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领导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领导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作 者:任志刚
&任志刚著《为什么是毛泽东》的前言
&&&&&&&&&&
为什么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神吗？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说他不是神的人，应当问自己该如何表述和理解那不可思议和空前绝后的成功呢？说他是神的人，也该问自己这样的表述是否包含着他不可学习的意味呢？毛泽东是可以学习的吗？这可不是能轻松回答的问题。我们更应当问自己要不要学习毛泽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学习毛泽东的人会后悔，当他回首人生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碌碌无为、过于平庸、虚度光阴而悔恨。中国人想成功，不学习毛泽东又能学习谁呢？学习毛泽东重点当然是学习他的成功之道。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就是试图用多数人能够理解的文字来解构毛泽东的成功之道，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成功学意义上的毛泽东之路。是什么因素导致毛泽东的成功呢？有人说是马列主义的传播，有人说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有人说是俄国人的资助，有人说是蒋介石的愚蠢，有人说是日本侵略者帮了忙，有人说这是历史的选择，等等。这些答案没有解答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如果我们再深问一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只有毛泽东能使用？这样我们就能深入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层。代表人民就能胜利这一说法，其实来自毛泽东。解放后毛泽东的好友询问毛泽东胜利的奥秘，毛泽东说因为我们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由于以往所有的胜利者都将成功归于自己或天命，而毛泽东颠覆了历史。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虽然是正确答案之一，不过我们得承认，能理解这一层面的人是少而又少的。俄国人资助之说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曲解。不错，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的帮助下成立的，一度深受俄国人的影响甚至被控制，但长征后的共产党已经再生了，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共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在民族利益上，中俄是有冲突的，俄国人不愿意她的边界外存在一个强大的邻国，中国人也无法忘怀受到的伤害，毛泽东党内的对手身后多有俄国人的影子，最终他们都失败了就说明了问题。合作可以是一种策略，忘却则意味着背叛，这是中国对俄关系的铁律。蒋介石愚蠢说则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蒋介石最终失败了，但蒋介石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创者，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一定会发生彻底的革命，并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只是由于特殊人物引发的突变，只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无论是在军事斗争中，还是在捍卫民族利益上，毛泽东方方面面高过蒋介石太多，导致了蒋介石由盛到衰进而崩溃式垮台。日本人帮助说更是无知，是愚蠢和黑暗心理综合征，是连基本的坏事也能变好事的辩证法都不明白的弱智。坏事变成好事的背后是鲜血、尸骨与拼死抗争，日本人帮助论完全是立场问题，难道日本人会把枪捆好了送给八路军？历史选择说，是此题无解式的似是而非的答案。历史干吗要在亿万人中选择一个要枪没枪、要钱没钱、要学历没学历的农家子弟来改变自己？要知道毛泽东可是由小变大发展起来的，他不是靠着选票产生的领导人。显然这些答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继续学习和探究。探究毛泽东巨大成功的轨迹，会有某种可能，使得我们有机会接触到真理，有可能颠覆我们的知识结构，重塑我们的人生信念。毛泽东的成功告诉我们，把握真理，就可以服务于社会，辉煌我们的人生。甚至我们可以用科学上的理论来解释毛泽东的胜利，例如以牛顿力学定律推断，毛泽东一定是把握了某种巨大的力量，施加在中国这么大的质量上面，以至于改变了甚至逆转了中国历史行进的方向和速度。要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表述，就是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强烈的欲望，带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弟，以彻底的自我牺牲引发了中国社会巨大的裂变、聚变，产生的能量和力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版图和人类进程。各种解释都需要变成我们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把握、能够应用的概念才有意义。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读书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什么样的书，显然选择思想领域至高才是获得最高智慧的正道，最佳途径之一就是读毛泽东。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一些尊崇者眼里他是不可企及的神圣。在思想领域，基督、佛陀、马克思与毛泽东站在至高。在世俗领域，他的影响力与牛顿、爱因斯坦及穆罕默德并列。有人把他供起来顶礼膜拜，更多的人则是研究他，学习他。毛泽东已成为说不尽的话题，各种研究资料文字浩如烟海，但要是有人试图用心感受毛泽东，怕是会被多数人认为是过于大胆的行为。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可以从各个角度和方方面面来进行，我们想说的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在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国历史的诸多事件中，应当是有一个主线来理解毛泽东的，我们欣喜地宣布，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研究表明，“改造中国与世界”才是他的一生没有改变过的主线。“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早在1921年年初为他组织的新民学会确定的目标和方针。从那天起，他就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着。半个世纪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世界格局与未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怀疑毛泽东实现了他年轻时候确立的这一目标。由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科技时代和严格分工合作的阶段，所以无法想象今后的人类还有机会产生这样的领袖人物，他是个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少数巨人之一。一个师范生，怎么可能实现这样宏大的目标呢？一个农家子弟，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进取欲望呢？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他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永远是关注毛泽东的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我们知道，钻石只有在高温高压下才能产生，伟人必定是在最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得以锤炼而成就。灾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彻底的改造，这可以说是中国多数人的呐喊，但为什么领袖是毛泽东呢？在奇迹般的一生中，毛泽东一定是找到了某种确定的能够带来不断胜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他规划出实现目标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推进，在推进过程中他又不断修正方针，最终达成了目标。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立下这样的绝大志向，最终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的伟业究竟有多大呢？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强迫西方国家给中国让出一席之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指出弱小的力量是可以战胜强大的力量的，并且身体力行证明实现它的途径与方法；作为一位思想家，他提倡并推行平等，引导人民追求高尚精神和道德情操；从拿起枪杆子开始，他就摸索出一整套战无不胜的战略战术，这种成就使得他站在军事家的巅峰。他是一位最高明的舵手，在充满暗礁和冰山的汹涌波涛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方向，防止他的团队受到致命伤害，引领他的船队极其曲折地划向胜利的彼岸；他像是一位太极高手，他在不断壮大自己力量的同时，将敌人的力量转变成驱使社会各阶层接受他的主张的动力，最终制造出人类社会运动的滔天巨浪，这一浪潮席卷中国，改变了世界；他是一位最成功的教师，他的学生构成他的团队的主力，最终全中国的各个阶层无不以当他的学生为荣。在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过程中，他似乎不遵守任何规则，甚至可以和他的死敌合作。他使用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各式各样的战法，将矛头指向各式各样的敌人，最终他站在战无不胜的巅峰之上。寂寞之余，他又将目标对准了人性。毛泽东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试图改造人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绝对是人类社会第一人。他“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泰山北斗，而是珠穆朗玛峰和太阳，巨大的成就产生令人炫目的光芒，这光芒也如同太阳不能直视一般，使得很少有人能找出简单明晰的思路来了解他、感觉他。我们有幸了解到他的心路，感悟到他的一生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努力学习，力求与众不同。但他立志却较晚，因为他的悟性极高，他知道志向是志愿和方向两个因素的结合。他的志向远大，以至于一开始无法表述。在走出校门之后，他才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人生目标，这一目标一旦确定，终其一生就没有改变过。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他尝试过各种方案，从最温和的改良一直到最极端的抗争，在经历了诸多的失败后，他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方程式，那就是联合尽可能多的人去战胜自己的敌人。为了吸引和迫使人们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进，他接受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联合与枪杆子这两点构成他一生力量的基础。明确了这些，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他的目标是一开始就定了的，他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把握的力量是枪杆子，基本方针是大联合，不懈的工作是教育民众，这才是他一生都没有变化过的基本要素，其他的则是他的十八般兵器，这样我们就获得一条了解他、熟悉他进而学习他的主线。千万个人心中就有千万个毛泽东，他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等无数桂冠，在我们心中他是一手拿枪，一手号召大联合，不断教育民众，心中装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目标的战士。有的人认为他是中国的列宁，但这不是高估毛泽东。西方白人认为的世界就是他们的那一片天地，所以对打破和影响他们安宁的俄国穷棒子，就特别给予关注和重视，列宁由此影响巨大。但列宁胜利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必然，俄国革命本身来讲也是风云际会，俄国工人阶级拥有的枪杆子不是列宁努力的结果，而是俄国沙皇失控。而毛泽东不同，他在公开打出造反旗帜的时候，才有几百人，他是通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堂堂正正，一点一滴消灭了实力巨大的统治者获得胜利的，以少胜多，迭克强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观。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的胜利使得东方再次成为新世纪的曙光，开创了中国在未来与整个西方世界并行的新格局。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提并论，我们认为这更是不恰当的。斯大林不是俄国革命的创始者，俄国革命的创始者是列宁。没有列宁只有斯大林，俄国会不会有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呢，我们无法知道，但斯大林只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的权力来自继承（列宁），这一点是确定的。斯大林出身卑微，家境困苦，导致他在掌握了大权以后对他的敌人十分残酷，他几乎消灭了俄国上层社会。如果单单从杀人的角度考虑影响力，那人类历史上的暴君多的是。斯大林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他获得权力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同志实行残忍的精神摧残和彻底的肉体消灭，导致苏共内部最终彻底否定了他，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对历史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小，即使后代俄国有人试图尊崇他，也实在是缺少强力榜样的缘故。而毛泽东正好相反，排在他前面的那些试图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断犯错，使得追随他们参与革命的人们十分受伤，多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似乎只是满足于充当俄国利益在中国的代理人，只有毛泽东独立地探索出了另外一条全新的通向成功的路子，才使中国革命有可能成功。但他的同志们不断地拒绝他指引的道路，不断地犯错误，甚至将他打下的地盘全部丧失，只是在绝望中方才接受他的指引，那一刻奇迹就发生了，从此共产党再没有过大的失误，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走向独立，成了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捍卫者，最终甚至从强势的俄国熊嘴里挖回了一些肉。无数次胜利后，他的全体同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领导。而且毛泽东在引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强烈反对从肉体上消灭敌人，他只是热衷于在思想上改变人们。也就是说，斯大林推崇强权镇压，力图从肉体上大幅度地消灭他的敌人和对手，他以为胜利者是不受惩罚的，但最终他的同志彻底地否定了他，俄国人则进一步抛弃了俄国的共产党。而毛泽东注重灵魂洗礼，剧烈的革命依然留下了大量曾经的敌人和众多的对手，他试图从思想上改造他们，结果等他去世后，受到了最强烈的反攻、质疑。但中国共产党还在，并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觉地成了毛泽东忠诚的拥趸，逐渐成为一种信仰。有人认为毛泽东是不输于成吉思汗的统帅，之所以说不输于，是有人认为成吉思汗在军事史上的地位更高些，这些人认为成吉思汗征服的领土似乎更大一些。这也无可厚非，毕竟所占据的土地面积是衡量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我们要说成吉思汗不如毛泽东，形象点说，成吉思汗带领了一群狼，把欧亚大陆变成了蒙古人的草场，当时的欧亚大陆没有猛兽，蒙古人最大的阻力只是中原这样的大象以及其他的一些野牛角马，而且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不同，他不仅仅是最伟大的统帅，还是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带领的是一群绵羊，却和狮子、狗熊打成了平手。是热核武器挡住了毛泽东，不要忘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全民皆兵的中国，能拿起刀枪上战场的人会有多少呢？不会少于一个亿。试想一下一亿兵是个什么概念呢？俄国人曾经满怀恐惧地看着那些记录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画面的影像，美国人则庆幸中美之间有个太平洋。倒退几百年，冷兵器时代如果出现这样的巨人，那世界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思之令人遐想。与马克思不同，毛泽东是一位世俗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思想家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极致，但在行动上可能受到太多的约束。多数思想家之所以受到尊崇，是由于后代的强权人物借用了他们的旗帜，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个可以直接套用的公式，这一点与科学完全不同。耶稣基督认为应当博爱，大众更多的是接受了他的平等观念，集聚的力量成为教会组织来与皇权抗衡；佛陀提倡众生平等，在皇权的帮助下，佛教以庙宇为信徒提供衣食和庇护，缓解心灵的苦楚；马克思天才地指出，人类社会必须为底层大众留下生存空间，是工业化时代对平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俄国和中国是以暴力推行的，而在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是以温和的改良方式进行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思想的巅峰人物对人类的影响力之大之不可及，但我们也要看到这巨大的光环之下的推手。这一推手一般来讲是大众信仰，一旦具体到个人，这些人多数是拥有世俗权力的大人物，他们隐藏在这种光环之下，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因为世界冷酷地告诉我们：信仰是随机的，这句话的含义是，多数人的信仰是由他的出生环境决定的，而不是有人理解的有对错或上下高低之别的。人类思想的最高点是平等，知道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孔子不可能再次成为中国的圣人。农业社会由佛陀、耶稣提倡平等，工业社会由马克思提倡平等，毛泽东则是在人口最多的中国推行平等。提倡者是思想家，推行者是世俗领袖。贯穿于毛泽东一生的恰是对平等的追求，这使得毛泽东得以与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并列。和毛泽东影响力相提并论的精神领袖只有穆罕默德，他们都是创立了一种理论或是信仰，他们都是改造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改变了世界的版图。穆罕默德对许多中国人来讲是较为陌生的，但有人将他列为影响力排名世界第一，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地至高无上了。先知的时代距离今天有1500年，很遥远，可以说他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巅峰，而毛泽东的事业发生在工业文明的时代，是在当代，在人口最多的中国，所以毛泽东对世界未来的影响力更大一些。作为一位革命家，毛泽东身上却散发着佛家慈悲的光芒，是敌人的血腥屠杀逼迫他走上武装起义的路子，但并没有使他变得极端。在党内，虽然毛泽东在找到成功方法之后，几乎是一贯正确，但他的道路不是从此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坎坷，他本人则是受尽屈辱，他的地位忽上忽下，这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奇观，当他找到战胜敌人的法宝之后，受到的屈辱和难堪居然全是来自他的同志，在他打下的地盘，他数次被他的同志挤到一旁，他只能孤单地等待他的同志失败后再回过头请他出来收拾残局。在这个过程中，地位的上下沉浮，并没有使他放弃使命，这是他意志力的体现，自己同志给予的屈辱，敌人的极端残暴，并没有使他偏激报复，这是由于他拥有佛家的慈悲心怀，这使得中国革命具有最光辉的结果。如果纵观毛泽东一生就会发现，他的成功也是在各种失败的尝试中，找到胜利的道路的。但对于他的党内的大部分同志来讲，感觉上却不是如此，因为毛泽东的尝试和失败多数是在建党前。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最初几年，毛泽东依然热衷于尝试，但他的工作更像是证明当时党的领袖们所指的道路全都不通，当他试图为全党指出道路的时候，他的基本思路已经接近于最后的成功之路。这样的结果就使得他的党内同志不得不接受一个无法抗拒的事实，那就是只要是他指出的道路就是胜利，反之就是失败。一次、十次、几十次几乎很少例外，这样的近乎神迹的重复，折服了众多的追随者。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党内同志在以后的岁月中没有任何人能和他并肩，所以他的威信高到可以产生宗教般的狂热，使得中国这个从来没有宗教的国度产生的信仰的力量惊骇了全球。美国物理学家麦克·哈特搞了一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名人排行榜，他把毛泽东从第一版的第二十名再版时降到了第八十九名。理由是毛泽东后来的继承者不再遵循毛泽东的一些政策，所以他认为毛泽东的影响力下降了。这是美国人对毛泽东的误解。麦克·哈特很大胆，他敢给历史名人排队，但他对毛泽东和中国了解甚少，其实未来中国领袖必然会沿着毛泽东的路线前进，关键是你认为什么是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头上戴过无数的帽子，按照帽子来确定毛泽东的路线，很容易产生误解，真正的毛泽东的路线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样除非发生历史性的逆转，中国总是在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进着。是毛泽东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领进了工业文明。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于是就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见识就无法真正地了解毛泽东的伟大。了解毛泽东的过程也是了解世界和中国近代史的过程，脱离了世界近代史，会产生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以为中国今天的地位和进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不尊重毛泽东的人的误区就在这里。真正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接受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是必然的，而是几乎无法实现的。蒋介石即使面对全面的军事失败，也不认为中国能在众多的人吃不饱饭的条件下快速进步。只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这样的绝对的强势人物，能凝聚全中国的力量，能号召全中国人集体做出牺牲，注意这句话，是全中国人集体做出牺牲，舍此之外别无他路，这才逆转了中国社会的坠落轨迹，走上了追赶人类工业文明的进步之路的。对照印度就知道了，印度可耕地比中国多，人口比中国少，独立比中国早，人民更温和，没有大规模的战乱，外部环境更好，按照自发进步的道理来讲应当比中国先进才对。但印度人今天依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工业化，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中国和印度比较的文章，多数都没有说到根子上，归根结底就是印度没有中国的暴力革命，没有战火的洗礼，没有经过毁灭到新生的涅槃，这就是乞讨者与战士的区别。战士会牺牲，会流血，要养伤，受伤时他比普通人还要弱，打碎旧世界的同时甚至比要饭的还贫困，但一旦胜利，一旦重新站起来，世界必须给他们让出空间。在上个世纪，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上位，他们拒绝接受中国崛起，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这不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潜规则。毛泽东不信这个邪，他打破了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规则，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这一点西方人比中国人理解得更深刻。中国人虽然肌无力许多年，但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而彻底改变。中国人亮出了瘦骨嶙峋的拳头，打痛了所有的强盗，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们靠着勇气和团结，赢得了独立和疗伤的机会，在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的时候，我们将为世界带来和平。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多高，毛泽东的地位就有多高，因为中国社会的一切基础都是他打下的，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不断上升，毛泽东的影响力也会大大上升。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高压颇有微词，认为这一过程违反了人权中的自由。不可否认，毛泽东时代的高压使得少部分人失去了作威作福的享受，但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却是凤凰浴火式的再生。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沉淀，已经成了一个酱缸，是一个拥有着大量寄生虫、细菌和污秽的阴暗沼泽，需要在高温高压下得以净化。这恰是毛泽东时代最伟大的变革，是中国社会得以净化的过程，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抱怨而是应当感激我们的先辈做出的巨大牺牲。这一过程的动力来自以毛泽东为首的少数领袖彻底革命的热忱和多数共产党人自我利益的牺牲。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在改天换地的奋斗中，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那是一个六亿人民皆尧舜的时代，那是一个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条件下苦干之余依然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的时代，那是一个多数人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牺牲自我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将是空前绝后的一段历史，千秋之下依然会令人敬仰和赞叹不已。为了真正学到有用的道理，我们需要关注毛泽东的每一步，我们将他通向神圣的每一步视作方法论上的阶梯，仔细研究每一阶上留下的近乎神迹的印痕，关注他进步的各种因素，以求对我们有所助益。[
打印 ] [ 加入书签 ] 阅读 (92) ┆ 评论 (0) 防止“和平演变”：　毛泽东晚年一大战略思考(
22:45:35) 防止“和平演变”：　毛泽东晚年一大战略思考&
　　防止“和平演变”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任务。“和平演变”战略是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50年一贯制。　　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这同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反腐蚀”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特别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略思考之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段斗争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奠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重要发展，至今仍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这些积极成果中，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方面。因而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我们确立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表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还要不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关系到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并采取坚定的对策，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以后，毛泽东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形势的基本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　　为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是提醒人们要正确分析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他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就说过：“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历史和现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往往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互相配合，互相呼应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也使这种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在考察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时，总是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同国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提醒人们对这两个方面都要充分估计到，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　　从国际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即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将会长期存在。只要世界帝国主义存在，就不会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活动，这是矛盾的性质和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而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在国家关系上又是和平共处，开放和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肯定，这是必要的，而且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同时，这也为对方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国际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不仅自己出马，而且十分注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扶植反共势力；而社会主义内部的敌对势力，也不仅会从国际帝国主义那里得到鼓舞力量，而且他们的活动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或者就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下搞起来的。因而，国内外敌对势力是互为依靠，里应外合的；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是互相呼应、配合和影响的。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应当肯定，所有制变更是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的基本标志，但是，阶级的彻底消灭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这是因为，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废除之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虽然已被消灭，但剥削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可能故态复萌，还存在着各种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等等。这里不但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企图复辟，而且我们同各种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分子的斗争，从本质上说，还是属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范畴，因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代表人物的政治、经济纲领，归根结底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还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产生新的剥削分子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根源，即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一定范围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小生产的存在，以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遗留的影响，也还存在着这种新剥削分子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即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活动。　　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社会仍处在逐步消灭阶级的过程之中，剥削阶级的完全消亡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因此，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存在着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还存在着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人们。这些正是国际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策划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是两条道路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强调指出：要好好地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会走向反面，即走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告诉我们，以两条道路斗争为基本内容的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　　国内外敌对势力依然是从夺取政权入手，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列宁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国已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是一项长期的带根本性的任务。毛泽东正是基于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历史经验表明，阶级斗争往往是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先导，这在社会主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正确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一条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总是采用“夺权先夺人，夺人先夺心”的策略，从意识形态方面人手，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蛊惑人心，煽动群众，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结成“政治反对派”，进行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而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主要是搞“攻心战”，大力强化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模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政局失控，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我们知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思想体系。但它的历史还很短，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程度及其拥有充分的传播工具相比，与这种旧意识形态具有的某种传统优势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需要一个继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从全局上分析估量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形势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而做出的一个符合实际的深刻的判断。因而，意识形态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一定会去占领。这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不可否认，在学术领域存在着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某些错误的、有害的学术观点任其泛滥，也会直接危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搞自由化的人往往从学术领域入手，在学术讨论的名义下散布错误思想，并在一定的时机又从错误的学术观点中引出现实的政治主张。而这后者，恰恰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所以不能否认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相联系的一面。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毛泽东主张在学术上要坚持“百家争鸣”，同时又要对错误思想进行正确的批评。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只有正确认真地贯彻这些思想，才能处理好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　　战略思考之二：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是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重要保证　　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提出了一系列应采取的措施，积极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时他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党??层领导出修正主义。在如何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问题上，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反修防修的任务。早在1957年，他就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问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他又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这里，从一般意义上说，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特别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危害，是要导致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十分深刻的。到了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问题，诚然，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他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解释，相反还把党内不同意见，把一些反对“左”的错误做法的正确意见当成了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杜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就使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越来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是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但是，应当肯定，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的。　　应当看到，国际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严重的外部威胁，是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蜕变的外部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这个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变质分子而不加以制止的话，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就可能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所强调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还是在于执政党的高层领导。关于这一点，西方帝国主义是充分估计到了。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高层领导中寻找和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把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将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如果说，第二国际后期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危害的实质，是使一批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附庸，那么，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危害的实质，就是使己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倒退。毛泽东当时在国际上提出反修任务时，确是敏锐地看到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将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同复辟资本主义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　　后来，他在唤起全党警惕出修正主义时，也往往把修正主义同复辟资本主义看成是一回事，认定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在1964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就说过：“什么叫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虽然这时毛泽东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涵缺乏科学的界定，以及对具体对象的判断和因此而进行的人为的斗争也都是错误的，但应当肯定，他发动和领导反修防修斗争的出发点是好的，特别是他指明党的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它会使党蜕化变质、整个国家改变颜色，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严重后果，确是十分深刻、切中要害的。　　这己为20多年后国际上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侵蚀下被演变的现实所证明。虽然，毛泽东没有看到90年代苏联演变的最终结局，但表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毫无疑问，毛泽东一再告诫要防止党内出问题，特别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保证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权牢固地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这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战略措施。　　列宁曾经从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出发，提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要有一个“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否则，无产阶级事业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夕也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强调指出，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的这个论述，对于党的干部和领导集团的要求具有普遍意义。50年代中期，毛泽东总结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政治风潮教训时曾指出，我们党有成百万经过长期考验的干部，“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些都说明拥有坚强的、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和领导核心．对于党的事业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诚然，应当承认，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和状况，不仅会随着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发生变化，而且在诸如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等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苏东一些国家剧变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渗透和压力下，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出现严重困难或挫折的情况下，以及在发展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思想可能抬头，甚至发展成为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机会主义思潮如果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占了上风，就会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压力，逼迫党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一步一步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去适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需要，最后使党和国家改变性质。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关于警惕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的告诫，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都具有警钟长鸣的重要意义。　　战略思考之三：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关系到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如何保证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具体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具备的条件。随后不久，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又发表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要求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实际上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虽然毛泽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还留有“左”的痕迹，但从总体上说，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确是指明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至关重要的根本大计，是防止“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保证。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特别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具有长远意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紧迫任务。　　毛泽东还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这主要是：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己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里，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要求，是对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骨干的基本要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己为中??中，同样需要马列主义作为指针，因为马列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依靠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十分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所以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断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而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计到新的一代的生长环境，有可能淡忘和背离老一辈所培育的革命传统。　　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他在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时就说过：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困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在毛泽东看来，是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第三，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具体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后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其基本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战略思考之四：要防微杜渐，防腐拒变，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也是党所以能够依靠群众去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自身作风的保证。毛泽东十分重视包括艰苦奋斗在内的党的作风建设，对于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嫉恶如仇。1938年4月，毛泽东曾生动地讲述了在同国民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中，建设优良作风的重大意义。他说，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喜欢共产党呢？第一，因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因为他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他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党风作为实现党的路线的保证，而二者又是使人心向我的具有同样重要的基本因素。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300周年。在这部论著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以至于翌年陷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此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并列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毛泽东对郭文极为重视，4月11
日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特意推荐，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他还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希望他能继续写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文章。这时，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见端倪，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因胜利而骄傲，因舒适环境而滋生享乐腐化思想，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而党外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过善意的劝告。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同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作了长谈，黄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渤，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当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己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著名警告，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　　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己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实际上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在毛泽东看来，执政将使党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对我们党是一个严格的考试。执政使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在战争年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而在执政的情况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则不仅意味着献身，而且还在实际上意味着一定的权利。这就是说，执政党的地位，是会使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体现一个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如果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对此不谨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就有可能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严重脱离群众，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以至蜕化变质。　　事实上，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在执政的环境中，党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革命队伍中确有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对此，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捍卫人民政权性质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及时地通过“三反”、整党等斗争，制止住了这种腐败现象，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党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在这次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严肃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他为这场斗争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以身作则，站在运动前列，做好发动群众工作，主动公开检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为了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薄一波回顾这一斗争时曾提到，当时在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有同志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薄向毛泽东转达这一意见后，他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写道：“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做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营私、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毫无疑问，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把党执政后防止腐败和防止和平演变作为重大历史课题提出来，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战略思考，其实质仍然是要使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60年代初，毛泽东深刻批判了赫鲁晓夫关于“全民党”的错误观点，指出：“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具有抵制诱惑的能力，才能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说过：“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今天，列宁的这个预言不幸而言中。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大倒退固然有外部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自己主动撤销了这“三道战壕”，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发表评论：
馆藏&14126
TA的最新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