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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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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研究报告
两年前,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寻找金融实务研究者的时候,是想将经济文献中最为传统的主题——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兴趣给激话。
而实际上,金融实务层面经常把&危机&划分为商业危机、工业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金融货币市场的危机)等;或是根据区域划分为地区性危机、区域性危机、国内性危机和国际危机。在一本号称再版过四次的&金融危机史&的教材中,作者Charles P.Kindleberger 给国际性金融危机下了定义——投机、货币扩张、资产价格上升及随后的大幅下降以及对现金的争夺。当然,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不具争议性了,金融指标发生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的倒闭,只能让研究者与媒体袖手旁观。
进入21世纪的亚洲经济体,上述症候渐显,繁荣的影子如影隨形,好收成、好市场让险被摧折的亚洲新兴市场重拾信心。据标准普尔在2007年5月发布的&年亚洲银行业前瞻&所言:亚洲银行业受惠于良好的企业利润、相对稳定的货币状况、健康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重整,银行业务表现和资产质量都有所提升,信用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较有实力应对潜在的挑战。过去几年全球性的增长还使区内经济体的银行改革更能发挥效益。但是,经济和行业风险、难以预料的外来冲击以及不能避免的周期性经济放缓可能出现。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长周小川在多次公开场合演讲,均将发生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亚洲金融风波&。
&风波&之力量甚至小于&风暴&。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经济周期的作用可以自然熨平爆发经济崩溃的风险。当然,这一自然力量的前提是,政府是否要通过道义劝说或是严厉禁止的手段将经济过热予以调节。也就是说,要假设政府建立正确的货币机制,甚至是使之永远正确的货币机制。
&危机&话题对于21世纪的日本样版仍是一个谜。曾经长期处于亚洲银行业主导地位的日本银行业,其独占鳌头的历史已被中国的银行业改写,但日本银行界对此似并不在意。日本银行业已经成功解决坏帐问题,却又遭遇贷款业务不振与消费低迷等棘手问题。有中国经济学者认为,日本相对开放度低,有强烈的保护因素,使得很多产品价格高昂,显示日本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是日本银行业发展的瓶颈。而另有日本学者则认为,日本消费并没有出现滞涨,这与沃尔玛在日本受到冷落没有相关性,是因为日本民众的消费&置信区间&问题,可以说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手段没有让民众的生活质素掉头向下。
同时,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与中国同步发展的印度。印度银行业良好发展的背后是内需及经济的快速增长,2006年4月到12月印度银行贷款金额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23%。据我们两年来的研究发现,印度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发展值得称道,2007年列入研究的14家印度银行2006年的利息收入对非利息收入的收入倍数已降至1.67,&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所有获得的数据表明,好消息太多了,以至于让我们略有不安。中国银行业更是一个好例子。
&世界各地投资者讲起中国,声线都会突然提高&。一个既庞大又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必然为银行业提供可观的增长空间,中国银行业的介入程度亦可直接影响中国竞争力。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模式另一面,由于利率的大幅度上升通过脱媒给经济带来影响,同时,金融创新与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可能导致过度贸易。正如1986年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对金融创新定价过低,因此对它的使用也往往过度。因而,对于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中神话般的&中国机会&,我们不可乐观过度。
重温古典论题,是为了更清晰地观察现实,这是媒体本分之一。我们希望从金融实务层面入手,借助第三方学术机构的力量,将中国银行业与亚洲银行业的样本跟踪数十年,沉淀思想,相伴相生,一同成长。
第一部分:亚洲银行竞争力研究的背景
一、2007亚洲银行业新动向
踏入2007年,亚洲银行业的核心话题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源于十年前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相应的&生存改革&i已渐入尾声。
I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政府注资、好银行/坏银行剥离、金融机构整顿重组并购、提高资本充足率等银行&生存改革&渐入尾声
在资本充足率上,很多亚洲国家银行均已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2006年印尼、泰国、韩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20%、13.85%、12.31%;马来西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3%;日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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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er’sChoiceAwards）”评奖活动中，中信银行荣获“中国最佳企业贸易金融交易成就奖”(Best CorporateTradeFinanceDealinChina)。 中信银行此次凭借“结算 融资 交易综合服务方案”获奖。2015年上半年以来，在欧元、美元等主要货币利率汇率分化的背景下，中信银行推出了这一方案，以合格资产（票据池）作为质押，为企业提供非美元融资，同时通过代客外汇买卖交易置换为美元，用于企业对外付汇。
该方案一方面盘活了企业资产，另一方面在满足企业支付结算需求的同时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 中信银行国际业务具有传统优势，始终保持股份制商业银行领头羊的市场地位，国际收支量常年保持股份制银行第一。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15年中信银行国际收支量为2425亿美元，跨境人民币业务收付汇量3537亿元，两项指标均居股份制银行首位。
中信银行表示，此次《亚洲银行家》杂志授予该行“中国最佳进步零售银行”奖，既是对中信银行零售银行服务的充分认可，也是中信银行零售战略转型成效的展现。 中信银行自2006年第一次荣获《亚洲银行家》杂志颁发的“战略及执行卓越奖”以来，已先后获得获“最佳客户关系管理银行”、“卓越银行卡”、“零售支付”等奖项。
中信银行表示，此次《亚洲银行家》杂志授予该行“中国最佳进步零售银行”奖，既是对中信银行零售银行服务的充分认可，也是中信银行零售战略转型成效的展现。 中信银行自2006年第一次荣获《亚洲银行家》杂志颁发的“战略及执行卓越奖”以来，已先后获得获“最佳客户关系管理银行”、“卓越银行卡”、“零售支付”等奖项。
如今，中信银行已经成为一家资本实力雄厚，颇具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国际化金融机构。 “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行榜”由全球银行业权威媒体——《银行家》杂志联合英国著名的独立品牌价值研究企业Brand Finance共同打造，每年定期公布，是全球银行界公认、权威的品牌价值排行榜。
如今，人们在消费和经营等方面的融资需求的不断升级，而围绕房产的融资，多数银行的产品用途单一、申请手续繁琐，无法让客户体验更便捷的融资服务。中信银行率先在业内整合“涉房”类贷款，推出了以房融资的新产品“房抵贷”。客户通过办理房产最高额抵押，统一授信、额度循环，通过一次递交材料、一次授信审批，即可享有额度高、期限长、用途广的个人信贷支持，满足家庭成员消费和个人企业经营的资金所需。
中信银行此次凭借“结算 融资 交易综合服务方案”获奖。2015年上半年以来，在欧元、美元等主要货币利率汇率分化的背景下，中信银行推出了这一方案，以合格资产(票据池)作为质押，为企业提供非美元融资，同时通过代客外汇买卖交易置换为美元，用于企业对外付汇。该方案一方面盘活了企业资产，另一方面在满足企业。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作为该笔银团贷款的牵头行，将在未来4年内组织银团成员向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00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支持。 据介绍，济青高速铁路项目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横”太青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第一条以地方投资为主建设的国家高速干线铁路。济青高速铁路项目的实施，对于加快山东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全省“三纵三横”城际轨道交通网主通道，以及沟通山东省与三大经济带、推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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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是近几年中国政府一直着力推动的一项工作。
范一飞指出，支付结算监管工作已经步入“深水区”，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2017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民生保障网进一步织密扎牢。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新三板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道路，提供了新机遇。
税收作为调节市场的重要手段，对新三板二级市场交易征收所得税会增加交易成本，打击交易积极性。
新三板市场现在已经基本调整到位，已经很低迷了，已经显现出了投资价值。
无论是从制度创新、市场化的程度来看，新三板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高效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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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又近岁末，我们的《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报告》如期发布。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和最权威的银行竞争力排名体系，亚洲银行竞争力报告由《21世纪经济报道》委托南方科技大学推出。这次，我们对亚洲10个国家（地区）的246家银行竞争力作了排名，样本数较上年有所增加。就排名来看，各国（地区）银行都有不少变动，其中，中国的银行整体排名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排名前十的银行中内地银行占据了其中的七席，比2015年减少2席，但前四的位置依然由中资银行占据。版面所限，我们节选了部分内容及排名予以刊登，包括内地城商行排名报告，更为详细的内容请关注21世纪经济报道APP。
　　本次竞争力研究基本沿袭之前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在某些方面做了适当改进，以增加排名的信息含量。在评价的指标体系上，我们将银行竞争力定义为：“能为股东创造持续高额的未来收益”。任何当前的及未来的能为股东增加资本价值的主客观因素，都将有利于提升银行的竞争力。
　　我们将竞争力划分为两大方面：收益（即盈利能力）、客观指标。其中，收益由资本回报率体现；客观因素包括银行规模、市场份额、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率、效率、存款基础及分行网络七个部分。为了保持研究的连贯性，计算方法和去年基本一致，只做了微调。基于以上综合指标因素，我们对亚洲10个国家（地区）的246家银行的竞争力作了排名。最终亚洲银行竞争力的得分来自于收益分值和客观分值平均值（权重为2：3，即分别为40%和60%），并进而排序，得到2017年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
　　246家样本银行分别来自亚洲十个国家及地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其他亚洲国家（地区）的银行，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及孟加拉国之所以被排除在我们的样本之外，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基本上都非常本土化，因此难以正确地评判这些银行的竞争力。
　　我们的样本银行既包含了上市的公众银行，也包含了非上市的私有、国有银行，并包含了一些作为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银行。对于那些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子银行来说，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它在每个国家（地区）最大的独立实体。举例来说，我们将韩国花旗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银行来衡量，并未考虑它的控股公司，纽约花旗银行，或者它的最终控股公司花旗集团，而这两间母公司均在美国注册，因此不在我们的样本之内。我们还在分析中设置了样本银行的资产下限，用以控制参评银行的数量和可比性。
　　对比2017年和2016年的排名情况，只有新加波的银行平均排名有所上升，一年内上升了8位，香港银行平均排名与去年持平。其他地区银行的平均排名则有所下降，其中，日本下降了112位，印度下降了25位，马来西亚下降了23位，台湾下降了9位，中国下降了8位，韩国下降了5位，泰国下降了2位，菲律宾下降了1位。
　　中国的银行整体排名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排名前十的银行中内地银行占据了其中的七席，比2015年减少2席。同时，有10家来自中国内地的银行进入了前15名，与2015年持平。
　　与去年相同，中国内地银行占据了亚洲排名前四位。另外，进入前15名的银行还包括3家日本的银行和2家香港的银行。
　　总体来看，中国内地银行业平均竞争力排名年稳步上升。从2014年开始，中国内地银行的平均排名有所下降，年继续小幅下降，三年下降了21位。但近五年以来，中国内地银行平均排名在亚洲十个国家地区中均保持前列。
　　具体到银行，今年的排名中，中国、中国在两个子分值的排名中，都处于前15名。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保持了综合竞争力、客观指标两项第1名的位置，收益指标下降至第14位；中国建设银行综合竞争力第2名，客观指标第2名，收益指标排位于第10位。收益指标排名第一的银行为印度的YES BANK Limited，其综合排名位列亚洲第30位。
　　（编辑：周鹏峰，如有意见建议请联系：）
责任编辑：杨群2007年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研究报告
21世纪经济报道
　　受《21世纪经济报道》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联合推出
　　【研究人员】 何 佳 Hugh& Thomas
　　【研究顾问】 康以同
　　【研究助理】 万艳艳 苏 峻 张晓艳 尹小兵 曾 辉
　　【调研助理】 王卓君 温 馨
　　【项目统筹】 郑小伶 张逸之 周炳林
　　【文字编辑】 周炳林 付 玉
　　【项目助理】 孙 铭 贾玉宝 陈昆才 吴雨珊 韩瑞芸 李振华 于晓娜 王芳艳
　　【“2007年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学术委员会】
　　刘遵义　　&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委员（以姓氏字母为序）
　　何& 佳　　&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胡怀邦　　&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长
　　黄& 毅　　& 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主任
　　Hugh Thomas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濑口清之 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赖小民 银监会办公厅主任
　　李伏安&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
　　粱定邦& 中国证监会前首席咨询顾问
　　楼文龙 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
　　陆& 磊& 广东金融学院教授
　　唐& 旭& 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
　　夏& 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杨家才 银监会监管一部主任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张& 涛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
　　周春生 长江商学院教授
　　实务研究，始于对危机主题的兴趣复苏
　　郑小伶
　　两年前，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寻找金融实务研究者的时候，是想将经济文献中最为传统的主题――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兴趣给激活。
　　而实际上，金融实务层面经常把“危机”划分为商业危机、工业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金融货币市场的危机）等；或是根据区域划分为地区性危机、区域性危机、国内性危机和国际危机。在一本号称再版过四次的“金融危机史”的教材中，作者Charles P.Kindleberger 给国际性金融危机下了定义――投机、货币扩张、资产价格上升及随后的大幅下降以及对现金的争夺。当然，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不具争议性了，金融指标发生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的倒闭，只能让研究者与媒体袖手旁观。
　　进入21世纪的亚洲经济体，上述症候渐显，繁荣的影子如影S形，好收成、好市场让险被摧折的亚洲新兴市场重拾信心。据标准普尔在2007年5月发布的《年亚洲银行业前瞻》所言：亚洲银行业受惠于良好的企业利润、相对稳定的货币状况、健康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重整，银行业务表现和资产质量都有所提升，信用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较有实力应对潜在的挑战。过去几年全球性的增长还使区内经济体的银行改革更能发挥效益。但是，经济和行业风险、难以预料的外来冲击以及不能避免的周期性经济放缓可能出现。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长周小川在多次公开场合演讲，均将发生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亚洲金融风波”。
　　“风波”之力量甚至小于“风暴”。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经济周期的作用可以自然熨平爆发经济崩溃的风险。当然，这一自然力量的前提是，政府是否要通过道义劝说或是严厉禁止的手段将经济过热予以调节。也就是说，要假设政府建立正确的货币机制，甚至是使之永远正确的货币机制。
　　“危机”话题对于21世纪的日本样版仍是一个谜。曾经长期处于亚洲银行业主导地位的日本银行业，其独占鳌头的历史已被中国的银行业改写，但日本银行界对此似并不在意。日本银行业已经成功解决坏帐问题，却又遭遇贷款业务不振与消费低迷等棘手问题。有中国经济学者认为，日本相对开放度低，有强烈的保护因素，使得很多产品价格高昂，显示日本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是日本银行业发展的瓶颈。而另有日本学者则认为，日本消费并没有出现滞涨，这与沃尔玛在日本受到冷落没有相关性，是因为日本民众的消费“置信区间”问题，可以说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手段没有让民众的生活质素掉头向下。
　　同时，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与中国同步发展的印度。印度银行业良好发展的背后是内需及经济的快速增长，2006年4月到12月印度银行贷款金额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23％。据我们两年来的研究发现，印度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发展值得称道，2007年列入研究的14家印度银行2006年的利息收入对非利息收入的收入倍数已降至1.67，“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所有获得的数据表明，好消息太多了，以至于让我们略有不安。中国银行业更是一个好例子。
　　“世界各地投资者讲起中国，声线都会突然提高”。一个既庞大又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必然为银行业提供可观的增长空间，中国银行业的介入程度亦可直接影响中国竞争力。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模式另一面，由于利率的大幅度上升通过脱媒给经济带来影响，同时，金融创新与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可能导致过度贸易。正如1986年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对金融创新定价过低，因此对它的使用也往往过度。因而，对于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中神话般的“中国机会”，我们不可乐观过度。
　　重温古典论题，是为了更清晰地观察现实，这是媒体本分之一。我们希望从金融实务层面入手，借助第三方学术机构的力量，将中国银行业与亚洲银行业的样本跟踪数十年，沉淀思想，相伴相生，一同成长。
　　第一部分：亚洲银行竞争力研究的背景
　　一、2007亚洲银行业新动向
　　踏入2007年，亚洲银行业的核心话题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源于十年前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相应的“生存改革”i已渐入尾声。
　　I.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政府注资、好银行/坏银行剥离、金融机构整顿重组并购、提高资本充足率等银行“生存改革”渐入尾声
　　在资本充足率上，很多亚洲国家银行均已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2006年印尼、泰国、韩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20％、13.85％、12.31％；马来西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3％；日本9大主要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3％；224家地区银行也上升到平均10％的水平；中国绝大部分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在10％以上。
　　资产质量方面，各国都得到了迅速的改善。2006年韩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日本9大主要银行不良率下降到1.5％，224家地区银行也上升到平均4.4％的水平；泰国下降到5％以下；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在5％到10％；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下降也很快，从25％以上降到6.17％以下。
　　就盈利能力而言，即使在总体利差水平有所缩小的情况下，亚洲银行业的资产和资本回报仍在不断提高。印尼银行业的ROA（资产收益率）在2002年就达到了1.92％，ROE（资本收益率）14.8％，此后这两个指标分别保持着2％和20％以上的水平；年，韩国银行业的ROA都在1％以上；马来西亚银行的ROA1.3％以上；2007年上半年中国上市银行的ROA也多超过或接近1％，并取得了11％-31％的ROE水平。ii
　　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领导人拉托的话说：“无论是作为IMF的总裁还是作为一国的前财长，我都非常敬佩各国所取得的成就。各国从危机中走出，并取得了更强劲的增长。”iii
　　这种背景下，尽管政府注资、好银行/坏银行剥离、金融机构整顿重组并购、提高资本充足率等事关生存与否的宏大命题很难说已经停止，但这已经不是问题的全部。可以发现，在各种研讨会上，亚洲的银行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新的业务模式、新的增长空间成为行业焦点。
　　II.亚洲资本市场的大兴旺震撼了银行，面对大企业“金融脱媒”引发信贷衰退的不确定性，中小企业、零售银行业务成为新方向
　　2007年亚洲资本市场的大兴旺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种震撼。年初至今，很多亚洲国家/地区股市指数屡屡刷新了历史新高。成熟经济的经验是，股市、债市等直接融资的发展，将使信用评级较好的大型公司陆续离开银行，非投资级别客户――中小企业和个人零售客户――成为银行信贷市场最终集结地。iv
　　“（金融脱媒）是今后5到10年一定会发生的，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远见，你到时候的出路就会有问题。中小企业和零售银行现在可能还都是‘小孩子’，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特殊的管理办法让这个‘小孩子’长大，现在就看哪一家银行想得早，明白得早了。”接受我们访问的一位欧美银行在华机构高管提醒道。
　　在国际银行业，但凡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十分成功的零售业务。发达地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比重通常都在50％以上，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增长点。因为零售银行业务涉及到居民的生活、消费、投资等方方面面，与证券、保险、基金等多个金融市场有着非常强的交叉性和互补性，零售银行相对于公司银行业务，表外收入比重的空间更为广阔。63位填写我们问卷的亚洲银行家平均预计，未来五年，零售银行表外收入占比达到34.59％，而公司银行表外收入仅占为29.49％。
　　这使得发展零售银行不仅是银行应对大企业“金融脱媒”、实现银行业务可持续增长的一条出路，也是银行提高表外业务收入、降低经营风险的重要基础。
　　大企业信贷衰退之后的另一个补充是中小企业银行业务。这块业务曾被视为“高风险、低收益”，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和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加强，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征信问题在逐步得到解决。这块以前银行业务的“鸡肋”一时间成为各银行机构新的市场定位和目标。
　　为深入探索中小企业真实的投融资生态、目前能够享有的金融服务，今年的亚洲银行竞争力研究报告，专门进行了相关专题调研。我们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专题问卷，在中国内地对544家中小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覆盖区域为17个大中城市v。与其它研究相比，本次调查从更微观的角度展示了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生态：融资渠道狭窄；银行贷款是主要资金来源；社会信用不理想；企业间信用也不发达。这些因素客观导致了民间资本市场的发展。西方在中小企业和银行的关系型信贷方面，有“小银行优势”假说。即中小型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方面较大银行更有优势。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国内的中小企业也同样希望从中小型银行贷款。而中小企业信用度和信息透明度低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位资深的金融分析师还提到了一些中小企业银行的发展的个性问题。“中小银行业务还涉及到担保机构的发展问题，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在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时常常喜欢先行并购一些本地担保公司，以期获取所在地的中小企业征信数据库。”今年10月份，GE商务融资集团（GE Commercial Finance）宣布对中国的中科智担保新注资5000万美元，与此同时，亚洲开发银行、花旗亚洲企业投资公司、凯雷投资集团再次增资中科智，投资金额分别增至1242万美元、3090万美元和3046万美元；此外，美国国际集团（AIG）、国际金融公司（IFC）以及瑞士一家金融机构也已经对成都市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
　　III.中间业务占比稳步提高，银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
　　大企业信贷衰退之后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中间业务的本质是客户的风险管理。相对于交易成本的减少，近年来由于金融业和金融产品的快速发展并日益复杂，金融业的参与成本有较大提高，参与成本指由于对金融业和金融产品了解不够而付出的成本。在客户金融参与成本提高之后，中间业务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服务无疑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银行的角度，近年来，随着竞争的加剧，亚洲银行业的平均利差水平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中间业务的重要性随之凸现。
　　本竞争力研究以“中间业务收入/雇员数目”作为客观指标之一衡量银行竞争力。2006年，亚洲银行业在中间业务收入上取得了较快的增长。去年参评的123家亚洲银行2005年的非利息收入合计约750亿美元，平均每家为约6.1亿美元；今年参评的123家亚洲银行2006年的非利息收入增长至913亿美元，平均每家达到7.4亿美元，较去年增长约22％。
　　一般而言，发展越成熟的经济体，商业银行来自非利息的收入所占分额会不断提高，比如入选我们样本的23家日本银行2006年利息收入仅是其非利息收入的1.25倍，12家香港的样本银行此一比例为1.61，而中国内地和泰国的此一指标则分别为7.17和2.67。亚洲其他地区银行业的这一指标则多在2倍左右。
　　在亚洲银行（可纳入本次研究的亚洲商业银行的统称，下同）中，印度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发展值得称道，本次参选的14家印度银行2006年的利息收入对非利息收入的收入倍数已降至1.67，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印度银行业是其经济改革的先行官，早在1985年，由当时组建的“改革工作组”向印度政府提交了一份货币市场调研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印度政府立即着手加强金融制度建设，加快信贷市场金融工具的开发与推广，果断地取消活期借款的市场封顶利率，并在短期货币市场引入商业票据、储蓄存单等新型金融工具等。除了外汇管理受到中央银行严格控制以外，印度银行的业务经营已经完全与国际接轨。很早以前，印度民众连水电费也大都用支票交纳，与欧美国家的付款方式没有什么区别，大量中间业务收入由此产生。vi
　　IV.“中国机会”成为备受亚洲银行业重视的新增长空间
　　研究亚洲银行竞争力不能不单独说中国。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像一队飞行的大雁，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中国内地；十年之后，人们说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火车拖头”已是中国，而像日本等一些原来的“拖头”正在变成“拖卡”。“世界各地投资者讲起中国，声线都会突然提高”，vii银行家也不例外。
　　银行是经济的缩影。一个既庞大又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必然为银行业提供可观的增长空间，一个银行对此类地区的介入程度可直接影响其竞争力。一位银行家甚至说，“这可能胜过一些时髦的业务概念。”
　　在对银行家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中国因素已被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例如，一个银行家在评价东亚银行的时候，仔细询问了是仅指东亚银行在香港的发展，还是包括其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当得知应该包括时，他便认为对东亚银行的竞争力应被提到更高的位置，“它在香港是不能和汇丰、渣打等平起平坐的，但是在内地却可以，这很重要。”另一位银行家认为星展银行（香港）的排名应很低，因为星展银行在中国内地的业务直接归新加坡的星展银行。
　　今年的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研究报告专门组织研究人员采访了多家外资银行的中国区负责人，完成了另一专题子报告viii。报告着重分析了在华外资银行的现状。报告发现，外资银行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对内地市场空间有强烈的感知；这种信心还来源于，在一定意义上，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感觉受到利差管制的保护，尽管这种保护是连带的；对自身业务技巧的自信，是他们在华发展的又一信心来源。报告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在华外资行的资产负债形势，按照中国监管的要求，2007年转制成为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贷存比要在5年后达到75％以下。这是一条红线，对于大多数外资行来说，资产负债管理将是未来五年的核心工作之一。报告发现外资银行家控制贷存比存在一定的自觉性，外资银行家认为，这一问题事关自身流动性安全，不仅仅是监管的要求。回收流动性、新股冻结天量资金等外部约束也加大了外资行迅速做大存款的迫切性。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外资行均认为中国应该加强货币市场建设以多元化银行业的资金来源渠道。在业务发展上，报告发现对于各项业务前景的判断，外资银行充满了标签，这主要源于母行的类型和母国的地域。
　　V.美国次按危机“拷问”亚洲银行业新方向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濒临破产拉开了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风波的序幕。之后，美国次贷市场违约率不断提高，由次级按揭资产支撑的债券价格也一路直下，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大型机构也无法幸免于难。几乎是前仆后继地，汇丰、美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美林、贝尔斯登、花旗、巴克莱等世界顶级金融集团均被发现在此项业务上出现巨额亏损。美林、花旗的全球总裁下课。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联储、英伦银行、日本银行、欧洲央行等多家央行匆忙注资救市。
　　尽管发生在美国和欧洲，但次按危机所引发的问题事关银行业发展的全局，因为它“拷问”的恰恰集中在那些被认为是银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
　　次按危机首先“拷问”作为未来银行业务方向之一的零售银行业务，因为按揭贷款正是最典型的零售业务之一。一夜之间，人们发现零售银行业务在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转换一下贷款的对象，风险管控不好，一样可以酝酿巨大的风险。在亚洲，今年欧美次按的故事可能并不算新鲜，实际上，中国台湾的银行业从2005 年末起也经历了一场由信用卡和无抵押贷款引发的危机，这也是零售银行业务。如果说资本市场化带来的“金融脱媒”使得零售银行业务成为商业银行巨大资产池不可替代的出路，那么，如何把握零售业务的风险规律可能将是未来更为重要的课题。
　　次按危机还“拷问”金融衍生产品，这被认为是商业银行业务又一重要方向。一旦位于金字塔底部的金融资产现金流发生干涸，建立在其之上的金融产品金字塔都将崩塌，先是借款买房者无法按时还贷，接着是由这些贷款资产支撑的债券，接着是购买债券的SIVs（结构性投资载体，mortgage-related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最后是组建SIVs的银行的股票，有如一个连环雷。如何看待金融衍生品所潜藏的风险是从发展这个市场一开始就必须思考的问题。ix
　　次按危机还直接“拷问”到中间业务收入问题。这种银行稳坐管理费收入，投资收益与损失均归投资者的业务，一向被认为可大大降低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是银行业务转型更为根本的一个方向。但最新的问题是，在静态地减少银行经营风险的同时，发展中间业务是否也改变着银行家们的风险倾向？例如贷款做完，证券化卖掉，然后收管理费，再做贷款，再卖，如此循环不断，在这些业务中，银行家居中调度，处于支配性的位置，银行的资产周转率大幅提高，一切的长期都可以转化为短期。显然，这可能怂恿着银行家不再像以前那样特别谨慎地去看待一笔长期贷款风险，关注的焦点从贷款质量转向数量扩张。
　　另外，由于一些中间业务常常依赖表内业务的转化（如次级按揭证券化），这造成银行在这一业务线条上，总会有一个“表内业务头寸”，从动态的角度，这是否也会造成银行家仅以考量中间业务的谨慎程度去考量高风险的表内业务呢？
　　VI.区域发展新动向小结
　　正如开篇所说，由于“生存改革”渐入尾声，过去一年，亚洲银行业并非整体承接过去，而是各国及地区银行发展呈现差异化。亚洲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银行业取得了不俗业绩，反映出这些国家的经济业绩。反之，亚洲一些成熟地区或国家如中国台湾、日本等则增长相对缓慢。
　　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在最近发表的银行业报告中指出，整体看来，亚洲银行业受惠于良好的企业利润、相对稳定的货币状况、健康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重整，银行业务表现和资产质量都有所提升，信用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较有实力应对潜在的挑战。过去几年全球性的增长还使区内经济体的银行改革更能发挥效益。但标准普尔也提醒，经济和行业风险、难以预料的外来冲击以及不能避免的周期性经济放缓可能出现。X
　　在金融风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银行业一直处于亚洲银行业主导地位，但日本银行在亚洲独占鳌头的历史如今已被中国的银行业改写。尽管日本银行业已经成功解决坏帐问题，不过当他们正准备要积极发展之际，却又遭遇贷款业务不振与消费低迷等棘手问题。日本经济这些年有好转，但日本相对开放度低，有强烈的保护因素，使得很多产品价格高昂，显示日本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是日本银行业发展的瓶颈。
　　印度银行业良好发展的背后是内需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印度中央银行指出，2006年4月到12月印度银行贷款金额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23％。
　　中国台湾银行业整体严重亏损与岛内近年来纷乱的政治局势不无关联。囿于岛内的有限需求及疲弱的经济，亦未能获准拓展其它地区尤其是大陆的市场，中国台湾银行业正在失去宝贵的发展时机。
　　新加坡银行增长平稳。但限于国内市场的有限增长，跨国经营已成为新加坡银行业发展的侧重。星展银行近年来一直着眼于亚洲区内银行业并购机会。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际性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香港银行业受益于回归以后的香港与内地在经济及金融发展方面广泛的联系，香港银行体系中每年都有不少交易额流向大陆。2007年香港银行业同过去几年一样，贷款竞争非常激烈，本地贷款需求平稳，贷款需求主要来自外部地区尤其是中国内地市场。
　　韩国网上银行发展迅猛，普及率大幅增长。韩国银行业的一个问题是信用卡债，韩国人均信用卡数仅次于美国，但近年来信用卡坏账成为困扰银行业盈利增长的问题之一。
　　二、中国银行业改革概况
　　2006年，中国银行业各项重要指标均继续呈现上升态势。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06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xi资产总额43.95万亿元（5.63万亿美元xii），比2005年增长17.3％。存贷款总量稳步上升，2006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4.80万亿元（4.46万亿美元），比2005年底增长16.0％。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2006年底，资本充足率达到8％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有100家，比2005年增加47家。资产质量持续改善，截至2006年底，全部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1.25万亿元（0.16万亿美元），比2005年底减少713亿元（91.4亿美元），不良贷款率为7.1％，下降1.5个百分点。损失准备金缺口大幅减少，主要商业银行损失准备金缺口从2005年的6274亿元（804.36亿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4547亿元（582.95亿美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0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前利润3379亿元（433.21亿美元），其中主要商业银行税前利润比2005年增长30.2％。
　　2006年，中国银行业改革主要围绕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展开，与此同时，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各项改革工作也持续推进。
　　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方面，2006年4月，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评估，对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情况进行持续监测。继交通银行、建设银行2005年境外上市后，2006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先后在境内成功上市，开创了中国银行业“A股+H股”的上市模式之先河。四家股改银行上市共募集资金约470亿美元，按2006年底收盘价计算，国有股份市值达到36062亿元人民币（4623.33亿美元）。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均跻身世界十大银行之列。此外，农业银行改革也在稳步推进。
　　在农村信用社改革方面，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有30个省（区、市）开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农村信用社在管理体制、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基本完成了管理体制改革，并在积极探索新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历史包袱进一步消化，农村信用社盈利水平得到提高。
　　在邮政储蓄改革方面，2005年7月，国务院原则通过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为最终设立邮政储蓄银行确立了方向。2006年6月，银监会批准筹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12月31日，正式批准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全资方式出资成立邮政储蓄银行，这是中国邮政储蓄实现规范化经营和管理的历史性跨越。
　　在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方面，通过成功引进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广东发展银行改革重组取得重大突破。深圳发展银行经营状况出现新的变化。光大银行财务重组和中信银行公司改制迈出实质性步伐。
　　在城市商业银行方面，引进境内外机构投资者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信息披露更加规范，联合与重组进一步发展。继2005年安徽省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重组为徽商银行之后，2006年，江苏省10家城市商业银行重组为江苏银行，山东省十几家城市商业银行探索组建合作联盟，搭建合作平台。上海银行率先突破区域限制，获准在宁波设立异地分行，北京银行获准设立天津分行。
　　在中国的银行业中，“流程银行”是2007年变革的重点之一，通过提高银行风险的管理能力，提高银行的运作效率从而提高股东和客户的满意度成为了中国的银行上市后的主要努力方向。很多银行开始了打通银行部门之间的业务分割，建成以业务流程为主导而不是部门为中心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客户为中心、条线垂直运作管理和考核为主、后台业务集中处理的流程银行变革逐步推开。
　　对“流程银行”的具体理解和实施，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理解和方案。这里既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有现实条件的考量。对于流程银行的前景问题，一些中国银行家觉得流程银行实施之后，后续的控制力将成为成败的关键。鉴于流程银行在今年的重要性，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的高管访谈中，结合竞争力客观指标之一中的“效率”展开更深入的研讨。
　　三、亚洲银行竞争力研究的意义
　　近二三十年，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加上亚洲金融风暴对其他一些原先比较发达地区的冲击，亚洲很多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向平衡，各国/地区商业银行生存的宏观经济环境大体相似，这增强了排名研究的可行性。银行的改革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全亚洲的银行业都在进行改革。在亚洲的环境下进行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有其独特的意义。
　　第一，贡献评价体系。在目前国内缺少一个权威且被广泛接受的评价体系的背景下，2006年的竞争力排名迈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反响。时间进入2007年，我们依然很重视评价体系本身，并在力求平稳的同时不断完善。
　　第二，帮助中国的银行厘清国际位置。日，中国银行业结束WTO过渡期，正式进入后WTO时代。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和本土银行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也有更多的银行走出国门，走国际化道路。在全面开放时代，无论是正在“走出去”的中资银行，还是正在“走进来”的外资银行，都需要更深入地比较各自的优势与差距，需要了解本银行在整个亚洲或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将125家亚洲银行放在一起，用同一把尺度衡量，对于认清各国银行目前所处的位置，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第三，提供衡量改革成效的参考。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政府花了大量的财力、人力进行金融改革，包括注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新一轮改革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国家大幅的投入要求有“产出”，其中的核心就是要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继2006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市之后，2007年中信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相继上市，表现不俗。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仍有待提高，某些银行的资本回报率过低，对于经济衰退的忧虑仍不时出现。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竞争力排名，对于衡量中国银行业的业绩，衡量改革的成效，均有较大的意义。
　　第四，提供投资坐标的参考。我们对竞争力的定义是从对股东回报的角度，这也是现代金融理论强调的。我们相信，从股东回报角度研究竞争力对已经上市或者准备上市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竞争力排名已经做过一年，今年持续在做，不仅是为了树立一个品牌，更是为了弥补目前国内竞争力排名的缺憾，为了公正、客观地反映亚洲银行业的现状，为了激励中国银行业深化改革，不断进步，更好地与亚洲乃至全世界优秀银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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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亚洲银行竞争力研究的方法
　　本次竞争力研究基本沿袭去年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在某些方面做了适当改进，以增加排名的信息含量。在评价的指标体系上，与去年一样，我们将银行竞争力定义为：“能为股东创造持续高额的未来收益”。任何当前的及未来的能为股东增加资本价值的主客观因素，都将有利于提升银行的竞争力。由此，我们将竞争力划分为三大方面：收益（即盈利能力）、客观指标xiii及主观指标。其中，收益由资本回报率体现；客观因素包括银行规模、市场份额、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率、效率、存款基数及分行网络七个部分；主观因素通过对银行高管的访问获得。为了保持研究的连贯性，收益、客观指标两个分值的计算方法和去年完全一致，对于主观分值的获得，我们采用了一套全新的研究方法取得2007年的专家打分，并与2006年的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出2007年的最终得分，具体办法将会在后文提及。基于以上三方面因素，我们对亚洲10个国家（地区）的125家银行的竞争力作了排名。
　　在范围上，我们此次研究的区域集中于亚洲。亚洲国家银行的相似性很重要，这一点回答了我们为什么不在世界范围内，而在亚洲范围内作相应的研究。
　　在出发点上，我们对竞争力定义的出发点是从对股东回报的角度，排名研究的设计计算也都围绕这个角度展开。
　　在高管访问上，我们采取了面对面开放式问答加问卷调查的方式，我们的访问对象主要是一些身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的亚洲银行家、投资银行分析师、银行信用风险评级机构研究人员及咨询机构的银行业咨询顾问。
　　在指标权重上，与去年一样，我们赋予收益、客观、主观三方面指标的分值各自1/3的权重，来衡量银行的竞争力。这一比重分配在2006年的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客观指标7个维度分指标的权重则保持跟去年一致。主观指标的数学计算过程下文会详细阐述。
　　一、银行的定义
　　我们其中一位受访者，一家国际知名银行的中国区行长提到，银行业今天已经很模糊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投行业务的界限变得很难分清。尽管如此，在我们的研究里，我们依然将这个界限含糊的产业做了清晰的界定：银行是吸收个人及企业存款，提供借贷及支付服务的金融机构。基于这个界定，我们将投资银行、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排除在样本之外。但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某些样本银行所经营的业务已经超出了定义的界限，除传统业务外，它们提供多种新型银行产品及服务，并因为业务广度的增加，而提升了整体竞争力。
　　二、125家样本银行的由来
　　样本中的银行分别来自亚洲十个国家及地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其他亚洲国家（地区）的银行，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及孟加拉国之所以被排除在我们的样本之外，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基本上都非常本土化，因此难以正确地评判这些银行的竞争力。
　　我们的样本银行既包含了上市的公众银行，也包含了非上市的私有、国有银行，并包含了一些作为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银行。对于那些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子银行来说，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它在每个国家（地区）最大的独立实体。举例来说，我们将韩国花旗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银行来衡量，并未考虑它的控股公司，纽约花旗银行，或者它的最终控股公司花旗集团，而这两间母公司均在美国注册，因此不在我们的样本之内。对于收益分值和客观分值，我们尽可能地采用分支机构的数据来进行分析计算，但是在处理主观分值时，这种简单分割子公司和母公司的方式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母公司主观因素的竞争力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这种将子公司作为独立银行（同时将分行归总）的分类方式使得隶属于同一个集团的银行会被进行多次排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渣打集团，它在排名中一共出现了五次，即渣打银行韩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及香港，如果将渣打银行视为一个全球性银行，则应只出现一次。
　　与去年不同的是，如果一家亚洲金融集团的主营业务是银行，我们会采用集团层面的数据。这种处理方式主要影响的是一些日本的巨型银行，例如中央三井信托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银行及住友信托银行。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因为我们拥有所有集团的数据，而一些子公司的数据则缺失。
　　基于我们对银行的定义，样本中应该包括信用合作社，只要它们足够大，但是样本中没有这样的合作社。我们的定义排除了信用联盟，因为其主营业务是从会员合作社吸收存款和进行支付业务，而非针对广大公众，因此日本的信用金库和信用中央金库被排除在样本之外。
　　我们在分析中设置了样本银行的资产下限，用以控制参评银行的数量和可比性。但是如果我们对所有亚洲的国家（地区）的银行设定一个统一的资产下限，会使得样本中的日本银行（主要是区域银行）数量大幅上升，而如果我们调高资产上限，则会将某些国家（地区）的所有银行剔除。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将资产下限统一划定为200亿美元，那么所有的菲律宾银行将会被剔除。因此，我们遵循了去年的做法，即将资产下线划定为：泰国和菲律宾的银行为40亿美元，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银行为100亿美元，日本的银行为400亿美元。即便这样，每个国家的银行数目也不统一，少至新加坡的3家，多至日本则有23家。与去年相比，每个国家的银行数目略有变化，因为我们去除了某些数据不全的银行（例如，印度的巴罗达银行及阿拉哈巴德银行）；一些发展较快、资产增长迅速的银行首次进入样本（例如香港的永隆银行）；而一些银行由于资产收缩至低于我们的下限而退出样本（例如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
　　三、各分值计算方法
　　我们将银行竞争力定义为银行为股东创造持续高额的未来收益的能力，对于竞争力的衡量应该严格遵循这个定义。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衡量这种能力的方式。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将竞争力分解为三方面分值：收益分值、客观分值、主观分值，并赋予每个分值同样的权重。其中，收益分值和客观分值通过商业数据库和公开的历史数据（主要来源于经过审计的银行财务报表）获取，而主观分值则是受访的银行业专家的预测。
　　由于竞争力关乎未来，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于竞争力的衡量应该是前瞻性的――应全部依赖于对未来的预测――但是我们所采用的三个指标中有两个是关乎过去。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没有任何偏见的、信息齐全的预测，我们将会采用它们，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在金融理论中，预测公司价值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股票的市场价格。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理论上，当前的股票价格包含了所有未来的红利收益和资本收益，因此这种预期是合理有效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使用一些基于股票价格（例如市场-账面比率）的相对市场价值来衡量竞争力？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样本银行中的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行股票。二是如果我们依赖当前市场价格，我们需对股票市场效率有相当的信心，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能相信亚洲的股票市场（甚至整个世界股票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市场的无效性意味着当前的价格并不是最合理的。因此，我们需要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来调整这种无效性。况且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的排名过程将会变成预测未来股票价格走向的过程。对此，股票分析员显然做得比我们好得多。
　　在计算最终竞争力分值时，我们将每家银行的各个分值标准化，即将分值减去所有样本银行的平均分值，再将差值除以所有样本银行分值的标准偏差。标准化是指将变量原有分布转换成平均值为0，标准偏差为1的分布。具体的做法是，将每个变量与分布的算术平均值之差除以分布的标准偏。其中， 为分布的算术平均值， 为分布的标准偏差。
　　I.收益分值
　　收益分值是Bankscope数据库中上两年（2005年和2006年）资本回报率的简单算术平均。两年的平均资本回报率大至花旗银行（马来西亚）的33％，小至泰国银行的-31％。我们的样本中，没有一家银行的期末所有者权益为负值，因此，如果一家银行的资本回报率为负值，这意味着该银行的收益为负值，所以，不论是在取平均的过程中，还是在标准化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些负资本回报率的银行均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对于使用过去的收益有很多的异议，因为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将来的业绩。在最近两年（2005年及2006年）中，亚洲银行年资本回报率的相关分值大约为39％，远远小于2004年与2005年的相关度65％。必须承认，相关分值越小，采用当前收益作为对未来收益的预测的有效性就会越低。但基于研究的连贯性以及备选方法的有限，我们依然采用了这种方法作为收益指标的度量。
　　II.客观分值
　　以下是本次研究中用到的7个可通过Bankscope数据库、“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数据库或银行网页查到（指员工数目及分行数目）的客观因素及它们的构成指标：
　　* 规模：以美元计价的银行资产总量。
　　* 市场份额：银行资产占其所在国家（地区）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例。
　　* 资产质量：银行对其借贷组合中的贷款损失预期进行定量控制的程度。可通过贷款损失准备金对受损贷款比率，和受损贷款对总贷款金额比率两个指标来衡量。
　　* 资产流动性：银行在无需资本流失的情况下，满足非预期性的现金支付能力。可通过对流动资产对客户及短期资金比率，以及同业拆借率（借给银行的资金/从银行借来的资金）两个指标来衡量。
　　* 资本充足率：用来弥补非预期损失的资本。我们用总资本与按巴塞尔协议I计算的总体风险资产之比，以及权益与总资产之比两个指标来衡量。
　　* 效率：银行通过有效利用资源来使产出最大化的程度。我们通过成本对收入比率、净利息收入与产生利息资产的比率、业务收入（净利息收入加上非利息收入）与员工总数的比率三个指标来衡量。
　　* 存款基数及分行网络：银行的核心存款基数对总存款比率，以及分行数目。
　　每个客观指标都经过标准化，每个客观因素的符号也都经过适当处理（例如，需要改变经过标准化的受损贷款对总贷款金额比率的符号，因为这个指标越高，银行资产越差）。当某个客观因素由超过一个指标构成时，该客观因素的分值将是几个分指标标准化后的简单算术平均。如果某家银行的某个指标缺失，我们赋予其一个零值作为标准化后的分值（标准化后的均值为零，即用平均值代替缺少的数值），而其他银行的标准化分值的计算则忽略该家银行。
　　数据缺失问题在资产质量指标中比较显著。其中，125家银行中有22家没有贷款损失准备金对受损贷款比率或受损贷款对总贷款金额比率。因此，我们需要赋予这些银行标准化后的分值一个零分值。在资产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方面，前者有31家银行缺失同业拆借率，后者有12家银行缺失巴塞尔总资本率，但是因为每个客观因素都由两个指标构成，因此减轻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样的，因为有三个指标衡量效率这个因素，33个由于员工数目缺失而造成中间业务收入与员工总数的比率缺失的数据，并不会对整体客观分值造成很大的影响。
　　客观分值最后是通过对所有客观因素的加权平均得到的，加权过程中所采用的权重与去年相同，即通过去年对77家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和债券高级分析师的访问得到的。七个指标中，权重最小的是存款基数及分行网络，为13.4％，最大的是资产质量，15.8％。我们相信，这些权重在过去的一年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应用在今年的研究中。但是正如我们去年所说的，真正的银行竞争力并不是客观因素的线性组合，即并非数值越大越好。每个客观因素的重要性实际上是非线性的，例如资产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如果超过了最优值就会变差。此外，权重和最优值的度量取决于特定的竞争环境。因此，客观分值只能作为银行竞争力的粗略估计，这也是综合竞争力需要根据收益、主观指标进行进一步综合的原因所在。
　　III.主观分值
　　我们使用了专家问卷，采用访谈的形式来获取这些主观部分。我们与样本中每一家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有分支机构的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取得联系，并要求与他们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面对面访谈。我们同时接触了国际债券评级机构、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要求访问它们分析亚洲银行的首席分析师。今年我们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一共走访了103位亚洲银行家，相比去年的较高的受访率主要得益于银行业和相关银行研究人员高度的研讨精神，我们由此获得了宝贵的数据和意见。在此，我们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且为我们可能未能把他们所有的想法包含在我们的报告中，或过于简化，甚至可能误解了他们评估或者提供建议的银行而致歉。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主观分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去年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于每一个银行，我们将主观分值分解为七个指标；而今年，我们只衡量一个指标――未来五年的资本回报率――作为对竞争力的衡量。去年，我们要求每位受访者只对一个国家（地区）内的银行进行排名；而今年，我们要求受访者将两个国家（地区）的银行合并在一起进行排名。我们之所以将去年的9个主观指标缩减为今年的一个，是因为去年的访问结果显示：不管哪一个主观指标，受访的银行业专家所给出的排名都非常相似。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论是因为受访者难以区分各种指标还是因为这些指标本身的相关性非常之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高度相关性，导致像去年那样将竞争力分割为七个主观因素并分别评分，没有了区分的意义。
　　今年我们直接请受访银行家选择两个其所熟悉的地区，将这两个地区的银行名单合并在一起，并根据它们的竞争力从高到低地排出前12家银行。如受访者认为前12名的银行均属于同一地区，我们则会请其继续排序直到至少一家属于另一地区的银行进入排名。如果两个地区的银行总数低于12，则是为所有银行排序。我们通过这种办法和较大量的访问得出一个2+2...+2的互相关联的排序网络。进而计算参评银行主观得分。计算的数学依据和过程如下。
　　对于由两个地区银行构成的成对列表，我们首先计算列表中每家银行的平均排名（“成对列表”由Pi， i=1...n表示）。例如，P1是由中国内地和香港构成的成对列表；P2是由中国内地和日本构成的成对列表，依此类推。因为我们的样本中一共有10个国家（地区），n的最大值可以取到（102-10）/2=45。但是事实上，由于我们将中国内地和香港作为研究基地，我们的成对列表数目仅有20对，其中15对成对列表中包含了两个国家（地区）的银行，2对包含了一个国家（地区）的银行，2对包含了三个国家（地区）的银行，1对包含了4个国家（地区）的银行。成对列表数目的缺少降低了我们验证排名一致性及有效性的能力。
　　Pi是一个由j，j=1...m个成员银行组成的有序向量，m最小可取到10（对于菲律宾-新加坡这个成对列表来说），最大可以取到44（对于中国内地-日本这个成对列表来说）。在计算排名的时候，我们将所有选择第i个成对列表的受访者的排名情况聚集在一起，每个银行排名的简单算术平均，就是Pi中的每个成员银行的平均排名。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进行两项调整：去除自身银行及为未被排名的银行输入排名。
　　在排名过程中，我们要求每个受访者将其本身所属的银行，或者隶属于同一家母公司的银行排除在外，但是有些受访者仍然将这些银行进行了排名。因此在计算平均排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银行列表，将受访者自身所处的银行排除在外。举例来说，如果一共有五位受访者选择了Pi这个成对列表，其中，有两位受访者本身所属的银行，或者隶属于同一家母公司的银行在这个成对列表里面，那么在计算银行的平均排名时，除这两家银行之外的银行一共会有五个观测值，而这两家银行的观测值则只有四个。注意我们不会加入对自身银行的排名。我们将遵循这个原则，不管受访者是否正确地将其自身银行进行了排名。
　　受访者对不少于12或者m（如果m小于12）家银行进行排名。即便如此，一些受访者仍然只对少数银行进行了排名。所以，理论上来说，r处于2到m之间。如果受访者排名的银行少于m家，我们将赋予未被排名的银行一个缺省排名，即排在最末位的排名加1。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受访者自身所属银行（不论受访者自动忽略其所在银行，还是我们如上文所述将其去除在外），我们不会赋予它一个缺省排名，而将它自动排除在我们的观测值以外，因此，这会降低我们之后用以平均的排名数量。
　　通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得到了20个成对列表，每个成对列表中的成员银行（Pi，j）的平均排名为ri，j。注意，除非所有受访者的意见都完全一致，ri，j不可能为整数。例如，在成对列表P1中，前六名银行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渣打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恒生银行，而它们的排名依次是3.67、4.89、5.35、5.81、5.9及6.25。
　　构建综合排名方式列举如下。首先，我们假设每个成对列表都拥有同样的权重，接着会讲解权重计算方式。
　　在每次重复t，我们选出相对来说最少受控的银行，将其作为排名最高的银行。在所有包含该家银行的成对列表中，通过以下公式赋予其一个平均排名，& 。
　　（1）　　　
　　因此，& 是在所有包含最少受控银行的成对列表中，最少受控银行的平均排名。ni是所有包含最少受控银行的成对列表的数目。在此之后，我们将所有成对列表中该最少受控银行去除，如果成对列表本身不包括最少受控银行，则将该成对列表中的所有银行的平均排名加1。我们将以上方式重复t次， t=1，2，...T。T是至此没有任何银行遗留在成对列表中的重复次数。因为在每次重复中，银行的排名情况都在不断变化，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向量t。
　　“最少受控”银行的引入是为了处理成对列表中排名的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所有成对列表中的排名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分辨出在每次重复t中的不受控银行（不受控银行是指在所有排名中，没有任何一家银行的排名高于该银行的银行）。如果我们的所有排名都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包含了所有的交叉排名（即n=45），那么会有并且仅有一个综合排名，而没有任何因无法确认而导致的平局情况。（当然，如果某两家银行的排名完全相同，平局情况仍会出现。）
　　因此，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变量来衡量银行的受控情况，& 。& =在第t次重复过程中，成对列表中排名高于该银行的平均银行数目。
　　（2）　
　　在计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即，在某次重复中，两家或多家银行拥有同样的& 。如果这样，所有拥有相同& 的银行会被同时从成对列表中移除。如果有多余一家银行在第t次重复时被从成对列表中移除，每移除一家银行，在进行第t+1次重复前，所有未包含被移除银行的成对列表中的所有银行的排名，ri，j，t，都会相应地加1。这就意味着，如果成对列表中不包含被移除银行（2家或以上）中的任何一家，这些成对列表中所有银行的排名将会相应地增加2或以上。
　　以上过程适用于所有成对列表的受访者数目均相同的情形。但是事实上，这个数字并不相同。对于香港-中国内地这个成对列表来说，受访者个数为28，而对于韩国-马来西亚这个成对列表来说，受访者个数仅为1。因此，公式（1）和（2）需要适当改变以显示这种不同的有效性。因此，我们在公式（1）和（2）的求和过程中加入以下权重w。
　　其中，vi=构建第i个成对列表的受访者数目。求和发生在所有包含目标银行的成对列表之间。
　　因此，公式（1）和（2）应该分别调整为公式（1&）和公式（2&）：
　　（1&）　　　 ；
　　（2&）
　　而最终的主观分值，则应依循于银行从成对列表中移除时的排名，& ，而非受控程度，& 。& 其实是一个平均排名，它越小，银行的排名越高，相应的，它所应当获得的主观分值也越高。因此，& 其实和我们所需的主观分值符号相反。我们必须做出一定的调整，才能获得我们最终想要的主观分值。因此，我们将& 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取负值，这样得到的数值即为2007年问卷调查所获得的银行标准化主观分值。这个分值越高，银行的排名也越高。
　　当我们要求受访者基于预期资本回报率对银行进行排名时，一些受访者表达了他们了疑虑。一位日本银行家评论，“巨型城市银行不会与区域银行竞争，一个地区的银行也不会与另一个地区的银行竞争一样。而且，我们了解巨型银行，但是我们不了解其它地区的银行表现得怎样。这和香港非常不同，香港市场非常小，因此每家银行都在市场间竞争。此外，在日本，银行之间并不通过资本回报率竞争，它们竞争的是市场占有率。”
　　在访问中，我们特别提出了五年的期限，因为我们认为预测五年之外的情形将会非常困难。但是一部分受访者仍然认为我们的期限设定有问题。一位中国银行的高管赋予中国的银行很高的排名，他说，“对于未来五年资本回报率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周期。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银行在好的时期和坏的时期都能做得很好。但是五年内中国并不会进入衰退期。”其他的银行家也认为五年的期限并不足以“覆盖整个经济周期”，因此这种预测会有失偏颇。
　　与去年结果相比，今年最大的差异来自于收益和主观因素分值，其中国家/地区性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在主观因素分值这一部分，中国的银行平均排名上升了21位，这部分反映了专家对于国家/地区层面竞争力看法的改变。
　　不过，很大一部分的变化来源于我们对主观因素得分评分方法的改变。去年，我们并没有请银行家对银行进行国家/地区间的对比。我们要求受访者为每个银行特有因素评分。我们还要求受访者对主观因素水平进行国家间对比。从而我们得到了银行每个主观因素的国家内排名，以及国家/地区间主观因素综合得分的比较。并由此建立所有参评亚洲银行各个主观指标的分值。这与今年的办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于两年主观分值的获取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也访问了不同的银行高管，为了保持研究的连贯性并充分利用访问的信息，2007年亚洲各个银行的主观指标的最终得分对于两年的调查分值进行了综合。具体的做法如下：
　　A银行2007年主观分值最终得分=2007年问卷调查获得的标准化主观分值*0.6+2006年问卷调查获得的标准化主观分值*0.4，其中，对于去年未参加排名的银行，我们赋予其一个0分值（标准化后即为行业均值）作为其2006年标准化的主观分值，这个做法和我们在客观数据中对于某个指标数据缺失的银行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
　　最终获得的主观分值即是2007年亚洲各个银行的主观分值。我们按分值的大小进行主观排名，并赋予这个分值三分之一的权重，和收益分值及客观分值一起，计算最终的主观竞争力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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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对103位银行专家的访问
　　与去年一样，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及面对面开放式问答的方式，对银行业专家进行了访问。我们的访问对象主要是一些身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的亚洲银行家、投资银行分析师、银行信用风险评级机构研究人员及咨询机构的银行业咨询顾问。
　　今年访问的银行家和金融专家总数达到103位，访问工作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我们尤其加强了内地银行的访问，一共走访了25位内地银行家和9位金融专家，其中银行家群体有4位董事长，8位行长，以及9位副行长；对于中国内地以外其它国家/地区银行家的访问则集中在香港进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聚集了大量的国际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从这些专业人士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商业银行在亚洲同业中的地位，与以往国内的竞争力排名相比，提供了很多新的看法和意见。2007年的研究，我们在香港共访问了28位香港银行家、6位印度银行家、7位日本银行家、4位中国台湾银行家、2位马来西亚银行家、2位新加坡银行家、2位泰国银行家、1位菲律宾银行家、7位香港金融专家以及10位其它地区银行家和分析师。这种地点的选择，是本次研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立项并完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今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应尽可能的在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同时开展类似的访谈，以增加样本量和减少地域偏差。
　　对银行高管的访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意见。下面，我们将就竞争力各个层面，综合讨论一下银行高管的看法及意见。
　　一、收益指标：关键在于“可持续”
　　今年的银行竞争力研究，我们依然赋予收益指标很高的权重，在继续得到大多数受访金融高管赞同的同时，一些银行家提出了重要的补充。
　　印度的一位银行家表示，“资本回报率并不是银行收益或者竞争力的恰当衡量手段。如果你从投资的一美元中获得一美元的回报，那也仅仅是一美元。业务额度非常重要。当然你也不可能只有额度而没有利润，但是在银行业中，业务额度是衡量竞争力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位中国的银行家说，“我非常同意以股东回报为出发点定义竞争力，我觉得要强调的三个字就是‘可持续’的股东回报率。可持续的股东回报率才可以正确反映一个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就是说你要看到盈利背后的风险，比如两个不同的银行，盈利又有很大的差距，并不意味着利润高就是盈利能力强，因为它背后隐藏着风险。风险如何调整？我认为巴塞尔（协议）II是个很好的调整方法。巴塞尔II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得可以用一个水平线上的风险标准对银行进行评估，因为有一些银行有高风险支撑着，盈利很高，看起来很好，但是一调整以后它就下来了。”
　　香港一位受访者则认为一些银行的盈利受外力影响，很不稳定，难以作为竞争力的评价依据，“香港零售银行的ROE很依赖HIBOR基准利差，过去几个月利差稳定的下降，导致银行盈利下降，但是最近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始买美元（卖港元）以稳定联系汇率，流动性的增加降低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利差随之上升，银行的盈利又得到改善。在中国，企业所得税下降至25％也会帮助提高银行盈利。这就是说，不管长期竞争力如何，银行的盈利在发生很大变化。”
　　这位银行家也提到了风险调整的问题，“现在东欧的银行利润率很高，但这些利润来自很高水平的风险，国际零售银行理事会刚刚在南非开了年会，一个结论是现在一些银行的收入利润率很高，盈利情况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很有竞争力。”
　　增加盈利稳定性的一个办法是利用更多年份的ROE来加权平均以计算收益指标，一位银行家提议，“今年你们用到年两年的平均值，我觉得用三年的平均值更好一点，可以反映长期稳定的东西。”
　　但一位中国央行大区行副行长则不太认同过于纠缠在历史盈利，“扩大取均值的年份数量，可以。但即使是可持续的股东回报，讲的也是未来，那么，是不是更新的年份，联系更紧密一点呢？”
　　二、发现客观指标的新视角
　　I.规模
　　今年高管访谈为我们认识规模对竞争力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一位受访者认为，银行必须在特色和规模上做出选择，但是是否能做出特色有时不是银行自己能决定的，所以规模对竞争力的影响变得很大。“从市场竞争来讲，每一家银行，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在一些较严格的监管环境中，有些创新是很困难的，这会妨碍你做出特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选择只有一条，靠规模。为什么大家特别强调规模？我觉得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很难有特色，如果连规模也没有了，那靠什么取胜呢？”
　　一位欧美银行在亚洲的高管则认为，规模对竞争力的影响是一个管理问题。“银行就像管理工厂一样，教科书告诉我们，大家都要做高Margin（收入利润率）的生意，淘汰低Margin的生意，银行的发展从存贷款开始，一个人存了一笔钱进来，看到另一个人信用不错，银行要个利息差价，把钱给他，慢慢有很多分行出来了。但现在存贷款等传统业务已经不再是高利润的生意，为什么今天的花旗、汇丰、渣打、工行还在不断开分行去做大传统业务呢？教科书又告诉我们，他们在寻找‘规模效应’。当内部管理做到非常有效的时候，这么大的规模就开始产生效应，它的管理成本在降低，即使收入利润率不动的话，它的利润也增加了。这么多的网络在外边，都是一块牌子，一套班子，假设把它分成区域，把后台集中，它的规模效应就出来了。规模如何影响竞争力，这仅是一个管理问题。”
　　II.市场份额
　　受访的银行家多数很重视市场份额，“这是世界公认，银行要讲规模和市场份额，评价竞争力的指标当然要有”。一接受访问的银行家说。
　　在大型银行的高管中，市场份额更是我们访谈中经常听到的关键词。
　　一位亚洲著名银行的董事长说，“因为监管部门给我们的约束，我们贷款增长不到13％，但全国的银行贷款都达到17％多，我们和全国平均差四五个百分点。这四五个百分点使我们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但是国家宏观调控我们不能不听。”
　　不过，他认为，有时降低一点市场份额可能意味着减少不少风险。他表示，一些银行放任贷款增长，预备好了向监管机构交罚款，“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是大银行、国有银行；第二我们觉得确实也需要防范风险，例如房贷，现在房价涨得太快，不能说每个地方都有泡沫，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涨得这么快，有的小银行可能愿意扩张，愿意承担风险，但我们的风险偏好不一样。”
　　一些银行家则认为市场份额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这要看市场的发展阶段。在快速成长的市场，市场份额的重要性就要比成熟经济弱一些。“在内地，我甚至都可以不管竞争对手在干什么！”一位久历香港银行业激烈竞争的银行家说，“内地现在是整个饼在扩张，虽然有不少银行在竞争，但由于空间太大，不仅可以不管竞争对手在干什么，而且跟竞争对手合作也没问题，整个市场规模扩张，今年100亿，明年可能1000亿，一人发展一块，都可以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香港则不同，今年100亿，明年仅是105亿，所以大家都要斤斤计较市场份额。”
　　III.资产质量
　　一些银行家认为，资产质量是非常“实质性的”竞争力指标。
　　一位银行家称，“我们银行比较关注的就是两条，有比较‘表面’的，也有实质性的。第一条就是服务的水平，银行的服务水平，对客户是不是到位，是不是真正以客户为中心，客户是不是满意；第二条就是风险控制、资产质量也要非常过硬。银行的服务好，但资产质量不好，银行可能还不行，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但是这背后意味着大量的机制、制度、规定，包括各方面的资源配置。”
　　正如前面的“收益”部分所提到的，我们采访的银行家还认为，资产质量问题还关系到银行的收益指标是否失真，按照他们的意见，资产质量的重要性可能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因为，我们从股东回报的角度定义竞争力，将近两年ROE的平均值单独作为收益指标，与客观指标、主观指标一样都占有1/3的权重，而客观、主观指标下面有很多分指标，资产质量仅是客观指标的7个分指标之一，这样的设置，可能意味着我们大大低估了资产质量的重要性。
　　另一些银行家提议要用更彻底的视角来看待资产与风险的关系，而不是仅仅考量资产的质量，一位跨国大银行的中国区行长说，“资产就是风险，是不是这个道理？银行的资产在哪里？不就是贷款。贷款风险最大，如果一个闪失就完了”，“如果银行70％的盈利是靠利差来的，那么（一旦利差缩小），一夜之间，你会发现面临很大的问题。银行家最重要的就是风险意识，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差问题是一种典型的市场风险――价格的变动，决定盈利的变动。如果太依靠存贷款，你有一天会突然感觉到存贷款好像不是我的主要业务了，因为它是最亏钱的一块了！”为此去考量资产质量，还不如减少资产，用更少的资产去获得相同的收入。
　　IV.资产流动性
　　资产的流动性有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不好，一个银行就将被终结。在这一问题上，受访的银行家常会举一些非常的例子。
　　一位银行资金部的高管认为，资产流动性问题会使一些事情显得很奇怪，10月份接受访问时，他说，“我们刚刚在（同业）市场上借了一笔钱，利率是4％左右，这笔钱我们又借给另一家小银行，是2％。”这个奇怪例子背后的原因，就是他所说的小银行最近流动性出了问题，而且又欠着受访者银行的钱，这个时候不帮它，小银行一出问题，受访者银行的损失将更大。
　　一位欧资银行驻中国的银行家则抱怨保持银行的流动性令人“很头疼”，他说，“现在银行间拆借利率的‘茅刺’现象（短期利率像坐过山车一样突然比中长期利率高，形成‘长短期利率倒挂’，影响资金的事件一过，短期利率又迅速下来）很严重，一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利率很平缓，但是，短期利率波动很大，大的IPO一来，‘茅刺’现象就变得很严重，市场波动很大。像以前也就黄金周才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但现在股市的市值越来越大，冻结的打新资金越来越多，对市场资金有很大影响，我们是净拆入的，现在做资金的同事都很头疼。”
　　尽管在一些情景中，资产流动性变成问题的一切，但是当其仍保持较好经营的时候，它的重要性似乎在降低。一个接受采访的银行近期有大量的定期存款转为活期资金存入，面对这是否会导致资产分配比例失调的问题时，该银行管理者表示，“从理论上讲是这样，如果短存长贷，最大的后果是流动性不足，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是流动性过剩，特别对于我们这样的大银行来说。今年9月份，我们新存款有70％放着未贷出去。”
　　V. 资本充足率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生存改革已取得较大成效，在亚洲银行中，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很多银行改革的前提，一些较早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银行，可能在其它方面竞争力的提升上取得先机。
　　一家较早完成上市重组和资本充足率补充的银行领导人说，“今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上市、定价、引进战略投资者、谈判，我们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内部的改革改造上，而在资本运作上只花了很少的时间。在我们全部工作的安排当中，80％的精力是放在内部改革、内部改造上，明显见到效果。”
　　银行资本充足率事关金融安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监管机构的重视程度要高于银行自身。商业银行业是一个特许经营的行业，这使得资本充足率还会影响业务的拓展，从而变得更加重要。一位受访的银行家表示，“各个监管部门就是这样，你的业务能不能发展是资本决定的，有多少资本，才能有多少业务。如果你的资本不达到，你当然不能发展业务，因为一发展的话，风险资产就多了，需要更多的资本。如果你没有更多资本去覆盖，一旦出大事情你的影响就很大了。”
　　VI. 效率与流程银行
　　在开放式访谈中，效率本身往往过于抽象，尽管我们亦对此有精确的定义，但解释起来又过于烦琐。为此，今年我们对效率指标的讨论集中在流程银行，这是一个与效率相关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效率的衡量指标使用了三个标准化分值的简单算术平均：成本对收入比率（非利息费用除以业务收入&净利息收入及非利息收入之和&），净利息收入对产生利息资产比率，中间业务收入对员工数目比率。对中国银行业来说，2007年的新课题――流程银行改革将直接影响“效率”。
　　受访的一位著名中国银行家表示，“有关监管领导做了批示，强调银行的改革应该再造流程，而且要考虑客户服务，实现内部的制度和程序安排以客户服务为中心。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条块分割，这样就必须要打破过去那么多的层级、部门，把‘部门银行’变成一个‘流程银行’，核心问题就是以最简便的方式、最低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另一位银行家则说，“什么叫流程银行？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流程银行就是一种效率，是你的（服务）质量和你的成本达到最佳的平衡，这时候的流程是最佳的。尽管对其定义还没有搞清楚。但是我越来越体会到银行下一步既要发展，又要防范风险，既要满足监管要求，又要满足股东的回报要求。银行的每一朝向都得逐步配合起来，这需要流程银行。”
　　对于前述银行家的效率优化视角，另一个银行家将其描述为流程银行的“第三件事”。“现在大多数银行做流程银行，大多数做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内部流程文件，把条文式的文件改成流程式文件，第二个就是变革组织架构，把原来是前台头后台综合成事业部，机构扁平化。他没有作第三件事。其实流程银行真正难的是第三件事，就是你要看这些环节的设置，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没有一些必要的环节，风险控制很难到位；太多则会降低效率提高成本。”
　　如果说银行盈利、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银行问题是银行高管的问题，那么流程银行影响范围则可能更广，银行所需决心与准备需要非常大。
　　一位中国流程银行的领军人物深有体会地表示，“这项工作我在行长任上就下了很大决心。2005年下半年，我们决定让公司业务从支行退出，把支行的平台空出来专心搞零售业务。这句话说着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专门为这件事，我在广州盯了一个多月，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搞事业部会分流很多人员去做零售，而中国所有银行从业者都没有做零售业务的观念。但我们银行成功做到了分流，而且重要的是，业务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一位银行家则强调流程银行改革必须根据自己的特色，一位金融高管表示，“流程银行的概念还很模糊。对于银行来说，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再造是有必要的，但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国际上银行组织架构模式有两种，一种就是纵向为主，横向为辅，事业部制就是如此，一些则反之，有时不一定哪一种就更好。欧美银行大多是以条为主，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他们在中国的行长只负责协调，而涉及到一件事，在业务来往中，每个部门的人都分别跑来找我们，我很纳闷，但没有办法，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各自向香港老板负责。”
　　“流程银行存在一个文化问题，汇丰和花旗都是条和块结合的，但是汇丰银行比较东方化，汇丰银行块的权力比花旗要大，条的权力比花旗要小。更注重块，综合。而东方人其实都是喜欢做综合的。但事业部就没有综合，如果你条和块都是各50％的权利，将来没有人协调，会打架的。”另一位受访银行家如此提示文化在流程银行中的重要性。
　　VII.存款基数及分行网络
　　“信贷是银行的主业，亚洲银行一定是这样的”，一位香港银行家的这个判断决定了，存款基数及分行网络在亚洲银行中的重要性。一位中国内地的银行家则提到，在传统存贷款业务下，大量储蓄存款的分流会对一部分银行流动性造成压力。
　　分行网络重要性的一个例子是，很多受访者一致赞同，“在中国，与外资银行相比，本土银行的分行网络使其在国内零售存款方面占有优势”，这有助于开展国内的贷款业务。一位法国的银行高管在上海表示，“吸收存款不是想吸收就吸收，这是整个银行综合服务的结果，尤其我们外资银行没有网点，更多时候只能通过同业的资金往来维持。”
　　长远地看，“存款基数及分行网络”的重要性与货币市场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一位欧美银行在中国的银行家提示了这一点。而且，减少对存款基数，进而对分行网络的依赖可能是节约资源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没有多样化，你必须开分行，建立网点才能吸收存款，大家面临的选择都是一样的，这可能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分支行成本很大。如果有一个充分的拆借市场，有些银行就靠拆借过日子，有些银行就靠吸存款过日子，银行才能分工，才能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但现在大家都一样去抢存款，很简单，因为还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货币市场。”
　　存款的结构还常常对成本造成显著的影响。一位大型银行的管理者对活期化后很多存款又重新以另一种形式进入他们银行表示满意，“很多人把定期存款转为活期，这样成本就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去投资，但反过来，很多中介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大量的钱存到我们这里，而且都是活期的。”
　　但存款变少有时也是业务转型的一种推动力，一位银行家在提到存款分流时表示，“在关掉一扇门的同时又打开一扇窗，好多银行发现通过理财产品，又有很多产生中间收入机会。今年整个资本市场复苏带来了理财意识的觉醒，这会影响银行今后的经营理念。”
　　一些客观维度竞争力会显著影响相应的主观维度竞争力，分行网络即是其中之一，显著地影响着客户服务的质量。一位香港银行家评论说，“如果用1到10进行打分，中国的银行可以拿到10分。”分支机构使中国本土银行轻而易举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面对面的关系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有效的支付系统能够更接近客户，哪个会使银行拥有优势。中国一家主要商业银行的一位高级经理在香港表示，“如果外资银行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支付系统，就难以为中国本土客户提供便捷的服务。”
　　三、 从中国内地观测主观指标
　　“2007年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研究报告”的主观指标分析是一大特色。主观指标分数的计算方法与2006年有所不同（详见前文第二部分），我们还对主观竞争力各项影响因素的高管访谈做出了调整，将有关讨论限定在中国范围内的中外资银行比较。
　　不像客观指标，诸如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创新、客户服务、公司文化、信息系统、声誉及品牌认知以及法律及制度环境等主观指标本身很难量化，难以进行国与国之间的量化比较；同时，一旦没有限定地域，很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将有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相信，在讨论商业银行主观层面的竞争力问题时，最好集中在某个特定领域，并通过这一地区不同“族群”银行之间的比较来展开讨论。
　　从地理上说，我们聚焦于大中华地区，特别是中国内地来分析银行主观竞争环境。从银行“族群”上，我们选择了资本金来源标准，主要比较中资银行和在中国内地的外资银行；同时，在中国内地，中资银行公司业务收入占比在80％以上，很多外资银行来华发展也因主要服务于母国公司而使其公司业务占据主要位置。因此，我们又将比较限定在公司业务的范围内。
　　为了测量中外资银行主观竞争力的差异，我们通过问卷的方式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贷风险管理、创新、客户服务、公司文化、信息系统、声誉及品牌效应、法律及制度环境等9个维度、共72个子问题进行评估。我们一共回收了63位面对面受访者的有效问卷，另外还有未做完问卷，但却接受我们长时间开放式访谈的金融高管。
　　I.公司治理
　　一位受访银行家认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性要分阶段，“法人治理结构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他认为，目前对中资银行来讲，其重要性较以前已经大大降低了，“现在为什么不重要呢？以前我们没有股东，没有法人结构，完全是内部人控制，风险意识很低，那个时候是很重要。而现在不重要是因为大家都有风险意识，各个方面都很强，已经很少出现很低级的错误。”
　　所有者的性质决定了法人治理结构所能发挥作用的极限。“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是目前为什么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