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 7 上手体验，告诉你怎么使用好智灵键
手机市场在近两年来，无论是处理器、屏幕、摄像头，甚至包括整机外观设计上，都来到了一个瓶颈期，各家厂商之间的旗舰产品差异化特色越来越少，更多就是在外观、拍照等上面做足文章功夫，但实际体验起来，效果似乎不尽人意。而微创新的思路方式，成为时下智能手机市场中的主流声音。如何将软硬件优化结合，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就成为手机厂商们刻苦钻研的事情。而这一次荣耀家族新发布的旗舰产品荣耀7，除去外观配置方面的话题，最受大家关注的应该是“智灵键”。从之前的仿生平行双摄像头到当下荣耀7身上的智灵键。在每一代的荣耀旗舰上，我们总能发现些许不一样的特色，这一次荣耀7的智灵键也被人寄以厚望，而关于智灵键的讨论也曾出不穷，有人说它是语音助手，有人说它潜力无限。那么，真实的智灵键究竟如何？今天，就让我来分享一下关于荣耀7智灵键的上手感受吧！智灵键是荣耀7身上除去电源键、一体式音量键之外的独立实体按键，可以感知单击、双击、长按三种不同的情景模式，例如实现快速拍照、快速打开应用、进入智能情景模式等等。虽然目前不少手机能够实现用屏幕虚拟按键呼出助手，打开相应的功能，但实体按键的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在手机待机的状态下直接进行操作，省去了解锁等麻烦，对于用户来说，便利不少。然而这就是华为为何要设计一个实体按键的原因吗？当然不仅如何，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智灵键能够感知单击、双击、长按等三种不同的情景模式，每一种操作方式可实现的功能都是不同且可自定义的。在默认设置下，双击智灵键可以打开情景智能功能，长按则是打开语音控制系统。在视觉上我们可以感触到真实的智灵键，但事实上，我们还听到这颗“智灵键”，当你长按智灵键的时候便可以唤醒，而“Diang”一声也似乎告诉手机的主人，我已经随时待命了。首先是针对熄屏快拍的功能，熄屏快拍是荣耀家族的快速拍照功能，以往要完成熄屏快拍需要通过组合键来完成，而现在荣耀7身上只需通过智灵键，就可以唤醒这个功能，这一次的熄屏快拍，更加方便快捷。情景智能也是智灵键的一大全新功能，情景智能会自动将信息、应用上的情况进行整合，如统计步数、距离、卡路里等等数据，如果是活动量太小，会提醒用户适当运动，还能统计手机娱乐的时间并且分类。如果是使用手机累计超过一定时间，也会提醒用户要更多投入到现实生活当中。这些小细节的表示，让智灵键有了扎实的基础向上更进一步。情景智能是智灵键的一大全新功能，根据使用者的使用习惯和浏览过的特定信息，在特定时段发出温馨的提醒，高铁酒店天气等等常方面，管理预订的信息。简单而言，就是通过分析手机内各种信息，将所有重要的通知信息汇总成为卡片类通知，让用户无需在多个应用中切换，只需在情景智能模式下，就能够处理所有提醒事项。而荣耀官方更是表示，在未来会有更多的第三方应用利用荣耀情景智能的接口，为用户提供便利服务。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智灵键的智能语音功能，就是语言助手吧？其实不然，荣耀7所搭载的智灵键，除了能够实现时下很多语音助手才能实现的功能之外，如：打电话、上闹钟、管理日程、搜索、发短信、查天气等功能，还可以发微信、发微博、甚至自主打车等功能，与现有的语音助手并不在一个级别之上。当下语音助手由于受制于权限和优化等问题，仅仅能够调用系统的内置应用，例如电话、短信、相机、日历等等，但荣耀7通过接口开放适配，将微博、微信等软件进行交叉适配，直接通过语音就可以控制第三方软件了。在当下，智能语音不算是一个新鲜事，但怎么样将它的体验做得更好，做得更实用，这一点相信是很多厂商的难点所在。而这一次，荣耀7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答的参考方案，通过开放入口以及优化体验，让智灵键这颗小小的东西发挥出更大的能力。最后，还是要说下荣耀，高性价比的表现收获了消费者不错的口碑，但对于技术创新，相信不少消费者对其知之甚少。而这一次荣耀7专属的“智灵键”，可以说是一颗能够摸得到，又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的技术创新，确实让手机的操作体验更好了。如果是对智灵键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多加留意这台荣耀家族新机型荣耀7，或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体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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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悦网备案许可证：粤ICP备号刘震云自述《手机》故事梗概
刘震云：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主要作品：《一地鸡毛》、《单位》、《温故1942》，1999年，出版200万字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2001年，出版长篇《一腔废话》，日将推出最新电影同名小说《手机》。
“小说会更走心，电影会更好看”
《新京报》：你即将出版的小说《手机》跟你编剧的电影《手机》同名，是把电影剧本改编成小说了吗？
刘震云：虽然先写了剧本，但实际上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小说跟电影结构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小说是三部分，而电影主要用了中间的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只在片头用了一点。我一开始就考虑写一个小说，完全可以等小说写完再改剧本。但有些原因要求要先写剧本，我跟冯小刚导演谈了我小说的设想，他觉得可以用中间的部分改剧本，我就先写了剧本。
从结构上来讲，小说从1969年开始，写到当下，再回到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结构，很时尚。但我觉得它不是浅层次的写了时尚的生活、用品和语言，它是一个走心的小说。我和冯导演力图让电影也能够走心，但是方式上有点不同，因为电影的社会接受度跟小说是不一样的。总之，小说会更走心，电影会更好看。
《新京报》：在完成小说创作和剧本创作的过程中，你觉得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和电影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影视有点像白天喧闹的酒店大堂，各种人都有，出来的声音很嘈杂。小说就像两个好朋友在灯下谈心，能谈得很长，很深入。小说主攻一个事物背后的东西，写大海就写海下面汹涌的潜流、涡流。打比方说好像做饭，影视关注的是桌面上菜的色香味，但对小说来说菜只是一个由头。小说关心的是做菜的过程，要写的是厨房里剥葱剥蒜、菜下锅冒出了烟和火、做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个菜、今天谁来了……写到做菜、吃菜的人还不行，还要写他们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在小说里一个菜背后有很多很多东西，而影视只是桌上的菜。
“它是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作品里长出了许多嘴”
《新京报》：听你介绍了小说《手机》的故事，我觉得它和电影《手机》以及我们对这部小说的想象完全不同，我一直以为会写成一个很时尚的故事，这是你作品的又一次大转型。
刘震云：我觉得《手机》是个非常好的发现，这个发现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作品里长出了许多嘴，都在说话，有不爱说话的，有说假话的，还有说实话的，还有话中有话的，还有说心里话的。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有可能把这些嘴都表演完。一个人在有的场合不爱说话，在有的场合说的是实话，有的时候说的是假话，有的时候话中有话，有时候说心里话。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写非常介入生活的小说，像《一地鸡毛》、《单位》、《温故1942》这类的。后来，我觉得生活不是这样的，占据我们大多数时间的是我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和嘴里的胡说八道，就写出了《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现在我觉得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的全部应该是高山大河、崇山峻岭、城市山庄这样一个全貌的东西，为什么我过去的写作老是把羊赶到胡同里，利用这个胡同来说全貌呢？现在，我觉得都是不对的。一开始写得琐碎平实，接着写得非常张扬，《手机》突然回归到那种一句顶一句的写法，全部使用的是短句子。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新京报》：从《一腔废话》开始，你好像一直非常迷恋说话这个题材。
刘震云：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形的东西随处可见，无形的东西最多的是我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听得见。一个人一天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觉，要说3000多句话。如果晚上说梦话，还要再加上几十句。话语在世界上充斥的这么厉害，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说出来的话跟心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它们之间有很多灰色地带，并不仅仅是口是心非。一句话经过这样那样的弯曲变形才被说出来，走的路程特别有意思，我对这个现象很迷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新京报》：谈到创作的问题，你不止一次地说到“上帝的召唤”，这是指什么？
刘震云：我们在生活里经常有灵光一闪的时候，但在我们的灵感中，95％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极少一部分灵感，在已经创作完了的时候发现它还是有价值的。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灵感可以说它是“上帝的召唤”，也可以说它是“生活的召唤”，“心灵的召唤”。
上帝是非常吝啬的，不会把召唤弄得遍地都是，而且这种召唤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许多事情可遇不可求，但你必须把“求”放在前头，你每天都在求这个东西，突然遇到这个东西，才知道它是好的。上帝还特别狡猾，一个非常好的灵感闪现时往往并不那么光芒四射，一般来说外面包着泥土、杂草，我们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现和坚持的过程。
《新京报》：我觉得这是你对写作一种非常深刻的感悟，你讲的是一个发现写作的源头和起点的过程，它会最终决定小说的质地。
刘震云：实际上，每一次灵感带来的创作你都觉得它是新发现，但写完之后你发现自己找的不是它。等你又有一个发现，写完了觉得挺好，结果过了几年，你发现你找的也不是它。一个创作者的艰难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他写不出东西来。这种较量的过程，对心理承受能力要求非常高。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也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
《新京报》：不断地怀疑自己、推翻自己，是一个很难以忍受的过程。
刘震云：而且，这个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你无法对人言说，因为说出来别人也理解不了。《手机》里有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会让我稍微有些悲凉的感觉。这种感受无法告人，又没有什么不可告人，解释就显得很矫情，好像没有什么说不明白的，但开口说话又确实不容易。更大的麻烦是，你觉得它不是你，但别人已经框定它就是你了，你不但较量不过自己，也较量不过别人。现在，说起刘震云大家就是想起写过《一地鸡毛》，还写过一个特长特长的看不懂的《故乡面和花朵》，我自己觉得特别拧巴。这些年来我心里总是有一种声音在说：继续找吧，你能够找到它。我模模糊糊知道它是谁，我也试图接近它，但我还没有机会说：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一定能够找到“它”吗？
刘震云：我希望在三五年之内抓到它，我预感到它在哪里了。这个预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在不断探索的写作过程中，走过了很多弯路，慢慢、慢慢地在接近它。也许在集市上找遍了没有，在村庄里找没有，在大饭店里找还没有，但转过头来发现，它就在村庄的一个小角落里。我说：兄弟找了你多少年，你原来在这里呆着呢。真正找到它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会声泪俱下。
刘震云自述《手机》故事梗概
& & 第一部分
主人公严守一的表哥在矿上挖煤，好长时间没回家。他带着表嫂到镇上打电话，那个时候电话刚接到镇上，打电话的过程非常艰难，打通很不容易。电话终于打通了，接电话的老头说：你什么事？严守一说，我叫严守一，小名叫白石头，我嫂子叫吕桂花，我嫂子问一问矿上挖煤的表哥牛三斤还回来不回来？老头说：这事还用打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整个矿上就一部电话，全部通过广播喇叭播出去。老头打开广播喇叭说：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当时傍晚天上下着雪，好多工人刚从矿井下钻出来，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特别好玩，全都笑了。广播声音在山里不断的往复，后来就成了大家的传唱的歌曲：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 & 第二部分
故事跳到了现在，小时候的白石头成了著名的主持人严守一，他是一个以说话为生的人。他成了名人之后，全国人民只有严家庄的人不理解：他爹一天说不了10句话，这个王八蛋居然每天拿说话当饭吃。严守一的节目以说真话见长，但他的生活中却四处埋遍了谎言。这些谎言和一个现代化的手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手机就变成了手雷，手雷就爆炸了。严守一从小死了娘是奶奶养大的，他奶奶是他惟一说心里话的人。
& & 第三部分
故事跳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严守一奶奶的故事，但从头到尾又没写他奶奶，只写了他的爷爷。他爷爷在口外贩牲口，家里人觉得他该娶媳妇了，就托人往口外带了一个信让他回家娶媳妇。这章写了这条口信的历险，一个驴贩子到这个村里来，家里人托他给儿子（严守一的爷爷）捎个口信。驴贩子经历了非常大的困难，走不下去了，就托了一个唱戏的捎这个口信。唱戏的又走不下去了，就托了一个修脚的捎这个口信。经过几年这个口信飞越了高山大河，完全变形了。
&《新京报》日
来源：中国网文化星期五
.cn/chinese/feature/450770.htm
&刘震云：生活就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
在冯小刚的书《我把青春献给你》里面，刘震云被描写成一个憨厚而好奇的作家，同时书里也透露了一件事：冯小刚的新电影《手机》，正改编自刘震云的还没完成的同名小说。现在电影《手机》已经在澳洲做后期了，小说《手机》进行得如何了？借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刘震云。
& & 沙发的Ｎ种坐法
某大厦里某公司有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入住这里的是作家刘震云，他受朋友邀请在这里休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小刘看家！”在这间办公室的大沙发上，小刘尽情地坐着，一会儿靠着一会儿歪着一会儿脱了鞋盘起腿，就差坐到沙发靠背上去了。
电影《手机》是小说《手机》的一部分，讲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刘震云说，他家楼下有一个民工告诉他，人分四种：不认识、认识、熟人，还有朋友。听了这种划分的方式，刘震云问他：“我是哪一类呢？”民工一乐，狡黠地说：“你是朋友！”
刘震云特别迷恋人和人之间这种距离，甚至搬出孔子的话来研究这种“距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初听起来这是非常高兴的意思，再一想，这其实是一句不高兴的话，证明他的身边没有朋友！第三层意思依然是不好的感觉，远方来的人，那么多年没见面了，还是不是朋友？难说！只好表示出一种姿态，先当是朋友吧。所以我从孔子这句名言里，看到了他充满了对身边的人失望，对世界的迷惘和对自己悲凉心理的反思。这就是孔老师的真实心理写照。”
说到这里的时候，刘震云在沙发上碾来碾去，换了无数种坐姿后，终于把话题拉回了小说本身：“小说比电影容量多。电影主要讲的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主持一个叫《有一说一》的节目，是个以说真话见长的节目，但是他在生活中，在手机里说的都是谎话，以至导致了生活的种种变故。”《有一说一》，听上去有点《实话实说》的意思，刘震云笑着在沙发上翻了个身：“不是不是，就一个字相同。”
& & 夸人夸到骨子里
在采访刘震云的过程中，他一直自称“小刘”，称我“老师”，动辄就说：“你们老同志骗我们年轻人！”夸不死人不罢休，不管是在场的还是不在场的，只要提到的，刘震云都夸得云山雾罩，态度殷勤，技术娴熟，在夸人的过程中，他似乎得到了莫大的快感。
刘震云曾经说过：“我不懂电影，冯小刚不懂小说！”那么他们俩如何在改编剧本和拍摄中达成共识呢？刘震云以官方的语调说：“在改编剧本的时候就磨合好了，小说嘛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拍电影的时候就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说到这里，他仿佛找到了感觉：“我很信任冯导演的电影语言，大多数时候，冯导演比我见识高，我比他低，所以他经常把我从低的境界拉到高的境界。”
夸过了不在场的人，刘震云开始夸找他要影视资料的一位同事，先是把人家往自己的大班椅上让：“坐这儿坐这儿！”被拒绝后又说：“有时间您带着我看看这些带子，我都看不懂！”同事要走，刘震云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急啊！”同事说：“您这儿有事呢，我就不打搅了！”刘震云假装一愣：“您看您，还真有眼力架！”
小说《手机》预计在年底电影公映前出版，刘震云说：“等我修改完了，您给看看，给润色润色！”
生活就是胡说八道和胡思乱想
刘震云团在沙发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刚刚洗过澡，正在偷偷休息的民工：他身穿红绿格子衬衣，一条长到膝盖的肥短裤，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趿拉着。老板桌上还放着一个绿油油的军用挎包。这些，都是刘震云的标准行头！我问刘震云，穿成这个样子会被人误会吗？刘震云很惊讶：误会什么？误会您是民工啊！刘震云笑了：“那是你和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以为我这样很酷的！这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对我自信心打击特别大！”
& & 刘震云把自己的写作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借助生活，生活内部的原动力给作品支持，写的都是自己的真实体验，自己经历的生活，比如《一地鸡毛》。第二阶段，刘震云发现许多表面的东西并不真实，比如吃饭、上班、睡觉，这些东西不是真实的生活。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空隙里，每个人都在想好多好多事，这些事互不相干，是胡思乱想，而你具体做的事情，不过是这些胡思乱想的载体。
“不单是白天这样，晚上一睡着，依然是胡思乱想。我们每天胡思乱想要占整个时间的９５％，具体做的事情只占５％，我以前把５％当成１００％来写，就不真实了！后来我就写那９５％。”
这个阶段刘震云写了《故乡面和花朵》，但是许多读者对这２００万字的反应是看不懂，网上调查，居然只有不超过１０个人看得懂！刘震云感到些许遗憾：“换一种思维就看懂了！”
第三个阶段，刘震云说这个阶段是写看不见的东西，他写了《一腔废话》。“一个语言学家告诉我，一个人一天说３０００句话，加上梦话五六十句，你仔细想想，有用的话到底有多少？大多是胡说八道，最多的胡说八道就是吃饭的时候说的话。朋友一顿饭吃４个小时，都在说什么？我并不是说这些胡说八道没用，相反我觉得非常有用！如果是没用的，为什么一天要说那么多这些话！这些话的用途就是支持着我们的生活，和胡思乱想一样，都是人本身的一部分，一个人就是由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组成的，支撑着人的心灵，从小到大，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完了，就去世了，临死的时候说：我这辈子没白过。”
刘震云两手一摊，很得意自己的自圆其说。
& & 自己吆喝不是错
翻看数码相机里给刘震云拍的照片时，他很感兴趣地凑过来点评着：“不好，闭眼睛了！”“怎么都是全身的？”采访结束送客的时候他很认真地说：“认识好点的摄影师吗？我想照点照片放在计算机里，以后有人要发过去就行了！多照点！”看来刘震云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
关于为什么要掺合影视剧，刘震云很坦率地说：“自己的东西要自己吆喝！国内凡是有名的作家，你随便想一个，都有影视作品！许多作家都是通过电影让人们知道的！生活在变，过去卖豆腐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喊：豆腐！现在卖豆腐开着拖拉机，用小喇叭喊：豆腐！豆腐！人们现在更依赖影视剧而不是小说，如果不认识到这个现实就会很麻烦，恐怕会很酸——陈腐。”
那么刘震云有没有在电影《手机》里客串一把呢？刘震云说：“我是想演个角色啊！冯导演不让，批评我‘还想往演艺界钻！’”
& & 刘震云
１９５８年生于河南省延津县、１９７３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７８年复员回家乡当中学教员，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２年毕业分配到《农民日报》社工作。１９８２年开始文学创作，１９８７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文坛注目。１９８８年之后发表中篇小说《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１９８９年考取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现为《农民日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温故一九四二》等。
《精品购物指南》日
来源：中国网文化星期五
.cn/chinese/feature/398483.htm
& & 王府井的世代变迁
早年间，北京的胡同里有不少官井，各家住户自用自汲，彼此无争。后来有钱有势的人家，在自家的院儿里打井，井由伙夫管理。他们找人给他们挑水，同时也给别人送水，收取“井租”。久而久之，挑水的仗着井主的钱势成为这一片儿的“水霸”。
■“文革”期间，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钟表店，盛锡福改叫红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长征鞋店
我尚是外省的学童时，从地方小报上读过一篇叫《亨得利斧影》的侦探小说，内容已记不清了，它惟一的教育意义在于：让我很早就知道北京有个王府井，王府井有个“亨得利”。
后来移居北京，王府井是必逛的项目，走着走着，就到了亨得利钟表店门前。那一瞬间没想到别的什么，而是想起了一篇遥远的侦探小说———亨得利果然还在啊，仿佛一直等待着我。
我有一种重逢般的感觉：这是我曾经神游过的地方。直至此刻，那篇虚构的小说才真正完成了现实中的使命：把我引导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点。
虽然钟表店里的老板、营业员乃至进进出出的顾客，恐怕都不曾读过那篇没什么名气的小说。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梦想中的亨得利，和生活中的亨得利，终于重叠了。而生活中的王府井，同样也证实了梦想中的王府井：并不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它是一条现实主义的街道，两侧商铺林立，人流如织。我和我的那点心思，很快就被新时代的喧嚣与噪动给淹没了。
亨得利的钟表，仍然在很刻板地走着———时针、分针、秒针，交替迈步。虽然也曾几度停摆，但并未阻挠时光的流逝。亨得利，以自己的方式为王府井的历史计时。
逛王府井，我耳畔总回响着钟表的滴答声。真奇怪，它似乎比汽车的喇叭声、商贩的吆喝声、游客的说笑声更漂亮，也更真实。我把它当做王府井的心跳，一颗古老的心在跳动。
王府井的老字号，可远远不止亨得利一家。
这些年来，我不只在亨得利买过电子表，还在盛锡福买过遮阳帽，在同升和买过千层底懒汉鞋，甚至还在大明眼镜公司配过变色镜。至于稻香村的南味糕点，更是要尝一尝的。
对于我来说，在王府井走一圈，购物并不是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感受那古朴而热闹的氛围(仿佛在茫茫人海中用腮呼吸)，为了朝拜一系列的老字号———我的心情可比怀揣的钱包丰厚得多。
“文革”期间，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钟表店，正如盛锡福改叫红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长征鞋店。可结果怎么样呢?被摘去的老牌匾最终还是重新挂了起来。老百姓都已叫惯了，要改口是很难的。再说，又有什么必要改呢?
■民国四年，袁世凯曾下令将王府井更名为“莫里逊大街”，但北京百姓没有承认它
包括王府井也是这样。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下令将这条街道更名为“莫里逊大街”———因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里逊在路西100号(今271号)居住，而他替袁世凯当皇帝捧过场，后担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1919年以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可王府井是绝对不属于某一个人的。虽然西方人士习惯称之为莫里逊大街，但“北京的老百姓没有人承认它，依然叫这条街为王府井大街。1948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所立的用英文书写的莫里逊大街路牌也被老百姓推倒，将其投进垃圾堆中”。(王永斌语)
■北京的水井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数王府井，但如今它已蜕变成一个抽象的地名，不仅已枯竭，连井址都失传了
& & 王府井是属于老百姓的。
& & 老百姓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至于王府井为何叫王府井，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此地曾有王府是无疑的，曾有井也是无疑的。只是王府早已湮灭，井也“地址不详”：有人说原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便道上有一口井，有人说经济日报社院内有一口井……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有关部门确实在天主教堂隔马路的斜对角挖掘了一口井，新配置井盖与护栏，并加以文字说明。但它是否确为原始的王府之井遗址，估计谁也不敢担保。
那口大名鼎鼎的井在与人类捉迷藏。或者说，是时间在与人类捉迷藏。
大街南段西侧，尚存大、小甜水井胡同———可也只是空洞的地名，因为井已失踪。只是在史料中有相应的记载。譬如清代朱一新著《京师坊巷志稿》，言之凿凿地声明“王府街”有“二井”。
也可以讲，这一带的水井太多，反而让人弄不清王府之井究竟属哪一座。
多多益善。或许王府之井本来就不仅指一座。惟独井水之甜是无疑的。
探查大、小甜水井胡同，我步履谨慎，生怕踩破了一个梦。胡同本身，在蒙古语中即是水井的意思。北京城里，胡同之密集，亦可想见水井之众多。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被填平了，有些遭到废弃，总之大多数已名存实亡。在普遍安装了自来水设施的时代，井已成文物，抑或作为古典的象征。井已非为饮水之用，它真正的功效在于审美。
“有井水处皆有柳词”，本是夸奖宋代词人柳永的。若泛指的话，有井水处皆有人情，有井水处皆有世故———似乎也说得过去。
北京的胡同，是难以统计的。北京的水井，也是无法计算的(据说带“井”字的胡同曾有上百条)。它们都属于被遗忘的角落里被废黜的事物，不断地遭受损坏，随时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为水井的没落，我不禁担心起胡同的命运———同样也会倾覆，只留下象征性的地名。没准儿某一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虽张挂着某某胡同的门牌，却已无胡同之格局与气象。
王府井不就是这样吗?岂止不见王府，更找不到那口古老的井了。于是只好以赝品来代替。
北京的水井，剩下的已不多了。硕果仅存的一些，水都已经枯了吧?甜水井，甜水井，简直像神话。再甜也甜不过满大街热销的雪碧与可乐呀。有了工业化的软饮料，人们也就忽略或忘却了田园情调的水井。
参观为旅游观光而发掘的那口“王府井”———铜铸的井盖上镌刻着对典故的解释。我怎么读，怎么觉得像是为北京水井这一光荣的集体所拟定的墓志铭。北京的水井已经死了!
而在元代，在明清，整座北京城都是靠井水哺乳、滋润的。整座北京城，都不过是一扇庞大的井盖。
北京的水井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数王府井，其次才是珍妃井呀什么的。王府井已蜕变成一个抽象的地名，不仅已枯竭，连井址都失传了。可它仍然是生命之源。它以另一种形式的井水(商业)浇灌着老北京的后裔，人们称之为“北京的窗口”，以及“中华第一街”。
■据记载，王府井曾为明代十位亲王的“集体宿舍”，明时称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清时称王府大街。王府井大街因之得名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王府井大街，确实出名了，为之提供原始依据的王府与井，却先后消失，彻底变成传说：“这里原来是王府的住宅。王爷府中有一口有名的水井……当年井上有一座精巧玲珑的六角亭子，井口是一块大石头凿的圆孔，井沿很高。井的南面就是王府大院，很阔气……”(转引自赵志忠著《北京的王府与文化》)
王府井的现实，是与“王府井”的传说分不开的。
我一度没弄清王府井所称的王府，属于明代的，还是清代的。偶然翻阅《明太宗实录》，才解开了谜团：“……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日兴工，至是成。”看来此地曾为明代十位亲王的“集体宿舍”———一座座王府唇齿相依。据说这十王府位于今烤鸭店的帅府胡同至长安街一带。王府井大街就因之而得名：明时称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清时称王府大街。
■今东安市场的原址在清初时曾为平西王吴三桂的王府。清末时原在王府大街两侧摆地摊的小商小贩被统一管理，东安市场由此得名
十王府选址于东安门外，肯定是因为永乐皇帝的恩赐。东安门是皇城的东门，这十王府属于“皇城根儿”。皇城根儿下多贵族。东安门在1912年“壬子事变”中被烧毁，南段的皇城城墙于1917年拆除。城已消失，门也不存，惟有东安市场能唤起人们的回忆。东安市场的原址，在清初曾为某王府———你猜是谁的?是吴三桂的。吴三桂被顺治封为平西王，其宅邸一定很豪华。他后来因叛乱而身败名裂，风光一时的“平西王府”自然也难逃厄运：被连根拔除，平毁后移交八旗兵神机营作操场。可惜呀，“平西王”自己最终也被人“平”掉了。王府的遗址，驻扎着一群“打靶归来”的大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原在王府大街两侧摆地摊的小商小贩，全被收容进废弃的神机营操场，统一管理———命名为“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沾了东安门的光，沾了皇城根儿的光，生意火爆。宣统元年(1909年)的《京华百二竹枝词》述及其盛况：“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原诗附注：“各处创立市场，以供就近居民购买。东安市场货物纷错，市面繁华，尤为一时之盛。”看来大清帝国的“市场经济”，最初是从这里搞起来的。
如今你要去王府井，再也找不到那露天搭棚(俗称“雨来散”)的东安市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东安市场”大楼凌空屹立，取而代之。
清末的王府井一条街，是靠东安市场带火的。加上它南接东交民巷使馆区，可以很方便地挣洋人的钱。同样，它也比其他地段的商铺销售更多的进口货。譬如亨得利，主要推销瑞士的名牌钟表———劳力士、浪琴、欧米茄之类。
王府井的明代十王府，早已成了海市蜃楼。废弃的十王府遗址，清雍正年间营造了贤良寺。
王府虽未留下一砖一瓦、只鳞片爪，但王府井大街就是这么叫响的。
■其实在未有王府之前，此街就存在了。据记载，元朝时它的名称为“丁字街”
其实在未有王府之前，此街就存在了，据元末明初熊梦祥著《析津志》记载：元朝时名称为“丁字街”。主要指今灯市口至金鱼胡同一段。这一段，在民国后又叫“八面槽”———据说路中间有一架八角形的水槽(清朝遗物)，原是供南来北往的客商饮马用的。我想，那时候载人运货的骡马(可能还有走过丝绸之路的骆驼)，俯饮的一定是甜美的井水吧！
对奔波于城乡之间的骡马而言，这架巨大的水槽就是北京的标志，就是最好的街心花园。
估计那口井，离饮牲口的水槽不会太远吧?否则一桶桶地拎过去，多麻烦呀。
& & 而今井已失传，水槽也荡然无存。
在原先安装水槽的位置，站立着一位指挥交通的警察。他可以疏导车辆，却唤不回遥远的马群。所有的往事，只服从岁月的指挥。
& &《北京青年报》 &
2003年11月
来源：中国网文化星期五
.cn/chinese/feature/437166.htm
& & &感动中国的郭沫若
《天上的街市》给我带来的快感记忆犹新
我早在上小学时就在课本上读到了郭沫若的名诗《天上的街市》，课本上似乎没有署作者的大名，或者说，即使署了，我也没记住；因为我从小读各种文学作品，哪怕是《水浒传》、《哈姆雷特》，我也不注意作者姓甚名谁，借用钱锺书先生的比喻来说，我只管吃鸡蛋，压根没想着这蛋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哪只鸡的屁股底下滚出来的。直到读研究生时，为了要做所谓的学问，才开始翻阅郭沫若的传记材料。但那些枯燥乏味的文字根本无法跟《天上的街市》相比，它是那样纯真、明朗而新奇，它在几乎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给我带来的快感，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在原来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中，那阻隔他俩的银河是何其宽广，他俩的相见是何其艰难，一年才一次。而在郭沫若的诗中，银河并不宽，牛郎织女能骑着牛自由随意地来往。这表现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把人间天上都美化了，不仅给我幼小的心灵以美的享受，而且使我也被感染了，我也同情起更早时候从母亲口里听来的牛郎织女的不幸境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老想着自己能变成诗中的那颗流星，以灯笼的形象去照亮他俩的闲游。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预言诗人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他甚至用楚辞体翻译拜伦勋爵的诗。真正称得上成熟的现代汉语诗集的当数《女神》。从精神内核，到形式音韵，它都是“五四”时代的弄潮儿。郭沫若这些写于1920左右的诗作，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期，他对现代汉语这一极其稚拙的媒介，已经把握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现在的好多诗人都未必能应用得那样自如。郭沫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预言诗人，《女神》中那激昂的斗志、浪漫的情怀和反抗的决心，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闻一多曾盛赞《女神》，说：“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女神》不仅是某一时代的肖子，而且其中有些篇章，如《维纳斯》、《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和《天上的街市》等都是不朽的诗篇，将感动所有时代的读者。“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读着这样自然天成又情意绵绵的诗句，哪一个感受力正常的读者不会怦然心动？
他的讨蒋檄文让他亡命日本
郭沫若使中国受到震撼的散文作品是那篇让他出尽了风头也吃尽了苦头的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从1926年到1927年，郭沫若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全过程，从而了解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险恶为人和罪恶目的。
日，蒋制造了“安庆惨案”，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虽然当时郭沫若跟蒋的个人关系还没有破裂，蒋在离开安庆时，甚至还致函郭沫若，要郭跟他一起走。但郭沫若出于真理和大义，断然拒绝了蒋的好意，化名化装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这篇被广为传诵的、痛快淋漓的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蒋介石当时手握兵权，权倾一时；郭沫若作为一介文人，能公开列数蒋的各种罪行，谴责蒋的流氓行径，并号召民众革蒋的命；这需要多大的胆气啊！这篇文章一出手，就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震动，使人们看清了蒋的真面目，对蒋“这位革命领袖”开始有了怀疑和警惕。对中国现代革命诸种势力的分化与重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现实作用。郭沫若也因为这篇文章大大得罪了蒋介石，蒋悬赏三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迫使郭于1928年亡命日本。
卓文君和王昭君鼓舞了多少中国妇女
同样感动过并依然在感动中国读者的是郭沫若的几部戏剧杰作。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1925年又创作了《聂嫈》；1926年他把这三个剧本汇编成《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这些早期剧作表现了一代代青年所渴慕的“藐视一切权威的那种反抗的精神”，他替千百万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压制的中国妇女呼喊道：“我们女子要谋种种独立的生活，要要求种种平等的待遇呢！”在当时真可谓胆大包天、石破天惊。这部剧一发表就受到了封建卫道士的围攻。据说，当时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在演出这部戏时，引起了当地新旧势力的公然对决，以至于县议员们动议要罢免校长；后来，浙江省教育会还以它“不道德”、“大伤风化”为名，禁止学生把这个戏搬上舞台。
如果说卓文君反抗的是以父亲为代表的族权的话，那么王昭君反抗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君权，她的反抗同样悲壮。郭沫若以天才诗人的霸气，一改旧剧中王昭君“恋恋不忘君”的懦弱形象，使她跟汉元帝对立起来。元帝本来意欲甚至逼迫她留在宫中，但她不畏强权，不图享受，坚持要去荒沙漫漫的塞北，嫁给匈奴王。王昭君的形象鼓舞中国女性跟男性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敢于挑战、迎战来自权力顶峰的威胁，誓死捍卫作为合法公民的权利和尊严。有相当数量的妇女正是在郭沫若这些戏剧作品的感召下，走上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道路。
《屈原》每次上演我都要去观看
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是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一下子使整个山城轰动震惊，人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入战斗。《雷电颂》，还有像《凤凰涅槃》之类的诗篇，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都会引起相当轰动。《屈原》每次上演，我都要去观看，让文字的雷电击打我，使我从庸庸碌碌的世俗人生中惊醒过来。
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
我承认，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受益于《女神》。哪怕不是专门用来朗诵的作品，我也尽量写得朗朗上口，音韵酣畅。我曾找来《女神》的各种版本，读了不知多少遍。我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不少诗句。有些诗句的韵律已经内化到了我的思维深处，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有意无意间就在自己的作品上打上了烙印。我觉得，那是有益的影响，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解是所谓专家讲解，我也忝列其中。每次讲到郭沫若，我都会抱拳颔首，微微表示一下特殊的敬意，每次讲到《女神》，我都会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似的，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一个人身体不佳，是不宜讲《女神》的。
我敬慕鲁迅，但仰慕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有天国之思，他的诗篇能引领我仰望云天，而不仅仅扫视尘寰。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版图上，鲁迅思最深，郭沫若才最高，钱锺书学最富。我曾当着数人的面，真诚地对郭老的哲嗣郭平英女士说，“以郭老的才华，如果他专攻一门，哪门弄个诺贝尔奖都绰绰有余；当然，以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他恐怕不屑于被某一个专门领域所拘牵。”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学者对郭沫若的晚年表现颇有微词，甚至有扳倒他的架势。但我认为，那都是蚍蜉撼大树，自取其辱。郭沫若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瑕不掩瑜，他的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不会因为他晚年有所失节而失去光芒。现在我们还一直在阅读他、研究他，朗诵他的诗歌，上演他的戏剧，就是不言而喻的证明。
& &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男)()原名郭开贞，号尚武。鼎堂，曾用笔名麦克昂、易坎人、石沦等。四川乐山人。&#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同年底赴日本留学。
1918年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后弃医从文。
192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同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发表过《残春》等少量小说。
1926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 &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出版诗集《恢复》。同年被迫流亡日本，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并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历史研究，出版了后来引起争议的《十批判书》。
1948年到解放区。50年代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先后出版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论著《李白与杜甫》等，学术专著《石鼓文研究》、《奴隶制时代》等。
&《北京娱乐信报》日
来源：中国网文化星期五&.cn/chinese/feature/423943.htm
& &&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在一次“作协”会的发言中，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要把60年作为一个单元”。
1952年5月，柳青从北京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一扎下去就是14年。
这十多年间，柳青与皇甫的人民结下了生死情谊。柳青一直患有严重的过敏性哮喘病，“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便与人进山冒险打狼，因为他们听说狼油能治病；柳青妻子马葳不堪精神侮辱，投井自尽，长安县干部群众站出来，安排柳青家庭，照顾柳青子女；柳青病重，正无依靠，他们赶来了，一次次背柳青去医院……1978年，柳青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柳青骨灰安葬那天，镐河两岸的乡亲们纷纷来到神禾源，向柳青告别。老乡们说：“柳青活着是我们的人，死后也要和我们一样埋。”
虽然身处群众之中，可对于作家柳青，却总认为还应当更深入地了解群众：了解他们心理，他们特定情况下的活动，甚至发怒时的骂人……
皇甫村有个女人，颇能骂街，常常张嘴就来，一两个小时不重样。柳青是“县上”干部，又是知识分子，大家很尊重他。这女人没对柳青张过口。但柳青不满足，因为这特殊语言的生动非寻常可比，需要了解，故一次将这女人一只鸡隐匿，然后蹲在一边，听那女人上天入地地骂，毕后上前致歉，原鸡奉还。
熟人之间偶然碰触，这种情况多见，容易把握，生人呢？长安县城边，有高坎，下面是做小买卖的商贩。柳青上了高坎，故意蹭下几块黄泥，惹得人不高兴。那反应有怒目，有叫骂，有忍让，人之情态，由此可见一斑。
《创业史》中有一重要人物——姚士杰。这人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但却以堂姑父的长辈身份，奸污了在他家做活的妻侄女素芳。姚士杰是男人，他的心理柳青可以揣摩，可素芳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呢？为了写得真实，柳青向妻子马葳询问，相互探讨，最终将这段表现特殊情状下的人物心理刻画了出来。
柳青写《创业史》，就是想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用艺术的笔触展示出来。这个过程，他是亲自参与始终的，而且常常以一名农民、社员的立场，直接置身其中。
1960年4月，《创业史》出版前一个月，柳青便将该书稿酬16065元一分不留地捐献给了王曲公社，用以修建农业机械厂。后来他又为给生产队安装电线花去了自己全部积蓄，最后弄得不仅无分文存款，还欠了出版社的债。
1962年4月，由于饲养管理不善，皇甫各生产队普遍发生牲口死亡现象。柳青停止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同公社干部一起，检查了全公社各生产队饲养室，和饲养员一起分析情况，总结经验，最后执笔写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油印下发给全公社的饲养员。
1972年，正在接受“审查”的柳青，听到陕北亲友告知，当地因连年干旱造成集体经济困难以及人民生活艰苦的状况，“于心不安”，不顾当时“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口径，写出《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文章，提出“陕北地区不宜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而“气候、土壤和地形是天然的最理想的苹果产区……”
1958年时，《创业史》虽还没有显身，但柳青已深入生活6年多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预感到他可能在酝酿大作品，便在当年5月，向柳青约稿，并要求确定出书关系。不久，柳青回信：“我的小说第三遍稿，还远没有写完。写完后，还要发表，发表后才能谈到出版问题。我的想法是在离出书还很遥远的时候，不作任何过早的协议，给自己增添心思。”婉言谢绝了签订约稿合同。
柳青在皇甫村呆了十年，但从不随便介绍经验，决不轻率讲话，也不随便会见记者，不拍照。一次，电影厂的同志来，说是出于宣传需要，要拍几位长期生活在农村，并在创作上有成就的作者的新闻片。当时需要拍一个参加劳动的场面，但柳青觉得自己除去写作，参加基层工作外，基本没有参加体力劳动，感到很别扭。但为了“配合”，就勉强拍了，“事后越想越后悔，十年没作假，这次作了假，今后再不干这样的蠢事了。”
& 《人民政协报》日
来源：中国网文化星期五&.cn/chinese/feature/423941.htm
& & 惊叹《文化苦旅》的“水洗”
大概还无人把《水煮三国》和《文化苦旅》两部书相提并论，而一旦这样做就会发现，两部书有共同的特点和值得追求的目标。尽管那目标离我们一般人显得很遥远，恐怕经过毕生努力也未必能达到，但只要我们有了那样的观念和意识，并躬行不懈，我们做事的效果肯定会好许多。
《文化苦旅》是较早的畅销书。作者余秋雨曾任上海文学院院长和教授，是著名的学者，发表过不少大部头的学术论著，但读者往往限于学术界有关小圈子。《文化苦旅》中的散文是作者引发轰动效应和令世界华人快意过目的第一批普及文化的文章，几乎每一个关心祖国文明的华人，阅读之后都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我家里存有余秋雨先生的《秋雨散文》、《霜冷长河》、《行者无疆》、《借我一生》等著述，其中的《秋雨散文》是作者为故乡省份浙江文艺出版社“交作业、存私房的选本”，可以说囊括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几部书中的精华。已拜读过其中一些美妙文章的我，毫不犹豫地从所居城市北方书局的书架上将其优先选定，买回家中，抓起这道文化大餐便接连享嗜。
“一个王朝的背影”许可算作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吧？家存的四川文艺出版社一部文集以此作为书名，加了个“穿越中国历史的散文之旅”的副题，可见《文化苦旅》及“一个王朝的背影”，在编者心目中占有足够的位置和分量。文集的“序”先指出：“历史，很容易成为历史学家‘冷柜’中的储藏品，板着冷冷的面孔，结着凉凉的霜花，使人亲近不得。”然后设问：“有没有另外一种打量历史的方式呢？”继而回答道：“有！本书就是明证。”
得到《文化苦旅》写作方式的启发后，有的当代作家也开始“行万里路”，耳闻目睹各种文化信息，像打捞沉船一样捕捉历史素材，精心描绘成灵动的历史画卷。
《光明日报》“文荟”版编辑韩小蕙在《1998年中国最佳散文》一书的“序”中，就高度评价了“空巢”作者素素，说她“近年来在东北地域游历了一大遭，写下一个‘独语东北’系列，篇篇近万字，篇篇问古说今，篇篇透着女子少见的大气。”
可惜我只读过素素的“空巢”和“笔直的阴影”等不多几篇文章，但已经能感受到我与她明显的差距，在于对曾身临其境的沈阳张氏帅府和旅顺口白玉山塔，均“眼前有景道不得”，属于文化素养和笔力不足；而许多当代作家与她的差距，则在于缺乏为读者服务的意识、穷根究底的精神和对于中华文明的真诚热爱。素素把内心感受表述得很动人，但她的书不是新时期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一个里程碑，所以在有涟漪的湖水里只是增添了波纹。
仅就描写清朝的历史文化散文来说，走进避暑山庄并因而生发意境的“一个王朝的背影”并非首例。收集在《中国名胜诗文鉴赏辞典》一书中的“离宫思絮”，也是一篇不逊色的怀古文章，作者袁鹰是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阅历丰富，观察分析事物能力不亚于学者，且文笔相当洒脱和遒劲。
那为什么“离宫思絮”没有产生像“一个王朝的背影”那么大的影响呢？原因恐怕在于《文化苦旅》是一组揭示整个中华文明坎坷发展历史的文章，兼具命题诱人、资料翔实、现场追述、娓娓道来等优点，发表时又应和了愈加多的读者滋补历史文化的需要，有聚合效应，所以冲击力和震动力更大。“一个王朝的背影”不过是《文化苦旅》的化身。
各种散文集的选家之所以特别偏爱“一个王朝的背影”，不能排除文章命题立于主宰华夏大地的王朝的兴衰，可供游览的名胜古迹整理较完好或地理位置适中等因素。余秋雨的其他散文，一般不同时具备这两方面主要因素。比如“流放者的土地”和“脆弱的都城”，分别述及了黑龙江省宁安县的古流放地“宁古塔”和古渤海国废墟，可这么偏远的地方，有多少人肯步余秋雨后尘来凭吊呢。
然而，您不涉足不要紧，只要余秋雨叙述的古流放地“宁古塔”和古渤海国废墟，一旦成为您的“目光所能及者”，您就会感到触目惊心。这就是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魅力，就是余秋雨将他所感受到的“中华文明的苦”传染给我们大家的用心所在。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自称“西北胡儿”的周涛，为什么谈及《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等余秋雨作品时说：“我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学者散文所达到的最高的高度。”原因无外乎余秋雨“把散文和学者的某种长处结合起来。┅┅他是普及文化的一个学者”。（傅光明《生命与创作》第8页）
余秋雨自己则表述为：“我完全是从把一个大的学术问题，试验着用散文的感性笔调来进行思考和讨论”。“《文化苦旅》的一个缺点是，太像作文章了。”
（傅光明《生命与创作》第35和36页）看来很清楚，余秋雨的所作所为是有意的尝试，虽已成功，但仍然不满足。
记得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在金代上京会宁府遗址旁一所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到了亨利希?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以前我仅知道海涅是个诗人，根本不了解他还精通宗教和哲学。回到宿舍阅读后，为作者深入浅出的叙述风格所打动。想到，若换了本国学者来写作，那极有可能是一本味同嚼蜡的书啊。
海涅写道：“试问一个被封锁的粮仓，没有钥匙去打开它，那末它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呢？”（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1页）无疑，海涅的文学才能和平民意识，成为他将哲学宝库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开的钥匙。
在我们的国度里，人民群众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像海涅和余秋雨先生那样，大胆走出象牙之塔，摆脱老守学术圈子的窠臼。
余秋雨说：“我受到过叶圣陶先生的很大影响。我非常喜欢他文字的那种完全像给水洗过一样干净和朴实的、自然的、中老年的谈话方式，但文字结构又很好。所以我讲究那种洗掉了很多外在色彩的文字节奏”。（傅光明《生命与创作》第24页）
叶圣陶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担任过小学教员和编辑，当然熟知受众心理。洗尽铅华的余秋雨亦然，而且敢于利用先进的传媒手段，据说凤凰卫视马上要开播他的“秋雨时分”栏目。对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华人来说，这世界广阔的天空上，将到处都能望见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彩虹。
& 人民网 日
来源：文化星期五
.cn/chinese/feature/1091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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