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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搜查 真抢劫！警察谎称持搜查令闯入华人住家抢劫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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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圣大非省罗萨里奥市发生了一起荒唐事件。四名巡逻警察谎称接到指令，于凌晨时分强行闯入一家位于该市阿韦亚内达街1600号的华人住家进行搜查，并抢走5万3千比索。
图为事发华人住家。
新阿根廷周刊12月28日讯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时这四名警察计划以查缉地下赌场的名义冲进一家华人住家进行检查。这四名警察谎称有法院刑事庭的搜查令，伪装成合法搜查的样子入室搜查。2013年，参与该起事件的四名警察被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另外两人因缺乏明确的犯罪证据被无罪释放。
犯罪嫌疑人两年前曾提出上诉，但本案最终判决由法官伊斯梅尔o曼富林（ Ismael Manfrín）于12月23日公布。本次判决书的内容主要针对八名警察（两名在一审中宣告无罪）的一次入室搜查行动危害了包括一名华商和三名华人同胞在内的利益，参与行动的警察抢走了受害华人的5万余比索。通过确认判决的核心内容，卡丽娜o鲁拉提（Carina Lurati）法官和阿道夫o布鲁诺托（Adolfo Prunotto）法官（仲裁庭第三法官成员乔治娜o德佩特里斯弃权）证实涉案警察组确实存在凌晨时分强行入室搜查，并伪装成合法行动的非法行为。
在犯罪嫌疑人上诉后，本次判决判处涉案的四名警察古斯塔沃o阿里尔o冈萨雷斯（Gustavo Ariel González），奥斯卡拉斐尔o加蒂（Oscar Rafael Gatti），塞萨尔o埃尔南o贝莱斯（Hernán César Vélez）和迭戈o赫尔曼o莱吉沙蒙（Diego Germán Leguizamón）被判处四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身为警察部队成员却实施恶性抢劫的犯罪事实。此外，他们四人也被取消在九年内担任一切公职的资格。相反，法官无罪释放了其他四名警察，他们为塞萨尔o佩斯达涅o奥维多（César Pesta?a Oviedo）和达里奥o佩雷斯多（Darío Perezlindo）。
法官认为，虽然四名受到侵害的华人称当时有六名警察进如屋内，“但在整个调查中，四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对该次非法入室行为负主要责任，两辆警车中此前就在距离华人房屋不远处的一个加油站等待”。他们强调，警车的GPS信息“毫无疑问”地显示出，塞萨尔o佩斯达涅o奥维多和达里奥o佩雷斯多负责的警车到达华人住所的时间要比事发时间晚。法官卡丽娜o鲁拉提表示：“正是基于这个证据，我相信，应撤销对这几人的刑期判决。”
四名警察非法持械入室搜查
日，华人商家李成（音译）前往司法部门报案，称当日凌晨一群警察没有搜查令就进入他位于阿韦亚内达街1669号的住家。李成表示，他和其他几个当时在场的华人受到警察恐吓，随后警察拿走了他的5万3千比索。
案件发生的时间为凌晨4点到5点20分之间。李成表示，入室的警察威胁他交出6万比索，不然就把他关到监狱。警察们用手铐威胁他，并且恐吓他，从一个盒子里搜出了现金，然后还拿走了当时在场的其他三名华人口袋里的钱。
尽管受害的华人多次强调，这笔钱是用于买往返中国的机票钱，以及帮助一名生病朋友的救命钱，但警察却表示该住家中有一张游戏机桌，从事非法赌场活动。调查显示，古斯塔沃o阿里尔o冈萨雷斯和迭戈o赫尔曼o莱吉沙蒙驾驶的第3809号警务车，与奥斯卡拉斐尔o加蒂和塞萨尔o埃尔南o贝莱斯驾驶的第4325号警务车于案发当日凌晨3点52分停靠在阿韦亚内达街与佩莱格里尼街交口的加油站，加油站的摄像头拍下了他们四人的画面。摄像机拍下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坐落在服务站对面受害华人李成的家。四名警察一直在该地逗留至4点33分。
警察驾驶警车犯案
为了到达该加油站附近，涉案的两辆警车在2分44秒内驶过了近40个街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如此着急。根据分析四人当日的“巡逻日程”，上面的信息写道四人当日前往该地的目的为查抄非法赌博活动的场所。
据被告表示，案发当日4点22分左右，911警务台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报警电话称邻近的街区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家中吵架。因此，此前已在该地区巡逻的警务车迅速驱车前往该地区，是一次合法的出警任务。被告涉嫌犯案的警察称，他们前往该地区的目的是调解一场家庭纠纷。但奇怪的是，警车在报案地址前停留的时间超过40分钟。
负责审查案件的法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可以确认被告警察通过滥用职权，确实存在通过武力和暴力计划夺取外国公民财产的行为”。法官指出：“不法警察发现本案中受害的华人存在语言不通，以及家中存放大量金钱，因而产生抢劫的念头。”
本案另一重点为“根本不存在911报警台接警事件。涉案警察称加油站的工人听到争吵声而报警，但加油站的员工皆否认曾经拨打报警电话。”
（编译：时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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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以拿钱给儿子为由，要儿子回家详谈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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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福州相距万余公里的阿根廷，定居着七八万名福清人。他们在阿根廷开了约一万家超市，超过阿根廷超市总数的四成，已成为该国中小规模零售业的主力军。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南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福清人不远万里、远渡重洋选择到阿根廷定居创业呢？他们又是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在阿根廷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呢？
　　日前，世界福州十邑同乡联合总会副主席、阿根廷华侨华人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严盛龙和弟弟，以及数位上世纪90年代初移民到阿根廷的福清籍华人华侨，向记者讲述了他们旅居阿根廷的创业经历，记者从中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传说阿根廷好挣钱
　　吸引福清人去打拼
　　福清地少人多，走出去才有出路的思想在每位福清人的心里打上了烙印。 据福清市侨办统计，1979年至今，福清通过各种渠道出国的人数达50多万，分布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福清人最初大多选择去日本，后来是英国、阿根廷、南非、美国等国家。只要移民中介有办法申请到签证或有渠道去的国家，福清人都愿意花几十万元人民币出国。
　　当时在福清江阴、江镜、海口的民间流传着阿根廷遍地是黄金的说法，让许多想出国致富的年轻人热血沸腾。
　　1993年，江阴镇年近20岁的严心茂听说“阿根廷遍地是黄金，容易挣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从事工程承包的哥哥严盛龙表明，自己想去阿根廷闯一闯。在当时出国成风的福清，严盛龙并没有多问，只是告诉弟弟，想去就去，出国的中介费9300美元他可以帮忙支付。
　　那一年，严心茂和10多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一起踏上了去阿根廷淘金的路。
　　初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严心茂看到，朋友在福清老乡开的超市里帮忙，月工资有近万元人民币。这家超市的生意非常好，老板一个月最少能挣一二十万元人民币。
　　布宜诺斯艾利斯。
　　严心茂看到，正如自己听说的那样，阿根廷确实“遍地是黄金”。当时在国内一个成年的壮劳力一个月挣三五百元人民币的工资就算非常高了， 而他的朋友在阿根廷一个月就能挣到相当于国内两三年的工资。
　　尽管如此，当时严心茂并没有马上决定留在阿根廷，因为在福清人的眼里，最好挣钱的国家还是日本，他随后去了日本一段时间。
　　从日本回国后，严心茂跟哥哥交流了对日本和阿根廷的看法，觉得阿根廷更适合创业，并表示要到阿根廷开超市。
　　1996年，严心茂怀揣着哥哥给他准备的近30万美元，再次奔赴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起了一家超市。
　　阿根廷工资实行的是周薪制，由于受到生活观念的影响以及当地消费水平相对低的原因，不少阿根廷人都是上一个星期的班，挣的钱够一段时间的生活后就不愿上班了。相对而言，在阿根廷雇工比较难。雇福清人也不稳定，他们一般不甘于打工，刚到阿根廷时会在别人的超市干一阵子，一旦熟悉了环境，往往就自立门户开超市。
　　由于雇工难，超市的进货、理货、打价码等活，严心茂都是自己做。一开始时由于语言沟通问题，超市只请了一两个阿根廷人负责接待顾客和收银。
　　超市开起来了，可是盈利的情况并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严心茂竟然亏本了。
　　放弃国内挣钱机会
　　包工头去阿根廷发展
　　阿根廷人在福清人开的超市里购物。
　　支持严心茂出国和出资金让他在阿根廷开超市的哥哥严盛龙，听弟弟说开超市亏本了，感到很纳闷：同一个乡镇的人在阿根廷开超市都赚了大钱，怎么弟弟开超市会亏本？
　　1997年，严盛龙决定亲自到阿根廷看看，于是申请了商务考察赴阿根廷。经过了解，他发现，超市亏本并非生意不好，而是管理不到位所致。在弟弟的超市和其他同乡的超市里，严盛龙发现，阿根廷确实比较容易挣钱。商务考察期满后，他决定回国将手中的工程盘掉，到阿根廷开一家最大的超市，并认为前景一定很好。他的决定遭到了包括妻子在内的亲朋好友的反对，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像他这样的包工头是让许多人羡慕和眼红的。
　　严盛龙是个做事果断的人，他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处理好国内事务后，他满怀激情地把事业重心转向阿根廷，要在那里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在阿根廷首都，他带着华人翻译进行全面市场调研，最终还是决定发展超市。他接管了弟弟开的几百平方米的超市，凭着在国内管理工程的经验，严把进出货的关口，每月必须盘点，同时加强超市内部巡逻，货物丢失减少了，利润就上去了， 当年就收回了100多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福清人有着很强的家族观念，严盛龙也不例外。1998年，他先是带姐夫到阿根廷，在阿根廷开起了最大的一家超市，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 此后，严盛龙的家族成员300多人陆续移民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周边地区开起了大大小小100多家超市。
　　福清人特有的团结、大方、热心的性格在严盛龙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是谁家的超市失火或是遭劫，他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忙处理，还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也正因为如此，在旅居阿根廷的福清人中，严盛龙享有很高声誉，2003年当选阿根廷福清同乡会会长，此后又担任阿根廷超市工会常务副主席、世界福州十邑同乡联合总会副主席、阿根廷华侨华人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等职务。
　　当时不少福清人借钱出国开超市
　　网络图。
　　记者了解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人群中，严盛龙家的经济条件算是很好的，大多数福清人的出国中介费和开超市的本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
　　移民阿根廷前，福清市江镜镇的何齐辉和家人都是华侨农场的工人，每月都有固定工资领，生活虽不算富有，但稳定而安逸。
　　和何齐辉同龄的伙伴们有不少去了日本，挣了不少钱寄回来，家里盖起了大洋房。他也想出去轰轰烈烈拼一回，给家里的父母盖一栋大洋房，但是母亲却坚决不同意他去日本。
　　1992年，何齐辉的一个远房亲戚从阿根廷回国，来他家做客，讲起了福清人在阿根廷开超市挣钱的事，又重新唤起他的出国梦。而且，去阿根廷的中介费用相对较低，只要十几万元人民币，钱比较容易借到。
　　1993年初，何齐辉通过中介顺利办妥了出国手续，前往阿根廷。
　　初到阿根廷，何齐辉不想跟同乡一样也去开超市，一方面是他觉得开一家稍微像样的超市至少要100多万元人民币，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另一方面是福清人当时在阿根廷已经开了很多超市，他还是想做其他行业。最初几年，他和朋友合开餐馆、办工厂，但都没有挣到大钱。
　　眼看着比自己后到阿根廷的福清老乡开超市挣到钱了，何齐辉也动了开超市的念头。他一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物色了一间近200平方米的店面，一边让国内的母亲去筹集资金。很快，国内的钱汇到他的手上，他开始请翻译代办开超市的相关手续。1997年下半年，他的超市正式对外营业。
　　何齐辉说，开一家超市并不容易，为了节约成本，他尽量少雇工，里里外外的事情都由自己做，一个人从早忙到晚，有时候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不过，生意好得出乎想象，一天的营业额最少都有一二千美元，所以辛苦也很值得。
　　超市生意兴旺，急需人手帮忙。2000年，何齐辉的妻子和儿子到了阿根廷。此后，他又相继安排大妹夫、小妹夫以及表弟、表妹们前往阿根廷。如今，他的亲戚有近百人定居阿根廷，相继开起了自己的超市。
　　像婴儿学讲话一样学习西班牙语
　　福清人在阿根廷开的超市里，货物摆放整齐。
　　阿根廷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福清人是如何应对语言不通的难题呢？严盛龙告诉记者，福清人的适应能力特别强。最初在阿根廷开超市，他们都是请华人翻译帮忙代办各种手续，平常学习西班牙语就像婴儿刚学讲话那样，别人讲一句就学一句。他的妻子没读过一天书，现在西班牙语也讲得很流畅。
　　何齐辉的妹妹何爱云说，刚到阿根廷时，她一句西班牙语都听不懂，后来每天有不少当地人来超市买东西，跟他们接触久了，慢慢也学会了一点常用的西班牙语，也就学着讲一些，再加上比手势，阿根廷人大概能听得明白。现在她说的西班牙语，当地人完全能听懂，交流没有任何障碍。
　　阿根廷逾四成超市都是福清人开的
　　严盛龙表示，目前已有七八万福清人在阿根廷定居，主要来自江阴、江镜、海口等地，从事百货、贸易、餐饮等行业。
　　福清人在阿根廷开了约一万家超市，占阿根廷超市总数逾四成，主要经营蔬菜、牛肉、水果、饮料、干货、卫生用品等，虽然品种不如中国超市丰富，但利润较高，多数商品在30%至50%之间。因此，近几年去阿根廷定居的福清人，逾八成还是选择开超市。
　　随着福清人在阿根廷商界的影响与日俱增，阿根廷政界对福清社团组织也非常重视， 尤其是每届总统选举，参选人都会争取福清社团组织的支持，福清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福州晚报记者：陈长森 何珍 新媒体编辑：张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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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温家宝参观阿根廷“共和国农场”(图)-中新网
温家宝参观阿根廷“共和国农场”(图)
&&&&正在阿根廷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24日在阿根廷众议长多明格斯和农业部长亚瓦尔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共和国农场”。图为温家宝听取有关农场牲畜品种情况的介绍。 中新社发 郭金超 摄
　　布宜诺斯艾利斯6月24日电 (记者 郭金超)在阿根廷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在阿根廷众议长多明格斯和农业部长亚瓦尔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共和国农场”。
　　温家宝受到农庄主莫内塔及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他饶有兴趣地了解农场的经营情况和牲畜的品种，观看了阿根廷民族文化表演。随后，温家宝在农场与阿方主管农业的官员和农牧界人士进行了座谈。
　　在听取了阿方对阿根廷农牧业情况介绍后，温家宝说，我带来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牧民对阿根廷人民的深情厚谊。中阿都是农牧业大国，各有特点和优势，互补性很强。阿根廷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技术，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中阿农牧业合作基础很好，前景广阔。去年两国农畜产品贸易近55亿美元，主要是阿根廷对中国的出口。
　　温家宝表示，中国愿与阿方扩大在农畜产品直接贸易，加强农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科技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两国农牧业发展，丰富中阿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阿方人士表示，温家宝对阿根廷的访问将有力地推进两国关系，特别是农牧业领域的合作，给双方带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利益，阿中友谊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完)
【编辑: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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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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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与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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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史中，华侨和华人占有重要地位，拉美华侨和华人对于促进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拉美华侨的先驱——“马尼拉华人”
　　中国人自何时起进入拉美？中外学者对此一直有争论。根据中外文献记载，自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半期，就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沿着当时开辟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路，到达墨西哥和秘鲁侨居，在那里经商或做工。因这些旅菲华人是经菲律宾的马尼拉搭乘墨西哥人称之为“中国之船”的大帆船抵达美洲的，因此被称为“马尼拉华人”。
　　“马尼拉华人”是拉美华侨的先驱。马尼拉华人前往美洲最早的记录是在16世纪70年代。清代张荫桓在《三洲日记》中写道：“查墨国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曾通通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磁器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商埠（即阿卡普尔科港），分运西班牙各岛（指拉美各地区）。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为大西洋。”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大中华帝国史》一书中提到，1585年“对利润的渴求把中国商人带到了墨西哥”。由于当时拉美大部分地区和菲律宾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垄断了菲墨之间的马尼拉帆船贸易，中国商船队只能到马尼拉等菲律宾港口，而不能直接横渡太平洋直达墨西哥西海岸。因此，马尼拉华人是从马尼拉乘西班牙帆船到墨西哥的。
　　最早到达墨西哥的马尼拉华人中，有同西班牙商人合伙的华侨商人，有在西班牙殖民官吏、富商家作仆役的华侨。到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下令允许华人工匠进入美洲，于是，数以千计的中国工匠，包括织工、裁缝、木匠、金银首饰匠和理发师等，从马尼拉陆续转往墨西哥、秘鲁等地。据记载，早在16世纪，在阿卡普尔科港已经有了“唐人街”。据估计，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移入美洲的马尼拉华人大约有五六千人。
　　拉美的早期“契约华工”
　　19世纪初，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贩卖中国人到拉西美洲的殖民地作苦力。“苦力”一词为英语Coolie的译音，源出印度泰米尔语，指从事繁重苦工的体力劳动者。一般称契约华工为“苦工”，亦称“猪仔”。因他们在被掠卖出国前订有书面合同，故与奴隶和早期“猪仔”略有不同。
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广州招募了300多名华工，租用葡萄牙人的船只将这些华工从澳门运到槟榔屿，再换英国船分二批运到英属特立尼达，第一批147人，第二批192人。这些华工抵达后，全部到甘蔗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810年，葡萄牙人也从中国拐骗几百名湖北茶农到里约热内卢的植物园种茶。
　　中国苦力大批移入拉美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从中国方面来看，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满清政府打开中国门户，在中国沿海广东、福建一带大肆掳掠与贩卖中国人口。在满清政府腐败统治下，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许多人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以至飘洋过海，另谋生路。
　　第二，从拉美方面来看，1790年至1826年间，拉美地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在独立战争期间或独立后不久，拉美不少国家先后宣布废除奴隶制。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和黑妈制度的崩溃，拉美国家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来开发经济，特别是补充和充实热带种植园、采矿场的劳动力。
　　第三，在非洲黑奴贸易被禁止后，西方人口贩子为追逐高额利润，热衷于大规模地掠卖契约华工，将东方苦力贸易扩大到拉美。据估计，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约有三四十万契约华工输入拉美。契约华工主要分布在古巴、英、荷、法所属的拉美各产糖殖民地，以及鸟粪产品的出产地秘鲁，其次是出于殖民扩张的利益需要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地方，如巴拿马、墨西哥、智利等国。
　　据谭乾初《古巴杂记》引用的英国驻哈瓦那总领事馆档案材料，年间被运往古巴的契约华工总数达143，040人，实际到达古巴126，008人。另据秘鲁专门研究华工问题学者温贝托·罗德里格斯所引用的材料，年间约有10万多契约华工移入秘鲁。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1911——1981）所著《加勒比地区史》，年期间，有14，002名华工迁入莫属圭亚那，年有500名华工到达瓜德罗普，1859年有500名华工到达马提尼克。另据资料，1890年在荷属圭亚那（今苏里南）的华工达1万人。20世纪初，莫属特立尼达有华侨5，000人。
　　当时，从中国华南运送华工到拉美各国，一般需要4至5个月的海上航行。如到秘鲁要120天，到古巴要147至168天。西方各国的航运商为了攫取暴利，草菅人命，拼命超载，苦力船上的饮水、伙食和卫生条件极差，华工在航程中的死亡率很高。年间，从中国运往古巴的13万多名华工，途中死亡率达13%。运往秘鲁的华工的海上死亡率在19世纪50年代有时竟高达50%。因此，人们将西方国家用来运载华工的苦力船称为“浮动地狱”。中国“苦力”贩运是西方殖民史上最肮脏的一页。
　　西方人口贩子通过贩卖华工，牟取暴利。据1871年的有关报道，人口贩子每贩卖1名华工到古巴，可获利150比索；到身长鲁可获利200至300比索。年每名中国苦力在古巴和秘鲁的市价约为400比索，年为350至500比索，有时涨到1，000比索。
　　华工运到拉美各地后，通过“卖人行”公开拍卖给大庄园主、种植园主和矿主作苦力。一般每名华工与雇主各立一份契约即雇工合同，载明工作期限（一般为5至8年）和工资额。古巴历史学家胡安·希门尼斯·帕斯特拉纳在其《古巴历史上的中国人（）》一书中刊载了一份华工雇工合同的中、西文原件。这名雇工名叫吴生，原籍广东省广州人，年龄29岁，立合同日期为同5年（即1866年）9月17日。合同规定“工期八年……每月工银四元”，“所有城内城外无论何工或田亩或村庄或家中使唤或行内雇工或磨房或园圃指不尽各项工程我悉听从力作”。有的雇工合同甚至还规定了雇主可鞭挞华工次数的最高限额。古巴原驻德国公使奇沙礼在本世纪初写的《华工赞助古巴独立史略》一书中写道：“签押合约，以为凭证。该约系书华、班两国文字，订明年鞭挞之数，不得有过若干。无奈华奴不识管工者之算术，由是日受鞭挞，久之亦不记所挞之数矣。彼业农之家，购得华妈后，随即带往植园当工，一如往者黑奴之待遇，每日操作十四时，合同八年期满后，乃得受雇别处。于此八年中，捱饥抵饿，犹为常事，其日夕辛劳，加之以地方污秽，不合卫生，身体日渐疲弱，故华妈于未满合约前而丧失生命，居百分之七十五，惨哉！”
　　可见，雇主们买下华工后，即带回自己的庄园或矿山，迫使华工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雇主为了在契约期满前尽可能榨取华工的血汗，常常使用各种强制手段奴役和虐待华工。据估计，古巴华工的劳动寿命只有5年。到1880年，古巴的12万多名华工只剩下4万多人。秘鲁华工活到工作期满的不到三分之一拉美契约华工实际上处于一种变相奴隶的地位，恩格斯称拉美契约华工制为“隐蔽的苦力奴隶制”。1857年3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曾强烈谴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滔天罪行。
　　苦难深重的契约华工从登上拉美海岸的第一天起，就为了解放，为了摆脱身上奴隶的锁链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中拉人民的共同斗争，以及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拉美盛行了近30年的“苦力贸易”于1874年前后被制止。华工变成了自由的独立劳动者。
　　由几十万契约华工及其他华侨组成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拉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拉美的沃野，对各侨居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拉美的繁荣。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甘蔗、咖啡、棉花种植园的发展，以及智利硝石和秘鲁鸟粪的开采，巴拿马、秘鲁和墨西哥等国铁路的修建，都凝聚着华工的血汗。
　　在19世纪后期，华工、华商和其他华侨也曾为了拉美人民的解放而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对古巴等国的独立起了重要作用。前述古巴驻德公使奇沙礼在《华工赞助古巴独立史略》一书中，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华侨全力帮助与支持古巴独立的功绩：”吾人对此可敬可爱之中国人，正宜尊仰之，感谢不遑也。如无此数千华人助战，及在野工艺厂当工之华人，苟非此勇悍耐苦之华军，以其轻生就义之英雄气概，以助于我古巴之人，则古巴之能否自由，亦未可料。……古巴之华人，对于古巴之自由事业，无不慷慨附助。”古巴各界人民为了纪念在独立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华侨战士，特地在首都哈瓦那建立了一座3丈多高的圆柱形纪念碑，碑座上铭刻着古巴民族英雄马蒂的战友贡萨洛将军的赞词：“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此外，早期华侨还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带到拉美，通过与当地人民长期共同生活，推动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国和拉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早在1864年，中国清政府因古巴华工问题同西班牙签订《中西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华人可以自由地到西班牙所属的殖民地做工。1875年、年，中国又分别同秘鲁、巴西和墨西哥3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海内外谴责凌辱虐待华工和要求改善华工处境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曾同西班牙、秘鲁等国谈判，并曾于1874年派遣专使陈兰彬赴古巴实地调查华工情况，同年又派容闳为出洋委员到秘鲁调查秘鲁华工状况。1902年中国清政府同古巴正式建交。中国与拉美一些国家建交后，前往拉美的华侨人数逐渐增加。
　　20世纪前半期拉美的华侨状况
　　20世纪初，拉美不少国家由于本国经济形势恶化等原因，开始严格限制华人入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许多国家向交战双方提供工矿原料和农牧产品，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有些国家放松了对华人入境的限制。但好景不长，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席卷了拉美国家。拉美各国农矿业产品销不出去，价格暴跌，失业人数激增。为转移本国人民的视线，拉美一些国家政府对华侨采取了进一步限制和排斥的行动，使不少侨胞蒙受巨大损失。
　　民国以来，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曾先后同拉美13个国家建交，同古巴、巴西、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对华侨的待遇和移民问题作了规定。
　　然而，由于旧中国政府腐败，经济衰退，社会不安，在国际上地位低下，受人轻视。民国政府虽曾派员同侨胞所在的拉美国家多方交涉，以改善华侨处境和待遇，但效果不明显，华侨的正当权益仍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
　　民国时期，拉美华侨聚居区“华埠”或“唐人街”比以前有进一步发展。秘鲁首都利马的华侨集中在卡庞街、瓦利亚加街和巴鲁罗街一带，旅秘华侨的主要社团组织通惠总局、八大会馆等也设在这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华侨聚居的桑哈街一带开设了不少食品店、杂货店、商店、酒楼、饭店和游乐场。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卡利市，1919年人口不足1万，而华人达9，000人。
　　民国时期的拉美华侨比以前更广泛地参加侨居国的农业、工矿业和商业活动，为拉美经济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并为增进中拉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拉美不少华侨在侨居国参加垦殖荒地，传播农业技术，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在古巴，一些华侨专营甘蔗园，有些专门种植香蕉，有些种植豆类或经营畜牧场。他们所生产的水果、蔬菜、甘蔗、杂粮和畜产品，对满足古巴人民的生活需要起了重要作用。
　　墨西哥华侨对开发墨西哥北部的下加利福尼亚州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本世纪初至1921年，数以万计的华侨参加了下加州的垦殖工作。他们不避险阻，以致不少人死于毒瘴酷暑。他们用血汗乃至生命，为墨西哥下加州特别是墨西哥卡利市的开辟与建设奠定了基础。
　　秘鲁北部大部分农场最早均是由华人开辟的。民国时期旅秘侨领刘金良在秘鲁北部帕卡斯马约所创建的大农场，占地面积达2，300公顷，种植稻米，产量可观。在秘鲁中部地区也有华侨经营的大农场，除种植作物外，还兼养猪、牛、鸡等。此外，秘鲁华侨还参加了修建由奥罗亚到万卡维利卡，由利马到瓦乔等段的铁路以及修筑从利马通往沿海各城的主要公路、扩建卡亚俄港口等工作。
　　拉美华侨还开办了一些工厂，虽然一般说来规模不大，但有利于当地的国计民生。如秘鲁华侨开办的布匹和麻绳工厂、蜡烛厂、皮革厂、谷物加工厂、铁工厂、家具厂等，古巴华侨开办的糖厂等。大部分华侨从事
商业和服务业活动，对活跃当地市场、繁荣经济和满足人民需要起了积极作用。
　　拉美华侨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促进了中国人民与拉美人民之间友谊的发展。在当地居民因天灾人祸而遇到困难时，华侨常常组织募捐，慷慨解囊。日秘鲁举行独立100周年庆典时，旅秘华侨集资19.7万秘币，修建了一座用意大利云石雕刻的精美的大喷水池以示庆贺。1925年利马举行建城400周年庆典时，华侨又集资捐赠利马市羊驼羊、印第安人与铜牛像各一座，作为中秘人民友谊的象征。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束，拉美各国放宽了对华侨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同拉美人民一道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拉美华侨和拉美各国人民一道度过了战争难关。
　　由于拉美华侨的辛勤劳动和坚持不懈地为争取生存而进行斗争，终于在拉美各国繁衍和生存下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拉美华侨总人数达到12.7万人。华侨人数超过1万人的国家有古巴（2.4万人）、秘鲁（23，577人）、巴拿马（1.3万人）和牙买加（1.3万人）。
　　拉美华侨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开始就把关心和保护海外华侨在侨居国的正当权益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新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侨居海外（包括拉美各国在内）的华侨的处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自40年代末起，拉美各国的华侨人数不断增加。除自然增殖外，主要是从我国的香港、台湾以及从东南亚国家移入拉美的大批新华侨，其中有商人、企业家和劳工；还有一批解放前及解放初期从大陆前往拉美的富人和原国民党军政要员等。据统计，到60年代末，拉美华侨总数增加到16.5万人，比二次大战结束前增加了4万多人。
　　在50年代，拉美一些主要国家仍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同新中国只有民间往来。1960年古巴第一个同我国建交。1970年智利同我国建交。接着，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圭亚那、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巴西、苏里南、巴巴多斯、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安提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相继同我国建交，同我国建交
拉美国家增加到17国。
　　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批准国内一些侨眷到拉美继承或协助经营餐馆或其他企业。再加上有些拉美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移民入境放宽了限制，如允许投资移民等，这使移居拉美国家的华侨人数逐渐增多。据中国有关方面的统计，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旅居拉美国家的华侨及已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人总数达20万人左右（其中外籍华人占17万人以上），分布在拉美29个国家和地区。另据台湾华侨协会总会1986年统计，旅居拉美国家的华侨及华人已达32万多人。由于统计方法不同，统计数字可能有些出入。但是，拉美华侨华人最近一二十年中，增加速度较快却是无疑的。据我国有关部门最近估计，90年代初，拉美华人华侨总数约为40万人左右。
　　拉美各国的新老华侨，特别是他们在当地出生的子女绝大多数已陆续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但他们一般仍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当代拉美国家中的华人社会。拉美各国华侨的原籍一般以广东、福建两省居多，其次为浙江、湖北、山东、台湾等省和上海等城市。
　　从国家来看，目前在巴西的华人华侨在拉美各国华人华侨人数中居首位。据我国有关部门估计，90年代初已达十二三万人。巴西的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圣保罗，其次是在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阿雷格里亚港、库里提巴、维多利亚、纳塔尔布。
　　秘鲁华人华侨的数目居第二位。据估计，90年代初已达5.4万人。另据秘鲁内政部移民局局长里卡多·郑（华裔）1986年公布，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约3.9万人，其中已加入秘鲁国籍的有6，000人。此外，据估计，在秘鲁有华人血统的达100万人左右。秘鲁的华人华侨60-70%集中在首都利马市，其余分散在奇克拉约、卡亚俄港等地。华人华侨较多的南美国家还有厄瓜多尔、苏里南、委内瑞拉等。近几年来，南美的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等国，华人华侨人数增长较快。如阿根廷的华侨在50年代只有300多人，到70年代末增至7，000人，80年代中期增至于.5万人，90年代初又迅速增加到约3.5万人。在阿根廷的华侨除从香港和台湾来的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大陆，并以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居多。
　　墨西哥现有华人华侨约2万多人，大部分居住在西北部、北部以及沿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一些城镇。墨西哥北部下加州与美国毗邻的墨西卡利、提华纳、恩塞纳达3个边境城市华人华侨较集中，其次为首都墨西哥城、北部的华雷斯城、东南部边境的塔帕丘拉、北部奇瓦瓦市以及东部韦拉克鲁斯等。中美洲各国的华人华侨共约5万多人，其中巴拿马最多，约3.3万人，其次为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80年代，尼加拉瓜的华侨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该国长期以来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经济衰退。加勒比各国目前约有华人华侨5万余人，主要分布在牙买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拉美各国的华侨华人的职业以做工和经商为主，大部分经商者为小本经营，如开餐馆、洗衣店、咖啡馆、杂货店、旅馆等。也有一些资本较雄厚的商人和企业主，从事进出口贸易，开自选商场，开办工矿企业等。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均有一些华人华侨在激烈竞争中破产，被迫出卖劳动力谋生。
　　有少数华侨或华裔在政府、议会、军队及政党中担任过或正担任要职。如圭亚那前总统阿瑟·钟就是华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前总督何才是华裔，前卫生部长何五是华裔。古巴现任国家物资储备全国委员会主任、少将、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古中友协主席邵黄是华裔。牙买加华裔毛·鲁埃尔·邓曾任财政部秘书长，卡尔·郭来曾任电气管理航运局局长，何生为工党议员，巴西华裔甘迪蒂奥·桑柏霍为巴西民主运动党众议员。在秘鲁有几位华裔担任过议员，如鲁文·陈·加马拉，埃内斯托·刘·多哈斯，维克托·包丽·里斯科和欧亨尼奥·陈·克鲁斯等。
　　拉美华人华侨中也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企业家。如巴西的林训明经营的愉港植物油公司，其属下企业的豆油出口量居巴西首位，被誉为巴西的“黄豆大王”。巴西华侨企业家魏书琪经营的向台湾出口的薄荷油，占巴西薄荷油出口量的1/2以上。中国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家族的亲属在巴西开设了大工厂和大农场。1989年逝世的旅秘侨领、通惠总局顾问戴宗汉先生旅居秘鲁60余年，致力于秘鲁议会授权政府向他颁发了勋章和奖状，以表彰他对秘鲁农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拉美的华侨华人中，也不乏著名的专家、教授、医生、工程师、律师、作家和艺术家。如委内瑞拉华侨陈其仪曾任总统高级经济顾问，现任天主教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委内瑞拉经济学院院士；沈纯强任委内瑞拉国立工艺大学教授；维克托·李·卡里略（华裔）任加拉加斯“西蒙·博利瓦尔”大学人文系主任；巴西圣保罗航空学院有一位著名的华裔火箭专家。在秘鲁华侨华人中有哲学家佩德罗·S·宋岭；秘鲁圣马科斯大学考古学和人种学博物馆馆长罗莎·冯·皮内达；华裔陈汉基（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曾任秘鲁圣马科斯大学教授，西班牙皇家西班牙语研究院通讯院士、美国西班牙语研究院院士，现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昆士学院教授。为表彰陈汉基在语言学、文学评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秘鲁政府于1987年10月授予他秘鲁最高荣誉奖章——太阳勋章。在文艺方面，有古巴和拉美杰出的华裔画家维尔弗雷多·林，秘鲁画家何塞·谭·马约尔加和西梅翁·朱·刘；古巴诗人雷希诺·厄；巴拿马诗人卡洛斯·弗朗西斯科·陈·马林等。在体育方面，秘鲁华裔埃德温·巴斯克斯曾在1947年为秘鲁赢得了唯一一块奥林匹克金牌，另一位秘鲁华裔埃迪特·黄是60年代南美洲女子网球亚军。拉美的华侨社团
　　早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20年代初，拉美华侨就开始建立华侨社团。如古巴中华会馆建于1893年，1993年正好是百年庆典。建立华侨社团的主要宗旨是联结乡谊，敦睦宗族，患难与共，互助互利。各侨团大都推选当地德高望重的华侨担任领导，将侨胞组织起来，维护华侨权益。华侨社团和组织大体可分几种：
　　一，综合性侨团。范围最广的是各国的中华会馆，其名称因地而异。如巴西的中华会馆，秘鲁的中华通惠总局，秘鲁华侨总会，委内瑞拉的中华总会馆等。总会馆之下，还设有地方性的会馆。除中华会馆外，还有以职业为基础组成的组织，如秘鲁总商会，墨西哥的中华商会等，其会员一般为经商者，但并不很严格。二，以原籍同乡成立的地方性侨团。如中山会馆、鹤山会馆、番禹会馆等，为中山、鹤山、番禹县籍华人的团体。有的是几个县籍的侨团，如南三顺会馆是南海、三水、顺德三县籍人的团体。
　　三，按姓氏组成的侨团。如陈疑川堂、林西河堂、李氏公所等。也有一姓而分为不同团体的，如黄江夏堂之外，还有黄云山公所；朱沛国堂之外，又有朱紫阳堂等。有些是数姓合成一个团体的，如至孝笃亲公所是陈、胡、袁3姓组织，溯源堂是雷、方、邝3姓华人组织，龙冈亲义总公所是由刘、关、张、赵4姓华人组成的侨团。
　　四，政治性的社会团体。如致公党（又称民治党）系由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天地会演变而来，该党在拉美一些国家设有总支，在一国的若干地区附设一些分支机构，如洪门民治党驻秘鲁总支部等。在古巴的华侨曾于1928年建立旅古华侨社会主义同盟，其前身是美洲华侨拥护工农革命大同盟，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进步侨团，先后创办了《工农呼声》、《求国报》和《光华报》等，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日，该同盟领导人黄淘白与古巴共产党几名领导人同时被捕，黄淘白于同年8月12日在监狱中被马查多独裁政权的刽子手杀害。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黄淘白被追认为古巴革命的烈士。
　　五，其他侨团。有职业团体，如餐馆公会等；妇女会、青年会和同源会（由华裔青年组织）；文娱、体育性的侨团，如牌会、棋会等。
拉美的华人华侨还在不少国家创办了华侨学校和中文报刊。
拉美华侨与祖国
　　拉美华侨虽然远离祖国，但他们的心与祖国人民是息息相通的。辛亥革命时期，拉美的华侨积极捐资支援祖国的反清斗争和地方革命政权。武昌起义爆发后，秘鲁利马华侨爱国社于10月16日晚举行集会，宣布成立秘鲁华侨筹饷局，决定将筹得款项“由银行电汇，以备孙逸仙君随时调用”。智利、巴拿马等地华侨也不甘落后。据统计，从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秘鲁和智利华侨共捐助10万港币，巴拿马华侨捐助27，454元银元。
　　抗日战争时期，拉美华侨关注祖国战局的发展。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古巴华侨组织的抗日会多次用西班牙语向古巴民众宣传，并致电国际聪明和美国参议院，呼吁各国人民主持正义，反对日本侵华。古巴哈瓦那华侨还多次组织游行，到日本驻古巴使馆表示抗议。据估计，年8年抗战期间，拉美各国华侨共捐助8，156，115美元，其中捐助较多的是古巴华侨，240万美元；墨西哥华侨，200万美元；秘鲁华侨，近105万美元。
　　拉美华侨绝大多数都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建设和统一大业。近些年来，旅居拉美的华侨积极参加或促进祖国与侨居国的双国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为开拓经济领域的中拉友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少拉美华侨出资支援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许多华侨利用回国探亲、旅游的机会，亲身体验和亲眼观察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返回侨居国后积极宣传和介绍祖国的变化和成就。每当我国各种代表团访问拉美国家或者在拉美国家举办有关中国的各种展览时，广大拉美华人华侨总是积极予以支持和帮助。拉美的华侨和华人不仅已成为当地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对发展中国与拉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因而受到旅居国和祖国人民的欢迎和尊重。(徐世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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