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按照职能分类共有五类,请问各大类具体包括哪些支出项目啊?比如说保障性住房支出应该属于哪类?
茎肛战士淘馅7
按财政支出与国家职能的关系划分,可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债务支出和其他支出 保障性住房支出属于其他支出类
嗯，谢谢啊！那具体的类别包括哪些项目啊？比如说经济建设支出具体包括哪些啊？因为要计算数据所以需要把财政支出上的各个项目进行分类比较。对了，一般公共服务是不是就是行政管理支出啊？谢谢啊！
经济建设费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支出、地质勘探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支出、商贸部门基金支出等
社会文教费支出，包括科学事业费和卫生事业费支出等；
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公检法支出、武警部队支出等；④其它支出，包括国防支出、债务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一般公共服务属于行政管理支出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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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婆报告答魏武挥：关于&投资价值&，我想说的是……
这两日，我啥事没干，就忙着放炮挑事了，哈哈哈
公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我这里还有两篇东西，一个来自互联网公司的公关，一个来自传统公司的公关，都有长文我这里囤着，回头放出来。
我周五跑青岛去给新榜站台，说了一些我对内容变现的看法。其中提到了石榴婆报告，本来就是当个例子用。新榜故意把“石榴婆没有投资价值”当成标题，显然是要激化矛盾以刺激眼球嘛，嘿嘿
点击左下“阅读原文”链接，可以看到我在青岛的分享。那是一个很口语化的东西，表达上也不是很严谨，所以我就不贴我公号里了。长期看我公号的人，其实那些话也不必看了，翻来覆去，差不多就那些意思吧。
说说我对下面这篇由石榴公（也就是石榴婆的先生，网名馒头大师）亲自撰写的回应文的看法。
首先说一句，虽然我经常没事黑一下复旦（有些是当真的，有些是开玩笑的），但必须承认，复旦真得能培养笔杆子。这篇文章的用辞并不华丽，完全就是娓娓道来的风格，但至少我自己，是被touch到的。
写到石榴婆哭的那一段，真是心有戚戚。
写到飞广州吃包子的那一段，我勒个去，那就是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生活方式啊。石榴公赶紧辞职，绝壁是一对江湖上的神仙眷侣。（我知道石榴公心中还有事没完，不是钱的问题，他两夫妇，大富大贵不见得，生活小康是稳稳的）
我又读了一遍，心中升腾起两个字：工匠。
写作和造东西差不多，就是工匠，不是有个词叫“匠心独运”么？同样可以用在漂亮的文字上。石榴婆就是个标准的文字匠人，不求江山万里，员工万人，资产万亿，她陶醉在她的世界中，有一定的物质回报能让她陶醉下去，这就够了。
这才是原教旨的“工匠精神”，坦白讲，拿了投资求十倍百倍增长的，都已经不再是工匠精神了（至少要缺失很多）。今天是一个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本来在根本逻辑上，就和工匠精神格格不入。
前两天金庸大师高寿，作为一枚反复看过金庸十五本武侠的人，最喜欢的男主人公就是令狐冲。这哥们有情有义，一手好武艺，没几个人能干过他，但他就是不喜欢开宗立派，不喜欢一方枭雄。令狐冲，就是武侠中的工匠。———— 对金庸的解读，推荐大家还是要去看六神磊磊读金庸。我这里就是瞎比划几句。
读罢石榴公全文，你能发现一个内容创作的工匠。
其实人生一场，只要有那么一段让你真正从事一门你喜欢的手艺的工匠经历，真的已经值回票价，不虚此生。
以后再说吧。阿尔法狗都晓得让人类一盘了，这人工智能都懂情商了，咱们还是自得其乐吧！
—— 全文的分割线 ——
今天（3月12日）下午，徐达内把老魏那篇《魏武挥：石榴婆缺少投资价值，内容创业未来更适合生意人》丢到了群里，附带了一句话：“@馒头大师，能忍吗？”
群里的魏武挥随后蹦了出来：“这两天鄙人主管挑事（偷笑表情）”（就在昨天，我微信至少有4个公关群在争论他的那篇《公关到底重要吗？》。附：他嘱我一定要带上他的微信公号：itTalks）。
这篇文章本来就是新榜刊发的，徐达内把它体面地扔进我和老魏在一起的群，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
面对这样的公然挑衅，我只打了一行字：有稿费吗？
徐达内回答：“有！”
于是就有了本文。
首先我想开宗明义地表个态：我完全同意老魏关于“石榴婆报告”的观点。
为了使这篇正文不至于写到第二行就草草收场——以至于徐达内不知道到底要开多少稿费——我觉得还是稍微解释一下。
老魏在他的演讲里是这么说的：
“风险投资要讲10倍，100倍的回报，她增长的速度已不可能那么快。‘石榴婆报告’对个体是好生意，但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生意。但基于‘石榴婆报告’的其它生意，比如造货卖货，可能就值得风险投资关注了。”
看完这段，其实我是强行按耐住给老魏发个红包的冲动的。因为，他这段话里至少透露出三个信息：
1 . 认可“石榴婆报告”的高质量内容呈现。
2 . 认可“石榴婆报告”将个人的价值和盈利能力最大化。
3 . 认可“石榴婆报告”如果愿意在内容之外，涉及其他变现渠道，值得风险投资关注。
能得到一向以“不以为然”为个人标签的老魏的如此认可，那是不能不以为然的。
至于他的观点：缺少投资价值。当然对啊！谁说不对我和他急啊！
就单纯的内容创作而言，创作者有毛投资价值？我投她钱干嘛？是让她换一台更好的笔记本电脑，还是让她有一间更宽敞的书房？抑或是我在马尔代夫包一间海景别墅，让她天天面朝大海拼命码字？即便你能为她做到这些，她为什么要接受你的投资？这些她自己不能做吗？为什么还要让你占股？
你看，六神磊磊文章写得那么销魂，除了哪位伯爵夫人愿意以投资之名不图回报地包养（纯文学仰慕型）起来，哪个风险投资机构愿意给他个人投钱？
内容写作就是内容写作，有灵魂有个性的写作，从来不需要投资。
我最接近投资的一次，是在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幢临江豪华写字楼里。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那天，是一家业内颇有名气的风投，在和我交换过基本意向之后，这家风投的著名创始人之一，也是上海方面的BOSS，约我做最后的面谈。
说是面谈，整个过程，就5分钟，面目和善的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夫妇俩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回答之后，他就说没任何问题。那笔几百万元的天使投资，对他而言根本不值一提。
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至今仍铭心刻骨：
“在接受投资之前，可能是你们俩最快乐的时候。”
这句话给我震动极大，以至于在走出那幢大楼后，我决定婉拒这笔投资。
在此之后，几乎每周，甚至每天，微信、电话，各种投资需求络绎不绝，“石榴婆报告”的估值，从最初的7位数，上升到了8位数，然后到了9位数。记得一位投资人在电话里用近乎哀求地口吻说：“占20%，15%，10%也行，都可以谈，能不能我们聊一下？”
我回答：“真不用了。我们只是写点东西而已，绝对不值那个钱，你会亏本的。”
我的观点，和老魏不仅一致，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只想写我们想写的东西，拿了钱，方向我们自己就控制不住了，品味也控制不住，到时候，两败俱伤。”
所有的风投资本当然不是傻瓜。
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大学同校。他的夫人，也是我高中的同学，同时又是石榴婆的大学同班同学。这哥们在一家体量颇大的资本机构，手里掌管着2亿美元要投。
这哥们一开始就一直想投石榴婆，但我一直劝他别投。大家都是兄弟，彼此交流起来，自然不会一点藏着掖着。我的观点很明确，他的动力我也自然知道——要投石榴婆报告，当然不会让你只做内容。
其实哪家投资机构不是这么想的呢？
海淘电商，女性社区，最起码也是时尚新媒体矩阵，逐利的资本从来都不傻，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只投内容的局限？就像我不会投“六神磊磊读金庸”，但如果他肯在每期做些云南白药或龙泉宝剑的电商——好吧这是开玩笑——或者卖点书，那又是另一件可谈的事了。
这哥们时常会找我一起喝喝茶，聊聊项目，包括石榴婆，包括他看的一些项目。我觉得很有意思，拓宽眼界，对我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有帮助。每每聊起石榴婆，他总是要叹口气。
这时候，我也总要说一句：“哥们，我们这是家庭小作坊，就图个开心而已。”
于是就说到了内容和创业的问题。
徐达内今年年初在北京搞了个新榜大会，我去了，主题叫“内容创业者之春”，很轰动，确实称得上这个行业的顶级水准，会上碰撞出的一些话题到现在还在发酵，比如腾讯"芒种计划"和今日头条的各自发力。
但我并不是很认可这个大会主题，我觉得确切地说，叫“内容传播之春”，更贴切些。
拜移动互联网兴起所赐，尤其是微博、微信蓬勃发展，打破渠道垄断的内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明媚春光。如果不是在这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知道“商务范”、“新世相”、“大象公会”、“咋整”、“遇言不止”这些名字（别我问怎么列那么多，我们混一个群的，你们懂的）。当然，也包括“石榴婆报告”。
但转过身来看，纯粹的内容写作，和创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的“内容创业”，是一个混淆概念的名词，指的的是以优质内容为流量入口，进而做其他买卖的生意。
比如徐达内，我老是笑他标榜自己“不是文化人，是生意人”这句话。因为在我看来，越是要强调自己不是什么，越是骨子里就是什么。
记得有一次在莫干山，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中国公关业的聚会，我和徐达内相邻坐一桌。他和我说起，对于停掉“媒体札记”的不舍和踌躇。事实上，老徐至今的介绍里，第一句总归是“新榜创始人”，但后面多半总要跟一句：“媒体札记”创始人——当然，也不能不提的是，就是那一晚，山间小道，另一桌的魏武挥饭后和他步行在我身后，轻声细语，几个回合，敲定了新榜2020万的A轮投资。
但我始终觉得，徐达内的体面，不是来自于创业的成功，而是来自于内容的执着，这也是他能区别于那些土豪老板，面对红菱们时拥有的底气和风度。
顺带说下广告吧。
有一次去上“插坐学院”在北大的年终大课，我讲完后，“罗辑思维”的罗振宇老师上台，他第一句话是：“反正石榴婆报告已经讲完下台了，我再讲什么他也不能反驳了。”
罗老师是看低广告，提倡卖货的。
罗老师当然有他的道理，我认同。但关于广告，我也有点其他想法。
我觉得人类从非洲发迹，一路走来，直到进化到现代人，依旧保存的刚需，除了吃喝拉撒，其实不多。如果要算，“广告”算一个。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还是现代，广告永远是刚需，永远是高利润的行当。只不过，广告的要求很高，简单来说，就是“哪里有关注度，哪里才会得到广告的青睐。”
传统媒体这几年的盈利能力式微，很多人觉得，是传统媒体赖以盈利的“广告模式”模式不行了。其实“广告模式”永远不会过时，只不过它的形式一直在变，它的要求越来越高。
美国一年一度的“超级杯”，可以变现的渠道不可谓不多了吧？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去劝主办方：“不要执迷于广告模式，去做做其他渠道的拓展”？别人恐怕都会认为这个人是傻子。在“玫瑰碗”投放广告，一秒的价格是15万美元，还要抢破头。2013年，就一场比赛的“超级杯”，广告收入是2.63亿美元。当时年收入超过4000万美元的碧昂斯在“超级杯”上献唱13分钟，主办方给出的出场费是零。
为什么那么任性？其实也没什么，我能吸引眼球嘛！爱来不来！所以说，传统媒体的盈利能力下滑，不是广告模式不行了，而是传统媒体吸引眼球的能力不行了（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广告的盘子还在，只不过是投向更能吸引眼球的地方了。别看谷歌打出以"阿法狗"为代表的各类高科技情怀牌，它的本质不就是广告公司吗？微信被称为是掌握了“第一张移动互联网船票”的产品，但到目前为止的盈利模式，似乎不就是广告吗？
所有期望摆脱“广告模式”的人，其实是想摆脱“看别人脸色吃饭”的模式。但事实上，完全独立自主，不看别人脸色的盈利模式并不存在，无论电商，还是社区，甚至是游戏。更何况，要走这些渠道，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同样非常巨大，用这些同样的投入，维持好“吸引眼球”的本事，一样是不需要看别人脸色的。
更何况，“微信公众号”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作的主要渠道，真正起到的是一个“放大器”的作用。即你原有的天赋、才能，在中心化时代，不可能得到释放，但在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得到了完美的传播，并获得了受众的认可。没有微信公众号，原新华社记者王晓磊的“六神磊磊读金庸”不可能被大家熟知，原先写《体育画报》专栏的三表也不可能成为“压根不像”视频脱口秀的代名词，当然，石榴婆那种俏皮小幽默的笔调，哪怕是在原来效力的媒体，也是没什么机会展露的。这些才能在“放大器”的催化下，自然而然会得到广告主的青睐。
以上这些，倒也不是在为“石榴婆报告”的广告模式说些什么，从一年前开始，石榴婆每天回绝的广告，就已大大超过接受的广告。
本来还想写几句的，刷了下微信朋友圈，发现老魏已经把本文的开头，贴到他的朋友圈嘚瑟去了。
赶紧回到石榴婆，做个结尾吧。
印象里，石榴婆很少在我面前哭，做了石榴婆报告之后，哭过好几次，都是为了读者。
最近一次，是一天晚上，她在电脑前看后台留言，看着看着，回过头来，已是满脸泪水。
我问干嘛？她说，被读者一条留言感动到了。
那条留言一点都不石破天惊，就简单一句话：
“婆婆，我的苹果手机更新了IOS 9.2，挺好用的，就是想和你说一下。”
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哭。她每天早早起床，更新写到凌晨2点，所有支撑她前进下去的，就是读者这种，把她当做邻家大姐姐的感觉。
至于被投资什么的，我们真的没想过什么。我也曾总结，我们对于资本的最大风险，不是内容创作，而是我们俩，基本没什么对财富的渴望。
上个周五晚上，我和她买了两张飞机票，飞到了广州。因为和她谈恋爱的时候，带她去过一次广州，很迷恋那里的美食。周六上午，我们去吃了一次广东早茶，晚上吃了一桌鱼生，周日中午吃了一锅猪肚鸡，下午就飞回了上海。两天多余的时间，就窝在宾馆的沙发上，她看KINDLE小说，我打游戏。
很满足。这大概就是我们希望过的美好日子。
我也和她聊过，如果拿了投资，恐怕我们再也不能想不接广告就不接广告，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更不太可能今天想发条欧洲难民问题的读者讨论，明天介绍下试管婴儿。之前新榜联合一个传统电视时代颇有名气的访谈类节目邀请石榴婆上电视做节目，我们因为有事，婉拒了。女主持人在后来的节目中笑着说：“我觉得有些自媒体人好任性啊，今天在更新，明天就说自己出去玩了。”不管她说的是不是我们，但这正是我们喜欢的境界：认真写作，认真休息。以质量回报读者，而不是数量。我们和读者一样，都是平凡普通，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不然，自媒体的魅力又从何而来呢？至于做内容以外的生意，那完全就是另一件事了。
以至于腾讯时尚曾采访我，说我对石榴婆报告未来的期待，我的回答是：
在未来的10年后，有一群闺蜜喝下午茶，其中一个忽然问：“哎，你们还记得吗？以前有一个时尚自媒体，叫石榴婆报告？”好姐妹们频频点头：“记得记得！”
有这个，就足够了。
—— 石榴公原文首发 新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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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房改十年回归&保障& 涨价将问责地方
中央房改十年回归&保障& 涨价将问责地方
日 08:34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十年一次、万众期待的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于8月24日至25日在京召开。
&&会议以落实8月13日新鲜出台的《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又称“24号文”）以及此前出台的“国八条”及“国六条”中住房保障措施为主要议题，决定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解决好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这一会议议题被外界称为“中国住房体制第三次变革”，或简称为 “房改新政”。“新政”的最大亮点有两个，一是中国的“保障性住房”或“保障房”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重市场轻保障”的住房模式有望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对于商品房的涨价问题，新政将采取不同的调控思路和方式。
&&有学者预测，在对房改10年的反思之后，中国房地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和宏观调控将发生重大变化，即在继续完善“市场房”的同时，将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也有学者和专家认为，房改新政并不“新”，只不过是对“在执行中走了样”的1998年房改政策的重新“回归”。
&&不少普通百姓对于房改新政似乎表现冷淡——“保障房”只是针对少数低收入人群，对于绝大多数城市人而言，更关心的是“市场房”的涨价问题。那么，房改新政是否涉及商品房房价问题？房价再涨是否会追究地方政府责任？
&&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百姓等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为了准确理解和贯彻落实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和约请了一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各方人士，一起学习和解读“房改新政”，探讨中国房地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房改十年出“新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牛建宏 特约撰稿人 沈晓杰
&&最高级别住房工作会议
&&出台“保障新政”
&&中国房改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或已出现。
&&8月24日，由国务院主持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在北京低调召开。会议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解决好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会议重申，城市新开工住房建设中，套型在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面积必须达到70%以上，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不得低于70%。
&&有消息称，在这次“住房峰会”之后，一系列与住房保障相关的文件也将陆续出台，完整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将在年内形成。
&&而在此之前，《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即 “24号文”刚刚发布11天。
&&从“24号文”到全国住房工作会议，这一系列被媒体称为“房改新政”的举措，都聚集于一个焦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
&&种种迹象都表明，一个有关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路线图”正在缓缓展开。
&&最高级别的住房工作会议
&&——首次由国务院主持召开
&&在全国住房工作会议召开前的8月13日，“24号文”发布。其核心是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
&&“‘24号文’的出台意味着，房地产业即将迎来新一轮调控转向：在完善‘市场房’的同时，‘保障房’临危受命。”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对媒体表示。
&&事实的确如此。从2003年开始，一些城市房价的飙升就开启了国家对房地产业以“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为核心的调控之路，尤其是从2005年开始，房地产业经历了三轮大的调控，但在“稳定住房价格”的调控重心下，房价上涨的步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国家发改委8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了7.5%。其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1%，二手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3%。
&&在困境面前，作为房地产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议牵头部门的建设部，开始将调控的重点更多引向住房保障方面，尤其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去年5月，国办发37号文明确提出要“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此后，建设部就完善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等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形成了有关住房保障的相关报告。
&&“从去年6月开始，建设部就一直酝酿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并形成了会议的初稿，但最终推迟到今年召开，期间就建立住房保障制度问题经过了充分准备。”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以往的住房工作会议一般由建设部组织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召开，而这次由国务院组织各有关部委及各省、自治区等地负责人召开，还是第一次。”该人士说。
&&另据有关媒体的报道，建设部成立住房保障司的计划也正在实施当中。新成立的住房保障司将管理全国保障性住房工作，将把原来由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处负责管理的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划归到管理范围。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过多强调了市场的作用，而使得保障制度相对滞后。住房工作会议强调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倪鹏飞博士对记者说。
&&在他看来，政府住房保障应当和市场恰当结合。房改新政是对过去住房制度的反思，也是对住房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这表明政府的调控思路已经十分明确了：市场经济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政府应该承担起住房保障的责任。”南通市委办公室李昌森对记者说。
&&艰难的回归
&&——10年后重新落实“保障”主题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房改新政并不“新”。
&&“国务院在1998年就曾经提出用经济适用房来保障绝大多数人的住房，但是后来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为推进产业发展，就把房地产业当作了支柱产业，用住房建设来推动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在任玉岭看来，在房地产成为一个主导产业后，其公益性和保障性逐渐丧失，造成了过分的市场化，房价越来越高，房地产业走向畸形和极端。
&&在1998年国务院下发的纲领性文件中，“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被确定为基本方向，而根据1998年“国发23号”文件的规定，经济适用房能够覆盖的群体约占到城市人口的60%－70%。
&&据建设部的统计数据，年的5年间，全国共建成经济适用住房4.8亿平方米，使60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改善了住房条件；基本形成了租金减免、实物配租、房租补贴等三种较为完善的廉租住房供应模式。
&&但之后，这一纲领性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重市场轻保障”的倾向，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在2003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出台后，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被改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住房供应主体’被大部分的商品房所替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市场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曹建海对记者说。
&&在曹建海看来，当时房价是老百姓家庭收入的4－5倍（指总房价和家庭年收入的比例），比较符合家庭承受能力，虽然当时收入普遍比较低。但现在一些城市的房价早就突破家庭收入的4－5倍，甚至达到14－15倍。
&&“1998年房改在执行当中走样了。尽管当时的政策确实是很好的，设计也是很合理的。”曹建海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这次的房改新政充满了对1998年房改政策的“回归”意味。
&&“从全国住房工作会议传达出的主调看，一方面是落实了98年房改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对当前房地产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任玉岭对记者说。
&&在任玉岭看来，此次房产新政强化“两个70%”，尤其提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不得低于70%”，实际暗合了1998年房改“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政策规定。
&&“这一规定是非常得人心的，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任玉岭说。
&&“保障房”的受益者有多少
&&——“低收入群体”的界定亟待明确
&&“‘24号文’与全国住房工作会议给未来定了个调子，那就是政府努力做好政府该干的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的事，市场则做好住房条件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的事，当住房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之后，房价的涨落就是市场的事了。”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对房改新政评论说。
&&在任志强看来，在政府最终建立了住房保障制度之后，房价才会成为调节供求关系的工具，才会根据供求关系与产品质量有涨有落，并随着资源的稀缺与经济的整体上升而长期处于上升的趋势。
&&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会员谷俊青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0平米的家庭有1000万户，比重达到5.5%。房改新政如果能得到切实的执行，将对低收入的人群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但这样的惠及面依然十分有限。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24号文”短期可能无法迅速缓解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也无法因为分散市场对商品房的需求而拉低房价。
&&“尽管从政府的文件看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范围有所扩大，但这种扩大只是相对以往城市低保居民的范围而言的。其实，在有些城市低保收入的居民占整个城市居民的比重不足1%，比如在上海。”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说。
&&任玉岭参事最近在全国各地作了近一个月的住房保障的调研，在他看来，当前对“低收入群体”的界定并不明确，各地所指的低收入家庭，差不多都是低保人员，这样的人员，在住房需求中一般占百分之几，多的也就百分之十几。
&&“如果低收入按这样一个标准界定，就会有众多的人得不到保障。特别是那些中等收入城市居民更是无法进入这个住房保障体系。”他说，“另外，住房最大的问题是土地。现在一些很偏僻的中等城市，一亩地也能达到200万元，新政只强调了保证经济适用房等土地供应量不低于70%，但并没有在价格上进一步约束。这样低收入保障用房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房改新政短期内不会对房地产有任何抑制作用。不过，最终还是主要看执行的力度，如果执行力度大，真正按照‘两个70%’来做，坚持两年，整个房价，包括商品房的价格都会降低。”任玉岭说。
&&曹建海也认为，房产新政短期内对20%的低收入家庭可能有所作用，但对整个房价的影响非常有限。
&&在他看来，“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不得低于70%&的规定容易造成内部再切块，如可以分割成廉租房占10%，经济适用房占10%，中小套型商品房占50%这样的比例，使得提高保障房比例的规定落空。
&&“新政”明令“市场房”涨价
&&问责地方政府
&&对于这次在高房价背景下召开的“全国住房峰会”，各方都表现了高度期待和盼望。 不过，与会前的热烈气氛，以及人们目前对房地产市场的关注度相比，不少人认为会议的相关报道、舆论热度似乎都有点“冷”，而对于百姓的反应，更被认为是“出奇的冷”。甚至还有一些人提出疑问：为何这次会议只重视少数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房”，而不关心事关城市绝大多数人的“市场房”涨价问题。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而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遗漏”了对此次会议关于“市场房”的一些“新说法”和“新举措”。
&&房价调控有了“新说法”
&&——从“抑制”变为“稳定”
&&据了解，普通百姓之所以对被媒体热炒为“十年开一会”的城市住房会议“冷处理”， 对事关他们最大切身利益的“住房新政”无动于衷，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次会议关于廉租房建设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主旨，与解决他们感受为“新三座大山”的高房价无关。
&&因为廉租房和现在的经济适用房，针对的只是特定意义上的“低收入者”，他们连城镇人口的10%都不到。而现在造成“民怨沸腾”的住房主要矛盾，并不是这“十分之一”人的房忧，而是占了城镇人口七八成的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和改善不了住房条件。所以，不少人认为“住房新政”上的“着力点”和住房问题的现实主要矛盾“错位”，才使得百姓对“十年一次”的“住房峰会”由热转凉。
&&其实，上述理解和看法是对此次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的一种误读，更是对“房改新政”的一种误解。“房改新政”不仅关注到了老百姓最关心的高房价问题，并且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之道。
&&新华社对这次会议的报道内容表明，除了廉租房和低收入者住房保障外，这次会议对普通百姓最关心的高房价问题，不仅有所涉及，还“挂”出了“责任状”。
&&在新华社稿的导语中，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会议讲话有两方面的内容“并列突出”。一是廉租房和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二是 “继续调整住房结构，稳定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如果有人以为第二方面的内容是“老生常谈”，那就未免低估“房改新政”的“与时俱进”了。
&&首先，这里在“提法”上出现了一个已经“略感陌生”的用语——“稳定住房价格”。人们注意到，就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不久前的“官方说法”中，对“房价调控”上用的最多的一个词，还是“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这样的“说法”，在看着房价年年暴涨的老百姓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所以住房工作会议上提出“稳定住房价格”，不仅是在“提法”上顺了民意，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中央高层在房价调控上的“力道”很可能发生变化。
&&虽然人们目前尚不能确认，在房价调控上“提法”微妙变化的背后，高层对“抑制”或“稳定”房价上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更有力度”的具体行动，但是高层在房价调控上的态度的转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房子涨价追究责任
&&——地方政府“三负责”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对各级政府在住房上提出的“三负责”的“责任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媒体报道称，这次会议要求，“省级政府对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负总责，市县政府是责任主体”。把“房价稳定”和住房供应及住房保障一起，作为对作为“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住房行政考核的三大内容，表明中央高层对地方政府在抑制房价上的“无能为力”，已经感到难以容忍。
&&实际上，在房价调控上的“微妙变化”和“房价稳定”上责任状的推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背景。这就是今年以来，尽管各级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和房价上的“调控”“声声不断”，但各地、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房价还是一路飞涨。不仅有的地方商品住房的价格出现一年翻番的“奇特景象”，而且房价暴涨的势头已经呈现全国遍地开花之势；不仅在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房价的涨势一波紧接一波，而且在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商品房价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涨幅。有的开发商甚至公开口吐狂言：每调控一次，房价就涨一次。面对如此“宣战”，政府不能不再“应战”：在房价问题上有实实在在的行政作为，维护人民的最大利益。
&&【“房改新政”三人谈】
&&谨防“保障房”重陷“执行乏力”泥淖
&&江西赣州市房地产管理局 赖德华
&&早在10年前，《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又称“23号文件”）就确定了清晰的住房供应体系，即最低收入家庭租赁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房。
&&10年过去了，据建设部、民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城镇低保家庭中约有400万户住房困难，截止去年底解决了26.8万户，仅占6.7%。目前全国仍有人均建筑面积10㎡以下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近1000万户，占城镇家庭总数户的5.5%。到去年底全国还有145个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经济适用房占房地产开发量的比例从高峰期的15%、20%衰降到近年的不足5%。
&&在反思我国房地产市场问题时，主流观点均认为1998年国务院23号文件关于住房供应体系的设计是科学的，但因为执行不到位，导致房地产市场中住房保障这条腿明显萎缩，出现“跛脚”病症，故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好政策执行难
&&既然住房供应体系在制度设计上是正确的，为什么会在执行环节各行其是，最终导致目标的实现大打折扣呢？究其原因，不是国务院1998年23号文件的规格不高，而是行政管理中说归说、做归做，言行两张皮的积习所致。
&&执行的没有什么好处，不执行的也没有什么责任。不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城市，可以腾出资金做其它政绩工程，为一些官员的升迁添砖加瓦。
&&近两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两个文件对房市宏观调控提出的14条措施，针对性都很强。特别是2006年的国六条，当时舆论界和业内人士都称之为“精确打击”，但实施效果依旧不太明显。这除了从政策执行到效果显现有一个“时滞”过程之外，执行乏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发文到现在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但不要说达到“两个70%”的标准，就全国而言，就是缩小到“两个7%”是否达到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8月13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24号文）正式发布。8月24日-25日，又紧锣密鼓召开了全国住房工作会议，将住房保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予以重视。应该说，中国住房保障的大戏已经拉开序幕，住房供应中的“跛脚”症状有望逐渐得到改善。
&&但是，在满腔热情去将政策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应该吸取之前的教训，千万不要也不应该再掉到“说归说、做归做”执行乏力的同一陷阱里。
&&首先，要用好住房保障政绩考核成果，将之链接到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评价体系之中，发挥好用人导向的作用。对在构建公共住房保障体系中做出成绩者，给以大力褒奖并提拔重用，反之则应问责。如果没有这一点，“说归说、做归做”的老毛病就会复发。
&&其次，要加强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公共住房制度知识的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人人享有适当住房”，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任。民以食为天，家以居为先，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和谐。
&&第三，城市政府应切实转变职能。在彻底转变观念的前提下，应在加强领导、健全工作机构、完善管理制度、落实保障资金、用地供给等方面逐条逐项落到实处。
&&第四，加强检查监督，建立问责制。地方政府每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发展情况，是一个很好的监督形式。除此之外，还有日常和年度工作检查考评，舆论监督等。对完不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任务的，应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五，要深化对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尽可能少走或不走弯路。如保障的方式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实物配租为主。因为廉租房的适用对象一般是住房和经济均困难的“双困”家庭，如果发放租赁补贴，很容易被挪作他用，并不一定能起到解决住房的作用。再比如，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分配，虽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经济适用房这种保障性住房的重大作用，它和廉租房互为补充，不能偏废。廉租房需用财政全额投资，而且丝毫不能回收，因此其覆盖面十分有限。而经济适用房在政府政策的优惠下，政府财政并不直接垫钱和投资，政府无直接的经济负担，覆盖面可以宽一些。今年7月12日，国土资源部徐绍史部长面对记者就北京房价问题的提问，坦言自己也买不起房。连正部级干部都买不起商品房的今天，经济适用房更应该大发展、宽覆盖，以济民生住房之急。
&&房价，应“稳定”在怎样的“合理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 沈晓杰
&&“房改新政”对商品房或市场房的调控目标，从以前的“抑制过快上涨”微调为“稳定房价”，并明确房价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谈到加强房价监管和调控时，特别提出要使房价“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
&&那么，各级政府究竟该如何作为，才称得上是“稳定房价”？还有，什么样的房价才是“合理的价格水平”？
&&其实，这个看上去较为复杂的问题并不难，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计算模式，这就是看一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究竟是多少。
&&“房价收入比”，是指一个地方或城市每户居民的家庭购房总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值，该指标用于考察居民的购房能力。通过对数十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城市居民住房房价的多年考察，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中心分别得出 “合理的住房价格”的房价收入比应该为3、6或4、6。
&&对于目前动辄每平米上万元的中国城市房价来说，按人均30平米的“初级住房小康标准”来算，每户90平米的住房也要人民币一百万元左右，而相比于家庭年收入10万元左右、甚至不到10万元的水平，房价收入比基本高于10，该数据显然大大高于国际惯例。
&&更重要的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的公民用3-6年家庭收入所买到的住房，不仅人均面积要比我们大得多，而且标准还是“使用面积”，而非我们的加上公摊面积的“建筑面积”，另外，他们的房子大多也不是我们这种需要大笔装修费的毛坯房。当然，他们的房子还附带大花园。
&&不仅地大物博的欧美国家如此，就连人口密度和生活费用远高于我们的韩国、日本的房价收入比也没高到哪儿去。2006年初，韩国的国土研究院经过对上万的家庭调查研究，并和英美等国进行了比较，显示韩国国民收入攒六年才能买得起房。在首都首尔地区，需要将个人收入存7.7年才能购买住宅，其他大城市为3.8年，中小城市为2.6年。而在美国和英国，要购买住宅，则分别只需要2.7年和4.1年全部收入。另据日本官方的数据，在东京新建的专有面积75-80平米（相当于我们90-100平米的建筑面积）、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公寓，送20平米的阳台和好几个平米的走廊以及包括液晶电视等基本电器，外加停车位，房屋售价为3000万日元左右。而当地普通工薪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56万日元。因此，在这个号称世界上物价水平最高、人口密度也最大、房价同样也是最高的城市，工薪族的房价收入比仅为4.5－5左右。
&&当然，并不是每个国家和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能让居民满意。有一家美国的顾问公司根据房价收入比，专门就国际房价购买力做过一个调查，看看世界上哪些城市的房价让居民“最难以承受”。结果澳洲悉尼超过伦敦（6.9）、纽约（7.9）和东京，以8.5名列前茅。并由此被断言“澳洲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危机”。
&&这项调查还给出了一些判断标准：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5的时候，国际惯例就认为该城市房屋购买力“极低”；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6的时候，就会被国际上公认为属于房地产泡沫区；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7以后，就会被世界上公认为“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
&&相比之下，目前中国一些城市高达10、甚至20以上的房价收入比，表明房价水平确实离谱，“民怨沸腾”也不难理解，而政府重拳出击也是合情合理、迫不得已。
&&有人认为，国务院这次讲“稳定房价”，就是要把房价“控制”在现在的水平之上。这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众所周知，早在2003年建设部起草的18号文取消了普通市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后，中国的房价就一路暴涨。四五年暴涨的积累，致使今天中国的房价“升级”为“世界一流”的不合理水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讲“稳定房价”，不仅默认了要老百姓承担房价调控失败的后果，而且也纵容了某些开发商集团对公众利益的侵害。
&&因此，把房价和收入水平“钉”在一起，不仅符合国际上的惯例，而且也便于老百姓对房价的合理性作出简单判断，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行政作为给予观察和监督。当然，也可以使各地政府在房价调控中，更易操作，更具有科学性。
&&解决“有房住”比解决“有住房”更重要
&&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 张屹山 ★翟岩
&&8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24号文的第一句话——“住房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明确肯定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是为了改善居民的基本居住条件，住房的民生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本。这充分说明，党和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在不懈地努力，体现了其始终把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使他们能拥有最基本的生存权作为自己的职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和目的。
&&“住房”二重性要求协调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
&&我国目前的住房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有着复杂社会根源、与社会财富分配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均衡财富的分配，并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使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让普通民众享有基本的居住权，这不仅是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和基本民生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保持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吃、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当个人无力解决的时候，只能依靠政府。因此，保证人人“有房住”的“房”是公共物品，需要由政府来提供。但是，希望家家“有住房”的“房”是带有产权性质的商品，通过市场来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实际效果会更加理想。
&&住房的二重性表明，无论是单靠市场“看不见的手”，还是单靠政府 “看得见的手”，都难以解决全部问题。因此，中国的住房政策应以国情为背景，既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又要依靠政府的政策供给和公共服务来完善和调控，并把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有效地协调、融合起来。
&&上述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制定住房政策或制度来实现，需要强调的是，住房政策本身就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政府在提供这样的公共物品时，必须考虑到它与经济政策或市场政策的兼容性。这是制度安排是否成功的关键，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或者在现实中无法操作，或者不但没有产生有益的社会效用，反而加大了社会成本，造成了资源的重复浪费。
&&应严格区分“有房住”和“有住房”
&&《意见》表明，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判断出社会对“有房住”的需求是解决当下“住房”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不能把广大市民对“居住”的整体需求都看成是对商品房的需求，而要把对“住房”的投机性、投资性和理财性需求与对“居住”的需求区别开。这显示出了其宏观决策的科学性。
&&实际上，解决“有房住”比解决“有住房”来得更为重要。一个虽然屡遭诟病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有30％多的居民没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住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让居民都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住房显然更不现实。强行要求9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不得少于70％，笔者也认为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两个连着的小户型也可以变成一个大户型，行政限制既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又起不到预期作用。
&&因此，政府在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住房问题过程中，关键要弄清楚在市场条件下自身的职能。具体地说，政府不能直接干涉竞争性商品的市场定价，但可以通过制定游戏规则和宏观调控政策间接干预。例如，通过大力兴建小户型甚至超小户型的廉租房，以解决最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这种廉租房租出后，既不能空置，更不能挪为他用，也不可转租，否则政府应立即收回。再如，制定“直售”规则，以减少中间环节，避免层层加价，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达到降价房价的目的。还有，通过税收政策限制一户拥有多套住房，税率的多少以绝大多数人承受不了为标准。因为土地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稀缺资源，所以每个人都不能过多地占用。若将此类所得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设，既平均了贫富，又减轻了政府负担，同时也可有效地抑制房地产投机，使房价迅速降下来，可谓一举多得。
(编辑： 韦振国 )
没什么实际意义,有多少老百姓能受益?其实是又一块肥肉,是给官僚和资本家们发财的又一伟大时机到来了,别信那些什么文件,说得好听的多了,没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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