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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临邛周边古道及形成年代(最新版)……凡丁
此材料因是民间个人调查考证,常常在补充完善中,为了避免已知的差错误导读者,特校改、增补后重发,可能仍有疏漏,供读者参考、指正、争鸣。
& && && && && && && && && && && && && && && && && &作者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南、北丝绸之路之间截然划分毫不相干!但是笔者经调查考证后认为:南、北丝绸之路自古相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红军在川西北所走的路,即古丝绸之路;古代西北羌人向南方迁徙之路线,同时也是佛教西来后由北向南传播的路线。
以上不是笔者的惊人发现,而是由于当前的红色旅游线路,掩隐了南北丝绸之路原本相连的一段古老文明。如果红色旅游与丝路文化相结合进行宣传,且不更加完美?!
本调查旨在发掘邛崃悠久的历史文化,希望能为邛崃城市的建设规划在思路创新上起参考作用。
探究临邛城周边古道的形成与年代(补校版)
(系列调查之五)
1、& & & & 绪论
2、& & & & 临邛古城的变迁
3、& & & & 临邛城周边古道路
4、& & & & 重要寺庙简介
5、& & & & 再说文脉堰
6、& & & & 结论
7、& & & & 说明
可能少有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今临邛城北城门外仅有约150米长的街道与城门口保持一致正对着北方,之后的公路便一直往西偏,最大的偏差角度达到约57度(自测),到黑虎滩之后,又向东偏至桑园古镇,其道路的走向像C形,临邛古镇和桑园古镇就在C形的两端,相距仅七公里。
而西河河道却像反C形,成温邛高速公路之邛崍段,离西河边最近的距离仅约200至300米,这一正一反的路道和河道走向形成的X形,仿佛在向现代人展示这道历史谜题。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其实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段论断用以概括旧时代道路的形成非常经典,虽然当今时代道路的形成减少了许多随意性,并且除了机械化的施工以外,更离不开前期的规划测量,为求曲中取直而使现代化的城际道路愈来愈宽阔而便捷。但是总的来说,无论是古人踩出来的路,还是当今机械化修出来的路,原则是体现人际交往的需要。
而本文要探讨的是人走出来的路,且重点是:秦汉以来临邛城周边古道的形成和年代,以求解那一道X题。
古道对于现代人来说似乎遥不可及,的确,“古道西风瘦马”景致,早已湮没在改扩建后形成的密如蛛网的国道、省道、县道和村道之中,取而代之的处处“新桥阔路高楼”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如果留心的话,古道还是有踪迹、可寻觅,并且有规律的,方法就是寻访庙宇,并且请教本土老人,他(她)们会众口一词地介绍庙宇附近残存的古道从哪儿来,又朝哪里去,描述着那些曾经的石板路上行走的马帮、背子、挑夫、行人、轿子、滑竿,以及某些路段上的鸡公车,还多少带着一丝自豪的神气。
清人吴秋农就曾以诗描述临邛丝绸之路茶叶运销盛况:“火井漕边万树丛,马驮车载千城空。”还盛赞火井茶之品质优良:“性醇味厚解毒疠,此茶一出凡品空。”其中“马驮车载”的车即鸡公车。
由于现代道路往往和古道交差或者重合,所以古道其实常常就在我们脚下。
虽然在今人眼中,残存的古道遗迹并不起眼,甚至因损毁而荒凉,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那些宽不超过五尺的古道,却行人商贾熙来攘往如蚁,正是那些伟大的商贾们的践踏,才将各地的村落、民族、乃至亚欧各国串联在一起,被现代人称为南、北丝绸之路,而古临邛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还与北方丝绸之路自古相连!
有史料说明,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于北方丝绸之路。
北方丝绸之路是在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于漠北(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后才得以形成并与西域各国通商的。而在之前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印度见到了蜀地的商品:蜀布、筇竹杖等,说明西汉以前,南方丝绸之路早就已存在。
另考:西北是古代羌人的发源地,这个民族的一支在四千年前就开始南迁,并在公元前816年建立了青衣羌国,国都在今宝兴县灵关镇,领地在今雅安至乐山之青衣江流域地带。汉代时领地包括今芦山、宝兴、天全、雅安、名山、峨嵋、乐山。
东汉灵帝中平六(公元184)年,青海、甘肃、陕西、四川等省的羌民大起义,青衣羌亦积极响应,反抗东汉王朝的斗争长达两年之久,青衣羌国被灭亡后改青衣江为平羌江。……元末……始引入喇嘛教,青衣羌人转公为蕃民,隶属吐蕃宣慰司土酋统治并归附朝廷。(参见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子安阳王史迹笺证》)
由于羌人南迁的路线在早,后来的南、北丝绸之路相连就自然而必然,因为原本就完整的南北丝绸之路体系,当然不难理解近年在新疆的一次考古中,能够发现墨书“成都”字样的唐代蜀锦!
唐朝诗人崔颢在《行经华阴》诗中写道:“……河山北枕秦关险,驿路西连汉畴平。”因而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能从西安西行,经马嵬坡(陕西兴平市西)往甘肃南下芦山,至邛崃后再到成都避乱,并在邛崃留下玉玺河(现攺名玉溪河)和唐王坝(逃亡坝)的地名典故,说明唐代南北丝路之间是相通的。
年的宋蒙战争期间,由杨文率领的地方武装—贵州播州军驰援清野原、退守阳平关;以及后来蒙军因久攻重庆、合川不下时,继而“绕道西域(中国西部),进攻成都” ,说明宋、元时期南北丝路之间亦是相通的。(见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州军》节目)
而在近代,能够说明南北丝绸之路之间仍然相通的,一是由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爬雪山后经川北门户若尔盖进入陕南至陕北延安;二是由张国焘率领、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春从邛崃的水口、油榨一带至大川以及双河场(原属邛崃光明乡)北上陕南之阳平关,并在此设阳平县,为县委及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又于日攻克懋功,之后以一部南下懋功东南的达维与北上的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后来西路军又为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而进入甘肃河西走廊的史实。
一言以蔽之,工农红军在中国西部和南部地区进行长征的路线,大体上来说就是丝绸之路。
注:阳平关镇是沟通我国西南与西北的咽喉,是陕、甘、川三省交汇处的重要交通枢纽与物资集散地。(见阳平关镇历史沿革、地理意义)
以上不是笔者的惊人发现,而是由于当前的红色旅游线路,掩隐了南北丝绸之路原本相连的一段古老文明。如果红色旅游与丝路文化相结合进行宣传,且不更加完美?!
前些年邛崃有资质(证照齐全)的行商唐炳文老先生,就反复向后代唐文栋讲述:南方丝绸之路西出邛崃至大川后北上经:硗碛、夹金山、达维、小金、黑水、若尔盖,至甘肃兰州;以及从桑园北上崇州、汶川、茂县、松潘、若尔盖进入甘肃;还有从汶川经理县、阿坝至青海西宁等多条路线,并让其收藏部分沿途的关税票据。
注:唐老先生邛崃桑园人,诞生于1912年,1996年离世,30年代初至1957年底,一直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所到之处南到云南瑞丽,北到甘肃兰州、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昌都地区。
在邛崃众多行商队伍中,唐老先生最讲信用,业务最广,经营最灵活,经营商品无所不包,生活必须品如:盐、粮食、菜油、火柴、肥皂等日用百货;土特产如:邛州茅台酒、烧酒、桐油、生漆、蓝靛、黄糖、锅魁、麻窝子鞋、烘笼;消费品如:邛崃花茶、白茶、砖茶、夏布、土布、绸缎……回程则组织藏红花、穿山甲、虫草、麝香、熊胆、虎骨、枸杞、酥油、花椒、胡椒、翡翠制品等名贵药材、土特产。
通过众多行商的努力,邛崃一批企业和啇号因之生意红火而著名,如大全烧房、蓝氏烧房、积成烧房;周尧安、张干臣、周泽澜的茶庄、张志和办的邛崃茶厂;大生源、德厚生、壶中春、裕泰昌、泰兴堂、济通等药行;宝源谦、福兴隆、谦益、金城、盍簪绸缎铺……为此带来各类坐啇店号共五百余家的生意。同时也拉动了甘粛、阿坝、汶川、理县、松潘、平武丝绸之路带上的经济,经由当地商号组织,将内地物资在南、北丝绸之路上接力传输的结果,使邛崃的茶、酒、桐油、生漆、绸缎等名声远扬,唐老先生也因之成为那个时代响当当的人物。
1933年秋,唐老先生的背子队伍背生漆从邛崃经:崇州、汶川、茂县至川北旺苍县时,遇到北上的红四方面军,时有伙计高旭辉参加了红军,其应得的脚力钱便托付唐带回给家人,建国后高旭辉担任温江地区商业厅长,专程看望过唐老先生。
唐在与红军的攀谈中,得知红军所聘请的向导即为行商带队的专职向导之一,有的向导还曾为一家三代行商带过路。
(参见唐文栋《南北丝绸之路上的苦行者—怀念我的祖父》 以及高旭辉《我当红军的经历》)
由于熟悉进藏路线,当解放军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被驻邛部队—解放军18军军长张国华聘请,为修路部队打通雀儿山、二郎山做向导;也由于历练丰富、见多识广,1980年被桑园乡志委员会聘请为总顾问。
应当指出:由于临邛城位于四川盆地的边沿而紧邻山区,而且历史上又常需抵御西南少数民族的骚乱,故而古时的临邛城为实际意义上的边防要塞,乃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宽达四、五尺的古道只出现在繁华的城镇或者村落附近,大多数的道路宽仅二至三尺,而且曲曲弯弯,原因之一是要避开私人的地产或者建筑物以及高山河泊,同时囿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五尺宽的道路便成为当时的国标。
“五尺道”原本专指宜宾至云南曲靖一段官道,由秦始皇时期常颇所统领的秦军在原路基础上所拓开,因道宽5尺,故名5尺道,以后的道路规格多沿用秦制。
按“秦制,1尺相当于23.1cm,5尺约合116cm。今人总结:五尺道与秦长城、阿房宫、始皇陵、灵渠、直道、驰道并称秦时七大工程。”(引自徐大雷《杂谈五尺道》)
临邛地区的古道,其实也是官道。宋时陆游在《天台院咏》诗的序中就说: “天台院自小阁下临官道……”指的就是那些官、军、民共用的丝绸之路,而从其经济作用和历史意义上看,说它们是国际道路也未尝不可。
但是与官修的宜宾五尺道不同的是,临邛古道路有的地段宽达四五尺、而多数地段宽仅两三尺,是由于其地形地貌复杂而因地制宜的结果,而且是沿用民族之间交往途径,再经过商人们践踏诞生出来的,用当今的观点评价更其伟大。
就是那些标准的116cm宽的国道,也不是处处都铺满整洁的红砂石板,因为古时的路大多是人走出来的,就邛崃地区来说,当地政府不必投入资金去修路。至于大多数路段上一块接一块铺的红砂石板,政府也无需投入,而是要有当地的士绅和慈善家们来主持捐款才能进行,即便是桥梁的修建也是如此。这从有些地方尚存的修桥碑、修路碑或者路名上可以反应出来。如此,不能不对那些留名和不留名的慈善家们油然生敬。
那些曾经随处可见的宽仅二、三尺或者三、四尺的古道旁,却分布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庵观寺院,这些庵观寺院不仅成为今人辨识丝绸古道的重要标识,而且还可以从中考证出佛教西来后的南传路线。
如邛崃地区以寺名为地名的即有:西来、大兴、复兴(皆在蒲江境内,蒲江在1962年前属邛崃,称为邛崃蒲江,其中大同乡原亦名大兴)西禅(茶园乡原名)宝林、傅庵、观音场、观音阁、十方堂……以及白马寺、普照寺、大悲寺等庙名,和无处不在的桥头观音与观音庙等,都与佛法西来之说或者佛教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新彊考古发现了中唐时期建立政权的回鹘皇室龙兴寺,古临邛在中唐时期亦有同名的龙兴寺,而且崇州、彭县、金堂亦有龙兴寺;
洛阳有东汉时的白马寺,桑园也有一座同名的白马寺,大邑三岔、成都及广汉也有白马寺,而且是分经寺。
据载:东汉永平十(公元67)年,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受朝廷邀请到中国宣讲佛法,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来到京城,因建洛阳白马寺,之后向一些寺庙分送经卷;
西安有始建于晋武帝司马炎泰始至泰康年间(公元265—公元289年)的大兴寺,并在在隋文帝时期,西安名为大兴城。大兴寺邛崃、蒲江曾有,重庆有,省内多处有,贵州有,河南有,韩国亦有;
甘肃张掖及宁夏西宁有始建于明.万历的西来寺,西来寺邛崃蒲江(旧时蒲江称谓)有,重庆有、国内多处有,美国洛杉矶亦有;
甘肃有始建于明的复兴寺,复兴寺邛崃蒲江(同上)有,全国多处有;
山西芮城有“先有西禅三百年,后有晋阳古太原”—始建于晋.元康元(公元291)年的西禅寺,西禅寺邛崃有,衡阳有,福州也有;
桑园有普照庵,而原属邛崃光明乡的双河场(又名两河口,现属大邑雾山乡天宫庙镇)雾中山有普照寺,而且始建年代仅晚于洛阳白马寺六年。
雾中山原名大光明山,亦名天诚山,是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地、亦是中国古代极为著名的一处佛教圣地。东汉永平十(公元60)年,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来雾中山创建大光明山普照寺,仅比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建成晚六年。(网络资料)
白马寺、普照寺、西禅寺等,皆在喻坎或桑园至大川的古路旁,既说明南北丝绸之路自古相通,又向我们揭示佛教由北向南传播的最早纪年和路线。
另外,喻坎的龙拱山寺中曾有壁画,画面有佛像、菩萨、人物、飞天、云朵,带有敦煌壁画遗风,题材有人认为是唐僧西行取经。
笔者认为,以上现象决非巧合,而是在向我们昭示佛教经北方丝绸之路南传至邛崃之间的道路,即羌人南迁并入蜀之路。这条从河西走廊而来的古道经:松潘、汶川、崇庆至邛崃,其间布满古老寺庙,并非“难于上青天”,其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流,早就体现在商周时期的广汉三星堆文化中青铜铸造和玉器雕琢艺术上。
鉴于以上原因,下面分述临邛城周边的数条古道时,将尽量采用寺庙名称作为路线标识,并对重点寺庙作简略介绍。因为在短短数十年间,村社分分合合,地名变更频繁,况且新增道路无数,唯有那些庙宇无论毁与未毁,其名称和地点依然故我地存在至今,忠实地指示着古道的路线,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但保证八九不离十。
需说明的是,佛教在东汉以后传入中国约两千年的岁月中,曾经遭受数次灭佛运动,而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新中国建国至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期间几乎所有寺庙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毁损,邛崃地方留下的仅只是数不胜数的庵观寺院名称,现今所见寺庙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部分恢复重修的,由于重修庙宇资金主要来自民间信徒的捐款,古道沿线复建的庙宇和设施大多显得简陋粗糙,更因为河道的沧桑变化,有的寺庙曾作过几次拆迁,只是沿用的寺名是历史的、真切的。
关于临邛古城的变迁
要探究临邛城周边的古道,有必要提及临邛古城的变迁。
笔者曾就临邛古城的变迁题目同唐文栋展开过探讨和调查,与之合作的《临邛古城的变迁》一文发表在2013年的《邛崃经纬》第五期期刊上。大致内容是古临邛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三处城池,分别称为:张若城、公孙城、明清城。
张若城位置在西桥以北的西河道以西,长2里,宽1里,面积为2平方里(秦制,1尺约合23.1cm)的长方形关城。北城墙遗迹在业已成地名的黄泥巴墩;南城墙遗迹在西边河岸对向尖山子邛窑遗址;东城墙遗迹在西河的一段河道中;回龙潭河即为护城河。始筑年代为秦惠文王时期,距今2333年,于西汉末年废弃;
晋.常璩《华阳国志》载:张若所筑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栏。”
公孙城因秦筑张若城仅是军事城堡,西汉末年,公孙述欲据守临邛称帝而新筑了一座城池,即史称的“公孙述城”。
据《大明一统志》载:“公孙述城在(‘降县附嘉’后的)邛县,即古邛州。西汉末,公孙述为导江卒正,驻临邛,即此城也。”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公孙述称帝,国号‘成家’,割据蜀郡十二年,临邛归其统治,直至光武帝建武十二(公元36)年。
据考,公孙城位置大约以君平广场为中心,上至省汽车64队,下至啤酒厂,包括原三好社和文脉村之部分,以及西河河道之一段,为面积约4平方里(秦制)的方形城池,始筑年代西汉末年,距今1990年。
史载:明.洪武九(1376)年,朱元璋为歼灭欲称帝而据守公孙城的明玉珍,派军队“夷其(公孙城)城堡,(还将当时的邛州)降(州为)县(并)附嘉(州。今乐山)”故又为史称的“临邛废县”。
清.康熙《邛州志》曾明确地指出:“西汉公孙述所筑(的公孙城)在今城隍庙(清早期的城隍庙在善恶坝)右侧,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的地方,说明当时还有土城墙遗迹及古道路口。
明清城即现代人熟知并居住的原古城墙范围,为面积约8平方里(明制)的椭圆形城池。
公孙城在明.洪武九(1376)年被“夷其城堡,降县附嘉”后,有38年无城可守,到明.永乐十四(1414)年,县官门仲昌方才“率民(以竹木)立栅御敌”,位置在包括今善恶坝与瓮亭公园之一带。
所以,清.康熙《邛州志》载:在此时的“明初城中掘出,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的)二瓮,皆贮五铢钱,乃卓氏宅址,州人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
恰好符合《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嘉定州•文君井》记载:文君井“在(当时的)临邛县南二里,即卓文君当垆,司马相如涤器处。”(指当时从木栅栏的城中心出南门至文君井之间的距离)
67年后的明.成化十七(1481)年冬,县官姚垲(言旁)发动民工将栅栏改筑成土城墙时,大规模向南向东扩张到原老城区范围。
符合清.康熙《直隶邛州府志》街巷条记载:此时的“文君巷,(在)南正街左,横通文君井至兴贤街。”
明.正德十五(1520)年,州官李廷诏因土城墙“历代培修均用泥土夯填,屡筑屡颓。”故改筑土城墙为石城墙,墙周长1700余丈(约9里7)墙高2丈,加厚6尺。
又据《邛崃县文物志》宋临邛郡公署遗址条目:“明洪武九(1376)年,临邛县公署在(后来的)南街。” 107年后的明.成华十九(1483)年,临邛县升为直隶州后,新建大堂(审理案件的地方)始设在原县府街人民政府处(旧时衙门)。
另外:根据冉庙子主持人叶某亲眼所见的回忆:2004年复建北门城楼时,曾挖掘出城门前御(渔)桥之卷洞石并奠基用品,其纪年为“明壬子”。按:明代第一个“壬子”年为宣德七年,即1432年,距今584年。
城池扩建年代比清.康熙《邛州志》载:成化十七年(1481)冬,县官姚垲(言旁)发动民工将栅栏改筑成土城墙的记载前推了四十九年,推理是此处有城门才会有御(渔)桥。
公孙城废弃后,明代时曾有驻军屯守,因屯守公孙故城区域的军队的长官姓冉,故称冉营坝,此地后成为邛崃冉姓人的发源地。
张若城在唐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有一支赴越西郡(今西昌)的官军,途经马湖时获悉越西郡已被南诏国占领,并改越西郡为建昌府,便留在张若城驻防,战时打仗,平时种田,故梁机房以西一片被称为建昌营坝,张若城至明末皆有驻军屯守。(参考《马湖乡志》与《西昌市建制沿革》)
另考:西昌古称邛都,邛都名历经西汉、东汉、三国、魏晋共300余年。西汉元鼎六(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以邛都为越嶲郡,辖十五县,属益州,郡治邛都。唐懿宗咸通元(860)年,西昌被南诏政权占领后设建昌府。后大理国袭其建制……清雍正六(1728)年,裁建昌卫设宁远府,置西昌县,“西昌”之名自此始……(见《西昌市建制沿革》)
该文还考证过西河的成因,系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时,邛崃因战乱曾有六十六年无人烟,故有的东河(在桑园古镇以南的镇江王爷庙、又名“五墩子”的地方,向东南流经拱辰、前进、固驿地界后入南河)在长达数十年无人修护的情形下缺口,将张若城遗址东侧冲毁后而形成为西河。
据清康熙《邛州志》第3卷乡里条目记载:邛州“惨遭逆贼张献忠屠戮,人民死蓰,仅存遗孑数十人家。”所以东河改道成为西河究竟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邛州史料无考,以至后来的大多数移民多知西河而鲜知东河。
而“西河的形成,是因出阝江洪水将右岸尖山子山伸出的一条黄泥粘土夹石埂冲断,才使得出阝江水流到石灰包入南河。”(摘引自水利专家王文彬:《邛崃境内河道的变迁及其防治》一文)
1935(民国23)年和1947(民国35)年的两场特大洪水使西河缺口后,又将公孙城遗址冲毁成为小西河,而故时的东河却渐废。
以上关于临邛古城的变迁,因涉及下述的几条古道成因和年代,故着重简介,(详见《邛崃经纬》2013年第五期)本调查的思路和推理亦基于古临邛曾有过以上三座城池的历史。
临邛城周边的古道路(按形成年代先后顺序)
第一条:从喻坎往北经:梓桐庵(文昌宫)、龙拱山寺、王庙子、林庙子、谢庙子、陈庵子、双灯庵、桑园、(往西)高桥、红庙子、川主(祭祀蚕丛)庙、箭道、西禅寺(茶园)、睹佛台、谢家坝、懒板凳、罗汉洞、三坝、出阝江、川溪口、双河场(开化寺)、天宫庙、苦胆岗、横山岗至芦山县大川镇;
& & 从桑园至至大川约45公里。
至大川之后可往北经:铜厂河、硗碛、夹金山、达维、小金、懋功、黑水、芦花、若尔盖,至甘肃后接北方丝绸之路。
另外,可从双河往北经:开化寺(东汉永平十六年始建时名普照寺,在原邛崃光明公社双河场、现为大邑雾山乡)左河坝、龙神堂、宝峰寺、蚂蟥岗、莲金庵、武曲宫、高山庙、木水庵、马家坡、万家镇、文井江镇、鸡冠山、洞洞岩、汶川三江镇、漩口、汶川、茂县、松潘、若尔盖,至甘肃、青海;
或者从桑园往北,经五童庙至新场,然后往西至西禅寺(茶园)合路;
亦可从新场继续往北经:高堂寺、大邑、崇州后往西,经怀远至万家合路;
还可从崇州经:街子、灌口……至成都。
此外又可从桑园往西经:高桥、钉脚寺、寄子院、石坡、水口后选路线;
从双河至汶川三江镇约40公里。
注:初唐以后方设大邑县,历史上,邛崃西北山区和崇庆西北山区接壤。1962年,崇庆“县境火烧营以西二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分别被划与宝兴县及汶川县,同时邛崃光明公社(今双河)和安顺公社(今三坝)也划给大邑县,此后邛崃与崇州不再接壤。
据民国《崇庆县志》载:“……(崇庆)县西北迤至大坪山,界汶川,属瓦寺土司约三百里,山径深邃,以常人所径行计,已及二百里……”现汶川三江镇政府也宣传是丝绸之路。故从开化寺北上甘粛是直线,且不用翻雪山、过草地。 而红四方面军79团即是从大川经:横山岗、苦胆岗、双河(现大邑雾山乡)北上开化寺、崇庆、汶川以远的。(参见《红四方面军过邛崃图》箭头所示)
以上关于历史上崇庆县属地见杨明春《罗元黼与民国《崇庆县志》》
第二条:从喻坎往西北经:梓桐庵(文昌宫)、龙拱山寺、长腰山、石庙子、傅沟、花置寺(小柏树)、王石磐、保胜场、袁龙门子、黑水滩、大唐沟、肖水坝、水口、合江殿、杨纸厂、彭家营、牛心寺、金仙寺、风洞岩、桅杆槽、白石河、冒石子至芦山县大川镇,全程约40公里。
还可从水口经:油榨、南宝、毛岗、木梯栳、仰天窝、玉溪河、至芦山县大川镇;
既可从油榨经:火井、阴喜岩、大胡椒、瓦厂岗、宝珠山、小胡椒、至芦山县大川镇;
亦可从火井经:何场、沙坝(高何)、高兴、靖口、镇西山、至芦山县太平场;
清以后又可从明清城往西,或者从喻坎往南经:长庵子(在张若城北城墙内)、梁机房、(往西)弯青杠、鹤林寺、马湖、水口后,任选至芦山县太平场、或者大川镇路线。
第三条:从喻坎往西经:川王庙(祭祀李冰)、黄山顶(黄青杠林)、凤巢寺(金龟山)、磐陀寺、大柏树、谢磨子、石燕、幽居寺、鹤林寺、葫芦湾、尖山子、马流、平落、夹关、太和、上里、芦山县,全程约60公里。
至芦山县之后可往南经:天全、荥经、汉原、趆西,至西昌以远;往西经天全、泸定、康定、进入藏区。
& & 以上仅是以喻坎为起点算起的几条线路,而丝绸之路是由许多支路组成的路网,但西出邛崃的第一站不是芦山县,便是芦山县以北的太平场、大川镇,行人商贾可根据所来的方向、当时所在的位置、欲途经之处等因素,选择离目的地最近的路线,无需为遵循一条固定不变的路线而去绕弯路。所以丝绸之路只有心目中的直路,而没有哪一条是是远路,也没有哪一条是近路。没有哪一条是主路,也没有哪一条是辅路。
上述三条路线中,如果客商欲南下西昌以远,一般选择第三条路线;如果客商欲北上甘肃、青海,则首选第一或第二条路线,也即佛教从北方丝绸之路经甘粛南传至邛崃的线路,并且通过丝绸之路网迅速传播到邛崃以外区域。
按: 双河雾中山又名大光明山,双河1962年前属邛崃光明公社,现属大邑雾山乡天宫庙镇。东汉永平十六(公元61)年,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来双河雾中山创建了大光明山普照寺(明代更名为开化寺),仅晚于汉明帝敕令修建的洛阳白马寺六年,雾中山因之成为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地、亦是中国古代极为著名的一处佛教圣地。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雾山乡以北的今大邑和崇庆西部山区,以及汶川县南部大片区域有许多汉名的地名和寺庙?为何邛崃西部山区寺庙众多?为何喻坎和桑园周边宫、殿、庵、寺、院密集?小柏树(花置市)周边为何有许多摩崖造像?也不难理解与洛阳白马寺同名的白马寺怎会出现在桑园古镇?亦不难理解旧时龙拱山寺中出现的飞天壁画……
以上三条从喻坎出发的首段,均起始于秦汉时期。
喻坎的位置在张若城以北,而先秦时期所筑张若城仅是一座军事意义上的关城,城南至石灰包,城西至建昌营坝(青石桥及以上的石河子以东)均属军事禁区。这样的军事禁区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始先后迁入本县五面山之张姓、大桕树之王姓,以及后来的其它姓氏开垦这片土地,其中张、王二姓植根此地至今约300年,并已然成为大姓,而张姓长房现今方繁衍到第十四代。
就是梁机房地名的形成历史也不过一百余年,据梁机房后人讲,晚清时这儿只有两三户人家,因梁姓人以织布为业驰名而称为梁机房,如今老屋尚在。所以在这一区域内,除紧邻黄泥巴墩(地名,张若城北城墙遗迹)处有一清代所建的长庵子外,别无古庙可寻。
再说西汉时期像卓王孙这样的首富,都只能居住在现在的瓮亭公园一带城郊结合部,并因之形成包括文君井在内的民居群落与工商业区,和以十方堂为中心的水陆交通枢纽,还在唐代出现天庆观。可想而知,这一带应是当年秦始皇“徙上郡(河北)实之”的移民居住区,所以当时史载“卓王孙宅在(张若)城南五里(秦制)”的地方。
还有一个说明张若城是军事重地,而绝不会允许老百姓在此区间活动的推理:假如卓王孙祖上当初被允许居住在张若城内的话,就不会有卓王孙时代的发展空间,因为史载“卓王孙宅基方十里”,是张若城的五倍!而可以“基方十里”的卓王孙宅,只有当年秦始皇“徙上郡实之”的移民居住区。
由此不难设想,当初张若所筑临邛城只是一座军事城堡,这座城堡虽然长只有秦制2里、宽1里,约合今制的0.7平方公里,然而却“高五丈,(还)造作(了)下仓,上皆有屋,而(且)置观楼、射栏。”(晋.常璩《华阳国志》)
所以,西汉末年公孙述新筑一座史称的“公孙述城”作为生活区,并在“公孙述城”里称帝12年。
综上所述,从秦汉至明末,在张若城区域(南至石灰包,西至石河子,北至叶河湾,东至回龙潭护城河)以内没有民居,顺理成章,护城河(回龙潭)之北的喻坎,便在先秦时期自然而然地被选作南方丝绸之路临邛城的起点,并因之成为交通枢纽,且枢纽作用一直发挥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第四条:是顺着西河堤,从汽车64队以北的原文脉村之林凤庵,经:赛凤庵、镇江王爷庙、普照庵、双灯庵至桑园上场口;或者从镇江王爷庙以南经通泉殿、白马寺至桑园下场口。
之后可从桑园往北至大邑、崇州……成都。往西至茶园、双河后,折向北方往汶川以远;或者从天宫庙往南至大川镇。
此条路的形成年代,应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
理由:因史称的公孙城筑于西汉晚期,其位置大约在啤酒厂一线以北,省汽车64队一线以南,而公孙城北门外便是林凤庵,从林凤庵附近的戴店子往西有路连接喻坎。
明初新筑临邛城后,林凤庵往西仍然有路连接喻坎,然后可任意选择南、西、北路线出邛崃境;
同时又从林凤庵往东分路,经冉营坝之冉水碾(今冉庙子)、何罄庵(在北仓)、牛王庙(在原食品公司城关屠场)至北城门;
往南还可经龙兴寺(啤酒厂以北)至“路口土城是也”的西北角城墙炮台下,沿城墙根往东至北城门,或者往南至西城门、黄坝、十方堂渡口以远。
虽然明末清初出现了西河,但是清代至民国初,西河上没有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桥梁,仅在枯水期搭有木杈桩的便桥,直到解放初修建西河木桥前,西路和北路行人、客商大多选择从喻坎涉水渡河,经戴店子(在林凤庵以北)至林凤庵的路线。
除此而外,西路的行人可从石灰包渡船,经过黄坝之徐大路(徐姓人捐资铺的石板路,现今热电路)后顺城墙边北行进西城门。
由此可知:林凤庵前路口从明初到解放初,也发挥了交通枢纽的作用。
不由联想起观察生活细致入微的陆游,在临邛十日游期间,曾经登上过临邛城第三层瞭望楼眺望远景,见到车马客商在道路上连成一线,如蚂蚁队伍一般匆匆行进的场景,并在《登临邛谯楼三重》一诗中加以描述:“……车马细如蚁,纷纷衢道间。……”
作为见证者的陆游,为南宋时期临邛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留下了真实写照。而诗中的瞭望楼—谯楼,应当是在当时的公孙城北城门。
第五条:从明清临邛城北门起,便不断往西偏后接第四条路而成。经牛王庙、何罄菴、罗店子、新丼大宗寺、赛凤庵、镇江王爷庙(以南)、清泉殿、白马寺至桑园以远。恰好解释了此条路呈C形,是因为明初临邛城再次东移后,若要去古已有之的桑园,新路线只好去将就老路线而形成。
此条路的形成年代,约在明宣德七(1432)年,理由是此时的北门,有了一道称着御(渔)桥的石桥,其基石纪年为“明壬子”。
此条路至今仍在使用,只是1944年修建桑园机场时经过改、扩建,但基本上保持了原先的路线,而今的成温邛高速公路与此路有交叉和重合。
至于城东南,虽然地势平坦,但是川西平原上古时若干江河纵横,湿地遍布,以当时的科技和财力难以在像新津三渡水那样的河床上架桥飞跨,因之向东与外界的连接主要是通过南河水道,而沿南河的宝林、固驿、高埂等场镇旧时有路相通;
向南的陆路则是过十方堂码头后经南河坎老街—大通街、蒲江桥、西来至蒲江、丹棱、洪雅、眉山以远;
还有一条就是从大通街经卧龙至名山、雅安(近期蒙顶山出土王隐君墓铭,有“庆元元年”、“雅州名山县”信息。按:庆元是南宋宁宗的年号)以远。
以上两条向东南和西南的古道,不因临邛城的变迁而变迁,其形成年代应与第1、2、3条古道同时期。因笔者考查的重奌是城西北道路的形成,目的是佐证临邛古镇的变迁,故从略。
上述的几条道路,除成温邛公路邛崃段被使用现代交通工具的人广为认知外,其余几条道路的形成和历史作用,却渐渐淡出了现代大多数邛崃人的视野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重要寺庙简介(从历史及地理位置的角度)
白马寺和通泉殿皆在桑园镇南1.5公里处通泉村。白马寺坐东向西,与坐西向东的通泉殿隔路相对,白马寺以北四、五百米的地方原先有两棵当地人称谓的喇嘛树,故过去有“通泉对白马,喇嘛(树)对喇嘛(树)”的民谚而极负盛名。
按:喇嘛树可能是非本土树种,据见过此树的九十二岁的王春福老人说,大的一棵需五六个人才能合围,树中空足够摆方桌打麻将,枝叶繁茂,叶阔肉厚、卵圆形,无气根,四季长青,但从未见其开花结果。解放前因树上多蛇,农人以菜籽壳堆在树窟中燃烧,引发大火烧了数天后死亡。
根据其树龄和树名推测,可能是始建白马寺时,由建庙的喇嘛带来的树种并亲手栽种,故而被称为喇嘛树。又以此树名和树龄加上大邑三岔、成都皆有白马寺,广汉还有分经寺推测,桑园白马寺的始建年代也应在东汉。
其如何极负盛名,可从洛阳白马寺的历史中去感悟:
按: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即汉传佛教或者北传佛教。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
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见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询问大臣,博士傅毅说:“天竺有神名曰佛,陛下所梦金人准是天竺之佛。” 汉明帝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
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公元67)年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之后向一些寺院分送经卷,称为分经寺。
  从白马寺始,我国僧院便泛称为寺,洛阳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历代高僧甚至外国名僧亦来此览经求法,所以白马寺又被尊为“祖庭”和“释源”。(大邑官网)
桑园白马寺曾历经战乱并数度重修,经过明末战乱后,庙宇倾废仅存泥塑的驮经白马一匹,清代复建时,见白马所驮之贝叶经文重叠似草帽形状,因不知究理,便产生附会的传说:东岳神路过此地,心疼白马孤零零遭受风霜雪雨,便捡一顶草帽盖在马背上。所以复建的白马寺在白马塑像的右边,又增塑了一尊东岳神像。
清代复建的白马寺为四合头式建筑,前有沙门,前殿正中供奉比人高大的白马及牵马人,右侧一尊东岳神。后殿为三尊佛像,左侧殿是送子观音,右侧殿是一头牛象征牛王。包括周边庙产,占地约四亩。土改时划为民居,如今在原庙后屋基上重建有小庙,右前屋内泥塑的白马驮的不是经卷,而是一个白面青年,不知是何人物,又有何传说依据?
通泉殿在路西相对于白马寺,南面曾是古东河,(古东河上临近新丼地方曾有一座顺河桥,与城南的川南第一桥、城东的天官桥、城西的白鹤桥并称清代四名桥。)古时桑园地区因东河的存在而多泉水,古人崇拜自然,分别视天、地、水为三官,所以初建时供奉的应是三官神。随着时代发展,至清代复建时兼容并蓄了儒、释、道三家思想,成为一座典型的三教合一殿堂。
该殿由两个四合头式的建筑连接,前有约四十米长的廊式甬道组成。前殿供奉三尊佛像,正殿供奉人身龙首的龙王,后殿敬祀孔夫子。但人们喜闻乐道的是天旱求雨效果,据说某年邛崃县官去通泉殿内为民求雨,还未进城便大雨倾盆而至。
通泉殿有别于寺庙,根据邛崃悠久的历史和桑园的古地理环境,其始建年代可能早于白马寺。
由于通泉殿的规模宏大,解放初被划作桑园小学校,今为民居。
普照寺(开化寺)为佛光普照之意,在原邛崃双河场(两河口)雾中山,双河场在1962年前属邛崃光明公社,划归大邑后重命名雾山乡。
雾中山原名大光明山,亦名天诚山,是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地、亦是中国古代极为著名的一处佛教圣地。
东汉永平十六(公元61)年,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来雾中山创建大光明山普照寺,至今已1955年,仅比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建成晚六年,汉明帝敕赐寺名为“大光明普照寺”。
东晋时改名天诚山显应寺,唐高宗时又奉旨复还雾中山普照寺原名。明宣宗时更名开化寺,明正统年间,皇帝特别在雾中山敕建都纲院,敕封高僧圆曦为都纲史官,管理寺庙一切事务,每岁征收二州八县的钱粮赋税供山上僧众之用。当时全山佛寺规模浩大,香火鼎旺,民间有“大和尚万万五,小和尚不可数”的盛传。杨升庵游历此山时在“天国名山”坊题联:“天下无双地;雾中第一山”。
明末清初,雾中山的二百二十多座庵、寺大都毁于兵燹……一九九二年八月,大邑县人民政府批准,将雾中山开化寺、接王亭、莹华殿等佛教遗址开放作为佛教活动点,并由峨眉山高僧普观大师任住持,果章大师任监院,现正在按照规划重修古庙。
林凤庵在原公孙城北,现今汽车64队以北约400米。民间称为林庙子,原庙为三间两头转木结构屋,有院墙和庙门,供奉的木雕神像“林姑婆”应是当地林姓中有德行的一位先祖。
该蓭始建年代无考,1958年被拆毁作为公共食堂用柴,近年在原址重修,虽小而简陋,但历史上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军事地图有标记。解放初国民党撤离大陆后,有潜伏的女特工在此一带利用小朋友调查,以地图核对林凤庵和赛凤庵的具体位置,后被抓捕。
由于林凤庵及庵前的古道尚有遗迹,能以此推测出历史上公孙城的北城门大约位置在今汽车64队以北、林凤庵以南区域。
林凤庵以南部分地段在民国23年(1935)被洪水冲毁,现今所见是公社化时期的改土造地。另外,附近河坝中的戴店子,也因历次的洪水泛滥被冲毁而空留下戴店子的地名。
赛凤庵在文脉堰取水口以北,因当地聚居清初移民之金姓后裔,民间称为金庙子,但庵中供奉的并非金姓先祖,据大清同治年冬十月的重修《赛凤庵碑记》载,应是祭祀古时候一位“聪明正直为神”的女神“……故先王以神道设教,令人望而起敬焉……”重修的原委是:“如今岁五月旱干,叩请川王一事,故昭然可拠也,定上天降雨之期无不响应……彰善瘴恶,其声灵询赫赫也,是以下民等,为神明命令,要集灵神所选,会公数十人商议:捐资新建一庵,以妥神恭。”
并有“诗曰:赛凤庵名自古留,乾隆戊戍又重修,谁知洪水连年发,冲坯斯庵灵未休。其二:茲因旱盛显灵威,新建一庵神有归。夏雨冬霜均可蔽,安身万事永无危。”
按:乾隆戊戍为1769年,此前即“赛凤庵名自古留”,至于古到何时,却无可考,祭祠的女神是否与川王有关?先王又是谁?虽无可考,但碑文却纪录下了古时候邛崃的水旱气象资料,以及老百姓对神灵的敬畏。
由于明代新临邛城出现后,赛凤庵以南出现了一条向东(直线)约六、七百米长的岔路,此处地名是为新丼,并新建起一座闻名的大宗寺,因为赛凤庵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也被绘进军用地图。
大宗寺在新丼,庙址在现今的拱辰中心小学校,始建年代应在明中期,始建时的寺名无考,清.道光时有一富翁名叫朱大宗,将所有家财捐给该寺作为重修的资金,经重修后的寺名便改为大宗寺。
大宗寺占地约四亩,由四合头式庙堂与藏经楼组建而成,前殿正中是关羽塑像,左右两侧分别塑造关兴及周昌像,中殿是一尊高约5米的东岳神,两侧殿内仿照城隍庙的十殿造像,(参见龙拱山寺部分)既有早期的木雕,亦有晚期的泥塑。
中殿后经楼高耸,上部分用于藏经,下部分是观音堂,观音高约两米,慈祥、站姿、手捧净瓶。背后的墙壁上是泥雕壁画,表现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回程,其人物造型、山水景致立体感很强。
观音堂右侧室内有一口两人可合围的大钟,还有两面大鼓,晨钟暮鼓是和尚每日必修课程。
观音堂后有和尚圆寂后的一、二十座墓葬,还有金桂银桂各一株,二人能合抱。
沙门前有两棵三四人方可合抱的杉树,行人在固驿和前进一带就能望见,有时会在朝辉中出现神秘的佛光。解放前被国民党营长苏耀宗以特制的巨形锯子锯掉做“整棺”及它用。
该庙既供水陆道场又作私塾教室用,解放初改做学校,现为拱辰中心小学,但原建筑荡然无存,最晚一次拆毁经楼发生在1978年,今唯剩一棵两百年以上的桢楠树还有生机。
按:丼字的普通话发音为井,新丼字面意思即新井,古时的井田制规定八户为一井,由此可解读为:明壬子(宣德七)年计划扩建新临邛城后,欲新开一条连接桑园古镇的道路,便在全长约七公里的二分之一处新设置一处乡井,离西边老路(戴店子)直线距离约0.7公里,并由此向两端踩出了第5条路。
但是当地人对“丼”字有一个既象形、又象声的发音:“凳儿”,说是井内掉下石头时发出的声响。也许这口井建好后常有石块掉落吧?因当地下挖一、两米即是卵石层。
镇江王爷庙在黑虎滩之王沱,又地名五墩子,当地人传说是东河改道成西河的地方。庙中供奉的是一块一尺见方,高约3尺的方形石碑,形制应在清早期,上刻龙形头,并有“镇江王爷”字样,绘在壁上的也是龙。据介绍该庙建好后,因水患迁移过两次,并有一个建庙的故事:
清初的西河故道在现今河心以西,地方为祈求平安,刻镇江王爷石碑安置在岸边以镇水患,民国23(1935)年发大水时,叶河坝决口冲出一条小西河,并将叶河坝对岸冲出一处深潭,是为王沱。次后有一木材商将三挂木材筏子从新场经过西河运回邛崃,被洪水冲进王沱后三日不能退出,木材商因之对着石碑许愿:如若显灵将木筏退出,就将木材捐作建庙之资,许愿后木笩果然退出,便按所许之愿,请当地万姓人主持建了一处庙子,将石碑供奉庙中,称为镇江王爷庙自今。
镇江王爷庙虽然建庙历史不超过百年,但那块石碑却见证过王沱的形成和消失,以及河道多次变迁后诸如叶河坝、谢河坝、陈河坝、王河坝等地名的形成,以及人们祈求平安吉祥的愿望。
龙兴寺在渒酒厂北侧,即西汉末年始筑的公孙城东南。
根据1947年由成恩元教授主持发掘被洪水冲刷出的龙兴寺遗址记载,共出土唐代文物270余件,其中一件石雕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根据出土文物判断,该寺始建年代不晚于中唐,毁于元末明初朱元璋派军镇压欲据守公孙城称王的明玉珍之时,史载这场战争将公孙城“夷为平地。”清康熙《邛州志》载:公孙述城在明清城西北角,“(城墙)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说明当时在龙兴寺遗址东南,既有土城墙遗迹,城墙边还有交叉的路口。
梓桐庵原名文昌宫,在喻坎北偏西地方,因乾隆时期改建为梓桐庵时保留下文昌殿,民间仍沿旧习称为文昌宫,并蜚声鹊起。
梓桐庵建于1749年的乾隆年间,有清咸丰九年岁己木孟秋《重修梓桐庵记》碑一通。
龙拱山庙在喻坎北偏西方的龙拱山,始建年代不详,该庙在清代复建时占地面积十余亩,建制像城隍庙,前廊后殿。前廊长约20米,宽约18米,高约8米,称着十殿,表示阴曹地府。
两侧粉壁上各有四幅面积约4乘3米(12平米)的墨色画,画面简练,有佛像、菩萨、神仙、人物、飞天、云朵,似敦煌莫高窟风格,虽然画面没有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但有人认为其题材是唐僧西行取经。
十殿两边塑有比真人还高的人物数个,有持哨棒的皂隶,还有捧朝笏的大臣,中间地面是死者在地狱中接受各种刑罚煎熬的恐怖场景,后殿是阎王、判官、鬼神形象,俨然一座城隍庙。
山门前有戏台一座,庙会时上演川戏。该庙毁于土改时期,今庙在原址复建,山门前尚存残破石獅一对。
由于龙拱山庙地理位置适中,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条路均可在这儿交叉通过。(见《古道示意图》)
钉脚寺(定觉寺)龙拱山庙的始建与钉脚寺的传说有关:
相传从桑园去石坡路旁的钉脚寺,庙中柱上有一对雕刻生动的龙,有一次和尚打扫卫生时,手中挥动的扫帚惊跑了一条柱上的龙,逃跑的龙途中翻滚出一段龙形的山体,寺中长老追赶至喻坎以南的河中将龙挡回,是处地名遂被叫为回龙潭,即张若城北护城河。据说,回龙潭在解放初期还宽达数丈,潭深两篙竿以上,鱼有板凳长。
后来,龙拱山上便修建起一座龙拱山庙,以北一里许还建了一座龙伏寺。
逃跑的龙被追回后仍缠绕在庙柱上,为防再逃,长老用钉子将龙的四脚钉住,这便是钉脚寺名的由来。但“钉脚寺”也许是“定觉寺”的音译,并附会出以上浓重神话色彩的传说。如今重修的定觉寺地势险要,香火鼎盛。
寄子院与石(失)子坡寄子院原名铁佛寺,在桑园去石坡方向的原西河乡境内,始建年代不晚于五代时期,铸铁佛所用铁矿石皆就近取材于铁炉沟,至明万历铁矿方尽。
寄子院依山而建,共七台,呈宝塔形,风格如重庆忠县之忠宝寨,各殿皆有铁铸的佛像或菩萨像数尊,顶层殿内正中供奉的是寺中长老圆寂后的肉身佛像,衣纹清晰。1958年大炼钢铁时,所有铁佛像皆被砸碎用于炼钢,寺庙及肉身佛像亦同时被毁,如今庙基尚存。今人所见之“寄子院”为异地重建的小庙。
相传五代末年,后蜀皇帝孟昶为躲避宋军讨伐,逃到临邛西部山区,皇子不幸病故于一处坡地,之后将尸体暂时寄放在铁佛寺。后人追忆此事,将那处坡地叫着失子坡,把寄放过皇子尸体的铁佛寺改称为寄子院。后来失子坡被音译为石子坡,即现今的石坡乡。
旧县志《成都旧事》亦载:石子坡多古庙,五里有寄子院,土人相传为蜀王孟昶寄子处,考其碑亦有此说,……然正殿金身大佛三尊,铸有万历字样……
凤巢寺在冯坝旁的金龟山,根据民间对魏了翁与金龟山凤巢寺的相关传说,始建年代应不晚于宋代。
凤巢寺附近尚有一棵上千年的大柏树,旁边有一块冬水田称为金龟池,传说过去有自然形成冒出水面的土堆神似乌龟头,天晴时眼睛还能翻转,并有人在近处山上见到过一只金色的乌龟,原本建有凤巢寺的山便名曰金龟山,并且名声大振,几乎淹没了凤巢寺的本名。
寺建在山坡上,有大殿五重,大殿两侧甬道壁画有唐僧取经题材,还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形象,也有象征阴曹地府的十殿,庙柱粗大,气势恢宏,旁有一台曰望乡台,山门前有戏台,庙会极热闹,本地产的箩筐、背夹子等竹器因有名而畅销。该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拆毁用于复建鹤林寺和磐陀寺。
另外本地当年曾有许多替人赶马和背背子为生的,据说马背物资定量120斤,背夫所背物资定量60斤,但加上途中应自带的粮食,总重量可达200斤,日行二、三十里,一趟耗时少则七、八天,多则月余。
飞凤寺(石庙子)在傅沟,有残碑记曰:“因功而述,功成而详,人人一见,知其本源。予(我)见庙前人(供养人)修石庙子一座,还顺五尺,供奉川王大帝、五童尊神。大清光绪年间,菩萨降谕:‘修庙宇名飞凤寺’。地主徐兴量施庙基一所,边(长)五丈余。兴隆祖邀首家三十余人议,徐兴明管募化,四方善男信女捐赀,建修大殿、山门……”
根据碑记,可知飞凤寺的前身为“清壬戌”(康熙1682年)修建“还顺(长宽)五尺”的石砌小庙,而扩建后新命名的飞凤寺,大殿墙壁下部亦采用石条砌成,故民间仍沿旧习称为石庙子。
另外,大殿梁上尚有较多文字,但只有“元、明”二字清晰可认,余皆待考。
庙建在山头,石径深幽,破四旧时庙殿未毁,今存旧时石刻十来尊,系从隐藏的山沟抬回复位,其中有川王(李冰)大帝、五童尊神、托塔李天王、关羽、关兴、周仓等石刻,但一尊漏空雕像被人盗卖。上半截灰壁上有墨绘的目莲救母、桃园结义、三战吕布、劝黄忠……数十小幅壁画,分别表示当时流行的川剧剧目。
本世纪初,有本土人士捐资十万元,扩建庙堂十来间。
幽居院今称幽居寺,在鹤林寺以西幽谷内的山头,属于白鹤山寺庙群区,宋魏了翁《鹤山营造记》载:“自隨唐迄今,庵院凡十四所。”可知幽居院始建年代为隋。陆游赴临邛十日游时甚赞此庙,并留有《幽居院》诗:
久堕尘沙里幽寻始此行侵云千嶂合披草一僧迎
藓润泉时滴崖倾竹倒生登高忽平旷回首失峥嵘
老矣犹孤客归哉念耦耕结庐殊未定此地颇关情
天台院也在白鹤山寺庙群中,属于“自隨唐迄今,庵院凡十四所”之一,位置应在白鹤山后山。陆游赴临邛十日游时游览过此院,并留有《天台院咏》诗,序曰:天台院自小阁下临官道予为名曰玉宵峰
竹舆衝雨到天台绿树阴中小阁开
胜作玉宵君会否要知散吏按行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鹤林寺后山尚有石板路通向葫芦湾、马湖以远,两侧山体岩壁上至今还遗留有古代佛造像,“天台院自小阁下临官道”应指此处。
按:天台院不在天台山,而放翁自注“所领的崇道观,是在他家乡天台县天台山的玉宵峰下。”陆游以此处景色与家乡天台山的玉宵峰比较,感觉过之而赞叹胜作玉宵。系已故魏尧西先生遗作《放翁诗中之天台院咏天台山考》之结论。(见《邛崃经纬》2012.4期)
冉庙子在北仓(原何罄庵)以西的冉水碾,为当代人捐资新建于1993年,全称为“邛崃县城北居士念佛堂”,因位处冉营坝之冉水碾,民间称为冉庙子并香火旺盛。
该庙虽然不是古庙,但庙址有如下三个重要性:
(1)冉水碾的水源即文脉堰,现今的文脉堰因修建金风雅区而改了道,未改道前,文脉堰的支流经过冉水碾进入护城河并穿城而过,成为明宏治间知州董杰笔下的“临邛文脉”,并留下冉水碾地名。
(2)冉庙子供奉有近处一座重修的石桥—穆贵桥(因文脉堰改道桥已不存)之桥头碑,该碑约见方一尺,高3尺,碑上纪年为乙卯年六月。由冉、杨、陈、林、金等姓人捐资“搭建石桥乙座”,以八根长约3米,厚、宽约80cm石条,分两洞搭建而成。但桥名为穆贵桥,故推为重修。
重修年代应为康熙14年的乙卯,即1675年,或者雍正13年的乙卯(1735)年。该庙为邛崃路桥史保留下了如今已不多见的实证,说明古时邛崃地区的路桥,多为民间自筹资金修建。
(3)因公孙城毁于元末战争,明代重修的临邛城,从北门外出的交通,最先是经过何罄庵(现北仓)、冉水碾至林凤庵,然后西至喻坎以西,北到桑园以北的。当第五条路形成后,此路仍然同时在使用,直至1944年为修桑园机场,改扩建了北门至桑园的公路、尤其是建国初在西河上新修了西桥之后,此路才渐废,如今冉水碾附近尚有残存的古道,故历史上冉水碾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
上述十六处庵、庙、殿、院,大多分布在喻坎和桑园镇周边,是从地理位置的角度与历史影响考虑而作的简介,无有孰大孰小、是古是今之分。因那些蓭观寺院在旧时的邛崃古道上几乎每隔二、三里就有一座,并未完全引用到路线标识中来,另外诸如鹤林寺、花置寺、磐陀寺等众所皆知,故未作简介。
再说文脉堰
现文脉堰的取水口,在林凤庵和赛凤庵之间的西河段,原取水口是一个深沱,现为拦河坝,过拦河坝即喻坎,建国初以前,行商旅客都从文脉堰以下河段涉水过河,未有西河前,这儿曾有一个戴店子。
然而,现在所见文脉堰的取水处是清初才开掘的,因为西河是明末清初东河改道之后才形成。今考文脉堰名称最早出现在明.宏治年,而清以前文脉堰的取水口,应当在张若城护城河—回龙潭河,或者东河某段上。
但是,文脉堰的前身还应当推溯至先秦时期,尽管明代以前不被称着文脉堰。
这要从文脉堰的作用说起:
应当说“文脉堰”只是古代文人期望邛崃文脉绵绵,人才济济而取的雅致名称,民间附会的说法是它“一脉穿三池”。最早见于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志.杂誌志》引《旧志》曰:“邛州西百步有池塘……昔名瓮亭,今更名观雨亭,由州西北角穿城凿沟,引水连灌三池,上池即观雨亭(今瓮亭)前池,中池在治西南明杨伸花园内,下池即治南圣(文)庙前泮池(月儿塘),明宏治间,知州董杰楷书‘临邛文脉’四字立碑。万历间,知州卢中华更立。有三桥……中桥名文脉桥,在正西街。谚云一脉灌三池,即此。”
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明.成化十七(1481)年冬,县官姚垲(言旁)开始发动民工将栅栏改筑成土城墙,并将城区面积扩展到今知范围,应用数年的时间,到“明宏治间()知州董杰楷书‘临邛文脉’四字立碑”时,新城扩建工程刚告完毕,此时的知州董杰便期望临邛文脉绵长。
至于北门御(渔)桥的基石出现明宣德七(1432)年的“明壬子”纪年,有一种可能是:明城址扩建工程在早期进行规划时,提前在此处的文脉堰上修建了一座御(渔)桥,49年后实施时,城市规模又作了修改,所以北街和北城门的御(渔)桥,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
其实灌入以上三池的文脉堰之水,仅是文脉堰众多支流中分出的一股细流,而全文脉堰的功用不是这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它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护城河的水源,当兵临城下时,护城河能起到防御作用。
临邛城区西北高、东南低,古人利用地形开凿文脉堰,并有许多支流形成水网,其显而易见是水利设施。所以,文脉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确保农业生产水旱从人而旱涝保收。因而旧时的文脉堰,灌区除城区、城周以外还有前进、宝林、固驿的部分地方。
文脉堰的水资源利用还有谷物的加工,诸如冉水碾、朱水碾、杨水碾、张水碾、乌龟凼等碾磨房随处可见。
综上所述,无论从民生还是军需的角度看,意义都极为重要。
以此推测,文脉堰的起源应与都江堰同时期,这要从秦惠文王在原四川范围内首先筑成都、临邛、郫县、江州(现重庆)四座城池的动机说起:
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意欲伐楚时,司马错力主“蜀有杰、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兵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
颇有战略眼光的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做了一个长达百年的规划:对巴国怀柔、对蜀国强征后作为根据地,然后向东消灭楚国而一统天下。
由于楚国当时非常强大,灭掉楚国并非一战之功,故先筑了以上四处城池作为军事基地,利用蜀地水网训练水军,另一方面从中原移民至蜀地发展农、工、商业,以作战略物质和财力准备。
当时蜀地气候虽然得天独厚利于农业,但是江河横流、水泊密布,要旱涝保收还需水旱从人,因而公元前256至公元前251年,李冰任蜀郡太守时大兴水利,主持修建了举世瞩目的都江堰。为了“通正水道,疏浚今成都的府河、南河、岷江水系的邛崃白沫江、火井江、崇庆文井江……并凿烧开乐山乌尤、凌云二山和宜宾境内的岷江大滩礁岩。”
此后蜀地农业空前发展,有了充足的战备粮后,于秦始皇时期的公元前223年一举灭掉楚国,又在公元前221年最后灭掉齐国统一了天下。宋代始,封李冰父子为王,称李冰为川王,川王庙至今各地有见,都江堰有二王庙。
基于以上史实,作为秦国在四川的四大战略基地之一的古临邛,为了发展农业,在李冰时期兴修的水利便成为都江堰系列工程之一,此应为文脉堰的前身,只是取水口在东河,或者回龙潭河。而当时张若城的护城河—现叫着回龙潭的河,则是人工开掘从茶园乡引来的出阝坝河水。
由于古临邛曾有过三座城池,文脉堰自古以来就灌溉滋润着这三座密不可分的城池,承载着军用民需和美化城市的重任,而今又三城合一,故 “一脉穿三池”中的池,新的解读是城池的池,或者曰:一脉穿三城。
因为历史上但凡有城必有池,一是称为护城河的池,二是能涵蓄水源,起到满足生产生活、排污泄流、调节小气候、美化城市的功能性水池,合称为城池。而临邛城内旧时分布的“三池”,包括所谓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凼”,正是一些功能性水池。毋宁说是古人对城市规划设计的理念,犹如当今提倡田园化城市打造湿地一般。所以说“一脉穿三城”也许更切合历史和现实情理。
古临邛位处四川盆地西部的战略要地,历史上战争频仍,特别是经过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邛州“惨遭逆贼张献忠屠戮,人民死蓰,仅存遗孑数十人家。”(见清康熙《邛州志》)以至许多史料、文物灭失,留下的文化遗存后来又作为“四旧”被破除和“文化革命”殆尽,致使某些方面记载缺乏或者含混不清。
笔者并非怀旧狂,而是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考证、搜集整理、补充修改,试图以掌握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背景,推导出不同时期的临邛城周边古道起点和走向,以及佛教西来后,从北方丝绸之路到南方丝绸之路之间的传播路线。同时以三座临邛城为起点的数条古道,因形成于不同时期,又以此反证古临邛城池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东移。而今三座不同时期的临邛城又合而为一,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被同绘上一张蓝图,共写着新的篇章。
但是笔者的调查和认知带有局限性,仅供读者参考并请教指正,如果侥幸得到广为认同的效果,或可为邛崃城市的建设规划者在思路创新上起到参考作用。
而为让更多一些人多了解一点邛崃的路文化、水文化、佛教文化等历史,却是本调查的动机和动力,仅此而已。
最后,结论还是由读者定吧!
本题目的构思是根据古临邛历史上曾有过三座城池,而调查思路则受胡立嘉先生关于丝绸之路沿线寺庙是重要标识之一的启发;
几条古道的走向和途经地点,由原籍本土的邛崃水务局退休干部李正清同学详细描述并校订,在此一并由衷感谢!
对积极支持本调查的封家炳、张平轼老师,以及唐文栋、陈善斌文友一一表示感谢!
同时向上百位未留名的走访调查对象表示深深的谢意!
& && && && && && && &反馈意见请使用手机号码:
& && && && && && && && && && && && && && && && &
1、& & & & 红四方面军过邛崃图(请选2862)
2、& & &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请选2860)
3、& & & & 高旭辉《我怎样参加红军》(请选2858)
4、& & & & 临邛城周边古道示意图(请选最新古道图)
成都理工大学张如柏、张玉玉的《四川广汉古蜀国惊现佛像实物及佛像载体的重大意义 ——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由上所述,四川广汉古蜀国佛教文化的远播是通过从四川(成都)-云南(保山)-缅甸(密支那)-印度进而进入阿富汉直达欧洲的古商道向外传播的。这是一条民间的古商道,如果没有这条古商道,汉朝的张骞就不可能在大夏看到“蜀布”和“邛杖”。张骞的凿空之行是在公元前139-138年,有专家认为,所谓大夏可能是梵文“Tuher”转译读音而来。”
成都理工大学张如柏、张玉玉的《四川广汉古蜀国惊现佛像实物及佛像载体的重大意义 ——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结论是:早在现今的《丝绸之路》前,天佛之国(不是天府之国)的四川,其佛教思想理念可能早已通过川-云-缅-印古商道,或川-甘-青-疆-藏的古民族迁徙之道向外传播,《丝绸之路》从东方向西方传播,是多条道路的,但总的方向是从东方到西方。
“据给笔者上文化课的蔡教授透露:
& && &近一年多来,青海、甘肃、西藏、四川、新疆、贵州、陕西、云南等省市的文化主管部门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多次在成都召开‘一路一带’下有关南北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少数民族迁徙的‘西部藏、羌、彝等少数民族文化走廊’高层研讨会。
其中就五千年来丝路文化的演变、南北丝路的深层次构架、民族迁徙以及藏、羌、彝少数民族的变迁,等学术课题,进行了多学科的比较和研讨,正就贯通南北丝绸之路的‘西部藏、羌、彝文化走廊’的学术价值进行相关的学术课题研判。”& &
& &(以上是唐文栋在《把茶马古道主碑立在十方堂码头如何》一文中的留言和依据。目前,唐在四川大学接受有关考古、文物保护等专业的高研班公费培训,在本期学员中,唐是成都地区唯一一名)
日午 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新闻网同时报道:“茶马古道文物巡回展”5月24日在西藏展出,持续约三个月时间。展品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博物馆。有:内蒙古的金器、广西的瓷器,甘肃、陕西的青铜器以及青海和西藏的民俗文物等近四百件,展品时间跨度达数千年,其中敇封第七辈班禅额尔德尼金册,是西藏博物馆展出的精品文物之一;
又说:茶马古道是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四川、云南、西藏、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中国西部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
此报道能印证唐留言的真实性,并确认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丝绸之路还是茶马古道,自诞生之时起,便没有南北之分,即:在中国和全世界,只有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之一路一带,而无分南北!:time:
为凡老的严谨治学点赞。
凡丁老师为邛崃做的好事情
pzj 发表于
为凡老的严谨治学点赞。
谢谢彭老师阅读,但彭老师过誉了,我只是一个民间调查者,算不得治学,只是立论、调查、叙述力求严谨,以免贻笑大方。
引起我系列调查兴趣的起因是:三年以前,唐文栋希望我对他的《文君井园林的变迁》文稿(后载于《新临邛》)提出参考意见,我从他引用的从汉至清的文献中对“卓王孙宅”及“文君井”位置与临邛城的距离在逐渐缩短,最后进入城区,因而推测不是古人记错了,而是这座城历史上在从西向东移动。
但是由于邛崃历史上战乱频仍,文献缺失,需要调查方能结论,于是我对唐说:“我们合作吧,引经据典是你的强项,思路立论和调查整理是我的长处。”后来终于啃下了那块骨头。
随着调查的深入,又不断发现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邛崃历史,故产生出丝绸之路等系列调查材料来,虽然我的言论不曾影响邛崃政府(不是我狂妄,而是借用论坛提示语)的决策,但是留下一些文字资料,为后人研究邛崃历史时,能够供作参考也是我的心愿。
如果这些历史现在不挖掘、不整理太可惜了,最多再过十年,即便有对邛崃历史感兴趣的人,想挖掘也来不及了,因为我的调查对象大多过了古稀之年,有些还超过了九十岁!
我拿着国家给我的养老金,权当我发挥余热,为家乡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我不信神,也不怕挑战权威,如果还有机会,我还继续做下去!
以上是我的内心话。
大石 发表于
凡丁老师为邛崃做的好事情
谢谢大石老师鼓励,但称我“老师”不敢当,我喜欢大家叫我凡丁。
感谢凡丁老师多年来的通力合作!一切尽在不言中!就让我们我们继续赶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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