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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兵工厂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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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兵工厂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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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北地区制造业逐渐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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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3.11东日本大地震后，作为日本制造业及零部件的生产基地，东北地区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东北地区制造业逐步呈现复苏迹象，以汽车企业为核心的制造业开始重新布局东北地区，谋求东山再起。
　　日产汽车将对福岛县IWAKI引擎工厂实施增产计划，预计2012年高级车引擎生产量将达到30万台，超过2011年水平；丰田汽车将扩大岩手县汽车工厂小型混合动力车生产规模，以“AQUA”品牌为中心采取增产措施；宫城县最大水产加工企业阿部长商店计划投资30亿日元，新建水产加工工厂，预计2013年秋季开始生产，达产后将超过2011年水平；日本制纸的宫城县石卷市制纸工厂将追加启动2台大型制纸设备，扩大生产规模；JX日矿日石能源也将于本月开始重新启动仙台炼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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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备案编号：京ICP备号日本侵占时期的东北经济——统制与掠夺
苏崇民（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国东北处于被日本侵占的所谓伪满洲国时期。
日本侵略者在“开发”、“建设”的招牌下，干着侵占、掠夺、榨取和奴役的勾当。他们侵吞东北的财富，掠夺东北的资源，奴役东北的人民，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将一个富庶的地区变成人间地狱。&&&
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活动，可以概括为两个词四个字，即“统制”与“掠夺”。后者，被日本御用文人美化为“开发”。
经济统制是日伪自始至终坚持的一种制度。统制的范围不断扩大，统制程度不断加深，从生产到流通，从工业到农业，从金融到外贸，从产品到劳动力，无所不包。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极限。
经济掠夺是日伪贯彻始终的动机、目的和结果。不论统制、开发、还是计划、投资，都是为了经济掠夺。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东北，炮制傀儡政权，是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开端，也是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决定性条件。日伪实行的经济统制。即利用其炮制的伪满洲国政权，以国家名义对东北经济实行强制的干预和严格的管理，以实现其侵占的目的。
伪满的经济统制实质上是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是凭借政治权力的强制参与，以弥补其资本力量的不足，用以保证日本垄断资本对东北经济的全面垄断，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东北经济进行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改造。日本侵略者的方针是所谓“日满融合”和“日满一体化”，使东北经济从属于日本，并且变东北为其扩大侵略的战争基地。日本知名学者殖民地问题研究专家浅田乔二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满洲经济的变迁就是由满洲中心经济向日满一体化经济，进而由日满中一体化经济向日本中心经济发展。从另一方面看乃是由国家建设经济向国防经济，进而向战争经济进展者。是由农业国原料国经济向自给自足经济进展者，由对日依存经济向对日供献经济进展者。”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为其自身利益及其侵略目的服务的经济政策，利用伪满政权，盗用国家的名义，强制推行。策划和制定政策的机关，先是关东军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会，后来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批准这些政策的则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从政策的起草到决定，完全由日本人一手包办。伪满的汉奸大臣们只能在事后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是属于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日本的强权的经济侵略，东北当局鼓励民族资本进行了有效的抵制。日本占领后，没收从而消灭了东北的原奉系官僚资本，损害了中小民族资本。反之，日本资本得到极度扩张，占居绝对优势，并驱逐和排挤其他外国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所有一切主要部门，事实上左右着东北经济的发展，使东北完全成为日本的经济附庸。
日本在东北的资本按其来源及支配体系可以分为国家资本系统、金融资本系统、产业资本系统、地方财阀系统和中小私人资本等几个类型，在它们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渗透、依附和隶属、竞争和对抗等种种复杂关系。
国家资本系统是指国家资本占支配地位的企业体系，国家资本的主要代表是满铁。满铁股份的半数由日本政府持有，其余的股份则散在几万名民间股东手中，这些股东从日本皇室直至各种工商企业家，几乎囊括了日本的全部富豪。他们之中握有股份最多的还是以四大财阀为代表的日本金融资本。满铁的公司债也主要来源于日本金融资本。所以，在满铁资本中起支配作用从而决定其性质的是国家资本，而在国家资本的支配下却有一个数量上更大得多的私人资本，这些私人资本主要是靠日本金融资本搜罗提供的。此外，满铁还通过参与制，投资和持股支配着一个包括几十个子公司的关系公司网。在这些公司中，满铁资本与伪满国家资本和日本私人垄断资本建立起联合、依赖以至支配关系。除满铁外，属于日本国家资本系统的还有朝鲜银行、东洋拓植公司、满洲电信电话公司、满洲拓植公社以及后来的日本制铁公司、帝国燃料兴业公司等，它们也与伪满国家资本和日本私人垄断资本建立了各种联系。
这些日本国家系统的资本直接控制了东北的交通、通讯、金融、移民以及钢铁和合成燃料事业。可见，在东北的日本资本中，日本国家资本占有关键地位起了主导作用。
日本在东北的私人垄断资本包括以三井、三菱等老财阀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系统，以日产系为代表的新兴军需产业资本系统，还有以大仓、浅野、日窒为代表的地方或二流财阀资本系统。老财阀和地方财阀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在东北设有分支机构，从事商贸和投资活动。事变后，由于关东军推行经济统制政策，限制企业的自由经营，一度影响了它们对东北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主要采取的是间接投资形式，如认购满铁和伪满洲国的债券，收购满铁股份，参与“国策”投资等较少风险的投资途径。从1937年起，投资明显扩大，不过由于它们的投资重点是放在华北和华中，在东北的直接投资仍限于同它们的事业和技术有密切联系的有限领域。
新兴军需产业资本日产系进入东北是在1937年年底，它的移植导致了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的设立，从而结束了满铁对重工业多年的垄断。日产系进入东北是日本陆军、日本对满事务局、伪满日本人官员和日产系代表鲇川义介紧密勾结的结果。满业的成立说明日本军部与私人垄断资本的高度结合，说明伪满政权成为日本私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得力工具。满业成为仅次于满铁的第二位日本资本。满业成立后也以发行公司债为其进一步筹措资金的主要办法。无论是满铁还是满业在筹措资金方面都要依靠日本金融资本。
这就涉及到日本军部在东北的统治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支配之间的关系。如满业的成立所显示的那样，军部需要借助垄断资本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建立殖民地军事工业体系以强化战争力量，同时将垄断资本纳入它的国民经济军事化轨道。日本垄断资本则需要借助军部对殖民地的统治权力，扩大其投资领域和市场范围，以剥削廉价劳动力取得廉价原料，获取有保证的高额利润，加强其垄断地位，在竞争中发展自己。其结果是军部将自己的经济统制即垄断经济的权力，部分的奉献给垄断资本，为垄断资本保驾护航，而垄断资本则将自己的命运拴在军部的战车上，一心一意支持侵略战争。
以东北为根据地的大仓财阀和日本二流财阀浅野、日窒等以及日本个别部门的垄断企业也在相应部门拥有相当势力,获得相应的利益。至于在东北的日本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不少，但其资本不过占日本资本总额的十分之一，且多依附于大企业，只起辅助作用。
可见，日本资本是以垄断资本为主体，国家资本的代表是满铁，产业资本的代表是满业，它们与伪满国家资本相结合，站在推行日本国策的前列。而在它们的背后，供给资本捞取利润的则是以四大财阀为中心的日本金融资本。所有这些都被挂在军部的战车上，直接间接的为侵略战争服务。
除日本资本外，起很大作用的是伪满国家资本，它首先来源于对奉系官僚资本的没收，又加上后来伪满政权以各种手段搜刮到手的财产，这部分资本增长迅速。
伪满国家资本在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国有财产，但是，它并不归傀儡皇帝及汉奸大臣们掌握。因为他们只不过是被摆在前台的傀儡。真正的主人公是在后台操纵的关东军及其领导下的伪满洲国总务厅、实业部、产业部及财政部的日本人高官以及各特殊公司的日本人首脑。
从总体上说，伪满国家资本是受关东军和日本金融资本的联合支配。各特殊公司之中，也有由满铁、日产、三井、三菱和大仓等分别支配的。不论哪种情况，伪满国家资本都只能看作是日本垄断资本的附庸。正如伪满傀儡政权实质上是披着独立国家外衣的日本殖民统治工具一样，伪满国家资本实质上也是披着独立国家资本外衣的日本垄断资本（国家的和私人的）的附庸。
至于东北原有的官僚资本，它的主体已被消灭，只有少数充当汉奸的原奉系官僚像于冲汉、张景惠、丁鉴修之流的个人资本保留下来，加上一些地方汉奸的资本，数量很小，既无自己的金融机关也失去垄断地位，已经构不成独立的经济力量，只不过从日本资本的垄断下分取一点残羹剩饭而已。在日伪的统计中，这部分资本与民族资本被混在一起笼统称之为土著资本。因此，我们不能将日伪资料中的土著资本简单地等同于民族资本。
摧残、限制和利用民族资本，是日伪的一贯政策。首先，日伪摧残了民族资本的金融机构，接着利用经济统制，控制了粮栈，打击了油坊、面粉厂、烧锅等土著工业，随后，将民族资本的工厂变为加工厂，商店变为配给店，最后，用储蓄、债券、税收，将民族资本逼上绝路。唯有较大民族资本中具有买办性的那部分才有所发展，而进入太平洋战争时期，民族资本全都被纳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不依附于日本资本和特殊公司，从而带上了官僚买办性。这是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民族资本不可避免的命运，不能因此就将民族资本混同于官僚买办资本。
通观日伪统治时期，民族资本无论就其占有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来说，都不是东北经济性质的决定因素。当然也不应忽略由于民族资本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和它同农村经济的天然联系，使它得以各种手段，包括利用黑市交易，顽强地抵抗日伪的压迫並始终佔有一席之地以及它其在抵制经济统制中所起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当时东北的社会经济形态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初步发展的条件下，在日本垄断资本主导下的一种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所产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东北沦陷区，由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紧密结合而产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完善的表述或定义，应当包括这种经济的各个基本特征，至少有以下各点：㈠日本垄断资本的全面支配；㈡资本与日伪殖民统治权力机关的紧密结合；㈢在资金与技术各方面对日本经济的全面依附；㈣严格的经济统制和特殊公司制度；㈤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军事化；㈥超经济强制的广泛应用及农业中半封建地主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两点。因此，关于日伪统治下的东北经济性质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日本垄断资本与殖民统治权力紧密结合的殖民地军事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它构成了日伪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经济基础。正是在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资本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封建地主经济发生了扭曲和变形，劳动人民受到了残暴的奴役和压迫，整个经济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显然，日本在东北采取这种制度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流行有关，不过根本上还是由于日本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先天性的资本不足而又具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有着一贯地依靠政权强制干预经济的传统。占领东北又是由日本军部所主导，以推行大陆政策为己任，将东北作为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基地，再加上以满铁为代表的日本国家垄断资本和由原奉系官僚资本转化的伪满国家资本，掌握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使这种经济统制成为可能。
这种经济类型在日本占领的殖民地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在东北采用独立国家的形式，拥有独自的币制、度量衡制和关税制度以及满铁、满业和伪满国家资本的存在，这就使它区别于日本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朝鲜和台湾。日本在东北进行经济统制的这种模式，虽然后来也被推广到华北和华中，由于客观条件不同，统制的程度和效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至于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美其名为“开发”。其实，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开发只是掠夺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开发是在利润的驱使下的一种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经济行为。开发总是有其建设的一面，也可以说建设本来是开发的共性。但在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殖民地有着各种性质的开发，从根本上说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正常的开发，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对人民有利。另一种是掠夺式开发，是出于掠夺的需要，只对侵略者有利，破坏扩大再生产，对人民有害。
日本在东北搞的开发，恰恰是掠夺式的开发。经济掠夺是日本在东北的一切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和动力。掠夺日本急需的原料、半成品，掠夺资源、掠夺财富和掠夺劳动力。其目的基本上是两个，一是满足日本经济发展上的需要；二是服从于军事侵略的要求。
如果说，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在于掠夺，也要看到这种掠夺首先服从于发展日本军事工业的需要。服从于发展日本的战争力量。东北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归根结底是日本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组成部分。军事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化学工业，以建设对外侵略(对苏、对华)的基地，这就是日本在东北进行开发的主要动力。这种军需工业的发展，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是恰恰相反。它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它是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以牺牲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以牺牲民用工业来发展军用工业。军用工业越发展，人民的生活就越困苦。它要将各种财富和资源掠夺殆尽，直至搾乾人民的最后一文钱、一滴血，建立起它的军需工业，以保证其军火的就地自给。
因此，日本垄断资本以“产业开发”为名修建了一些工厂，开办了一些矿山，铺设了一些铁路，盖起了一些建筑，乃是为了达到其目的的手段，既不是为了发展东北经济，更不是为了造福东北人民。正如浅田乔二先生所明确地指出的：“‘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对东北的侵入是以掠夺东北的农业资源、工矿业资源、在东北建设独自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军事工业、以东北为对苏军事基地、以东北为侵入中国本土的前进基地等，为其主要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东北的“殖民地工业化”乃是必要的，同时，东北经济的资本主义化是不可缺的。这是由于，如果没有这“工业化”乃至资本主义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农、工矿业资源的掠夺、东北工业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军事工业化，以及针对苏联、中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化都是不可能的。即东北经济的‘工业化’乃至资本主义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东北强制的获得殖民地超额利润的必要性出发而实行的，绝不是为了对东北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开发而实行的。这些乃是战后日本的殖民地时期东北史研究所明确证实了的最大成果之一。’
由于东北资源的丰富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了建立军事工业和掠夺原料，日本在东北搞起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了采矿业和电力工业，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这确使东北区别于日本的其他殖民地，而具有自己的特点。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统治，丝毫没有触动阻碍东北经济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农村日伪依靠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势力。他们关心的只是掠夺东北的土地，大量移植日本移民，建立以日本人为核心的农村，推行农村的殖民地化。他们还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掠夺农民手中的粮食，使农业生产逐年萎缩，将东北人民置于常年饥馑的境地。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依靠土地和辛勤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而日本侵略者在广大地区以“治安肃正”为名，大搞“集村部落”和无人区，烧毁农民的房屋，迫使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又为了移植日本移民，圈占和压价强行收买近三分之一的耕地，迫使农民充当日本移民的雇工和佃户，或离乡背井去开垦荒地，或送到矿山和军事工程充当苦工。摊派劳工(“劳工供出”)和征购粮食(“粮谷出荷”)更是农民头上的两把刀，将农民置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境地，使整个农村满目荒凉，哀鸿遍野。
城市和厂矿的工人，也是一样。由于物价飞涨，物资奇缺，生活用品的配给有名无实，生活一年不如一年。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特别是占工人大多数的劳工，在日伪军警、日本资本、日伪劳工组织和封建把头的多重压迫和摧残下，在日益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死伤累累，朝不保夕。日本侵略者还广泛地恢复和利用封建把头制度，并动用各种超经济强制手段，压迫和剥削工人。到了40年代，实行“国民皆劳”整个东北成为一大劳动集中营。日伪在此建立起惨无人道的现代奴隶劳动制度。
人们生活在极端的贫困和恐怖中。经济统制无孔不入，稍有违犯就是经济犯罪。经济犯、思想犯、国事犯，帽子漫天飞。人们随时都有被抓去拷打和坐牢的危险。这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人们已经面临绝境。日伪的“王道乐土”完全断绝了人们的生路。
在东北沦陷的14年期间,由于关内正处于内战和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的战乱之中，经济发展缓慢,经济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而东北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的铁路长度占全国的一半，东北的钢铁、煤炭、电力、化学工业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日本战败投降后，右翼极端分子念念不忘他们的“开发”功绩，大肆散布是他们即日本侵略者将中国东北从一个荒漠开发成为文明的地区。甚至声称这些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
我们必须揭穿日本侵略者“开发”的神话，还其侵略、掠夺的本来面目，肃清其流毒，以免贻害后人。
不错，出于军事需要，日本在东北发展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掠夺侵略战争所需的粮食，日本又在东北突击兴建一些水利事业。这些都被吹嘘为日本占领者的功绩。其实，日伪的先进设备是靠广大农民生产的大豆换来的，荒地和农田水利工程是农民和劳工们的血汗开垦和建造的。钢铁和煤炭是矿工和工人们用血肉之躯换取的。劳工们以他们的宝贵生命造就了丰满水坝等巨大工程。然而，他们却受到了侵略者的残酷压榨和摧残。日本侵略者给予他们的是土地的剥夺，非人的折磨，野蛮的奴役，是压榨、饥饿和死伤，是经济犯、抓劳工、粮谷出荷和辅導院、万人坑。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及时取得胜利。东北人民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请问，日本侵略者，何功之有？！
《满铁研究》2012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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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东北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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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东北四城市长：攥紧“东北拳头”共同应对挑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王林吕博雄王培莲来源：中国青年报（日03版）“今天早上我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第一条就是一条关于东北的负面信息——《脑袋让驴踢了才到东北来投资》。”8月20日下午，国家发改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副司长杨荫凯在太阳岛论坛暨东北振兴论坛将要闭幕时提到，“东北问题”已经成为全国关注的战略性问题。东北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东北现象”的病症在哪里？东北地区经济该如何寻找新的动力和活力？针对这些问题，8月19日至20日，由哈尔滨市政府、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联合主办的太阳岛论坛暨东北振兴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激发内生动力，闯出振兴新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4个城市的市领导晒出成绩和问题，政商学界代表为破解东北经济难题建言献策。“东北四城”晒问题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是东北地区十分重要的4个城市，其经济总量占据东三省一半以上。在外界对于“东北现象”的关注和讨论中，这4个城市也常常被作为样本来讨论。论坛上，4个城市的市领导呼吁东北四城之间协同发展，攥紧“东北拳头”，共同应对经济压力带来的挑战。“当前，中国东北经济面临着增速换挡、动力转换的阵痛时期，这一时期为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带来了很大压力。”哈尔滨市市长宋希斌坦言，当前哈尔滨和其他东北城市一样，都面临着经济减速断挡，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较大压力，产业结构不优，受计划经济体制机制惯性影响，市场化进程迟缓，创业创新能力不足，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能力水平不高，发展环境有待改善等矛盾和问题。沈阳市市长潘利国则表示，当前沈阳市正在进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先行先试，部分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结果”。他认为，以东北四市为代表的东北城市群，应当充分借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协同发展经验。“下同一盘棋，共唱一台戏，助推老工业基地再创辉煌”。对于外界对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担心，大连市常务副市长曹爱华提出，振兴东北经济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态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东北城市要认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之间，要做到不失位也不越位”。目前，大连的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已经到了“4.0”阶段，要建设出一个创业的生态圈。“大连的民营经济数量很大，仅今年上半年注册的小微企业就有17900多家，平均每天新生100家企业”。长春市常务副市长张晶莹则更直接地抛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指标：上半年长春的GDP、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6.3％和7.2％，工业用电量、土地出让量和存贷款余额分别增长了5.6％、31％和15％。“整体看，长春的经济是稳中有进的。”她也表示，客观而言，东北仍然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我们和其他城市一样，面临着体制机制不活、创新机制不活、转型发展缓慢、人才流失的共性问题”。东北未来难以“齐步走”虽然“东北问题”在许多城市是共性问题，但具体到各地，所面临的挑战又不一样。在杨荫凯看来，东北振兴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经济增速比较低，困难比较大，整体处于触底回升之中。而且总体来看，东北城市大多以资源型为主，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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