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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4版：荷都金湖
金南镇组织观摩村庄环境整治状况
　　■&王军&李广成&马明英　　　　本报讯&日上午，金湖县金南镇组织各村村支部书记、分工到村的镇干部等来到新杨村观摩村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镇党委书记万祥华、镇长孙桂清、副镇长王军、镇宣传委员王伟东等出席会议。　　在随后的推进会上，镇长孙桂清就创建环境整治工作作了要求。他说，创建工程一定要做到高标准、高规格、科学布局，做好统一规划，不能搞路边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一定要深刻认识开展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加快营造清洁、整齐、优美的人居环境作为一件大事，作为执政为民的实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镇党委书记万祥华总就下阶段工作表示，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将“四位一体”长效管理和村庄整治工作结合起来，对农村农路、河道、绿化和垃圾处理进行综合整治。二要强化管理，管理到位，在管理上下功夫；三要强化考核方法，这样才会有动力；四要上下联动，村组要积极投入不折不扣完成村庄综合整治任务；五要领导重视，增加责任意识,全镇上下齐心协力，把金南建设成为水清岸净、环境优美的宜居家园。您现在的位置:
我们在风暴中深省
日11:06:19　北京晨报　　　走私５３０亿，逃税３００亿，厦门特大走私案以这样的天文数字，令人看到它的审理有多么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于是，其纪实作品对普通人的吸引力可以想见。应该说，《风暴》是近来最受关注的书了。
　　看过此书，你不由得会感到，耳边确有呼呼的风雨在咆哮，因为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种种情节，的确让人触目惊心。
　　办案的过程险象环生，写书的过程又何曾轻松？当记者通过电话采访远在福建的两位主要作者时，依然能够在他们的话语当中感受到惊心动魄。记者，简称“记”；张贤华，简称“张”；庄东贤，简称“庄”。
带着使命创作
　　记：《风暴》出版之前，有关厦门特大走私案的情况，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已有一些相关图书在社会上热销，你们为何还要再写？
　　张：当时，无论我们作者还是出版社，都了解这一点，所以在《风暴》一开头，我们就说了这么一段话：“?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社会上也流传着种种说法，令人真假莫辨。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采访了众多的办案人员，在掌握大量翔实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了此书，以使广大读者能够真实、准确、全面地了解厦门特大走私案的查处过程，并从中获得有益的警示。”而且，由于我们成书较迟，过去许多不能披露的材料可以披露了，这也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创作《风暴》的原因。我们在书中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譬如红楼黑幕、赖昌星亡命加拿大详情、２０名高官如何跌落深渊，李纪周、庄如顺、杨前线、接培勇等人铁窗里的忏悔，抓庄如顺和杨前线的惊险经过，等等。
　　庄：另有一种使命感在推动着我们。厦门特大走私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案，涉及的案犯多达８００余人，办案人员１１００多人，历时２０多个月。其涉案金额之巨，办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案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个案件发生在福建。我们福建作家应该义不容辞地追踪办案的全过程，如实地记录查处经过，让人们看到，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打击走私，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以及取得的巨大的战果，从中获得有益的警示。
　　记：案情如此巨大又繁复庞杂，创作也一定很不容易吧？
　　庄：这部作品的完成，是特殊的、具体的、集体劳动的结晶。张：我们得到了领导和办案部门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也得到曾参与办案的几位作者热情、全面的合作。我们是６月１８日到北京的。先用半个月时间听情况介绍，阅读材料，听录音，同时访问众多重要的办案人员。正是这些重要的办案人员讲述的第一手材料，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并让人产生身历其境之感。冒着危险采访
　　记：据我所知，调查经济类案件的过程中，办案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你们在采访时是否也感受到这种纪律的约束？
　　庄：从采访到写作，我们几乎是在封闭的状态下，都自觉地遵守着纪律。由于经济案件的特殊性，办案人员遵守严格意义上的各司其职，不能随意互相交流情况；另外，办案人员本身也随时要受到监督。因此我们的采访都不是一对一的，也就是说，我们采访某一位办案人员，会有另外几位同志旁听——其实他们大多根本就听不明白案件有些细节的来龙去脉。而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每完成一段，就要存档，中间有休息、外出吃饭等情况时，也要将案头文字材料放入保险柜。作家出版社特意为我们买了保险柜。这些都是纪律。
　　记：办案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险情，写书就不会了吧？
　　张：谁说！我们创作还没开始，和作家出版社合作出书还只是一种意向时，不知怎么露了风声。有一天，作家出版社总编室突然接到一个匿名的恐吓电话，警告他们不许出版有关厦门走私案的书，否则“出一个字要拿一个人头来换”！当然，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都没有被吓倒，只是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这场斗争的艰巨和复杂性，不可掉以轻心。
留下感慨深省
　　记：能够站在最前列的位置上采访到这样一起重大案件的真实情况，你们的感慨一定不少。
　　张：是这样。就说赖昌星吧，自己的名字他倒是能歪歪扭扭写出来，但他就能被“以上情况属实”这样几个二年级学生也能写出来的字难倒。那还是在远华走私犯罪集团被调查之前发生一个的插曲：调查人员让赖昌星在一份证明材料上签“以上情况属实”及他自己的名字，当时他对着纸笔傻笑。调查人员误认为他对笔录有不同意见，他却苦笑笑：“没有意见，你们写的我放心。”一再追问之下，他才不好意思地说，除了自己的名字，别的字他“不懂得写”。调查人员惊讶之余，问他：“赖老板，你管那么个大公司，连字都不识，账本也看不懂，就不怕别人骗你？”他只若无其事地嘿嘿一笑：“他们不敢！公司的账我还是要看的，看懂看不懂，他们不知道，我看了，他们就不敢骗我！”
　　可就是这么个没有文化，素质又那么低的人，可以用金钱和女色这两个原始贿赂方式，将众多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官员拉下了水，且个个被他耍得滴溜溜转，以致把个好端端的厦门港闹得乌烟瘴气，变成他独霸的地盘。深究下去，其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我想，这也许是在经济转型期，体制尚不完善的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产物，同时也暴露出我们某些高官素质低下的问题。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被一审判死刑后，有记者问他：“你会为与周兵的关系感到后悔吗？”他嘴里迸出两个字“不会”！他接着解释说：“因为她给我生了儿子，我家有后了！”此时此刻，杨前线对由于他官身腐败，导致厦门口岸走私５３０亿，逃税３００亿的滔天罪行，毫无痛悔之意，而念念不忘的是杨家有了后代。我写到这里，不由得停笔许久，在心里颤抖啊！
　　记：你们说创作时写了４０多万字，但是书中只有３２万字呀？
　　庄：有些内容还不适宜发表，这也是纪律。
　　张：其实合作写好《风暴》后，我们都觉得还有些话没说完。许多办案人员是冒着危险工作的，特别是在办案之初，内奸未揪出来时，办案更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比如有一天，北京有关部门给办案部门发来一份传真：“咱们做的买卖这边有眉目了，不过要老板和老板谈，走黑线不行，走白线也不行，要走红线。”办案人员研究了许久才弄明白，这是指内部有情况，请领导回京了解，电话不能打，怕内奸监听；回北京只能乘飞机……办案部门领导回京，走时还用了“金蝉脱壳”之计。过去在电影里看到的搞地下工作的技巧，在办案中也都用上了。
　　另外，许许多多办案人员在２０多个月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令我们常处于亢奋之中，也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受到教育。有位办案人员是在女儿出生不久离开家的，后来他与家人惟一的感情联系，就是在电话中叫几声女儿的名字。等他办完案子回家时，有客人来访，问他女儿：“爸爸在哪里？”他女儿只会用稚嫩的童音，指着电话叫“爸爸，爸爸！”
　　要说写完这本书，还有什么遗憾，一是，办案人员中类似的动人故事不少，但办案部门的领导，一直叮嘱我们：要多写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打击走私、惩治腐败的英明决策，多写人民群众对查处工作的有力支持。这当然对，事实也是如此，但，回过头想想，总觉得办案人员的事迹，在书中表现得不够；二是，还有一些精彩的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写出来。
　　庄：也许就在今年年末，我们还会写一部书，就叫《缉捕赖昌星》。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和加拿大方面协商，相信赖昌星不久就会被引渡回来。我们等待他接受审判的那一天。晨报记者孙红
《北京晨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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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庄》之一．鹿林：艺术家要有个人的使命感--戴卓群--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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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之一．鹿林：艺术家要有个人的使命感
我对个人也好，或者对周围的朋友，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家，是画家，首先是真实，鲜活的，所以你谈的这个鲜活，我觉得最重要，就像你做的这个调查，如果不鲜活就没有意义。我觉得应该从这方面，就是很真实的记录，从每个角度、多方位的去记录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是很重要。再一个选择艺术家，画家，因为有很多画家，我觉得像我周围的话，一般的都还是比较真实鲜活的，就是物以类聚。很多画家我是不愿接触，因为老是戴着个套，不下雨他也穿着个雨衣，打着个伞，让人感觉老是有一种距离感。如果一个艺术家画家他不鲜活，不真实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社会那就真是没救了。现在的艺术家有一些喜欢把自己包装起来，在一个包装里面，一个商业的包装里面，非常可怕，比商人还要商人。甚至很多画商啊，商人跟我聊起来，说你们艺术家太厉害，一不小心就中招，就把我们这些人给绕进去，商人玩不过艺术家。这是目前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很悲哀的一个现实。现在不是798的下场，前天我去酒厂，我第一次去酒厂，有一个小兄弟做了一个艺术中心，邀请我去看一下，捧场，大家也都谈这个问题，798到现在的没落了，它的一个变化、变质，它是一个质的变化。一开始他是艺术家的一个创作基地，或者创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平台，最后变成一个商业化，更商业化，商业到没法再商业化的时候，就是一个崩溃。因为这个质已经变掉了，他与艺术无关，就是他已经变成一个对艺术的一个毁灭的一个符号吧，798，包括宋庄也面临这个问题。（你到宋庄这么多年，艺术家的生活状态的主要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变化是有些人在变，但有些人没变，就是骨子的东西不能变，社会在变，你也需要变，但是一个根，你不能因为社会在变，你把男人变成女人，有的男人可以把个人变成女人，这个他属于他生理或者心里的一个需求，去做变性手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你把个人搞的男不男女不女的，这就是一种变态，病态。你本来应该是社会的一个先锋，一个前卫的代表，或者一个就是，审美情趣的引导者，艺术家应该是最敏感的，那你现在落后于大众审美情趣之后，成了一个社会累赘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瘤子了，我觉得就成了废物了。就是不能成为社会的废物，要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我说的核心不是那种政治核心，是视觉核心，这种审美，一个生活情趣的一个风向标那样。但现在很多艺术家，可能因为小的利益，都把艺术家个人的一个使命感丢掉了。以前谈使命感，大家可能说沉重了点，但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使命感，以后社会分工越来越严格，根据互联网的普及，而且文化、艺术它会越来越地域化，你越全球化，它会有一个越地域化的问题，要产生很多，就是民族的一个，从根里发崛出的一种本民族的一个抗衡力、抗争力，艺术家要面临很多的。我现在就是尽量把自己简单化、纯粹化、真实化，也像你说的这种鲜活化，一定要就是更明确，不要搞的像那个，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反季节蔬菜一样，搞的不伦不类了。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西红柿，永远找不着以前的感觉，是吧，很多的水果也不知道什么水果，搞的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如果社会今后这样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应该更纯粹化，你越是现代化，应该越是保持一种民族的纯粹化、艺术的纯粹化、艺术家的纯粹化，是吧。他那个高科技，是越来越往上发展，越来越清晰，越尖端。艺术呢，它越本质化，就是离这高科技越来越远，它不可能因为高科技发展了，人就不画画了，光靠电脑去制作，就是他需要人文化、人情化，手绘啊，机器达不到的。因为以前绘画，它代表着相机，还没有数码相机、没相机之前，它就是相机，画家就是相机这个作用。你现在什么都可以达到的时候，绘画就回归于它本来的原始状态，就是人的审美情趣的引导，它更简单化了，绘画就是引导人的审美情趣，给人一个愉悦感，就是任何东西达不到的，绘画能达到的，它就去达到，我是这样认为的。（你以前教书，后来来到这里，是不是也是出于追求心中的纯粹化状态？）这个就像那个大马哈鱼，到时候它会不自觉的，就是往回游一样，它要达到它个人，就是它的DNA要达到的那个起始点。我认为人呢，他的DNA分两类，一类DNA是父母给的，就是肉体肉身；还有一类，就是精神DNA，就是这种类，艺术家他会也有DNA传递下去。比如说梵高啊，毕加索啊，很多中国的很多大师，他的DNA可能在我身上都会有，这也是个延续，他的延续。艺术呢，也像一棵大树一样，你在这个树上，你是一个很强壮的枝干，你还是一个枝杈，还是个叶子，还是一个树下边的影子，一定给自己定好位。我对自己要求是很强壮的个枝干，让它更高大，但是不是嫁接上去的，应该是，或者起码说从根里发出的芽来，也可以，但是也可能成为一个很强壮的枝干。谈到艺术家、画家的这个秉性，应该是积极努力，就是不能有惰性，我给很多人谈到一个艺术家的惰性，就这个时代，我不知道以前的时代怎么样，但是我看到就从古到今的话，从一开始画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叫不叫画家。在悬崖上，老祖宗在上面画画，后来呢可能就画到这个帛上，又发明了宣纸。如果老祖宗不发明的话，大家还坐在山上，都在画岩画嘛，哪有宣纸啊，哪有画布啊。所以每个时代随着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有很多的材料，这材料也是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情趣的要求，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像电脑一样，586啊到xp啊，有很多很多的界面，都应该去更新换代。不能老是拿来主义，老祖宗给什么我就用什么，因为你也要当老祖宗，你在若干年以后也是老祖宗了，但是你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如果你给后人说，你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你是个接力棒，就传到后面去了，就没有意义。从你这应该是你给后代又留下什么东西，所以对绘画技法方面的探究，对材料的探究，对工具的探究，对审美情趣的探究，都是我们现在要面临很多很多的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并不是很多艺术家说的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怎么样去买个好车，你看我现在，我在宋庄，他们都感觉我的画可能是走的最好的，或者不是最好，也是走的不错的这一类人，我不还开这2万块钱的二手切诺基嘛，是吧。我有钱就可以用大的工作室，但我不可能去弄一个很豪华的别墅。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艺术问题，我要是为了生活的话，我不会到圆明园去，我也不会来宋庄，我现在要解决的是，比如说，材料，我有很大的一个材料问题，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圈里圈外都很认可，工具我也在探究，根据我的材料在做一个革新。再一个就是从绘画，我还在努力的建构一个自己的，一个绘画系统、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只是我自己的，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这一生我必须要建立我鹿林的一个绘画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绘画的手法技法问题，我是尽量能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要求。但能不能达到，这是一个问题，必须对自己有这个要求。从材料这一块必须要达到就是，我不会拿老祖宗现成的东西，我要进行一番我的思维我的革新，或者革命。工具这块我要随着我的绘画技巧技法，我也要有种改变，这就是我要努力达到和做到的。再一个做人这一块，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纯粹性，实际我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宗教信徒，但是我骨子里边有这一块，就够了。因为我认为一个画家的工作室，无非就是你这个道场和小庙，有的庙大一些，有的庙小一些，你拿着画笔，你每画一笔，就等于敲一下木鱼了，你就念声佛号，会升华会升级的。这是个修炼过程，你会离的天很近，离着上帝很近，否则的话，你离这地很近，是吧，不断往下去了，人不进则退。这还有个勤奋精神，反正在宋庄我是很勤奋的，这个勤奋是，并不是我要求勤奋的，是骨子里就是这种勤奋的命嘛，可能精力旺盛，也可能我这种旺盛的精力，积累了老祖宗或者以前艺术大师的DNA，传递给我的一个信息，一个驱动力，就是像一个永动机一样。实际上我从小就画画，我母亲呢就在学校教美术的，但是我真正画画是我考青岛美术学校，那时候我是78级，画国画，老虎、大虾，画齐白石大虾，画的很像，大马啊，徐悲鸿的，反正我画什么像什么，画国画的，传统的。最后在学校的三年呢，正好我们学校是赶到个文革尾巴，那个时候实际对我一生是很大的一个，等于是一个重要时期吧，别人没有启蒙过的。这个个人启蒙是我在学校没有画很多画，我在看书，那个时候是，华国锋当政，四人帮垮台嘛，就很多国外的一些哲学、宗教，我们在书店能买到了。很多的一些现代派，那时候我如饥似渴的，就像一个海绵一样，拼命的吸收这些东西。晚上学校是九点半关灯，我们都买个小煤油灯啊，一看看一夜，早晨起来，脸是黑的，眼是红的，不叫大白兔，黑小兔一样（笑）。就画画倒少一些，看了很多的西方的哲学、现代派啊，包括黑格尔的传统的美学都看了，都看了这东西，个人就进行一种消化和反思，再加上最后看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宗教的，佛教啊、道家的这些，中国哲学……那个时候就是个人有思想性，个人在思考，每天在思考，人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人是什么？是吧。什么我思故我在啊，老是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现在的小孩，我周围的小孩，你看我很瘦弱，但是像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当时十五六岁，现在十五六小孩长的个头是很高，但脑子没有像我们那个时候想那么多了，都是哇噻，我噻，都是那些东西，我很为咱们这下一代啊担忧。所以说，那个时候画的少，想的多，他就有个积淀，有个沉淀，就是他有一个沉淀的东西在你心里边，还有个责任感，那个责任感是很重要，甚至带一种文化的使命感了。最后毕业以后，碰到85思潮，我是1985年在一个山东的展览上，就是第一次把个人作品拿出来以后，得到一种轰动，当时是美术杂志的王仲，然后呢王仲很肯定我，在北京办的个展，办2个个展。然后王林出的那个当代艺术史，中国当代艺术也有我的一张画，也记录在里边，那个时候，是我记忆比较深的一段，也比较难忘。最后呢，就是圆明园这一段，到北京，山东的那个环境呢，不太适合当代艺术这一块，没有人认可你，还不叫抽象画，叫抽画（笑），很多人接受不了，还是来北京，来北京是老栗，栗宪庭在香港做一个中国艺术大展，他想起我来，派人呢去山东找我，拿我的画。一看我没画画，我正在下海，当老板，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很刺激我。就是我一想，还是个使命感，就作为我这一生，我的使命是干什么，我是挣钱吗，那时候挣钱很好挣的，没有什么招标啊什么，想出多少钱出多少钱，那就跟抢钱捡钱呢。那最后还是回到我该做的事情上去，就义无反顾的去圆明园了，去圆明园以后就是老婆离婚，妻离子散了，（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对，今天也很巧，刚跟我儿子联系上，儿子是应该有几十年，我从离开济南去圆明园以后，基本上就没见过孩子，也一直没联系上，现在在网上，所以也感谢这个高科技，互联网，慢慢的和我儿子联系上了，我们在慢慢的沟通，正在沟通这一块，该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风格一直在延续我的风格，他只是一个心态问题，我觉得一个画家一开始，他画什么画，到最后应该是延续的，不能像很多画家一会一变，一会一变，什么画好卖了，他画什么。因为你的风格就是你的经历和你的阅历，加上你的本能，你的能量集中在一起。但是谈到这个风格，我觉得画家，能谈到风格的很少很少。你在宋庄有几个有风格的，有风格他就有可能性，有些人画的很好，但他没风格，他就会当老师成为教授，甚至成为伟大的教授，教育家，他画的非常好的时候，他那画可以当范画，但他与艺术无关，他是教育家，他只能教育下一代，教给大家。就像一个人说话一样，这个人说话非常普通话，很标准，你说的再标准，你只能当一个播音员或者一个老师，交给他怎么说话，谈恋爱可能带点磁性啊，是吧，多吸引点女孩子，但是没有风格，和绘画一样。我觉得绘画首先肯定是风格，一个是个人风格，再一个他的民族感，就是有没有他的民族底蕴、内涵，再一个就是他的时代感，哪个时代画的哪个时代的风格，比如你就是画的不错，但一看中国的，一看清朝的，那就没有意义，是吧。你是哪个朝代的，还要反映这个朝代的时段，你比如说清代，我们马上想到八大山人啊，石涛这类的，他代表那个时代，齐白石又代表解放以后了，那前一段是大脑袋，大脸，是吧，像方立钧他们的。以后是谁，以后就是谈到什么样的风格，你不能老那样啊，再过二十年还是大脑袋，大脸，不可能的，你要代表这个时间性，你容括了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段是你的发言权，或你的风格，或你的能量，包容了或者覆盖了整个的艺术界或者绘画界，这是你的能量所在，这是谈到一个艺术家的能量问题，它里面有底蕴和他的那个气场。实际上我也很喜欢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的喝酒，我会为了大家做很多牺牲，你比如说，我以前说话没有这么贫嘴，整天会黄段子什么的。在圆明园，因为大家都很苦，一瓶二锅头，一碟花生米，那个花生米两把就没有了，吃两把就没有了，一个人只拿着一杯二锅头，喝不下去，那我没办法，我就编段子了，编很多段子给大家，大家一笑，哈哈哈，然后，喝！干！然后起哄，老鹿再说一段！我就开始……总之养成我这种习惯，（黄段子就代替了花生米？）对啊（笑），就代替花生米，我到现在大家也是一直，等于下酒菜嘛，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就是这个经历的产物。我也焦虑过，有时候我会很极端，有时候甚至都想过自杀，我自杀过也，我上过吊，但是老天爷不让我死，我就死不了。（那也是在圆明园了吧？）我来到宋庄以后，因为感觉很无望的时候，因为有警察追你，你搬哪儿，他赶哪儿，不让你住，再加圈子里边，互相缺少了人情味。突然间，你的那种失落，你看我在圆明园，当时我在圆明园卖的画最好，养了一批人，就是大家没房住了，或者没吃的，都到我那去，大家都会，用现在的话就说是会忽悠你了，大家都老鹿老鹿的，一吃饭都一群人，是吧，每天一群一群的。但圆明园一撤以后，我一下子就没有钱了，很多钱都大家借去，借老鹿的钱，一驱赶大家都跑了，给我搁那儿了，撂哪儿了。但是我来到宋庄我以为大家都很欢迎我，实际上一下子大家都离我而去，就很失落，再加上那警察呢也到处追你、赶你什么的，也没有市场了，是吧。一下子就，就守着几条狗吧，就难以接受，整天就一个人就是自斟自饮，想不开就上吊一次，结果还是刘国强给我救下来的。但从那以后呢，我就有了宗教感，虽然我现在没有真正的进入宗教，但是经历那个事，我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就是我那个上吊以后，我能看到我个人，能看到大家在救我，我像小天使一样，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翅膀（笑），但是我看到了，我在那躺着，大家都在救我。我醒了以后，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灵魂和肉体是两码事，更坚定了我使命感的那个，因为上帝不让你死，继续受难，然后呢受难是为了你以后做大的事情。（这事就像是凤凰浴火一样）对，等于涅磐，所以经过很多的磨难，倒不说灾难。我的好处是不犯同样的错误，这个错误犯掉以后，我说老天也好，他会给你个启发，从这里面你会坚强很多，得到很多启示，特别这些朋友，来来去去的，有的离开你了，有的新来了，这样我觉得都是一个冥冥之中的上天的一个安排，珍惜这一块，所以我就珍惜我周围的一切，包括朋友。（现在艺术圈这么躁动，你应该是里面很平和的。）躁动他是有原因的，是吧，你很多利益，你得不到了，觉得该得到得不到，他梦想得到的时候他就躁动。他是欲望的一种，有欲了才有躁，是吧，你无欲的时候，你就不会躁动。心静如水的时候，你就会平静下来，因为你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这个不是说你会掐指会算，但是你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大概知道。知道没变，你怕什么啊，你躁什么呢，就是老天爷它自有安排，可能我这有点宿命论，但我经历到现在，我很信这一块，老天爷想成你，它自然会成你，想灭你的时候自然灭了，它既然没灭，你就好好的去成就你的事业就行了。我的生活要求很低，就很随意的，有酒喝，有点小肉，当然我最主要的是朋友有好吃的。这个朋友喜欢吃什么，我就赶快去，我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他的习惯，大家都能得到这一块就可以，大家都开心就可以了，他会形成一个气场。生活就是平常，白天工作，我起的早，四点来钟起来就开始工作了，画画啊，然后九点多小扈（助手）就来了，小骆（助手）起的晚点。我觉得大家就像一个单位一样，有时候我有点惰性的时候，我一看小扈和小骆的时候，我就会有动力，因为他们在督促我在鞭策我，像个单位一样，你不能偷懒，对家里要求也是平平淡淡的，基本这样，就是创作的空间是我个人的，我不喜欢别人打扰，再一个就是晚上朋友是不能少，有朋友来坐坐，聊聊天，喝喝酒，就够了，可以。这不我今天跟我儿子联系上了，儿子今年已经24了吧，我现在女儿才两岁，成了三次家了，结了三次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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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杂志创办人，北京白盒子艺术馆执行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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