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把杀过人的刀
　　这只不过是一把普通的刺刀，大概产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的日本，是著名的三八式步枪(也就是“三八大盖”)的配刀。
　　这把刺刀的来历颇为曲折。我想，它大概是在七十多年前被它的第一任主人带到了中国——也许，在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的那一刻，那个日本士兵曾经因为自己“胜利者”的身份而踌躇满志，不过，在一九三九年底的某个晚上，随着这名日本士兵生命的终结，这把刺刀的命运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中队(约180人)的日军正在今河北省中部某县境内的一条大堤上行军，整个中队的最前面，是由七名日军士兵和两挺“歪把子”轻机枪组成的尖兵组。
　　与此同时，在大堤的另一端，八路军的一个连队正在转移，一位年轻的排长带领一个班的战士作为尖兵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 　夜色中，双方的尖兵几乎同时看到对方，于是一场遭遇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那位年轻的排长率先开火，撂倒了一个机枪手，其余战士迅速射击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将日军尖兵组全部击毙。后面的日军中队听到枪声立即展开，依托地形开枪射击。另一方面，八路军的连队也停止前进开始还击，连长见敌情不明，又担心附近的据点有敌增援，随下令：不要和敌人纠缠，争取夺取死敌武器，尽快撤出战场；一声令下，两名战士起身打算冲上去，却均被子弹击中，当场牺牲。连长见敌人火力太猛，不准战士冒险，下令撤退，就在此时，那位排长说他有办法去取枪，连长答应让他试试。随即，那位年轻的排长沿着大堤上的车辙沟匍匐前进，借着夜幕和地形的掩护爬到了敌人尸体边，然后解下绑腿将两挺轻机枪和三支步枪拴了起来，趁着战友们进行火力压制的功夫竭尽全力连拖带拽地将那些枪弄了回来…随即，全连迅速撤出战斗。
　　那位年轻的排长因为这次战斗的出色表现而记大功一次，他也用上了亲手缴获来的“三八大盖”，那把刺刀便是那支枪上的。
　　忘了说，那位年轻的排长就是我爷爷，当时他十八岁。
　　在之后的一年多时光里，爷爷所在的部队一直转战于冀中平原，先后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直至一九四一年的行唐县尤岗战斗…当时，爷爷的排只剩下五六个人，爷爷就是用他那支“三八大盖”和这把刺刀与侵略军展开白刃战的…经过那一战，爷爷晋升为连长，获得了战斗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并获得奖章一枚；也因为那一战，爷爷的身体留下了一条刀疤、一个弹孔、两片迫击炮弹片和终身的残疾。至于那支“三八大盖”，恐怕已经在肉搏中砸坏了，唯有那把刺刀还留到今天。
　　据老爸说，爷爷有个木箱子，里面全都是战利品和各式各样的勋章、奖章；其中还有一把日军的佐官刀，可惜随部队转移时遗失了；另外还有一支爷爷当团长时用过的手枪，解放后也上缴了，只剩下那把刺刀。若干年后，也就是文攻武卫的时候，老爸曾用那把刺刀保卫过毛主席像。
　　尽管是个生在军队大院里的老实孩子，但恐怕是因为我继承了祖辈不屈的性格，所以我还是会因为同“前院”的小孩们“战斗”而时不时地给家里闯祸；自然，那把刺刀就一直被老爸收着，直到某次拾掇屋子时我才第一次见到。当时我不过十来岁，看到那刺刀时我惊呆了：家里居然还有这么个宝贝！
　　老爸说：那刀杀过人！我不信。老爸拿过刀来指给我看：瞧，血槽上有锈，肯定杀过人，你往后少碰，出了事儿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总之，连懵带唬的我也不全信，只是杀过人这一点我尤为相信，并且还总拿着那刀跟小朋友们显摆：这刀杀过人！看！血槽上还有锈呢！就那样“噗”地扎进去，然后血就沿着血槽喷出来了！嗯…杀过100个日本鬼子呢！当初，我爷爷能一个人干掉他们四个…——当然，后面的那一部分是我杜撰的，其实我那时候连杀鸡都不敢看。不过，自那时起，爷爷就是我心中头一号的英雄了…
　　最终，我是从老爸那儿打听到这把刀的来历的，我想爷爷是不愿意再提起那段痛苦的回忆了，太多他熟悉的人失去了生命。爷爷总是说：能活到现在够本儿了…
　　现在，那把刺刀就放在我家的书柜上。我偶尔会握着它，感受它，因为它曾给过我无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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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被家暴的以前我老公拿刀砍过我现在他也经常拿刀威胁我说要杀了我我该怎么办我现在真的随时会有生命
你好我是被家暴的以前我老公拿刀砍过我现在他也经常拿刀威胁我说要杀了我我该怎么办我现在真的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有一个3岁的儿子没有办结婚证我不敢跟他过下去了我想走可是没有钱他把我身份证啥的都藏起来了限自我人生自由权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浙江 - 宁波
2条律师回答
如果有家庭暴力倾向，建议向公安机关求助保留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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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深圳用户的咨询说来一肚子气，我嫁给了一家猪啊，公公爱喝酒，婆婆动不动给我脸色，老公动不动发脾气。狗日的。还记得上个月，我公公喝酒来找我老公理论，我老公二话不说给他一脚踢地上了，那么多人在我们家没一个替公公说话，我就是怕别人笑话老公，所以说了老公一句，“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还推了他两下，谁知他竟然给我一巴掌，特么的，劳资干脆拿个凳子把他给打死了，要那么多人拦着，我还给他几巴掌，但都是用左手打的，他们拉着我的右手，肯定不疼，我老公他么的打了我好几巴掌，还把我按在床上差点掐死，，说到这里一把泪啊，我婆婆啊，舅外公，舅外婆，姑奶，都特么说是我公公该打，我去劝干嘛，我特么的去劝有错吗，难道要让我老公把他亲爹打死不成，他妈的，劳资以后不管求了，管求你要杀啊，要打啊也不关劳资半毛钱关系。我气得要跟他离婚了，要不是因为有一岁半的儿子，要不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我就带着儿子走了，那天晚上我把衣服都装好了，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了，老公要跟我***，特么的我就是不给，他说我不开心就打他骂他，或者杀他，我气着说，特么的你死都不够，他说，那我去拿刀给你，我说他有种你特么去跳楼啊，让我杀，劳资还嫌脏呢。第二天居然把我衣服拿去藏起来了。
遇到一家奇葩人，宝妈以后日子该怎么过啊。想想办法改善下家族环境吧，这样对小孩子好，小孩子要在一个好的家族环境中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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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B2- 沪ICP备号优等生杀人事件——捅人74刀“不害怕”，怕的是“被我爸知道”
是什么让一个“优等”少年捅74刀杀人，是什么让一个秘密14年后曝光。
一个少年，一段悬案，近400个警察的追捕。现实比东野圭吾的小说更残酷。新闻的生命力就是真实。
记者在看守所对凶手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这是一次人性幽暗隧道的探寻。
29岁的宋成，近14年都活在“黑暗”里。
他不敢交朋友，怕人了解自己。他害怕白天的人群，“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他不敢睡觉，怕做噩梦，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他频繁换工作，结婚又离婚。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
因为15岁时，他杀了人。
“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他对警察说。
▎犯罪现场，满地血迹的院子。
不久前，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宋成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在初中老师眼里，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在父母记忆中，他没顶过半句嘴。在更多同乡看来，名校“泰兴中学”与“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就足以令人震惊。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让她闭嘴，我怕我爸知道”。
进入客厅后，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双臂僵直，腹部、胸部、颈部、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满刀口。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属于“气血性休克”。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在人们的想象中，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
▎ 受害人家所在的小区。
赵宏林记得，为了这起案子，全市600名左右警察，出动了将近400人。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那时我们都觉得‘中职’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坏孩子多一点。”赵宏林回忆说，“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另一边，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因为有外遇，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怀疑的罪名是：雇凶杀人。
在凶案现场，血迹像胡乱的涂鸦，遍布客厅和院子。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痕迹仅能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15～30岁的男性，同时，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
案发那天晚上，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聪明的男孩”。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口才好，组织能力很强”，经常主持班会，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
在张宝华看来，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他写好作文，父亲会改一遍，再让他誊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师当范文念。他痴迷看小说，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亲，恭敬地喊一声爸爸。犯了错，他会跪在父亲面前。
“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听讲，成绩要好。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宋成回忆道。
14年后，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进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坏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门，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那里有不少网吧，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进入另一个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富人阶层”，“财杀”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溜出学校后，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当时是晚上7点多，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时，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着那盏灯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
后来，他记不清楚，是小说里的“侠盗”刺激了他，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在那间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笔”的想法，想搞点儿钱。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向内观察。忽然，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他转过身，几乎与女人面对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还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宋成回忆说，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过是“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
多年以来，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我做所有错事，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说起那种恐惧感，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失声痛哭。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父亲沉重的爱”和“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父亲如果觉得不好，会再给他洗一遍。中学时，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大学时，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
“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为人也很正派，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顿了几秒，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对，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记忆中，他想和父亲亲近，“但不知怎么亲近”。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交流”。每次做错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听父亲讲“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
甚至，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都来自“父亲的安排或要求。”
“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宋成的肩膀，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动着，“我必须接受这些，否则他就会很伤心。”
后来，面对父亲，他学会了“演戏”。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笑一笑也不过是“扯动一下嘴角而已”。
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发前40分钟，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而是听了儿子的话，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
他边捅边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没有了力气，女人没有了声音。
14年后，在接受审讯时，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当他戴着手铐脚镣，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无法抬起头来。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骂，有人向他冲过来，被警察拦下。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还时不时闭上眼，身体轻微颤抖。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雇凶杀人”的传言，“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清洗了沾满血的手。旁边的厨房里，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
走出洗手间时，他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声音，便跑上二楼，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他循着声音，来到后院，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傻子”，没有“威胁”，就走出客厅，翻墙离开。事实上，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
离开后，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将那把原来用于“耍酷”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
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当时，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
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宋成回忆，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一切都一如往常。
只是那场“噩梦”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当晚回到家后，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救命”声。
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他的分数从整栏的90多分一路下降，80分、60分，直到50分。参加高考，这个曾被父母师长寄予“北大清华”期望的男生只考上江苏的一所三本院校，成了泰中“剩下的10％”。
高二时，他曾经爬上窗台，不料母亲忽然出现。高三时，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他闭着眼睛骑车，渴望车祸降临。落网前的一段时间，他还想过去西藏，就死在那里，因为“雪山纯净，而我太脏了”。
上大学后他就在外面租房，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说出梦话，更怕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他从不睡床，觉得床下有人，从大学起，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发上。
“我看过一个故事，你给一个人做了一桌好吃的，你希望他多吃一点，你觉得为这个人做了很多，但是他其实只是想喝杯水而已。”
每次洗澡，每当摸到这个伤疤，他都会“浑身打个激灵”。他不想看到这个疤痕，以至于在高二的一个晚上，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划出5条从上到下的口子。
他从未怨恨过父亲，因为“你不能把父母对你的好当成压力”。
在他看来，如果14年前父亲知道他杀了人，一定会自杀。但现在，他相信父亲不用。因为“这些年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让他失望的事情”。
就在回到泰兴的第二个星期，他从在看守所提审他的民警那里得知，自己其实是父母领养的孩子。
他曾经想过，“我大不了把命还给爸妈”，但发现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
“在里面的生活，会更容易一点吧，起码不用再演戏了。”审判即将来临，宋成却非常平静。
只是有时，他还是会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他杀了人，在洗手间清理血迹。少年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是血，就用手去擦镜子，血越擦越多。
那一刻，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人了。”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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