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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动态效应
2013年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基于VAR模型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FDI流动对我国区域就业的不均衡影响，旨在揭示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结果表明：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负，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正；FDI流出对中部的就业效应为正，对东西部的就业效应为负；总体上，FDI流动的就业负效应明显；FDI的区域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动态冲击效应显著。 中国论文网 /2/view-4326503.htm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结构； 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125，F224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流入我国，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转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迅速衰退，不少外企开始从我国撤资，促使就业形势发生扭转，大量劳动力失业返乡，给我国劳动力就业增添了巨大压力。FDI在我国分布的区域差异较大，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我国就业区域结构呈现明显的失衡。一方面劳动力大量往东部沿海聚集和转移，造成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引起了 “民工潮”和“用工荒”等社会问题。因此，FDI流动带来的就业区域结构失衡需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FDI是全球化进程中产业链跨境延伸与世界经济整合的直接驱动力量。鉴于就业在一国经济、社会、政治中的特别意义，专门针对FDI与就业的研究成果日丰。国外有关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其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来进行，并形成了就业替代理论（Kravis and Lipsey，1988）[1]、就业补充理论（Andersen and Hainant，1998）[2]、就业差别论（Peter， Hongshik and Joonhyung，2010）[3]等。一些学者和组织对FDI在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从正负层面展开研究，并形成了积极贡献论（Todaro，1969； UNCTAD，1994）[4-5]、差别论（Christoph，2005）[6]、复合作用论（Santos-Paulino and Guanghua Wan，2009）[7]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对FDI对东道国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FDI的投资结构与就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Tomasz，2000）[8]。 　　FDI的进入为我国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得我国就业总量增加，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FDI对就业产生了正效应（牛勇平，2001；蔡昉、王德文2004）[9-10]。随着FDI流入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上的倾斜，其对就业区域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就业区域结构。郑月明、董登新（2008）以省际数据为截面，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对东部地区而言， FDI对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明显[11]。蔡兴等（2009）则认为国内区域就业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趋势[12]。温怀德（2010）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入世前后FDI对我国就业区域结构的影响，认为FDI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拉动作用在减弱，在入世后，东部地区FDI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再显著，而中、西部FDI显著促进就业[13]。 　　综上所述，作为FDI理论的延伸和拓展，FDI与就业关系的探究始于发达国家，研究成果集中于全球化迅猛推进下跨国公司海外快速扩展期。西方学者较多关注FDI的母国就业影响，而国内主要侧重FDI对我国的就业福利得失。研究方法从理论归纳和演绎为主发展到实证分析见长。但从已有的相关研究进展来看，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1）主要是从FDI流动的单维角度研究它对就业的作用，缺乏从FDI流入、流出的双向二维层面探测其对东道国就业结构的综合效应；（2）对FDI的就业结构效应研究不够深入，忽视从动态视角考察FDI在不同区域间流动所引致的就业冲击。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运用VAR建模思想，结合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分析方法，分析了FDI流动与就业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的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揭示了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为C A Smi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即VAR模型。VAR模型是能够动态反应每个被解释变量对自身及其它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它的一般形式为： 　　Yt=∑pi=1AiYt-i+BiXt+εi[JY]（1） 　　其中，Yt表示由第t期观测值构成的n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t表示由t期观测值构成的m维外生变量行向量，Ai为n*n系数矩阵，Bi是n*m系数矩阵，εi是由随机误差项构成的n维列向量，其中随机误差项εi（t=1，2，…n）为白噪音过程，且满足E（εitεjt）=0（i，j=1，2，…，n，且i≠j）。 　　对某变量全部滞后项系数的联合检验能够反映该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不能反映这种影响的正负趋势，也不能反映这种影响发生作用所需要的时间。VAR模型的主要分析工具脉冲响应分析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它度量的是被解释变量对单位冲击的响应，可以用于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它能够形象地刻画出FDI对产业就业和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 　　三、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构建就业区域结构的计量模型：
　　lnempetlnempmtlnempwtlnfdit=∑ni=1Φlnempet-ilnempmt-ilnempwt-ilnfdit-i+εt[JY]（2） 　　（2）式中{empet}是东部地区就业人数序列；{empmt}是中部地区就业人数序列；{empwt}是西部地区就业人数序列。对解释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由此得到FDI流入、流出与就业量的动态实证模型。本文首先对模型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各变量满足同阶单整的前提下，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估计，以得出变量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 　　（二）数据说明 　　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年的相关数据。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将中国大陆地区划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①。由于FDI流入流出额和进出口额均是以美元为单位，因此采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汇率折算成按人民币的金额进行计算。重庆市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为便于分析和数据的连贯性，将其数据纳入四川省一并进行计算。 　　四、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因模型变量非平稳而导致的伪回归问题，首先对5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结果如表1所示： 　　（二）协整检验 　　由于各变量均为一阶差分平稳过程，因此需要对方程的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进一步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lnempe、lnempm、lnempw、lnfdii、lnfdio构成的方程进行变量协整检验，在协整检验的滞后期选择上，由于协整检验是对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故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期选为1期。结果见表2。 　　由表3知，东、中、西部地区就业人数与FDI流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期FDI流入增加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就业人数会减少01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业人数会增加0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就业人数会增加0006个百分点。FDI进入东道国会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14]。国内大量研究表明：FDI对同行业的内资既有挤出效应，也有挤入效应影响，从而对就业也有相应的挤入挤出影响。当FDI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的时候，社会投资总量将大幅扩张，就业人数必然会随之上升。反之，挤出效应的存在将会使国内企业陷入困境，市场份额和利润的下降迫使国内企业削减投资，进而导致失业增加。FDI如果能给东道国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种FDI将不会替代国内投资；如果FDI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那么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机会将会因此而减少，从而FDI挤出了国内投资。改革开放以来，FDI大量流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已经比较成熟，产品和服务市场发达，外资进入很难再带来大量的新产品和服务，这可能会导致FDI对东部地区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进而导致该地区失业增加。而中、西部地区刚好相反，随着FDI的大量流入该地区，FDI对其挤入效益明显，就业人数必然会随之上升，实证来看，中部地区的这种效应将会比西部地区更明显。 　　三大地区就业人数与FDI流出之间同样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期FDI流出增加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就业人数会增加0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业人数会减少000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就业人数会增加002个百分点。FDI撤出东道国也存在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从短期来看，外商企业迅速而大量的撤资会导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的明显下降，但一定时期后，内资投资的稳定将使就业重新升温，长期来看，内资占绝对主导地位有利于国内就业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而中、西部地区刚好相反，随着FDI从东部向该地区的转移，就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增加，对其挤入效应明显。目前来看，FDI的大量流出主要对东部地区造成明显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就业的负面影响不大。随着外资对该地区的投入增加，挤入效应日益明显。 　　（三）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方程反映的是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没有考虑各变量短期不均衡的情况，因此，为了研究时间序列之间长期均衡与短期调整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其基本表达式如下所示： 　　Δyt=vecmt-1+∑p-1i=1ΓtΔyt-1+εt 　　yt=[lnempelnempmlnempw]′其中p为滞后阶数，ΔyA=yA-yA-1为回归变量的差分，vecmt-1是非均衡误差，即误差修正项，模型中各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就业的短期波动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和短期FDI波动的影响，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从FDI流入的短期波动来看，流入的FDI量每增长1%，将引起当期东部地区就业人数变动减少006%，中部地区就业人数变动将减少002%，西部地区就业人数变动减少002%；其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分别为-158、-08和-036，反映了其短期非均衡状态会分别以158%、08%和036%的速度向长期均衡状态趋近。可以看出，FDI流入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的积极效应从第二期开始，而对东部地区的积极效应的滞后期更长。这说明，FDI流入的区域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 　　从FDI流出的短期波动来看，流出的FDI量每增长1%，将引起当期东部地区就业人数变动减少003%，中部地区就业人数变动将减少0001%，西部地区就业人数变动减少0003%；其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分别为-049、-1和-025，反映了其短期非均衡状态会分别以049%、1%和025%的速度向长期均衡状态趋近。可以看出，FDI流出对东部地区就业的影响最大且迅速，对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影响较小且较缓。当外商大规模撤资时，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会首先遭受重创，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且这种消极影响会逐渐减弱。
　　（四）脉冲响应分析 　　协整方程反映的是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脉冲响应分析能够形象地刻画出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基于VECM模型，采用广义脉冲响应法，对FDI流入、流出模型的各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1、图2。图1、图2的横轴表示FDI动态作用的滞后期数（以年为单位），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曲线为脉冲响应函数的计算值。在模型中将FDI动态冲击作用的滞后期设定为25年。[FL）] 　　图1 FDI流入对三大地区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图2 FDI流出对三大地区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FL（K2] 　　FDI流入的脉冲响应分析方面：初期FDI流入对东部地区的就业人数会产生持续波动的负影响，其影响介于-012%和0之间。在东部地区的就业人数的变动中，FDI流入的贡献率很小，约为2%；FDI流入对中部地区的就业人数会产生正影响，从第6期开始产生负的影响，其影响介于-0002%和0003%之间。在中部地区的就业人数的变动中，除第3期和第4期外，FDI流入的贡献率微小，不到1%；FDI流入对西部地区的就业人数会产生曲折上升的负影响，其影响介于-0005%和0之间。在西部地区的就业人数的变动中，FDI流入的贡献率几乎为零。这表明FDI首先主要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并会对该地区的就业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曾经出现的“孔雀东南飞”；但随着我国引资政策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近几年的中部崛起战略等，FDI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将会带动该地区的就业。这与我们上面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所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证明FDI流入的区域倾斜对我国的区域就业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 　　FDI流出的脉冲响应分析方面：给FDI流出一个冲击，初期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就业人数没有产生明显的冲击，但在第二期到第七期会对东部地区就业持续产生非常强烈的波动，其影响在006-01的范围内波动；对中、西部地区，FDI流出的冲击由负到正，在2-12期内较明显，波动范围分别为-004-003和0-005，之后的影响逐渐减弱。总体上，对中部地区就业的冲击比对西部地区就业的冲击大。这表明FDI主要从东部沿海地区流出，并会对该地区的就业产生明显的影响，不过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这种影响会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与我们上面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所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再次证明FDI流出的区域倾斜对我国的区域就业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 　　五、主要结论 　　FDI流动的区域分布不均导致我国区域结构发展不均，从而导致就业的区域不均衡。本文基于VAR模型，分析了FDI流动与就业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的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揭示了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引起东部地区就业人数的减少，其他地区就业人数的增加，而FDI流出对东部地区的就业弹性最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弹性较小，说明从长期来看，FDI对东部地区就业的负效应相当明显，随着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及技术改革，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将大大节约。从区域发展的趋势来看，FDI首先流入我国东部地区，进而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FDI流入的增加，中、西部地区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地区，而东部地区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将严重下降。 　　（2）FDI的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东部地区会是承接FDI流入的首要地区，并带动大量劳动力转移到该地区，但随着我国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政府加强对外资企业投资流向的引导，外商企业投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所提高，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承接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地区。但由于FDI对就业作用的滞后性，使得区域就业不均衡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长期来看，中部地区的就业状况会得到改善，未来可能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区域之一。 　　（3）FDI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动态冲击效应极为显著。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是吸引FDI明显较多的地区，FDI对这些产业和区域的冲击效应明显，进一步说明FDI对区域就业结构的不均衡影响。 　　（4）FDI对东部地区就业的贡献率较大，中部地区利用FDI促进就业的效率最高。FDI进入东道国会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其对东部地区造成明显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影响不大。由于FDI流入在东部地区长期明显的倾斜，使得东部地区在很长时间里担任着承接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角色，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大量转向东部地区。但受到FDI流动的区域不均衡的影响，未来中部地区吸纳就业的能力比东、西部地区强。因此，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我国政府的引资政策应该更倾向中部地区。 　　参考文献： 　　[1] Kravis R.， R. Lipsey. The Effect of Multinational Firms Foreign Operations on Domestic Employment[R]. NBER Working Paper， 1988， No.2760. 　　[2] P.S. Andersen and P. Haina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in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R].BIS Working Paper，1998， No.61 　　[3] Peter N. Andreas W. FDI in Mexico：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Employment Effects[R]. Kiel Working Paper， 2007， No.1328. 　　[4]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59）：406-422.
　　[5] UNCTA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ment and the Workplace New York and Geneva [M].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6] Christoph Ernst. The FDI-employment Link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 Case of Argentina， Brazil and Mexico [J]. Employment strategy papers from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5， （17）：301-304. 　　[7] Santos-Paulino， AmeliaU， Wan Guanghua. Special Section： FDI， Employment， and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11）：128-136. 　　[8] Tomasz Mickiewicz， Slavo Radosevicv， Urmas Varblane. The Value Of Diversit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in Central Europe during Economic Recovery [R].University of Tartu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scussion Paper， 2000， No.5612. 　　[9] 牛勇平.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关系[J].经济学动态，2001（11）：22-27. 　　[10]蔡昉，王德文.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一个人力资本分析框架[J].财经论丛，2004（1）：12-23. 　　[11]郑月明，董登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5）：32-41. 　　[12]蔡兴，莫骄，冯志坚.中国出口、FDI与就业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J].经济地理，2009（2）：22-27. 　　[13]温怀德，谭晶荣.中国对外贸易、FDI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东、中西部数据的比较[J].国际贸易问题，2010（8）：56-65. 　　[14]刘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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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运用GARCH模型分析了实际汇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对我国FDI流入有正效应，即实际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会增加FDI流入；而实际汇率不确定性增大对我国FDI流入有比较显著的负效应，即实际汇率不确定性提高会导致FDI流入减少。虽然这两种效应都比较弱，但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重要的是确保汇率在合适的范围内波动，减少不确定性，以免对FDI的流入产生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实际汇率　外商直接投资（FDI）　不确定性　广义自回归异方差（GARCH） 　　　　 　　一、序言 　　 　　我国FDI增长迅速，国内外许多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在FDI如何影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就业、实际工资和技术进步等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同时，也有许多文献研究什么因素会影响我国FDI流入，这其中汇率、工资、地理位置以及聚集效应是研究中的重点（Pan，23等）。不过在我们能够掌握到的文献中，研究汇率波动性对我国FDI的影响较少，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但人民币仍然面临各方很大的升值压力，因此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大可能会减少我国的FDI，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就显得相当重要。 　　一般来说，汇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FDI。一是成本效应，东道国货币贬值使得FDI的成本减小，从而FDI增加；二是替代效应，从输出国的角度来看，出口和FDI是两种可以选择的策略，东道国货币贬值使得FDI能比出口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FDI增加。这一方面的研究大多认同东道国货币贬值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例如，Goldberg和Klein.(1998)发现日本、美国流入东亚各国的直接投资与它们之间的双边汇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Xing和 Wang（24）在两国竞争同一FDI输出国的假设下，从理论上证明了货币相对FDI输出国升值的国家吸收的FDI将会减少，而相对贬值的国家吸收的FDI将会增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效应不显著， 比如Pan（23）认为汇率不是解释中国FDI流入的一个显著变量，Dewenter（1995）对美国的研究也发现汇率与FDI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另一方面，汇率波动性对FDI的影响同样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比较多的实证研究支持这样一个观点：汇率波动性增大使得出口相对FDI来说能够获得更多利益，从而FDI减少。Amuedo-Doranes和Pozo（1999）研究了年美国汇率波动对FDI流入的影响，发现FDI与GNP比率、实际汇率与汇率波动性之间存在长期关系，而且短期内汇率波动性增大会减少美国的FDI流入。Barrell，Gottschalk和Hall（24）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欧元区和英国的汇率不确定性增大对FDI有负的影响，同样也支持了以上结论。 　　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少，因此，本文借鉴Amuedo-Doranes和Pozo（1996）用GARCH模型研究美国汇率波动的方法来分析我国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可以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实证方法上的借鉴。 　　本文以下第二部分说明数据的来源，同时分析本文所用到的数据，第三部分实证分析汇率与FDI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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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会增加FDI流入；而实际汇率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FDI流入减少。相比较而言，前一种效应不显著而后一种效应较显著，但是两种效应都不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结论是建立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基础之上，但改革以后的汇率波动幅度将会比之前要来得大，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将会较为明显。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今年以来外资投资企业数量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均出现下降：1-5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473家，同比下降4.7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23.66亿美元，同比下降.79%。这一趋势除了与各地的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减弱、宏观调控抑制过热行业投资以及美元利率不断调高，吸引了大量美资回流和分流了国际资本等因素有关之外，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趋势和波动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文所得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从而保持一个稳定的投资和贸易环境的需要，这对增强国外投资者信心，并使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Amuedo-Doranes， C. and Pozo， S.（1999）：\""Foreig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pp.322-343. 　　2、Barrell ，R. ， Gottschalk ， S.D. and S.G. Hall（24）：\""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Tanaka Business School Discussion Papers: TBS/DP4/7. 　　3、Dewenter， K.L (1995): \""Do Exchange Rate Changes Driv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68， issue 3， pp.45-33. 　　4、Goldberg， L. S. and Klein， M.(1998):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and Real Exchange Rate Linkag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ublished in Managing Capital Flows and Exchange Rates: Perspectives from the Pacific Basin， editor Reuven Gli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73-1. 　　5、Pan，Y.(23)：\""The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China：the impact of country-specific factor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56，pp.829-833. 　　6、Xing， Y.Q and Wang， G.H.（24）：\""Exchange Rate and Competition for FD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Japan，working paper. 　　 转贴于 看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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