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ge is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nginx error!
The page you are looking for is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Please try again later.
Website Administrator
Something has triggered an error on your
This is the default error page for
nginx that is distributed with
It is located
/usr/share/nginx/html/50x.html
You should customize this error page for your own
site or edit the error_page directive in
the nginx configuration file
/etc/nginx/nginx.conf.君，已阅读到文档的结尾了呢~~
[精品]民初通俗小说的初步繁荣(1912-1918)民初的文学观念趣味与消闲清末民初,天津消闲岛,消闲岛,民初电视剧
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精品]民初通俗小说的初步繁荣()民初的文学观念趣味与消闲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DocinViewer-4.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用户:*密码:*
本来，任何正常的文学史，都包含有“雅”与“俗”两个部分，这二者的对立与转换也是文学史上的常态。文学的更新或曰“文学革命”，常常从俗文学中汲取营养和动力，并由此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一次又一次文学前进、文学发展的波澜和高峰。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在“俗语言”、“俗文学”的推动下发动起来、兴盛起来的。这一点，中国现代文学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等领袖人物似乎是清楚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说过：“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者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中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之先河，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的确，文艺复兴高举的两面旗帜是“世俗文学”和“现世艺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导言》中所说：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把古代的东西加以再生和复活，而且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 给当时的欧洲乃自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新世纪。那些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们，以特有的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复兴古典文化之名，行创立现世新文化之实；这些文艺才子们，热爱生活，强烈地要求了解社会现实，反映现实社会的种种动态，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欢乐悲哀。他们的人文主义宗旨使他们的作品不管以何种形式，何种题材出现，其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具有世俗性的，从而冲破了神学的束缚，把文学还给了民众，创立了近代文学艺术贴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的时代精神。特别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爱情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反映了人的本欲与真情。无论是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诗集》，还是薄伽丘的《十日谈》都是当时民众丰富的方言俗语和真实情态的再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造型作品虽然还没脱离宗教艺术的范围，但其内容均取源于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世俗思想。稍后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莎士比亚的剧作等，这些文学艺术均植根于当时的现实之中，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和事成为他们描绘的主体，创作了大量历史剧、喜剧、悲剧、诗歌，显示了俗语民族文学的深入发展，同时通过对人和事的深刻描绘，既揭露了旧制度的腐朽，对宗教、封建势力发起攻击，也抨击了新时代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之，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特点是以通俗语言，通俗的表现方式结合现实的社会生活，深刻揭露了社会的矛盾，这一鲜明特点奠定了西方文学艺术现实主义的风格，对近代西方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随即在大众传播的催生下迅速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近代以前均存在着大众文学，并源远流长，“说故事”是一种非常寻常的娱乐消闲方式，在中国，自宋代以来，勾栏瓦舍的说书人，吸引着许多热情的听众；在西方的乡村，随处可见讲故事与表演的人，然而当时的大众文学与艺术还无法拥有大量的观众，创作表演者更谈不上高额的报酬，均是地方性的而不具有普遍性。自具有近代意义的机器印刷技术诞生以来，特别是大众传媒诞生以后，情形发生了改变，它不仅打开了贵族及教堂图书馆的大门，使更多的人得以分享人类文化的宝藏，使作家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教育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学会认字，产生出阅读更多通俗读物的需求，也呼唤出越来越多的面向大众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传世名著。
当然，在印刷时代初期，大众传播媒介尚未普及，大众的文学艺术仅仅是初潮涌动，还未形成潮流之势。就西方而言，19世纪末是大众媒介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书籍及报刊也越来越重视文艺娱乐方面的内容。当时著名的作家数不胜数，英国的狄更斯、萨克莱、哈代，法国的雨果、福楼拜、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马克吐温等，这些为适应时代而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天才作家们，不仅用它们的妙笔写出深刻反映出当时社会各态的作品，更用他们的智慧促使小说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人们被他们的作品迷住了，据说，当时分章分期出版的狄更斯的小说（一般先由报刊连载）通常由邮轮带到纽约，而纽约的读者等不及在书店里出售时去购买，他们在英国邮轮进船坞之前便划着小船前往会合索取。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能超过小说对人们的吸引，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能超过小说对人们的影响，这些天才作家的作品构成了当时流行文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通俗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西方小说的兴起与繁荣，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和有远见的。所以胡适指出：“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一项。” 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此使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 高举“革命文学”大旗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是大力倡导通俗文学的，他大力主张“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诚如胡适认为，如果中国俗文学中自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白话戏剧发展“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的确，“五四”新文学，本来应该承接这一中国通俗文学传统，开创中国文学的又一辉煌新时代。然而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五四”新文学在打倒了传统的“雅”文学，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传统精英文学之后，却并没有真正认同中国自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学和通俗文学传统，没有真正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为楷模，更没有接续上清末民初以来的小说创作之繁荣趋势，并不认同已被胡适称为“堪与世界一流文学相比而无愧色”的吴趼人等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之类的作品。而是转移到了另一种精英文学立场上去，即转到了“洋”精英的立场上去，尽管不少洋小说其实不过是彼国的通俗小说，但当时有些人就是喜欢以“洋俗”为“洋雅”，以便挟“洋”以自重，挟“洋”以自“雅”，以“洋雅”文学自居自傲，将中国通俗白话文学传统贬为“旧”的东西，不但不予认同，而且还以“洋”的“雅”立场来压抑“土”的“俗”文学，这是中国自“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最大遗憾和最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今天，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必需让学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悲剧及其巨大危害，才可能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之上，重铸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本文之重要观点，即在于此。
这种以洋“雅”来压抑土“俗”的具体表现，最突出地体现在对继承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等通俗小说的严厉打压和批判上。下面抄录几段有关评论与批判，以见一斑。沈雁冰（茅盾）曾对旧派小说作过分析，他指出：“中国现代的小说，就他们的内容与形式或思想与结构看来，大约可分作新旧两派，而旧派中又可分三种。”旧派中的第一种是承袭《石头记》、《水浒》而来的长篇章回小说。然而无论哪一种旧派小说，都是错的。”“总括上面所说，我们知道中国现代的三种旧派小说在技术方面有最大的共同错误二，在思想方面有最大的共同的错误一，……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西谛（郑振铎）写道：“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我想新文学到了现在真是一败涂地了呀！你看，什么《快活》杂志、《礼拜六》、《星期》、《游戏世界》，已经春笋般崛起了，他们出世一本，同时便宣告你们的死刑一次。像这种反动力的‘泥’潮，也不要太轻易地把他放过。’” 西谛当然不会放过，他给这类小说作者们取了两个恶名：“文丐”、“文娼”。他说：“自《礼拜六》复活以后，他们看看可以挣得许多钱，就更高兴地又组织了一个《半月》。对于这种无耻的‘文丐’，我们却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对于这般身心都将就木的遗老遗少，我们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只是我们很奇怪：许许多多的青年的活泼泼的男女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也非常喜欢去买这种‘消闲’的杂志。难道他们也想消闲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真不知这一班青年的头脑如何还这样麻木不仁？” 西谛在《文娼》一文中指出：“新近遇见了一位老朋友，谈起上海那些无聊的‘小说匠’，我那朋友说：‘你们称他们为文丐，似乎还嫌太轻描，照他们那专好迎合社会心理一点而观，简直是‘文娼’罢哩！‘我以为‘文娼’这两字，确切之至。” 这些批判，够尖锐，甚至够‘损’的了。周作人等一批挟“洋”自重的文人，也有许多类似的观点。为节省篇幅，且从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批判鞑伐之声。例如，北大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编第六章第四节标题为：“小说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复旦编《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指出：“‘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步文艺界除了同封建文人、洋奴文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以外，还一直跟封建遗少‘名士派’、‘鸳鸯蝴蝶派’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这两派是当时一股反动逆流的代表，他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他们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当时一般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 田仲济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一股逆流，是宣扬游戏、消遣和趣味主义的一个流派。……大都是描写庸俗无聊的男女私情，腐朽颓废的情调和没落苦闷的哀鸣。” ……
当读到上述评论和批判之时，连笔者心里也疑惑起来，是否真的值得为这些“反动的”、“逆流”、“文丐”、“文娼”鸣不平？庆幸的是，最近读到苏州大学现代文学专家范伯群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笔者感到为之一振。历史终于以客观的事实还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以公道。在该书《绪论》中，范伯群首先指出现代文学史忽略通俗文学是一大失误，他说：“1917年，文学革命潮起，它既有历史的功勋，也有历史的误导。其误导之一就是对继承本民族白话小说传统的现代通俗小说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否定。将现代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定名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而且将此名称视为文学史中的一种贬义。影响所及，在50年代编定的若干文学史中，将现代通俗文学看成是文学史中的一股‘逆流’。看来如果不打破此类根深蒂固的误导惯性与思维定势，是很难还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通俗文学流派的历史原貌。” 范伯群还具体分析并驳斥了扣在通俗小说上的三顶帽子，他指出：“这种历史的误导是强有力的。这个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通俗小说流派的头上，一直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沉重得使它简直抬不起头来。这三顶帽子是：一、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二、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度。其中前两顶帽子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带有极大的指控性，发挥过巨大的孤立作用，使人们对这一流派望而生畏，避之犹恐不及；而后一顶则出自对文学功能观的以偏概全。当时的权威的新文学理论家所缝制的这三顶帽子，从总体而言是不合通俗作家头颅的尺码的。
范伯群先生指出：“这三顶大帽子――曾是压在通俗作家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理应是到了推翻的时候了。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左’的观点虽然受到批评，僵化的局面虽然有了解冻的征兆，但某些对历史的误导负有一定‘积欠’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憬悟，他们仍然在自己铺设的轨道上滑行。在回忆录中谈及‘五四’以后的通俗文学时，还以责难的口吻‘挑剔’通俗文学作品的探索性的‘赶潮流’问题；但在‘五四’以后，这一派中有不少人也来‘赶潮流’了，他们不再老是某生某女，而居然写家庭冲突，甚至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了……也正因为《礼拜六》派中有人在‘赶潮流’，足以迷惑一般小市民，故而其毒害性更大。’ 这是一种当年‘不准革命’式的态度延续到70年代末期的表现。”范伯群先生认为：“三大‘罪状’既不能成立，为近现代通俗文学流派恢复名誉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将通俗文学及其重要流派拒之于近现代文学史‘史门’之外的不公允的做法，也正逐渐为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否定。于是从正面来论证‘纯’、‘俗’两个子系统在近现代文学史中各自的位置，并由此来重新安排纯俗双翼齐飞的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格局，就成为文学史研究者注目的焦点。” 笔者认为，以上范伯群先生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
范伯群先生以上分析文字，笔者非常赞同。不过，有一点范先生尚未论及，笔者应当对此进一步加以补充，即：由于中国“新文学”的“洋”立场，或者说“洋精英”立场的误导，还阻断了中国“雅”与“俗”转换的文化机制，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转换与生成机制，不但导致了今日中国文学再也没有产生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如《水浒》、《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而且还造成了当今中国文论界严重的失语症。
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延续着雅俗转换的传统机制。孔子删《诗》，将“国风”雅化，是第一次以俗转雅；从汉乐府到《古诗十九首》再到魏晋隋唐诗，是第二次由俗变雅的历程，唐宋词由俗变雅，开启了一代新风，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又一高峰。本来，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也正在步入一个由俗转雅的历程，甚至已经出现《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一些近乎雅的文人小说，如果近现代借助小说戏剧大量产生和地位提高之机会， 大量优秀文人加入这个由俗转雅的进程中，中国的小说戏剧一定会大放异彩，一定会有若干部《红楼梦》、《水浒》产生出来，甚至可能会有超过《红楼梦》、《水浒》的伟大作品产生，形成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可惜，由于前面所述之“洋精英”的误导，中国现代新文学，成了一个基本上是片面模仿西方，追赶西方的文学运动与实践，正如司马长风所说：“因为单方面的模仿和吸收西方文学，所产生的新文学，本质上是翻译文学。没有独立的风格，也缺乏创造的原动力，而且这使中国文学永远成为外国文学的附庸。……近六十年的新文学，所以迄今没有产生一部震动世界文坛的作品，这种自卑与模仿是否应负一点责任呢？” 笔者在此还要加上一句，除了自卑与模仿以外，新文学站在“洋”文学的精英“高雅”立场上对通俗小说的严厉的批判，甚至打压谩骂，也是造成中国新文学迄今无大成就，迄今无震动世界的伟大作品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这样的打压下，让多少有才华的人望而生畏，或辨不清是非，不敢涉足、不敢参与到继承传统的通俗文学的创作大军之中，甚至使得传统通俗文学（即所谓“旧派小说”）建国后几乎在当代中国大陆灭绝！这真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令人扼腕叹息的最大遗憾！
另外，诚如范伯群先生所说，“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是不准确、不公允的，“有些新文学家将凡是不属于新文学营垒而又有休闲倾向的作品一概称之为‘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他们曾将这些名词看作一只大‘垃圾箱’,凡非我族类就‘请群入瓮’。这当然是极不公允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分类法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对这个名称的含义也是缺乏必要的常识的。造成的误解是，似乎通俗文学就等于鸳鸯蝴蝶派。” 那今天应当取什么名字恰当呢？范伯群认为取“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最为妥贴。笔者认为，这样的名称仍不妥，因为其中内容太多，无法用单一名称来涵盖。例如，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一书的目次，计有如下内容：一、概说，二、言情小说，三、社会小说，四、历史、传奇小说……等等。即便范伯群先生所主编之书，亦名之曰《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在章节设置上，也分“社会言情编”四章，分别为：第一章：从晚清“狭邪”到民间“倡门”文字之旅；第二章：从谴责、黑幕遗风透视通俗社会小说；第三章：从言情、哀情小说迈向社会言情小说的‘广场’；第四章：蕴藏大都会地域特色的文化富矿；第二编武侠党会编，共十二章，内容极为丰富，成专章者有“革命加武侠”的叶小凤，民国武侠开山祖向恺然，姚哀民的党会武侠，侠情、怪异、历史三管齐下的顾明道，北派巨子赵焕亭，神驰八极，出入仙魔的还珠楼主，宫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悲剧侠情小说类型的完成者王度庐，刚性技击武侠小说名家郑证因，奇情武侠小说家朱贞木等等许多内容。第三编为“侦探推理编”共有七章；第四编为“历史演义编”，第五编为“滑稽”幽默编，全书共八编，内容极为丰富。如此多采多姿的近现代通俗小说，怎么能用“鸳鸯蝴蝶”加“礼拜六”就可以包容呢！所以，如真要还历史原貌，还是用宽泛一些的、包容性强一些的名称：“近现代通俗小说”为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十分赞同朱自清先生的看法，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无论高雅的精英们如何打击、压抑，通俗文学仍然顽强地生长着。多少年后，当人们回首这一段文学史之时，才发现艺术的真正的生命力何在。朱自清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所谓《三言二拍》……《拍案惊奇》重在‘奇’很显然。《三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古今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还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曾倡导“诗言志”的朱自清先生，为什么会大力倡导娱乐消遣？其实朱先生是有感于那些不顾文学规律的“说教者”们的弱点，因为“正统的作品若是一味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文艺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 所以，真正的文学长河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仍然是符合文学规律的作品。本文认为：在肯定中国现代“雅”文学的前提下，在肯定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愚等等作家的同时，也不应当完全否定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旧派小说”），我们承认，旧派通俗小说中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糟粕，有其负面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传统一脉相传下来的，经过历史严酷考验的中国文学正宗。而不是应当完全彻底打倒的“文丐”与“文娼”。
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热，尤其是金庸热的兴起，即所谓“金庸的成功” 从另一个侧面实际上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或称旧派小说）路数“正名平反”。甚至可以说事实上扇了那些一味打压旧派通俗小说的“洋精英”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连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以最高学府之尊，聘请武侠小说家金庸讲学，担任客座教授。学者们将与“旧小说”同流的金庸列为中国文学“大师”级作家。其实，金庸与被贬斥的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是真正的同一路数的人。只不过金庸生活在香港，没有遭受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所以在香港这个大都市尚能有生存的一隅之地，终于幸运地当上了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学大师”，而别的人生不逢时，终被中国的“洋”精英们批倒批臭，在中国大陆几乎彻底、干净地消灭了。中国现代文学举起右手，打垮了“桐城缪种”，“选学妖孽”之后，又举起左手彻底扫除了自《水浒》、《三国》、《红楼梦》这一传统的通俗文学路子，在洋腔洋调的“众声喧哗”之中，于20世纪末终于发现自己“失语”了 ，在反省中“蓦然回首”，才发现彻底打倒传统后（包括雅文学传统与通俗传统），在白茫茫一片大地之中，终于失落了自己。
诚如有学者所痛心地反省：“我们常为历史走了弯路而悲叹；可是，新文学则绕了一个大圈子，又走回原来的出发点了。” 中国文学今后路在何方？这尚需学界真诚而深刻地反省和思索，深入地、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研究。以便能够真正重新踏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愿这篇论文能作为这漫漫求索路上的一粒石子，为中国文学的研究与探索而架桥铺路。
【热门评论】考题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评价文档：
上传于||暂无简介
大小：13.30KB
登录百度文库，专享文档复制特权，财富值每天免费拿！
你可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