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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秘密书架]李强：西方历史的政治解读(转载)
李强：西方历史的政治解读
南方周末·秘密书架 以政治学理论为业有一些特殊的乐趣，其中之一便是读书比较泛，举凡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等都与政治有关，均需有所涉猎。而且，久而久之，以政治的视角读书，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以历史为例，不同的人读历史会有不同的感受。一部西方史，在艺术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眼中，会呈现出颇为不同的景象。哲学家往往会对古希腊文明叹为观止，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曾盛赞“说不尽的希腊文化美”，这在哲学家中颇为典型。不过，对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人来说，西方历史也许会展示出一幅不同的画面。 当然，这里首先涉及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不管人们对政治如何解释，我以为政治的基本关怀就是在一个群体内部维持稳定与秩序，当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保障安全与尊严。如果用这一标准来阅读西方历史，就会得出一些与哲学史专家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在哲学家眼中，希腊文明美不胜收，哲学、艺术、悲剧、史诗群星璀璨，构成西方文明的坚实基础，写下了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至为灿烂辉煌的一页。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希腊文明的价值恐怕会大打折扣。当时，在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之间这块今天看来并不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上百个城邦，尽管这些城邦出现了像雅典民主这样伟大的制度，为后人的政治理论探讨提供了很多启迪，但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希腊的政治实在难以令人憧憬。城邦规模较小，少则几万人，多则二三十万人。而且，城邦之间战争频仍。最终，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两大军事同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整个希腊文明元气大伤。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可谓第一部伟大的西方政治名著。 希腊衰颓之后，罗马取而代之。许多人把罗马仅仅看成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认为在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罗马文明比希腊文明大为逊色。但若从政治的角度视之，罗马乃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奠定了现代政治基础的民族。波利比乌斯（Polibius）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TheRiseofRomanEmpire）中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崛起，描述了罗马如何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经过短短53年时间，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发展为横跨三大洲的帝国。波利比乌斯将罗马成功的秘密，归因于罗马的共和政体与公民的美德。 对于罗马人的美德，巴洛的《罗马人》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巴洛告诉我们，“罗马精神是农夫和士兵的精神；但既非农夫，亦非士兵，而是农夫－士兵（farmer－soldier）的精神”。罗马人的性格与希腊人迥然不同。罗马人“质朴”、“严肃”、“虔诚”、“淡泊”、“勤勉”、“严以待己”、“无比坚强”。罗马人崇尚“行动”，而不是思考。她蔑视希腊人的文过饰非、夸夸其谈。借用我国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的提法，希腊人是“文胜质”，而罗马人则有“质胜文”的倾向。 罗马人对美德的追求可以在罗马留给后代的经典著作中得到印证。在这方面，西塞罗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西塞罗既是古罗马伟大的政治家，又是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国家篇》与《法律篇》包含了古典共和主义理念的权威阐释。不过，我更喜欢阅读他的《论老年》、《论友谊》和《论责任》。尤其是《论责任》，该篇是西塞罗写给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信，类似于我们的《傅雷家书》或诸葛亮的《诫子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辈如何成人的谆谆教诲。西塞罗告诫儿子要以追求“道德上的善”为目标，履行人生的“道德责任”。尽管西塞罗的“善”的理念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我们还是可以体察罗马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区别。罗马人的“善”体现了坚毅、质朴，体现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责任与挚爱，体现了为共同体战斗、牺牲的精神。西塞罗在信中对希腊精神和罗马精神作了对比，他说，他十分欣赏希腊哲学中对于真、善、美的孜孜追求，以及充满思辨精神的形而上学特征，他嘱咐儿子有机会一定要阅读希腊哲学。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儿子，要认真阅读父亲的演讲与哲学著作。“因为，虽然这些演讲显示出一种比较奔放刚健的风格，但我的哲学著作中那种冷静谨慎的风格也是值得培养的。另外还因为，迄今为止在希腊人中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集这两种风格于一身，既滔滔不绝地演说又能平心静气地讨论哲学的人……” 当我们阅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人》以及西塞罗的“三论”之后，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明在政治上的差异就非常清晰了。前者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然的正当，后者却以美德、以共同体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来构建共和国。在政治上，后者显然是成功者。一方面，罗马共和国内部秩序井然有条；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人常常炫耀的，就是罗马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以短短53年时间，建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这个帝国奠定了整个西方后来历史演进的物质地理基础。 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大约从11世纪开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兴起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最早肇兴而且后来最成功的，莫过于英国。包括休谟在内的许多英国史家喜欢将英国人视为“罗马人的后裔”。有一部在西方极为畅销的、由SimonSchama撰写的多卷本英国历史，在追溯英国的历史渊源时，着力探索罗马与英国的关系。该书第一卷的书名《在世界边缘》（AttheEdgeoftheWorld？）会激起读者的无边遐想。这片相对于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及其“内湖”地中海——而言的蛮荒之地，这个由数代罗马统治者苦心攻略经营的海外殖民省，居然自诩为罗马人的后裔，而且居然在近代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开拓者，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构建者！ 英国人以罗马后裔自居，并不是在民族或血缘意义上讲的，而是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层面上讲的。任何一个描述英国政治制度的人都不会忽略英国宪法的混合政体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是罗马共和国政体原则的近代翻版。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英国近代宪政的起源与沿革尚缺乏有分量的研究。2001年，中国法制出版社重印了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的《英宪精义》（雷宾南译），是英国宪政难得的优秀读本。 除了政治制度外，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也与罗马文化有相似之处。像罗马人一样，英国人质朴、坚毅，不尚浮华。他们在哲学上不耽迷过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文学艺术上也不崇尚令人目眩的虚华成就。英国哲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基于这种哲学之上，英国人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注重历史与经验，从不试图根据抽象的形而上学理念推导出现实的政治原则。英国著名史学家G.M.Trevelyan在其多卷本的《英国历史》（HistoryofEngland）中曾自我解嘲似的写道，英国产生过伟大的政治家，却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政治理论家，英国政治的奥秘是由孟德斯鸠等欧洲大陆学者发现的。我以为，G.M.Trevelyan在这里并不是恭维大陆理论家，而是为英国人注重实际、不尚浮华的文化自豪。 当然，最能体现罗马精神现当代风貌的首推美国。西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罗马影响的烙印。“罗马的荣耀、权力与美德”激起美国制宪之父的无限向往。“罗马的榜样给了美国人民试图建立一个均衡的大陆共和国的勇气……而罗马堕落为专制主义以及后来英国的堕落为美国提供了令人恐惧的警示。”无论从美国制宪时期重要人物的笔名，演讲的引文，还是制度的设计，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罗马的影响。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两卷本《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美国政治和历史的人来讲，这本书都是值得推荐的。该书详尽记录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再现了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的风貌。认真阅读过这部文献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美国宪法是在罗马模式、英国宪政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的。而且，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宪法之父身上所展示的美德，恰恰是我们所熟悉的坚毅、审慎、务实、爱国的罗马精神。美国人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有在新大陆构建“新罗马”的梦想，这一梦想持续至今，愈久弥坚。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西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方历史几千年，尽管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英才辈出，灿烂多姿，但是在政治方面真正成功的例子，不过罗马人及其后裔，即古罗马、英国和美国。如果允许我作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概括的话，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实际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上述“罗马－英国－美国”的传统，另一个则是希腊开启的传统。后者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中得到升华，又在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哲学中得到更为完善的展现。德国哲学家大多崇拜希腊哲学，因此德国人在政治上也追求至善至美，追求永恒的自然正当与绝对的真理。这一特征既可以从康德哲学中看到，也可以从当代德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家那里发现。但是，正如当代英国一位极为出色的政治哲学家彼德·拉斯莱特（PeterLaslett）所言，政治乃至关重要之大事，绝不应轻易交付哲学家处理。政治事务的处置需要审慎、务实与坚毅，需要经验和智慧，而哲学家只能提供理性与原则。哲学指导下的政治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 今年国内有一本颇为畅销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引用张君劢先生的一句话，“学政治（学），要在英国。学哲学，要在德国”，的确颇富见地。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著有《自由主义》（中国社科出版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西方政治哲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西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命运。南方周末
载日《南方周末》小俗堂选美谱——我的秘密书架戈　革戈革。科学史家。1949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石油大学（北京）退休教授，11卷《尼尔斯·玻尔集》汉译者，著有《宏观电磁场论》、《尼耳斯·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等。2001年7月，获丹麦女王马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老夫今年八十有二（周岁），视力本很不好，近更屡作阶梯式的下降，现在用美国放大镜读那等字迹又小又灰的书刊，真如在“蚩尤之雾”中看那五里开外之花，故俺已渐渐进入“不读书、不看报”之挨骂境界矣！乃忽得本报编辑电话，命我写一篇2500字的短文，谈谈平生最爱之书，这真如“打鸭子上架”的一般，奈何，奈何！伏思小老儿本是书痴，虽然被那混账小辈贬为“既无……，又不……”，但平生所见之书，倒也非“千手观音”之屈指可数，然而老夫岂是那种动不动就写出“自我包装”之肉麻怪文的“著名学者”乎？这便怎么处？幸好俺还练得有“救命三招”的功夫。当年某前辈学者喜欢词曲，所刻之书称为“不登大雅堂丛书”。俺一生爱读小说，当年拿到某一小说，便作出顾不得学年考试而开夜车读小说的痴事来。因此现在准备抛开所有的圣经贤传、煌煌巨著，专门在那种“闲书”中讨讨“生活”，开一“花榜”，倒也有趣。此种花榜，当然不能“教育”别人，更难夸张自己，只能算得一个“无聊之极”。夫不登“大雅”，便是“小俗”；开列“花榜”，便是现代之“选美”。以上是“题解”，现在张榜如下。第一，当然首推《红楼梦》。当年我读《红楼》，不知几百千遍，直到能知其中每一小人物事迹，能背所有回目及诗词曲，例如宝玉在酒宴上唱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和甄士隐为《好了歌》所作的注释“陋室空堂……”等等。我不知《红楼》对我们这一辈人何以有偌大魅力。我的晚一辈人已较少读它，再晚一辈人已经绝少读它而改看日本式的漫画书了。第二，《西游记》。所谓“奸、盗、邪、淫”四大名著中，我只喜欢《西游记》，可惜此书已被“电视剧”完全糟踏了！第三，《儿女英雄传》。尤其是旧有一种评注本。评者和作者配合得有如两位相声演员。本书的语言十分流畅动人，但现在青年人已无法欣赏之！第四，《聊斋志异》。现代人不能欣赏，便永远失去了一部分生活乐趣。第五，武侠小说中有一种评书话本，最著名者当推《三侠剑》（作者张杰鑫），现在已绝迹，晚出者都是删节本，不好！第六，幼时爱读《江湖奇侠传》，五十年前书被禁，后再印出，我已不喜欢了。第七，几年以前，我买了并读了《还珠楼主小说全集》，其中最负盛名者当然是《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另有一书名《云海争奇记》，也颇精彩。但还珠的小说大多没有写完，令人至感遗憾！第八、金庸小说的优缺点在此不能评论。我认为这是所谓“现代武侠小说”中惟一可以反复阅读者，别人的作品大多不堪卒读。我尤其反对古龙，认为他的书和混帐电视连续剧是一路货色，而金庸的书一改成电视剧便都被破坏了。金书中我也选《天龙八部》。我曾作《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无人肯予出版。后来书稿被一台湾人骗去，现其人已死，书稿不知能否追回也。拙稿中有一章论“谁是理想的情人”，于金著诸女角中我首选王语嫣，并有《鹧鸪天》咏之曰：生小琅环读秘书，由来国色出姑苏，分明井底投怀燕，正是心头记事珠。辞绣阁，走江湖。幡然一悟辨贤愚。年年大理茶花好，恩爱深宫锦不如。第九，外国小说我也读得不少，尤其是所谓的“经典著作”。我不管专家们怎么说，我自己认为《一千零一夜》真是一部奇书，但它比不上我国的《西游记》。第十，欧洲小说中确实有许多动人心魄者，但我是一凡人，最喜欢的是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说也奇怪，此书我在“文革”以前竟未读过。“文革”中我被诬定为“秃头无字反革命”。有一次到北京就医（那时学校在山东），因缘际会地借到了该书下册的英文本，我从晚上读起，一直读到次日黎明，直到读完才睡觉。这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大开“夜车”。第十一，外国的侦探小说，我也读过不少，成套的，单本的，都有。其风格和情节虽然十变万化，但仔细想来最佳者仍然应推它们的老祖先《福尔摩斯探案》。其他如克里斯蒂的那些书，几乎只有一个套路，令人读后便忘，留不下深刻的印象。第十二，我在丹麦，有一天收到华人企业家范岁久先生（“春卷大王”，已故）寄来的一封“信”，里边是一本小书，叫做Animal Farm。我读后大为惊讶，认为这真是文学作品中的精品和绝品！我因为不是小说专家，当时对此书作者还一无所知。后来和当时哥本哈根大学的校长（已故，物理学家）奥维·纳坦教授谈起。他说该书作者还有一书叫做《1984》。他写信到英国去给我买了来，同时还买了阿瑟·库斯特勒的小说Dark at the Noon（《正午的黑暗》）。但是我读后都不喜欢，觉得大大不如Ａnimal Farm。从那时起，我和丹麦朋友多次谈起此书，才知他们早就读过，而且在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书中的“掌故”，就如我们当年在清华时常常引用钱钟书《围城》中的“掌故”那样。回得国来，我也有时和很少的几个晚辈友人谈起那本书，并先后买了好几本（因为书太小，很容易丢失）。他们告诉我，此书有过中文译本，名叫《动物农庄》。但我至今没见过那种译本。考虑到原书的机智灵动，我只怕咱们中国的译者未必能译得很好。即以书名而论，我就感到译得太平凡，不能传达原作者的那些奇思。我认为，译作《禽兽农庄》也许会更好一些。据说外国的某些文学史家认为，此书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可以和历史上的英国作家Swift想媲美，而《禽兽农庄》也可以和Swift的《格列佛游记》相抗衡。这是对作者的很高评价，但是我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格》书的冷隽、辛辣和“慈悲”，还有逊于《禽》书，而《格》书的幻灭性则超过《禽》书。好了，我已从中外小说中选出了十二种我所最有印象者。古时凡是小说，都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故我所选之书，也可称为“小俗堂十二金钗”了。今思老夫一生倒霉，不曾片刻过过“官瘾”，故曾有“自寿词”句云；“一生不戴乌纱帽，半路常逢白眼狼”，实非虚语。今日托本报编辑者之福，居然当了一回“考官”，于“荣耀”中又感惭愧。于是俺又想起一则笑话来：古时读书人在考取“秀才”之前被称为“童生”，谓其学识还是儿童的水平也。有一八旬老头去应“童子试”（考“秀才”）。考官见他年老，就送他一副对联来讽刺他。联曰:年过八旬尚称“童”，可谓“寿”考，至今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现在俺也“年过八旬”，而且也一辈子不曾得过任何“学位”。这副对联，对俺的情况倒也贴切，惭愧啊惭愧！日脱稿于京郊
秘密书架：史学如何“有用”？□邱澎生 刚做历史系本科生时，我很喜欢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自己当时读书理解能力有限，这两本类似讲演授课的著作，想来应是比较容易亲近钱先生精深学术的利济津梁。对刚接触现代史学的新生而言，我觉得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很有助益，该书展现一位秀异史家如何精彩结合传统史料与当代欧美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分析综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带回经他消化诠释的哈耶克、迈克尔·博兰尼，在台湾掀起些风潮。我由林先生的《思想与人物》获益不少，对他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如何严格要求研究生细索各种“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经验为基础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时夹生夹熟地咀嚼柏拉图《克里同》的乐趣。大四毕业前夕，原欲改读农业经济学的志愿因故未能贯彻，我终于报考了历史研究所。当时我抱定决心，就算未录取，至少也要在离别历史系前好好读本中国通史。大概是考前两个月吧，除了准备西洋通史等应考科目外，我把力气主要花在《国史大纲》上，这项决定使我对中国史自身变迁大势有进一步理解，至今仍觉受益无穷。进入台湾大学历史所第一个学期，修习古伟瀛老师的“西方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与古老师合译了美国史家柯保安（内地译为柯文）甫出版的新作：《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内地译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研读此书至少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其标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径”，正好堪与《国史大纲》所论中国历史变迁精义相比较；二是这书介绍的种种中国社会停滞论，正好成为我读书思考时的主要论敌，这些论敌隐约激发我以《国史大纲》所习精义与其辩驳的动力，并勾起我修课与写论文的热情。当时台大历史所的明清史师资阵容很强大，除了我的指导老师徐泓先生外，刘翠溶、郑培凯、刘石吉、梁其姿、石锦等先生都陆续开课，使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愈来愈广。除了明清史外，中国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内外学者，也常是当时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约开课的对象，我十分庆幸，赶上了当年台大历史所办学的盛况。无论是老师们介绍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愈知晓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让我感到《国史大纲》传递的中国历史内部变迁动力仍有许多可发挥处，这直接影响了我的硕士论文对“行会”问题的讨论。写博士论文时，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研究取径则侧重都市史“公共领域”与经济史“制度创新”等议题，这些研究取径的发展，与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较多关连。在社会科学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随一位老先生读“四书五经”与几部子书，老先生讲“夏学”、宗主熊十力先生学术，懵懂之间，我在这样一种每周上课一到两个晚上的“夏学”私塾呆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级某天，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周六午后，研究生室一片清肃，我读着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对老先生经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等“群学”要旨，以及“见群龙无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传统政治理想，似有会心。此后，这种经验似也形成一种时隐时显的综摄力量，对自己后来的研究甚至是抉择未来志业，都有一定影响。我想，若拿《读经示要》配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阅读，未尝不是认识自己所属人群如何想象“理想社会”的好方法。我主要研究经济史，以目前的有限阅读经验论，我觉得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以及经济人类学，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学科。前者以科斯为首，他的《企业、市场与法律》所收多篇论文已是经典之作，我常拿张五常的博雅诠释对照科斯著作阅读；至于制度经济史，我很喜欢道格拉斯·诺斯说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读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译：《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刘瑞华，对诺斯著作有较地道说明）。经济人类学方面，黄应贵先生的授课大纲深具体系与脉络（可在网络上找到）；而对历史系学生而言，卡尔·博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出版的中译本导论很精要，既可看到这位与哈耶克针锋相对的学者如何剖析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引导读者认识“实质论”经济人类学如何看待“市场”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另外，选编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重要论文的专书《共有的习惯》也极富洞识。两书都是这方面较易亲近的经典。近年来，明清经济史也出版了几部很好的专著：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书都将明清经济变迁放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架构下，进行比较与讨论，使得原先肇因于“欧洲中心论”的种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困境”论述，益发显得破绽百出。在我看来，这些发展正和《国史大纲》倡议以“温情的敬意”观看中国历史发展若合符节，而且也和人类学早已视为基本教义的尊重与体察“当地人观点”，彼此实属声气相通。以“温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历史，不必然是想为既得利益者文过饰非，也并非就是“帮闲”的文人，相反地，以“温情的敬意”看待历史，更有可能区别不同地区历史文化间的相似与相异处，进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地不同的历史遗绪。历史有用吗？“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观看历史的心态不同，有时即导致对自己与他人文化历史传承的偏见与仇视，难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日趋狭隘。我们的历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遗绪，不需自惭形秽，也毋须自大自慢，如果“见群龙无首，吉”或是“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这些政治人生哲学，算是值得把玩细聆的“阳春白雪”，那么，明清市场经济与都市文化的新发展，便算是有待重新估量的“下里巴人”，而无论“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我们对这些历史遗绪的音符结构与演奏方式，不仅常先入为主地盲目拒斥，更不用说是闻其音、辨其旨而赏其美了！皇帝制度、生产力低下……这些长久以来人云亦云被冠以“封建、专制、停滞、落后”的中国历史形容词，夸大甚且扭曲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尽管有些人之所以使用这些负面形容词，背后的确也存有意欲加速解决现实政治与经济难题的良善愿望，但是，即便是良善愿望，也不该厚诬古人，当代政治与经济沉疴，不能一律栽到传统文化头上，不断地归咎自己的历史传统，只是反映当代人逃避自己应负责任的怯懦，这也是一种自我怠惰。我们历史上有各种政经制度上的创造性转换，也不乏人情事理上的相互尊重，以及文化艺术上的活泼与细致，无论是“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如何辨识其在历史发展上呈显出来的盎然生机，有待努力的学术研究工作。即使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这些传统的乐章，但也该给人们更多凭藉，使其有较多机会认识并决定是否呵护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认识到的历史如何“有用”。史家可以为此志业贡献心力，而无需将现实政治目的投射到诋毁古人或是他者的历史文化上。 （邱澎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著有《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 南方周末
一本书,两句话■秘密书架□何兹全●何兹全，1911年生，山东菏泽人。1935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曾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1950年由美国回国，任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及论文数十篇。有一本书和两句古书上的话，对我一生读书、做学问，都有极大影响，使我一生受益。一本书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或许有人觉得，你是学中国史的，同基督教是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基督教之基础》对你会有这么大影响。但确实是这样，这本书对我确实是有极大影响，并使我一生受益。《基督教之基础》，讲的是基督教的起源，原始教会的组织、人员和生活。但书却从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讲起，讲了罗马的奴隶制度，国家生活，社会思潮，宗教信仰；讲了犹太民族受压迫和反抗活动；然后讲到基督教之起源，早期基督教会组织，教会组织之演进、变化，等等。考茨基讲罗马，讲近东，并不是像杂货摊一样，一样一样货色摆在那里，而是都和基督教的起源联系起来，使你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受益于此书的是考茨基考虑问题的思路，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以后我研究中国社会史，就一直特别注意从这两个方面着眼。任何历史问题都是它所在的社会整体的一点、一面。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着的，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地发展着，变化着，任何历史现象、历史问题，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一面，只有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才能真正透彻地了解任何一点、一面的问题。我研究历史的这两个观点，都是得益于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批判考茨基批得最多的是列宁。列宁批判考茨基是叛徒。但列宁却介绍《基督教之基础》在苏联出版，认为这部书是考茨基成为叛徒之前写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考茨基叛徒问题，我们这里不讨论，但列宁推荐《基督教之基础》，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这部书的价值和列宁对人对事的态度。两句古书上的话，一句是《中庸》上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另一句是《荀子》上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这两句话，也使我一生做学问乃至做人，受益匪浅。我把这里所说的“择善”和“已藏”、“将受”作为“真理”，择善而固执之，就是抓住真理不放，但同时又不要以你已经持有的真理（已藏）拒绝接受新的真理（将受）。这两句话，似是矛盾却并不矛盾，是辩证的、矛盾的统一。客观真理是绝对的，但一个具体时代的人所认识的真理却是相对的。人所认识的真理，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这也和一粒之小，“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样。一本书：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两句古书上的话，《中庸》上的“择善而固执之”和《荀子》上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使我受益很大，愿推荐给读者。[南方周末]
书中乾坤大 南方周末　
　 15:32:57 ■秘密书架□余英时读书的经验因人而异，介绍公认的&必读书&是很难的。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19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都曾热闹过一时，但在专门研究国学圈外究竟产生过多少影响却不容易估计；即使在专门圈内，其效果也难说得很。所以1925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卷，便讽刺地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并不想学鲁迅的笔调，不过对他的窘困却是同情的。现在只说我个人的经验。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大概是年间的事。当时阅读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浅尝辄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在1952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还没有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思想正处于最冲突、也最混乱的状态。所以中国传统的、西方的书刊我大致都接触过。《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读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写照。现在回想起来，惟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某一部或几部书对我起过&顿悟&的作用，也没一位或几位古今中外的大师使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境界。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是多么伟大。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用杜甫&转益多师&这半句诗作为总结。不过读书必须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门学问中都要选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兴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识途径者请教。这在今天并不是难事。上面的说明虽是我的早年经历，其实大体上也通用于中年以后进入专门研究领域的阶段，不过有&多惑&与&少惑&之别而已。总之，我一生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多方面摸索的过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彻大悟的境界则从未到达过，这也许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始终支持着这个摸索过程的动力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求知乐趣。最后，我也愿意介绍一部书，但不是我早年所读的名著，而是本偶然读到的新作。公元2000年美国出版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森的《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中文版猫头鹰出版社发行，郑明萱译），写的是五百年来西方文化生活的演变史。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更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位93岁高龄的博雅老人一生读书和反思的最后结晶，他面对着西方文化价值受到全面质疑的今天，提出了他个人的观察。我不可能在这里介绍这部800页的大书，有兴趣的读者必须自己去发掘它丰富的内容。此书深入浅出，大可雅俗共赏。后现代派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其中某些论点不甚相契，但这是不相干的。我推荐它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窥测西方人文修养深厚的学人究竟是像什么样子。此书出版是当年美国文化界一件大事，报章和电视都有评论和访问。中国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这是一块大可借鉴的他山之石。顺便介绍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国，十三岁移民美国，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文科领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这部令人百读不厌的《从黎明到衰颓》，现在有中译本了，这是使我十分兴奋的事。这部中译本完全对得起原著。我抽阅了译本的有些篇章，并与原书比勘之后，我发现译者的巧笔很能尽原文的曲折。这是一部很难译的书，因为其中充满着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专门名词和典故。但译者都能反复推敲，最后以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读了这部译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对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演变，获得一种有深度的认识。
学生时代的读书记忆
南方周末　
　 16:11:46 　 ■秘密书架□任东来任东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美国研究学者。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外交、美国宪政、中美关系，出版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和《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等著作。我成长在“文革”后期，青少年时代基本不读书，也无书可读。混到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大学恢复招生，有幸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1978级同学，特别是文科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主体是所谓老三届（年间高、初中学生），这些人中不少是同学中的“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在他们面前，我等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小字辈实在是白丁一个，相形见绌。于是，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为此，古代的典籍学过一些，但大多似懂非懂；马列经典啃过一点，但基本上只是皮毛。那时，时髦的近现代西方名著是不能不涉猎的，但记住的也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术语概念，惟有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挑战－应战”理论还牢记在心。从大学一路不间断地读下来，十年后，居然读成了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史学博士，跻身于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之列。随后便成为职业“读书人”，整日与书为伍。但读书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大学时代的读书更多是“为读书而读书”，功利性不大。一旦谋得大学的教职，由于制度的因素和生存的需要，读书便成为工作的工具，为论文、为上课而读书，书是读得，或者确切地说，是看得越来越多，但印象却是越来越淡薄，影响所及也只限于完成论著和上课而已。回想大学的十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论著既不是中外文学名著，也不是华洋社科经典，恰恰是那些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和直白浅显的学术著作。所谓影响，无非就是自己读后有一种“原来如此！”或者“还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大学高年级时，一套出自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多元而不至于解体，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多样且可以繁荣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如此混杂却不至于四分五裂。由此，这样的感慨便引导我走上了美国研究的学术道路。大学毕业，又有幸进京读国际关系研究生。当时物质条件依然简陋，情感思想一片困惑。一本初版的《傅雷家书》简直就成了自己的修身指南，让骚动不安的心灵有了宁静的港湾。傅雷先生那清丽的文字，谆谆的教诲，深深的父爱，让我终身受益。如果说《傅雷家书》是那个时代我的感性圣经，那么，陈有为的《基辛格评传》似乎给我指出了职业的梦想。这本精炼生动的小书，激起多少国际事务研究生的外交智囊梦，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领导人。然而，读完美国学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智囊梦便烟消云散。这个美国国际评论界的巨擘，年轻时一度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效力，帮助其勾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最后他发现，“学者想控制政治，其结果却是政治控制了学者”。从此，他放弃幕僚角色，走上了以旁观者的身份纵论天下大事的不归路。智囊梦是破碎了，但是，学术何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彷徨之际，无意中翻阅到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的长序，才知道他老人家年轻时也有如此疑惑，并最终在学术的实践中发现，学术的目的就是求真而非求用，“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原来，学者的职业目标就是“为学术而学术”！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依然相当贫困，大多数国人仍然在为温饱而苦苦劳作，同时，学术与现实结合得也异常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一个有心“报效”国家的青年学子来说，为学术而学术无异是一个很不现实的高贵梦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我辈发展中国家学者无法摆脱的一种情结。于是，读了洋书，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书，以便弄清楚究竟哪些洋玩艺可以为我所用。通过孙越生先生的介绍文章，我找来了中国经济学先驱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该书剖析和点评了中国政治的思想传统和制度背景，其对官僚本质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让人拍案叫绝。王书虽然以古喻今，但毕竟只是谈论古代中国。这一遗憾在我读完蒋廷黻旧作《中国近代史》和陈旭麓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之后，终于得到了弥补。两书都从近代世界的发展大势立论，讨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中西冲突和新旧对撞。蒋书以外交为主线，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篇幅不过百十页；陈书以新旧对立、冲突、交替为主线，展开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叙述，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写得畅快淋漓。如果说这三本书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们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历史学的厚度，辅之以政论家传神的文笔。
好书没秘密南方周末　
　 15:02:48■秘密书架□缪哲：1965年生，198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谋食于河北电台、河北省社科院、杂文报等单位。现学习中国美术史。译有《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等。我见别人谈读书的经历，多从四大名著的某著开始。这让我很羡慕。但我不生于读书人家，小时见的书，全套的毛选外，只有一本那时的“经外典”《鲁迅选集》。我本来的理想，是当一名泥瓦匠的，平生的大愿，不过砌墙砌得溜直而已。但读了书中《论秦理斋夫人事》后，深以为这叫鲁迅的人，似比我崇拜的张师傅高明。这一转念，就让人间多了个蹩脚的写者，少了名垒墙的大师。具体地说，我读这书的收获有四：一、懂了识字才是硬道理（书中有十成一的字，我当时是不认识的）；二、知道了鲁迅是共产党；三、还认识了个叫梁实秋的人，是蒋匪一帮的；四、作文要善用词，造句子得铿锵有节奏。这四个收获，于我后来的影响都很大。第一个收获，是让我把开蒙以来的光阴，多用于识字了。第二、三个收获，后来则让我因而想，这做人没有信仰，终归要受骗的。文献不足征，信息有屏蔽，人的智力，也有未及者，倘不先有一套关于好坏、是非的信仰，想单凭着“事实的真相”断真假，则不当傻子者几稀。这样我就有了信仰。这个信仰，我称作我的“奥卡姆的剃刀”，迄目前为止，我每回操刀一割，未尝不是豁然而解的，很灵验。至于作文善用词，造句有节奏，则总也做不到，故有“王式轻来”之悔。但学砌墙已晚，已无“潘岳遂初”之志了。于我有大影响的第二本书，是韬奋的《经历》。其前半部写的，是作者苦学的生涯，后半的内容，是他如何做记者，以影响蒋朝的政治与人心的。这一本书，我当了我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励志书读，结果这害苦了我。大学毕业后，我沉浮于新闻坛里多年，不成一事，直到某报当权的诸公夺了我的五斗米，这一段少年的情结，才算有个了。我恨我当时学浅，只知韬奋有《经历》，不知韩非有“说难”。高中不是读书的年龄，所以不谈了。大学里占用我时间最多的，是经部类书。经书不好读，那时的教授们，又多宗汉学，析词论义，卑之无甚高论。如今喧阗于人口的“今文”啦，“公羊”啦，我那时只知其名目而已，故这一段读经的经历，就成了小学识字课的延续。我识了不少字，也知道了如今的“轻唇”（辅音发f的音），古代概读为“重唇”（读p）。至于说这鸡零狗碎的知识外，我于经书还有什么心得，那就是“没有”。我智力差，经书里的字，每有不识者；又生于这七荤八素的时代，想问题的方式，总凿枘于孔教的大义；故活剥刘文典教授的话说，“这经书是不可能读得懂了”。至于偏有人读得通，而且有心得，又能用于修齐、治平、起世运之衰、开童子之蒙，则我除了佩服，没别的话讲。我得于中学“文史课”的思维之训练，是“胡批乱侃带吓唬”式的。每读一段文章，不是找它的“可批点”，就是找它的“可捧点”。这一套读书的办法，当我遇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就彻底不灵了：我简直一句也读不懂。所幸我当时学了点《老子》，明白些“上善若水”的道理，于是我想，这路上的岩障，我既砸不成碎石头，用作我批侃的基础，那就索性让我的思维，像水一样曲顺它吧。这顿悟式的一刹，是我一生读书的转机。我后来能读一点西方的经典，并略解其意，功劳要都归于索绪尔。至于书的内容，则我读完就忘光了。正所谓思维如刀，书籍如砥，想磨刀的人，是不必太计较砥的材质的。软硬、滑糙适度就好。还有本于我关系很大的书，就是杨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是杨先生为研究生授课的讲义，后由北大出版。读此书不读彼书，多是偶然的，故读这书的因由我忘了。然而这一本书，却激起了我对十七世纪英国的好奇，后又波连于十八世纪。先是文学性的书，后及于历史。英国人谈政治，总是“利”字当头，不大“修辞以立其伪”的。故政治与社会的运转之逻辑，往往不着一丝地裸在你眼前，不是白痴就能看懂了。我智不过泥瓦匠，故这一段历史，恰可作我政治观、社会观的蒙书。我用我读书的心得，去想我见于、或闻于现实中的事，以前不懂的，如今大体上懂了，或自以为懂了。至于柏克说，论政治的智慧，自由社会的杂匠，每胜于专制社会的大臣，则我既未侧身于前，也未忝列于后，说傻话轮不到我，智慧的话我不会，就恕我不讲这一段读书的心得了吧？从识字以来，我读书的经历有30多年。好书读了不少，坏书也见了很多。我所谓好书，是谁都希望自己读了、又谁都不想读的书。故我上面只谈了谈是哪些书，引起了我读好书的兴趣，或领我上了读书的路的。至于什么书好，则每个人都清楚，并希望自己读了，或真的读了。坏书有秘密，好书没秘密。至于说这好书，你是怎么读成的？那我倒是有个独得之秘：我多年做一名小编辑，每天的工作，不过对着纸面，改一改错字、医一医病句而已。即便学了一口学问的“时样语”，能用高深的词，会谈玄虚的理，我也没地方去显摆。无奈之下，才读了读好书。假如用得上，我又何尝不想读坏书呢？
雅斯培与梁任公——文明的起源与文明体系的成长 南方周末　
　 10:08:05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198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心路历程》、《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历史分光镜》、《汉代农业》、《转变中的古代中国》等。 ■秘密书架□许倬云每逢有报刊要我开书单时，我总觉十分为难；因为我总觉得每一本读过的书，都曾对我有所启沃触发，选择任何一二本，都会“亏待”未列入书单的著作，《南方周末》找我开书单，我久久未复，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我的史学兴趣是社会史与文化史；这一范围的史料，小大不拘，处处有反映一个时代的信息。经典名著有其永恒价值，破铜烂铁，残砖碎瓦，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我读书杂乱，著作也少佳作，均由于自己选择的研究园地的特性。近几个月内，为了撰写《中国文化史简论》，自己确定了一些讨论的角度，亦即中国文明体系的特色及其成长增高的过程，在这一课题下，发展的一系列观念，实得益于两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谨将自己最近的心路跋涉的两个路标，介绍于《南方周末》的读者。第一本著作是雅斯培（Karl　Jaspers　）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雅斯培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毕生发展了积极性的存在主义。这本《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出版于1949年，其中少见引经据典，也无咬文嚼字，却清楚地标出自己的看法。所谓“历史”，在这本书中，其实也相当于人类的文明。他主张是在某一些地区的人类开始提出有关人天关系的超越议题之后，才出现了人类社会的几个主要文明体系，包括中国的孔子，犹太人的先知，印度的佛陀，古希腊的哲人。在这些文明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经历始是有其意义。雅斯培的主要论点，其实不仅在这古代的突破，而同样指出眼前正在开展的大突破，亦即科技文明将是人类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导致人类社会的大整合，终于趋向为一个共同的文明系统。雅斯培指出的现代大突破，如众所周知，正在加速度的演进中，在世界各国都还在民族国家体制的制约下，致力于撕裂人类共同社会时，雅斯培预料今日的发展趋向，诚可谓洞见卓识！我在治学方面，当然受“古代大突破”观念的启发，但是我也有不敢苟同之处：孔子、佛陀、先知、哲人……都有其“打前站”的观念，逐渐累积为足够的知识能量，而有关键性的突破。雅斯培将“古代大突破”简约为那些先哲的时代，却忽略了前面的发展过程，这是可以商榷之处！另一本我要提出的著作是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这篇文章在他的《饮冰室文集》之内，原是他拟撰中国史的基本框架。梁任公将中国历史，看作一个中国文明持续扩张的过程。由古代中原的中国，发展为秦汉以来中国的中国，又扩大为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最后将是世界的中国。这一扩张的过程，梁任公并未十分明白地界定何谓中国，它是以民族（区分）？还是以政治版图（区分）？还是以文化内涵与外延（区分）？我自己则选择了从文化内涵与外延，探讨文化因素的日益丰富与复杂，以及中国文明体系与其他文明体系之间的来往取予。我不愿由“民族”的定义着眼，因为民族不能不以血统界定，我也不愿以“国家版图”为定义，因为这样的扩张论，最终难免有宣扬帝国主义的严重后果。我从文明体系的内涵与外延讨论，庶几理解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在取予之间，能有不断的滋升，并且我也盼望，有所理解，及各处人类能互相欣赏与彼此包容，终于有朝一日，大家一起进入大同世界。两位学者的人品，也令人钦佩，梁任公先生一生行谊，中国人都很熟悉，为学从政，均有本末，其于中国现代启蒙之功，更足称道。雅斯培于希特勒最猖狂时挺身批评，遂自我放逐于瑞士，其行为完全符合其人文修养，堪称仁者仁学的实践。这两位哲人留下的智慧，都有其值得咀嚼之处，雅斯培的“文明大突破”观念，已为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反复讨论，在过去十余年中，为了这一主题而举行的学术论坛，已不下十余次，梁任公的中国文明扩张阶段观念，则至今尚未有中外历史学界集体探讨。二十年来，我不断介绍梁任公的理论，可惜至今少有回响——我始终引为憾事，希望《南方周末》的作者与读者有以教我。
我最喜欢的书 南方周末　
　 11:35:14 黄春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著有《现代经济学入门》（与干学平等合作，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秘密书架　　□黄春兴记得曾有位研究生问我：“老师，您怎么会喜欢上经济学的？”他在课堂上学习的教材，过半数是和真实世界的经济情势不太相关的数理模型。学了这些模型，若说就懂了真实世界的经济运作和现象，无疑是自我欺骗；如果还想进一步利用这些数理模型去改造社会，那不仅是荒谬，更是毒害。我知道，他正陷于迷惘之中，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所学到的数理模型真的有用，也就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走经济学这条路。回想自己是怎么走上这一途？从工学院毕业时，自己还年轻，年轻的本钱就是傻劲和义无反顾。那时，也和现在一些有抱负的学生一样，认为只有经济理论才可以改造社会，也就毅然投入。如果可以将经济活动写成方程式，让计算器去计算复杂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所求出的解来控制社会，不就能创造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一直到拿了博士学位后都还这样想。现在回想，当时我若先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许会早几年改变想法。遗憾的是，没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要我去读《国富论》，反而要求我去修几门数学课，像Real　Analysis和Stochastic　Process等课程。那时，我也和这位学生一样的迷惘和犹豫。对我来说，《国富论》真的就是一本“古典名著”——知道其重要性却无缘阅读的书。我不是亚当·斯密的嫡传弟子。改变我并让我开始热爱经济学的是布坎南（J.M.　Buchanan）和塔洛克（G..　Tullock）的《同意的计算》。当我回到台湾，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的课程是公共经济学。第一年，我照着求学时整理的教材授课。学生们都觉得这些数理化的教材有系统，内容也清楚；可是，这些教材却愈来愈无法说服我。我尝试着寻找替代的内容，而首选自然是正欲振翅高飞的公共选择学派。就这样，我开始阅读《同意的计算》一书。“同意”，这是从未在脑中出现的概念。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不是应该来自精细的计划和严格的控制？怎会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同意？在同意的前提下，精细的计划不就难以推动了？从这本书，我了解到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真正意义，是在于个人在生活上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除此外，其他的说词和政策都是对个人的否定。个人是会计算的，而计算的目的主要在增加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难免冲突，而不同个人的感动也不相同。因此，在个人的计算里，不仅该包括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也必须妥协于他人的利益和感动，让他人也能同意自己的计算。虽然《同意的计算》这本书开启了公共选择学派，也为宪法经济学铺了路，但我当时感动的不是它在这方面的成就，而是让自己放弃那些坚持已久的计划和控制的错误观念。之后，我逐一阅读布坎南的著作，也回头探索经济学源头的古典自由主义。布坎南的著作中，隐隐约约地呈现着他不同于哈耶克（F.A.　Hayek）的论点，偶尔可见直接的批评。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50年代就引介哈耶克的思想，但和当前内地学界一样地偏重于他的政治思想。哈耶克是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布坎南的异议引导了我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尤其《自由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自由的宪章》的台湾版译本由哈耶克的嫡传弟子周德伟执笔。很有意思地，他不称翻译，而称达旨。由于周德伟的文笔典雅华丽，强化了该书对我的吸引力。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提到，哈耶克写该书的动机萌芽于他在埃及完成的前几章。我认为该书的中心应在第三章《进步的通义》。在这一章里，他清楚地提到：“进步的程序，有如次述：新知识、新发现及其效益，仅能徐徐传布、徐徐展开。多人之愿望，有待于极少数人之新知，方能实现。极少数人开创新的可能性，并非自开始即为社会一般人士所习知，故亦无从分享其利益。”可以说，哈耶克在这一章里充分表现了奥地利学派关怀经济和文明进展的精神，不仅将企业家精神引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也埋下他日后从发现程序去解释文明的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的种子。布坎南关心的是个人在政治市场中的自由和价值，但由于政治市场并不完全同于商品市场，因此，他的自由理论也就必然紧随着社会契约论。这是很正常的，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人民的“公民不服从权力”辩护时，也是采取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同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不从政治市场切入，而是从商品市场切入，指出：进步必须依循着市场的演化程序。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下，任何的新观念才能自由地进入，并在个人的自由选择下胜出或遭淘汰。他称这过程是一个“文化演化过程”，因为文化是政府难以介入的领域。这个文化演进过程表现在人类的许多重要成就上，从市场和货币的发现，到语言、规范、法律的形成。从《同意的计算》到《自由的宪章》，我了解到市场的意义不在于价格和资源的配置，而在于指向新的发现和文明的进展。对经济学的信任强化之后，我更热爱这门学问。顺便提一本非经济学的书籍《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这位女哲学家就是刚提到的汉娜·阿伦特。这本书不是为了报道阿伦特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师生恋情，而在剖析为何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会极力替拥护法西斯主义的海德格尔辩护。没有人能够否定爱情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在哲学上难得的创见是人类追寻文明与进步不可或缺的资产，虽然他在政治选择上犯了错。
载日《南方周末》我的十种“秘籍”——为《南方周末》“秘密书架”而作江晓原我很喜欢“秘密书架”这个名称，它使人联想到“枕中鸿秘”之类的古代故事。那就将曾经对自己颇有帮助的书，挑10种出来谈谈——其实每一种都可以是一类书的代表，只是这里谈的都是让我喜欢的；还有些书也极有帮助，甚至帮助更大，但是面目不那么可人，回想起来不那么令人亲近，就不能入选了。所谈之书，都是多年前读过的，先后顺序大致是按照我阅读的年代排列。1、《左传》　从形式上看它是对《春秋》编年记事的补充，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政治、外交智慧，哺育了中国的帝王将相2500年。不过当年最打动我的，一是书中所记各国使节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辞令，二是作者记述纷繁事件所用的文笔。前者分寸之准确、措词之委婉，今日绝对无人能及；后者则处处简洁明快，却又涵义丰富，表达、褒贬，俱臻佳妙。比比《左传》中这些辞令和文笔，今日的众多作品（包括那些名满天下的）那就实在太丑陋了——简直就是没文化啊！2、《西厢记》　二十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被《西厢记》迷得神魂颠倒。从“王西厢”到“董西厢”，从《会真诗》三十韵到赵德麟商调蝶恋花，我尽力收集一切和《西厢记》有关的材料，直到元稹的艳诗“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之类。后来我发现，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3、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Arthur Berry著，初版于1898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缺乏一本达到专业水准的关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文读物（这个局面直到今年《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中译本出版才有了改观），所以Berry这本书虽然是“过时”的，它却是我学习天文学史的入门书，同时还兼充操练专业外语的教科书。当年我读此书确实获益匪浅。此书由320个小节组成，每节一个问题，这种写法以后就不多见了。作者的见解，我后来认为也是相当通达的。4、《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伽利略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假托在四天中三人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形式（想想柏拉图的对话和著名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碍，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此书的写作技巧也极有可取之处。可惜的是这本29年前出版的书至今未能再版。5、《西方哲学史》　罗素的这部哲学史，是所有有中译本的西人哲学史著作中最精彩、最让人读得下去的。对一个不以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读物，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罗素自己就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为人又风流浪漫，因此他的文笔也是大胆奔放。我心目中此类书籍的最高境界，可用九个字概括之：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此书可算已经达到这一境界。6、《万历十五年》　它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写“学术论文”眼看将成为我的职业行为，为此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就别想读下去。“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7、《天龙八部》　15部金庸小说我当然全都读过，其中许多部还读过几遍。因为《天龙八部》是我认为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的，故拿来作为代表。金庸小说最令我着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笔下的武林世界，与当代学术界有着高度的“同构”；二是他总是让他喜欢的主人公“吃亏是福”——每一次痴情，每一次献身，每一次犯傻，都成为走向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契机。段誉和虚竹，都是这两点的集中表现者——事实上几乎每一部金庸小说中这两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8、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秘戏图考》）　对于我的“第二专业”来说，这当然是必读之书。全书共三卷。卷一为“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为中国古代与性有关的文献之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之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解。卷二为“秘书十种”，皆为该书作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抄录的中文文献。卷三即明代春宫图《花营锦阵》全册。全书自首至尾，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高氏亲笔手书影印。考虑到后两卷内容不宜一般公众阅读，高氏未将该书公开出版，仅在东京私人印刷50部——由他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我所读的是后来台湾朋友帮我弄来的影印本。9、《阅微草堂笔记》　多年来，只要是历代笔记小说的排印本，我见一本买一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历年所出，几乎搜罗无遗。我通常在车上、枕上和厕上读这些书，读到有价值或有趣的材料，则随手在书后作上索引。在我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颇得益于此一习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之先进、文笔之诙谐、材料之丰富，皆属上乘，故堪为代表。纪昀虽不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其文字则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10、《西方正典》　作者是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的布伦（Harold Bloom）。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此书至今未见引进中国大陆，我读的是台湾版。书中的理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其论述则达到了我前面所说的“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九字境界——事实上这九个字我最初就是从《西方正典》中归纳出来的。
罗志田：姑妄言之
——历史专业本科生可读的一些书（南方周末·秘密书架） 说到开书目，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鲁迅当年“开不出”的回答，那当然是针对当时媒体和舆论界一些倾向有意“说不”，其实他私下也曾给朋友许寿裳的小孩开过书目，计12种，且均是旧书；这又与他所说的青年最好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名论相悖，但那同样是有针对性的：不仅因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且当时“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鲁迅深知群体“认同”的巨大影响，当年肯开、敢开书目者，恐怕也不乏“妄人”，所以他不愿在特定场合有同类行为而沦落到与此辈为伍。 其实鲁迅并不真正反对开书目，即使不够趋新且曾遭其质疑的“国学”，他也认为可以开一些，并曾“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但“结果都不满意”。他婉转影射胡适曾经开具的庞大“国学书目”说，“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所以，书目还是“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糊涂”。 不过，如果开书目者不是自居指导地位，而是以曾经读书的“过来人”地位出其经验教训，为今日面临“读书”选择的年轻人提点参考建议，即使其中仍不免有“妄人”和“糊涂虫”，也不十分可怕。若能出现更“多元”的书目，似乎也是理想的状态。且今日世风已变，读书人一呼百应的局面早已不再，其所开书目必无当年那么多人追随，则其正面负面的影响本也有限。岂不闻“难得糊涂”一说，“糊涂”境界固非易得，姑妄言之。以下提到的书，不求全面，且必有偏见（因久已无看“闲书”的时间，尤其近年出版的文学书籍极少触及），不过供参考而已，各人恐怕还是选择与自己兴趣相近者读之最好。 以今日中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大学生的实际水准，本科教育大概会越来越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素质当然与知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但未必以知识（特别是所谓专业知识）为核心。故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读书范围，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学方面不可。我同意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开卷有益。本科期间，不妨尽量强化一些基本技能（特别是与文科学生今后的择业直接相关的中、外文口头和书面表述能力），读书以泛览为主，很难说什么是必读书，最好尽可能多读。 我想，《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增广贤文》这些过去的蒙学读物，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中与人生日用最直接相关的理念，虽不一定都特别“高尚”，却是应该了解的。进一步言，如果可能的话，孔孟老庄四位的作品都以不求甚解之法熟读为宜，以后受用无穷。 中外小说所谓名著都可读，最能了解与我们时空不同的文化，特别是那些人的生活习俗和思想心态。我特别推荐读一些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到金庸的均可读，应能了解到一些中国文化中“荐绅先生”不言的层面，对真正的道教（非学院派教师爷所说的道教）和民间宗教的认识或有助益；尤其各时代“练武之人”的一些基本心态和观念，至少有助于了解战国至秦汉时代的社会（尽管金庸所写的时代皆晚，但“游侠”是司马迁和班固为之立传的社群，到《后汉书》则无，说明两汉之间社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些精神和观念当在民间流传，而各类武侠小说中多少都能看到一些）。 关于外国小说，报纸上说今日青年中已有人觉得巴尔扎克的小说晦涩难读，使我感觉有些可怕。这大概不全是阅读能力的问题，或提示着求知方向的转移（如怎样获取“第一桶金”的传记，尤其出于美国者，便是许多少年的新宠）。但年轻人也不必自卑，当年胡适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以为“甚不易读”，甚至感觉“非有耐心，不能终卷”！这部分或因他把小说当成俄国社会史来看，与我这里所说相类，都是“功夫在诗外”的取向，文学家恐怕是要大摇其头的。 我这一代人少年时读得较多的恰是我们近邻俄国的小说，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似与史学较近；观其如何安排宏大的场面，而不时穿插日常小事，巨细浑然一体，至为融洽，今后写论文及专书时正可学而习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长于内心世界的描写分析，欲治思想史者读了当有助益。此外，侦探推理小说可视为作者和读者的智力竞赛，欲治考证者可多读，也可帮助一般人养成巨细不遗的逻辑思维习惯（到了看一半即知结局的程度即已在竞赛中胜出，可以辍读）。近年翻译较多的博尔赫斯著作以智慧见长，颇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喜欢参加辩论和接受媒体采访者尤可多读，因其中不少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思路（层次当然较高），应付媒体至为合宜。 所谓专业书籍，很难确定何者当读，何者不当读（有些书如《易经》和专谈性理的理学、心学书籍，也许不适宜多数本科生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可通读或选读，却不一定作“专业书”读。通行的教科书其实最不必读（许多老师一定不同意），但为考试似乎不得不读。研究历史当然最好是读原始材料，不过，未入门者或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近代通人中，文字较流畅的至少有：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胡适，他们的书以至少翻阅一下为好。 其中最宜读的可能也最易读的，或要算《章太炎的白话文》。太炎本以魏晋文章名世，他自己也颇以此自负。但在传统断裂日益严重的20世纪，颇具煽动性的章氏文字不久即以难读著称，知音日稀。惟在辛亥革命前夕，太炎也一度曾与弟子钱玄同等在东京办白话杂志，专门为旧学不深的留学生说法。其实表述方式的更易，并不意味着著述内容的差别，学问深邃者在针对“外行”或初学者有意浅出时，未必就会降低其学术识见以逢迎接受者，反往往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和盘托出其最有心得的结论，只是略去了专门家感兴趣的具体考辨和论证而已。 若欲读更专门的，中国古代史家当读的有王国维、陈寅恪、蒙文通、傅斯年、徐中舒、顾颉刚、吕思勉、钱穆、陈垣、郭沫若等，可择性相近者读之。与我们表述方式相类的当世学者中，三联书店正在推出的六本余英时先生论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现代儒学的回顾展望》），甚可一读。近现代史的著作稍难确定何者当读，因为对近现代史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是20世纪的事，尚不及百年；积累太浅，迄今未能出什么大家（专治近现代史者或未必同意）。这样，中国近现代史是处在一个什么人的论著都可以不读、若进行研究则所有相关论著都不能不读的境地，自然也难有书目可开列。不过近年出版的王?森所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识见和文笔俱佳，值得一读。 罗志田 四川大学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有：《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文化与学术》、《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南方周末
对我影响最大的四本经济类书
10:15:04 ） 稿件来源： 南方周末
□StevenN.S.Cheung 朋友要求我选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3至10本书，品评一下。是明知故犯的要求：我30多年没有读书了。不读，不是懒得读，更不是没有书值得读，而是刻意不读。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有思考的时候，而集中思考时最好不读书。这是我的治学方法。然而，1960年代我读过很多书，好些日子住在图书馆里。读得杂，读得博，也读得深入。做研究生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老师艾智仁与赫舒拉发。他们写书，有名著，但我没有读过。当时读得天昏地暗，只是不读老师的书。理由充分：我是他俩的入室弟子，怎会不懂得师父的真功夫？没有听过少林寺的大弟子拿着方丈大师所著的拳经剑谱翻阅的。当年遍读群书，废物甚多，精品也不少。今天回顾，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四本可以相提并论。让我说说这四本书吧。（一）斯密的《原富》，又译《国富论》（AdamSmith，TheWealthofNations，1776）。以搞大学问而言，我读过的书以此为首。洋洋千页，作者文字顶级，流畅古雅，幽默生动，才气纵横。不容易想象有人可以写出那样博大精深的书，真的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不认为作者是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有大智大慧。智商高是雕虫小技，作品再精彩也不容易传世，但大智能是另一回事了。《原富》出版了227年，我们今天还值得读之再三。它是一本包罗万有的书：以经济分析为主，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历史、哲学等，皆有见地。作者对历史与世事知道得非常多，而观察力之强是我平生仅见。将包罗万有的世事综合起来，加上智能的判断与阐释，创立了今天大致上还存在的理论架构，写得浑然一体，而这竟然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可谓奇迹。《原富》是欧洲工业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美国民主独立大争议的一个大时代转变的产品。作者未进军经济学之前已经是苏格兰一位家喻户晓的教授，以心不在焉的品性大受欢迎。40岁出头得到贵人授予足以舒适生活的退休金；花了12年写成《原富》。大智大慧，作者以进化论的思维来阐释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与制度的转变，影响了达尔文及整个欧洲的思想发展。伟大的论著就有这样的便宜：作者引用的史实有错漏，价值的理念拿不准，争取私利所需的边际分析是作者死后才有的，但因为是《原富》，这些不足之处微不足道。我是从《原富》学得什么才是大学问，为了多知世事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下笔为文从来不发明术语，文字但求古雅清楚，而不自量力，为了要与《原富》较量一下我写了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Marshall，PrinciplesofEconomics，1890）。作者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家。作者的其他论著皆不足道。经济学学生今天熟知的需求弹性、长线短线、吉芬物品等等，都是此公发明的———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虽然有数学家的本钱，却重视经济内容，把所有方程式放在脚注与附录里。这部巨著有非常完整的理论架构，分析层次分明。今天懂经济学的人提到马歇尔传统（Marshalliantradition），是指有架构有内容的经济学。虽然马氏热衷于改进社会，他把解释行为作为大前提。作者对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的坚持，后来成为维也纳科学方法论的基础。马歇尔的巨著也是有缺点的。吉芬物品的存在误导了后人，而在书中此物品与其他部分的分析有矛盾。长线与短线的处理，避去了重要的交易费用，也误导。均衡、成本、盈利、资本、上头成本等理念，都拿不准，而理论架构的设计虽是前无古人，但棱角过于分明，不能浑然一体。重要的是，没有谁细读马氏的巨著之后会不懂经济学。我是个正统的马歇尔传统的人，自己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修改与补充马歇尔。这工作我做了数十年，他对我的影响可谓大矣！（三）费雪的《利息理论》（IrvingFisher，TheTheoryofInterest，1930）。以历史时间算，作者是第二位伟大经济理论家。马歇尔的传统起自斯密（1776），经过李嘉图（1817）、密尔（1848）等天才的发展，到马歇尔（1890）而达大成。这是英国传统，很一贯。美国耶鲁大学的费雪走的是另一条路———欧洲大陆的奥国经济学派的路———到费雪而达大成。费雪绝对是个天才，多产，作品无数，皆精彩，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息理论》。这本书文字清晰，逻辑井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理论简单但有深的层面，二是概念一般化到尽头，很有说服力。资本、收入、利息、投资等概念，到费雪而成绝响。这本巨著有沙石。是我之幸，老师赫舒拉发是当代的费雪阐释第一把手，在我不厌其烦的质疑下，这些沙石都清除了，使我后来顺利地写成《经济解释》卷二的第一章。是的，马歇尔的资本的理念有大问题，因而在成本、租值等概念上也有问题。当年我是搞通了费雪再回头搞马歇尔的。（四）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MiltonFriedman，PriceTheory，1962）。这是本奇怪的书，不是巨著，是弗里德曼的学生的笔记，经过弗老整理后在1962出版的。1961年我先读“非法”的笔记，次年再读整理“合法”版，前前后后读了十多遍。这本书是纯马歇尔传统经过芝加哥的蹂躏，骤眼一看面目全非，其实是为了解释现象而把马氏的理念改进，把重点再定位置。要知马氏虽然高举解释世事为经济学的重点，但他对市场现象知道得不多，马虎，没有真的做过验证功夫。后来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其实就是马歇尔加上事实验证。理论归理论，验证归验证。非常美观的理论，引用于验证时可能缚手缚脚，不管用。弗老的《价格理论》是向“管用”那方面走了一大步。他把奈特的盈利界定出局，把马歇尔的租值重新定位，把成本与竞争的关系搞清楚，也把吉芬物品放进废物箱去。是的，在认识弗老之前，我从他这本书学得怎样拿重点，学得怎样转换角度看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开始体会到经济解释是怎样的一回事。实不相瞒，我的实践学术生涯是从不再读书的30多年前开始的。到处看世界要靠自己的观察才作得准，避书有利。为了推出假说作验证，要修改前贤的概念，简化他们的理论，避书也有利。天下的学问五花八门，乱七八糟，要占为己有，像选女人一样，不是佳人是不值得谈恋爱的。
版权所有(c)2003冯象新天方夜谭不上书架的书冯
象冯象，上海人。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律博士(J.D)。著/译有《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北京三联，1992)，《中国知识产权》(英文，Sweet & Maxwell，1997，增订版2003)，《木腿正义》(中山大学，1999)，《玻璃岛》(北京三联，2003)及法学评论、小说诗歌若干。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及竞争资讯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兼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我向来买书不多，大约是少年远行，长期居无定所的缘故。德国谚语：搬家三趟，如遭火烧。书最重，每次搬家都不得不“处理”一批。与其忍痛割爱，不如不买，我想。于是就越发依赖图书馆了。但是昨天数了数，家里居然摆了七只书架，而且插在那里的书好些还崭新的没画过杠杠，没插字条，没读过！真是惭愧。再检查一遍，书桌上下、沙发周围、茶几、窗台、厨房、厕所......处处是书的领地。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有个编辑朋友问，哪些书对我影响最大，希望谈谈，向读者推荐。我想，根据上述观察，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大小，与我“亲密接触”的程度，不妨以它离开书架的时间长短，跟我书桌上那两盏台灯的距离远近来定。所以我现在坐回书桌前面，就手边堆着的书一一看去，觉得可以举出四本来同读者谈谈体会，即《史记》、《共产党宣言》、《圣经》和《神曲》。《史记》中国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无韵之离骚”了(鲁迅语)。什么时候开始读，记不得了，大概在初中一年级，文革开始之前。因为文革爆发，先父即被“揪出”游斗隔离审查，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造反派轮番抄家，信件手稿通通抄走，书柜全部贴上封条，而那本《史记》选读是没有被没收或封存的。我上山下乡去云南的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红卫兵将他押回家来，在主席像下开批判会，要我同他划清界线。我未吭声。临走，父亲说了几句广阔天地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但当他听说我行囊里除了红宝书、赤脚医生手册之外，还有鲁迅、《史记》和英语词典，即面露欣慰之色。后来知道，他在“牛棚”里常默诵《报任安书》激励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对太史公的偏爱就更深了，尤其钦佩他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种“倜傥非常”的人格。但那本选读，却早已不知被谁借走或遗失了。一九九八年返北大讲学，沈昌文先生陪同至国林风书店浏览，见新复刊的《中华活页文选》中有《报任安书》并《太史公自序》一辑，顿时往事一一来到眼前。回到上海，立即系围裙掸灰理书，从书架上取了一套父亲用过的上海文瑞楼版《百五十家评注史记》带来美国。从此又得以随时受教于太史公了。《共产党宣言》我在云南乡下自学英语和法语，每月将作业(翻译和作文)寄到杭州，请我的姨夫王承绪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精通数门外语。他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等好几顶“帽子”，但抄家批斗之余，尚能“改造使用”，做一点翻译工作，故可以当我的启蒙老师。我那时用的英法文词典和读的原著，都是他赠送的。我一头钻进外语里去，中文就受了影响，信也写成“洋腔洋调”的了(母亲语)。父亲在囹圄中得知，建议我对照中译本，学习(恩格斯亲自校对)的英文《共产党宣言》。一对照，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同时也十分佩服马列编译局的专家们。不过《共产党宣言》还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论语言的感染力。或者说，理论作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诗歌小说是一样的，也在于打动读者的情感、良知，进而支配他的想象力；理论本身的严谨与否，所谓“科学性”，只是少数学者关心而争论的“学问”。信仰不是理论问题。文革后期，父亲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陆续“恢复工作”，我去各地拜访他们。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一定还犯同样的“错误”。《圣经》我初学外语时，文学兴趣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后，专业定在中古文学；中世纪文献多与基督教有关，故《圣经》是必修的科目。从此各种版本的《圣经》高踞案头，几乎天天翻阅。中文《圣经》最早也是在父亲的书架上翻见的，出国后收集了几种，但从未仔细读过。直到入耶鲁法学院，有朋友在神学院学习，拿中文《圣经》来找我讨论，才发现内中舛错不少，包括误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耶鲁的神学院和哈佛不同，是培养牧师的。中译本的理解使用，对于那位朋友便是很实际的问题。后来在香港工作期间，也有道内友人提出这个问题。《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诘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的文学地位恰成对比。因此萌发了重新译注《圣经》的计划。《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我以为，读者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应该大有益处。《神曲》有一阵子，我热衷于译诗，各种语言各个时期的诗，只要喜欢的都试一试。先父曾请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先生批阅。方先生是翻译大家，功力极深，往往改一两个字，一行诗就生动了。我对他翻译的陶渊明和“英诗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尤感兴趣。后来我的北大硕士论文和哈佛博士论文写的都是乔叟。乔叟早年到过意大利，深受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的影响；所以到哈佛不久，但丁和意大利语便排进了学习日程。过完大考，游历欧洲，特意追寻乔叟的足迹，访问了但丁故乡佛罗伦萨。但丁之吸引我，不仅因为他是“天堂大门为之打开两次”的伟大诗人(《神曲/天堂篇》15:30)，还因为他的艺术风格与中国人的情趣气质和文学传统相距甚远，例如个人化的喻指象征、寓崇高于简朴的叙述以及对语词的复义/复调效果的追求。故而百读不厌。据报道，北大西语系田德望先生译注的《神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田先生早年留学佛罗伦萨研习但丁，晚年不顾癌症缠身，倾十七年心血铸成此伟业。功德无量，实在是知识界一大福音。美国商学宗师奥地利人德鲁克(Peter Drucker)博士今年九十四岁。神态举止看似八十，开会听他作主题报告，敏锐通达恍若盛年，方悟得“人生四十才开始”这句话什么意思。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顿了顿，道：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一片赞叹。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零三年四月于铁盆斋
我爱读的几种西方典籍 南方周末　
　 13:30:16 ■秘密书架□何怀宏西潮东渐以前，中国有的学者曾有“读尽天下可读书”的抱负，现在我们大概则只能选择自己最想读或必须读的书来读了，“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但究竟哪些书是自己读过之后感觉最爱读的，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想还是就人来说书，回想一下我的读书生活，除去有专著或专文谈过的帕斯卡尔、陀斯妥耶夫斯基、梭罗等人之外，近十年来我最爱读、学术上也颇得力的西方典籍大概有以下三个人的书：托克维尔的两本书。这两本书一本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本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以下我们简称两书为《民主》和《革命》，而读者马上会看到，这正是我们时代的两个关键词。托克维尔是现代性的一个深刻的把握者和预见者，他指出平等和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是世界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而革命也常常是在所难免。有时是民主先行，革命后进，民主走慢了，革命就超越它，有时则是革命直接代替民主。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一观念是近代留给西方、也是20世纪留给中国的巨大遗产，它也许会陪伴或引领人类走到历史的终点。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是他能够深刻地同时察觉和分析民主的优越和弊病、民主的灿烂和暧昧；也能够同时感受到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各自意义，以及两者之间一种深藏的相互联系。托克维尔的方法和风格也颇使我喜欢，他的两大卷《民主》是建立在对美国的实地走访基础上的———虽然只有9个来月！而薄薄的《革命》一书则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这都是道地的为现代学人所推崇的方法，然而，书中却不见大量的引证和专门概念。他的风格是一种洋洋洒洒、生动有力的风格，好读，且充溢着深刻的睿智乃至热烈的感情。康德的伦理学著作。康德的书不是很好读，却很耐读。但只要用心，应该说康德的伦理学著作比起他的纯哲学著作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进入的，而且，作为一种弥补，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康德的这一面。康德这方面的著作除了著名的《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这些具有哲学基础意味的著作之外，还有他的包含了法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包含了史学的、可以名之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一组文章，其中很著名的一篇是《永久和平论》，以及他早年的《伦理学讲演录》等。眼光宽泛一点，还可以包括其中含有许多对人性的精辟分析和观察的《实用人类学》和探讨人类根本的恶和内心斗争的宗教哲学著作。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和认识论、美学一样，看来怎么也都绕不过康德。思想史上有两种富有意味的思想，一种是较偏向批判性的，一种是更具有建树性的，康德的思想却同时兼具两者。康德试图为“脱魅”的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提供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基础。既然“神圣已去”，我们还留下什么？我们还可以指望什么？伦理学到了康德这里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从以人格、德性、幸福、善为中心转向以原则、规范、义务为中心。自此，康德式的伦理学和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互相争论、交迭消长，成为现代社会伦理学的两种主要的建构性形态。柏拉图的对话。这是我目前正在读的书。对话这种形式今人已经不大喜用，也不大能用了，而柏拉图的著作几乎全部都是对话。列在柏拉图名下流传至今的对话有35篇，估计全部译成中文有一百多万字。我最感兴趣的有以下几组：一组是有关苏格拉底最后生活的，即展示苏格拉底在被起诉后的《尤息弗罗篇》、在法庭上的《申辩篇》、在狱中的《克利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