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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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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互联网
国际经济秩序，就是指处于某一时期国际交往中的国际行为主体，彼此间为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相互竞争、博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均衡状态。20世纪末出现，至今依然存续的全球经济失衡，实质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
　　国际经济秩序，就是指处于某一时期国际交往中的国际行为主体，彼此间为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相互竞争、博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均衡状态。20世纪末出现，至今依然存续的全球经济失衡， 实质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外在表现。它是由美国内外政策选择、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及美元的中心地位造成的，是&国家投资行为人&恣意妄为的结果。持续的全球经济失衡，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再次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反思，对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力量、因素及路径进行探讨。
　　一、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由来及决定因素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制约因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演变来的。
　　第一个阶段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当时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是重商主义，形成的决定因素是领土争夺以及财富掠夺，而掠夺是建立在被掠夺者自愿接受掠夺者规则的基础上的，于是就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相互制衡的均势体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由英国缔造的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指导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的理念。这时的国际经济秩序运转，是维持在强国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来自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及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英镑体系的确立。
　　第三个阶段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它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论，即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A.F.K. 奥根斯基（A.F.K.Organski）&权力转移理论&及乔治&莫德尔斯基（Geroge Modelski）的世界政治历史的&长周期论&为依据，形成了美元霸权下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全球化、一体化、区域经济、美元霸权，而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黏合，凸显了美国的霸权效应，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及不公正性，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因素
　　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主权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的。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多极化和美国主导地位这两种趋势的矛盾、摩擦和斗争中发展的。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的变动，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偏向性特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表现出偏向性相异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因素由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所构成。
　　1.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
　　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外生变量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动；市场力量的一体化；区域化。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生产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分离，美元金融霸权，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反全球化力量以及国际生产中心的转移与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权力&固化&的矛盾，则是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它左右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快慢进程。全球经济失衡下，发展中国家行为主体的强势博弈以及能否成为强势主体，决定国际经济秩序能否向公正、合理、公平方向演变。失衡两极的中国与美国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偏向性相异。
　　2.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生变量
　　&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个变量，为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在有限博弈模型下，不同行为主体力量博弈对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国际行为主体GDP的变化；国际经济活动时处于国际经济主流之内或之外，与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是否相等，是强势主体（国际经济秩序的确定者和裁判者）或弱势主体；参与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先后；参与国际事务制定的规则的主动与被动影响主体力量的演化、相互制衡关系。上述四方面，是构成&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变量的主要内容。外生变量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进程，内生变量影响其演变的偏向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是内外生变量共同作用、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仅分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会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性。
　　3.影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三大主要&偏向性&力量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实施的金融霸权战略，由此导致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外汇储备过剩国与美国的对垒。&金融、粮食、能源&是掌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要&偏向性&力量。不同国际行为主体掌控金融、粮食、能源三要素的能力的大小，以及&金融、粮食、能源&三因素的变动如何，左右它在四个内生变量的位置、秩序和制定规则权力，它们的变动是失衡两极牵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偏向性&力量。
　　三、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与机制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层面的系统走向不断开放，继而加深了相互联系、相互碰撞与互动，致使未来世界发展呈现多种演化的可能性。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趋势，出现了被掠夺者开始提出改变规则，增加参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必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从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演变。即演变为：多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社会&秩序。由于国家间是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就是各国间的协商，因此促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为全球协调与全球治理机制。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中，中国应做好以下应对。
　　1.利用充裕国际储备，表达本国利益诉求。中国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力量，来自于对美元外汇储备的最佳配置。为此中国要准确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有序度和临界点，利用充裕国际储备，表达本国利益诉求，限制其他对手竞争的权力，使其成为牵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力量，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中争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2.掌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要&偏向性&因素，促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由于国家间是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时，就需要调控。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就是各国间的协商。因此，要掌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要&偏向性&因素&金融、粮食、能源&，并通过他们的变动，控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偏向性力量，促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为全球协调与全球治理机制。
　　3.以&和谐世界&理念，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在推进国际经济的变迁中，中国应增强国际经济主体的国际责任感，反对发达国家实施的以邻为壑博弈对策。同时，中国在推进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时一定要考虑收益与成本，要结合自身发展，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全球化的合作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既不能盲从于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也不能超越经济承受力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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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签到天数: 258 天连续签到: 2 天[LV.8]以坛为家I
韩朝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 &&
& & 近读文献，沉浸于有关制度演变路径依赖说的争论之中，颇觉有趣。现择其要点，与学界同仁共享。
& &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概念源于技术工程领域，但从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将其引入经济制度演变分析后，便迅速走红，至今已扩散至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等领域，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制度演变的重要工具。
& & 不同学派对路径依赖有不同的诠释，但其最普适、最一般的含义是说，在一个时间上依次发生的事件序列中，发生于较早时点上的事件对发生于较晚时点上的事件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而先前时点上的偶然事件往往能决定整个事件系列的演变轨迹和基本特征。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历史至关紧要。”
& & 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性一旦得到广泛认可，在经济发展和制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各种“趋同论”（convergence）便开始受到挑战。
& & 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水平或增长速度趋同论认为，因要素边际收益率递减律的作用，较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增长速度将趋于减慢，而不发达经济体则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经过一定时间后，落后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增长水平上的差距将趋于收敛。但在经验研究中，这一假说未得到具有普遍性的证明。且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与不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未见普遍缩小，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能为普遍的、必然的增长水平趋同说提供足够的证据。
& &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变路径依赖说则对此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制度的设置和安排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对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而那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经济体所以长期落后，往往是因其制度体系中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且长期难以克服。道格拉斯•诺斯在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就提到，因各国初始条件不同，发展速度各异，一般说来，欠发达国家很难赶上发达国家。
& & 关于经济体制趋同与否的争论也很热闹。早在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体制已呈现出“混合经济”的特征，因而不同制度体系中的经济体正在体制上趋同。但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引发了对各国制度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关注。人们发现，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而持久的制度差异，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体制差异，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着明显的国别特征。为此，相关文献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多样性”（the&&varieties&&of&&capitalism）的说法。
& & 在企业制度领域，围绕趋同假说的讨论一样引人入胜。如《公司治理：趋同与存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就展现了法学家们围绕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否趋同的意见交锋。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以“公司法历史的终结”为题，论证各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将收敛于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模式。导致一些学者得出这类结论的主要根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将迫使各国企业采用最具效率优势的制度，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出局。但更多的研究者对此存疑。如哈佛法学院的David&&Charny教授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及其后果并非单调、线性地指向效率的不断提高，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因素会使竞争的后果变得不确定。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仍可能长期维持低效率制度。哥伦比亚法学院的Curtis&&J.&&Milhaupt教授也认为，尽管经济全球化可能促使各国企业选择高效率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是一种政治性过程。在不同国家里，不同利益集团对公司制度的政治影响力相差很大，因而各国政治决策系统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会各有侧重，世界上的公司治理制度很难趋同。
& & 总的来看，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多样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无视路径依赖性的、缺乏历史惯性视角的制度分析已不再具有理论影响力。
& & 关于制度演变过程所以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原因，一般认为有四方面的因素，即“递增回报”、“自我增强”、“正反馈”和“锁定”。“递增回报”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被采用得越多，它所能带来的益处就越大；“自我增强”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本身会带出一批与其互补并增强其作用的行为或因素，而这又会进一步延续和强化该种行为或选择；“正反馈”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的后果会使更多的主体更多地接受这种行为或选择；至于“锁定”则主要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一旦被采用，再要想转换为其他行为或选择，将面临高昂的代价。
& & 但问题并未就此完结。路径依赖说的兴起也给制度演变分析带来了新的理论挑战。澳大利亚政治学家Ian&&Greener在《政治学》2005年2月号上撰文批评说：“如果历史很重要，那么变革怎么会发生，人类社会怎么打破历史惯性？”美国学者Marc&&Schneiberg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指出，路径依赖论在方法上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路径依赖是制度演变中的主要决定因素，制度轨迹的根本转变如何可能？但如果肯定制度轨迹会发生根本转变，则路径依赖说的理论重要性就要大打折扣。
& & 这的确点到了路径依赖概念的一大缺陷，即路径依赖说只强调初始条件或早期因素对后续制度轨迹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带有过强的历史决定论倾向。机械地诉诸路径依赖说，无法解释重大的制度转变和新路径的产生。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制度及其演变轨迹的根本转变并不罕见。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极短时间里，东中欧一批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便从社会主义模式激变为资本主义模式，似乎很难仅靠路径依赖说来圆满解释。
& & 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着研究者们超越单纯历史视角，关注起路径转换（path&&changing）和路径创造（path&&generation）来，由此也产生了一批新颖的制度演变解说。2005年，德国学者Bernhard&&Ebbinghaus在一篇题为“路径依赖能解释制度变迁吗？”的论文中认为，“过去塑造未来”（the&&past&&shapes&&the&&future）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踩踏路径’（trodden&&path）方式，另一种是‘分岔路径’（branching&&pathways）方式。前一类路径的形成毫无计划，是某种行为在大量个体中自发扩散和重复的结果；而后一类路径的形成要依赖行为主体在关键时点从若干不同可用路径中做出的选择。Bernhard&&Ebbinghaus认为，基于第一种路径形成说的分析，决定论倾向过强，无法解释复杂的制度变迁；基于第二种路径形成说的分析，相当灵活，适于分析各种形式的制度演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Paul&&Pierson的阐述更形象。他认为，所谓路径依赖，如同爬树，上树者在攀援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枝干和分枝；他虽然可以从一个枝干转到另一个枝干上去，但这样做的代价很高。因而一般情况下，上树者会沿着其一开始选择的那个枝干顺势攀援，并不轻易转换枝干。
& & 可以看出，这样的路径转换说并不否定先前的路径选择对后续路径的重要影响，但它将行为主体在制度形成或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选择活动纳入了理论框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制度演变轨迹不再仅仅受制于历史惯性，它同时也要受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影响。由此而来，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得到克服，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成为制度演变过程中符合理论逻辑的必然特征。即使已经稳固下来的制度体系或制度路径，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难以预料的重大转变。
& & 而美国社会学家Marc&&Schneiberg发表于2007年的一篇论文则提出了一种更独特的制度演变假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和制度路径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体系和路径外，还会混杂着各种异质的另类制度碎片或元素。这些非主流的制度碎片或元素由历史上未赢得主导地位的制度模式或演变路径残留下来。它们对主流制度路径或主导制度体系来讲，是杂质，毫无用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异质的制度碎片却可能成为构建新制度或新路径的资源和“建筑砌块”。由于不同社会的历史不同，其制度系统中内含的另类制度碎片也就不同，从而不同社会在面临内外冲击时基于历史遗留物所做出的制度反应也会差异很大。因此，Marc&&Schneiberg指出，这里显然存在着路径依赖性，但这种路径依赖性不是指延续和巩固既有的主导制度路径，而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另类制度元素或制度碎片，经过新条件下的某种复兴、重组或改造，形成取代既有主导制度的新制度。Marc&&Schneiberg称这一制度演变理论为“关于制度变迁和新路径创立的‘构成型另类选项’说”（a&&‘structured&&alternatives’&&perspective&&on&&institutional&&change&&and&&new&&path&&creation）。Marc&&Schneiberg强调，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制度变迁和新路径的形成可以出自多重动力和源泉，历史惯性、内生嬗变、外源冲击和制度移植等等，都可能左右制度演变的未来轨迹。
& & 而Marie-Laure&&Djelic和Sigrid&&Quack发表于《理论与社会》2007年4月号上的“克服路径依赖：开放系统中的路径创造”一文还进一步提出，各国的制度系统正日趋开放并相互影响，因而在研究制度演变和路径创新时，应从开放系统的角度关注跨国制度框架内国别性路径转换与跨国性路径创新之间的共演化互动关系（co-evolutionary&&interaction&&between&&national&&path&&transformation&&and&&transnational&&path&&creation）。
& & 可以看出，在这些新的制度演变分析框架中，历史仍然至关重要，但已不是唯一因素。这类制度变迁解释将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纳入了分析，从而有可能将制度演变过程当作一个政治过程来处理。这样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对东中欧国家中制度转型机制的分析和阐释。如两位德国学者（Jürgen&&Beyer&&and&&Jan&&Wielgohs）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On&&the&&Limits&&of&&Path&&Dependency&&Approaches&&for&&Explaining&&Postsocialist&&Institution&&Building）中指出，东中欧各国在转型上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很相似，但它们采用的转型战略却相差很大，这说明各国政治领导层在改革中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但这种战略差异并不都源于意识形态立场或政治倾向，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靠“新自由主义”设计蓝图来导入市场经济制度的。在这些国家里，可供决策者挑选的制度选项或战略手段均上承各国的历史遗产——各国在社会主义时代和前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路径。因此，这些国家中的新制度建设并非制度真空中的独创,而是对多种既有制度元素的拼凑、改造和重组。它们更类似于某种适应性调整，而不是建筑学意义上的新建。就此而言，东中欧各国的制度转型体现了路径依赖性，但这种路径依赖并不表现为原制度路径的延续，而表现为历史上的制度遗产对新制度建设或新路径选择所施加的制约。而新的制度路径一旦成形，可供制度选择的政治“窗口期”就随之消失。由此，已定位的路径将趋于持续，并左右后续改革阶段的趋向和成效。
& & 所谓制度路径，其实是指制度的演变轨迹。若制度不变，固执于一点，则无制度路径可言。从路径依赖说到路径转换或路径创造说的发展，不是否定历史惯性对制度演变的重要性，而是刷新了对历史因素如何影响制度演变过程的认识。这种认识深化是当代社会科学各领域交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结果。
& & 制度及其演变高度复杂，相应的理论也必然是复杂的。单因素的、一根筋的决定论因果解释难以服人。白马非马，普适天下的制度只存在于书本中，现实中的制度形态无不具有国别特征。历史无从割裂，无中生不出有来，实际存在的制度都是其先前史上制度的衍生。制度源于人类理性，人本身复杂而多变，制度也必然常变常新。总之，凡制度演变，都是历史惯性、环境约束和人类理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尊重历史，认清环境，顺应时代，果敢、谨慎地调整和变革不利的制度以增进人类福利，应是每一代人都能争取的事情。
转自社会科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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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国际出版，很多人会把它等同于版权输出和版权引进。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图书版权作为一种可以展开贸易合作的商品销售量也变得日渐增多起来。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世界，图书版权的引进为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不同地方的文化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版权输出同样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渠道。
　　但是，如果仅仅从版权的商品属性来看这样一种活动，忽略版权的文化属性，则必然是短视的。即使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国际社会上“文化例外论”“文化帝国主义”等概念的提出，同样也是不同文化群体对这一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 　　而作为一家成立时间仅仅有30年左右的专业学术出版（如果从出版数量和社会影响力的攀升来看，也仅仅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作为直属于国家政府“思想库、智囊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出版机构，如何面向国际社会开展学术出版活动，必然成为这十几年来反复实践与不断探索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身的国际出版行为变化入手，试图梳理出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起步 　　1.从版权输出到合作出版DD从被动走向主动 　　出版社传统的国际合作模式分为版权引进和输出两种。1998年以前，我们主要以版权引进为主。1998年以来，根据出版社“国际合作出版战略规划”要求，我们力图创造更适合在国际出版舞台上更快发展的新型模式DD联合出版。原因在于，那个时候的版权输出，有时候需要中方出版机构与外方出版机构一块商讨选题，外方提出一些议题，中方从自身已有的出版资源中找稿件，有时候稿件是现成的，有时候只是一篇，有时候只是有合适的作者。中方出版机构如果想完成版权的输出，需要为此付出几乎和中文出版物同样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外方出版机构提出共同出版的设想呢？并且，这种选题有时候同样适合做一种中文出版物。 　　换句话说，这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于其他出版机构的一种状态，我们在试图走出被动的状态，积极和外方出版机构合作，来推进版权输出的事情。当然，这其中必然与我们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即我们和学者拥有者天然的亲密关系。 　　2.学习国际学术出版规范DD跨越门槛 　　1998年，谢寿光社长开始主持出版社的整体业务，当时第一个发展起来的品牌项目就是“皮书系列”。2005年，我们首先将“皮书系列”的国际化发展纳入战略规划中，并与荷兰博睿出版社正式签订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报告系列”英文版的合作出版协议，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为我院皮书品牌走向国际开了先河。当年共出版经济、社会、法治、环境和教育5种，但只涉及英文语种。合作期间，我们发现对国际通行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了解得并不够，因此，出版社一方面开始派人员到国外出版社学习；另一方面，出版社也在思考如何在自身的出版物中确立统一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2013年，国内五家专业学术出版机构联合国内数十家出版机构一起倡导学术著作出版规范，谢寿光社长作为出版社代表宣读了倡议书，出版社也参与了国家出版广电总局的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出版社在这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修订自己的出版规范，培养编辑人员的学术出版规范意识，同时编制《作者手册》，面向作者推行学术出版规范。到现在，出版社的很多学术原创作品都有英文书名、摘要和目录，为下一步的国际化打下很好的基础。 　　3.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呈现多语种学术成果 　　在出版社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通过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引发国际出版的典型案例。2005年，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用中日韩三种语言在三国同步出版，引起三国和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此后，由出版社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起，与日韩双方每年轮流选定三国的不同城市开展夏令营活动，以《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为教材，开展共同历史教育，一直持续到今天。 　　二、发展 　　从起步阶段（年）开始，出版社在这几年里做了很多新的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体来看，版权贸易的总量不是很大，在国际出版界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2006年以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导和支持下，出版社以与荷兰博睿出版社的合作为契机，不断开拓国际合作范围，国际合作出版初显成效。 　　1.出版规模逐年扩大 　　2011年，出版社成立国际出版分社，标志出版社全面向国际学术出版机构转型，彰显了出版社的国际出版步伐已走在国内众多学术出版机构的前列。但作为分社，可想而知，它立刻变成一个独立核算的机构。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出版社的国际出版数量和语种逐年增加。以年为例，合作出版外文版图书近百种，涉及英、俄、韩、日、德等多语种。 　　2.国际合作出版网络初步形成 　　经过多年的努力，出版社与荷兰博睿出版社、美国约翰?威利出版公司、圣智学习出版公司、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英国泰勒弗朗西斯集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日本侨报社等多家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建立了学术出版的合作机制，从合作伙伴分布看，欧美国家占86%、日本韩国新加坡占10%、俄罗斯芬兰等占4%。这些网络的构建为合作出版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3.加强合作出版成果的推广宣传 　　为扩大合作出版成果的学术影响，实现价值最大化，出版社与荷兰博睿出版社、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俄罗斯圣彼得堡财经大学等机构共同打造学术交流推广平台，通过国际性书展、学术研讨会等方式，直接实现中国学术成果与国外学术界及媒体的对接，学术成果价值得到最大的彰显。 　　2009年10月，出版社组织并邀请“皮书系列”的两位主编DD蔡?和汪同三，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并在欧洲多个国家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举行了学术报告会。此次活动是中国著名学者直接面向海外学术界及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活动，不但为“皮书系列”英文版在海外市场做了很好的宣传，而且也为中国学术走向西方世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4.人才队伍的组建 　　第一，组建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库及原创作品“走出去”库。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出版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为依托，逐渐拥有了一支来自国内不同专业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团队，他们高质量的原创作品是出版社实现合作出版的前提保证。 　　第二，构建权威译者库。国内学术著作能否得到国外出版社和读者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翻译水平的高低。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稳定的高水准译者团队。同时，出版社还聘请懂中文的相关专业领域外籍专家对外文作品进行审定。译文的体例一律遵循国际通用的“芝加哥标准”，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第三，组建有国际视野的编辑团队。出版社严格按照专业编辑责任制分工负责。为了开拓编辑的国际视野，出版社每年定期组织编辑参加国际书展、学术研讨会议以及各类培训，在活动中增强了编辑的国际合作与国际组稿策划的能力，熟悉国外出版流程、学习先进的出版理念及出版经验。例如我社派国际出版人才到荷兰博睿出版社培训三个月；骨干编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宣传我社品牌和图书，培养、造就大批有较高专业学术素养和外语功底，具备国际学术视野的学术出版专业人才，并鼓励学术编辑、学术出版人参与学术科研活动。 　　三、全面拓展 　　2012年，出版社国际出版业务迎来了更大的机遇。出版社遵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领导“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工作指示精神，把国际出版能力建设作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国际化的关键环节，从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出版能力建设。 　　1.全面推开与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的合作 　　2012年，出版社国际出版项目达60余种，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芬兰、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20余家学术出版机构建立了外文版图书合作关系。其中，14种图书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12种图书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种图书入选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18种图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著作翻译资助。 　　2013年与博睿、施普林格等国外著名学术出版公司合作出版外文图书66种，其中英文46种、日文10种、俄文8种、韩文2种。18种图书获得原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项目资助，8种图书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17种图书获得院创新工程中译外项目资助。 　　2.参与国际书展，主办国际学术活动，系统推介有关中国的内容特别是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内容 　　2012年，出版社在伦敦书展“市场焦点”中国主宾国活动期间，成功举办了“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活动，受到原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2012年10月，出版社国际分社自主组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并邀请国内学者参加。通过这一活动，为中外学者搭建了一个国际学术推广的平台，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专家学者及学术成果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2013年，出版社独立组团参加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以及俄罗斯书展并举行了新书发布会，组织我院学者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世界知名高校访问，与国际知名学者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3.参与构建可与世界进行学术规范融通、对接的中华学术规范体系，着力提升本土学术出版物规范标准和水平 　　2012年，根据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我社对原有的《学术出版规范》进行了修订，并于9月份正式发布实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规范（2012）》。新制定的规范是我社自2006年与以博睿为首的国际出版机构合作以来，研究和学习国际出版规范，并参考国际通用的《芝加哥手册》相关规范编写而成。同年12月，出版社作为发起出版，面向全国出版单位发出“加强学术出版规范从我做起”倡议书。 　　四、反思 　　在短短的十几年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国际出版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是抓住了自身极为有利的几个条件。 　　一是作为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天然具备与国内国际知名学者接触与交流的机会，拥有国际知名学者的中文学术原创作品，本身就已经初步具备了面向海外进行国际出版合作的先决条件。 　　二是在与国际知名学者和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之后，能够积极参与他们的国际学术活动，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把自身融入国际学术传播的平台上来，为出版社在国际学术界树立出版品牌，并为下一步与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展开合作建立了良好的网络。 　　三是积极主动把自身融入国际学术传播的链条中去，而不仅仅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出版图书的机构。这一点极为重要。出版只是形式，借助图书这种形式进行传播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如果想要更好地服务于作者，就要主动或者被动地配合作者开展各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拓展作者的国际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 　　四是组建专业的编辑团队。没有专业的编辑团队，作为出版人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要从制度层面激励编辑，让他们参与学术活动，尤其是提供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机会，则是一家学术出版机构在人才培养上必须付出的成本。 　　五是要组建稳健译者团队。这一点相信出版界的同仁都比较清楚，但同样面临的是如何激励的。 　　六是要积极融入国际学术出版规范。尤其是在中文原创作品上就要下足功夫，为后续进行国际合作出版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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