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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区的废品收购站何时可以不扰民？
居民区的废品收购站何时可以不扰民？
时间： 8:46:45 &
Feijiu网资讯平台：废品回收站，能将闲置的物品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而百姓也能从中得到实惠和便利，本是好事一桩。可现在一些废品回收站自身就像个大废品，场地脏乱甚至占道经营，不仅妨碍交通，而且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同时，不少废品回收站往往是集居住、回收、生活于一体，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如何对废品回收站进行有效的清理整顿，消除隐患，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楼上住人&楼下堆废品
2月2日，记者走进位于李渔东路附近的一家废品回收站内，只见泡沫制品经过简单捆扎之后堆在院子里，一旁还有几个塞满各种塑料瓶的大号蛇皮袋，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屋被各种废品堆得满满当当。
居住在附近的周大妈告诉记者，这个废品回收站应该是近两年搬过来的，主要收泡沫制品、塑料瓶一类的废旧物资，有时铝合金、废旧电器也会收一些。“各种废品都是直接堆放在楼下，环境脏乱差不说，更为糟糕的是，楼上还住着废品回收站的店主一大家子。”周大妈忧心忡忡地说，虽说废品收购生意不好做，但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免让人担忧。很多废品都是易燃物，像这几天降温刮大风，一旦有个闪失引起火灾，楼上的人该怎么办呢？
随后，记者来到多湖街道望府街上的另一家废品回收站，不到四十平方米的店里堆满各种废品，有七零八落的塑料瓶、经过简单捆扎的纸板、废旧金属等。废品回收站的隔壁是一间简陋的卧室，供看管回收站的人员生活起居。进门后，记者看到一个装有煤气罐的小灶台就摆放在角落里，灶台上厨房用品一应俱全。
解决顽症&要堵更要疏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废品回收站往往是集居住、回收、生活于一体，这样的“三合一”场所，在秋冬时节，由于天气干燥，容易引发火灾。
此外，据附近华丰综合批发市场的一位经营户蒋先生透露，望府街上有多家废品回收站，他经常看到进出运输废旧物资的三轮车，本来路就不宽，这样一来更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而且，大部分废品回收站都不能做到当天出清，往往要存放较长时间。到了夏天，废品会滋生蚊子、苍蝇，有时还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说。 多头管理&成效打折扣
对于废品回收行业的诸多乱象，政府部门是如何监管的呢？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科科长张卓告诉记者：“每年，我们都会对废品回收站开展执法活动，现场查处后，违规废品回收站会有所收敛。”
不过，张卓坦言，在管理中他们也有不少尴尬，“按照职责划分，我们主要负责监管回收站主体资格的合法性，即证照是不是齐全、经营范围有没有超出等。而如果经营者利用违章建筑经营，或者占道、影响周边环境等，我们是没有处罚权的。”
据介绍，近年来，我区越来越重视废品回收站的监管问题，积极清理违规废品回收站，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废品回收站的占道经营情况有所好转，一些藏匿在居民区内或是隐蔽处的非法废品回收站也都被清理出来。然而，目前废品回收行业的管理涉及工商、城管、消防、环保等多个部门，职责不清，等到联合执法一过，违规废品回收站又会卷土重来，整治效果大打折扣。
有业内人士建议，废品回收站的清理应列为环境整治的一项常态工作，由多部门联合负责改为一个部门负主责，厘清责任主体，形成有效的日常监管机制，抓出成效。
记者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区有证废品回收站大约有104家，初步估算，无证经营的“黑户”可能是有证废品回收站的几倍，而那些露天流动从事废品回收的人员就更难统计了。
废品回收站数量较多，一方面是由于废品回收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一间房、一杆秤，再有一辆三轮车就能营业；另一方面是在于废旧物资的回收确实有一定的市场需要。“如果把周边的废品回收站全部取缔或者搬迁到郊区，那么家里成堆的旧报纸和饮料瓶就无法处理。”多湖街道七里畈社区居民何卫明说，家中废品回收不便，只能当垃圾白白扔掉，这也不利于资源再利用。
“相关部门对废品回收行业要堵更要疏，通过加大管理、引导和帮扶力度，如引导经营者选择规范的场地，鼓励其走连锁化、规模化、品牌化的道路，使废品回收站告别传统脏乱差的模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胡振海告诉记者，废品回收站的管理可以更规范、经营更有序，它们也能成为城市环保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区商贸办相关负责人傅旭华表示，废品回收还可以借鉴旧衣服回收的经验，在居民密集区合理设立绿色回收亭，争取做到各小区都能“够得上”。回收亭负责收集居民生活垃圾中的可再生资源，并结合物业管理、小区管理、社区管理和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进行统一安排。“同时，可以以专人定时上门回收废旧物资的方式，做到固定收购与流动收购相结合，可再生资源日收日清，并当日送交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实现资源有效利用，造福百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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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废通Feijiu网人生不能没有梦 ——一个收废品的诗人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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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能没有梦 ——一个收废品的诗人的自述
泉城济南新华书店那豪华的营业大厅里，一个衣着破旧的乡下青年站在书架前，双手扶摸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泪水模糊了眼睛。身边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他。但他的心里正波涛翻滚。 这里的“他”，就是我，那本新书，就是我的第一本诗集——《一只风筝》。 就是因为这本诗集的出版，我成了“新闻人物”：报刊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还以诗人的身份站在济南大学等一些学校的讲台上。 其实，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一个高考落榜生，一个以收购废品为生的青年……一只从乡村飘到都市里的风筝。 & 家乡用一团泥巴捏一个我， 我以一声啼哭嘹亮乡土。 躺在温柔的沙土襁褓里， 我哭，我嚎，我蹬，我挠…… & 1968年元旦，我出世在华北大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山东省聊城市冠县高庄子村。小时侯，能享受到的“美食”就是地瓜干。当然还有可食的野味儿：地里的荠菜、灰灰菜，树上的怀花、榆钱儿，河沟里的小鱼儿。 5岁那年，去跟着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光着屁股走进了小学。学校是从前的破庙，课桌、凳子都是砖和泥垒成的，黑板是一块刷了黑漆的木版子，粉笔则是同学们用石灰掺水做成的。老师是村里“挣工分”的庄稼人。我和同学们都没有像样的笔和本子，树是借的旧课本。 所幸，我的父亲读过高小，是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常在空闲时给我们读一些小说。那段时期，我和姐、弟们听爹读多《苦菜花》、《林海雪原》等文学名著。在学校，因为常捧着这类大部头的书看，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小说”。 小学毕业后，我到三里外的化村联中读了三年初中。1981年9月，我考入冠县一中。 县一中距图书馆很近，我出空就往那里跑，在那里我读到更多的文学名著和各种报刊。这段时间里，我开始练习写作。升入高二，我和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了文学社，请县文化局的诗人丁庆友、作家任金光指导。我常在晚自习结束后写作、看书，为此，我用空墨水瓶制成一盏煤油灯。不久，我的诗歌处女作变成了铅字，刊登在地区报刊上。从此，我在心里悄悄地种下了一个梦想：做一名诗人！ 这梦想像一道迷人的彩虹，引诱着我。然而，我的痴情并未得到艺术女神的青眯，该升高三时，贫困和疾病逼迫我含泪离开了校园。回村后，我边干活边自学。后经丁庆友老师推荐，我再次回校，插班读高三。1987年，我参加高考，总分距分数线差6分。随后，我和本村的小伙子们来到济南，在建筑工地上当了小工，边干活边复习功课。第二年高考，我又以8分之差名落孙山。同年，我17岁的小弟却“金榜提名”。 大学梦想破灭后，我一度沉沦，整天闭们不出，向隅而泣，或者制造一声声叹息。村里也有人冷嘲热讽。一天，我在乡路上遇到了村里的“明白二大爷”，他大声叫唤：“哎呀！‘大作家’，这回‘坐’在家了吧！”我只感到脑袋“轰”地涨大了，急忙夺路而逃。路上怕人见了再问我，就一头钻进玉米地，不顾叶子割破皮肉，一口气跑回家，撞开破西屋的门，扑到炕上，蒙头而泣……小弟的脚步声来了，又走了，临走时，仍下一句硬邦邦的话：“五尺男儿，一腔热血，若不成功，宁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天亮了，我拿着5.8元钱登上了开往省城的&汽车。那一天，是日。 & 一棵青春树 横起独木舟 漂泊于茫茫人海 风，是勇气 雨是鞭 真诚是爱的避风港 & 再次回济南后，我找到原来的工地，发现人去楼空。背着简单的行李，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夜深了，我走在历城区影剧院的房檐底下，忍着饥饿，囫囵着躺下来。 天明以后，我饿得没力气抬腿了。好不容易挪到山东大学门外的小吃摊是，一屁股坐下，要了一碗稀饭和两个烧饼，狼吞虎咽起来。几口吃掉后，我对摊主说：“我没钱付你。但我不是无赖。我是来济南找活干的，可以帮你干活儿，顶这顿饭钱。”说完，就动手洗碗。碰巧，摊主正缺一个“小伙计”，便留下了我，讲好工资是每月30元钱。 一个月后，由于老板娘嫌我是书生，太穷酸，我一气之下自炒了鱿鱼。第二天，到天地坛街羊肉馆，端上了盘子。后来，又到一间商亭里当售货员，还在山师一位教授家当过男保姆……找不到活干的日子，我就成了一个流浪者，食不果腹，露宿街头。只是，我从未乞讨过。因为我自尊心强，脸皮薄。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当上了清洁工。三个月后，又转到文化东路废品店干杂活儿，一天5元工钱。干了半年，老板金盆洗手，我就自己干起收废品的行当。刚开始，我借了一辆旧自行车，驮着两个篓子走街串巷。一个月后，挣了二百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由于我“文明经商”，居民都愿把废品卖给我。后来，柴油机厂居委会决定让我定点设摊，在该厂宿舍区收废品，别的小商贩不能进入。 一开始收废品，因没经验，挣钱寥寥无几，就没租房住。晚上，我把三轮车停在街旁僻静的地方，在车板上铺一块麻袋片儿，凑和着睡。逢上天气变坏，我就躲在山工大北门的垃圾楼底下，随便迷糊一会儿。 这期间，看了些好书，写了一些诗。读书，让我忘掉了困苦；写诗，使我的心不在抑郁。 年底，我终于“有了”，就掏俩30元钱，租了北郊的一间民房。白天，从收购来的旧报刊里挑出有用的书刊，留下来，有空就看几眼。不久，小屋里就有了一些有分量的旧纸箱，码在一起，就是“书柜”。后来，又添置了“写字台”——一只未拆毁的冰柜包装箱；还用旧杂志捆绑在一起，成了“沙发”。晚上，我躲进“书房兼卧室”里读书、做梦，灵感来了，就涂鸦一番。热天，光着脊背写；冬天，披着破袄。写诗、些散文，也写小说。写完就不只天高地后地寄出去，投给四面八方的报刊，有一些竟然发表了。 1992年秋天，我心里产生了“到外面闯一闯”的念头。正好，东北的一家报社来信让我参加笔会。在此之前，我已在那里的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诗歌。东北的诗人、编辑老师常写信指导我的写作，但只是笔谈，一直未曾谋面。 那年9月，我登上了开往关外的列车。到长春后，中年诗人陈小英老师陪我逛了电影城、汽车城、净月潭等风景名胜。然后，我又到长白山区，在林海雪原上潇洒地走了一回。 这三个月里，我到过长春、延吉、沈阳、北京等地，结识了各地的&文朋诗友，拜访了一些文坛前辈和大家，长了见识，视野也开阔了，写的诗文也多了。 每到一个城市，我都要先找一份临时工作干着。一旦挣了钱，够买一张车票，就背起行囊，对这个城市说声“再见”！ & 没有家，没有 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一只燕子徘徊、低翔 在别人的屋檐下 & 流浪之后，我又回到了济南。还是租住北郊的民房，重操旧业。 一年后，房东粉刷了一下屋子，租金涨到每月50元。我觉得没必要花这么多钱租房子，就搬到另一家农户闲置的小厨房里。两年后，房主迁住楼房，我又“乔迁”到一农家的储藏室里。住了两年多，房东的儿子结婚，收回房子，我又一次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这时，该村的退伍兵吴强告诉我：“村外新建的灵堂需人看守。你去住，不收房租，也不发工资。”于是我就住进了灵堂。 只是这里距我定点设摊收废品的柴油机厂宿舍足有20里路。每天6点，我喝上几碗玉米面粥，蹬上三轮车“上班儿”去。8点左右，才能抵达目的地。中午，买两个馒头，就着一块咸菜或一棵葱、几瓣蒜，胡乱吞进肚里。傍晚，到收购店卖掉一天的“收获”，回到“家”，已经很晚。晚饭照例是开水煮面条，十几分钟就解决问题，无形之中，增加了&读书和写作的时间。 但是，长此以往，身高一米六几的我，体重才剩下四十几公斤。一些同行都说我“快变成烧鸡”了！这时，柴油机厂的张晶大叔来到我的废品摊前，说：“你可不能长期不吃菜！”张师傅指点到：每天天快黑的时候，市场上有一些白菜帮子萝卜头、半块地瓜之类的东西，捡回去，洗干净，做饭时，扔在锅里就行了。我以计而行，轻易地吃上了各种蔬菜。营养丰富了，身体也棒了。 在柴油机厂宿舍区像张晶大叔关心我的人还有很多。雨天有人送塑料布，冬天有人送来棉衣；生病了，有人送来水和药物，还有人端来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条…… 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也有人骂我往事“盲流”，也有地痞流氓欺负我，让我“进贡”。要不然，就踢翻我的摊子，撕碎我的旧报刊，摔破收来的空酒瓶子，让我不得安生。有时，气愤不过，我就跟这些人干上一仗。当然，更难忍的是蔑视的目光。一次，一个浓装的小姐让我到她家里打扫卫生，报酬是让我捡拾垃圾里的废纸、酒瓶。我小心翼翼，认真打扫，但她仍不满意，并且说我脚上的破鞋弄脏了地板。干完活儿，我提着垃圾袋子走在前，她紧跟在后，像押送犯人似的，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我猜想，她一定是怕我偷拿楼道里的东西。别人不知道，着对我的自尊心造成多大的创伤。 爱，是动力；蔑视，也是动力。这些年，我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每次“乔迁新居”，我都在屋门上贴一张“告示”：本人晚上看书、写作，概不会客。敬请尊重本人微愿！就这样，书刊成了我的精神圣餐，缪斯伴我度过一个个寂寞的夜晚。 因为居无定所，我称自己是“吉普赛人”。每当我踏着废品车，穿越繁华的都市大街，就留心听商店里的音像，接受这免费的艺术熏陶。渐渐地，我学会了哼几句流行歌曲，特别是与我个人生活有关的，比如；《酒干倘卖无》、橄榄树》等。我的嗓子沙哑，也没有“磁性”。但是，我常在独住的小屋里表演，还常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 “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流浪，流浪，流浪远方……” & 低头， 唇朝向一朵带露的花儿 一只小蜂 早已埋伏在蕊中 & 1997年7月上旬，玲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当我的心到达你身边，希望你把她留住。”她在河北省一所大学读三年级，我们已通信一年多，但未见过面。 玲到的那天中午，下着雨。在出站口，我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拿着一册《诗刊》——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作为标志。 安顿玲在宾馆住下后，我请来几位诗友，与她谈诗，交流思想，尽欢而散。只剩下我和玲的时候，她提出要去我的“家”里看看。我连忙拒绝。她生气地沉默了，我只好答应。进了“家”门，我殷勤地搬过那仅有的一只方凳，请玲坐下。然后，打算到房东屋里借热水瓶、茶杯。刚转过身，就听见“哗啦”一声。我忙回头，只见凳子解体了，玲也坐在了泥地上。我惊呆了，赶快过去拉她起来，窘得一句话也不会说了。善解人意的玲却笑到：“对不起！本‘千斤’小姐坐坏了你的凳子。”听了这话，我心里愧得要命。唉！那只凳子是我从废品堆里捡来的呀！ 天晚了，我送玲回宾馆。那个晚上，夜色真美！但是，我回“家”后，一夜无眠。 玲走后，大约一星期左右，我收到她的信，是从她冀东某县的家中寄来的。我没回信。 暑假过后的9月上旬，我又收到她的来信，寄自石家庄的那所学校。玲在信中写道：“校园的菊花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欣赏她的烂漫。可惜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没回信。我知道，玲将毕业回到家乡的一家纺织厂工作，身份是国家干部；而我穷困潦倒，只能当“破烂王”，业余写点小诗。我扪心自问：你能让她幸福吗？从此，一个好姑娘的名字刻在我的心壁上。6年过去了，仍未磨灭。也许，终我一生，也难以忘怀。 1997年，我认识了青。这时，在参加省城的文艺活动中，我和一群真正的诗人组织了诗社。文朋诗友们大都是都市里的俊男靓女，衣着体面，职业也体面。我却是收购废品的小贩儿，连集会时穿的衣服也是临时借来的。当人们问及工作单位，虚荣心总是驱使我回答：“能源再生公司”。 在一次中秋诗会上，我的座位正好与一位很现代的姑娘挨着。朋友说我是诗坛的一匹“黑马”，又介绍说：“她的名字叫青，是一位酷爱诗歌的业余作者。 共同的兴趣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分手的时候，我与青交换了彼此的通连方法。青让我把信寄到她家里，我在青的笔记本上留下的是我的“工作”地点——本市那家大厂的宿舍区。
我很少有空与朋友见面，就充分利用书信与青交谈。晚上，我给她写信，白天“上班”的路上投进邮箱。青的信也及时地飞到我手上。我往她来，很快无所不谈，情感的水银柱也突破了纯粹诗友的水平面。记得那时，我写的信因为超重，常被邮局退回来。在一封信中我写道：“有一首诗，内容仅三个字。早想献给你……”青的回信第二天就到了，信中夹了一张照片，背面题着一首小诗：“我的心是一处港湾，等你。等待着一只船，把航程的终点定在这里！” 经过一番考虑，我终于主动进攻了：写信给青要求面谈“要事”，具体时间、地点由她择定。青回信告诉我：约会的时间定在星期天的傍晚，地点是大明湖公元东门——距我住的北门大街附近不远。 那一天，我只干了半天活就收工了，想早早回“家”，理发，洗脸，换上心行头，准备接受爱神的检阅。中午时分，我抵达北园大街。这时候，一个温柔的声音飘来：“哎！收废品的师傅，到我们酒店来收酒瓶吗？”我匆忙扭头，看见路边站着一位服务员小姐。于是，我一边礼貌地减速停车，一边回应：“对不起！今天不收了。”说完，就想继续朝前走。可是，冥冥之中，我又回头端详，只见她也正杏眼圆睁，眼睛里盛满惊愕。 原来是青！ 啊！世界真小。 我的大脑顿时变成了一团浆糊，胸膛里像有一头小鹿蹦跳冲撞，千言万语都卡在了嗓子眼里，吐不出，也咽不下。眼看着青的背影消失在那家大酒店的豪华大厅里，我知道大明湖公园东门是不必去了。 第二天，我就在更偏远的地方重新物色了一间民房。 & 我若是菩提的那片叶 定要用心，把根须关怀 年年岁岁，生命之树就会 结满挚爱 & 有一段时间，我“下馆子”了。那是1997年9月，济南电视台正播出连续剧《武训》。因为我没电视，当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碰巧，泉城路上一家饭馆添置了彩电，以招引顾客，我就成了吃客。每天傍晚，处理晚废品，就赶往那里。买上一块钱一碗的清汤面，坐下来，边吃边看。有一次下雨，没法去看了，就急忙跑到一位同行那里。他有一台收废品时捡的黑白电视，勉强能看清人影儿，但需用手拧着开关，受一动，屏幕上的人就扭摆跳舞。这样看完一集电视，手指成木头了。 同乡前辈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感动得我热泪长流。不久，在《齐鲁晚报》上看到“希望工程”募捐的消息，我就化名“鲁西北”，写了一封信，夹上150元钱，托人送去了。 秋天过后，老家村里有人来省城打工。我在他们的闲谈中，知道本村的孤儿郑焕巍病了，一直没钱治疗，他的弟弟焕福退学当了小羊倌，我心里很难受。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拉他们一把。不久，有一位同乡回家，我让他给郑氏兄弟捎去一封信，写了几句鼓励的话，夹上500元钱。年底，我回家过春节，又塞到郑焕巍手里一笔钱。节后回济南“上班”后，我收到了郑焕巍的来信。信中说：他的病治好了，正准备考高中；弟弟焕福又进小学念书了…… 1998年2月的一天，一封加急电报把我和小弟（此时小弟已研究生毕业，在济南一所军队高校任教师）从省城催回家。早在二十多年前，父亲就得了难治的病，但他从没进过医院。每当疼得厉害，爹就拿一把止疼片吞下肚去。等我能够自立、小弟读完大学，爹的病也到了晚期。但他还是坚持不进医院，在别人面前也不露出来。此时，爹以处于昏迷状态，县医院已不接纳，又急忙转往聊城市医院。不久，就接到了病危通知。在抢救过程中，父亲醒来了，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就大声对我们说：“这得花多少钱呀！”一边说着，一边拔身上的管子，任我们怎样劝，也无济于事。以后，只要苏醒过来，就要挣扎一番。 这期间，我曾抽出一天时间，回济南筹钱，得知我的诗集已出版了，市新华书店正经销。在这悲伤的时候，缪斯展开了笑颜。背喜交加的我，热泪滚滚而下。 当天晚上，我拿着一笔医疗费和新书，乘末班车赶回聊城，匆匆地跑进医院。这时候，父亲已处在弥留之际。我和小弟俯在病床前，听爹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俺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攒钱给你们弟兄俩盖房、娶媳妇。”说完，大睁着眼睛，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含着泪，轻轻地用手合上了爹的眼。 母亲身体也不太好，有妇科病。因怕做手术花费高，就一直拖着。今天，我和小弟都在省城“混好了”，娘仍在乡下守着破旧的家，和奶奶、聋哑叔叔一起，过着清苦的日子。我和小弟曾请她来省城住几天，她坚决不同意，说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我的姐姐，十几岁就成了村里的劳动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她只读了小学。等到我高中毕业，小弟考上大学，她才嫁到外面去。那时，姐姐已经27岁，是村里少见的老姑娘了。我有一首诗《姐姐》： 穿粗布衣的姐姐/扎大辫子的姐姐/晴天荷锄雨天织布灯下缝鞋的姐姐/那一天，姐姐哭红了眼睛/姐姐穿上了红袄围上了红纱巾/被唢呐声抬进了花轿/姐姐含泪回头看了最后一眼/从此，姐姐是别人家的人了…… 父亲走后，李三奶奶瘸着腿来到我家，对我说：“俺原指望你爹给俺养老送终，才守寡半辈子也没走出咱村。他倒先走了，俺这没儿孙的人，指望谁呀？”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我明白了，立即她说：“三奶奶，我就当您的孙子吧！我和弟弟都管您的事。”从此，李奶奶离开了一个人的家，来到我家，与我娘、奶奶住在一处。 这些年来，我事业未成，爱情难求，简直是“一无所有”。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爱心和一腔真情。正如我在一首诗中写到： 其实，我并不穷/有诗也有梦/有爱也有情/我爱春天的花朵/也爱秋天的枯叶…… 十年来，我庆幸自己未放弃心中的梦想，一直坚守着精神家园。我业余习作的二百多首诗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有幸被报刊刊载，出版了诗集《一只风筝》，获得了山东文学腾飞奖。最近，山东省作家协会吸收我为会员，山东省青年诗人协会选我为理事。 小弟读完研究生后，开始挣钱养家。去年，他独立挑起重担，我则放下收废品的工作。到山东师范大学进修。站在知识的海岸边，我深感自己才疏学浅。路正长，但是，走过去，前面一定有另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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