变成钱疯子。叫骂的间隙又困难地翻身。我父亲坐他床边，我哥十分别扭地别过头去。我也觉得我父亲的作为，超越了他与他之间的惯性距离。但是往往，只要有人卧病在床，一切事务的内在秩序皆被打乱。在我父亲那一方，也是不便训斥他的，只拿一把刀子，用力地削着一只苹果。把大片的果肉，赌气似的刀削斧劈下来。我们僵化着表情，眼睁睁地目睹他触目惊心地表达爱。
　　我母亲倒了一杯水，放在距我较近又距他——我是说我父亲——较远的桌子上。我推过去，道：“爸你喝水。”
　　这个家我们曾经在这里住了十年来了，在90年代仍是我母亲单位的简易宿舍楼。从我母亲带我们离开我父亲，我们辗转搬过几回家。后来我母亲病退，我们一直住在这里。我们平常不觉得，现在屋里来了人，恐是显得是太狭小了。我不由得以我父亲的眼光上下打量：里外两间。外间聊做客厅，放了两只水曲柳木制沙发，中间隔了茶几。茶几上方是一幅单位发的电视台主持人的挂历。我的床正在女主持人胸部的斜下方，床底下塞了各种皮包、箱子。新买一台巨大的35吋电视机摆在桌上。里间大床上正躺着我哥。我完全可以以我父亲的角度往外观望。那一切令我惭愧。但我偷眼看外间的我母亲，我母亲越发显得瘦小枯干，面无表情地坐着。如果有一丝表情，那就是有一种“哼哼，看吧，这就是你干的好事。”的幸灾乐祸。
　　“没大事就好，好起来也快。”我父亲说：“你遗传基因不错，没有问题。”
　　他概念化地关心着。但他这样措辞，似乎又有特殊的意味。我从心里觉得我父亲说话做事从来横冲直撞、有棱有角。好话经他嘴里说出来，作用于周围，也令人颇觉怪异。我想他无非是想用血缘套近乎——不是对我们，而是意在我母亲。但在听者一方，却如一块石头扔过来，砸起的尘埃全翻腾起来，直呛得人咳嗽。
　　他后来变成了每两周来一次，有时候甚至在这里吃点剩饭剩菜。我母亲做菜自然是好吃的，汤菜一拌饭，虽是热过几遍，却也别有风味。他大口吞咽着，用手纸擦着鼻涕，含混不清含混不清地斥责我哥“不能乱动”、“多吃点，多吃点好得快”。但我们也逐渐觉得，事情可以这样，或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不能特意给他做饭，如果是特意，他是必然会走的。这一点我母亲比我们要精细得多。因为她从来不特意声势浩大地炒菜，而是悄无生息地，用蒸锅，盘子上再架副筷子，盘子摞着盘子，小火温着。待我们饿了，自会用抹布垫着烫的碗盘，胡乱取了来。或者我们这个家需要在悄无生息中改变。而这一切，我弟我妹自会知趣地远远躲着，影子一样一声不出。而我父亲，也是一个人过了多年了。
　　有一次我父亲来，正帮我哥换衣服。他弯腰的时候，自是牵动肌肉，疼痛难忍的。我嫂给他换衣服的时候，我见过一次那伤口。刀口一直从左胸斜划到左肋下，针眼既大且宽，又粗鲁又草率。这外科医生每天在人肉上缝纫，真是令人钦佩之至！况且，被缝纫的还有皮肉底部的各种组织，所以他一动显然是由里向外疼痛的。他们在里间换衣服，我在门外听见我哥含混说，行行，我自己来。又听见我父亲问：“这怎么了？我说腿上，也缝了针？”
　　“……”
　　“问你话呢！”
　　“烫的。”我哥吊儿郎当地说。
　　“什么时候烫的……”我父亲问了上半句，下半句被自己吞咽了进去。我听见的当然是长时间的沉默，和换衣服的悉悉索索的声响。当时沉默的时候过于长，我简直不能听下去了，因为沉默底下的语言比尖叫更令人难以忍受。好在这时候我嫂子来了，她从来都大大咧咧的，进门就嚷起来：“买猪蹄儿来了啊。
　　猪蹄儿连着膀子，吃什么补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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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北京东富西贵，我们倒没有深切的体会。在90年代，我哥他们所居住的北京二环路边，现已成为市中心了。正像所有的都市景观一样的不近人情——几栋银灰色冷而硬的写字楼，高耸入天，被傍晚的阳光一照即刻泛起晃眼的白光。有人刻薄说，这简直像一只只竖立的玻璃棺材，想来令人触目惊心。底商的红绿条幅一角脱落下来，迎风招展，更增加了百无聊赖的况味。因为又要过圣诞节了，一栋建筑物的门口摆放了巨大的圣诞树，枝叶间零零碎碎的花球礼包，令未谙世事的孩子们寄予无限的想象在里面。无论如何，这个城市的街景总令人有一种隔膜冷滞之感。也许正是它们过于宏阔了，路人行走其间，仿佛身陷时代的谷底。或许这一座都市就是他们自己开掘的一口华丽的深井。就在它们密集的间隙，只有一小片破落的绿草地，是留给人和狗的。
　　那个冬天，就在这一小片草地上，他们一前一后地行走。那只狗见到草地，最原始的基因越发活跃起来，显然经过了漫长的城市教化并没有失去记忆。它四处嗅一嗅，突然地跑动，又仰起腿来朝树干欢快地撒尿。我哥远远地笑骂它，喝止它，呼唤它。它蹿起来如一个孩子的高度，头顶在他手腕处撒娇——因是黄昏时分，我嫂差我到楼下叫我哥吃饭的。远远地看见这一幕的时候，我就站下了。
　　我站的地方是一片工地的边缘。那些石子土粒，高高低低，凸凹不平。有一大块废弃的倾斜的水泥墩子，正好够我放脚。我嫌地下的土太大了，两只脚踮着，站在水泥墩子的尖端。这时候风一阵紧似一阵，路边的公共汽车站，来来往往全是赶路的人。旁边有几个大饼摊子，在黄昏的时候亮着橘黄的灯，还有冒着热气的烤鸡翅。偶有出租车司机停下来，买一份两块钱的烧饼夹鸡蛋，上车落荒而去。
　　那只狗轻快地跳起，前爪搭住主人的肚子，头够着他脸，用黏舌头表示亲爱。
　　看见两人竟然情侣似的缠绵，我就踟蹰要不要叫他。
　　忽然肩膀被人猛拍一下。回头一看，竟是我嫂。她手上拎着刚刚买的驴肉火烧。“怎么一个叫一个，两个都不回来……”遂往远处张望一下他们。他们所在的方向，天边已露出最后一丝血红，风也渐渐大起来。
　　我跟我哥照例到我父亲那边去。我父亲还有着非常权威的地位，不说众所瞩目，也颇有树大招风的嫌疑。那时候养狗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因此这个场景，在部队大院里自是十分招眼的。可乐见了勤务兵不知趣地汪汪大叫几声，异常刺耳。我父亲接我们进来的时候便皱了眉头，沉吟道：“最近锻炼了没有？你总长期这样待着也不是个事。”说得我哥没多言语。
　　“最近晓凡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他哪是学习的料。眼不见心不烦呗。”
　　“你这个当父亲的也得管一管，不要自己成天就不误正业！”
　　我哥笑道：“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能总打他。”
　　“但不能听之任之！”声音高起来。
　　“我怎么严厉呢？”我哥反问道。
　　我父亲是被将住了。我眼光闪电一样瞄向我父亲，又闪电一样回头瞄向我哥。我奇异地发现了多年以前，两个人斗鸡一样对峙的一刻。只不过一个已经老了，头发变成全白，连愤怒也是颤颤巍巍的。多年以前我们所畏惧和憎恨的强悍，变成了老年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个也已经成为中年人了。当然还是倔强的，浑不吝的，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但是这一切已被病态和无可奈何所覆盖了。我于是左右逢源道：“哎呀，现在的孩子动不动要跟你沟通——老虎面对刺猬也难下嘴……”说得他们两位人物一时气馁。而我也已成为一个发福而沧桑的妇人。
　　隔会趁我父亲去打电话的当，我哥对我牢骚道：“瞧他，没话说了吧——几句话就被我说服了。”可我父亲趁我哥牵可乐到远处撒尿，又三兜两转对我道：“他简直糊涂！我必须得点他一下，让他无话可说……”
　　事情真是奇怪。我们对多年以前的少年记忆如此清晰，对近年来的事情反而模糊——仿佛那时候的记忆是血，汁液充沛地写了“过去”两个字，过了很多年那两个字还在，不过是蒙了尘埃，已经没有了热气，有棱角的边缘也偏于萎缩。岁月终归会使有血的地方淡而失真。真不知道这是因为时间隔远的缘故，还是我们自己也老了，回忆也变得迟钝。
　　可乐摔死是后来的事。物业公司说，这件事只能怪它自己，因为它太好动了。后来又说，这件事只能怪它的主人，因为他太粗心了——物业公司明明贴了一张纸要维修电梯的，主人就应该拿绳子拴紧它的嘛，怎么可能让它从电梯缝隙中掉下去。如果让物业公司赔偿一条狗的性命，这价钱太难计算了。
　　那天早晨我哥照例带着可乐出门。
　　可乐吃饱了毛发蓬松兴奋地舔着主人的裤腿，它怎么可能知道电梯门的背后是一个死亡的陷阱？它的主人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以一个手指头按了电梯按钮，他身体欠佳，百无聊赖。他们俩十分默契地倚靠在一起呈现了兄弟情谊。门开处可乐先于它的主人蹿了进去。这时候他尚未反应过来，只歪着头看见一个奇怪的景观：电梯的底部高于楼层半米，因此暴露了一个黑暗的巨大的空隙，刚刚够一只狗的身体坠落下去。电梯的底部往下，连接了各种乱七八糟的机关绳索。在最后一刻可乐的爪子也试图攀住四壁，甚至发出几声难听的划痕处的怪响。它的挣扎使我哥突然地止步，身体前倾于黑洞的边缘，一只手把住门框惊惶地撑住了自己。最后的响声是从十七层以下的地面传上来的。“噗”的闷响，似乎还有遥远的呜喑。我哥一屁股坐在地上，眼光发直。因为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是它，就会是他。
　　如果不是它，就会是他。这个认识使他重新站立起来。他的腿在抖，呼吸急促得像哮喘病人。他用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肺，剧烈地咳嗽起来。“来人，快来人！”
　　他大嚷起来：“有没有人！”他奔向楼梯。这一幢楼的楼梯里安装了反应迟钝的声控灯，因此楼道在大白天也是黑暗的。他并未痊愈，他是不能奔跑的，这时候他的奔跑的基因正在醒来，他也似乎正在回到少年时代的角斗场上，横冲直撞的，力举千钧的，但是他的凌乱的脚步跟不上他的心了，他几乎是滚下楼去的。
　　在最底层，他看见了它。在黑暗中，它还没有死，看了他一眼，没有兴趣似的垂下头去。血在黑暗的地方，颜色也是黑的，静静地向四周蔓延。只是它的肚皮，已经被一只横空里伸出来的钢筋，掀得变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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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见着时间就要过了新世纪。我们当新世纪是什么样儿呢？还不是跟每次过年一样，看综艺节目，放炮，胡乱吃上几顿饭，吵吵嚷嚷的一家人。在我弟我妹那个年纪固然是高兴的——我弟淘淘大学里，早有热爱生活的男女同学同居了。过年时，更是男男女女几个晚上住在一起，和谐共处睡在一张大床上，竟被学校给了处分。他们还不算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呢，那些学生还不定怎么疯呢。我妹米米年纪尚小，读高中的时候要互换到美国科罗拉多洲立学校去读书，自然是兴高采烈的。发展中国家的少年人嘛，会很自然地向往发达国家纸醉金迷的生活。
　　那几年我母亲的身体很快垮下去。她先是一条腿肌肉萎缩，需要拄着拐方能站起。各大医院断定这是因小脑萎缩，无药可治。萎缩的过程是漫长的。她慢慢忘记原先的事，忘记周围的人。她的记忆存量越来越小，因此她披金拣银似的，记的全是心尖上带血连筋的事。可不是，我弟都开始恋爱了，我还晃荡着。
　　“你又去哪了，咱可不能不检点啊。”
　　我母亲常常坐在轮椅上这样嘟嘟囔囔。她已经完全忘记了时代。
　　“不就找个男人睡觉吗，看多大点事。”我照着镜子头也不回道。
　　“什么？你大点声，我听不见！”她以话剧舞台上的音量和声调说。
　　我正大力啃着西瓜，说这西瓜真甜。我弟淘淘道：“当然甜！针剂注射人工香精……”说得我嘴里含着一半红瓤，咽也不是，吐也不是。
　　我母亲又悠悠道：“我算是看明白了——把错误进行到底的婚姻，就是正确的。你也别再挑剔了。”
　　我说那你离婚干嘛，现在后悔了吧。
　　她当然是听不见的，只端详着我不再年轻的脸，看我走路横冲直撞的，毫无雌性激素的征兆，惋惜道：“是不是年龄太大了还不结婚，性格就越来越怪呢！”
　　我婚礼的时候，我父亲也来参加了。
　　是怎么个来龙去脉，我倒是有点记忆不清了。大约是我带着他老人家的女婿去看望他，他们谈得十分投机的缘故。现在他真的是老了，很多事情完全地记忆不清了。比如说，我的婚礼要请谁参加？我们计算了一遍嘉宾，但他完全忘记了我妈还生了我弟我妹，好像我妈只跟他生了我和我哥两个孩子似的。我们说起淘淘、米米的名字，他满脸的茫然之色。我父亲来参加我的婚礼实际上是很令人为难的。比如，他应该坐在哪个位置？当然是主位，这是没的说的。但我母亲应该坐在哪个位置？当然也是主位，这也是没的说的。但是他和她应该坐在哪个位置，这就是个煞费苦心的事情了。关键是他们两人并未复婚，这令我不知深浅，踯躅不定。最后还是他女婿出主意道：“管那么多呢？放一块不就得了。没准人家愿意坐一块呢，你还特意给分开。”一席话令我豁然开朗。婚礼的那天，我母亲看起来比当事人还要兴奋。虽说对她女婿的农村家庭背景不那么满意，但还是激动得老泪纵横。坐在大酒桌前面，听着我们彼此说“我愿意”，她简直有一种负重的马拉松越野赛终于跑到了头的瘫痪感。
　　他们还活在过去。我是说我父亲和我母亲。成天三纲五常，柴米油盐的。“二虎他媳妇，比你还小两岁呢吧？人家一结婚就生了孩子。她妈正忙着当姥姥呢。人家生孩子多早。你瞧你！”
　　我母亲每一天的任务，主要是晒太阳、吃饭和睡觉。晒太阳以晒早上十点钟和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为主，吃饭以吃粥和绿色蔬菜和煮烂的水果为主，睡觉以晚上八点钟睡觉到次日七点钟、中午十二点钟至下午三四点钟为主。因此虽然满头银发，面色却红亮滋润，比以前满脸焦虑之色倒还漂亮一些。我结婚三年，婚龄不长，却是从上个世纪延续到这个世纪，颇有一日千年之感。这个婚姻留给我的经验是，学会了玩一项数字游戏。其实股市、婚姻财产分割和挣钱都属于这一项数字游戏——如果两个人奋斗，数字都会在第五位上有一些改变；如果我一个人奋斗，数字都会在第六位上有一些改变。那阵子股市行情不太看好，于是账面上的数字，会在第四五六位上有一些改变。把账面上带有若干零的数字，除以二，于是一张新的账面出现了。我们把共同买的房子卖了，那些曾经精心设置的秩序被完全打乱，房子连同房子里的一切，像被电脑一键删除一样。因为，我生了孩子，却丢了丈夫。
　　我离婚这一件事，并没有对我母亲明说。我又像多年前一样住到我母亲家里。
　　我父亲倒常常来探望她。他们两个说话也是非常有限的。他说让她吃饭，她说让他喝水。他说让她吃水果。她说他快去撒尿。他们成天的谈话仅限于吃喝拉撒睡。或者由吃喝拉撒睡引申的其他种种。
　　有一天，我对他们不耐烦道：“别说我了。你们俩怎么不赶紧结婚？还不办了，在等什么？”然后静观两人的反应。可他们俩似乎都没有听见，又是他让她喝粥，她让他喝水的。后来，我之所以判断他们俩听见了，完全是因为我看见他微笑了，而她也微笑了的缘故。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我父亲的脑溢血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也许是他过于兴奋了缘故。是在他的部队大院里。小阿姨在院子里浇花呢，她说她没有听见任何声响，只是觉得好半天了，爷爷跑到哪里去了，刚才分明是在他的卧室看报纸呢。
　　后来是在卫生间里找到他的。我父亲歪倒在地，棉质衬衫外罩了一件灰色的羊毛衫——多年前我母亲给买的。没有任何血迹，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我父亲平静而舒适地告辞，也算高寿。我父母年轻时代的照片有一张我是记忆深刻的：在颐和园汉白玉石柱的两侧，她在左，他在右，都穿着军装，他们的微笑健康而漂亮。虽是黑白照片，却可以看出脸上泛起的光泽。那是上世纪50年代，他们年轻茁壮，优越又好强，他们对人生的态度还没有那么悲观，生活似乎总带着上演故事的意味。后来四季的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总也吹不来那时候的气息。岂知岁月终究会蒙了尘埃，一天天黯淡下去。而那时世界对他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向上的，蓬勃的，饱满的。我们的生命就是那时候来的。
　　以前我以为二十岁的人有多老呢，真正到了二十岁才知道，原来简直就是孩子。到了三十岁才知道，原来也是孩子。其实到了四十岁，仍然也还是孩子——没有一件事情是准备好了的，原先自以为懂得的似乎又完全不懂了，而新的事情很快又打着脚后跟地来。以前我以为每一年都是漫长的，要等待，要盼望，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的，横冲直撞的，带着香味的。但现在一晃忽然几个月过去了，一晃忽然半年一年就过去了，人像在冰面上飘浮，风一吹就随着风往前走一走，滑一滑，那样的不落实地，又提心吊胆的，随时都要落水似的。时间倒是越过越快。也不知道这是因为整个时代跑了起来，还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跟不上趟了的缘故。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春节的夜，竟是这样的寂寥。在午夜十二点战争一样密集地放了炮仗之后，隔一会，又有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远处的天空，极光一样，骤然一亮，然后又黯淡下来，疏疏落落地，逐渐归于沉寂。
　　我长这么大，已经很少和我母亲挤在一个床上睡眠了。我哥过节自然是去他老丈人家的。我弟和新女友也去狂欢，我妹出了国。我母亲到了80多岁，完成呈现了老年人势态。她八点多钟就睡觉了，睡觉的时候打了呼噜。晚上睡眠中偶尔轻唤一声。这时候窗外忽然又“嘭”地一响，想是哪一个夜不能寐的小子，过节时不能尽兴。我母亲翻了一个身，又昏昏睡去。我只有在我母亲身边是安稳的。我觉得自己和一个婴儿并无二致，只留下自己的肉躯——母体给我留下了一切，一样也不多，一样也不少。又有谁不是呢？一个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本身就是一桩传奇。
　　或许那些长寿的老人，才是最终的胜者。我不知道为什么，每逢过年总是异常忙乱的。可人在忙乱中忽然停下来，又心里全是空的。真是奇怪，我在每个热闹的时候，情绪都有那么一点悲观。越是在热闹里，越是一个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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