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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作者:E.P.汤普森&&更新时间: 05:27&&来源:乌有之乡&&责任编辑:sunz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晦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马克思，《新莱茵报》“红色刊号”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出版不是抽象社会的武器，而是不可调和的、武装起来的、斗争中的双方的武器。我们正在摧毁反革命的出版业，如同摧毁它的防御工事、商店、通讯设施和情报系统一样。”——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什么也不干的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个手肘贴着身体，戴着手套。而我的手是肮脏的。我把它们伸到血污和大粪里去，所以它们一直脏到了臂肘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你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萨特，《肮脏的手》 前言这本书的书名长一点，但能够很好地表达本书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阶级”一词使用了单数，而不用复数，其理由正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问题。单数和复数自然不同，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它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我们不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它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没有地主与长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即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个错误却使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损害。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处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它，人们极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某种替代的理论，即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由他们揭示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现实中的觉悟，而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的觉悟。在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上，另一边也每天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否定阶级的。由于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而这种概念又很容易被击破，于是就有人说：关于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于证据之上，而阶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另一种说法则靠一个奇妙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它”，即工人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多少准确地界定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阶级觉悟却不是个好东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因为，在发挥着不同“社会功能”的集团间破坏其和谐共存（由此而延缓经济成长）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调现象”。[1]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和疏导”它的抱怨。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它”之存在，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我们不会像某位作者那样本末倒置地来看问题，他在研究阶级问题时，一头栽进了方法论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实阶级地位，于是我们听说：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即与其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个人由于发挥了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2]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如何才能进入某种“社会功能”？还有，那个特别的社会组织（连同其财产权和权力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而这些，就是历史问题了。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我对某些社会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见解也许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这本书至少对理解阶级有所贡献。我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这本书可以看做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统治阶级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本书的写作如下：第一部考察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这些传统在18世纪90年代严酷的雅各宾骚动中发挥了作用。第二部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而在我看来，这些经历的意义特别深远。这个部分还企图对工业中新产生的劳动纪律的特点作出评价，以及卫斯理宗与劳动纪律有什么关系。第三部谈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因此，本书不如说就是一组论题彼此相关的论文集，而不是首尾相连的叙述文。在选择这些论题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它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一些卓有远见的组织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普雷斯）。经济史学家以经验为基础，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统观点，他们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所谓的“天路历程”正统观点，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正统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但对第一、第二种观点我要说：它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对第三种观点我要说：它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顾及历史本来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我们在作判断时，就不能把这一点作为惟一的标准，即人的活动是否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已也不是在社会进步的最终点上，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此外，还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使这个时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这个时期，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的原则，我们虽然时常夸耀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但在那些关键的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又常常被人们忘记或忽视；第二，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最后，我要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读者说几句道歉的话。我没有涉及他们的历史，这不是出于沙文主义，而是出于衷心的敬意。因为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当心，不把英国的经验普遍化（我确实谈到了爱尔兰人，但不是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而是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的经历尤其和我们一样，它既激动人心，又充满痛苦，雅各宾派在苏格兰的宣传鼓动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苏格兰的事毕竟不同，加尔文教不是卫斯理宗，虽然在19世纪初很难判断哪一个教派更不好。英格兰没有像高地移民那样的农民，群众文化也相当不同。很可能，直至19世纪20年代，都可以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历分得一清二楚，因为到这时为止，双方的工会和政治联系都是时断时续的，而且很不成熟。本书写于约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约克西区的史料。我要感谢利兹大学，感谢S.G．雷布尔德教授，是他们使我在几年以前开始研究这个项目，而最后就写成了这本书；我感谢利维霍姆基金会，是它给了我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使我能最终完成这本书。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我还要感谢各部门主管，是他们准许我引用了手写的资料和有版权的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特别写在全书的最后。我还应该感谢其他许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阿萨·布里格斯教授和约翰·萨维尔先生，他们对本书的部分书稿作出过指正，虽说他们并不对我的观点负责。R．J．哈里斯先生在编辑本书时极有耐心，因为本书突破了一套丛书的限制，而最初这本书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佩里·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罗斯利先生、蒂姆·恩赖特先生、E．P．亨诺克博士、雷克斯·拉塞尔先生、约翰·雷克斯博士、E．西格斯沃思博士和H．O．E．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给予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多萝茜·汤普森夫人，她也是历史学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书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讨论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我能够借用她的观点，也能借用她笔记本上的资料。她的贡献不表现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而表现在看问题的整体方法上。1963年8月，于哈里法克斯[1] 持这种观点而又与本书所述时期相关的一个例子，可在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的一位同事的著作里找到，即N．J．斯梅尔策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化》(1959)。[2] R.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第148一149页。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目录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第一部 自由之树“你们正在和人类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不仅为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可能看不到那完美的自由之日；你们斗争，也是为正在吃奶的孩子。”——1796年伦敦通讯会对派往各地巡回代表的指示“恶人婊子正在统治，不受限制。”——威廉•布莱克，1798年第一章 成员无数“让我们的成员无数！”这是伦敦通讯会“指导原则”中的第一条。1792年3月，当通讯会书记开始与设菲尔德的一个类似组织建立通信联系时，就引用了这一条原则。[1] 伦敦通讯会第一次会议是两个月前在河滨马路附近一家酒馆（埃克塞特大街的“钟声酒吧”）里召开的，9名“心地善良、勤劳清醒的人”参加了会议。伦敦通讯会的创建者、第一任书记是托马斯•哈迪，他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吃过面包和奶酪、喝完黑啤酒、如平时一样吃完晚饭、吸过一袋烟后，我们就谈起了时局是如何艰辛、生活必需品是如何昂贵……这样，就提出了把我们聚到一起来的那件事——议会改革，对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这是件需要慎重考虑和认真对待的大事。那天晚上，在场的9个人中有8个成了创始会员，交纳第一个星期的一便士会费（第9个人考虑了一番，在第二个星期也参加进来）。哈迪（他也是司库）口袋里装着协会的全部资产8个便士，回到他在皮卡迪利大街9号的家里，他将用这些钱去买信纸，以便和国内那些思想相同的组织建立联系。两个星期后，有25个会员参加进来，司库手里也有了4先令1便士的经费（6个月后据称已有2000多名会员）。人会手续很简单，只要对三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就算通过了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完全相信：国家的福祉需要每一个成年人——只要他头脑清醒、又没有犯罪的前科，就有权参加议会的选举？协会成立的第一个月中，曾接连五个晚上辩论同一个问题：“我们，作为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匠，有没有权利去争取议会改革？”他们考虑再三，“在心中斟酌有可能想到的每一种观点”，最后认为有权利这样做。两年后，日，皇家执行吏和弓街两名巡捕加上内政大臣邓达斯的私人秘书，还有其它一些大人物光临皮卡迪利大街9号，将鞋匠托马斯•哈迪以叛国罪逮捕。当官员们搜查房屋、砸开一个衣橱、在哈迪夫人（她正怀着孕，因此始终躺在床上）的衣物里乱翻、包走了四大方巾的信件和一米袋的传单、书籍和手稿时，哈迪一家人默默地在一旁看。就在这同一天，国王向下院发出一份特别信件，专门谈各地通讯会的煽动活动；两天之后，下院任命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审查哈迪的文件。枢密院亲自把哈迪提审了好几回，哈迪对这几次提审很少记叙。但哈迪的一个同监难友把他自己受这举国最高机构审理的情况用戏剧形式重现出来，以飨读者。约翰•塞尔沃尔这样记叙道：“我被叫进去，看见全班人马都守在那里，下巴深陷在讲稿和手稿中……它们都乱糟糟地堆在一起。”大法官、内政大臣和首相（皮特）都在那里：检查总长（钢琴伴奏）：塞尔沃尔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塞（略显悲哀地）：约翰。检（钢琴伴奏继续）：……姓名以两个“l”还是以一个“l”结尾？塞：两个，不过也无所谓。（谨慎而又阴郁地）你别自找麻烦了，我不会回答问题的。皮特：他说什么？（从房间另一边飞快地环视一眼，目光敏锐，然后坐到大法官身边。）大法官（声调温柔，几乎是耳语）：他说不想回答问题。皮特：什么？——什么？——什么？（尖锐地）……[2]约翰•塞尔沃尔于是把背对着那些达官贵人，“欣赏起一幅水彩画来”。首相叫他走开，然后把一个14岁的男孩亨利•伊顿叫进来提审，伊顿曾和塞尔沃尔家住在一起。这孩子立场十分坚定，竟“发表起政治演说来，他言词尖锐，谴责皮特先生，说他向人民征收太高的捐税……”[3]用后来100年的标准来判断，冲突双方在这时都没有经验，都不清楚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把后来那种大规模的非个人冲突预演成稀奇古怪的个人冲突了，[4] 礼貌与敌视并存，在阶级仇恨的怨怒中，仍留有表现个人善意的余地。塞尔沃尔、哈迪和其他10名犯人被关在伦敦塔，后来又转到新门监狱。在新门监狱，塞尔沃尔有一段时间关在陈尸所里；哈迪太太在“教会与国王派”暴徒围攻她的家时受了惊吓，结果难产而死。枢密院决心把叛国罪的诉讼进行到底，而对叛国犯的最高定罪是先上绞刑，乘他还没死的时候砍断绳子，剖腹掏肠（当着他的面焚烧内脏），然后再砍头、分尸。一个由体面的伦教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对此没有兴趣，经过9天的审判，哈迪被开释（那天刚好是1794年的火药阴谋纪念日）。[5] 陪审团长在宣布过“无罪”之后就晕了过去，而伦教民众则情绪激昂，把哈迪拉到街上去凯旋游行。霍恩•图克和塞尔沃尔也随后获释（其他人的案子也就此了结了）。但民众的庆贺却稍嫌早了一点，第二年，对改革派——或“雅各宾分子”的高压政策反而加倍了。到90年代末，整个运动似乎都已被打散，伦敦通讯会被取缔，潘恩的《人权论》被查封，群众集会也被禁止了。哈迪在大菜市附近开了一家鞋店，请以前的老改革派来照顾他的生意，以示不忘他过去的功苦。约翰•塞尔沃尔隐退到南威尔士一座孤独的农场上去。初看之下，“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工”终究是没有权利争取议会改革的。一般认为，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确定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为了不故弄玄虚（因为设菲尔德、德比和曼彻斯特的协会都成立在伦敦通讯会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人说，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就时常出现一些有工人阶级参加的讨论团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把伦敦通讯会看成是“群众激进”团体，也许比“工人阶级”团体要准确得多。从哈迪的情况来说，他肯定是个工匠。他1752年生，曾在斯特林郡学鞋匠手艺；他也在卡隆铁工厂做过瓦匠（在给制铁商罗巴克盖住房时，脚手架倒下来，差一点被砸死），因此也见识过一点新工业的东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不久到伦教，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选择了一个职业，那是众多职业中的一个，在这些职业中，帮工们都指望能自开门面，幸运者还可以自己成为开业师傅——如哈迪最终做到的那样。他娶一个木匠兼建筑工的女儿为妻；他的同事、担任过伦敦通讯会主席的弗朗西斯•普莱斯后来则成为裁缝铺老板。当时，帮工与小业主的分界线模糊不清，1795年，鞋匠帮工协会曾罢工反对哈迪，那时他已经是小老板了；弗朗西斯•普莱斯在成为裁缝业主之前，则帮助组织过1793年缝裤业帮工的罢工。具有独立身份的工匠（其工场也就是“店铺”）和小店主、小生意人之间的分界线就更加模糊；从这些人那里再跨一步，就是个体经营的雕刻师如威廉•夏普和威廉•布莱克，以及印刷工、药剂师、教师、办报人、外科医生和非国教的牧师等等。因此伦敦通讯会的一端深入到皮卡迪利大街、舰队街和河滨大街四周的咖啡店、酒馆和非国教教堂里去，在那里，自学起家的帮工有可能和印刷工、小店主、雕刻师及青年讼师们并肩而坐；它的另一端，特别是在泰晤士河东岸和南岸，就一直插到比较老的工人集团中去，比如说外滨的码头工、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索斯沃克的非国教古老据点等等。200年来，“激进的伦敦”与只有两三个基本行业的北中部中心区相比，社会与职业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也显示出更大的流动特色。伦敦的人民运动时常缺乏一致性和持久性，而这些特点只有在整个地区都卷入共同的社会与职业冲突时才会有。但另一方面，伦敦人又比较容易接受思想的或“理想的”动机，理论宣传在这儿比在北方更容易找到听众。伦敦激进主义很早就变得城府很深，因为它需要把许多宣传运动组织成一个共同的运动。新理论新观点一般总是在伦敦先找到与民众运动结合的交接点，然后再从伦敦转到外省的中心地区去。伦敦通讯会就是这样一个交接点，应该记得，最初的创始人住在皮卡迪利，不是外滨也不是索斯沃克。就连它最初几次会议所留下的简短记录中，都保留着一些显着的特色，表明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已经出现，而正是这些特色，能帮助我们（在年的时代背景下）给工人阶级团体下一个定义。这些团体往往由一个工人担任书记，每周收取很低的会费，它把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混杂在一起，也就是“时局之艰辛”和议会改革混为一谈。它举行的集会既能起社会交往的作用，也能起政治活动中心的作用；出于实际需要，它特别注重会议程序；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都决意要宣传自己的观点，把那些倒向他们的人组织起来，而这就体现在如下指导原则中，即“让我们的成员无数”。时至今日，我们也许会对这个原则习以为常，但它却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它体现了孤家寡人主义的结束，也体现了政治作为世袭集团或有产者独占权利的结束。接受这个原则，就表明伦敦通讯会扬弃了政治与财产权划一的古老做法——同时还扬弃了“威尔克斯和自由”时代的激进主义，在那个时代，“阿斗”尚未自我组织起来去争取自己的目标，而是受一个派别——哪怕是激进派别的召唤而卷入临时行动，结果是加强了这个派别的力量，威胁到政府当局的存在。伦敦通讯会用一种“无限”的方法去打开宣传鼓动之门，这表明一个新的民主概念已经产生，它把古老的禁区置之不顾，而寄希望于平民百姓的自发行动和自我组织过程。这样一种富有革命气息的挑战，当然会受到叛国罪的指控。不过，这个挑战在以前也曾有人提出过——那就是17世纪的平等派。当时，争论在克伦威尔的军官和军队鼓动员之间展开，其措词用语预示了18世纪90年代的冲突。就在普特尼辩论 [6] 进入高潮时，士兵代表争辩说：是他们打赢了战争，因此应该得益，应该把选举权扩大，把他们也吸收进去。平等派雷恩巴勒上校的说法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我确实认为：最穷的人也和最高贵的人一样生活，因此，先生，我认为事情再明白不过了：每一个在某个政府之下生活的人都应该首先同意把自己放在那个政府之下……我要怀疑，任何一个怀疑这种情况的人还是不是一个英国人。对此，“大人物”的代表、克伦威尔的女婿埃尔顿将军回答说：“在本国，一个人若不具备永久不变的利益，则他就无权关心或参与国事的处理……”雷恩巴勒逼他说明白一点，埃尔顿于是就激动地答道：我所坚持的主要之点，是我重视财产。我希望我们不要为胜利果实而争斗不休——但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他不应该走上取消财产的路，这关系到王国宪政的基础，你取消它，也就取消了一切。他接着说：“如果一个人仅因为有一口气就能当选议员”，那么下院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多数，他们在地方上没有利益可言，也没有永久的利害关系，“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投票反对一切财产？……告诉我你们还要走多远，你们是否可以凭这条规定去保护一个有财产的人？”剥夺别人的政治与财产权身份，这当场就引起愤怒的反响。塞克斯比 [7] 说：我们成千上万的士兵出生入死，当然，就地产而言，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财产很少，但我们却有天生的权利。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固定的地产就要没有权利了……我觉得我们上当了！雷恩巴勒讥讽地插话道：先生，若不把一切财产都取消，我以为是不会有自由的。假如这是一个规定……，那也就只好如此了。但我却不得不知道，长久以来士兵们为什么而战？他之所以战斗，是要让自己沦为奴隶，是要把权力给予富家，给予地主，是要让自己永世为奴！对此，埃尔顿和克伦威尔的辩解仿佛预见了1688年的妥协。他们说，普通士兵为三件事而战：一是限制国王侵犯个人权利与信仰自由的特权，二是争取由民意代表实行统治，即使他自己不能参与这些选举也罢，三是“做买卖挣钱买地的自由”，由此进而取得政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自由而不摧毁财产”。1688年以后的100年，这样一个妥协就不再受挑战了；出现一个土地与商业财产联合的寡头统治。从本质上说，它更腐败，而卖官鬻爵、官官相护的现象也更严重，其中的奥妙，又正是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及其一派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平等派的挑战彻底失败了，但平等派复活的幽灵却时常在人们脑海中出现，它好像是海峡旁的一块巨岩，旁边有天主教徒和詹姆斯党的大漩涡，“宪法”这艘船就要在这两者之间穿过。直到18世纪最后二三十年，“18世纪共和分子”的温和的共和、自由主义立场似乎就限制在埃尔顿所设立的范围之内。[8] 看一看18世纪90年代改革派与政府之间、以及各改革力量之间的分歧，就似乎看到了普特尼辩论的重演，只不过那英国“最穷的人”、“有天生权利”的人变成了《人权论》，而成员“无数”者的鼓动在伯克眼中就恰似那“猪狗的一群”正在威胁一般。对改革派实行恫吓威胁的半官方组织取名叫“保卫自由与财产、反对共和派和平等派”协会，连约克郡温和的改革派克里斯托弗•威维尔牧师也深信：若改革以普选作为原则，“就不能实现，除非再打一场内战”，尽管他对改革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在政治争端激烈时，把选举权交给残暴无知的民众，会导致动荡和混乱。……如果选举因最无耻的舞弊而丧失信誉，因最狂暴的骚乱而受到损害，那么在一系列这样的选举之后，就可以预期民众的动乱和贪婪最后会使民族变得十分可憎，乃至为克服民主放纵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祸害，人们就必须到专制权力的保护下去……寻求庇护。[9] 他在1792年又写道：“如果潘恩先生能把下层阶级唤醒，他们的参与就可能是很粗野的，而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私人的财产还是公众的自由，就都要受那帮无法无天凶野狂暴的乱民去摆布了。”[10]这就是过去那场辩论的继续，人们表现出同样的抱负、同样的恐惧和同样的紧张冲突；但现在它是在新的背景中，使用新的语言和新的论点，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设法理解双方——既理解持续的传统，也理解变化的背景。写历史总要有开头，人们于是就常常只看见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1789年开头，于是就把英国的雅各宾主义看成是法国大革命的副产品；我们也可以在1819年开头，以彼得卢为标志，于是，英国激进主义就仿佛是工业革命的自发后果了。法国大革命当然有助于新的宣传运动，运动在工人群众中也很有基础，它形成在新的经历里，出现在成长中的工业制造业地区。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到底有哪些因素是由这些事迅速引发出来的？可以很快看到的是城市工匠和小生意人的悠久传统，这些人和法国的“小人物”非常相似；乔治•鲁德博士曾经证明：“小人物”正是巴黎民众中最变化无常的革命因素。[11]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复杂的连续传统实际上可以一分为三，一是非国教传统，以及卫斯理的宗教复兴使它发生的变化；二是人民中各种模糊观念形成的一种传统，它们结合成英国人“关于天生权利”的思想；三是18世纪的“下层民众”中有一种若有若无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威维尔曾经恐惧不安，而哈迪则想把它组织到委员会、分会和严肃认真的游行示威中去。[1]《托马斯•哈迪自传》（1832），第16页。[2]《民友报》，日。可对照枢密院关于提审塞尔沃尔的记录：“本院书记官问他姓名如何拼，答：随便怎么拼都行，他是不会回答的……”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09号，第83帧。[3]《晨报》，日。[4] 后来，当雅各宾派约翰•宾斯未经判决就关进格拉斯特城堡时，内政大臣夫妇还携带二女去探望他。[5] 日，天主教徒企图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是为火药阴谋案。——译注[6] A.S.P.伍德豪斯：《清教与自由》(1938)，第53页起。[7] 塞克斯比是士兵代表，平等派。——译注[8] 见卡罗琳•罗宾斯：《18世纪共和派》（哈佛大学，1959）。[9] C．威维尔日致约翰•卡特赖特信，载威维尔：《政治文件》（约克，1804），第5卷，第381一382页。[10] 同上，第5卷，第23页。[11] G．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1959）。--------------------------------------------------------------------------------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目录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第二部 受诅咒的亚当“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19节第六章　剥削约翰•瑟尔沃尔把每家“制造厂”都看成是政治反叛的潜在中心，然而，并不只是瑟尔沃尔看到了这一点。一位贵族在1792年游历约克郡河谷时就惊讶地发现，在埃斯加思那“田园般的河谷”里新建起一座棉纺厂。他说：“哎呀，现在这里有了一座火光闪闪的大工厂，它后面的那条小河夺去了桥的上流瀑布的一半水源”： 随着钟声的鸣响，厂房的喧闹声震动了整个河谷；人们的话题是叛逆和平均制度，反叛随时可能发生。工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象征而诞生，这种社会力量摧毁的正是“自然进程”。它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双重威胁，第一种威胁来自工业财产的所有者。这些暴发户拥有不公平的优势，他们依赖这种优势超过了仅靠收取地租为收入的地主； 如果人们都这样开始致富，或者说，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极其容易成为富人，那么，我们这些固定收入平平的人是多么可悲呵！所有起毛工和田里的农夫们又是多么不幸呵！第二种威胁来自产业工人大众。我们的这位访问者以不可名状的仇视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与今天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相去不远： 确实，这些人得到了工作；但是，他们全都被抛进因人多而形成的罪恶之中……这些人只要不在工厂里劳动，就必定出去偷窃、挥霍和抢劫，……[1]在年之间，观察家们通常都把棉纺厂和新型的工业社会等同起来，他们还把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对应起来。然而，只有卡尔•马克思才以非凡的勇气表达了这一点。他宣称：“手工工场给予你们一个有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工厂却给予你们一个有产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新”不仅新在产生了工厂主，而且还在工厂和工厂的周围诞生了劳动群众。1808年，一位地方官员写道：“我们一靠近兰开郡工厂区的边缘，就遇见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在行为方式、就业和从属关系上，全是新的。”同样，罗伯特•欧文也在1815年指出：“工厂在全国的普及使全国居民有了新的特征……产生了民众基本特征的根本转变。” 到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观察家们仍然把“工厂制”看做新事物。1833年，彼得•加斯克尔在提及工厂劳动群众时说，他们“不过是摇篮里的赫克勒斯”,“自从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以来，他们才变得极端重要，‘蒸汽机’把人们高度集中地聚集起来。”加斯克尔已经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看到了最令人憎恶的“权力中的权力。”[2]十年以后，库克•泰勒用同样的口气写道： 蒸汽机的出现没有先例，珍妮纺纱机也没有先例可循，畜力的和动力的织机之出现更是追溯不到任何渊源，就像朱庇特脑子中的密涅瓦一样，它们突然诞生了。然而，引起这位观察家深切不安的却是这些“新事物”给人类带来的后果： “当外地人穿过聚集在棉纺厂和印染厂周围的人群时，……他不能不以近乎绝望的忧虑和担心的情感去看待这些‘芸荟众生’。这些人和他们所从属的制度一样，都是新的，但他们的力量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这是一个人群的聚集，包含着他们自身在内的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某种不祥的令人害怕的东西……就像海水慢慢地上升，逐渐地上涨，它包含了从社会下层升起的一切因素，在未来某个不远的时候，将浮起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这些人群蕴藏着可怕的能量……工厂的劳动群众，仅仅从他们的形成来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却是崭新的，是在它的条件环境下形成的，它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指导和引导。[3]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他看来，“第一批无产阶级是与工厂相联系，由工厂而产生的。工厂工人是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从开始到今天，一直是构成劳工运动的核心。” 不论保守的、激进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在价值判断上存在无论多么大的分歧，都不妨碍他们提出一个相同的等式：蒸汽动力＋棉纺织厂＝新工人阶级。他们认为生产的物质手段以直接的、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诞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建制和文化方式，而年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历史显然证实了这个情景。18世纪90年代，英国民族似乎被投入了一座大熔护，而在战争以后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年间发生了卢德运动的危机，1817年爆发彭特里奇起义，1819年发生彼得卢事件。在此后10年中，工会的活动大量和全面地展开，欧文主义者的宣传，激进的报刊运动，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年的革命危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运动最终导致宪章派的诞生。（在当时的观察家和现在的历史学家看来）也许正是这种统一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规模和强大力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力地使人感到发生了某种突变。 人们可以看到，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每一种激进现象都以成10倍的规模在1815年以后再次发生。一小批雅各宾派的传单导致了极端激进派和欧文主义者的期刊大批地诞生。过去，丹尼尔•伊顿曾因出版潘恩的著作而被判处监禁。现在，理查德•卡莱尔及其店铺伙计们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刑，刑期总量竟达200年上。过去，通讯会只能勉强地在约20个城镇里生存下来，战后，汉普登俱乐部和其他政治联盟却在许多小工业村庄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既然人们想起这种民众的骚动与棉纺织业中急剧的变化同时出现，它自然就使人认为其中有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看来，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劳工运动”。工业革命最初只要求人们去描述，现在却要求人们来解释。 从阿克莱特时代到“活塞骚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在重现它的时候主要把它想象为“黑暗的、巨大的厂房”，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工业革命。这里的部分原因也许是急剧的变化作用于视觉而产生的想象——军营似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工厂里的童工，工人的木底鞋和妇女的披巾，分散在工厂周围的一簇簇居民点，就像工厂生出的鱼卵一样。（这些印象当然使人们首先想到工业，然后才会想到与工业有关的并为工业服务的人们。）另一个原因是棉纺织工厂和新兴的工业市镇——它成长之迅速，技术之精巧，纪律之奇或严格——这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那么的明显和奇特。比起那些默然不知名却不断蔓延的工业区来（它们常出现在内政部的“动乱登记薄”上），这些现象为有关“英格兰状况”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更令人满意的表征。文学传统和历史传统都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状况所做的经典描述，例如欧文、加斯克尔、尤尔、菲尔登、库克•泰勒和恩格斯等人的描述，几乎全部以棉纺织工业为基础，其中又主要以兰开郡的棉纺织工业为基础，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玛丽•巴顿》和《艰难时世》等一些文学作品则使这种传统永世流传，人们在后来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著作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侧重。 不过，这里面依然有不少问题。棉纺织工业是工业革命的前哨工业，[4]棉纺织工厂是工厂制的突出雏型，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的或过分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棉纺织工厂“崭露头角”（约1780年）的半个世纪以后，棉纺厂工人人数依然只是棉纺织业成年劳动力中的少数。19世纪30年代初，单是使用手工织机的棉织工人，在数量上仍超过棉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纺纱和织造工厂中男女工人数量的总和。[5]此外，在1830年，成年的男性棉纺工人并非所谓的“一般工人”这种难以捉摸的工人形象中的典型，正如20世纪的年代考文垂的汽车工人也不是这种“一般工人”的典型一样。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过份地强调棉纺织工厂是一种新的事物必然会导致过低地估计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整体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连续性。工厂工人远非“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出现得比较晚。他们的许多思想和组织形式早已存在于家庭手工业工人当中，例如在诺里季和中西部地区的呢绒工人和曼彻斯特的窄幅衣料织工当中。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以及在北方和中部地区某些市镇，年直至工厂大歇业之前），除了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工厂工人是否“构成了劳工运动的核心”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宾主义在手工工匠当中有最深厚的根基。卢德运动的主体是小作坊的技术工人。从1817年到宪章运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每一次激进骚动，家庭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一样极有声势。在许多市镇，为劳工运动提供思想、组织和领导的真正核心是由鞋匠、织工、制鞍匠、马具匠、书贩、印刷工、建筑工人和小商贩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在年之间．伦敦广大地区激进运动的中坚不是来自于大型重工业（当时的造船业正趋于衰退，机械工人到19世纪末才发挥作用），而是来自于一批较小的行业与职业。[6] 事物经历的多样性，引起了一些作者对“工业革命”和“工人阶级”（单数）等术语产生怀疑。不过，我们的讨论没有必要停留在前一个提法上。[7]这个提法从其一般含义上来说有足够的使用价值。至于后一个提法，有许多作者倾向于使用复数来指称“工人阶级”，强调复数的“工人阶级”含有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生活状况等各方面的重大差异。这样做实际上是响应了弗朗西斯•普雷斯的抱怨： 如果工人的特征和行为是从期刊、杂志、宣传小册子、报纸以及议会两院和工厂委员会的报告中去认识，我们将会发现他们都被杂乱无章地凑在一起叫作下等人，技术最熟练、最谨慎的工人与最无知而最鲁莽的工人和穷人混同在一起了，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比较。[8]普雷斯显然是正确的。从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看来，森德兰的水手、爱尔兰的挖土工、犹太人水果贩子、东盎格利亚村庄作坊里的工友和《泰晤士报》的排字工人，都属于“下等阶级”（复数），而他们自己却可能相互听不懂各自说的话的意思。 尽管如此，在各种小心求证之后，我们仍可以发现，在年之间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单数）的形成。它首先表现为阶级意识的成长，即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其次，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到1832年，已经成立了基础雄厚的、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事业机构（工会、互助会、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期刊等等），形成了工人阶级的知识传统、各种工人阶级群体社交的形式和工人阶级的感情。 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工业革命”）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并非施加在这种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这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由潘恩传下或由卫斯理宗铸成的。工厂工人或织袜工人也继承着班扬的传统，继承着人们记忆中的村庄的权利，继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继承着行业的传统。他们是民众宗教信仰灌输的对象，又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反对目前流行的经济史和社会学各流派观点，而为当时的一个“经典”看法作辩护。由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韦伯夫妇和哈蒙德夫妇首先提出并加以考察的工业革命研究，现在仿佛已是学术性争论的领域。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灾变论”已经一点一点地受到争议。这一论调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看做是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大量发生悲惨的生活和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和英勇的民众骚动时期；现在，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增长率（以及从经济“起飞”过渡到自我持续不断地技术再生产阶段的种种困难）。对圈地运动的研究现在受到了重视，但原因并非因圈地而驱赶穷苦农民所显示的残酷性，而是此举成功地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粮食。在他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苦难并不是由于剥削和你死我活的竞争造成的，而是由于战争、交通不便、银行和交易所的不成熟、市场不稳定和贸易周期打乱了正常秩序所造成的。群众骚动是由于小麦价格上升而同时又出现商业萧条这样一种难以避免的巧合而造成的，这可以用有关数据所揭示的“社会紧张”图表来表达。[9]总之，他们提出，从许多方面来衡量，1840年产业工人的状况比1790年家庭工人的状况更好。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而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10] 现在，经典灾变论的正统观点，已经被一种反灾变论的新正统观点所取代。这种新观点以根据经验谨慎地对待证据而著称。它的著名倡导者（约翰•克拉潘爵士、多拉西•乔治博士和艾什顿教授）严格地批评了过去的学派中某些作者不够严谨的态度。新正统观点的著作丰富了历史学的学术性，修正了经典学派的一些重要论述。但是，新正统观点如今也变得陈旧了，并且在大多数学术中心扎下营盘，所以现在就轮到它们来面临挑战了。这些实证主义大师的继承者们表现得意满志得、孤陋寡闻，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他们对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了解，但对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杜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了解甚少。他们失去了对整体过程的认识，其中包括对那个时代整个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认识。作为有价值的验证，他们绕过察觉不到的阶段到达新的普遍化（不过很难用事实来加以支持），并从普追化而取得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 实证主义正统观点的发展往往是在批判哈蒙德夫妇的著作中实现的。确实，哈蒙德夫妇显然是想把历史道德化，从而过多地以“激愤的情感”来排列材料。[11]后来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的著作有不少观点是错误的，或者需要验证，而且我们打算提出其他的见解。不过，为哈蒙德夫妇作辩护也就说明了他们关于劳工研究的著作及其所广征博引的史实，仍不失为有关那个时代的不朽的最重要的史料著作。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他们的透彻叙述表现出他们对工业革命发生时的政治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在对某个棉纺织厂的帐簿进行过考察的学者看来，拿破仑战争只不过对国外市场及其起伏多变的需求发生了异常的影响而已。哈蒙德夫妇却从未忘记那也是一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战争。他们在《技术工人》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指出：“书中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英国历史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内战史。”在《城市工人》的结论中，他们在评价其他无关紧要的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了深邃的洞察力，从而使这整个时期的历史豁然开朗： 正当半个欧洲为“公民”这个词的新魅力变得如痴如狂，而另半个欧洲为此而感到无限恐慌的时候，英国却被那些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对他们的宗教和文明的挑战的人们所掌握；他们有意识地试图把生活的不平等作为国家的基础，强调工人作为从属阶级的地位，并使之永远固定下来。因此，事情就是这样：法国革命在法国人民之间所造成的分裂还不如工业革命在英国人民之间造成的分裂。……“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判断可能会引起怀疑。然而，正是这样的洞察力——即在英国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的革命却比法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的那场革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分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可以看清那个时期真正的灾变性质。在那整个时期，同时发生的巨大影响不只是这两个，而是三个，那就是人口的巨大增长（英国人口从1801年的1050万上升到1841年的1810万。其中，年间的增长率最大），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的巨大影响，而且，年是政治上的反革命。 总之，同蒸汽机一起，政治环境对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形式的形成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18世纪末争取进行政治改革的各种力量（如威尔克斯，城市商人，米德尔塞克斯的小乡绅，乡绅和“暴民”亦或是怀威尔的小乡绅和自耕农、小布商、刀具匠和其他小商贩）在18世纪9O年代正处于取得部分胜利的前夜：皮特已被人冠以改革派首相的角色。如果事情按这种“自然的”道路发展下去，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不必等到1832年就会有一个结果，以大地主、大商业集团为一方，以工业家和小乡绅，以及紧跟在中等阶级宣传鼓动运动后面的工人为另一方，最后一决雌雄。实际上，即使当1792年，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在改革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之时，各种力量之间依然是平衡的。但是，在《人权论》[12]取得了成功，法国革命日益激进并造成了恐怖，皮特开始镇压以后，只有下层的通讯会挺身而出，与反革命战争对峙。这些下层团体尽管在1796年还很弱小，却构成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地下活动”传统。贵族与工厂主因法国的榜样而感到惊恐，又处在好战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他们因此结成同盟。英国的“旧制度”不仅在国家事务方面，而且在使古老的市政团能够永久存在下去方面都取得新的生命，而这些市政团则在对膨胀的工业市镇进行错误的统治。工业家则由此获得了重要的让步;特别是废除即取消了关于学徒制、工资调节和工业劳动条件方面的“家长式”法令。贵族所关心的是镇压人民当中雅各宾派的“密谋”，而工厂主所关心的却是去挫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的“密谋”；反结社法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双重目标。 在战争期间，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有时，他们还不得不加人战争）。这的确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种状况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出现；与自觉性的增强和希望的扩大（例如“自由之树”已从泰晤士河播种到泰伯恩河）发生重迭；与人口的增长发生重迭——在伦敦和其他工业地区，对人口增长的感觉一年比一年趋于明显（随着人口数字的增长，他们对主人、地方行政长官和牧师的依从趋于减弱）；而且和更深刻更明显的剥削方式发生重迭。在农业和旧式的家庭工业中，剥削加重了；在新型工厂也许还有矿山里，剥削更明显了。在农业中，年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圈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丧失公共权利，无地的农民以及——南方的——赤贫劳动者沦为农场主和地主的劳工，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在家庭工业中，1800年以后出现了小业主让位于大雇主（无论是工厂主或中间商）的趋势，大多数纺织工、织袜工、制钉工不得不外出去寻找工作，成为依靠工资收人生活的工人。就业往往得不到保证。在棉纺厂和许多矿区，这是雇佣童工（以及女工下矿井）的时代。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工厂制及其新的劳动纪律、工厂社区——其中工厂主不仅依靠工人的劳动致富，而且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以眼看着致富——所有这些都使得剥削的过程明显可见，也造成了被剥削者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汇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工业革命真正的灾变性了；同时也可以明白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些年代形成的一些原因了。人民要同时从属于两种关系的加强：这两种关系都是无法忍受的，一种是经济剥削关系的加强，另一种是政治压迫关系的加强。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少人情味。不错，这确实使工人的潜在自由程度得到增强，因为农场里的雇工或家庭工业里的帮工（按汤因比的话来说）“被放在农奴的地位和公民的地位之间”，但这种“自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感觉到了不自由。他们在力图抵抗剥削的斗争中前进的每一步都与雇主或国家的力量相遇，而且通常是同时遇到两者的力量。 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的。这种说法决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推导过去而强加于证据之上的。我们可以描述一下1818年（即马克思诞生的那一年）某位引人注目的棉厂工人所遭受的一部分剥削过程。这是一名“棉纺帮工”向正处在罢工风潮中的曼彻斯特公众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其叙述一开始就指出雇主和工人“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雇主：他们是这样一种人，几乎没有例外。他们都出身于棉纺织作坊，没有教养，没有风度。他们只有在同曼彻斯特交易所的商人做交易中获得的那一点点知识。但是，为了弥补那种缺陷，他们会向你摆阔气，炫耀精美的宅第，成套的家具，仆从，园圃，猎马和猎狗等等，他们特别喜欢以自负的样子向外地来的商人们夸耀。他们的房屋的确是豪华的宫殿，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你在伦敦附近看到的那些干净漂亮的别墅……但是．那些对自然和艺术相结合的美有真正认识的观察者会发现他们的嗜好有可悲的缺陷。他们把子女送到最昂贵的学校去培养，决意要把他们自己缺乏的东西双倍地给予后代。他们的头脑里几乎只有一个念头．即自己是他那个地区中道道地地的小君主、独裁者和专制者。为了维护所有的这一切，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花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量的劳动上……。总之，我最大胆地不怕有人反对地说，那里的工厂主与纺纱工人之间的差别，比伦敦的商人首富与他最低贱的仆人或最低级的工匠之间的差距还大，而且简直无法相比。我知道，绝大多数的纺纱厂主为了使纺纱工人永远贫困潦倒……为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拿走剩余物而尽可能地降低工资。这就是事实。 棉纺纱厂主是这个国家中不同于所有其他业主的阶级。他们无知、骄傲、专制。那么，作为这种工厂主的工具，或者不如说是东西的那些人，又怎么样呢？喏，多少年来，他们连同妻子儿女——都是残酷主人的男女奴隶——必须忍耐。有人说这些人是自由的，法律既保护富人也保护穷人，纺纱工人如果不欢喜这份工资可以离开他的工厂主嘛。他们就是这样来对我们共同的认识横加讥讽打击的；不过，这是徒劳的。确实，他可以走，但又走到哪里去呢？为何不到另一家工厂去呢？是的。好，他去了，于是他受到盘问，“你原来在哪儿工作？他把你开除了吗？”“不，是我们不能接受那样的工资。”“那么，我不能雇你，以那种方式离开工厂主的任何人，我都不能雇用。”因为工厂主之间有一种讨厌的联合。这种联合于1802年首先成立于斯托克波特，从此以后推广到各个地区。曼彻斯特周围方圆许多英里内的大工厂主都加入了这个联合。不过，小工厂主没有参加：他们被排除在外，对大雇主来说，他们是最讨厌的人，想象不出比谁更讨厌的了。这种联合一成立，就首先制订了一条规定：任何工厂主必须查明．如果工人是被他原来的主人解雇的，便不能再雇用。这些工人怎么办呢？如果他去一个教区，那是个独立自主的坟墓，便会得到通知：我们不能救济你，如果你是同老板吵了架，又不养活你的全家，那么，我们就送你去监狱。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得不服从老板。他不能像鞋匠、木匠、裁缝那样外出觅工，他在任何市镇都找不到工作，他无法离开自己的地区。 一般说来．工人是不会欺侮人的，是谦逊而消息灵通的。他们怎样获得消息，对我来说几乎是个谜。假如没有被逼得太急，他们是驯服的、听话的；只要我们想到他们从6岁就开始从早晨5点到晚上8——9点学做工，这就不奇怪了。让一个主张服从老板的人每天早晨5点以前站在通往工厂的街上去看看这些小孩的可怜相吧，无论什么样的天气，他们的父母都要一大早就把他们从床上叫起来。再让他去看看他们吃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吧，他们的食品主要是掺了碎燕麦饼的稀粥，一摄盐，有时用一点点牛奶着着色，午餐则是几个土豆，一片腊肉或肥肉。伦敦机器工匠会吃这种东西吗？他们到了工厂（迟到几分钟便要克扣一天的1/4工资），一直到晚上9点钟被关在温度极高的房间里，比今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的温度还高。他们得不到休息，一整天只有三刻钟的时间用来吃饭，超过了这个时间就必须一边劳动一边吃饭。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如果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还有喘息一会儿，扇扇扇子的时间，他们还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给他们一些时间去种地。英国的纺纱奴隶却不能享受室外的空气和吹荡的微风。他们被关在八层楼高的工厂里，直到笨重的机器停止了才能喘一口气，然后回到家里去恢复体力以便第二天再劳动。他们没有时间与家人愉快地聚会，他们一个个疲劳不堪、筋疲力尽。这里一点也没有夸张，完全是事实。我还要再问一句：英国南部的机器工匠忍受得了这个吗？当棉纺织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在称作蒸汽机的那些可怕的、取代了必需的人力的机器开始使用之前，有一大批当时被称作“小老板”的人；这些人有一点点资本，能采办几台机器，雇用一些劳力，包括男人和男孩子（大约20至30名），他们的劳动产品都被拿到曼彻斯特的中心市场去出售，便落到了掮客们的手中……掮客将产品卖给商人。通过这种方法，纺纱老板便可以呆在家中劳动，看管工人。原棉一般是大捆大捆地散发给各家纺织工人的妻子，由她们加热清洗，为工厂里的纺纱工做好准备。她们每周可以赚到8先令、10先令或12先令，并在家做饭，照顾孩子。但是，现在不再有这样的工作了，因为所有的原棉都用被叫作魔鬼的蒸汽机驱动的机器来拆散打松。于是，纺纱工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除非她们也到工厂去整天劳动，去做儿童可以做的工作，每周赚几个先令，4先令或5先令。过去，如果工人同老板发生了争吵，可以离开他，到别处去寻找工作。但是，几年的功夫一切事情都变了。开始使用蒸汽机了，为了购买蒸汽机以及建造可容纳蒸汽机和六七百个工人的厂房，需要大笔资本。蒸汽机动力可以生产比小老板能生产的更多的（虽然并不是更好的）产品，并以同样价格在市场上出售。结果，这些小老板很快就破产了。大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衰落取得了胜利，因为小老板是横在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对工人实行完全控制的惟一障碍。 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各种争吵都起因于产品质量问题。工人按照发给他们的一定量的原棉所生产出来的棉纱束数或码数来领取工资，数量要由监工来鉴定，监工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依赖老板，因此总是谎称产品粗糙。如果工人不服，就必须把老板叫到地区长官面前去对证，而所有的地区长官，除了两名受人尊敬的教士外，全与纺纱厂主一样，出身于乡绅。纺纱厂主总是叫他们的监工去出席听证，回答询问，因为他们认为不屑于同低于他们身份的奴仆会面。地区长官的决定总是有利于工厂主的，因为他们只听监工们的陈述。工人们不敢向上级法庭申诉，因为他们花不起申诉费。 工人的这些不幸都来源于那些地区的令人诅咒的垄断，财富和权力都落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傲慢得自以为是天下的主人。[13]这些事实读起来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这像布鲁厄姆勋爵的“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一面之词。所不同的是，这位“棉纺帮工”描述的事实是另一类型。我们不必管他的所有判断是否都可靠。他的公开信详细诉说了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变化的一宗又一宗不满，比如缺乏传统权威或义务的一个雇主阶级的兴起；主人与工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利用他们的新财富和新权力进行的剥削于明朗化；工人失去了社会地位，尤其是失去了独立而完全依附于工厂主的生产工具；法律的偏袒和不公正；传统家庭经济的瓦解；劳动纪律、单调的劳动、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丧失了闲暇时间和人生的乐趣；工人沦落到“工具”的地位，等等。 不管怎么说，工人觉得不满——而且是强烈地不满——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有力地提醒我们，那些年代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所围绕的争端并不是由生活费用的数据引起的。引起最强烈感情的往往不是“面包和黄油”的简单问题，而是价值观念问题，例如传统习惯，“公正”、“独立”、安全保障、家庭经济等等，这些都面临危险。19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骚动所涉及的各种争端，工资是次要问题：对陶瓷业工人来说，是反抗实物工资制；对纺织工人来说，是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对建筑工人来说，是争取合作社的直接行动；对全体工人来说，是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1831年东北部煤田的大罢工是为了争取就业保障、“煤田实物工资制”以及有关童工的问题。 剥削关系不只是不满和相互对立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与所有制和国家权力的形式对应的不同形式。工业革命中典型的剥削关系是非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它不承认相互间的长远义务，如家长式的或服从的义务、“行业”利益的义务等等。不存在与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相对立的“公平”价格的余地，也不允许有受到社会和道德观念支持的工资的默契。对立被看做是这种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特征，管理和监督职能要求压制除了能够从劳动中攫取最大剩余价值以外的一切特性。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剖过的政治经济学。工人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工具”，是各种投入成本中的一项。 实际上，任何复杂的工业企业都不可能按照这样的哲学来运行。出于对工业劳资关系和睦、对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对有经验有技术的劳动者的需要，到1830年，棉纺织厂已经非提高管理技术不可，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新的家长制。在过去的分散家庭手工业制度下，劳动力供应过剩，总有足足一大批尚未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在为就业而彼此竞争，因此，上述新的想法行不通。现在，旧的习惯已经衰落，旧的家长制已被抛弃，这种剥削关系于是上升到了主导地位。 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把对工业革命的种种冷酷性的“责难”都加之于“老板”或加之于自由放任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条件下，必定都会带来苦难，造成可贵的旧生活方式的解体。最近的许多研究揭示了英国的这一过程存在一些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市场风险；战争给商业和金融带来的重重后果；战后的通货紧缩；贸易条款的变动；人口“爆炸”造成的空前压力等等。此外，20世纪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使我们对笼罩在经济增长上的问题有所了解。可以说，工业革命中的英国遇到了“起飞”的种种问题；对运河、工厂、铁路、铸造厂、矿山和其他设施大量的长期投资是以牺牲当时的消费为代价的；1790年至1840年的那几代工人为了将来而牺牲了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增长的希望。[14] 有许多论点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例如关于南美市场需求的起落变动以及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造成个别工业部门成长或停滞的原因。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术观点相左并不等于反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只是反对一鳞半爪、一知半解地认识整个历史过程。首先，实证主义者把一些事件从这个过程中孤立出来进行考察。由于产生这些事件的条件是假定的，因此，不仅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从他们自己的含义上加以解释。例如支付战费必须加重税收，战争便以这种方式加速经济增长，或以那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既然这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意味着这是必然的。但当时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赞同托马斯•比尤伊克所谴责的“这场最邪恶的战争”。[15]不公平的纳税负担、债券持有人从国债和纸币中渔利——这些都不是当时许多人所接受的设定的数据；相反，这些是激进派的大事谈论的主要证据。 然而，实证主义者还有第二个研究步骤，他们可以把这些支离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现一个由许多个相互关联的“必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凑起来的整体。我们仔细考察信贷机构或贸易条款，发现每一件事都可以得到解释，而且每一件事都是其他事件的充足原因，这样一来，我们就抵达了一种事后宿命论的境界：人的能动性没有了，阶级关系的背景也被遗忘了。 实证主义者所指出的那些事确曾存在，这当然是事实。1811年，枢密院令几乎使某些商业活动中断，战后木材价格的上升大幅度地提高了建筑成本，流行饰品的变化（例如丝带花边）可能使考文垂的织机无法开动，动力织机与手工织机展开竞争等等。不过，即使对这些明显的事实以及有关的证据也还应当提一些问题：谁的枢密院？为什么发布这样的命令？从木材紧缺中渔利的是哪些人？当成千上万的农村姑娘迷恋上了花边却又买不起的时候，为什么织机都无法开动？节约劳力的发明，靠什么社会炼金术才不致造成灾难的推动力？简单的事实——例如一场歉收——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却要通过具体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法律、所有权、权力而显现的。我们听到某些生动的词汇时，例如“贸易周期的潮流起落”，就应当立即提高警惕。因为在这种贸易周期背后的还有社会关系的结构，它支持着某类掠夺（地租、利息和利润）,而使其他掠夺非法（盗窃、封建税等）；使某些冲突合法化（竞争、武装的战争）；同时又禁止另一些冲突（工会、面包骚动、群众政治组织等）。从未来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野蛮于一时的结构。 提出这些大问题也许没有必要，因为不能总是向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社会表示怀疑。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人们提出来的，其中不仅有上层阶级（雪莱、科贝特、皮科克、汤姆森、欧文、霍奇斯金、卡莱尔），也有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的代言人不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机构，而且对其社会的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怀疑。对于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说，他们反对了他们自己的论据和计算。早在1817年，莱斯特的织袜工人就在一连串决议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理论： 削减工资所造成的大批人的贫穷不幸，与由此必然造成的产品消费〔力〕的减少成正比。 如果全国的技工都能获得充足的工资，产品的家庭消费将立即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每个劳动力将很快获得充分就业。 我国技工的工资被削减到极低的水平，使他们无法靠劳动养活自己。他们为了赢得一名国外顾客而把出口产品低价在国外市场上出售，结果丧失了两名国内顾客……[16]如果把就业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如果禁止使用童工，便可以为手工工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失业者便可以获得工作，用他们的劳动直接交换产品——缩短难以预测的资本市场的循环周期——商品将会更便宜而劳动却获得更高的报酬。他们用“新道德秩序”的说法来反对自由市场的词藻。正是因为在年之间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人类秩序观——一种以互利为基础，另一种以竞争为基础——彼此发生了冲突，才使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需要做出选择。 如果我们不运用最起码的想像力去理解那位“棉纱帮工”是如何看待证据的，恐怕就很难写出当年民众骚动的历史。他所说的“雇主”并不是指个人的集合，而是一个阶级。他说，“他们”否认他的政治权利。如果营业萧条，“他们”便减他的工资。假使营业兴旺，他须同“他们”和他们的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分享经营改善带来的利益。假使粮食丰裕则“他们”得利，如果粮食短缺，“他们”盈利更多。“他们”不仅在这样和那样的个别事情上耍滑头而且在根本的剥削关系上玩弄阴谋，使所有的事实都合理化。确实存在着市场的兴旺和疲软、农业歉收以及其他，但是，尽管这些原因造成了种种困难，加紧剥削的过程却始终不断。它不是直接地给劳动群众带来负担，而是曲折地反映在极不公平地分配经济得失的所有制和权力上。 近几年来，所谓的“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在学术界开展（一切学者都必须在这个争论中表示赞同或反对），妨碍了前述思路开阔的考虑。年之间，或年之间，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17]为了弄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扼要地考察一下这场争论的发展过程。 有关价值观念的争论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开始了。而有关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却是从较近的时候开始的。有关意识形态的混战更是最近的事。我们先来看看这场争论中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在《现代英国经济史》第1版（1926）的前言中，约翰•克拉潘爵士写道： 大约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一些时期内（即年——E.P．汤普逊注）关于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传说完全破产了。实际情况是，年的价格下降后，工资的一般购买力（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显然高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前。这个事实与人们一般的说法极不同，因此很少被人提及。社会史学家长期以来忽视了统计学家在工资和物价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对此，J.L．哈蒙德在《经济史评论》（1930）中作出了回答。他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批评了克拉潘有关农业部门收人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把各郡农业的平均收人数字相加后除以郡数，从而得出全国农业的平均收人。但是，实际上，南方工资收人较低郡的人口多于收人较高的那些郡的人口（后者的农业收人还因靠近工业地区而贬值），因此哈蒙德便能指明，“全国平均收人”掩盖了一些郡中60％的劳工工资低于“平均数”的事实。他的第二部分的回答则以最含混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一变而转到了对于价值（幸福）的讨论上。对于第一部分的回答，克拉潘在《英国现代经济史》第2版（1930）前言中表示，他接受哈蒙德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第二部分的回答（他说这是“用词语构成的曲线”，是“较高的问题”)，尽管他也承认：“从根本上说，我充分同意……决不能用物质福利的统计数据来衡量群众的幸福程度。”此外，他还指出，在批评“一切都恶化了”的观点时，“我并不是想说一切都改善了。我只是说近来的历史学家过分……强调恶化，看轻了或忽略了改善的事实。”对此，哈蒙德夫妇在《惨淡的时代》1947年的修订版中表示赞同：“统计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满意地看到收人已经增长了，而当这种不满之声喊得响亮之时，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处境比他们在18世纪开始像秋天那样平静地发展时还好一点。当然，这种总的看法证据不足，解释起来也不容易，但大致是正确的。”对群众不满要做出解释“必须到严格的经济条件以外的领域中去寻找。” 到此为止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个时期历史学家们的大部分丰富的想法——但不严谨——却遭到一位最著名的实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结果，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尽管双方之间的争论后来导致了更激烈的争论，但双方相互争吵的学者在严酷的经济条件上并没有多大的实际分歧。如果没有哪位认真的学者提出“全盘恶化论”的观点、就不会有认真的学者坚持“全盘改善论”。霍布斯鲍姆博士（悲观派）和艾什顿教授（乐观派）一致认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霍布斯鲍姆博士不同意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全面提高，而艾什顿教授则认为经济气候在1821年以后“转暖”——出现了“明显的向上运动，仅由于年和1831年的萧条才有所中断”，而且从茶叶、咖啡、食糖等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加来看，“很难相信工人没有分享利益”。另一方面，他自己编制的奥德姆和曼彻斯特地区的物价表证明，“1831年，穷人在日常伙食上的支出不可能明显低于1791年，”但他没有提供相应的工资表。他的结论提出，工人阶级中有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一大批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阶级”，另一个是“大批的非技术工人或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特别是季节性就业的农业工人和手工织工，他们几乎把全部收人用于支付生活必需品。”“我倾向于这样的推测，能够从经济改善中获得好处的人数大于无法从中得到好处的人数。前者的数量正在稳定地上升。”[18] 实际上，从年期间，情况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在1790年相当糟糕，到1830年依然很糟糕（而且应当看到40年是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对于各个工人阶级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看法不一致，以后10年的情况如何，也不见得更清楚。年间工会活动大为开展，加人工会组织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无疑有了增加。但是，在年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会因遭政府、地方官员和雇主的协同打击而瘫痪；而年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因此，“大致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某一个时候，比如说，从1843年的大规模修建铁路开始，情况开始逆转。此外，即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工人群体的境遇仍然悲惨，而铁路建设的衰退又导致了年的经济萧条。看起来，这完全不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在工业主义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并非全体工人，但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在生存线上。 然而，当时出版的多数著作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早一代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改革家（例如索罗尔德•罗杰斯，阿诺德•汤因比和哈蒙德夫妇等），他们对穷人寄予的同情有时将历史研究和意识形态混同起来；无独有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寄予的同情，使他们把对历史的研究和辩护术混同起来。[19]1954年出版的由F.A．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的学术讨论会的汇编的出版，是一个转变点的标志。这本书汇编了一批专家的研究成果，“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有关维持自由社会不受专制主义威胁的问题。”这批国际专家把“自由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把经济学的理论同具体的辩护结合起来所获得的成果就很可悲；其中有一位作者，即艾什顿教授的文章就是这样，他把1949年得出的谨慎结论变形为直言不讳的陈述却又不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总的说来，学者们一致公认，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所得是很可观的。”[20]争论到这个阶段进人混乱状态。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努力恢复其学术性，[21]但在许多方面仍是混乱的主张与各取对自己有利的论点进行诡辩的论战。 这场大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要根据大量的零零碎碎的证据着手建立工资序列、价格序列和统计指数，这一点极为困难。我们在后面讨论有关手工工匠的情况时，就要考查对证据进行解释的困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遇到一连串新的困难，因为“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从量化的统计数据（工资或消费品）带到了有时被统计学家描述为“不可计量”的方面去。我们从食品进入家庭，从家庭到健康状况，又从健康状况进入家庭生活方面，然后又涉及闲暇生活、劳动纪律、教育、娱乐、劳动强度等各个方面。于是，“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带到了“生活方式”上。但这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对量的测度，后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描述（有时也是估计）。统计数据的证据仅适用于第一部分，在处理第二部分时，我们必须主要依靠“文字证据”。之所以产生混乱情况，主要原因是从只适合于某一部分的证据中得出另一部分的结论。统计学家们常常说：“这些指数证明茶叶、食糖、肉、肥皂的人均消费量有所增加，因此，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比较幸福了。”但是，社会史学家却回答说：“文字史料揭示，人们是不幸福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恶化了。”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得出简单的观点。平均的统计数据和人们的经历完全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用数量来说明人均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同时完全可能发生人们在生活方式、传统关系和道德约束力质的方面大大地失调。人们在消费品增加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可能变得更不幸福，更不自由。在工业革命的整个时期内，在人数上仅次于农业工人的最大劳动人民群体是家庭雇用的仆役。他们绝大多数是同东家住在一起的仆人，从事家务劳动。他们挤在狭窄的小房子里，劳动时间很长，每周只赚几个先令。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把他们列入工业革命中生活水平（指食品和衣服的消费）略有提高、处境比较幸运的群体中去。但是，那些濒于饥饿边缘的手工织工及其妻子仍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这些“奴才”。我们再来看看诸如煤矿等一些行业，这些行业中的实际工资在年之间有所提高，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这些养家糊口的人不到40岁就“精疲力竭”了。但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呈现为一个上升的曲线；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恰似一种实际的灾难。 因此，漫不经心地看，显得相互矛盾的两种结论完全可能同时存在。年之间，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这同一时期，剥削加强了，不安全加剧了，人类的苦难也增多了。到1840年，与50年前的前辈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但他们已经忍受的并将继续忍受的这一略微的改善，却似一种灾变性的历程。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从这个经历中产生的。为了探索这个经历，我们应当做的几件事是：第一，我们要考查三类工人的生活经历的变化，即农业工人、城市手工工匠、和手工织工。[22]第二，我们将讨论有关人们生活水平中某些不那么容易“量出来”的因素。第三，我们将讨论工业生活方式的内在强制力以及卫斯理宗对他们的影响。最后，我们还要考查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整体的某些方面。 [1] C B．安德鲁斯编：《托林顿日记》（1936），第3卷，第81-82页。[2] P．加斯克尔：《英国工人群众》（1833)，第6页；布里格斯：《英国19世纪的‘阶级’语言》，载布里格斯和萨维尔编：《劳工史论文集）(1966），第63页。[3] W•库克•泰勒：《兰开夏工厂区游记》（l842)，第4-6页。[4] 关于棉纺织业在工业革命中占优势的原因，E.J．霍布斯鲍姆作了令人信服的重新评述。见他所著的《革命时代》(1962)，第2章。[5] 根据1833年英国的估计数据，各类纺织业中，工厂成年工人为191,671人，手工织机棉织工人为213000人。参见下文，第311页。[6] 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11章。[7] 有关这方面争论的综述，参见E.F．兰帕德：《工业革命》（美国历史协会，1957）。又见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2章。[8] 摘自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1930)，第210页。[9] W.W，罗斯托：《19世纪英国经济》(1948)，第122-125页。[10] 以下著作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到了这些观点；T.S．艾什倾：《工业革命》(1948）和A.拉德福德：《英国经济史》（1960，第2版）。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见N.J．斯梅尔泽：《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化》（1959)，比较通俗的小册子有约翰•瓦泽：《成功的故事）(W.E.A．版，无出版年月），第12页。[11] 兰帕德前引书，第7页。[12] 此处所指的人权不知是1789年8月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还是1791年托马斯•潘恩出版的《人的权利》？——译注[13] 《黑矮人报》，日。[14] 见S．波拉德：《投资、消费与工业革命》，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1卷(1958)，第215-226页。 [15] T．比尤伊克：《回忆录》(1961)，第151页。 [16] 内政部档案：第42.160号；又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303页；奥斯特勒有关手工织工的证词，见后文，第298页。 [[17] 使用不同的基准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年的基准线支持“悲观派”的观点，而年的基准线却支持“乐观派”的观点。这说明这场讨论很可能是没有结果的。 [18] 着重号是作者加的。见T.A．艾什顿：《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载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127页；E.J．霍布斯鲍姆：《英国的生活水平，》，载《经济史评论》，第10卷（l957年8月）。[19] 为了不使读者对历史学家做出太苛刻的判断，我们可以摘录约翰•克拉潘爵士的说法来看看这种选择性原则可能如何来排列证据。他说：“这样的硫忽是很容易造成的，我在30年前曾经读过并标点了阿瑟•扬的《法国游记》，并根据标点的段落进行教学。5年前，我又通读了这本书，却发现我只标点了阿瑟•扬提到的生活悲惨的法国人，却没有注意到他在许多地方同样提到了幸福和繁荣的法国人。”人们据此可以怀疑，10至15年来，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也许一直忙于在论题中补充有关幸福和繁荣方面的证据。[20] T.S．艾什顿：《历史学家看资本主义》，载《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41页。艾什顿教授的文章《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原载于1949年的《经济史杂志》，也收人该书。[21] 关于这场争论的最有启发性的评述，见A.J．泰勒：《英国的进步和贫困，》．载《历史》.1960年2月。[22] 我之所以选择这三类工人，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最能说明19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充分显示出来。另一类重要的工人——棉纺工人——已在哈蒙德夫妇的《技术工人》中作了卓越的研究。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革命开始了，回家去拿枪，瞄准威灵顿公爵，射。”　　　　　——贝尔珀的街头歌谣“人民不愿……为追求光辉的戏剧效果而选择叛乱。”　　　　　——威廉·黑兹利特第十三章 激进的威斯敏斯特在通讯会瓦解、人身保护法中止以及所有的“雅各宾”表现形式都被宣布为非法之后，民众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失去了连续性而已。它在书报检查与威胁恐吓下的数年间，难于公然发表见解。它失去了宣传阵地，失去了组织机构，还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但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存在，仍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把这些不连贯的事件写成一部连续的历史是困难的，不过我们还要尽量去做。1797年，正当皮特在全国大肆镇压之际，格雷和福克斯向下院提出了最后一个动议，为房产持有人争取选举权。随后，福克斯和他那批剩余的贵族辉格党“共和人士”退出下院，抗议人身保护法的中断和反对战争。他们退到各自的庄园上去，隐退到寻欢作乐之中，做做学问，或者在霍兰公馆和布鲁克斯俱乐部里清谈一番。他们富裕而有影响，所以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牢固地掌握着衰败的选邑，而这些选邑，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原则所不容的。[1]180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议院，重新坐上他们的席位。虽然这批人对于服从多数人的民主信条只是说说而已；但其中个别人——如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塞缪尔·惠特布雷德、H.G.贝内特等，却一次又一次地在下院挺身而出，捍卫政治自由或社会权利。年间，福克斯大概是改革的惟一保护伞。到处都有人在一起聚会，为福克斯和格雷的健康干杯，他们要求恢复政治上的自由，为实现和平而上书请愿。在诺里季，以前的雅各宾派就这样聚会，并且从1799年起开始举行“自由之友的每月公开会”。[2]但这类团体哪怕只要一露踪迹，马上就会引起官员的注意，并导致反雅各宾政论作家们的猛烈抨击——其中颇为尖酸刻薄的一人，就是新近从美国回来的办报人威廉·科贝特，他在美国是一个反雅各宾的雄辩家，回国后，他的爱国行径受到嘉奖，陆军大臣温德姆资助他创办了《政治纪事报）（1802年）。但即便公开的改革派被驱散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1799年到1802年，普遍的不满仍在蔓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的工业停滞，失业率上升，物价高涨。厂商们为和平而请愿，博得公众舆论的日益支持，这就迫使皮特摊牌。抢粮风潮席卷全国；还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地下反抗运动。[3]短暂的亚眠和约时期（1802年4月至1803年5月）造成一个新的阶段，皮特暂时让位给阿丁顿（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这是个软弱的首相，尽管他在反雅各宾、继承镇压传统方面是坚定的。战争打了快十年，和平的消息使人欣喜若狂，张灯结彩。拿破仑的使节在伦敦大街上被人们拉着一起凯旋游行，科贝特的办公室则被人捣毁，因为《纪事报》主张继续打下去。满心好奇的辉格党人和改革派人士，包括福克斯自己，成群涌到巴黎去，看看那新成立的共和国。（1795年曾把自己的军服丢给约克“兔崽子”的桑顿中校，这次到巴黎时带了一队猎孤犬和马，还有一箱手枪，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执政［拿破仑］）。和平带来了一次大选，大选中，有五、六个选区推出的候选人得到雅各宾派的支持，并且取得惊人的成功。在肯特郡，通讯会曾一度在该郡中部市镇有很大的实力，一位福克斯派候选人挫败了现任议员。在考文垂，在那些严重的骚乱之后，激进派候选人仅以八票之差而落选。在诺里季，陆军大臣温德姆落选，两名福克斯派候选人在雅各宾派的积极支持下当选议员。在诺丁汉，福克斯派的市政团和兴高采烈的人民群众支持一位改革派人士当选为议员之后，出现了兴奋异常的场面。乐队在游行中奏《新纪元》和《马赛曲》，三色旗飘扬，还有（据一位反雅各宾的小册子作家说）“一个全裸的女性扮成理性女神，她是在场的显眼人物！！！”“科贝特曾说，诺丁汉民众“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群共和革命的暴徒”。但1803年，下院借口推说骚乱者威胁了选民，因此撤销了得胜者当选的资格；这件事被作为提出立法以加强乡村法官在工业城镇的权力的机会。[4]但大选中最轰动的事件发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即当年威尔克斯的选区。三年来丑闻不断，暴露了那些“受人身保护的罪犯”即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被捕成员所受到的待遇，他们没有被及时送交审讯，就被关在冷泉场监狱，置于典狱官阿里斯的看管下。霍恩·图克的朋友、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曾收到受难者的一件上诉书（据科贝特后来说），上诉书是用小木片蘸血写在一本书的衬页上的。伯德特发现，有些犯人己经虚弱不堪，“形容枯搞”，于是就经办这些案子（尤其是德斯帕德中校的案子），并在下议院内外四方投诉。一夜间，伯德特就成了伦敦人心目中的英雄，人们高喊：“不要巴士底狱！”1802年，伯德特参加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与一个现任议员对抗，这个人名叫梅因沃林，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又是地方官，与阿里斯有联系。这场竞争引起全国的注意。1794年曾被上枷示众的约翰·弗洛斯特成为伯德特的助手，其他一些以前的雅各宾派和被关押过的人也都来协助伯德特竞选。当时还是托利党的科贝特慨叹说：从皮卡迪利到设在布伦特福德的投票点，一片混乱和煽动暴乱的景象实属前所未见，除非在革命最恐怖的年代的巴黎郊区。……一路上……从圣贾尔斯教堂起到处都是衣衫槛楼的痞子，咆哮着“弗朗西斯·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狱”。在投票点，每天都有五、六个分配到感化院去的犯人受雇在那里用咒骂去反对梅因沃林先生当选并以此逗引乌合之众的高兴。伯德特的胜利是张灯结彩的信号，其规模与庆祝和平时不相上下。科贝特哀叹道：“它会引起一种极可怕的效果，它会使这个畸形发展和堕落的都会里的那部分不守法的、不正直的人胆大起来和人数多起来。”[5]就连兰开郡都出现了竞争。当时一位女士向“雅各宾式的群氓”发表演说，她说：“这是一场皮鞋与木鞋之间的竞争，是好衣服与坏衣服之间的竞争，是富裕与贫穷之间的竞争，只要人民决定伸张其权利，他们就能得到一切。”[6]看起来，一场比年声势更浩大的运动正在形成。假如有五年的和平，英国历史的进程就有可能重写。但事态的发展把一切都搅乱了。1802年11月，德斯帕德中校因叛国罪被捕；一月份，他被处死。[7]年之交的冬季，英法关系恶化，1803年5月，两国重新交战。不过对许多改革派来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变了。1802年，拿破仑成为终身第一执政；1804年，他接受王冠，成为世袭皇帝。潘恩的忠实信徒是不能吞下这个苦果的。坚定的雅各宾派受此重创，正如当初较温和的改革派对罗伯斯庇尔感到沮丧一样。不管英国改革派如何企图划清界限，他们的士气却与法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第一帝国给英国共和主义沉重的一击，英国自此以后一直不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人权宣言》在控诉国王的权力、中世纪的野蛮制度和世袭的称号时最为激愤；而当战争进行下去时，拿破仑却与梵蒂冈和解，晋封一批人为王，提拔一个新的世袭贵族，这些都使法国丧失了它最后的一点革命吸引力。“新纪元”甚至在诺丁汉人的记忆中都褪色了；如果自由之树还要生长，它就必须嫁接到英国的树干上来。现在，在许多人眼里，法国只不过打着与英国在商业和帝国方面竞争的幌子，而对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民进行压迫而已。 年，拿破仑大军在海峡对岸严阵以待，只等取得制海权。“雅各宾主义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