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发挥好消费的()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绿色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哲学的经济学贫困、网络伦理、PPP模式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王朝科：吹响绿色发展的中国号角】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朝科认为，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的大论断。如何引领新常态，会议用十个“更加注重”进行了高度和系统的概括。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时，提出要“更加注重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意味着党中央开始着手将“绿色发展”从理念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化，开始从概念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吹响了绿色发展的中国号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对技术形式具有规定、引领和决定性作用，总体上必须服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民族复兴的长远战略。消费方式变化的方向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不是最大限度占有物质财富、消费过程是消费主体满足最大化和消费活动对环境生态质量的破坏最小化两个目标的统一。保护生态环境，更加注重促进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生态化，政府、企业、家庭、社会组织都需要行动起来，合作共建，形成合力；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理论研究、财政支持、社会环境重塑、环境伦理重构、绿色文化培育、公民绿色意识觉醒等等协同配合，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有效的、建设美丽中国的切实行动。

　　【李佐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五大政策支柱和五大行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撰文指出，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其中有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领各项经济工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实施如下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观政策要稳。第二，产业政策要准。第三，微观政策要活。第四，改革政策要实。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采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行动：一要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二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四要扩大有效供给。五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以形成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磅礴力量。

　　【刘伟：供给侧管理及改革需要创造的机制和制度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刘伟表示，有效地实施供给侧管理，以下四方面的机制和制度条件的创造及完善是极为必要的。一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二是深化市场化进程，在市场化深入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全面深化法治化进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权利（私权）必须有法律制度的肯定和保护，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公权必须有法律制度上的承认和规范。四是全面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场经济中社会道德秩序的核心是诚信，因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3月10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2016年下半年开始，汇率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变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同时也要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2017年，央行有哪些工作保障汇率稳定？

　　“2016年下半年汇率波动比较大，有多种因素。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比较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去年多得更明显。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出现了很多和一般人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汇率波动比较大。”周小川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而且更加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成绩，国际上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汇率应该自动有一个稳定的趋势。我们在有关政策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执行和监管方面要做得更精细。相信今年的人民币汇率应该比较稳定。”

　　周小川指出，外汇市场历来是非常敏感的市场，会随着全球经济以及中国各种事件不断波动，谁也不能非常准确地预期2017年还会有哪些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正常的汇率波动是一种常态，是正常情况。

　　当谈及中国和美国在利率方面的差异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时，周小川表示，从外汇市场的交易层面看，利率差异往往是导致一些短期操作的动因，资金会朝着利率高的方向移动。但是，从中期角度来看，各国的利率水平主要由国内经济情况所决定，而国内经济情况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对本国经济的信心以及通货膨胀率等，不见得就一定会导致非常明显的、持续的投机活动或者资本流动。

　　“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周小川表示，其实，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有利的，如果固定不变，反而是不利的，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建立信心，是一种僵化的表现。汇率就是有升有贬，在一个方向上走，时间长了是走不下去的，所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好处。

　　“我也看到‘人无贬基’这个词，是说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周小川说，最近一年多来唱空人民币的声音比较强，有多种原因。首先是看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为人民币汇率就会不稳。去年中国GDP增长6.7%，在全球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速度。另外，中国进入强调结构调整阶段，使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保持持续健康。“市场上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导致对人民币汇率怀疑，这个声音一度有点过分。还有，外汇市场上实际做交易的机构包括某些对冲基金等，在做空人民币上放了不少仓位，他们有仓位以后，不希望输钱，就说的特别多，希望能够带动大家最后变成现实，这样他们也好赚钱。”

　　周小川进一步说：“当然，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上有一些跟风，这是阶段性的。中国经济总体还是比较健康的，特别是去年已经走入平稳阶段，第四季度还有所提升。看待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健康不健康，如果经济健康，而且通货膨胀率又比较低，货币就会比较坚挺。再者，也要看金融稳不稳定。如果金融出现大的不稳定，一般来说货币就会出现贬值。金融如果比较稳定，信心就会进一步增强。因此，从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预期已有很大的调整和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结构调整不断产生效果，这些积极因素将是主要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对于市场认为近期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利用各种工具进行操作是在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上行，从而传导至实体经济，加剧实体经济“融资贵、融资难”的说法，周小川表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中央银行的工具使用自然带有引导市场价格、引导预期，同时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但是也不见得对每次操作数量、价格都要作出过度解读。货币政策总体来说还是稳健中性。如果经济中货币数量太大，大水漫灌，实际上对经济非常有害，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等各种问题。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周小川认为，这个现象还始终存在，但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实际上每年都在上升。在人民币企业贷款60多万亿元盘子下，已经实现了贷款余额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三分天下的局面。大概从2010年左右开始，贷款新增量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各自基本占三分之一，但是余额还有很大差距。到去年，大、中、小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三分之一。所以，在经济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金融业、银行业自己也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地面向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因此，融资难的问题会逐渐有所缓解。

　　在谈到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长预期目标时，周小川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M2增长12%左右，这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经济的反馈数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微调。“我们认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数字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我们也听到两会代表都支持这个想法。”周小川表示。

　　当谈到房地产信贷时，周小川表示，去年个人购房贷款增长比较快，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同时，有助于住房库存比较多的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以后，实际上资金就转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供给，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政策的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周小川表示，外汇储备涉及的因素比较多。我国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2002年下半年以后，开始出现较快增长，惯性很大，冲高到4万亿美元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资本流动分析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数量型的货币宽松计划，导致放出去大量流动性，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出。而新兴市场是资本流入的，有一部分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这类实体性的投资，而是金融性的资金流动。这些资金的稳定性比较差。所以，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以后，市场就开始变化，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回去。因此，我们会看到不只是中国有外汇资金流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等都有流出。

　　周小川进一步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在资本流动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一些政策可能过去执行不严，就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改进；另一方面，外汇储备下降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本来也不想要那么多，所以适当地有所下降，没有什么不好。

　　“同时，应当看到，当前中国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总量居全球第一位，而且远远超出第二位。”周小川又补充说，“因此，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是平常心，即使有问题要解决，也不要把这个事看得太严重，不要反应过度。”

　　易纲补充道，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有好处。卖出美元收回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

　　“另外，在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过程中，还是遵照市场规律的，人民币汇率还是保持弹性的。”易纲表示，因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使得市场的信号得以发挥，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是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信号得以体现。

　　人民币去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着制度性的话语权，已经到了国际货币的第一梯队，即人民币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在第一梯队里。在这个时候，可以进一步综合考虑，怎样优化储备水平。总体看，汇率平稳是好事，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好处。

　　潘功胜也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前几年，中国对外资产的主体，基本都是官方外汇储备形成的。这些年，看到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在慢慢增长。前几年，官方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大概占到70%至80%，到去年年底，官方的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和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是一半对一半。这是一种藏汇于民的体现，是一件好事情。

　　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

　　“三去一降一补”改革

　　有记者提问，作为今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央行对于今年去杠杆的形势有何判断，又会有何相应政策支持？

　　易纲表示，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全球来看是比较高的。

　　对此，易纲指出，去杠杆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积累一定风险。因此，降杠杆首先要稳杠杆，即总的杠杆率需要稳住。二是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进一步优化。

　　“我国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有点高，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因为我们国家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硬币的两面。”易纲说，“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如果资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

　　资本金怎么进去？易纲表示，“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企业首先要有资本金承担风险，然后不管是借贷款还是发债融资，使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就能够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能激发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小心、认真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在做决策之前，把风险控制好。这样可以把整个杠杆率稳住，然后慢慢地实现有所下降。”

　　周小川对此也表示，全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的微观基础就是有很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所以加总起来太高。

　　“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周小川表示，首先，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们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要鼓励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其次，去杠杆跟产能过剩有关系。有一些产能过剩企业占用过多信贷资源，因此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去产能。另外，库存过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动资金，这也是导致杠杆高的一个原因。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改革。同时，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对客户各项指标监测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这样就能发现哪些企业过去贷得太多，不应该贷那么多，融资结构需要改变。

　　有记者提到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举措很多，花旗和彭博相继把中国债券纳入其相关指数，是否意味着今年中国债券市场开放会有大举动？

　　周小川表示，债券市场从发展的早期开始，就本着开放、公平竞争的思路建立并发展。因此，债券市场始终都有对外开放的内容，并不是哪一年有一些突出的举动。

　　去年有利的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迈进，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提高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兴趣，积极性随之增加。人民银行相应推出了一些政策。“我们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债券是否纳入某一个具体的债券指数，但是会稳步在对外开放方面推进。”周小川表示。

　　潘功胜补充表示，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速度的确比较快，债券品种也更加丰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投资者日益多元。在支持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债券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在稳步推进。”潘功胜表示，这种开放基本上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是境外机构到中国市场发行债券，即“熊猫债”。他透露，到目前为止，国际开发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国际上著名金融机构和企业，都有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债的实践。截至去年年底，“熊猫债”发了600多亿元，世界银行也在中国发行了以SDR计价的债券。

　　二是推动了境外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近几年，人民银行在放松、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有关限制，丰富对冲工具、便利资金跨境汇入汇出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潘功胜表示，目前，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达400多家，投资额度达8000亿元人民币，去年增加了100多家，额度增加了1500亿元。另外，3月1日彭博设立了两个新的指数，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到新的指数之中。花旗日前也宣布，有三个指数准备把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其中。

　　“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增长，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潘功胜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会完善相关制度安排，比如法律、会计、审计、税收、评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为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提供更加便利和友好的制度环境。同时，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合作。

　　非银行支付“四梁八柱”

　　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

　　有记者问及第三方支付产业整体状况，下一步人民银行还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范一飞表示，支付产业是基础性产业，近年来发展很快。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做大，创新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广义的支付产业包括非银行支付机构和银行业，狭义的支付产业主要指非银行。

　　“非银行支付机构这几年确实累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范一飞解释，第一，因为市场参与者众多，总体而言市场供给和需求有一些失衡，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行业也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第二，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机构内部内控薄弱、风险管理放松等原因，对消费者保护不够。还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消费者个人隐私特别是关于支付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一些信息公开在网上买卖。二是备付金被挪用的情况一度还比较严重，有些机构把客户的备付金拿来炒房、炒股票，甚至用于个人赌博，最后导致损失。

　　范一飞介绍，针对这些问题，近两年人民银行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对前期累计的风险进行化解和处置，尽量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为此央行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

　　二是强化基础建设，把非银行支付领域的基本规矩建起来。因为整个非银行支付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新兴事物，一开始对它作一些观察，包容它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对客观规律认识清楚了，再来努力加以规范。这些年出台了网络支付办法，推行了账户分类制度，对支付机构也实行了分类评级。备付金实施集中存管制度也已经出台，第一次存管马上就要进行。

　　三是加强监管。一方面，市场上除了持证机构以外，还有大量机构无证从事支付业务。截至1月份，全国清理出239家无证即非法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进行了整顿、清理，部分已经移送给公安部门处理。另一方面，对持证的支付机构加强监管，对违规行为敢于“亮剑”，进行处罚。

　　“经过几方面的努力，支付产业不但没有停滞，还更为健康地快速发展。”范一飞向记者透露，从2013年到2016年，支付机构年处理业务量从371亿笔增加到1855亿笔，金额从18万亿元增加到12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71%和90%。其中，网络支付业务增长更快一些，去年支付机构业务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7.6%。可以说，我国支付业务的产业规模、普惠程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都比较好。

　　“下一步，我们还继续秉持五大监管理念，把支付行业的监管工作做好。经过这几年努力，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下一步主要是做好执行工作。”范一飞表示。

　　周小川也表示，人民银行认为科技的发展会对未来的支付业造成巨大改变，带来很多新的手段，这个改变是进步。人民银行高度鼓励，同时也和各种业界共同合作，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特别强调一点，网络科技、数字货币的发展，其中包括区块链等新技术，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当前人们不容易完全想象或者预测到的影响，既要鼓励发展，同时也要防范风险，其中不健康的行为要不断规范。

　　周小川还表示，有一部分支付机构的动机和心思并不是想用新的网络科技手段把支付搞好，而是眼睛盯着客户的备付金，觉得那个资金可以拿来赚利差，这就是动机不纯。人民银行支持支付业真正把心思扑在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安全和为客户服务上，而不是瞄着人家的资金，打那个资金的主意。

　　关于“央行目前正在牵头统一资产管理业务的标准和规制”的说法，周小川首先表示，“两年多以前我们初步设置了一个协调机制，即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最近研究了资产管理的问题。”

　　他进一步表示，“一行三会一局”，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之间已经在许多比较大的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作出了一些初步规范。周小川同时强调，这个规范决非一劳永逸：“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会把一些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一下。”

　　对资产管理究竟怎么定义、都是哪些范畴、存在哪些问题，周小川表示，目前监管层已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是理财产品市场上出现一些混乱，包括标准差距太大、套利机会太多、投机性过强等问题；二是监管之间通气不够，对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握还不够好，从资产管理各种个体来说，有一些投机性过强，忽视起码的风险管理；三是有一些资产管理产品或者理财产品嵌套运行，就是从金融系统一个行业的一个公司到了另外一个行业的一个公司，在系统里来回转。

　　“我们强调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业务一样，要着重为实体经济服务，转来转去钱没有到实体经济去。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违规行为。”周小川说。

　　此外，周小川进一步提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还可能会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

　　以结构性信贷政策倾斜

　　谈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规划，周小川表示，金融服务应该更多向普惠金融方向倾斜，央行希望在这方面给予一定的激励机制。

　　周小川表示，普惠金融，在G20场合已经讲了若干年，意思就是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希望金融服务能够更多地惠及大众。同时，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还要把更多的资源引导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面向弱势群体。

　　“金融服务就应该更多向这个方向倾斜，金融服务里面包括服务‘三农’、社区金融以及各种支付手段等内容。全球普遍共识认为，真正对社区和偏远地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数字技术，也就是利用网络、利用移动设备，如手机等。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全球若干国家也都有一些经验。因此，在这个方面，央行和业界共同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业界，特别是银行业、小型金融机构要更好地为基层服务。”周小川表示。

　　他进一步提出，从政府角度来说，希望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给予金融机构一定激励机制。除了已经存在的金融机构以外，还要鼓励科技类企业向这个方向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逐步改变贫穷偏远地区金融服务差、基层金融服务不足的现象。

　　周小川指出，从全球经验来看，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表现非常令人鼓舞。“联合国有一个普惠金融组织，这个组织把普惠金融排了若干个指标，这些指标表明，中国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比较起来相当不错。”

　　他同时表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潜力确实比较大，目前科技力量发挥不充分，还有很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学习全球各地好的经验，进一步推广普惠金融，同时把它作为做好扶贫攻坚的一项主要内容。”

　　“在激励机制方面，除了一些具体政策，我们还将在货币政策中有一些结构性信贷政策的倾斜，包括扶贫再贷款等。”周小川表示。

　　易纲补充表示，“我们强调在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存款、贷款、汇款、支付、保险、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能够让农村广大地区的老百姓有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金融安全，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此外，对于本报记者提出的跨境直接投资问题，周小川也给予了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