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土家族地区的水陆交通
水运运输是相对省力和成本较低的交通方式，在古代是也是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的主要方式。重庆土家族地区有长江、乌江、郁江和酉水之便，水路交通相对便捷，对各族人民尤其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巨大。
（一）古代便利水道
长江号称黄金水道，但仅在重庆土家族聚居的石柱西北流过。石柱从清代到民国“仅有洋渡溪、沿溪、西界沱三岸口”，后且因行政区划的调整而只经沿溪、黎场便在西沱出境。万州、忠县和奉节等地的土家族亦因远处深山而从长江水运获益无多。乌江自古亦是重庆土家族地区进出的重要水道，水急滩多而极为凶险。“乌江发源于贵州省西部的乌蒙山东麓，穿行在大娄山、武陵山之间，经思南、印江、德江、沿河、酉阳、彭水、武隆至涪陵注入长江。数以千计的大小河流，在发展土家族地区的航运、水电及灌溉等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元代始，乌江沿岸设水驿以连通重庆土家族地区，如涪州水站、关滩水站、辛酉滩水站、绍庆在城水站、新滩水站。
“酉水也是古代重庆土家族地区物资运输的交通动脉，酉阳、黔江及湖南、湖北和贵州沿河一带的土特产品与生产生活用品均主要赖其往返运输。”酉水发源于湖北宣恩县东的将军山，“流至酉阳县东北大溪区的老寨乡西坡村入四川境。入境后，经老寨至大溪口，纳财神沟河，至沙滩乡境西纳中坝河，至可大乡境西南角，纳甘溪河，至酉筹乡，纳王家坝河，至沙田乡境西，纳沙子坝河，至后溪，纳大江溪河，至酉筹区后溪乡多壁村的红岩洞出酉阳境，入秀山县石堤区海洋乡境，南流东折至石堤，纳梅江河，又东流至川湘边界之八面山南麓的烂泥湾入湖南省境，”最后经常德汇注洞庭湖。《永顺县风土志·水道》记载：“酉水一曰酉溪，今称北河，亦名更始水。有三源：北源出湖北宣恩县忠峒里三眼泉，中源出四川酉阳县志酉源山，两源合流与四川秀山县石堤司。南源出贵州铜仁县平头司，左右两支合而东流保靖县之江口，和北中两源，东流入县境。”
“唐崖河发源于利川南部，经咸丰、黔江、酉阳等县注入乌江。”重庆土家族地区溪河密布，形成较为发达的水运网络，通过“歪屁股船”为代表的船只将重庆土家族等与外界紧密相连。《永顺县风土志·道路》记载：“水路运输比较发达，其惟一之线路，即由猛洞河经北河，顺沅水直达常德，亦有直达汉口者。其运输器具，即小帆船。其载重则分二种，即猛洞河流域之船只与北河流域之船只是也。北河流域之船舶，载重可达六万斤，猛洞河流域之船舶，载重可达三万斤……其他小溪流之能通澧水与酉水者，多半可藉以为木排之运输。”结合有关水文资料和地方文献，著者将重庆土家族地区主要水道梳理如下。
重庆土家族地区主要水道简表
由利川县境经咸丰县朝阳寺，经县坝、舟白、正阳、邻鄂、蓬东、寨子、濯水、蒲花、濯西、犁湾、两河、龙田，后流入酉阳，终汇入乌江。
明清时有5吨以内木船通行，民国时官河场、河口场、濯河坝、两河口等地有数十只木船载货。
从湖北来凤县入酉阳县后，经酉阳老寨、大溪口、沙滩、可大、酉酬、沙田、后溪、后溪，再经秀山县石堤、烂泥湾出渝入湘，终汇入沅江。
全程可通航，酉水酉阳段木船每只载重5000斤左右，四季通航。石堤以下航道可通行15-20吨各类船只。
龙潭河、梅江河
梅江、石耶、中和、龙池、石堤。
从龙潭至石堤，四季通航，洪水时期，大船可装桐油五百桶，一般水位300桶，枯水时期一百桶左右。另有一种驳船，枯水时使用，大者载船五十桶，小者二十桶。
从贵州省沿河县入渝，经酉阳、彭水、武隆、涪陵，终汇入长江。
全程通航，是古代著名的战略要道之一，明清时期湘、黔边区食盐全赖此水道运输。史料称民国初期乌江航运有厚板木船27帮，船216只，杂货船32只，来往于龚滩与涪陵之间。1939年统计各种木船已达450只以上，各船只载重量在10吨至25吨之间。
沿石柱县西北过境，有西沱、工农背、欧家河、下深溪等渡口。
全程全年通航，主航线终年可航行1000—1500吨级船舶。北宋时期已是“川盐销楚”的口岸。
秀山县城经妙泉至石堤。
通航里程75公里，可运载2至10吨小木船
秀山县石堤经红岩洞至百户司。
通航里程15公里，运载2至15吨小木船
秀山县洪安经峨溶至岗口入酉水河。
通航10公里，运载2至10吨小木船
注：表格内容系整理重庆土家族地区各区县历代县志所得。
（二）古代水运工具
长江、乌江、酉水等河流纵横重庆土家族地区，但水急滩多而极为凶险，有“半年走一趟，十船九打烂”之说。重庆土家族及先民最先运用的水上交通工具当时廪君时代的“土船”。
唐韦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云:“黔中者，其启土也大，其货值也殷，有廪君之土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重庆土家族会同各族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性使用各种水上交通工具，为后世留下了“歪屁股船”为特色的水上交通文化遗产。
“歪屁股船”是古代航行在乌江等水道最常见的水上运输工具，因其船板厚实而名曰“厚板船”，俗称“歪沟子船”。对这种造型特殊的船只，《涪州志？》记载：“舟用厚木板，左偏其尾。掌舵立于船顶，以巨桨作舵，长几等于船，取眺望远而转折灵便。其船谓之厚板船。”厚板船用5厘米以上硬木做成厚实船板，长20米以上，宽4——6米；特异处是船头与船尾不在一条直线上，呈倾斜扭曲状，船尾向左旁斜扭；船头、船尾高翘约2—3米，船篷设高架板桥，无帆无舵，另有一长桡；船行之时，上水靠拉纤，下行靠板切。重庆土家族地区的乌江等水道的险滩、急流、弯道等恶劣水文环境给航运带来的困难，独特的厚板船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直至民国抗战时期仍在发挥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贡献，为船舶制造提供了参考范例。“一是船板厚……用这种结实的厚木抵抗怒浪拍击或偶然的礁石相撞，厚板船由此得名。二是船尾向右歪扭，偏离船舶中轴线……减轻般舶下滑瞬间由于重力加速度带来的兜水……方便“梢”的扳动，更能适应乌江的急弯河道……“艄”的支撑点在歪扭船尾上，刚好在船体的中轴线上，重量与歪船尾大体持平……第三，厚板船的船头、船尾直立高翘……这种独特的结构避免了行船上下滩时由于滩头水位落差大，水势猛造成的海损事故……高翅的船头，为纤夫上下船拉纤提供了方便……第四，以艄代舵……厚板船的船梢设计十分周密，包括后艄（大艄）、前艄和小艄三部分……下水时，船尾的大艄和小艄已经解决不了流速快、弯道多的复杂航运倩况，稍有不慎，船就有可能顺着水势撞到岸边的礁石上，使用前艄解决了乌江航运中水的流速与船舶运行方向调整的时间差问题。第五，以切条替代桡作为船舶的前进动力……第六，不用风帆。”
除厚板船引入注目外，重庆土家族地区的各族人民还根据水道特征创造性地使用其他水上运输工具。人们将酉水在秀山石堤以上称为“北河”，“北河船”以航行在俗称北河的酉水而得名。
“北河船”航行于酉水，针对酉水行船时风浪较小，为便于首位平衡而设计出船尾略高于船头，形制亦十分独特。“舢板船”是一种简易木船，制作板材较薄，具有“轻”、“灵”、“便”、“小”特点，常在细小河流或水势平稳处行驶，多用于打鱼、渡河等日常生活。于此相似的是郁江上的蛇船。蛇船以其船型细长而得名，船头船尾尖翘，多承载轻小物品。“木排”是用木材临时捆扎而形成的水运工具，多在进行木材放运中使用。重庆土家族地区的人们在放排前将木材按形制捆扎成排，经江河放运至销售点后即解排售卖。放运时，放排人的生活起居俱在木排，也搭载少量货物。解放前，重庆土家族聚居的酉阳、秀山、黔江等地的木材俱以此方式运至常德等地销售。
彭官章：《土家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201页。
彭福荣，王正勇：《重庆土家族地区古代交通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原属四川，重庆直辖后去蜀入渝。
李星星：《曲折的回归——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民国]刘正学：《永顺县风土志》，民国十二年（1923）版，第3页。
彭官章：《土家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民国]刘正学：《永顺县风土志》，民国十二年（1923）版，第226—277页。
[唐]韦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对“土舟”未被确切表述，或以为陶船，或以为“土人之舟”即土著巴人所造古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云：巴郡南郡蛮有巴、樊、瞫，相，郑,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掷剑操舟来选拔君长，廪君务相以掷剑中穴、操舟能浮而树立权威，后“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转引自涪陵地区盐业志编纂委员会：《涪陵地区盐业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郑敬东：《长江三峡交通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周晏《抗日战争时期的乌江船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认为：“歪屁股船”创造了造船史的奇迹，“作为一种造型独特的木船，它开创了中国造船史上6个第一。”
周晏：《抗日战争时期的乌江船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
重庆土家族主要聚居在现石柱、彭水、黔江、酉阳和秀山等地，而在奉节、万州、忠县和武隆等偏远之地亦有土家族聚居的乡镇，所在地区的交通十分闭塞。在古代，重庆土家族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人们改造自然能力有限。除陆路网络外，重庆土家族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官道驿路连接州县之间，村寨城镇之间早先亦有简易的山间便道。
（一）陆路古道
重庆土家族不甘囿于封闭的环境，积极开凿道路与外界连通，故在渝东南地区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古道网络。“明清时，彭水的官道，北经羊头铺、保家楼、郁山镇、米坝场人黔江；南经摩围山，到茶园，到洋水桥入贵州的道真、务川，或由万足沿长溪河谷，经郎溪入贵州的务川、沿河；西经火石娅、萝卜埂到江口入武隆；西北由干洞口到牛妍铺、木棕铺、火炉铺、沙窝、白果铺、凉水铺、灯盏铺而至涪陵；东面，由亭子坝经盖坪、头党坝、龙门峡、庙溪，到酉阳或龚滩；从涪陵到酉阳，则由牛岍铺至白溪，或翻巴巴台岩口，经桑拓坪入黔江，再到酉阳；彭水到酉阳，则由山尖坡，经大堰塘，翻猪头符，到桑拓坪或头党坝，再经黔江至酉阳。”明代石砫土司地区形成以司治为中心，而黔江千户所的便利交通助推了重庆土家族地区的发展，向西有驿道与酉阳、彭水相通，向东北有道路与大田所、施州卫相通，向北有两条商道通往万县，向东有商道通常德，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著者结合重庆土家族地区有关区县的历代地方志书，梳理出重庆土家族地区古道路线简表如下。
重庆土家族地区古道路线简表
观音岩、鲤塘坝、斑竹林、蚕溪、捲店、沙子关、湖镇、菜子坝
观音岩、鲤塘坝、双庆场、六塘坝、石梁河、洗脚溪、河口场
观音岩、鲤塘坝、双庆场、六塘坝、漆辽坝、擂鼓台、马武坝
下路坝、三星伴月、五斗坝、都会、双流坝、木坪
灯盏窝、磨盘石、倒流水，永清关
灯盏窝、分水岭、水桶坝
大歇塘、油榨房、悦来场、仰天窝、青龙场、临溪场
悦来场、鱼池坝、青草坡
大歇塘、茶店、竹林沟
楠木垭、青龙场、石家坝、黄水坝、万胜坝、冷水溪、七曜山
黄水、梅子、黄草、石塔、金子、西池、亭子关
深勾、龙桥、马家、濯水坝、两河口、火石坳
白渡、龚家坝、老鹰关、天生桥
四十八渡水、册山、梅子关、土地岩、老窖溪、两会坝、冬瓜岭、蛇倒退、天池寺、白鹤桥、土地垭、苏家店子、白石关、三彷河、三根树、龙池盖、董家坡、高家店子、长顺河
插旗山、杉木垭、老鹰关、段溪
冯家坝、濯河坝、两河口、火石坳
官村坝、大路坪、徐家坡、高家弯、黄朗坪、染房、筲箕滩、三坳、二坳、头坳、和尚壁、花盖岩、牛头岩、龙洞弯、老鹰岩
贵图、芭蕉水、溪口场
鸳鸯嘴、芭蕉水
贵图、回星、高东庙、桐麻岭
官庄、龙潭坝、妙泉、硝洞坡
龙池、宋农、石堤、高桥
吏目场、邑梅、天星坡
官舟、土坪、雅江
三合场、隘口、坝芒、梨子坳、火烧桥
清溪场、客寨、陈家坡
渤海、麻旺、腴地、黑水、大涵、两河、犁湾
两征、天馆、中坝、丁市、铜西、铜鼓、板溪、渤海
兴隆、泡木、泉孔、泔溪、麻旺、渤海
大溪、偏柏、水田、泔溪、桃鱼、钟岭
铜鼓、隘门关、铜西
钟南、板溪、渤海
界牌垭、保家楼、羊头铺
摩围山、靛水、洋水、都儒
火石垭、萝卜垭、江口
风头门、普子坝、后江河、乐地坝、长顺坝
亭子关、西泡、黑溪
羊头铺、保家楼、郁山镇、米厂坝
万足、长溪、郎溪、务川
干洞口、牛岍铺、木棕铺、火炉铺、沙窝、白果铺、凉水铺、灯盏铺
亭子坝、盖坪、头党坝、龙门峡、庙溪
三尖坡、大堰塘、猪头箐、桑拓坪、头党坝
注：表格内容系整理重庆土家族地区各区县历代县志所得。
上表所列之古道构成了古代重庆土家族地区纵横交错的陆路交通网络，具有“历史悠久”、“连接紧密”等鲜明的特点，将重庆土家族地区同鄂西、黔东等地紧密地联系起来，对重庆土家族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酉阳至黔江阿蓬江之间有濯龙古道连接，是黔江与酉阳北部地区的桐油、棬油、生漆、五倍子、中药材等土特产品和家禽牲畜运往湖南等地的要道，彭水郁盐也经此道运销酉北各地农村，由湖南沅江经酉水运来的棉制品及生活、生产用品亦经此道运销酉北与黔江各地，是古代黔江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动脉。黔江各族人民在解放前所食彭水郁盐每年都在50万公斤以上，均由人力在黔江濯河坝至彭水郁山之间的盐道转运，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有莫大贡献。“三尺道”是宋代著名的陆运交通线，自西界沱到湖北省恩施、利川、来凤一带，全程300多公里的三尺宽青石板路，俗称“三尺道”。
（二）溪河古桥
桥梁是架设在江河沟壑上的建筑物，是交通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重庆土家族地区沟壑纵横，溪河众多，远途自可舟车往返，溪河则需桥梁为渡。为便于沟通外界和流通物资，古代重庆土家族地区修建了众多的桥梁，著者结合有关地方史料梳理出以下桥梁简表。
重庆土家族地区各县古桥梁一览表
秀茶古道有17座，秀松古道6座，秀沿古道2座，秀里古道26座，秀龙古道5座，秀溪古道13座，秀芭古道3座，秀印古道4座，其余8座；另《酉阳直隶州总志》载19桥。
龙凤乡客寨桥：6孔石墩木面凉亭桥，全长59.4米，宽6.59米，凉亭屋19间。
《补辑石砫厅志》载10桥，《石柱乡土志》载13桥，《石柱县志》载8桥。
黄龙桥：雍正十年创建，民国六年改建为石平桥，长47.45米，高3.2米，宽1.55米；桥头铁索桥：民国十七年右肩，跨龙河，桥长70.5米，宽4米，高22.5米。
《酉阳直隶州总志》载26桥，《酉阳县志》载15桥。
苏家河长廊桥：建于清嘉靖年间，桥长8.5米，宽5米，高6.5米，拱高5.6米，上有廊房和木栏杆。
《酉阳直隶州总志》载24桥，光绪《黔江县志》载77桥。
金溪乡双庆桥：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为黔江县现存最早石拱桥。
《酉阳直隶州总志》载16桥，光绪《彭水县志》载22桥。
注：表格内容系整理重庆土家族地区各区县历代县志所得。
“重庆土家族地区的古代桥梁把山涧河谷连成日常生活的捷径，便利人们出行……清乾隆、嘉庆和道光等朝代，桥梁建设高于其他时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和反映。该地区的古代桥梁多由官绅民共同捐建或重修，足见当地人对交通的高度重视。”就总体而言，重庆土家族地区古桥的特点十分鲜明。一是形态丰富。重庆土家族地区的古桥类型丰富，形态各异，主要有凉亭桥、石梁桥、石拱桥、铁索桥、石墩木面桥、独木桥、风雨桥、天生桥等；二是多由士绅捐建。《黔江旧志类编》所载近80座古桥有12座明确记为士绅捐建，而《酉阳直隶州总志》所载辖地89座古桥中亦有31桥为士绅或邑民所建，其中黔士绅张启远于道光二十八年（）曾一人捐修了扶峰桥、青云桥、六也桥等桥；三是梁损毁严重。比对文献资料和田野考察，重庆土家族地区的古桥遗存较少。《酉阳县志》记载境内古木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已经全毁，古代石桥本有90余座，后因修建公路而部分被毁弃，现仅存10座，古代的石拱桥部分改建或扩建成公路桥，与原有形态差异很大。
重庆土家族和汉、苗其他民族杂居于山高岭峭、峡深水急的渝东南地区，历代政府统治力量较为薄弱。为稳固封建统治和加强社会控制，封建王朝兴建关隘以扼守要害之地，《酉阳直隶州总志·规建志》的古关隘记载如下：明代，嘉靖5座；清代，康熙2座、雍正4座、咸丰65座、同治4座、时间待考者25座。对此，《黔江县志·规建志》记有百胜关等7座关隘，《彭水县志·规建》记有统景关等7座关隘。在重庆土家族地区，便利的交通多有客货往来，王权国家中央政府为便于掌控而在重庆土家族地区的交通节点设置塘汛，派兵驻防。“重庆土家族地区古代塘汛不仅便于及时传递信息，亦能形成发达的贸易中心。”《酉阳直隶州总志·武备志一》记载，“《邵志》州城之北，塘十：曰龙池铺，曰箐口，曰旧染河，曰土塘坝，曰犁湾滩，曰灌河坝，曰偏坡，曰龙桥，曰深溪沟。龙潭汛塘三：曰深溪坝，曰坝竹坨，曰篙芝坨。大溪汛塘二：曰梅子坳，曰菜石溪。龚滩汛塘一：曰丁家湾。”石柱土家族地区也广置塘汛，有黄水坝——后改置老土地场、马尾坝——亦名康香溪、三根树——后改置三会场、洋渡溪、临溪场——亦名冠头场和西界沱等塘汛六处。
（三）陆路交通工具
古代重庆土家族地区的陆路交通主要依靠人力转运，各族人民创造性使用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如背夹、背篼、背桶及与之配合使用的辅助工具——打杵。对三峡地区特有背负式交通工具，《新唐书·车服志》载称“巴蜀妇人出入有兜笼”，后宋《蛮溪丛笑》“背笼”条记载：“负物不以肩，用木为半枷之状，钳其项，以布或带系之额上，名背笼。”从现今的使用情况看，重庆土家族地区的背负工具有竹制、木制之别，形式有“背篓”、“背夹”、“背桶”三种。“背篓”以细竹条编制而呈桶状，上大下小，靠两根用竹条编制而成“背条”挂于双肩而背物行走；“背夹”以一根弯木劈成两半或两根形状相似的弯木做成，中间以横木连接，使之符合背部曲线，用于背运体积较大且重量较轻之物，如柴草、植物根茎等；“背桶”则以木头拼装而成桶，用桐油浸泡以防腐防漏，主要背运如水、油等液态物资。使用上述三种背运工具时，打杵是重庆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研究表明，古代重庆土家族地区人们“背盐
150 至 200多斤，因背负沉重，上坡行 7
步，下坡行 8 步， 平路用 11
步即用打杵小歇，以双手在臀部将木杵撑地，背架稳在打杵把上，与双脚行程三条腿，站立原地休息。”
除背负式工具外，古代重庆土家族地区各族人民还经常使用“鸡公车”、“木板车”等轮式工具。“鸡公车”即独轮车，以硬木做成车轮，上面铺以木板，用人力在后推行，适用于乡间小路。“木板车”则有多轮，较“鸡公车”大，装运物资较多，适用于较宽阔道路。另外，古代重庆土家族地区还有“滑竿”和“轿子”两种交通工具，主要用于抬运身份尊贵者，“滑竿”用数根长竹竿扎成担架，中间部位置一凉椅或坐篼供人乘坐，轿子则与中原地区同。以上交通工具都是重庆土家族地区人民为适应复杂特殊环境而创造性使用，对各族人民的生产生影响很大，是特色交通文化的重要内容。
彭水县志编纂委员会：《彭水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此表内容亦可参阅彭福荣，王正勇：《重庆土家族地区古代交通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的相关内容。
参阅彭福荣，王正勇：《重庆土家族地区古代交通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酉阳县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黔江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此表内容亦可参阅彭福荣，王正勇：《重庆土家族地区古代交通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的相关内容。
彭福荣，王正勇：《重庆土家族地区古代交通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黔江旧志类编》，1985年版，第44—57页。
《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酉阳县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彭福荣，王正勇：《重庆土家族地区古代交通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清]王鳞飞，等：《酉阳直隶州总志》卷10，同治三年（1864）刻本。
转引自郑敬东：《长江三峡交通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李良品：《清代及民国时期乌江水道盐运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摘要：《水经注》中对土家族地区的历史水文地理有不少记栽,其中 对沅水,澧水, 
夷水,廷江水,江水水系的水文地理的记栽存在一些问题.利用相关的 文献则可予以补正。
正文：《水经?沅水注》水文地理考释 《水经?沅水注》载:”酉水导源益州巴郡临江县,故武陵之充县酉源 山,东南流迳无阳 
故县南,又东迳迁陵故县界,与西乡溪合,即延江之枝津,更始水之下 流,谓之西乡溪口.”
这段材料说的是:酉水之源在益州巴郡临江县,临江县即故武陵郡之
充县;西乡溪为延江之枝津,更始水下流,与酉水合流;酉水经无阳县南.参阅相关资料可知, 这段对酉水水道的记载有误.
关于酉水之源,《汉书?地理志》武陵郡充县条下载”酉原山,酉水所出”,指出酉水乃是源出武陵充县之酉原山,并非导源巴郡临江县.《汉书?地理志》,
《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等都有关于巴郡临江县的记载.《晋书》和《宋书》都载巴郡临江县为”汉旧县”,则可见从汉到刘宋时期都设有临江县,且都仍汉
县之旧.充县在《汉书》,《后汉书》,《晋书》中同样有记载,《宋书》记有临澧县.充县
在两汉为武陵郡之属县,三国时吴改隶天门郡.晋初废充县,于其地置临澧县,…至刘宋时期仍 为临澧县.从建置沿革的回顾可以看出,从汉到刘宋
B,临江县和充县(或临澧县)是同时 存在的两个同级 县.既然临江县和充县为同时存在的两个县,则不可混同,酉水之源当
只出于其中一县；又《汉书》明确指出酉水乃是出自武陵充县酉原山,则北魏时代的酉水 当导源于故武陵之充县,
也即当时之临澧县.今湖北宣恩县东南之白水河,古名酉溪,导源于将 军山,疑即古时之酉原山.
另外《水经?江水注》载”江水又东经临江县南”,县以临江为名,自是
因县境濒临长江.该县距今宣恩之将军山颇为悬远,酉水也不可能出自临江县.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酉水之源出”巴郡临江县故武陵之充县酉源山”的错误呢?《水经注疏》熊会
贞疏云:”《注》本当只有酉水导源云云一句,故武陵之充县酉源山九字,乃校者记注于旁,
后混入正文,”显见原文只有“酉水导源巴郡临江县”之语,”故武陵之充县酉源山”九字是后人在抄传中把旁注混入正文的.为什么会出现”故武陵之充县酉源山”之文呢?显然当
时旁注者也认为酉水导源故武陵充县酉原山,而不是出自巴郡临江县. 关于西乡溪,《水经?延江水注》载”其水注引渎石门,空幽阴深,邃涧
暗密,倾崖上合,恒有落势,行旅避瘴,时有经之,无不危心其下,又谓之西乡水,亦谓
之西乡溪,溪水间关二百里许,方得出山,又通波注远,复二百余里,东南入迁陵县也,
又东南至武陵酉阳县入于酉水”.从材料记载来看,西乡溪应为酉水的一条支流,于迁陵 县境注于酉水,且为交通孔道.
西乡溪的具体位置,可从相关信息推知.乾隆《湖南通志》卷十三《山川八?永顺府》保靖县下载:更始水”在县北,自酉阳土司界流入,又东流至永顺县界
入酉水,一名北河……有二源,一出邑梅土司界,一出平茶土司界,至滥泥湾合流,自酉阳司
界流入,迳司西北会诸水,至永顺界与灵溪合,即西乡溪水也”,更始水即西乡溪.《大
清一统志》卷三七二《永顺府?山川》也有相同的记载,则显见西乡溪自有其源,并非上
承延江水.《水经注》同卷载,延江水北入涪陵为涪陵水,涪陵水北注长江,也就是延江水北注
于长江.又《水经注疏&杨守敬云:”延江与酉水隔越重山,无相通之道.”延江水与酉水
既无相通之道,更始水又自有其源,则延江水经由更始水(即西乡溪)东注酉水之误明矣.
考以当今之地,今之梅江或即西乡溪.早在战国时期,西乡溪沿岸已是交通路线.据郭仁成,
戴亚东先生考证,这条交通要道由今龚滩,经今酉阳陆路,再东行经酉水支流水路入酉
水,再经酉水水路达于今沅陵附近,战国末期秦将司马错伐楚即经由此路.到北魏时期,这条
交通路线可能还存在着,所以郦道元在记载西乡溪时说”行旅避瘴,时有经之”.考察地理 方位,处于这一地理位置的酉水支流也只能是今梅江了.
关于酉水经无阳故县南,考察当时的地理,无阳县只与无水相关,与酉水无涉.《汉书?地理志武陵郡无阳县下载”无水首受且兰,南(当为东)入沅”,则无阳
县有无水.古时以山水为地名,水北山南为阳,无阳当因处无水北岸而名. 《水经?沅水
注&同卷载”无水出故且兰,南流至无阳故县,县对无水,无水又东入沅”,据此可知无阳县 确实与无水相关.
查相关文献,只《汉书》中载有无阳县,《后汉书》,《晋书&,《宋
书&中均载”舞阳县”,而无”无阳县”,则显见《水经注&中之”无阳故县”指的是《汉书& 中之无阳县.《汉书&,
《水经注中都同时记有无水和酉水,且都注于沅水,显见无水和酉水 是沅水的两条不同的 
支流.前汉无阳故县的地理位置,《水经注疏&载”故县城在今芷江
县北”【.古之无水即今沅水,古之酉水即今之酉水,按其地理方位而言,二者一在北,一在南.
显然,位于北方的酉水是不可能流经无水之无阳县南.
《水经?澧水注》水文地理考释《水经?澧水注&载:”渫水出建平郡,东迳渫阳县南,晋太康中置.”
此处郦氏所说渫水源出建平郡,颇令人费解.今渫水源出湖北省五峰县境.考五峰县的历
史沿革,在三国至南朝刘宋时期五峰县之地隶于宜都郡n.今之五峰之地在其时既然隶属
于宜都郡,渫水又出自今五峰县,则渫水应是源出宜都郡.《水经?澧水注&称渫水出建平
郡,考建平郡始置于三国吴永安三年,领有信陵、兴山、秭归、沙渠四县,晋建平都尉领有巫、北井、泰昌、建始四县,晋太康元年平吴建平郡合并,统有以上八县,其后县的设置有变,
其辖地无变化,到刘宋时,领有巫,秭归,归乡,北井,泰昌,沙渠,新乡等七县.巫县始治今巫
山县巫峡镇,后治城关镇,北井县治今巫山县北洋溪,泰昌县治今巫山县大昌镇,
信陵县治今秭归县东南,兴山县治今兴山县北,秭归县治今秭归县,沙渠治今恩施市,建
始县先治竹溪县东,后治今建始县东,归乡县治今秭归县东南).新乡县治无考,估计也不 出今渝东鄂西一带.
由此可知建平郡的大致范围东到今秭归县境,西到今巫山县境,南到今恩施市境,北到今竹溪县境.由此可见,渫水不出于建平郡,当出宜都郡.
《水经?澧水注》载:”澧水又东,娄水人焉,水出巴东界.”《水经注疏》
载”今娄水出宣恩县东北,东南流迳鹤峰州,至慈利县西人澧水州.考巴东郡始置于
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益州牧刘璋改永宁郡为巴东郡,以江州(即今重庆市地)
为中心；以后分出涪陵县另立涪陵郡(治今彭水县)；建安十九年(公元215年)分巴东之 鱼复(今奉节境),
朐忍(今云阳县境),汉丰(今开县境),羊渠(今万县境)设江关都尉,两年后并宜都郡之巫,北井二县设固陵郡;蜀汉章武元年(公元
221)改固陵为巴东郡”.其大致辖有鱼复、朐忍、汉丰、羊渠、巫、北井等县地.《晋书?地理志》载巴东郡统鱼复,朐
忍,南浦(今万县市境)三县.《宋书?州郡志》载巴东郡统鱼复、朐忍、新浦(今开县境)、南浦、汉丰、巴渠(今开县境)、黾阳(今巫山县境).从巴东郡的沿革可看出巴东郡的地域范围的变化:
东汉末巴东郡领有今重庆市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蜀汉时只领有东部地区;晋时巴东郡只领有今重庆市东部的沿江地带;刘宋时巴东郡拥有今重庆市的东部地
区.可见从东汉末到南朝刘宋时期巴东郡的地域范围实际上是在缩小,辖地远未及今宣恩、鹤峰之地.那么娄水的源地在哪儿呢?考查宣恩县,鹤峰州的历史沿革,两汉时期今宣恩,鹤峰
地属南郡,到晋至南朝刘宋时期,宣恩所在地属建平郡,鹤峰所在地属宜都郡.【9由历史沿革可见,娄水之源地并不在巴东郡界内.
《水经?夷水注》水文地理考释《水经?夷水注》载:”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江”在古文献中单独出现,乃是专称长江,据上面材料所载,则夷水当源自巴郡鱼复县境之长江水.考巴郡鱼复县境确有长江流径.鱼复县隶于巴郡是在两汉时期,见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
州郡志》,此后,鱼复县隶属别郡.《水经?江水注》载”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江关都尉治,公孙述名之为白帝”.《汉书?地理志》载巴郡鱼复县有江关,显见《水经?江水注》
所载鱼复故县也就是《汉书》所载之巴郡鱼复县,其时长江流经巴郡鱼复县境内无疑.后
人的考证也证实今重庆市奉节县东之自帝城即两汉时之巴郡鱼复县,【6
而今之奉节县境内有长江流过.故此可以断定《夷水注》所载”鱼复江”其实就是指长江.夷水源出长江水吗?显
然是不可能的.以地形状况论之,今之清江(即夷水)上游与长江之间有高大山岭阻隔,其 间并没有水道相通.
说夷水源出长江水显然不符实际.考夷水之源,实出湖北利川之都亭
山.…考查文献,利川县地在两汉属于南郡,&&是利川县地不属于巴郡而属于南郡.两汉时夷水当源出南郡地.《水经’夷水注》载:”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扞关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鱼复扞关,临江据水,实益州祸福之门.”此条材料载夷水条下记,则廪君王巴
之扞关当在夷水流域,而法孝直所言之扞关在鱼复县境(今奉节县),这就出现了两个扞
关.历史上确有两个扞关.夷水流域有一扞关.《史记?楚世家》载”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兹方据《史记正义》引《古今地名》,”荆
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史记.张仪列传》唐张守节《正义》,《后汉书?公孙述传》唐李贤
注俱称峡州巴山(今长阳县西35公里)有扞关.《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记长阳县”废巴山县在县南七十里,本狼山县地,即古扞关,楚肃王拒蜀处”.据此可见,夷水流域的扞关位于夷水
下游的长阳县境, 是楚人为拒蜀所筑,与廪君无多大的关系.古鱼复县(今奉节县)古时
也有扞关.《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对楚王的说词:”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
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不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
非王之有.”裴驷《集解》引徐广语,司马贞《索引》都载鱼复有扞关.《后汉书?郡国
志》鱼复县下载”扞水有扞关”,则为鱼复有扞关之又一明证.前文已明了长阳之扞关为楚
所立,则鱼复县扞关当为廪君所据之扞关了.《水经?夷水注》载,廪君是先乘舟浮夷水,后据 扞关,然后才于巴地 
建立巴国.从所叙事件的先后顺序及相关信息,可知从夷水至鱼复扞
关之间有一通道.查今恩施与奉节县间,很早就有一条鸟飞道,《水经?夷水注》载”(夷水) 东南过狼山县南.
夷水自沙渠县入,水流浅狭,裁得通船”,可见从沙渠至狼山间尽管”水流浅狭”,但还是可能通船的.古之沙渠即今恩施,狼山即今长阳县,说明古时今长阳至今
恩施间的夷水可行船的.此为水路.这样廪君从其发祥地武落钟离山(今长阳境)溯水上至今恩施地,此为”浮夷水”,再由鸟飞陆路至鱼复,就是”据扞关”了,然后再沿江西上建立巴国.如此,则史迹和历史事件就联系起来了.所以与廪君浮夷水有关的扞关只能是
鱼复扞关了,廪君扞关在长江边,而非夷水边.郦氏把廪君扞关置于夷水条下注解,显然不合适.
正确的做法是置之于《水经?江水注》中.《水经?延江水注》水文地理考释《水经?延江水注》载:”(延江水)至巴郡涪陵县注更始水,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更始水东入巴东之南浦县.”前文已经讨论了更始水并非延江水的下游枝津,而是酉水上游的一条支流;更始水和延江水间有山岭阻隔,
二者并不相通.延江水的归宿,正如《水经?延江水注》所载”延江水北入涪陵水……其水
北至枳县入江”.关于“更始水东入巴东之南浦县”,也并未反映事实.前文已考证,更始水即
酉水之支流西乡溪,也即今之梅江.关于南浦县,《水经注疏》杨守敬云:”此巴东之南浦侨县也”,啦《水经?江 
水注》载:”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经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水北流注于江”.则巴东郡南浦县位于南集渠水之东.南集渠,据杨伟兵先生考证,认为即今之万州五桥溪,北流入江.n’若此说成立,则巴东郡之南浦
县在万州五桥溪之东.按一般的说法,刘宋之南浦县位于万县之长江东岸,大致也离五桥 溪不远,方位与
《水经?江水注》的记载是吻合的.更始水远在南边,与长江东岸之南 浦县间隔何止千山万  水,且与之接界之旧涪陵县地在当时为蛮人所据,n
引刘宋时其势力 难以延及更始水流域,南浦县地域南界也难延至更始水流域.如此,则更始水自不入南浦县.《水经?江水注》水文地理考释
《水经?江水注》载:”江水入东,鸟飞水注之.水出天门郡淡中县界,北
流迳建平郡沙县南,又北流迳巫县南,西北历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谓之鸟飞口.”
此材料说的是鸟飞水源出天门郡娄中县,流经建平郡沙渠县,巫县,于鸟飞口入江.细
细考证,这条材料的记载也是有问题的.根据《水经?江水注》的记载,江水经鱼复故县(今奉节县白帝城)南后,纳鸟飞水,再纳巫溪水(今大宁河),则鸟飞水所处的大致范围可确定:在今奉节白帝城至大宁河口之间.考查现今该地域内只有一条大溪河,大溪河是否
就是鸟飞水呢?《大清一统志》卷三九八《夔州府?山川》载鸟飞水”在巫山县南”,”《吴船录》
有大溪口,在巫山县西七十里,疑是”.大溪河发源奉节县西南山谷中,东北流百余里人大江”.《清史稿?地理志?四川》夔州府巫山县条载”鸟飞水在县西南,发源奉节山谷中,
东北流,亦入大江”.显见至清代今大溪河仍有鸟飞水之名,则今之大溪河就是鸟飞水.
《水经注疏》中杨守敬对鸟飞水即大溪河说予以充分的肯定._2 古之天门郡娄中县为民国慈
利县之三官台,纠也即今慈利县之三官台,建平郡沙渠县即今之恩施,巫县即今之巫山县,若按
《水经注》所说,则大溪水当发源于今之慈利县境,北流人今恩施境,越过清江,然后经巫山县境,北注于长江.鸟飞水跨越清江和重重山岭北注长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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