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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博鳌论坛嘉宾激辩亚洲经济增长新突破口
新华网海南博鳌４月９日电（记者华晔迪、傅勇涛）博鳌亚洲论坛部分论坛嘉宾认为，亚洲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短期资本流出压力上升，亚洲需要新的动力，应加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强化抵御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
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全球经济实现稳健复苏，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形势再次出现背离，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与前几年截然相反，这次背离特征是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稳定复苏，而新兴经济体增速快速下行。
报告引述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１．２％和４．５％，过去几年中，二者经济增速差距已由２０１１年的４．５％、２０１２年的３．４％收窄到２０１３年的３．３％，经济增长动力已由过去几年中新兴经济体主导转向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并驾齐驱的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８日将２０１４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０．１个百分点至３．６％，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下调０．２个百分点至４．９％。
这份报告并说，全球经济将在今明两年持续改善，其中主要动力来自发达经济体，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则开始加剧。
此间接受记者采访的博鳌参会嘉宾说，新兴经济体的困境，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上，还体现在汇率、国际收支平衡、金融脆弱性等指标的明显恶化上。以汇率为例，前述报告举例说，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幅度都在２０％以上。
“面临９７年危机相似内外环境”？
报告指出，２０１３年以来，包括亚洲经济体在内的新兴市场再次面临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相似的内外环境。当前，美联储正在逐步退出ＱＥ，美国１０年期长债利率已经回升到２．８％。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新兴市场短期资本流出压力急剧上升。２０１３年，在８月的最后一周，新兴市场股票基本资金流出３８亿美元，债务资金流出２０亿美元。２０１３年前７个月，北美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累计净流入１０２４亿美元，日本市场净流入２８０亿美元，欧洲市场净流入４３亿美元。
有论坛嘉宾指出，亚洲部分经济体出现的这种状况，与近年来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这些经济体的信贷扩张密不可分，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
然而，也有一些专家表示，现在的情况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说，与１９９７年相比，亚洲大多数经济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明显提高，大部分亚洲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规模较大，浮动汇率的弹性明显增强，有利于缓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
嘉宾建言加速“亚洲经济一体化”
部分嘉宾接受采访时表示，亚洲大部分经济体建立了相对完备的金融危机国际协调机制，大大增强了亚洲各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抵御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
博鳌亚洲论坛前夕发布《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２０１４年度报告》认为，在贸易增长减慢、一体化进程减速、全球价值链未来发展不确定的情况下，亚洲需要新的动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看来，过去全球贸易的治理是由高收入工业国家来设立规则的，但是今天必须要适应新的现实，那就是新兴市场崛起，特别是中国，这些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国家应该参与到这些讨论当中来共同制定新的行为规则。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日渐高涨，亚洲各经济体加快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周文重说，亚洲地区新一轮区域化浪潮正在形成中。东盟、日本、韩国和印度都在积极探索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战略、目标模式和优先顺序，都在加快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步伐，东盟十分强调在区域经济组织中保持主导地位。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这些组织建立中，中国力量必不可少。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塑造亚洲一体化的条件将是中国改革的前途，中国的参与对这个地区非常重要。
[责任编辑：各种先行先试权加身 空港新城打造皖新经济增长极_新浪新闻
各种先行先试权加身 空港新城打造皖新经济增长极
　　“合肥空港经济发展规划要立足长远，以全球化视野站位。同时，结合合肥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政策，把各种先行先试权运用到空港新城的建设中。”昨日，合肥市发改委区域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市规划局正在编制《肥西县高刘镇总体规划》和《合肥-六安新桥空港新城合肥起步区单元控规》两个法定规划，计划下半年完成规划的审查、公示和上报合肥市规委会审定工作。
　　合肥市发改委表示，新桥空港新城初步定位为长三角西翼重要的航空交通要道、安徽省新的经济增长极和临空特色产业基地、合肥六安承接国际产业门户、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空港新城。将重点发展临空型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现代服务业等与航空运输相关的产业集群，奠定空港新城发展的基础。(郁宗菊)　　（原标题：各种先行先试权加身 空港新城打造皖新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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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人民日报：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稳增长依然很重要|阶段转换|经济增长速度_凤凰财经
人民日报：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稳增长依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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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过程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主动作为、采取切实措施，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释放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
当前，人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有人以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会自动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因此对于经济下行压力缺乏认识，对稳增长的必要性和意义缺乏正确判断。确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潜在增长率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中高速的潜在增长率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性，并不会自动实现。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过程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主动作为、采取切实措施，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加快形成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新增长方式 形成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新增长方式，是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来看，过去30多年我国的高速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现在我国追赶型增长进程还没有结束，目前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属于后发追赶型增长过程中的阶段转换。关于这个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高低，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形成两个基本共识：一是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但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潜在增速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及后发优势大小等因素所决定的一种增长可能性，是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增速，而不是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有三个方面的国际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世界上有不少处于低收入发展水平、非常贫穷的国家，它们的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很大，但长期没有实现快速增长；二是一些成功实现追赶型增长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尽管它们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后发优势或增长潜力比较相近，但各自实现的中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三是一些追赶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发展初期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到中等收入阶段则出现了发展的停滞，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教训都是值得吸取的。 可见，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同时意味着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而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适应发展阶段变化、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那么，不仅中高速的增长潜力不会变为现实，而且经济有可能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关键是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加快形成与新环境、新阶段相适应的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方式。同时，应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增长点，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在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同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实现经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基本要求。 统筹兼顾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和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不仅在于经济进入新常态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在于近年来我们一直说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可以说盘根错节、异常复杂。我们既需要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也需要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这些任务之间，从长期来看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在短期内有时会相互掣肘，甚至存在矛盾。加大转方式、调结构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则有可能导致增速下降，加大矛盾和风险；而如果把短期增速的高低看得过重，或者不愿冒必要的风险去解决深层次矛盾，则势必在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就有可能陷入增长下滑、风险加剧和改革难以推进的恶性循环。所以，必须坚持整体谋划、统筹兼顾，既紧紧扭住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不放松，又密切关注各项改革举措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并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增长方式的惯性作用常常会使宏观调控政策面临困难选择。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规模速度型模式，只有在保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企业才能盈利，财政才能增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存在滞后性。随着经济增速快速降至中高速水平，由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方式还在延续，尽管增长速度并不算低，却可能出现企业大面积亏损和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度下滑的情况。如何既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又缓解企业和财政面临的困难，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是宏观调控面临的重大考验。近两年，我国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实行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提高了宏观调控效果。 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增速回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会出现两种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种是由阶段转换、潜力变化和结构调整、矛盾化解等所导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种是由经济景气循环变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这两种增速下降虽然根源不同，却会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加强，尤其需要注意由前一种下降所导致的后一种下降。这是因为，经济增速变化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由增长潜力下降或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过预期因素导致经济的周期循环型下降。如果说第一种回落很难避免，那么，我们应当尽可能减小第二种下降。这也是中央一直强调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防止经济惯性下滑的道理所在。当然，在&三期叠加&阶段，也不能把合理区间简单理解为一个增速数据，而应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就业与民生，注重环境改善，注重风险化解和防控。在这些目标和要求能够比较好地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增速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打造&双引擎&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只有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力，才能打造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进一步加大有利于强基础、惠民生的投资。我国现阶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特别是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房抗震加固、农村垃圾处理、大气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资需求非常强烈和迫切。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质，而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要按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 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释放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由于竞争不充分，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在不少产业领域我国甚至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发展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发挥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创造条件，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成长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当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层出不穷，二者相结合，孕育大量新商机、催生众多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业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发展还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政策等的制约，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必须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创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li_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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