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金融活水浇灌农业大田 | 三农资讯 | 炎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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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金融活水浇灌农业大田
责任编辑： 炎农 发布时间： 2014 年 6 月 3 日 上午 10:40&&点击 21 次
　　金融活水浇灌农业大田
　　——中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纪实
　　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支持海南万宁市福塘村村民发展菠萝规模种植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夏树&赵经平&简承渊
“这里的土地肥到家，捏把泥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正是东北地区农民插秧的大忙季节，记者来到黑龙江省桦川县，在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诞生地——星火朝鲜族乡燎原村，一台台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翠绿的秧苗像刚刚入伍的新兵，歪歪斜斜地“站”在希望的田野里。
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金融活水的浇灌。新峰农机合作社理事长文景刚站在田埂上对记者说：“去年，靠农业银行2000万元的贷款支持，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从1.5万亩猛增到2.5万亩，规模扩大了，成本就相应降低了，社员的收入也就增加了，今年我们还要再扩大一些种植面积，这真是要感谢农行的支持啊！”
作为涉农金融服务的“国家队”，中国农业银行已经在服务三农的道路上走过了60多年。截至2014年3月底，全行涉农贷款余额达2.23万亿元，发放惠农卡超过1.44亿张。特别是近年来，农业银行下沉经营重心，持续加大三农信贷投放力度。2013年，全行涉农贷款增加2578亿元，增速达13.72%。
在农村金融服务依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今天，农业银行的探索与实践，在带给我们诸多启迪的同时，也播撒着金融与三农共同繁荣发展的希望。正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所说：“现代农业建设与农村金融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现代农业规模经营越来越离不开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也培育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巨大市场。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需要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各级农业部门将积极参与、主动配合。”
敢于担当——
金融服务三农，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金融如何支持三农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商业银行避险逐利的天性和三农的弱质性似乎是一对天然矛盾，涉农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难以得到商业银行青睐，导致三农在金融市场中被“边缘化”。
即便是“农”字头的农业银行，在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进程中，也曾大规模进军城市，撤并乡镇网点，意在“洗脚上岸”。农业银行的信贷员也要“穿西服、打领带、喝红酒”了。甚至有人说，农业银行成了农村金融的“抽水机”。
但事实上，农业银行与三农的“缘分”不可能中断，这源于中央的要求、三农的需求，也是农业银行自身“农”字特性所决定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现代农业发展、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致富等等，都离不开金融支持，在商业性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农业银行需要扛起这杆公益大旗。
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在国务院提出的农业银行16字股改方针中，第一句就是“面向三农”。
金融服务三农不能空喊口号，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态度非常鲜明：“作为中国支农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农业银行要发挥大型银行资金、网点、网络优势，以实际行动服务三农工作，要时刻牢记服务三农的政治责任，带着感情、带着爱心服务三农。”
农业银行首先对业绩观进行校正，修订完善考评办法，克服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的倾向。特别是针对农民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农业银行力推农户小额贷款业务，降低门槛，合理定价，让利于民，平抑了三农贷款市场价格，仅对农户贷款实行优惠利率一项，每年减少利息20多亿元。
“农业银行在哪里放款，哪里的利率就低很多。”采访中，记者多次听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发出这样的感慨。记者在甘肃省采访时了解到，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联合省财政厅推出的“双联惠农贷款”执行的是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在商业性农村金融领域无此先例。而农总行对于这一惠农产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资源和考核等方面予以倾斜。
与农户打交道，工作繁忙而琐碎。同样是完成1000万元的贷款，贷给大客户，可能只需要一笔，贷给农户，却往往是几十甚至几百户，需要一家一户上门调查办理。记者在甘肃省迭布藏区采访时了解到，为了发放一笔农户贷款，有的客户经理要翻山越岭，徒步跋涉几十公里。
“人家谈业务在咖啡厅，我们谈业务，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可比他们神气多啦！”农行信贷员的调侃中，也隐约透着服务三农的自豪。
目前，农业银行50万名员工、2.3万个网点中，46%的人员和51%的网点在县域。多年来，正是他们踏遍各地乡村，奔波于田间地头，给越来越多的农民送去了金融服务。据统计，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全行农户贷款余额5255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1/4。
为了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依托科技手段，强化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延伸服务链条。目前，农业银行已设立“金穗惠农通”服务点60万个，布放电子机具120万台，覆盖了全国2/3以上的行政村，同时通过实施惠农卡“三免一减半”政策，减免各项费用约60亿元。
“商业银行追逐利润无可厚非，但作为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应该更多地为农民提供公共金融服务。”农业银行行长张云的话，为农业银行服务三农做了最好的注脚。
科学担当——
商业银行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金融机构服务三农需要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但如果没有经济效益，也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否遵循市场规律，经营好三农业务，实现服务三农与商业化运作有机结合？
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行长葛海蛟给了记者一个肯定的答案：“黑龙江分行曾经连续亏损19年，后来逐渐开始盈利，三农业务功不可没。”黑龙江分行围绕“大粮仓”做文章，为种粮农户提供生产经营贷款，仅2009年就投放农户贷款118亿元，到期后全部收回，共获利息收入近4亿元，从此实现扭亏为盈。
“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并不矛盾，关键是要懂农知农，能够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设计金融产品。”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农户金融部总经理周占斌深有体会。事实上，这也符合国务院给农业银行制定的股改方针。2007年，国务院对农业银行提出了“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定位要求，甘肃定西分行是农总行确定的首批试点单位之一，而周占斌当时正是该分行行长。
现在，周占斌跟记者讲起定西的马铃薯产业，仍然是如数家珍，与那段经历不无关系。2007年10月起，为了深入研究新时期如何服务三农，定西分行从696名员工中抽出近300人进村入户，实地了解农户需求和当地农业产业，定西的主打产业马铃薯由此成为定西分行的重点扶持对象，当年底就发放马铃薯收购贷款3000万元。
在定西市安定区马铃薯淀粉加工龙头企业——蓝天集团淀粉公司，记者见到了年轻的董事长李幸泽，他对农业银行给予他家族企业的信贷支持记忆犹新。李幸泽刚刚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的那一年，经营淀粉公司的父亲身患重病，不久后辞世。年仅18岁的小伙子不得不放弃学业，早早挑起了接管公司的重担。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定西分行给予了及时的信贷支持，还配备了专职驻厂客户经理，帮助公司出谋划策，渡过难关。如今，集团已经成长为当地数一数二的淀粉加工龙头企业，带动10万农民靠种植马铃薯致富。
要想实现自身发展，离不开三农事业的沃土。特别是中央对三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金融需求不断旺盛，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好前景。
粮食安全是国家战略，也是农业银行金融服务的重点。在东北大粮仓北大荒垦区，黑龙江分行累计向北大荒米业集团发放贷款120亿元，帮助北大荒有机富硒米等畅销全国。“从第一粒种子播下，到万顷稻田收获，从第一粒原粮入仓，到万吨大米发向全国，农行功不可没！”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赵继河如此评价。而放眼全国，在13个粮食主产省，农业银行贷款余额已经超过2.5万亿元。
充盈“米袋子”的同时，“菜篮子”里也少不了农业银行的影子。在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从1989年发放8万元贷款帮助当地农民建起第一批蔬菜大棚开始，25年间农业银行累计向当地近13万农户发放贷款超过26亿元。
即便是在特别贫困地区，农业银行也通过扶贫贴息贷款等多种方式，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支持，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些贷款看起来似乎是“赔本买卖”，但在农业银行看来，这一方面是自己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三农业务形成规模效应后，能够实现盈利，同时也是在培育优质三农客户资源。从长远来看，这依然是一件“多赢”的好事。
合力担当——
农村金融不能完全交给市场，银行要与政府密切配合，共同拓展服务
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越是急需脱贫致富的“第一桶金”，但他们又是最难获得银行贷款的阶层。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行长韩国强告诉记者，金融机构为控制风险，会重点关注和更多依赖贷款的担保，而这恰恰是贫困农户所欠缺的。同时，由于农户贷款面向千家万户，交易成本高，因此贷款利率偏高，贫困农户难以承受。而银行如果完全放弃担保要求或者利率降低太多，自身效益又会受到较大影响。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银行和政府形成合力。政府既要推动银行降低门槛，让更多有发展意愿的贫困农户获得贷款，又要帮助银行管控风险，提升效益，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记者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王格尔塘镇的农民马自力哈家采访时了解到，她拿到的贷款就是农业银行和政府合力创新推出的金融产品。2012年底，她向农业银行申请到了5万元贷款，购买了几十头牛羊。对她来说，这笔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也没有利息负担，每年靠养殖赚的几千块钱都是自己的。原本一直靠低保度日的马自力哈的脱贫致富梦，终于不再遥远。
马自力哈得到的贷款，是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在2012年推出的“双联惠农贷款”，支持的对象正是贫困农户。对“双联惠农贷款”，农业银行执行基准利率，让利给贫困农户。而农户需要支付的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贫困农户获得的实际上是无息贷款。从2012年起，甘肃省分行连续5年每年安排60亿元的贷款额度，财政每年贴息3.6亿元，支持全省58个贫困县的农户发展生产、脱贫致富。
对于农业银行来说，以基准利率发放贷款，5年让利约12亿元，体现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责任担当。但是，在农民缺少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如何防范贷款风险？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行长助理徐杨春介绍，“双联惠农贷款”由政府主导成立政策性担保公司，为农户贷款全程全额提供担保。目前，省县两级财政已共同出资22.9亿元，在全省58个贫困县区成立担保公司58家，帮助银行分担了风险。为加强贷款管理，政府、农业银行和担保公司三方共同组建担保调查团队，有效缓解了农业银行人力不足的问题，降低了经营管理成本，使农业银行让利于农有了更大空间。
“在最忙的时候，光是帮着农业银行把各项信息录入电脑，我们就抽调了上百人。”甘南州委常委、副州长刘小宇说，目前，甘南州已累计发放“双联惠农贷款”11亿元，贷款工作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和银行的密切配合。
政府的介入帮助银行降低了贷款风险。甘肃省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认为，党政部门特别是基层乡村干部，对农民的情况最熟悉，最容易帮助银行对贷款进行全程管理，依靠他们可以确保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防止被挪作他用。同时，政府还可以为贷款农民提供培训指导和生产服务，帮助农民用好贷款。
从扶贫的角度来看，财政每年3.6亿元的贴息，撬动了60亿元贷款，产生了明显的放大效应。而且，相比于直接发放扶贫款，贷款的形式更能培养农民的诚信意识、市场意识，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甘肃省委副书记欧阳坚对记者说：“贷款使农民有了压力，更是激发了他们潜在的创业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致富愿望增加了，能力增强了，潜力被充分挖掘出来，同时还增强了信用观念。从甘肃的实践来看，农民是最讲信用的！”
至2013年末，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累计投放“双联惠农贷款”76.6亿元，所有到期贷款全部收回，未形成一笔不良贷款。201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13%，其中“双联惠农贷款”的贡献度约两个百分点。
“关于如何更好地开展金融扶贫，农业银行在过去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但是仅靠银行一家单打独斗，效果并不好。”农业银行监事长车迎新说，“政府和银行携手合作，金融扶贫才会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
创新担当——
三农在发展，需求在变化，新形势下，金融服务三农也要与时俱进
有“东方第一县”之称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县，地广人稀，人均耕地275亩。东发村是该县最东边的一个小渔村，村中心一个小型超市的门口，一块醒目的“农业银行惠农通服务站”的牌子挂在墙上。店主沈俊波告诉记者：“转个账，小额取现，交个手机费、电费什么的，我这里都能办。服务站就是农民身边的小银行。”
针对农村地区金融网点少、服务能力弱的情况，为了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农业银行推出了“金穗惠农通”工程，采用“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流动服务”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将金融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
“农民生产生活在哪里，惠农卡就发到哪里，金融服务就跟到哪里。”农业银行佳木斯分行行长高辉芝告诉记者，“农民足不出村，就可办理基本的惠农卡查询、转账、小额取现、缴费、自助循环贷款等业务，有效解决了支付难、结算难、取款难等问题。”
如今，这项工程还在不断创新，在承载惠农卡基础金融服务功能的基础上，还拓展了新农保、新农合等涉农财政补贴和农村公用事业项目代理等服务，实现了补贴发放、费用代收、缴费参合、挂号就诊、药费报销“一卡通”，为农民的“养老钱”、“看病钱”、“补贴钱”发放和管理建立了“直通车”。截至2014年3月末，农业银行共代理新农保1180个县、新农合795个县，代理涉农财政补贴等其他项目3004个。
除了基础金融设施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在信贷产品上，农业银行也在积极适应三农发展的新形势新需求，不断进行探索创新。
随着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蓬勃发展，农业银行因地制宜，为新型经营主体量身定制金融产品，已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000亿元；在新疆，针对当地农业生产规模大、作物经济价值高的特点，农业银行专门制定农业大户贷款管理办法，单笔贷款金额可达2000万元；在湖北，农业银行在当地同业中首创家庭农场创业贷款产品……
顺应农村产权改革不断深化的趋势，农业银行积极探索开展了抵押担保方式创新，破解三农客户贷款担保难问题。在黑龙江采访的过程中，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行长助理于山告诉记者，今年该行将积极利用农民集体资产和住房财产可用于抵押担保的契机，密切跟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及时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开展林权抵押、集体建设用地抵押、农民住房抵押和财政直补账户质押担保方式，不断探索支持农业产业链的新途径和新模式。
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业银行在国内金融界率先推出“绿色家园”贷款产品，按照市场化原则，探索出多种模式，累计发放相关贷款3400亿元，覆盖全国600多个市县。
让农民“能贷款”的同时，为了帮助农民“用好款、能还款”，农业银行坚持融资又融“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送知识下乡”活动。甘肃分行结合发放“双联惠农贷款”，在全行系统建立了三农金融辅导员制度，采取业务同步辅导和集中宣讲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向农民宣传讲解三农政策、生产经营技术、基础金融知识等，培育广大农民的金融意识、市场意识、发展意识，帮助贫困农户寻找致富路径、发展富民产业。目前，金融辅导工作全面覆盖58个贫困县已发放或准备发放贷款的村，累计辅导农民超过11万人次。
启示与建议
今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金融服务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涉农金融机构要树立普惠金融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下沉经营重心，不脱农、多惠农，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和金融机构要把加强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有的放矢，综合施策，狠抓落实，务求实效。
作为唯一一家“农”字头的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在金融服务三农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既承担社会责任，又注重商业运作，谋求服务三农和自身发展的“双赢”。针对金融服务三农这一难题，农业银行的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也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落实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应尽快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制度保障。三农业务总体上回报率还是偏低，商业银行追逐利润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不能完全任由市场对金融进行自发调节，有必要通过相应的政策和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今年4月，国务院又制定下发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大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对于这些意见和要求，关键是要抓好落实，建议有关方面尽快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和办法。
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加强银政合作，多方合力共同推进。目前在很多贫困地区，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缺乏有效的资产抵押和第三方担保，很难被金融机构纳入支持范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甘南州碌曲县尕海乡秀哇村村民在“双联惠农贷款”推出之前，已经有15年没有获得过银行贷款。即便有一些涉农金融机构开展的贷款业务，利率也普遍偏高，基本在10~15%，上浮幅度达80~150%。因为农业利润率低，贷款农户一年的盈利可能还不到10%，如申请了5万元“双联惠农贷款”的马自力哈，去年纯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纯粹依靠市场，必然有很多贫困农民被挡在金融服务的大门之外。如果完全靠银行让利于农，提供服务，银行也难以长期支撑。因此，政府与银行加强合作，成立政策性担保公司，实行贷款贴息，对解决农民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还应对贷款农民加强培训，为其提供生产技术和服务，提升农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能力，降低贷款风险。
金融服务三农不能自弹自唱，应与当地产业发展和产业规划合拍。传统观点认为，农业属于弱质产业，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此涉农贷款风险较高、利润偏低。但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实践告诉我们，三农业务也可以帮助银行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关键是顺应农业生产规律，瞄准当地支柱产业，科学合理设计金融产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应该深入研究农业产业发展规律，发挥好“金融引擎”作用，促进农业发展，实现自身增效。
银行要顺应三农发展新形势新需求，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农业银行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出的土地信托流转贷款业务、针对城镇化推出的“绿色家园”贷款产品等，都凸显了创新意识。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农村资源要素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多元化格局日益显现，农户和涉农企业的金融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此，银行开展三农业务必须顺应新形势、满足新需求，积极推进组织、制度、产品、流程、服务等的全面创新，为三农提供专业化、差别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这不仅需要银行业培养对三农的感情，更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研究，特别是对三农发展要素的精准把握，不断提升服务三农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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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10年探索中国三农：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中农网综合整理：杨团：寻找中国的三农&解药&
综合农协试点，在杨团看来，&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它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牵涉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机制都会产生冲突，但杨团觉得，非如此，不能实现中国三农的现代化，为了这个目标，这个&红二代&已经探索了10年
本刊记者/刘炎迅
2013年10月的最后几天，64岁的杨团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刚从大巴山考察回来，就参加《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又赶到山西永济，参与农协成员的培训。
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枣红色的西装外套，几乎毫无修饰的短发，以及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演讲，使杨团看起来十分像革命时期的女干部，甚至她所关注的问题，也与过去那个时代类似&&农民、农村。
&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标，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团，已经探索了近10年。她认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这&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农村生产模式的改变，也牵涉到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但她认为，非如此，不能够推动中国农村向多元、稳定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名&红二代&，杨团其实不必选择这条辛苦的道路，她却乐此不疲。&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她在微博中这样直抒胸臆。
&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杨团的父亲是杨述，母亲则是著名作家韦君宜。两人都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共产党员。
1949年杨团出生时，杨述和韦君宜刚好都在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因此为女儿取名&杨团&，意为&团的孩子&，期望她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文革时期，杨述被打倒，杨团受牵连，处处受到歧视，在食堂吃饭，被人往饭碗里吐口水;去延安串联，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非红卫兵&。
然而，杨团说，她一路遇到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偏见，采取任何歧视行动，反而和善真诚地接待她。那时还不到20岁的杨团感到，&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1969年，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不像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团对在农场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十分用心。比如喂猪，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讲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会使皮肤发痒，弄得双手双脚奇痒无比;她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跑到科技站去找技术员，&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给予指导&。
2009年，她故地重游，又遇到那位技术员，对方居然还记得她，因为她是这里的知青中，唯一找农技站要求做农业科技试验的人。
但杨团之后的生活轨迹渐渐远离了农村。她通过招工回了城，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教、出国、入仕&&直到1980年代末，她因故被暂停工作，恰好当时中国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区做农村调查，朋友们邀她去参加，&顺便散散心&。
再次回到乡村的杨团，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农民们闲聊，突然感到非常安心。她发现，&我最失意的时候，总能在农村找到慰藉。&
然而，当她不再需要从农村获得慰藉后，农村似乎也没有再得到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当时已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杨团，再次跟随团队去农村做社会问题研究，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时期杨团串联时曾去过的延安地区。
杨团吃惊了&&过了将近40年，那里居然没怎么变：农民们还住着窑洞或土坯房，农民的意识也还处在40年前，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也依然原始。
这与杨团所知道的信息形成极大的反差，也引发了她的思考：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政策力度，年投入总额逐年提升，但为什么收效并不显著?无论从人均收入，到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些疑问，引导她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乡村实验。
失败的洛川实验
杨团的乡村实验的起点，始于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
洛川县有20万人口，农民有16万人，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2002年时，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200元，大概仅相当于大城市一个月的薪水。
当时，恰好国家在那里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但杨团发现，国家的新农合，一般只覆盖大病，而对于洛川这样的贫困地区，农民的很大负担是日常小病。她于是开始着手设计一个新的医疗合作体系：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将原本交给政府的每人每年10元统筹卫生服务费，改缴给新成立的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用作全镇的社区卫生统筹基金，覆盖社区卫生服务的所有成本。缴费农民在社区所享受的所有卫生服务均免费，药费和检查费按成本价收取。当地农民称国家试点为&大统筹&，社科院试点为&小统筹&，认为大小结合是最优选择。
但这项新体制对旧有的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2003年底，陕西省有关政府部门认为，洛川&小统筹&不恪守大病为主，借农民名义占用农民个人资金，有损农民长远利益，要求立即停止研究试点。
但杨团不死心：农民的支出没有增加，得到的服务好了，为什么不能继续?她几次回洛川，总有些村民拉着她闲聊，有的开心地说自家因为有了&小统筹&，就医买药省了不少;一些年纪大的干脆称呼她是&观音菩萨&。杨团感到了&责任和承诺&，&我总不能半路撂挑子吧。&
2004年，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试点&二次启动了，杨团还找到香港乐施会，募集资金维持着&小统筹&的运转。
为了避免与国家的新农合冲突，2005年，农医合发起了一场自愿缴费运动，每个农民在按照政府要求交纳新型合作医疗的10元钱外，专门向农医合另缴10元进入基金。号召发起最初，全镇农户中的52.33%都缴了费，占全部农业人口的39.70%(扣除在外打工人口44.12%)，缴费总额达 54260元。这意味着，&小统筹&实验获得了常驻人口中绝大部分的支持。
然而，支持却没能延续。到2007年，农民的缴费率降到了11%。杨团四处走访，发现是因为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下滑，农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不信任、不满意。为了挽回败局，杨团和课题组同事想了个办法，在随后3个月，采取多种措施对试点镇卫生院严格考核，可是，仍未奏效。
但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杨团说，旧县镇卫生院当时有26名在职人员，国家发工资的13人，上班的却只有8人，有处方权的只有3人。卫生院不能解聘国家人员，也无法将他们派往社区卫生站，只能为农医合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重新招聘。但两个体系在经营目标、人事制度、成本考量、管理运作、考核指标上完全不同，都由乡镇卫生院管理，&长此以往，为了机构的利益，卫生院长势必会更关注卫生院，而不顾农民的利益。&杨团说。
杨团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或改革原有的镇卫生院，或自办公益性的农医合卫生服务中心。考虑到改革原有机构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小统筹选择了后者。但是，由于资金、人员、运转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在短期内提升了&小统筹&的自愿参与人数，很快就因成本增大而服务质量下滑，杨团一度只能以研究经费中的劳务费独木支撑，却终究没有挽回败局。
没多久，乡镇卫生院院长换届，新院长没有与农医合合作的意愿，&小统筹&试点宣告结束。
&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洛川实验失败了。
杨团意识到，单一的医疗合作社行不通，因为农村的问题是整体的，任何一个单项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持续的成功。
她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实地考察，寻找&解药&。走了几圈后，她发现，那些乡村里存在大量的跨村镇村民联合组织，既是经济合作社，又是乡村公共服务NGO，&其实就类似一个社会责任企业&。杨团起了名字，叫&综合农协&，&就是又综合生产力，又综合资本，生产生活一体办的小农户互助自治组织&。
很快，杨团就找到了愿意实验&综合农协&的地方。
2007年4月，湖北建始县县委书记带队到社科院拜访杨团，杨团说起&综合农协&的想法，县委书记当即表示：可以到建始来试试。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设在建始县三里河乡河水坪地区的&新农村综合发展与治理试点&开始了。
按照杨团设计的框架，建始试点有两个主体，一是县委县政府，二是农民自治组织&&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新农协&)。此外，还有慈善NGO、社科院、企业等组成的联盟，为试点地区做理论与经费支持。
杨团本以为，这次试点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自上而下，应该比洛川要顺利得多，然而没想到，&新农协犹如巨浪里的一叶小舟，从来未曾平静过&。
因为害怕村干部在农协中行使手中的权力，杨团设计的章程规定，新农协理事会成员中，村支两委干部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半，不过县、乡政府都强烈反对，最后形成了折中方案：不对村干部进入理事会的人数做规定，只明确规定，理事长不能兼任任何一级党政负责人。
但&摆平&了政府，却无法&摆平&农民。第一轮选举，几乎全是村干部入选，一了解才知道，选举前有村干部自己召开了农民代表小会，告知投票的指向。杨团等人只好宣告此轮选举无效。
第二次选举，9名理事中入选的8位是村干部，只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民。按照章程，这位从未做过领导的农民就成了理事长。
&结果理事会成了&一只羊领导一群狼&。&杨团说。尽管多方保驾，但有效的决策一直难以形成。
新农协与县、乡两级政府的关系&最为复杂&。在理想状态里，新农协应该既能保持独立性，包括人事、财务、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执行和监督，又能通过与政府经常沟通，得到信任、信息和必要的支持资源。
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
新农协成立后，县政府领导换了两届，乡政府领导换了四届。&每一届领导对新农协的理解和认识都不同。&杨团说，比如原本应该选举产生的总干事，领导直接下令调换，每次杨团都要亲自沟通，请领导收回成命。
项目资源上的利益争斗也很厉害。杨团举例说，县政府早期支持新农协的二元母猪基地的项目，总投资50万元，但也有些人想要从中捞些油水，于是从项目选址、经营方式、场地建设、负责人选等所有环节，都有人想要插手：杨团和新农协希望项目能使会员广泛受益，但政府主管干部提出要承包给他们指定的大户;在选址上，理事会中的村干部与非村干部意见完全相左，两轮投票后，前者占了上风，当政府要直接拍板时，新任理事长、常务监事、总干事等人突然宣布集体辞职，最后双方妥协，延迟决策。
最终，这个2008年立的项目，直到2010年10月才正式实施。
争斗加深了新农协与政府的矛盾。延期期间，县主管领导几次要撤销项目，新农协四处奔走，&一年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
类似的问题时常发生。如今杨团说起，不禁唏嘘，但她从没有放弃，&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尽管艰难，但杨团总会在失败与坎坷中看到一丝光明。
洛川实验失败后，农医合的一名叫张顺义的理事不甘心，打算独自在更小范围内做点努力。2008年3月，他在洛川镇西村成立了&西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这个小小的分支一直在缓慢地发展，2010年末，西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长张顺义和农医合原理事长一起，筹建了有机苹果专业合作社。
在杨团看来，这是向真正的综合农协迈出的重要一步，也让她坚信，经济合作与社会公益结合的综合农协，并非没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小规模的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各地都有。这让杨团相信，这样的发展方向，符合当前中国农民的需求，也因此萌生了帮助各地农民合作组织交流经验的想法。
2005年11月，在杨团的倡导下，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之家&网络联盟，2010年又正式注册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简称&农禾之家&)，通过培训、论坛、咨询等方式，帮助各地农合组织交流经验、探索创新。
这一年，杨团已经年过六旬了。但她常常为了农协的事情通宵不睡，第二天还能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会场上。为了开会、研讨，她可以不吃饭、不休息，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说，&这个铁人老太太&是&在用生命做公益&。
和杨团在综合农协事业上合作11年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孙炳耀说：&杨团这个人，家国情怀很重，她总觉得自己身负重任，有义务去改变农村，让农民活得更好。&
杨团不否认，&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我总觉得，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如同过去一样，她只要到了农村，同农民接触，就会深感身心舒畅。2013年深秋，她在山西参加农禾之子的二期培训，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到处为成员们拍照，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
照例，第一节课由杨团主讲。杨团在这节课上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乡工。
&为什么不用社工?&杨团解释说，&社工是个专业，有门槛，有认证，但没有经济内涵;而乡工是本土化、职业化、有经济和社会内涵的职业工作者。但能结出什么样的果，还要靠大家!&
责任编辑：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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