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62年饿死的人比1942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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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笄罩山伯爵
发表时间： 17:59:14
：为什么饿死的人多？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社会可以逃荒，所以，光绪时受灾更严重的“丁戊奇荒”也只饿死1300万。但1962年饥荒时，政府怕引起城市粮食短缺，将逃到城市的农民以“流窜罪”抓起来劳改。顾准亲眼看到，信阳用机枪封锁道路禁止农民逃荒。顾准回北京后发誓，永不踏入人民大会堂一步。
作者：笄罩山伯爵
发表时间： 18:17:06
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转贴]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兴和他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二00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
以下是铭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一九五九年我刚满十五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的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捆上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有个叫吴德桐的社员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来几个人，把他活活的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为啥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遭到队长吴永寿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让我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人人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了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GONG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二00四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一百二十人中GONG有七十二人饿死。
死者姓名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注
1 李兴奎 男 李傅如 祖父
2 吴德勤 男 吴永富
3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4 吴根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5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6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7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8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9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10 余才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11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12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13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14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15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16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17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18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19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20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21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22 吴德润 男 吴永明 父亲
23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24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25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26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27 冯长友 男 绝户
28 冯小二 女 绝户
29 冯云毛 女 绝户
30 杨世英 女 绝户
31 吴永昌 男 绝户
32 潘秀英 女 绝户
33 吴小成 男 绝户
34 吴二毛 女 绝户
35 吴德立 男 绝户
36 吴永恩 男 绝户
37 吴德刚 男 绝户
38 徐乃兴 男 绝户
39 徐乃昭 男 绝户
40 徐之太 男 绝户
41 余敦海 男 绝户
42 余陈氏 女 绝户
43 余小富 男 绝户
44 余自明 男 绝户
45 王福汉 男 绝户
46 李明奎 男 绝户
47 李福喜 男 绝户
48 李刘氏 女 绝户
49 李小毛 男 绝户
50 徐安义 男 绝户
51 徐小照 男 绝户
52 吴永清 男 绝户
53 吴小成 男 绝户
54 吴二娌 女 绝户
55 吴大孩 男 绝户
56 吴云毛 女 绝户
57 陈友来 男 绝户
58 陈刘氏 女 绝户
59 吴松山 男 绝户
60 吴华厚 男 绝户
61 吴王氏 女 绝户
62 徐乃珍 女 绝户
63 吴小油 女 绝户
64 吴舍毛 女 绝户
65 吴四毛 女 绝户
66 吴向山 男 绝户
67 吴桂氏 女 绝户
68 吴永才 男 绝户
69 吴王氏 女 绝户
70 吴永堂 男 绝户
71 吴马氏 女 绝户
72 吴向成 男 绝户
合计七十二人，分别在一九五九年农历十月、十一月死去。&
作者：专业
发表时间： 18:18:20
去别的地方必须要有介绍信各个村路口都有民兵把守，抓住逃荒的就枪毙，所以说毛时代是伟大的，老蒋就不敢这么做，心不狠当不了皇帝啊，老蒋亏就亏在心没毛毒。&
作者：专业
发表时间： 18:20:57
民国饥荒至少还可以逃荒，毛时代根本不让你逃荒，你跑的别的地方乱说那是给伟大的射会主义抹黑
作者：笄罩山伯爵
发表时间： 20:19:17
二楼是河南光山县饿死人的惨状，广德不少人都是光山移民的后代，应该不难查证。再转一个泾县人写的回忆，这就离我们很近了。&我与“三年大饥荒”
1958年，我16岁，在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读书。学校也是“大跃进”产物，座落在距县城70华里的黄田村；利用培风中学旧址。培风中学是1921年黄田朱姓联合创办的，1950年停办。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许多青年涌来读书，很是兴旺。黄田村是个很大的村子，一色的清代建筑，厅堂楼舍，黛瓦粉墙，黑压压一片，气势不凡；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开学之初还是能吃饱的。不久，我们的粮食供应由每月30斤减至24斤。居民户口也由每月25斤半减至21斤。其中还要搭配一些霉烂的泥豆、山芋干或者萝卜青菜。最可怕的是社会上凡是能吃的副食品都不见了，什么都买不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消耗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惶惶不可终日。一些胆子大的学生便三三两两游弋于食堂前后，见到什么偷什么，诸如锅巴、馒头、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同学参与其中。她们多半不是偷，而是讨好炊事员，乞求讨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的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n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大跃进”当中，母亲被抓进劳改队了，家中还有外婆和妹妹。外婆七十多岁了，经不起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得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１９６０年春，或许是１９５９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一进黄田村，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能收到这样一纸法律文书，尽管于事无补，心里却多少有了点宽慰。真的感谢胡耀邦总书记，是他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我家住在上黄田，是个生产队，总共二三十户人家。“三年大饥荒”中，最早死去的是三先生朱晓初，一个落魄文人，平常生活都要别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勤劳节俭，本本份份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都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也跳“冲水宕”自尽了。他们还有个堂兄（弟）汪南生，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三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如今，汪大益过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老态，看上去象是六十岁左右。他种了六、七亩田，还养了牛。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田呢？他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怕变，没有信心种田。自已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种田，就多要了几亩。如今好了，不但免交农业税，还有种田补助，还有养老补助；虽然不多，日子还是好起来了。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多活几年。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地。小时候总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三年大饥荒”中，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去劳改。死在劳改队里。普善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改队，而是权力者随意处罚的劳役。我也相信。那个年代，在“阶段斗争”的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他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汪大益说他们曾经一起出工劳动。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伶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人都饿死了。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譬如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他的父亲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都被老鼠扒掉了。“三年大饥荒”，老鼠也饿狠了。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　朱锡锷　　汪南生　　吴少丙
胡娣姑、朱安英　　陶奶奶、朱大庆　　俞德祧　　汪竹林、三六子　　陈承春夫妻俩　　陈承益　　陈承跃夫妻俩　　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　成德胜一家三口……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１1960年，因为师资匮乏，我们全班离开黄田，寄读于宣城师范。开学不久即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夜间，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间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帐，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农民的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卖菜、剌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涨痛致死。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肖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估计，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我看外省一些县志并不这样），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作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们，也是饿急了。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于是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填饱肚子而奋斗。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w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w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收割那天，县城里去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都是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日)
作者：封建主义接班人
发表时间： 9:38:50
现在的人吃得饱喝的足，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大饥荒的事。匪帮干的蠢事，毫无人性，遗臭万年！
作者：麻林光
发表时间： 9:49:04
朱普乐说泾县“三年”的情况与我们广德差不多。想想那三年――鬼也要哭三场啊！
作者：江南渡春秋
发表时间： 9:31:59
& 《一九四二》这篇影片非常的轻佻。首先大饥荒的成因非常复杂，日本军进入中原，国军困守中原，地方势力骚扰中原，匪类踅摸中原，几方势力错综复杂，影评一句带过，全变成了国民政府一家的失误。那怎么解释国民政府赈灾粮款的车队被匪类袭击抢掠？是的，即使在那样复杂、艰苦的条件下，国府迫于压力，从道义上他必须救灾，因为没有任何条文证明中原当时不是国府的管辖政区。但是，实际上，中原已经不在国府的控制能力范围。国民政府已经远去，远到东南四百海里之外的一个海岛。国府的能力不需我们后来者去置评，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各种形态。我们只需看眼前，看一水之隔的那个海岛，施政是否比大陆更有人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国民政府那时候是内忧外患，本来底子就薄，还加上日本侵略，当时主要财力就是供应军队，抵抗侵略，不是蒋介石不想管，是根本管不过来，各种原因掺杂一起的，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1942的饥荒，是战乱?天灾?救灾不力多种原因造成的。而1960年的大饥荒，和平时期能饿死三千多万，完完全全是一伙土匪制造的人祸。
作者：披甲上阵
发表时间： 9:46:00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的 也改变不了什么&只希望哪一年 XXX倒台时& 我们再跟它算总账&& 清算历史 再跟它的狗腿子 爪牙 算总账。 &包括经常混迹论坛的几个广德滴走狗& XX拳等等等。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32:13
麻林光:朱普乐说泾县“三年”的情况与我们广德差不多。想想那三年――鬼也要哭三场啊！设想一下，如果现代西方哪个国家发生如此惨烈的人祸，总统恐怕不是下台就可以交差的，那是要把牢底坐穿的。然而，在俺国，一些脑残仍然视腊肉为大救星，大英雄，真不知要如何丧尽天良才能支持这个结论的。&&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45:39
三年大饥荒产生的原因 来自：山姆大叔的空间我们常讨论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何以造成饥荒？采用穷举法，必定只有这几种可能：
1、地里产的粮食少了；2、收走的粮食太多了；3、留下的粮食浪费太大或被他人多占了；4、人口增加太多不够吃了。
其中第四种情况明显不存在，可以排除。
一、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种因素，地里产的粮少了。
要出现地里产的粮食少，必定就会有过多的成灾面积与产量的减少。根据资料反映出的成灾面积。于是就有人拿来证明是发生了“自然灾害”。
我很奇怪，怎么成灾面积就一定说是“自然灾害”呢？那三年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天灾年年有，那三年明明就是正常年。从那几年中央的报刊杂志、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央文件、气象资料，都没有自然灾害的迹象！真有天灾，怎么中央就没组织过抗灾的活动？怎么就没有发过抗灾的文件？怎么就不讨论灾害问题，而争来吵去的全是“大跃进”的问题呢？59年庐山会议的内容也可为证！凡亲身经历过的人都很明白，“自然灾害”只不过是推卸责任，嫁祸于老天爷的技俩罢了。
真正造成成灾面积与减产的，主要是下面的原因：
1、大炼钢铁运动
大炼钢铁抽调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农村就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彭德怀59年回湖南考察得到的诗稿：“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就是那种状况的写照。农村劳动力缺乏，弃种和弃收现象严重，成灾面积怎么不大？而彭德怀上庐山会议去鼓与呼，就成“反党集团”了！
大炼钢铁劳民伤财，乱伐树林，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只是吹吹牛，眩耀一番。不仅炼出的钢大多不能用，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农业生产。是造成大饥荒的最主要的罪魁祸首。
2、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制度完全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吃大锅饭，造成了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农民在地里站成一排，锄头杵在地上，吹牛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多。当时形容是“青桩“（一种鸟，站在水里一丝不动，啄鱼吃）。干活的质量也很差，形容翻的土象“猫盖屎”， 怎么不减产？同样的土地，在公社制度实行以前年年高产，而“公社化”后却变成低产或基本不产粮了。田里成熟了的庄稼与菜蔬不再有人细心收获，大量烂在地里。
为了强迫农民干活，于是又引发了“强迫命令”和“打骂之风”。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透露，该省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计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又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占22.3%。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真是触目惊心！人在强迫下的劳作与自觉自愿的劳作是有很大差距的。
瞎指挥造成大量减产，如多栽密植，许多地方几乎造成颗粒无收；想提高土地利用率将水田放干，多种一季小麦，结果误了农时，两头都没抓住；深翻土，深达一丈二，翻出的生土不利于庄稼的生长；将若干田里的稻谷移到一块田，又是拍照，又是登报，虚吹“亩产万斤”，甚至十多万斤等等。
以上三个原因使得粮食大大减产，1958年的产量（实际）4000亿斤，亿斤，1960年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亿斤。与吹嘘的“亩产万斤”相差太远！
二、第二个原因，收走的粮食太多。
1959年收成减少，已经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下，大搞“反瞒产私分”，将农民仅有的口粮也夺得干干净净，饿死人的现象更加剧烈。
如河南省光山县槐店公社全社总产量是1191万斤，公社党委上报的总产量却是4610万斤。而县里分配的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远远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
而1959年，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出口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0．2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同时这三年又是中国大规模援外时期，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的流到了朝鲜、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
三、留下的粮食浪费太大和被他人多吃多占。
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前期敞开肚子吃，造成大量的浪费。看下面这段：
成立了人民公社，顿顿吃食堂，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烧肉、回锅肉，六菜一汤撑死不要钱，叫你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不吃白不吃，谁愿意少吃？于是大家比着吃，吃得满口流油，嗝声连连。我等半大孩子还把馒头、红苕当成手榴弹来开仗，直砸得社员食堂的屋顶上、墙上，白的是馍馍，黄的是熟红苕，饿过饭的老年人自然很生气，骂我们是砍脑壳的短命鬼。
周家的儿子才几岁也吃不下几块肉。于是周大娘就觉得吃亏了，骂周三周四道：“没有，你***要吃，有了又不吃了！”把肉拈给儿子劝说：“再吃点，这不吃那不吃就等着吃亏！”有时候还硬朝儿子嘴里塞，塞得两个小家伙哇哇大哭。人幸福狗当然也幸福，我有条黑花狗，天天跟着吃食堂，月把下来长得油光水滑，肥得像头小猪见生人都懒得吠叫了。
“公共食堂”只办了约2、3个月就撑不住了。而毛ZD强调坚持办下去。只有硬撑着办，但不能敞开肚子吃了。由于干部多吃多占，食堂的管理员，炊事员又往自己家里偷，加剧了农民的死亡。
山西省长治市工农联盟公社，仅1960年春季请客就花去了8000多元。湖南省祁阳县潘家村公社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一年之内大吃大喝的各种物资，折合金额达47374元。河南省许昌县榆林桥公社高庄大队5个干部，1959年一年内吃夜饭用去面粉600斤，肉200多斤，粉条200多斤，白酒40多斤。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实际三年大饥荒就是三大原因造成的。地里产的少了，国家拿走的多了，公共食堂前期浪费太大了，后期又被有权者刮削多了。这与原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总结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教训时提出的几点（1、外调粮食过头；2、公共食堂解散晚了；3、自留地分迟了；4、反瞒产私分错了）是完全一致的。 而这三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急剧上升：　　1957年
10.8‰　　1958年
11.98‰　　1959年
14.59‰　　1960年
25.43‰　　1961年
14.33‰　　1962年
最可悲的是，当大饥荒十分严重的时候，拒绝国际援助。并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偿还苏联的欠债，反说是“苏修逼债”。69年宣布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表演蹩脚的打肿脸充胖子的把戏。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处处掩饰自己的失败。毛ZD表示与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但奇怪的是，密云水库边的别墅峻工于60年，位于毛家乡滴水洞的别墅于60年动工，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这一灾害赖人深思，就如凤凰卫视在一次节目中所说：
三年大饥荒，在20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灾害史上，都显得极不寻常。但是，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存在着争议。根据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当中公布的，每年度中国户口登记的人口数字，中国在1960年的时候人口总数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千万。但是国内外的民间学人有一些也认为饥荒当中死亡人数应该在三千万以上。如果真的按照这样一个说法来计算的话，那么，三年大饥荒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灾难。
，1961，三年大饥荒，一段被尘封的灾难，一幕不应该忘记的悲剧。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55:49
看看宣城论坛网友是怎么看待三年大饥荒的：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58:09
看看参与讨论的宣城论坛网友是什么素质：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1:01:00
看到上面两个帖子里宣城网友参与讨论的情况，很让人欣慰啊。明事理爱思考的人越来越多了，谎言和欺骗会越来越没有市场。让毛粪们哭去吧。。。
作者：黄朋
发表时间： 10:26:18
大跃进的时候，我家住在无为县城，全家有太太（爷爷的父亲）、爷爷奶奶、我爸，我叔叔、我姑姑。我爷爷解放前是资本家，无为县第一个公私合营的，全县工商界代表人物，大跃进了，正找不着理由整他呢，我爷爷说了句“统一给口粮不对，因为人有饭量大小，有的不够吃，有的吃不了”，结果被抓进去了，我太太也一起抓进去了（直到82年才平反）。我奶奶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买萝卜充饥，我父亲15岁那年，太太和爷爷饿的浮肿，被送回家，不到一个月，双双死了，埋在城外，至今找不到坟在哪里。两年后，父亲到广德五七干校边劳动边读书，奶奶带着13岁的姑姑和11岁的叔叔熬过了艰难岁月。多年以后，我父亲和叔叔仍然不舍得把没吃完的食物扔掉，常常看的我心酸。&母亲是广德的，外公解放前就是教书的，解放后日子更难过。但是山里有笋，有野菜，村里民风还淳朴，外公性格又比较好，所以没受多少苦。那一年，广德出了怪事――几千年没有记载的事，苦竹大面积开花结耔，耔象糯米一样，采回可以煮饭吃。这是真实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苦竹救人的。我母亲那时候才七岁，赶去的时候已经被人菜光了，但是仍然采了两三碗。
作者：温柔的狼
发表时间： 11:07:44
据我所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各地所饿死的人各地方不一样，我们广德就比浙江饿死的人多，广德许多女孩子为了活命，许多都跑到浙江嫁人了。究其原因，广德乃至安徽的领导比浙江的领导积极些，凡是想往上面爬的人，对底下的人民越残酷。想往上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虚报政绩，当时的政绩就是粮食亩产，------你那里一千斤，我就两千斤，你五千斤，我就一万斤。好，你收成越高，上缴的公余粮就应该越高，把打下来的粮食都上缴了，农民还吃什么？所以，干部政绩上去了，老百姓饿死了。据说，当时安徽是生产官员的省份！
作者：顺天雷
发表时间： 16:47:31
那个年代有多种因素引起了大饥荒，据我所知，一是刚解放，遇到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美国佬发起了朝鲜战争间接地侵略中国，不得已中国派兵前往支援朝鲜，消耗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二是苏联与中国翻脸在中国撤走专家威逼中国还债，没办法，欠债还钱，十二年的债务六年就还清，同时中国为了能够独立也赶走了苏联在中国大连驻扎的海军舰队，这样一来迫使中国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道路；三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为了自救搞起了原子弹，光这一项在河南就抽调各类农民工达一万多人，其他不算；为了换取外汇中国在粮食不能自足的情况下不得已出口了大量的粮食；四是中国也发生了天灾，就是河南的蝗虫四溢，致使粮食颗粒无收农民四处逃荒，现在广德人就有大部分是河南人的缘故。现在想想那个年代国家确实困难，但政策也不够开放，虽然搞了个“三面红旗”还是未能解救中国此时的困难，后来刘少奇搞了个“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由于当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很难行得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小岗村排除阻力联名写了生死状，搞了个包产到户，从此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安小若
发表时间： 18:07:20
这篇檄文看似精准，有了不少数字但唯有一两处有出处，其他空拍是有蛋想出来的
作者：组合拳
发表时间： 12:27:53
难得右愤能时时想到我，来而不往非礼也，那就先转一贴给你们看看，然后发表一些看法：&修志者：“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无稽之谈&　　魏雪夫近日，刘震云编剧，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于国内院线隆重上映。该片以宏大纪实手法，艺术的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躲避战乱的一段悲壮史实。这部影片反映的历史主题和背景原本是十分明确的、特定的。但片中饥民画面，竟然勾起一些人的无端“联想”，喻意影射，将其与年“饿死三千万人”的谎言作风牛马不相及的相题并论，更有人诬称“惨状超过片中情景”。　　这完全是对真实历史奇谈蜚语的恶意歪曲，心术不正之徒的无耻诽谤!　　近年，笔者应邀参加湖北省笫二届三级地方志及年鉴编审、统稿等。面对惑众妖言，“目既往返，心亦吐呐”。就所谓“饿死三千万人”之谬说，从修志治史角度谈点看法，以正视听。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指年。此间发生的天灾是建国以来范围最广、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自然灾害，也是造成三年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有听说过”《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　　年，全国受灾情况是，1959年受灾面积4463万公顷(每公顷约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1960年受灾面积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1961年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次于上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中国灾情报告》1995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人口数据为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66207万人，1961年65859万人(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这次人口统计是在“解放思想”、政治气氛不正常的背景下进行的。存在资料残缺、汇统仓促、方法粗糙等局限，导致数据失准，致命的是绕过了公安户籍和基层登统、人口专管部门等环节，各地各方反响强烈，不予认同。为纠偏弊病，国家统计局在占有大量比较翔实资料的情况下，组织人员认真调查核实，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纠正并修订了1984年人口数据失准问题，发布了《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涉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全国人口登统数据是：1958年65346万人，1959年66012万人，1960年66207万人，1961年66457万人，1962年67295万人(适当溯延一年)。这一数据显示，人口是呈上升趋势的。修订的数据反映了实际，迄今各地各方无异议，既使有质疑也无从否认。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计1039753人，分别为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1961年647010人(《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非正常死亡指流行性疾病死亡、事故、灾难(也包括饿死的)，其中有作销户处理的，如出境投靠亲友、谋生、入赘婚嫁，长期不归，音讯杳无等，亦算入非正常死亡。　　应该说，上述职能部门和组织公布修订的数据相对是可信的。　　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凛然面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出台政策，采取措施，克服困难，千方百计降低灾害损失，调丰补欠，大力发展生产，战胜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保证了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付出了极大努力。史载，期间，党和国家领导带头节衣缩食，压缩用餐次数，共渡灾年。毛主席听闻灾害，主动减少口粮，坚不食肉，淡饭粗茶，聊以为餐，以致出现身体浮肿。由于遭受天灾，局部地区民众生活的确遇到暂时困难，物资相对匮乏一些，但是并无大量人口饿死逃荒的现象发生。民众精神面貌始终是健康向上的，整个社会运转正常，稳定有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任何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学者都是否认不了的。　　近三十年来，境内外研究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各方神圣不甘寂寞，粉墨登场，竞相争鸣，推出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和“死亡数据”。其中主要有：美国汉学家B.Ashton等人1984年估算约2947万人;美国人口学会主席A.J.CoaIe1984年估计约2700万人;彭西泽1987年估计约2300万人;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冯客推测约4500万人;《大英百科全书》称约“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曹树基纸上演算后的结论是3250万人;辛子陵、曹思源妄断“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吴敬琏《中国经济60年》谓万人;杨继绳推算3600万人。专著专文主要有：《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笫6期、《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作者金辉)、《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笫1期，作者曹树基)、《墓碑年中国大饥荒纪实》(2008年版，作者杨继绳)，(不一一赘列)。最有代表性且流毒最广的要数“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　　“饿死三千万人”的来由。美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透过遥远的大洋，隔空研究加腹测后得出结论，将死亡人口估计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被《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Jasper BecKer写进畅销书《饿鬼：毛的秘密饥荒》。尔后，该数字就成了西方媒体共识，在提到这段历史时必说“饿死三千万人”。这个毫无科学根据，靠拍脑袋，甚至是儿戏方式弄出来的数字，后来被一些惟洋是从，别有同心的人获悉，视为圭臬至宝，舶进国内。不加分辩甄别，在学术研讨会、讲座、著述、文章和部分媒体上频频滥用，广为传播。　　注意!上述“研究成果”和“饿死几千万人”的数据，都是极少数“专家”、“学者”们坐在书斋里，用“推测”、“估计”、“估算”、“约”、“测算”、“理论分析”等方法凭空杜撰出来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没有一个数字是真正深入实地调查，逐件分析查实人口原始资料后产生的。这群人中居然有学术声望很高，做了一辈子学问的皓首苍颜。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和“数据”没有丝毫学术含量和社会价值，是典型的胡编乱造，垃圾数字，是打着学术旗号亵渎学术。这是学术的悲哀，还是“专家”的无耻?恐怕二者皆有。　　说浅点，有些学者、专家老迈不小，治学不严，学养浅薄，品味低下，内心浮躁，浪得虚名;说重点，是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观点方法存在严重问题，言论自由突破了学术研究的底线;直白点说，某些学者长期以来，骨子里充满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刻苦仇恨，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借学术研究之名，伪造篡改数据，歪曲历史，抹黑党的形象，盅惑社会，煽动民众对抗党和政府，制造内乱，达到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他们梦寐以求、毕生奋斗的西方所谓“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多党轮执”的目的。我想，他们的美梦不会成真。　　修志者是如何对待人口数据的。　　志是国家和一方百科全书，位居众史之首，享有最高权威。治史修志，乃国之大事，历为朝廷和各级政府极端重视，无不苦心孤诣，戮力精成，未敢堕怠草率，必遴学品兼优之士与编。　　入志史实必须以笫一手原始资料信息为基准，辅助材料相印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治史，这都是一条必须遵从的原则。人口和人口变动状况是地情重要内容，所有行政志书必收入录，单列专卷，置于全志正文前三卷之内。人口原始资料选用的文书、图表、登记簿、档案等，提供者须签字证明，视为合格，方可接纳进入编修程序。这些资料分别由基层政府、人口管理职能部门、公安机关(户籍)、档案馆、统计等部门据实提供。人口统计数据以原始人口登记表为依凭、为基础，辅以人口变化文字说明。符合情况真实，数据准确，资料完备的要求。报送的数据均为相关部门长期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有专表专簿专人逐户逐人分项登记汇总，报党委政府认定公布。即便如此，参编人员本着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必定客观公正，秉笔直书，既记喜也记忧，不畏惧，不避讳。编修过程中发现史实不清，数据出入，必亲赴所有资料提供单位，重新翻阅档案，逐户点查核实，反复甄别，弄准为止。同时，走访曾分管人口事务的党政领导、部门负责人和一线工作人员，座谈讲述，回溯史实。　　初稿形成后，编辑部内审看，总编过目，进入初审、复审、终审环节。邀请历任党政领导、人口相关管理部门、一线专管人员、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等开会讨论，反复审阅。向社会公告，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志界名宿逐字逐数据校核后，呈省以上史志编纂委员会和职能部门审批付梓。每一道审查环节无不扎实具体，一丝不苟，确保每一个史实和数据准确不误，万无一失。　　反观今日国内一些学者、专家，对重大史实，重要人口数据的“研究认定”，态度极不认真，极不负责，草率而为。宛如面团一般随意揉捏，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照天乱喊，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完全以自已心理设定和需要为标准。　　数年来，“饿死三千万人”的谎言竟然大行其道，颇有市场，蒙骗住无数善良的民众。顶层政要居然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作壁上观，不予制止，任由虚假数字诬蔑党的形象，歪曲篡改民族历史，横行惑众。难道有政要与“学者”、“专家”沆瀣一气，高度默契，气出一孔?这可能是问题的症结和关键。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的谎言，有暇再议。)　　2012年12月11日看完此文，我有必要再作几点申述：首先，广德论坛诸神是如何得出三千万的结论的。有民政部门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数据）登记吗？有统计部门的受灾面积方面的数据吗？有公安机关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比如饿死）吗？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出生资料（比如出生率下降）吗？有各地地方志吗？有人口普查资料论证吗？估计你们都无法提供，既然无法提供，凭什么把这三千万说得这样“铁定”？要知道《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是毛泽东去世多年后由“被迫害者”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当政的，邓及其继任者会为毛洗刷“罪恶”吗？负责普查（多部门抽调）的干部群众还怕毛泽东的亡灵报复吗？鉴于此，这份年鉴是真实可信的。其次，三年自然灾害是切实存在的，受灾程度是周恩来一生都没有遇见过的，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之最。你们可以忽悠不知情的群众，拿出其他年份的受灾情况比三年自然灾害还严重的所谓“证明”，有精确的数字说明吗？有生产力状况的对比吗？有权威部门的论证吗？你们可以怀疑毛泽东，但是否也怀疑周恩来及其后来的普查者？总不至于把同你们结论相左的全部否定吧？请拿出否定依据再谈。再次，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众多死亡，难道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有没有地方官员的失误（比如浮夸、救灾不力、封锁消息）？有没有科技水平的落后原因（比如生产力落后，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农药）？有没有外部原因（比如苏联逼债）？另外，我对当时苏联的援助还有疑问，请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有，请注意这段文字：“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计1039753人，分别为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1961年647010人(《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非正常死亡指流行性疾病死亡、事故、灾难(也包括饿死的)，其中有作销户处理的，如出境投靠亲友、谋生、入赘婚嫁，长期不归，音讯杳无等，亦算入非正常死亡。”部门统计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即便没有其他原因，饿死的人也只有1039753人，哪来的三千万？相差也太大了！让你们这些右愤编故事，估计比《天方夜谭》更精彩！我从来都没有否定三年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结论，也没有否定“人祸”说，更没有为毛泽东推脱责任，只是想努力还原事件真相。你们可以质疑，可以反驳，但请拿出科学论证（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及论证过程），因为没有证据支撑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没有证据就随意“估算”更没有丝毫的道理！这样的帖子已经反复出现了几个，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否定 毛泽东及共产党？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真该撒泼尿把自己照照！不顾基本事实反毛泄愤是不道德的，刻意歪曲基本事实欺骗群众也是不负责任的。客观，理性，科学，才是我们的追求所在。&
作者：专业
发表时间： 12:35:58
组合拳:首先，合拳吊阿是如何得出南京大屠杀是三十万的结论的。有民政部门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数据）登记吗？有统计部门的受灾面积方面的数据吗？有公安机关的非正常死亡证明吗？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出生资料（比如出生率下降）吗？有各地地方志吗？有人口普查资料论证吗？估计你们都无法提供，既然无法提供，凭什么把这三十万说得这样“铁定”？既然无法提供，按小组吊阿的说法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南京根本没发生大屠杀，也根本没死30万
作者：专业
发表时间： 12:58:56
和平年代即使饿死一个人，执政者也是有罪的，更何况是成千上万人！按小组吊阿自己说饿死的至少也有百多万人，百多万生命啊，抚养一个小孩多不容易，把他辛辛苦苦抚养大却被暴政饿死，到头来老百姓们连提都不能提，在太监组合拳的眼里草民的性命生死根本无足轻重，主子的颜面功绩是最重要的，你一提他主子饿死人的罪行，他就极不耐烦的吼道“这样的帖子已经反复出现了几个，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否定 毛泽东及共产党？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真该撒泼尿把自己照照！扣帽子、打棍子，和他主子整人的手法是一脉相承&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老百姓不能提这事，鬼子在南京杀人我们现在也总追着鬼子叫他们承认历史，对此道歉，是不是这样？请问和平时期饿死成千上万人直到现在有哪个组织哪个人出来对这段历史受害的民众道歉过？有没有？如果没有民众就应该一直提下去，追问下去，就象找鬼子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道歉一样自己饿死人的数字都不敢公开、不敢承认、拒绝道歉。也难怪人家日本人拒绝对这样的民族这样的ZF道歉，人家压根就看不起你，不吊你，因为你ZF事实上根本就没把草民的命和尊严真当回事，只是做做样子给草民看罢了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07:55
组合拳:&看完此文，我有必要再作几点申述：首先，广德论坛诸神是如何得出三千万的结论的。有民政部门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数据）登记吗？有统计部门的受灾面积方面的数据吗？有公安机关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比如饿死）吗？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出生资料（比如出生率下降）吗？有各地地方志吗？有人口普查资料论证吗？估计你们都无法提供，既然无法提供，凭什么把这三千万说得这样“铁定”？要知道《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是毛泽东去世多年后由“被迫害者”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当政的，邓及其继任者会为毛洗刷“罪恶”吗？负责普查（多部门抽调）的干部群众还怕毛泽东的亡灵报复吗？鉴于此，这份年鉴是真实可信的。其次，三年自然灾害是切实存在的，受灾程度是周恩来一生都没有遇见过的，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之最。你们可以忽悠不知情的群众，拿出其他年份的受灾情况比三年自然灾害还严重的所谓“证明”，有精确的数字说明吗？有生产力状况的对比吗？有权威部门的论证吗？你们可以怀疑毛泽东，但是否也怀疑周恩来及其后来的普查者？总不至于把同你们结论相左的全部否定吧？请拿出否定依据再谈。再次，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众多死亡，难道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有没有地方官员的失误（比如浮夸、救灾不力、封锁消息）？有没有科技水平的落后原因（比如生产力落后，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农药）？有没有外部原因（比如苏联逼债）？另外，我对当时苏联的援助还有疑问，请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有，请注意这段文字：“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计1039753人，分别为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1961年647010人(《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非正常死亡指流行性疾病死亡、事故、灾难(也包括饿死的)，其中有作销户处理的，如出境投靠亲友、谋生、入赘婚嫁，长期不归，音讯杳无等，亦算入非正常死亡。”部门统计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即便没有其他原因，饿死的人也只有1039753人，哪来的三千万？相差也太大了！让你们这些右愤编故事，估计比《天方夜谭》更精彩！我从来都没有否定三年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结论，也没有否定“人祸”说，更没有为毛泽东推脱责任，只是想努力还原事件真相。你们可以质疑，可以反驳，但请拿出科学论证（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及论证过程），因为没有证据支撑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没有证据就随意“估算”更没有丝毫的道理！这样的帖子已经反复出现了几个，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否定 毛泽东及共产党？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真该撒泼尿把自己照照！不顾基本事实反毛泄愤是不道德的，刻意歪曲基本事实欺骗群众也是不负责任的。客观，理性，科学，才是我们的追求所在。&哦，周公公说了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刘少奇怎么说的：（以下引文均来自公开发表的官方文章和出版物）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 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 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 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 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 我们现在是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难免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上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点发现，早一点 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 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 “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 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教训了。 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 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考虑到要给你家腊肉面子，维护腊肉的威信，刘少奇这样讲已经是很客气了，基本上是轻描淡写，但只要脑子正常，很容易从他讲话的官样文章里看出当时严峻的局面。［此帖子已被 福克西皮 在
0:48:58 编辑过］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43:46
自己的人民在挨饿，却主动提前归还苏联债务，反诬苏修逼债。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可能下面这个证据也说服不了你。你一贯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请注意这个外交部出版的书，不知道在你眼里够不够权威：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其中写道：“……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组合拳看清楚了，苏修不但没逼债，还主动要借中国粮食和糖。不过你家腊肉有志气，宁可人民饿得嗷嗷叫也不要苏修的臭粮食。不但不要，还要不顾困难提前还债，拿人民的生命维持他自己的面子。你家腊肉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把债务还清。（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次奥，他只勒别人的裤腰带，别人饿死跟他毫不相干。他的裤腰带都快系到奶头上了。结果，中国在1965年就提前还清了全部苏联借债。这同样有周公公的讲话为证：周恩来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元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顺差额中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到1965年10月,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51:22
上面的证据够不够充分啊？不够的话就再添一个：在1961年中国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那时中苏已不再友好,苏联还是如数将粮食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的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在当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中,中方还对苏联的帮助表示了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给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作者：封建主义接班人
发表时间： 14:26:33
部门统计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即便没有其他原因，饿死的人也只有1039753人，哪来的三千万？尼玛！党史都记载1960年就饿死1000万，你还在替你主子狡辩。人命在你们毛教徒眼里，是不是草芥？饿死这么多人你们组织什么时候向全国人民道过歉？这要是在民主国家，早就被人民赶下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
作者：组合拳
发表时间： 12:21:25
福克西皮: 组合拳:&看完此文，我有必要再作几点申述：首先，广德论坛诸神是如何得出三千万的结论的。有民政部门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数据）登记吗？有统计部门的受灾面积方面的数据吗？有公安机关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比如饿死）吗？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出生资料（比如出生率下降）吗？有各地地方志吗？有人口普查资料论证吗？估计你们都无法提供，既然无法提供，凭什么把这三千万说得这样“铁定”？要知道《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是毛泽东去世多年后由“被迫害者”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当政的，邓及其继任者会为毛洗刷“罪恶”吗？负责普查（多部门抽调）的干部群众还怕毛泽东的亡灵报复吗？鉴于此，这份年鉴是真实可信的。其次，三年自然灾害是切实存在的，受灾程度是周恩来一生都没有遇见过的，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之最。你们可以忽悠不知情的群众，拿出其他年份的受灾情况比三年自然灾害还严重的所谓“证明”，有精确的数字说明吗？有生产力状况的对比吗？有权威部门的论证吗？你们可以怀疑毛泽东，但是否也怀疑周恩来及其后来的普查者？总不至于把同你们结论相左的全部否定吧？请拿出否定依据再谈。再次，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众多死亡，难道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有没有地方官员的失误（比如浮夸、救灾不力、封锁消息）？有没有科技水平的落后原因（比如生产力落后，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农药）？有没有外部原因（比如苏联逼债）？另外，我对当时苏联的援助还有疑问，请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有，请注意这段文字：“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计1039753人，分别为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1961年647010人(《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非正常死亡指流行性疾病死亡、事故、灾难(也包括饿死的)，其中有作销户处理的，如出境投靠亲友、谋生、入赘婚嫁，长期不归，音讯杳无等，亦算入非正常死亡。”部门统计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即便没有其他原因，饿死的人也只有1039753人，哪来的三千万？相差也太大了！让你们这些右愤编故事，估计比《天方夜谭》更精彩！我从来都没有否定三年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结论，也没有否定“人祸”说，更没有为毛泽东推脱责任，只是想努力还原事件真相。你们可以质疑，可以反驳，但请拿出科学论证（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及论证过程），因为没有证据支撑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没有证据就随意“估算”更没有丝毫的道理！这样的帖子已经反复出现了几个，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否定 毛泽东及共产党？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真该撒泼尿把自己照照！不顾基本事实反毛泄愤是不道德的，刻意歪曲基本事实欺骗群众也是不负责任的。客观，理性，科学，才是我们的追求所在。&哦，周公公说了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刘少奇怎么说的：（以下引文均来自公开发表的官方文章和出版物）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 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 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 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 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 我们现在是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难免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上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点发现，早一点 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 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 “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 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教训了。 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 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考虑到要给你家腊肉面子，维护腊肉的威信，刘少奇这样讲已经是很客气了，基本上是轻描淡写，但只要脑子正常，很容易从他讲话的官样文章里看出当时严峻的局面。［此帖子已被 福克西皮 在
0:48:58 编辑过］
作者：组合拳
发表时间： 12:22:57
福克西皮:自己的人民在挨饿，却主动提前归还苏联债务，反诬苏修逼债。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可能下面这个证据也说服不了你。你一贯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请注意这个外交部出版的书，不知道在你眼里够不够权威：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其中写道：“……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组合拳看清楚了，苏修不但没逼债，还主动要借中国粮食和糖。不过你家腊肉有志气，宁可人民饿得嗷嗷叫也不要苏修的臭粮食。不但不要，还要不顾困难提前还债，拿人民的生命维持他自己的面子。你家腊肉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把债务还清。（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次奥，他只勒别人的裤腰带，别人饿死跟他毫不相干。他的裤腰带都快系到奶头上了。结果，中国在1965年就提前还清了全部苏联借债。这同样有周公公的讲话为证：周恩来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元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顺差额中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到1965年10月,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2019611967
作者：组合拳
发表时间： 12:28:39
福克西皮:上面的证据够不够充分啊？不够的话就再添一个：在1961年中国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那时中苏已不再友好,苏联还是如数将粮食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的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在当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中,中方还对苏联的帮助表示了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给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作者：组合拳
发表时间： 12:31:10
封建主义接班人:部门统计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即便没有其他原因，饿死的人也只有1039753人，哪来的三千万？尼玛！党史都记载1960年就饿死1000万，你还在替你主子狡辩。人命在你们毛教徒眼里，是不是草芥？饿死这么多人你们组织什么时候向全国人民道过歉？这要是在民主国家，早就被人民赶下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1000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25:43
组合拳: 福克西皮: 组合拳:&看完此文，我有必要再作几点申述：首先，广德论坛诸神是如何得出三千万的结论的。有民政部门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数据）登记吗？有统计部门的受灾面积方面的数据吗？有公安机关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比如饿死）吗？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出生资料（比如出生率下降）吗？有各地地方志吗？有人口普查资料论证吗？估计你们都无法提供，既然无法提供，凭什么把这三千万说得这样“铁定”？要知道《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是毛泽东去世多年后由“被迫害者”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当政的，邓及其继任者会为毛洗刷“罪恶”吗？负责普查（多部门抽调）的干部群众还怕毛泽东的亡灵报复吗？鉴于此，这份年鉴是真实可信的。其次，三年自然灾害是切实存在的，受灾程度是周恩来一生都没有遇见过的，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之最。你们可以忽悠不知情的群众，拿出其他年份的受灾情况比三年自然灾害还严重的所谓“证明”，有精确的数字说明吗？有生产力状况的对比吗？有权威部门的论证吗？你们可以怀疑毛泽东，但是否也怀疑周恩来及其后来的普查者？总不至于把同你们结论相左的全部否定吧？请拿出否定依据再谈。再次，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众多死亡，难道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有没有地方官员的失误（比如浮夸、救灾不力、封锁消息）？有没有科技水平的落后原因（比如生产力落后，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农药）？有没有外部原因（比如苏联逼债）？另外，我对当时苏联的援助还有疑问，请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有，请注意这段文字：“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计1039753人，分别为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1961年647010人(《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非正常死亡指流行性疾病死亡、事故、灾难(也包括饿死的)，其中有作销户处理的，如出境投靠亲友、谋生、入赘婚嫁，长期不归，音讯杳无等，亦算入非正常死亡。”部门统计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即便没有其他原因，饿死的人也只有1039753人，哪来的三千万？相差也太大了！让你们这些右愤编故事，估计比《天方夜谭》更精彩！我从来都没有否定三年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结论，也没有否定“人祸”说，更没有为毛泽东推脱责任，只是想努力还原事件真相。你们可以质疑，可以反驳，但请拿出科学论证（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及论证过程），因为没有证据支撑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没有证据就随意“估算”更没有丝毫的道理！这样的帖子已经反复出现了几个，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否定 毛泽东及共产党？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真该撒泼尿把自己照照！不顾基本事实反毛泄愤是不道德的，刻意歪曲基本事实欺骗群众也是不负责任的。客观，理性，科学，才是我们的追求所在。&哦，周公公说了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刘少奇怎么说的：（以下引文均来自公开发表的官方文章和出版物）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 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 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 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 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 我们现在是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难免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上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点发现，早一点 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 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 “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 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教训了。 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 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考虑到要给你家腊肉面子，维护腊肉的威信，刘少奇这样讲已经是很客气了，基本上是轻描淡写，但只要脑子正常，很容易从他讲话的官样文章里看出当时严峻的局面。［此帖子已被 福克西皮 在
0:48:58 编辑过］呵呵，你又想逃避了？你引用周公公的话，目的就是要证明造成那三年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天灾，而刘少奇的话证明你是错的，主要是人祸。你现在又羞答答认可人祸的存在，为什么不敢坦率地承认自己错了？在此之前，你什么时候说过那三年饥荒有人祸的原因？现在给你指出来了，你一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想逃之夭夭？你肿么总是不敢面对事实和证据呢？这是你们毛粪的通病。弱。。。好，既然你承认有人祸的存在，那俺现在问你一句，由于人祸的原因饿死了这么多人，你家腊肉是否有罪？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37:33
组合拳: 福克西皮:自己的人民在挨饿，却主动提前归还苏联债务，反诬苏修逼债。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可能下面这个证据也说服不了你。你一贯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请注意这个外交部出版的书，不知道在你眼里够不够权威：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其中写道：“……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组合拳看清楚了，苏修不但没逼债，还主动要借中国粮食和糖。不过你家腊肉有志气，宁可人民饿得嗷嗷叫也不要苏修的臭粮食。不但不要，还要不顾困难提前还债，拿人民的生命维持他自己的面子。你家腊肉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把债务还清。（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次奥，他只勒别人的裤腰带，别人饿死跟他毫不相干。他的裤腰带都快系到奶头上了。结果，中国在1965年就提前还清了全部苏联借债。这同样有周公公的讲话为证：周恩来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元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顺差额中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到1965年10月,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2019611967哈哈，组合拳啊组合拳，你的智力总是让俺操心啊。。。看看清楚，俺23楼、24楼的回帖是针对你说苏联逼债、你怀疑苏联是否援助了中国并要俺们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才引用了那些官方资料，以证明苏联并无逼债，也确实对中国进行了援助，压根就没有提到神马“三千万”，你狗扯羊腿跑蹄跑到哪里去了？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好拜？你只要承认俺引用的资料是事实，苏联当时确实提供了援助，也没有逼债，你就已经是自打嘴巴了，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看不明白？跟弱智的人讨论问题真是累，他会用他几十年积累的弱智经验打败你。。。
作者：福克西皮
发表时间： 0:58:29
组合拳: 封建主义接班人:部门统计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即便没有其他原因，饿死的人也只有1039753人，哪来的三千万？尼玛！党史都记载1960年就饿死1000万，你还在替你主子狡辩。人命在你们毛教徒眼里，是不是草芥？饿死这么多人你们组织什么时候向全国人民道过歉？这要是在民主国家，早就被人民赶下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1000关于饿死多少人的问题，即使像你转的那个帖子说的那样只饿死了100万，难道你认为腊肉就可以被原谅吗？和平时期啊，100万啊，那是100万人的生命啊，不是100头猪啊。汶川大地震才死了8万多啊，唐山大地震才死了24万啊。这100万在你们毛粪眼里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吗？前些天贵州毕节5个流浪孩子冻死在垃圾箱里，举国愤怒，当地分管教育的副区长、区教育局长等7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这才5个人啊，那么，那三年全国饿死那么多人谁应该受到处罚？腊肉是不是应负主要责任？关于饿死人数一直争论不休，俺如果说3000万，你偏说100万，好吧，各自保留吧。现在，俺再给你提供一个新的数据，这个数据是李成瑞统计的。李成瑞不用俺多介绍，你们毛粪肯定是非常熟悉的。他是目前毛粪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的座上宾。曾经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局长，属高级干部，他的资料来源肯定要丰富得多，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档案。他统计的结果是饿死2200万人。李成瑞是资深毛粪，他是不会说腊肉坏话的，他的这个统计结果只能让人感觉有些事实他不得不面对，因为他曾经就是做统计工作的，他知道有些谎是扯不圆的。&
作者：福克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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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作者：李成瑞(本文作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原载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4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出回答。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略的阐述。
　　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么，“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是不无裨益的。笔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职务，具体主持了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参与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领导，还参加过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的会议，对于有关数字的来源、公布和国内外学木界研究的结果有一之了解。本文将对有关资料和研究情况作一介绍，并作分析比较。一、官方户口登记数字的公布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其中“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一二年的娄字，请看表1。　表1 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34　03　　10　80　　23　23　　　29　22　　11　98　　17　24　　　24　78　　14　59　　10　19　　　20　86　　25　43　　-4　57　　　18　02　　14　24　　3　78　　　37　01　　10　02　　26　99　　　43　37　　10　04　　33　33　　　39　14　　11　50　　27　64　　　37　88　　9　50　　 28　38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见文后)3　　　从表1可看出： 按照户口登记数字，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水平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剧烈的波动。　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　03‰下降到1961年的18　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　80‰上升到1960年的25　43‰。　　按照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可以绘成曲线图(见图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①，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总的说来，这一状况从50年代初持续到1972年约20年之久。这是第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这是第二阶段。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跃进”的影晌，第一所段原来的进程在这几年中被打断了，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一个窄而探的低谷，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几十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两起两落”（较高　　骤低　　更高　　渐低）的剧烈波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曲线，在图１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图１ 194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出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略)　　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