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英国校服如何演变
蓝制服(Bluecoat Uniform)篇--《纺织服装周刊》2007年08期
看英国校服如何演变
蓝制服(Bluecoat Uniform)篇
【摘要】：校服的发展与演变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受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最早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校服出现于中世纪初欧洲的英国教会所创办的学校。在英国,校服就是一种符号、一种标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如蓝制服(Bluecoat Uniform)、伊顿服(The Eton Suit)、传统制服、军校学生服等学生制服,它们充分反映了不同时期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
【分类号】：TS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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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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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
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
王洪斌 世界历史编辑部
世界历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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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世界历史》是国内世界史学科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本号是《世界历史》唯一官方公众号，定期发布《世界历史》编辑部活动信息、《世界历史》每期目录、摘要和论文、国内外世界史研究动态。欢迎关注！
·欧洲史·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王洪斌&内容提要&&在18世纪，英国大众服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色彩单调、质地粗糙、缺少装饰品的服饰逐步被色彩多样、质地优良、舒适美观、时尚得体的服饰所代替，即使是贫穷的人也购买时尚漂亮的二手服饰。一方面，服饰消费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并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8世纪英国大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服饰消费欲望；服饰消费的变化也与家庭决策的改变以及婚姻、职业、非自愿消费、服饰生产方式的转变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服饰消费又推动了英国的社会变迁。服饰消费不仅刺激了英国纺织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预示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到来，而且还弱化了社会阶层等级和身份的界限，促进了思想观念的改变。关键词&18世纪英国 服饰消费 社会变迁 消费社会&18世纪，英国大众服饰的质地、款式、色彩等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折射出英国正从传统的静态的农耕社会、等级社会向动态的商业社会、大众社会、消费社会迈进。服饰消费的变化是体现18世纪英国社会大转型的最为显性的生动符号。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如果社会处于稳定状态，那么服饰的变革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社会秩序被严重打乱时，穿着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服饰是一种语言”。研究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的改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理路，对深化英国消费社会和英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就成立了服饰协会，对近代英国的服饰款式、制作技巧等进行研究，推动了服饰实物的保存和服饰设计史的发展。但其研究主要聚焦于上流社会的服饰，较少关注普通大众的服饰，且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经济等社会背景。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等研究方法的介入，扩展了服饰史的研究范畴。在普通大众日常服饰消费，服饰的偷盗、贸易与二手服饰消费，时尚服饰的流行与传播，服饰生产和消费所反映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研究重在阐述社会经济变迁对服饰消费的促进，而较少关注服饰消费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在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起步晚，成果也较少。近年来，随着西方消费史学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部分成果涉及英国的服饰消费，还有一些学者对英国二手服饰消费、贵族服饰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拓展了英国文化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但仍然有碎片化的局限性。事实上，服饰消费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等级结构和思想观念等社会变迁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为加深我们对转型时期英国社会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 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的变化近代早期的英国，对服饰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服饰是一种身份，不同阶层的服饰，质地和色彩迥然有别。只有贵族才有能力和特权购买、穿戴丝绸、天鹅绒、貂皮等质地很好、价格昂贵、色彩艳丽的服饰，而普通大众主要穿着厚重的粗呢绒和坚硬的皮革制成的服装，色彩单调沉闷。到了18世纪，服饰消费进一步市场化，大众服饰的质地得以改善，主要由麻、棉等构成，服饰色彩也更加多样而艳丽，款式也更加新颖时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服饰消费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大众服饰质地和色彩的变化主要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口贸易和本土纺织业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服饰的质地，同时色彩更加丰富，价格也更加低廉。例如，17世纪中叶之前，英国人主要穿本国生产的呢绒制品。此后，随着欧洲亚麻布的大量生产，英国扩大了亚麻布的进口，普通大众才有机会穿亚麻布。18世纪，亚麻布的进口量巨大，从爱尔兰进口的亚麻布，由1700年的近30万码增加到1740年的640万码；从德国进口的亚麻布，由1738年的2350万码增加到1748年的2474万码，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随着亚麻布的大量引进，大众不再总是穿一成不变的土褐色、黑色的羊毛制品。皮革裤子和粗呢大衣被逐步淘汰，白色的衬衣、帽子、头巾和系在脖子上的小方巾成为大众的典型服饰。当然，对英国人服饰影响最大的还是印度棉布的涌入和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从17世纪初开始，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就开始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布料感到好奇，特别喜欢印花棉布。起初，棉布进入英国市场并不用来作服饰布料，而是用作地毯、窗帘、挂毯等装饰之用。进口的印度印花棉布色彩绚丽，图案样式多样，有各种花、草、建筑、静物等，加之印花棉布的实用、柔软舒适和异国情调，逐渐被英国人喜爱，并风行英国，成为最时尚的服饰材料。印花棉布的进口量从17世纪30年代每年进口1万匹，增加到17世纪末的125万匹。这相当于所有的男人、女人、小孩都有14码布。仅1684年就有上百万匹棉布被运输到英格兰。17世纪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棉布贸易要占进口总额的60%—70%。印度棉布的大量涌入推动了英国大众服饰质地的变化。1719年，一个作者这样描述英国人的服饰：“所有卑微的人，包括女仆都穿上了棉布服饰，因为这类服饰价格低廉、质地轻薄、色彩明快，不论是大街上玩耍的穷人家的小孩还是寄宿学校富有家庭的小孩都穿着棉布和亚麻布服饰。”印度棉布的流行触动了毛纺织商人的利益，他们不断向议会请愿施压。从17世纪末期开始，议会相继多次通过法案，禁止从印度、中国等国进口印花棉布，并严禁穿彩色印花棉布，但收效甚微。议会没能有效地抑制英国人消费棉布的热潮，也不能有效地阻止毛纺织业的衰退。相反，这种保护主义和管制政策进一步刺激了英国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为英国本土仿制印度棉布创造了条件。正如保尔·芒图所说，“这些织物所造成的需要已对任何能够仿照的人提供了成功和发财的机会”。18世纪英国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棉布的价格，为大众提供了大量中低档棉麻布料和服饰。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后期，服饰质地总的趋势是从传统皮革、厚重毛织品逐步发展到亚麻布和棉布，并且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棉织品受到欢迎。17世纪末期，典当商约翰·波普(John Pope)的典当记录显示，典当到他店内的服饰有50.7%是亚麻质地，有39.44%是传统的毛纺织品。17世纪末18世纪初，农民干活时穿的长罩衫(前面没有纽扣的外套)的布料主要由亚麻布制作，这种服饰在18世纪中期逐步减少，被厚粗棉布或者棉麻混合织物制成的双排扣大衣取代。1730年之前，马裤的主要材料是皮革或者羊毛布料，18世纪中期以后，棉布和亚麻布材料增多，大约占到一半。18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夹克，其质地通常是由粗斜纹棉布或者厚粗棉布制成。马甲在18世纪初主要是羊毛布和法兰绒制作，到18世纪中叶，大约1/3是由棉布或者亚麻布制作，到18世纪80年代，棉布马甲超过了羊毛和亚麻布马甲。袜子质地的变化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1730年前没有棉袜出现，18世纪中叶，毛绒袜子和棉袜的比例是6∶1，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几乎颠倒过来，达到1∶4。同样，围巾质地的变化也是如此，18世纪30年代被盗的围巾中1/5是亚麻布，到18世纪80年代，棉布占到1/3多，还有部分围巾是丝绸的。可见，到18世纪，棉布质地的服饰越来越多，进一步取代亚麻布料。棉布之所以能成功地挑战羊毛织物、丝绸、皮革的支配地位，根据萨伊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是因为工业革命导致棉纺织品价格下降，促使需求扩张，供给创造了需求。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史学家认为，棉布的成功，虽然价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并非唯一因素。在工业革命之前，棉布并不十分便宜，即使最简单的印花棉布也比大部分羊毛织物贵。特别是从1712年起，英国政府对棉布征收每码三便士的消费税，棉布的价格更高。18世纪中期，史蒂芬·哈德逊(Stephen Hudson)在约克郡的菲尤斯顿(Fewston)经营一个布店，出售各种棉布，纯蓝棉布每码14便士，条纹棉布每码15便士，印花棉布每码24—28便士，高档的印花棉布每码高达48便士。而当时的精纺毛料，如比利时毛呢、仿驼毛呢每码仅10—15便士，远远比印花棉布价格低廉。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仅仅用价格来解释棉布的流行是不够的，还有其他因素推动了棉布的流行。学者贝弗莉·勒米尔认为，英国人对时尚的喜爱推动了棉布的消费和生产。自17世纪末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以来，因其鲜艳的色彩、充满生气的设计、柔软舒适的质地使得英国各个阶层都痴迷。印花棉布色彩鲜艳，一般都有花卉图案，大小花卉可以是单色的也可以是多彩的，图案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其他羊毛织物、仿驼毛呢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很少有图案。M.C.布尔(M.C.Buer)在1926年出版的《工业革命早期的健康、财产和人口》一书中，将价格因素和棉布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对棉布服饰在18世纪的流行进行解说。他认为，“起初棉纺织业是一个奢侈产业，仅仅迎合富有的人，但由于使用机器生产，价格下降，很快达到大众化生产阶段，棉布成为廉价商品，而且棉布比厚实的羊毛纺织品穿起来更加舒适，易于清洗耐洗，适合穿着和家用，更加有益于健康”。这种解释更加合理和有说服力，正是棉纺织品具有如此多的优势，在英国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伴随服饰质地的明显改善，服饰的颜色也变得更加鲜艳和多彩，五彩斑斓的服饰代替了过去以土褐色为主的暗沉色。英国传统的服饰颜色有特殊的象征含义，从蓝色到土褐色就如同从蓝天到褐土一样，代表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变化，一般的大众不能穿紫色、深红色和蓝色的服饰。但到了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大众消费市场出现，普通大众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色彩艳丽、图案漂亮的服饰，从色彩上挑战了服饰的等级制度。17世纪下半叶从法国、荷兰、德国引进的亚麻布，使社会中下层人们不再穿土褐色、黑色的毛织品，也逐步淘汰了皮革裤子，白色的亚麻布衬衣、帽子、头巾和系在脖子上的小方巾最受欢迎。18世纪进口印花棉布和随后本土生产的棉布，色彩更加丰富明快。伦敦大都市博物馆、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等地保存了大量18世纪的布料样品，上面印有植物、花卉、格子、条纹等各种图案花纹，有紫、白、红、绿、金、粉红等各种颜色，色彩十分丰富、艳丽。服饰质地、色彩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的寻人启事得到验证。寻人启事通常要列举一些描述性的信息，描述主要集中在人物的着装上，提及最多的是马甲、上衣、马裤这三种服饰。马裤主要是由皮革、麻布、棉布制成，上衣主要是羊毛料制作，服饰的颜色褐色最常见，其次是绿色、蓝色。马甲主要是由羊毛布料、亚麻布、棉布等材料制作。此外，还提及一些配饰如帽子、袜子、围巾等。袜子是由各种纱制成，包括羊毛、精纺羊毛料、棉等，大部分袜子都有颜色。围巾一般是丝绸、棉制品，颜色也最丰富，包括黑、红、紫、白、玫瑰、绿、红黄色，这显然是为了突出不同寻常的特征。在这些寻人启事中，只有少于5%的服饰被描述为旧的、有补丁、褪色的，大部分服饰被描述为新的、质地优良、色彩鲜艳。服饰质地和色彩的变化还可以从刑事审判记录中提供的信息得到验证，并且这些信息更加可靠和准确。约克郡、伦敦等地的刑事审判记录表明，到了18世纪80年代，即使是平民的服饰也有3/4的外衣是由棉布、亚麻布制作，一般是印花的，白色和紫色的比较多。衬裙的制作材料更加多样。披风一般是由丝绸、棉布和毛料制作，主要有红色和黑色。男鞋的制作材料一般是皮革，而女鞋一般是毛料。着装的变化还体现在服饰风格样式的改变上。上流社会是服饰风格和样式的引导者，影响着中下层人们的穿着。17世纪中叶之前，受宫廷文化影响，随处可见怪异夸张的发型。贵妇人服饰华丽，穿丝绸或者天鹅绒的外套，上面绣着银丝并饰有蕾丝花边。男人普遍戴披肩假发，头戴插满羽毛的帽子，穿衬裤，衬裤类似女式衬裙，特别宽大，而且特别重视服装上的装饰品，裤子上面布满了缎带装饰，男装女性化是这一时期男装的显著特点。光荣革命后，宫廷对服饰的影响弱化。到18世纪，受罗可可风格影响，服饰富有流畅而优雅的曲线美和温和滋润的色光美，充满着清新大胆的自然感，富有生命力，体现着人对自然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具体到男女服饰上，男装回归男性化和简约化风格，服装更为合身，缎带消失了，上衣的袖口变窄，在靠近手腕处用一排纽扣扣紧，披肩假发也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男式短假发或者直接将头发梳到两边，用黑色发带或者缎带套固定，中分发式最为流行，男服显得更加严肃、挺拔、优美，富有力度。与男装的简约风格相反，光荣革命后，英国上流社会的女装仍然很奢华。18世纪初，连身裙穿在带有裙撑的衬裙外，宽大的皱褶、纤细的腰身和肥硕的裙裾，袖口制作得精致而复杂，并且带有饰边，带翼的袖口被细丝褶边所取代，这种褶边通常分为两层，上层镶着穗、金属饰边和五彩的透孔丝边。香粉假发，花边绉领，鲸骨撑起一层层宛若波浪翻涌般的蓬蓬裙，显得异常精美。另外，为了满足上层妇女打猎骑马的需要，当时还流行一种骑马装。骑马装上身是紧身服饰，下面是衬裙。骑马装反映了中上层社会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野外运动的喜爱，骑马装很实用，不仅打猎、赛马时需要，而且适合长途旅行，在18世纪成为中上阶层女士衣柜中不可缺少的服饰。受上流社会服饰风格和样式的影响，中下层人们极力模仿上层，追求时尚。1748年，一个瑞典人皮尔·卡姆(Per Kalm)到英国游历，他非常吃惊地发现，“很少有一个国家像英国这样，戴假发是如此普遍，即使是仆人、农夫、乡巴佬、劳工每天都戴假发。当他询问这样做的原因时，英国人给出的答案是习惯和时尚”。为了穿着更加时尚和文雅，即使是贫穷的劳动者也总是购买新的或者二手时尚服饰。1725年笛福抱怨说，仅仅从穿着上很难分辨仆人和女士。1761年，《年度记录》杂志声称，“时尚的民主化很难从服饰上区别女士和女制帽工、男仆和主人”。伯克郡(Berkshire)非常富有的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小姐在给她姐姐的信件中抱怨说：“农夫的女儿去教堂，戴着用薄纱、丝带和假花点缀的帽子，和你们一样奢侈，她们还有用蕾丝点缀的连帽斗篷，如果星期天去教堂，你都会怀疑我不是这个教区最富有的人。”当时的劳动阶层通常将平时劳动穿的服饰和在节日或者特殊场合穿戴的时尚服饰区分开来，购买一些“奢侈的时尚服饰”。这种时尚流行服饰和平时工作穿的服饰样式类似，但在服饰质地、装饰性复杂性上有较大差异。当时一幅绘画作品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画中时尚女服的长袍呈环状卷起覆盖在女主人公的白色的衬裙上，平纹细棉布或者薄纱披肩搭在她的胸前，头上戴着用羽毛、花边装饰的宽边帽子，手上套着宽大的毛皮手笼。这种时尚服饰主要是妇女在节假日穿戴，以便赢得别人的尊重。另外一幅作品描绘的是当时已经不再时尚、不再流行的一套服饰，红色点缀的棉布或者亚麻长袍覆盖在红色的衬裙上，此外还有白色的围裙，红色的披肩，绿色点缀的围巾以及低冠帽子。显然，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种着装更为实用。可见，即使这种不再时尚、主要用于工作的服饰也更加注重装饰和美观，服饰款式和样式摆脱了简单的单调风格。画家保罗·桑比(Paul Sandby)分别于1730年和1750年创作了两幅绘画作品《挤奶女工》，再现了当时普通劳动者的服饰。1730年创作的《挤奶女工》中的主人公戴白色头巾，系白色围裙，穿束腰有褶裥的时尚连衣裙；1750年创作的《挤奶女工》其主人公身穿红色披风，白色大围裙，头裹点缀着红色纹样的围巾。总之，英国大众服饰的质地得到改良，色彩更加丰富多彩，款式更加新颖时尚，而导致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是大众购买力的增加。二、 社会大转型与大众购买力的提升18世纪是英国社会大转型时期，相继发生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工场手工业也逐步向大工业过渡，英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财富急剧增加。随着英国经济社会的变迁，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社会逐渐兴起。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农业、工业、商业的繁荣和17世纪早期的荒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已经处于一个崭新的环境之中。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到18世纪，英国出现了农业革命。农业革命的核心表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新作物的引进，并利用新技术迅速增加产量；二是建立在圈地基础之上的敞田制代替条田制，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一些新的农作物如苜蓿、芜菁、土豆等引进到英国，这些作物能种植在那些通常定期闲置的土地上，起到补充土地养分而不消耗土地肥力的作用，由此农业产量大为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引进的土豆不仅容易培植，而且产量高，富含营养和卡路里，对于解决英国的饥荒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革命使得英国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不仅保证了粮食的有效供应，而且也使得粮食价格保持稳中有降，这样英国人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来购买其他工业产品。在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经历了一个商业化过程。由于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增长，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旺盛，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到18世纪，家庭手工业逐步过渡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并且发展非常快。工场手工业的扩张，将资本经济和商业市场带到它所触及的每一个地方，工场手工业、农业革命与商业市场一起，为一个更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即工业革命准备了舞台。总体上来说，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工商业的产出指数从1700年的100增长到1750年的148，农业产出指数从1700年的100增长到1750年的111，制造品的出口从1700年的82.8万英镑猛增到18世纪中期的242万英镑。18世纪英国的整个实际产量增长了2.5倍。据统计，17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9英镑，1750年则上升到12—13英镑，18世纪末更是达到了22英镑。可见，英国整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均财富都有了较大增加。经济的繁荣重塑了消费模式，较高的消费需求取决于多余的财富，这由国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的社会分布这两个关键因素所决定。在18世纪，虽然贫富差距可能更大，大贵族、大金融家、大商人等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而部分贫穷的居民其财富少得可怜，英国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等级社会。但是英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不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英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一个富有的、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的崛起与壮大，他们是消费社会的主体力量。在等级社会中，如果只有少数人富有，具有消费能力，而大部分人十分贫穷，只能勉强生存，那么消费社会就不可能兴起。随着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原来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等级外，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相对富有的中间阶层。一定程度上，中间阶层的壮大是英国社会变动的标志性现象。当时的许多学者对此有生动的描绘，如笛福曾将英国的消费群体分为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消费能力很大的人和消费能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同样，大卫·休谟(David Hume)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英国存在着一个“生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阶层”。这些人既不同于贵族，也不同于穷人。这些对消费等级特别是对中间阶层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消费等级和消费社会。家庭年收入多少英镑才能算中间阶层，其规模有多大？韦瑟里尔通过研究当时的财产遗嘱认证清单，认为家庭年收入至少要40英镑才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据此他认为中等阶层的年收入应该在40—200英镑之间。根据这个指标，17世纪末，英国30%左右的家庭、40%左右的人口属于中等阶层。随着商业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到18世纪中叶，一百五十多万个家庭中，近100万个家庭属于中间阶层。毫无疑问，上流社会、中间阶层是高收入阶层，他们是消费社会的主力军。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工人(主要是指依靠工资收入的普通劳动者)也构成了消费社会的重要力量。韦瑟里尔在研究英国消费行为时，曾把这部分人排除出消费经济之中。然而事实上，至少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社会下层的收入比此前和此后都要高。正如麦金尼斯所说的，“不仅中上层人们口袋里的钱叮当作响，大多数工匠和劳工也富裕了”。菲尔普斯·布朗(Phelps 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指数显示，从1660年到1760年，劳动者的工资是持续增长的。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泥瓦匠的工资从17世纪90年代的每天1先令6便士增加到1775年的2先令6便士，增加了66%；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从1690年的每天10便士增加到1775年的每天1先令4便士。因为这一时期消费品价格略微下降，实际工资上升更快。同样，吉尔博的研究也表明，在18世纪英国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地区，其工资水平上升最快，如北部的约克郡(Yorkshire)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非熟练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从1700年的9便士增加到1790年的1先令9便士，同期的熟练工人平均日工资则从1先令上升到2先令3便士。伦敦及周边地区也有类似的变化，只不过由于其工资的起点比较高，增加的幅度没有那么明显。一般劳动者的日工资从1700年的1先令7便士提高到1787年的2先令，手工业者则从2先令6便士提高到3先令2便士。可见，从17世纪末期开始，英国大部分劳工阶层越来越多地获得更多的货币工资，除了满足其生存外，他们日益有能力购买各种消费品。如果将这一时期整个英国劳动者工资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地区劳动者工资相比，则可以看出，英国的高工资已十分明显。罗伯特·艾伦从全球视角对世界主要城市的工资水平进行了长时段研究，他认为，在16世纪之前，欧洲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伦敦、维也纳、佛罗伦萨以及亚洲的北京等城市的工资水平基本相当，劳动者每天大约获得3.5克白银。但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由于白银等硬货币从美洲等殖民地大量流入西欧，导致了通货膨胀和价格革命。虽然从17世纪开始，价格革命的影响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告一段落，工资有了一定的回落，但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资并没有就此停止增加，相反继续上升，且伦敦的工资在18世纪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远高于阿姆斯特丹的工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到1700年，伦敦劳动者工资收入每天大约为10克白银，182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约17.5克。有人认为，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英国进入了一个高工资时代。如果从世界主要城市的工资收入与最低生活支出比率来看，在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国北京、印度德里的工资收入基本上只能维持生存，而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资收入是维持最基本生存费用的3—4倍。这意味着，18世纪的英国，即使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也超过最低生活支出的3倍以上，从而使得这些人有能力消费各类商品。影响劳动者生活水平高低的因素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品价格。一般认为到17世纪中叶，价格革命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已经告一段落，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物价基本稳定。特别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英国的粮食价格稳中有降。例如，马尔萨斯认为，在17世纪的后半期到18世纪前20年，一个劳动者一天的工资可以购买2/3配克的麦子；在年，随着工资的上升，麦子的价格不涨反而下降，一个劳动者一天的工资可以购买1配克的麦子。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A.H.约翰(A.H.John)也认为，在1700年到1760年间，英国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主要粮食价格下降，尤其是大麦、小麦的价格显著下降。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南英格兰，小麦的平均价格比年低25%—33%。18世纪中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有一段相关的描述：“相对于上个世纪，普通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不仅谷物的价格比从前稍稍低廉，而且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大大跌落。例如，现今王国大多数地方马铃薯价格，只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一切蔬果，也变得低廉。”历史学家吉尔博还对18世纪英格兰非谷物类消费品的平均物价指数和伦敦的生活成本指数做出了估算。从1702年到1764年，英格兰非谷物消费品的平均物价指数稳中有降，假设1700年非谷物消费品的平均物价指数为100，那么只有1702年、1709年、1710年的平均物价指数超过100，分别为102、104、131，其他年份都低于100。从1700年到1768年，伦敦的生活成本指数也相对稳定，假设1700年伦敦生活成本指数为100，那么这69年中，只有23年的生活成本指数超过100。英国的非谷物价格水平和伦敦的生活成本指数趋于稳定甚至略微下降，这对于依靠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来说是重要的，相对于英国高工资，低价格能保证和吸引有效需求。可见，从17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的整个财富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英国大部分群体的实际收入提高了，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财富虽然不是平均分配，差距巨大，但各个阶层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增长，特别是中间阶层的财富急剧膨胀。在收入增加的同时，物价稳中有降，从而使得实际购买力提高。因此，我们有理由同意N.克拉夫茨(N.Crafts)等学者的观点，到18世纪，大多数英国人的购买力增强，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三、 18世纪英国大众消费欲的膨胀与服饰消费的改变18世纪英国经济增长引发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消费社会的兴起。普通大众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服饰消费的变化最为显著和引人注目。这是由于：一方面，服饰消费属于显性炫耀式消费，色彩艳丽、质地优良、款式新颖的服饰更能吸引人的眼球，给人留下好印象；另一方面，服饰消费相对于住房、家具等消费来说，费用较少，因而做出服饰消费的决定更为容易，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会优先考虑服饰消费。服饰消费的变化是家庭收入增加和家庭决策改变的结果，也与节日、求偶、婚姻、就业、社会认同等社会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服饰消费的改变与家庭收入增加和家庭决策有关。只有收入增加，家庭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策，购买一些质地优良和时尚的服饰。上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英国各阶层收入增加和购买力提升，而兰开夏郡的理查德·莱瑟姆(Richard Latham)一家的家庭账本为研究普通人的服饰消费提供了个案。莱瑟姆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约曼农家庭，耕种19英亩农田，土地肥沃，属于混合农业，年收入大概是40英镑。账簿覆盖的时间是理查德·莱瑟姆婚姻生活开始的1724年到1767年理查德去世，账本详细地记录了服饰上的开销。洛娜·韦瑟里尔整理了莱瑟姆一家的账簿，并将账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24年到1741年。这一时期莱瑟姆处于婚姻的早期，家庭开支巨大，加之1728年续租佃花费40英镑，经济上并不宽裕，服饰上的开支有限，服饰仅占总开支的8%，布料主要是羊毛和毛绒。在这18年里，莱瑟姆仅购买了2套外出的衣服，他的妻子仅购买了3件衬裙和3个帽子。从成本构成来看，60%的服饰支出用来购买基本的布料和必需的鞋子，特别是小孩的鞋子和布料。第二阶段，从1742年到1754年。这期间，家庭拥有了三台棉纺车，女儿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增加，服饰支出比上一阶段增加了3倍。从支出构成来看，特别是长袍和饰品显著增加，占到服饰支出的57%。长袍和饰品的增多，说明莱瑟姆家庭在追求数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时尚服饰的购买。例如，莱瑟姆为大女儿贝蒂购买了4件长袍，其中一件是由蓝色花绫制成，为了使图案一致剪裁时花绫的长度和尺寸消耗更多，每码价值20先令5便士，另外一件是印花棉布长袍。第三阶段，从1755年到1766年。这个阶段女儿们都离开了家庭，整个家庭的服饰支出下降了81%。但从支出的构成来看，购买长袍的价值占整个服饰支出的比重高达54%。从莱瑟姆一家的情况可以得知，女儿长大后，她们的劳动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推动了服饰消费的增长和服饰质量的显著改变。史学家让·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在研究工业革命的动力时，提出将建立于家庭分工基础上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替代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认为勤劳革命不仅对家庭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有革命性的影响，而且从广义上来说，对家庭的消费模式也有革命性的影响。近代早期的家庭为得到更多的新式消费品，家庭中投入的劳动显著增加，主要表现在劳动强度加强和妇女儿童参加了能获取报酬的劳动，从而促进收入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消费品的追求是由家庭中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带动的。根据让·德·弗里斯的理论，正是莱瑟姆家庭的决策：混合经济、生产的相对专业化特别是小孩参加有报酬的劳动来赚取工资，改善了家庭条件，提升了服饰消费的能力。第二，服饰消费的改变是自我展示的需要。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口流动性加剧，英国进入一个现代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从对莱瑟姆家庭给女儿购买时尚服饰的动机分析中可以知道，因为女儿们长大成人，为了在社会上赢得别人的认同、尊重，将工作服饰和在节日、特殊场合穿的时尚、奢侈服饰区分开来。服饰穿在身体外面，能在公共场所展示，还能获得自我满足感，吸引别人眼球，引起别人关注。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对这一现象和心理进行了解释：“在没有人认识的地方，人们往往会因为衣服和其他随身用品而受到相应的尊重。我们根据人们的华丽外表去判断其财富，根据人们订购的东西去猜测其见识。正是这一点激励着每一个人，只要一个人还算有本事，他就会在意自己小小的长处，就要穿高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衣服，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里尤其如此。在那里，无名小辈在一个小时中能遇上50个陌生人，却只能遇见一个熟人，因此可以享受到被大多数人尊重的快乐。”因此，尽管收入有限，人们总是渴望获得一两件时尚漂亮的服饰，特别对于年轻的成年男女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总是渴望在节日、星期天等特殊场合穿上时尚漂亮的服饰。每当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周、礼拜天等重大节日，即使是贫穷的年轻男女都穿上盛装。1766年约翰·坎宁安(John Cunningham)的诗歌《节日长袍》的开头部分写道：“节日里人们都穿着长袍，戴新式时髦的帽子。”18世纪英国人享受着充满生机的节日活动，不管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每年都有大量的庆祝活动，节日是大众男女展示服饰的最好场合。1726年，伏尔泰访问伦敦，在格林尼治集市看到所有人都穿着节日盛装，他分不清楚哪些是仆人、学徒和主人，哪些是乡下人和城里人。在特殊场合，也需要穿着体面，当时英国著名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也充分意识到服饰的社会意义。克拉克(Clerke)先生和佩皮斯约好一起共进午餐，为此佩皮斯花费一笔很大的钱为妻子购买了一件长袍。一个人不得不维持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外在形象，而合适的穿着是外在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佩皮斯感觉到在日常生活中服饰越来越成为一件大事。第三，服饰的改变是青年男女求偶、婚姻的需要。在当时许多人的自传中，服饰是年轻人最为渴望的，增加一些服饰特别是时尚漂亮服饰是开支中优先考虑的。时髦服饰有多种含义，是性成熟的标志，是吸引异性的方式，也是经济独立的象征，穿着得体和有绅士风度宣告了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也是自我快乐的源泉。威廉·赫顿(William Hutton)是伯明翰的一个纸经销商，1723年出身于德比一个梳毛工家庭，7岁就开始在德比丝厂做学徒。1739年，16岁的赫顿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购买服饰的心理动机和对新服饰的渴望：“到了一个两性之间互相打量的年纪，取悦周围女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穿上时髦的服饰，因为时尚服饰是打开爱情之锁的钥匙，漂亮的服饰能吸引她们的眼球，引起她们关注我。我非常羡慕穿新衣服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两件，但现在我还无力购买。”因为没有信用，没人借钱给他。经过近两年的省吃俭用，他终于购买了一套服饰。他说：“女孩子开始关注我，而且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欣赏自己。”1743年，他为别人做了一把扬琴，获得16先令报酬，他用这笔钱买了一件新上衣，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女孩和他相爱了。1746年，他拥有了自己的针织机，并从事装订书籍的营生，由此变得更加富有，不仅能购买具有绅士派头的服饰，而且能购买银手表等奢侈品。服饰对未婚青年女性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婚前购买时尚漂亮的服饰可以吸引异性的注意，以便嫁得更好。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中的女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认识到穿着的重要性：服饰能提高她的身价。很多追求她的男人仅从她的穿着上判断她的财富，都误认为穿着华丽的她是非常富有的寡妇。例如，爱尔兰的土地所有者就是从摩尔·弗兰德斯穿着奢华来判断她非常富有，为了得到想象中的财富才向摩尔求婚。18世纪的英国，很多女性为了嫁得更好，她们选择穿超越她们社会地位的服饰，这使得服饰隐含的社会阶层属性变得越来越模糊，穿着超越自己社会地位的服饰可能导致社会误解，摩尔四次都嫁得很好，其服饰误导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四，服饰的改变是求职、工作的需要。不管是仆人、学徒还是律师、商人等中间阶层，由于工作的需要必须穿得更加体面、时尚、文雅。为了在求职竞争中脱颖而出，谋得一份好工作，即使是普通人也花费很大一笔钱去购买一两套时尚服饰。1769年，马修·达利(Mattew Darley)的版画作品再现了穿着时尚的年轻女性在就业登记办公室等待雇用和面试的情景。由于工作的需要，当时一个学徒服饰的价值达到了10—20英镑。罗伯特·希顿(Robert Heaton，)是约克郡的一个羊毛制造商，在1768年到1792年，他详细记录了28个女仆的开支。根据他的记录，大部分女仆的工资都花得一干二净，而开支中的86%是用来购买服饰，其中花费在长袍上的开支最多，占了服饰开支的43%，饰品占了22%，每人至少拥有1件甚至更多的长袍。一些是工作穿的，是二手长袍或者是用较为便宜的毛绒制作，如玛莎·巴特菲尔德(Martha Butterfield)购买了一件二手比利时毛呢长袍并翻新，价值4先令6便士，玛丽·格林伍德(Mary Greenwood)和南希·霍姆斯(Nancy Holmes)每人花费7先令6便士购买一件绿色的长袍。此外，他的仆人还购买更加昂贵和华丽的印花棉布或者印花亚麻布长袍，这种长袍的价值一般在15先令到21先令之间。内衣是凸显女性身材的重要服饰，在18世纪已经开始流行，有些是昂贵的鲸骨支撑起来的，一般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购买得起。但希顿有6个女仆购买了新鲸骨内衣，其价格在16—24先令之间，另外还有8人购买了较为便宜的内衣或者是二手鲸骨内衣。除了主要服饰以外，饰品是服饰中的第二大开支，饰品相对来说不仅时尚而且价值较小，几乎所有的仆人都有围裙、披风、手帕、围巾、帽子等。在18世纪的精英眼里，没有一个劳动群体比佣人在服饰上更奢侈。当时的小册子、戏剧、讽刺画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经常将仆人的服饰作为攻击对象：一是仆人的服饰超越了他们本身的地位，很难从服饰上区分仆人和主人，模糊了阶层的区分。佩皮斯日记中写道：“赫伯特(Herbert)上尉到我的住处，他非常认真地询问昨天和我老婆在一起的穿黑色衣服的女士是谁，他不相信是我妻子的女仆默瑟(Mercer)，但的确就是她。”二是仆人决心获得昂贵的时尚服饰，阻碍了储蓄，刺激浪费的习惯，导致不忠诚和邪恶。三是仆人的时尚服饰刺激了其他下层大众的仿效。当时的评论者认为仆人更容易接触时尚，他们在推动时尚服饰的传播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仆人是平民服饰时尚的引导者。仆人的时尚服饰，部分是自己购买，部分是主人赠送。仆人的穿着也体现主人的地位和财富，所以在当时，富有的主人也通常为仆人购买时尚服饰，而很少穿制服，有时候仆人甚至穿主人的衣服。例如，1742年，普利福伊(Purefoys)为他的仆人购买了用金色蕾丝镶边的卡罗琳花式斜纹呢帽子，价值8先令，而同时期，没有装饰的帽子价值仅3先令。1740年，他又给仆人购买每码价值4先令的羊毛布料制作的双排扣长袍。前文提到的约曼农莱瑟姆一家在1760年之前没有购买超过每码2先令6便士的羊毛布用来制作长袍。仆人的服饰不仅昂贵，而且大概每隔2年就换一次，比普通劳动者更换更为频繁。第五，服饰的改变还与“非自愿消费”(Involuntary Consumption)有关。在时尚服饰的消费上，著名学者约翰·斯蒂尔斯提出了“非自愿消费”这一概念。它是指通过非市场化或者半市场化机制，非主动选择获得服饰并进行消费。“非自愿消费”的服饰来源众多，例如，通过比赛赢得奖品，雇主给雇员的奖品、礼物，慈善捐赠等。18世纪下半叶，在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棉纺织厂，为了鼓励生产，他不仅给生产能手颁发奖金，而且还将时尚服饰当作奖品，激励员工积极性，增加工厂竞争力。1725年，在利兹(Leeds)的梅斯利(Methley)举行的赛马比赛上，奖品就有时尚昂贵的长袍。葬礼参加人数经常体现出逝者的地位和名声，一些富人为了吸引穷人参加葬礼，以博得好名声，往往给参加葬礼的穷人提供一些礼品，其中衣服最为常见。例如，1748年，在安妮·约瑟菲娜·怀恩(Anne Josephina Wynne)女士的葬礼上，其家人给一百多位来参加葬礼的穷人每人提供20先令以及一件长袍、一件衬衫、两双鞋子、两双袜子。在18世纪，遗赠也很平常，马歇尔(Marshall)夫人的遗赠中规定，每年从6英镑租金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为6个贫困妇女每人提供一件长袍。巴克兰(Buckland)先生每年用5英镑租金为10个贫困男人提供长袍。第六，服饰的改变还和成衣业的发展与服饰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关。服饰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穿着的材料、款式、颜色等的变化，而且涉及服饰的制作和供应。18世纪之前，只有鞋子和帽子有现成的成衣出售。除此之外，在18世纪之前大部分服饰要么是家庭自己生产，要么是到裁缝店定制，定制服饰的价格一般来说比较贵，主要针对富有阶层，普通大众往往很难支付高昂的价格。所以时尚服饰的向下传播必须要突破传统的定制方式，突破行会的垄断，通过分工协作，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生产出大量的廉价服饰，普通大众才有可能消费更多的质地优良、款式新颖的服饰。18世纪，由于军事订货、济贫、殖民等需要，廉价成衣需求量大增，传统的量体裁衣制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加之大量低工资的女性加入制衣行业，对传统的成衣匠行会制度造成极大冲击。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开始出现专门的服饰承包商，他们向布料商购买原材料，然后将工作分发给手工工场，工场依靠涌入城市的女工，批量生产出廉价服饰。这种质地优良、色彩丰富、廉价实用的服饰深受大众欢迎，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服饰消费的变化。四、 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的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加速服饰消费的变化是英国社会大转型的结果，反过来，它的变化又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服饰消费的变化促进了英国棉纺织业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如前所述，一方面，成衣业的发展与服饰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服饰消费的变化；另一方面，服饰款式的大众化趋势也使服饰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彼得·厄尔认为，17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服饰的模仿非常普遍，城乡在服饰类型、款式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同的只是服饰的质地和饰品多少，而不是服饰的样式。这种同类型的服饰消费为服饰的大规模生产提供重要契机。只有服饰的款式需求相同才能推动批量生产，只有服饰消费需求量巨大，才能引发大量生产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服饰消费的变化预示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到来。17世纪中后期开始，由于战争和海外殖民的需要，使得英国的陆海军急剧扩张，军队、海员以及海外殖民定居者、海外殖民地奴隶等服装的订货需求大增。这种强大的市场需求使得服饰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量体裁衣的行会男成衣匠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一种新的供应体系出现，承包商接受订单，购买布料，依靠手工工场生产。手工工场雇用大量涌入城市的女工，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成衣业的发展促使英国服饰业在18世纪之后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服饰如长袍、夹克、马甲、外套、成套服装都实现了成衣制作，这是英国服饰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发展和重要变化。劳动分工的强化是判断和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尼尔·麦肯德瑞克认为，18世纪第一次出现了批量生产的廉价衣服，这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当时主要的制作工序不是用机器剪切和缝制，大部分还是用手工制作，只是分工更加细化。手工工场的成衣制作只是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成衣的雏形。不过在工厂制普及前，成衣的数量还是十分惊人的。贝弗莉·勒米尔通过调查18世纪英国成衣贸易目录和保险记录，发现成衣的销售量是相当大的。例如，1703年肯特郡(Kent)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一个叫罗伯特·阿姆斯登(Robert Amsden)的零售商的财产清单上有200件长袍、衬裙，400件上衣、马甲、马裤。当时的布商、服饰经销商、商店店主一般都存有少量披风、上衣、衬裙、马甲等，以及大量的帽子、手帕、围巾、袜子。坎贝尔在《伦敦商人》中宣称，一些服饰商店的存货价值上千英镑。成衣业的发展使得廉价的时尚服饰成为可能，时尚服饰的大众化趋势更加明显。其次，服饰消费的变化弱化了服饰体现等级身份的传统功能，促使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原工业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就业机会的增多，英国进入了一个高工资、高收入和低物价水平的时代。普通大众通过辛勤劳动，就有能力购买质地好、时尚服饰甚至奢侈服饰。总体上来看，到18世纪，不管是上流社会还是中下层大众，服饰质地都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中下层大众的服饰质地从皮革、厚重羊毛织品向亚麻、棉麻混合物、纯棉织品发展。随着质地的改善，服饰颜色也变得更加艳丽多彩，同时服饰款式和样式也发生变化，服饰变得更加时尚，服饰上的饰品越来越多和繁杂。一方面，上流社会的时尚服饰沿着阶层往下传播；另一方面，中下层大众的服饰风格有时候被上流社会所采用，或者至少被上流社会阶层做体验式的试穿。例如，18世纪之前，圆帽主要在平民中流行，之后流行于上流社会，说明时尚是相互影响的，并不是单向度的传播。1739年，《绅士杂志》批评年轻的绅士将他们的服饰降低到仆人等级。绅士的穿着像马夫，他们戴窄边的帽子，穿素色的衬衫、马裤，脖子上系印度围巾而不是领结；参加议会的大贵族的服饰像农场主一样没有品位。1750年，法国公爵夫人柏格奇(Boccage)在伦敦看到大小姐穿戴白色的围裙和小圆帽，穿戴非正式的服装出现在集市、街道等各种场合。上流社会服饰风格向下传播和下层大众服饰风格向上渗透，导致各个阶层服饰风格特别是款式更加趋同，服饰所体现的等级身份界限变得模糊，瓦解了传统的等级秩序。服饰阶级属性的弱化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使得当时的精英阶层都感到吃惊。1708年，笛福在《每周评论》中写道：“人们看到一些上等人竟把印度地毯披在身上，而前不久妓女还嫌这种布料过于粗俗，印花棉布身价日高，从脚上升到人的背上，从地毯变成衬裙。”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趣味也不断地随之变化。这种穿着的无明显差异还表现在服饰风格与时尚的大众化上，到18世纪，已经很难从服饰上判断一个人的出身。1782年，德国牧师菲利普·莫里茨(Philipp Moritz)访问了伦敦，他看到无论是上流社会的人还是底层社会的人都穿得很好、很整洁，甚至都看不到没有穿鞋子、衬衣和袜子的乞讨者。之后，从牛津到伯明翰的路上，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戴帽子，在穿着上各个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异。最后，服饰消费的变化促进了奢侈观念的转变。在重商主义时代，国家鼓励出口、减少进口，特别是抑制消费进口商品，从而贮备更多的黄金等硬通货。在17世纪，清教教会认为人不应该穿奢侈、华丽的服饰，强调节制、朴素，并干涉人们的着装，将服饰与美德联系起来，认为简单的服饰体现美好的心灵，穿奢侈的服饰是自私和冷酷无情的象征。在清教的影响下，道德学家、经济学家对进口和穿戴奢侈服饰进行了攻击和批判，认为每一位奢侈者是公众的敌人，而每一位节俭者都是社会的福音。极力主张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减少进口商品和奢侈品的消费，抑奢观念在社会中盛行。大部分中间阶层受清教影响，在服饰消费上尽量简洁。但随着经济发展、海外市场的拓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突破了清教的清规戒律。到了重商主义晚期，抑制消费、压制市场的思想逐步发生改变，他们开始关注市场，并看到了市场的力量。印度棉布的进口释放了潜在的需求，进口印花棉布和平纹棉布因其色彩艳丽、质地良好、穿着舒适而受到英国人的狂热喜爱，刺激了英国国内市场。先前从未感知的市场力量进入部分有识之士的视野，促使他们的观念开始出现变化。他们对奢侈品消费少了些道德的批判和约束，而多了些理性的认识和思考，开始从经济角度来认识消费。例如，英国经济学家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对消费大唱赞歌：“贸易、工业和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人们对奇珍异品的追求，人的追求欲刺激了人们努力地工作，如果人们满足于粗茶淡饭的生活，我们将永远生活在一个贫穷的世界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经济学家的目光从如何扩大贸易顺差转向生产市场，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供应领域，强调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财富的增长，提倡自由放任，从而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了保证生产规模，要尽量避免过度消费，但他们都意识到消费是市场体系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亚当·斯密还将所有的社会成员视为消费者，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模仿和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在强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下，英国本土棉纺织业迅速崛起，为了替新兴棉纺织业打开市场，社会舆论鼓励大众消费英国本土的棉纺织品。本文作者王洪斌，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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