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文集
第07章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13 世纪到19 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间先后出现了元（1271 一1368 年）、明( 1368 一l644 年）、清（1616 一1911 年）3 个朝代，其中社会动荡主要出现在王朝统治的末期，即14 、17 、19 世纪。
　　不过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中华帝国不仅包括长城以内的农业地区，亦包括位处亚洲腹地（特别是蒙古与满洲）的边缘地区。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像汉、唐、明3 朝，往往控制了这些地方，但在国力衰败之时则往往受到该地少数民族的入侵，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会占领并统治帝国的部分地区。不过他们常常借用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并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来巩固大一统的统治。中国政治秩序之所以格外地稳定，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能够容忍异族（尤其在外族势力强大的时候）的统治并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征不变。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北疆草原曾经出现过的主要“蛮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
　　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曾不断被汉人或继起的少数民族向西驱赶。早期各蛮族多属土耳其（突厥）语系，后起的各蛮族多属蒙古语系。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南下入侵中原，从而形成有规律的政权循环现象。中国的政治生活无时不受到这些“蛮族”的影响，这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耕地与草原相毗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有着各自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降水。亚洲大陆腹地气候干燥，只有内陆河，因而无法大面积发展农业。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由于水资源缺乏而人口稀少。“蛮族”地区几乎是汉人区的两倍，但人口只是汉人的1 / 4 。因此“蛮族”的力量从何而来便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当“蛮族”进入长城以南时，常常具有军事上的优势，那么这些人的晓勇善战又是从柯而来的呢？
　　一、草原社会
　　草原居民主要靠畜牧为生。纯粹的游牧民族中，羊和马就构成了他们全部的经济生活。羊皮可制衣，羊毛可制毡，人们吃的是羊肉，并用马奶、羊奶制取奶酪与奶油。女人们收集畜粪做为燃料使用，男人们以马代步，照看羊群、马群，骑射作战或狩猎。另外有时也靠骆驼来穿越沙漠、用牛来驾车。只要能通过定点市集换取来粮食、织物、菜及其他“奢侈品”和制造武器的铜铁金属，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农业。，在短期内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但长远来看也并未完全割断与商业地区的关系。由于城市不可能在草原上获得发展，草原的文化和技术发展就受到很大的局限。居民的财富主要用在了妇女们的首饰上，他们主要的艺术形式是称之为镰饰的金属动物造型。（这种艺术广泛分布于从伏尔加河下游、里海到阿穆尔河的广大亚欧草原）他们的语言文学非常落后。其宗教为原始的萨满教，由巫医请神驱鬼，与通古斯族、美洲印第安人不无相似之处，“苍天”则是他们共奉的尊神。
　　牧民们的迁徙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随着季节变化进行，如人冬前将畜群迁移到避风的山谷地带，次年开春时再迁回到平原上来。寻找牧场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迁徙并不是为了开展农业生产而争夺耕地。部落酋长随季节变化选择不同的草场并有规律地组织部落的迁徙，对定居生活，如犁地、收割、盖房、修路可说毫无兴趣。牧人完全靠天吃饭，因为一场大风就有可能摧毁掉畜群。居住在农业区边缘的半游牧民族，也同样过着这种不稳定的经济生活。他们无法积累财富，这就促使他们一再扩大与中原的贸易或进行军事扩张。游牧民族是没有什么财产的，与人烟稠密的农业区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总是相对贫穷一些。
　　草原上的牧人、猎户与农民不同，不必担心因为四处漂流而影响收获。他们从小到大在马鞍上度过一生，平时用来照料畜群和捕猎上的精力，战争时可以立刻用来摧毁敌人：积极主动的户外生活把他们塑造成为独立、自信、无所不能的个体（这与美洲牛仔不无相似之处）。身兼牧人、猎手和战士的草原人民不得不准备好应付一切事情：由于妇女们分担了帐篷内的事务和政治、战争之外的一切生活问题，男子们的战斗力大大得到了加强。
　　草原上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军事能力。部族首领一般由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当他们年老体衰时就会被新的领袖所代替。大小酋长和战士相互之间保持一种效忠和保护的关系，而一个强人也往往可以很快地奋斗到人际关系金字塔的顶端。
　　游牧民族的强大战斗力来自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是铁制马橙的作用，它于公元初传入草原地区，为骑射作战提供了很大方便。骑手身骑训练有素的战马，并使用一种精巧的弓箭，这样他的战斗力就超过那些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从取400年到1400年，在火器诞生之前，他们的军事技术在亚洲一直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长城已不能隔断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往。这一地区降雨很少，周期性发作的天灾也给农业生产造成厂危害，汉人以谷物、丝绸及茶叶换取胡人的马匹，这种贸易活动很容易与政治牵涉在一起长城沿线的半游牧民族有时亦会归顺中原甚至汉化，但当中原政权暗弱混乱的时候，他们也会归附反叛的“蛮族”领袖。反叛的领袖如果有魄力效法中原的政治制度，这样他就能够建众起一种以对商人、农民和卜兵进行统治为基础的混合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汉人往往不可避免地也充当俩某种角色。在这种貌合神离的政权中，外族领袖往往身兼战将与统治者两种角色以维持其统治：
　　契丹帝国
　　契丹人建守的辽国（947 一1125 年）具有典型的三元国家特征」辽国横跨蒙古、满洲和中原的东北地区，像华北和满洲南部为农业区，满洲西部和蒙古为草原、满洲的东部和北部则为林区境内的少数民族包括：满洲东部的通古斯人（即满洲人的祖先），他们以狩猎、耕种和牧猪为生；蒙一古草原的突厥各部，他们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完全以牧羊、牧马为生；两者之间是半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他们既种庄稼、养猪，也牧马、牧牛、养骆驼，属于混合型经济：契丹最初有18 部，后发展为54 部，在此基础上最终便形成了契丹帝国。
　　契丹社会以某一族为中心，分为8 大支脉，各支之间互相通婚。契丹社会也包括契丹人以外的游牧民族和在农村、城镇定居的汉人（契丹境内的汉人地位不等，或为奴隶、或为半自由人、或完全具有人身自由）。原先满洲东部渤海国的百姓则处在这一社会的最底层。
　　与中国嫡系继承的社会不同，契丹各部大部分都没有姓氏，往往几代之后其身份就辨别不清了。他们的祭祖活动仿效汉人由统治者所属一族掌管。他们的婚姻仍按照民族的风俗，与汉人的做法大相径庭：契丹男子往往可以娶其姨、姑为妻或在兄弟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孀。
　　907年，契丹各部像先前匈奴人一样形成了统一的部落联盟、同年他们的首领自称为契丹国皇帝。其后战事不断，甚至他的兄弟也加人了反对者的一方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大，统治者终于建立起牢固的像汉人那样的世袭君主制度。
　　契丹人不仅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而且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契丹皇帝大帐的护卫由骑兵射手担任，这就是后世西方人称为“游牧部落”( horde ）的雏型。早在922 年，契丹皇帝就从各部抽调精兵组成一支2000人的类似西方“近卫军”的骑兵部队，后来人数又增加到了5 万至7 万人。
　　在作战时，契丹骑兵可人可以拥有3 匹战马（其中两2 为备用）；他的装束包括1套铠甲、2 张弓、上把斧子、1口刀、绳索以及干粮：平时狩猎就是他们的军事训练，一般分为5 人一组或1O 人一组，对首领保持绝对服从在开阔的平原上作战时，几十名、几百名或几千名契丹士兵组成整齐的方阵，由前锋、两翼、中军和皇家卫队构成。交战之前，他们会派出1 万人左右的侦察部队侦察敌情，晚间有夜哨，并通过烽火、锣鼓号角、旗子、口令乃至学鸟叫来传递信息。他们避免与优势兵力正面交锋，而且采取断绝敌军供给、设置伏兵或避实就虚等战术来取胜。在攻城时他们命令汉族百姓填平护城河，并用汉人的弩弓轰击城墙。在屠城时他们惯常驱使汉人俘虏为前锋来杀戮自己的同胞。
　　到了947 年，契丹势力已向南扩张到了燕云十六州，并接二连三地攻陷了中原的城镇。同年契丹易国号－为“辽”。利用唐朝崩溃后形成的时机，契丹人建立了一个包括“蛮族”和汉人在内的二元国家。其间他们得到一些汉人归顺者的帮助，汉人的城市文明与统治制度也随之带到了辽国。
　　辽国有5 个国都，其中上京位于关外，每一个国都各为一部分国土的中心，其下设有各级行政区划并各有守将、堡垒加以守护。辽国两北两院均设宰相、枢密使及各部尚书，并在北京朝会办公。南院效仿唐代的六部及谏官等制度，自988 年起亦推行科举以选拔汉人官员。为了促进统治制度的汉化，契丹人亦开始建年号、立太子、尊孔子、效仿儒家的祭祖活动、学讲汉语并以汉语为官力一语言，南院治下的辽国人甚至还穿用汉服。为了防止汉化，契丹人保留了原先的部落组织、仪式和大部分饮食、服装习惯。。与前代“蛮族”入侵者不同，他们避免将汉语作为母语来使用，并为自己的语言发展出两套文字系统（字母文字与汉字）。这两种文字用于诏诰公文，但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辽国人口一直未超过400万，与北宋人口相比少得可怜。事实上，辽国契丹人的人口只有75 万左右，仅占全国人口的1 / 5 。这样契丹统治者就必须想尽办法来加强统治。不过，最后导致他们灭亡的不是汉人，而是后方的另外一个少数民族。
　　党固人此时在今甘肃地区建立了“夏”或“西夏”; 宋能够在辽国的进攻下苟延残喘，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一种力量的制衡。西夏定都于黄河边上的银川，正好处在蒙古与中亚商路的交汇处。西夏为半绿洲式经济，既有灌溉农业，也有畜牧业和商业，党固人先前向宋朝输贡纳币，后来元昊于1038 年宣布独立，自称为大夏国皇帝。在他统治时期发明了一种西夏文字，用汉字来记录党固语，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直到今天都无法解读。党固人仿效汉人的统治制度与教育教度，同时奉佛教为其国教。
　　女真人与金国
　　女真人生活在满洲东北一带，原先归附辽国，但由于契丹人不准他们向南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冲突：1115年他们在一位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统一了各部，势力大张。同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并很快攻陷了上京。辽国灭亡后，余部西逃并重新建立了另外一个政权，即所谓西辽（1124 一1211 年），又名黑契丹，西辽控制了帕米尔以西及以东的绿洲地区，与西夏和阿姆河地区（即当时的楚河南岸）接壤，后于1211 年终为蒙古所灭。
　　与辽国不同的是，女真人积极南下，占领了大部分中原地区，甚至于1126 年攻陷了宋都开封。金兵一直打到长江流域，最终以淮河（其南为中国的产稻区）一带为界与南宋划江而治。
　　金国（1122 一1234 年，其名源自女真部落发祥地一条河水的名称）的人口比辽国还要少。他们承袭了契丹人的二元统治和混合文化，而且汉化的程度更深。金国定都燕京（现北京地区），效仿中原建立了百官制度，和宋朝一样将全国划分为19 个省，下设州县，又仿唐制设立了六部，到后来汉族官员的人数比非汉族官员人数还多出一半。
　　像契丹人一样，女真人面对发达的汉族文化，不得不在统治大量汉族人的同时也设法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这方面，唐以来的“蛮族”很像入侵罗马帝国的欧洲游牧民族，后者亦为反抗罗马文化而打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这样的旗号。女真人在契丹字母的基础上也创立了两套女真文字，一套为字母文字，一套是从汉字脱胎而来的方块字。
　　女真人、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起初都十分晓勇善战，但他们在中原农业区定居下来后就渐渐失去了战斗力。在与中国人的经济交往中，他们逐渐沦为佃户甚至变得一贫如洗。后来他们也可以与汉族通婚了。1141 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这大大促进了两国之间贸易的发展。当金国皇帝内部为争夺皇位大打出手时，他们治下的汉人却富有创造力地发展了各项和平的艺术，如刊印图书、学术研究、文学和戏曲等等。金国统治者也转向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开始学习五经、写作汉诗。1189 年后，金国同时与蒙古人和南宋作战，国力逐渐空虚。他们曾效仿北宋印行纸币，由于发行过多，引起了通货膨胀等恶性后果。1215 年，在蒙古的军事武力下金人将国都从北京迁到了开封，到了1234 年最终为蒙古人所灭。
　　二、蒙古帝国
　　历史上的异族政权，如北魏、辽、金，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到了蒙古人和满族人建立政权时就看得更明显了。这些特点是：( 上) “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的时候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 2 ）这些“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的指点和效忠；( 3 ) “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时的战斗力；( 4 ）在异族政权的容忍或安抚政策下，归顺的汉人傀儡政府中任命了大量汉族税吏和官员；( 5 ）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的政治制度并允许传统统治制度和汉人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继续发展；( 6 ）但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之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来维护本民族的自觉存在而不为汉人所同化；( 7 ）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一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大部分是汉人；( 8 ）其他少数民族也往往加人政府；( 9 ）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以维护统治，包括戍卫边境（亦有汉族士兵）、派亲兵防卫国都和其他一些重要地区；( 10 ）对于中亚其他各少数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11 ）由于汉人人数众多，异族入授者渐渐吸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饮食、服装、姓名乃至语言等等；( 12 ）异族或者最终为汉族所同化，或者被汉人驱逐出中原。上述这些特点在蒙古统治中国时都得到了体现。蒙古人往往每家住一个帐篷（即蒙古包），几家人一组生活在一起。每逢迁徒之时，各家聚在一起，往往有数百家一起行动公父系氏族是蒙古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位。又寸氏族的忠诚体现为灶神崇拜，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有血亲关系的氏族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部落，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同氏族的首领常常成为, “结拜兄弟”，蒙古人实行多妻制，这样男人们可以从本族以外娶回很多妻子，不过常常须诉诸武力来抢亲，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世仇、美击报复和小规模的战斗。渐渐地，某些部落在战斗中古了上风，吞并了其他部落，势力逐步强大起来，而类似欧洲“老爷”、“骑士”、“平民”、奴隶”之间的那种“归顺D 保护”金字塔式封建关系，也在蒙古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一位强人可以迅速奋斗到领袖的地位。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生于1167 年，当时蒙古各部仍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正是成吉思汗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本人出身贵族，幼年时父亲就被人杀死，他历尽艰辛，一心想为父亲报仇。渐渐地他赢得族人的忠心支持，当上了首领。在与最高首领的反抗斗争中，他率领族人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部落。最后，1206 年蒙古各部在克鲁伦河召开大会，授予铁木真“成吉思汗”（意为“宇宙之王”）的称号。从后世保存无多的波斯文、汉文和阿拉伯文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来看，成吉思汗的组织领导才能是很高超的。为了获得宗教的支持，他宣称自己的事业是上天授予他的神圣使命。铁木真的政权结构是按家庭原则从家庭到氏族、从氏族到部落以此类推建立起来的。为了维护统治，他在12 肠年颁布了一套帝国法律（后在他死前的1227 年又加以修改完善），规定这套法律是高于大汗本人的。从今天保存的片断来看，这是一套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铁木真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铁木真在他的政府里任用了很多回人，后者是一商业型民族，许多人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主要生活在吐鲁番绿洲地区一带。蒙古人即是按照回文字母的形式来记录他们的语言的。
　　成吉思汗的卫兵由氏族领袖的子侄、手下的大将及其亲属组成，后逐渐发展为一支1 万人的精锐部队。成吉思汗即从这些人中挑选他的大将和高级官员。这支队伍的编制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人员来自各个部落，在1227 年时兵力一度达到12 . 9 万人，虽然与宋朝军队的人数相比还是很少，但按游牧民族的标准来看已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了。蒙古骑兵部队的将领为世袭的贵族，他们身穿皮裘，行军时配有后备马匹，有时十天十夜不下马鞍，行动迅捷（如远征匈牙利时3 天内走了270 英里）。骑兵主要靠劫掠为生，因此前方潜在的征服对象就不断地刺激他们投人战斗。
　　在交战时，蒙古人用骑兵包围敌军后再予以迎头痛击，这和他们狩猎时采取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们用的长弓比英国人所用的大弓威力更大，射程可达以600英尺。蒙古人也善于运用计谋，他们往往佯败引来追兵，然后反戈一击消灭敌人。马可? 波罗曾讲过：“在这种战争中，蒙古人的对手往往在自以为获胜之时打输了这场战争。”蒙古人的另外一种战术，是埋伏重兵诱敌深人，然而聚而歼灭之。他们作战灵活，配合默契，常常以优势军力打击敌军的薄弱环节，可以说，在火器发明之前，他们把作战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另外，他们还善于使用间谍和心理战术。如他们通过商人刺探敌情，或在攻城前事先制造恐怖气氛，同时许诺只要敌人及早归降便不干涉他们的信仰并保证商人的自由等等，往往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成吉思汗在1205 至1209 年间发兵征服了西夏，并于1227 年灭掉了这个国家。他在1211 年至1215 年间发动了对金国的第一次战役，攻陷了金人的国都，其间还获得汉人的指点，其中最有名的是契丹皇帝的后裔耶律楚材（ll90- 1244 年），他劝谏新主不要把中原荡为牧场，并教蒙古人如何征收赋税、如何开矿和发展工业。1219 年至1221 年成吉思汗又征服了现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境内的突厥族帝国，不仅控制了许多丰饶的绿洲城市、手工业中心和商队，同时也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并赢得了穆斯林商贾的拥戴。另外，突厥各部也渐渐融人了蒙古民族。
　　这样，成吉思汗在他逝世（1227 年）以前已然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之大帝国的雏型。许多人都对这位“一代天骄”的性格产生了兴趣。他建立了傲人的勋业，但其动机却很简单．。他曾多次说起：“男人最大的乐趣在于征服他的敌人，追击敌人，把他们的财产统统夺过来，让他们的亲人哭泣，古有他们的马匹，把他们的女人搂抱到怀里。”在亚欧人民的记忆中，蒙古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而这正是成吉思汗的性格特征。
　　四大汗国
　　按照部落惯例，成吉思汗将帝国分给他的四个嫡子。他的孙子亦继承祖志，将蒙古帝国扩张为拥有四大汗国的庞大帝国：
　　1 ．东亚的大汗国：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夕，1229 一1241 年在位；蒙哥（成吉思汗的孙子）, 1251 一1259 年在位，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子孙）, 12 以卜一1294 年在位（1279 年后统治着全中国）, 1368 年为明所灭。
　　2 ．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察哈台汗国：察哈台（成吉思汗二子，1227 一1242 年在位；1370 年后国上西部被帖木儿（1336 一1405 年）吞并。
　　3 ．伊利汗国：旭烈兀于1258 年攻入巴格达后所建，1335 年后逐渐瓦解。
　　4 ．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拔都（1227 一1255 年在位），一度控制了俄罗斯，后为帖木儿征服，于15世纪时解体。
　　这支包括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大军横扫了当时世界的主要地区，1231 年扫荡了波斯，1258 年攻破了巴格达。在东亚，蒙古军队于1241 年征服了中国的整个中原地区，1258 年灭掉了朝鲜。同时驱兵西进，拔都焚毁了莫斯科，攻破了基辅，并侵人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多瑙河流域（1241 年），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但在他听说大汗窝阔台去世（1241 年）的消息后便收兵回国以争夺汗位。这样，四分五裂、并未做好应战准备的欧洲基督教国家才得以躲过一劫。
　　拔都的继任者在南俄罗斯统治了200年。伊利汗（意为小汗，下属之汗）在波斯统治了100 年。南俄罗斯、波斯和中国是蒙古国的3 大农业区，但处于蒙古和土耳其斯坦绿洲地区这一核心地带的边缘。这样，察哈台汗国就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重心。：在这一地区，蒙古通往中亚的道路上驿站密布，可以提供住宿、补给供养和躲避盗匪。商人和旅行家在这些骤道上络绎不绝，同时经过的还有运送政府物资的官员，他们在办理公事的同时也为统治者搜集情报。蒙古的骤马耐于奔跑并采用接力方式，邮件一天可走200英里。起初，四大汗国均属于同一帝国，但在成吉思汗死后渐渐就各自为政了。西亚的蒙古大汗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中国地区的大汗则皈依了佛教并且按照儒家方式来治理国家。中国人、波斯人和俄罗斯人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官制、朝政管理方式，各地的实际需求亦千差万别，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蒙古帝国的分裂。各国统治不断“向内转”，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内政事务上。统一的蒙古大帝国仅仅存在了一个世纪就四分五裂了。
　　征服南宋
　　蒙古人直到1279 年才征服了全中国，这对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曾助金攻辽，这回重蹈覆辙又帮助蒙古人攻打金国，其结果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不过在此几十年后蒙古人才得以灭掉南宋，这清楚地表明南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至少比征服西亚要困难得多。
　　蒙古人采取了从西路包抄南宋的战略。1253 年他们征服了南诏，攻克了大理城，使得这一地区首次纳人了中国的版图。征服南宋的大业，是由成吉思汗的诸孙中最具雄才大略的忽必烈（ 年）完成的。忽必烈于1260 年登大汗位，在位共34 年。忽必烈在北京建立了冬都，然后挥师南渡长江攻古了南宋的国都临安。之后再取广州，摧毁了南宋在广州西南海面上的庞大舰队（大部分已归降了蒙古人），于1279 年彻底消灭了南宋。忽必烈在1271 年建立了元朝（“元”意为“起始” )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以“龙兴之地”命名的朝代名称。
　　对于蒙古人而言，征服异域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使节和军队不断伸向东亚的边缘地区，同时和用宋朝的海军力量征伐东亚诸国。忽必烈曾于1274 年、1281 年两次派出数千只海船攻打日本，并至少四次出兵入侵越南，五度入侵缅甸。元朝使节还从海路到达过锡兰和印度南部：13 世纪80 年代南亚有十国上表输贡。1292 年蒙古船队进攻爪哇，但胜果无多。蒙古人一心想征服全世界，忽必烈多年来数次征伐叛乱的皇族西支就尤其说明问题。他的竞争对手、同是成吉思汗孙辈的窝阔台，在1268 年发动叛乱并夺取了察哈台汗国，在他1301 年去世以前对中国的大汗一直是个威胁。
　　三、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蒙古人很晚才发现被征服的汉人，无论是村民、商人还是艺术家，并未融入他们的氏族社会。耶律楚材自1230 年后负责管理中原事务，他兴建学堂、恢复科举并任用汉人知识分子。但蒙古人和女真人一样，无法继续推行辽国那种简单的二元统治，于是仿照唐、宋制度建立起各个政权机构，尤其是在首都设立了六部。此外，元朝还将中央的权力分为行政、军事和监察三大部分。省级机构的变动更大，他们仿照金人的做法由枢密院直接主管各省，这一措施大大完善了中国的帝国结构。
　　蒙古统治者也遇到了如何按照汉人方式进行统治而同时不失掉权力这个老问题。首先，必须让汉人承认异族的统治，为此，异族王朝就必须维护地方秩序，让汉族精英有参政的机会，同时扶植儒家思想和文化来领导士大夫阶层。蒙古的官兵显然难以负此重任，因此，元初的成功完全要归功于忽必烈的领袖才能及他所推行的儒家政策及其合作者的才智。
　　除了语言和社会地位之外，蒙古人和他们的臣民还有很大的不同。服装方面，他们偏爱牧人的皮衣装束；饮食方面，他们喜欢马奶和奶酪。由于草原严重缺水，蒙古人没有洗浴的习惯。他们甚至没有姓氏。他们的道德准则与汉族不同D 在汉人看来，几乎是不道德的，因此蒙古妇女便享有更多的自由。蒙古人的这些异族特性，在他们与中国之外的民族和地区的接触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他们是唯一建立了王朝的纯粹游牧民族。可以说，蒙古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差异极大，在政治上更是相差很大。此外，南宋知识分子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憎恨，往往拒绝入仕，这就更进一步拉大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距离。后世的中国史官大都把以前的蒙古征服者描绘成只知烧杀掠劫和淫逸放荡的原始野蛮人，甚至说他们体臭逼人、以尿浴身等等。
　　由于受到汉人的敌视，元朝的蒙古人大量任用外国人，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马可? 波罗写道：“你会发现大汗并不是通过和平方式继承震旦的王位的，他通过武力征服才获得了这一地位，这样，他就难以信任汉人，而是将一切权力交给了鞑靼人、撒拉逊人或基督教徒，后者亦作为外国人而向元朝皇帝效忠，为大汗服务、”蒙古人建立了社会地位由高到低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民制度，地位最低的“南人”人数最多。同时蒙古统治者对蒙汉人民推行不同的法律，从而把他们的生活与汉人生活隔绝开来。大汗本人夏季驻哗上都（柯勒律治称之为“Xanadu " ) ，其统治又在中华帝国的传统中增加厂高度专制集权的色彩。
　　元朝的社会生活
　　忽必烈上台伊始即下令保护孔庙，并很快恢复了儒家在前代的崇高地位，稍后他又免去了儒生的赋税。但在关键的开科取士问题上，忽必烈未能获得“南人”的响应。在北方，科举制度于1237 年后废行，南方亦于1274 年后废止，后来直到1315年才又重新得到恢复。元朝的官府中自然有不少汉人官吏，但身为儒生而升至高位者则寥寥无几。
　　由于蒙古人对外来宗教进行保护，这也引起了知识阶级的敌视和反对，在波斯的许多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中亚的蒙古人则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在中国，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和孔庙都是不纳税的。金元时期在中原还曾出现了一些新的道教教派。这种宗教的多元发展显然是对程朱理学的一个反驳。
　　原先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此时又纷纷改信一种末流佛教，即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喇嘛教。据说西藏的佛教是在8 世纪时从印度西北部传入的，传入西藏后又受到当地宗教信仰苯教（Bon ）的影响，结果便产生了喇嘛教〔 “喇嘛”(lama）意为“上人”〕 。13 世纪时喇嘛教迅速传入了蒙古和中原地区，并且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扶植。
　　忽必烈被中国的佛教僧众视为理想的护法君主。在他的提倡下，全国的佛寺（包括著名的五台山佛地）总数达到4 . 2 万座，僧尼人数有21 . 3 万人（其中许多是喇嘛）。在儒家学者看来，尽管忽必烈推行儒家的礼仪制度，但他扶植异端外教的行为仍是不可原谅的。忽必烈未能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相反，不同于前代的精英统治，在蒙古人建立起的世界性政权中，汉族士大夫儿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忽必烈亦努力改善百姓的生活并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他废除了南宋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又进一步完善了赋税、徭役和政府专卖等各项制度，另外贸易也大大得到了发展。像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贾常常由海路来到广州和泉州做生意，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则经陆路到中国来开展商业活动。他们的商团不仅扩大了元朝皇帝的海外贸易联系，也给后者带来了可观的赋税收人。这些内部成员相互具保的商团，在转销元朝的剩余谷物、扩大元朝的商业资本方面发挥看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们在贪污腐化的元朝政权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斓的角色。后来元朝在全国发行纸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欧洲在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纸币的使用还大大让马可? 波罗惊叹了一番。
　　忽必烈将外蒙古的大汗国都迁到了北京（大都）; 这里是从长城南下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蒙语称为“汗八里克”（即马可? 波罗所说的“Cambaluc " ) ，土耳其语意为“大汗之城”。大都的城墙为双层建筑，城内宫室壮伟，皇城内花园遍布，有山有湖（见第208 页图）。为解决新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统治者又拓展了大运河以将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运到大都。运河沿岸以石铺地，成为从杭州到北京的骤道。骤道全长达1100 英里，走完全程需要4O 天。
　　忽必烈于1294 年去世后，其孙铁穆耳继位，推行强有力的大一统统治，但当他于1307 年去世之后，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很快就削弱了下去。元朝在接下来的26 年中换了7 位皇帝，1328 年更爆发了争夺皇位的内战。同时，由于无节制地发行纸币，纸币已不能抵作赋税并渐渐贬值。黄河又连年发大水，冲毁了安徽、江苏北部和山东的大量良田。元朝在财政上、道德上、政治土的统治一起都破产了。
　　与西方的首次直接接触
　　蒙古帝国控制了从欧洲到中国的中亚商道，欧洲人得以直接从“震旦”〔 Cathay ，源出契丹（khitai ）一词，尤指中国北方〕 获得第一手信息，马可? 波罗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从1240年到1340 年的这100 年间，是中国人和欧洲人直接接触的唯一机会，因为在此前后阿拉伯一土耳其人都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元时欧洲的旅行者大多从以下几条路线到达中国：上）取道南俄罗斯、伊犁，这条路非常难走；2 ）从黑海出发，经中亚绿洲地区（即古丝绸之路），意大利商人像马可? 波罗一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3 ）从海路到叙利亚和十字军东征时创建的拉丁族国家，然后取道巴格达和中亚；4 ）从海路经印度洋绕东亚到中国南方港口，由于阿拉伯人的作梗，这条路也不好走。按照这儿条路线，不少欧洲人到达了中国，有些人还留下了旅行日记和游记。在这些书中他们都提到大汗的宫廷里有许多希腊正教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被俘的俄罗斯艺人或士兵。
　　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的聂斯脱利宗（即景教）在此之前已从波斯传入了中国，这为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与东亚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景教在中国已经消亡，但在契丹人和女真人那里获得重兴并广泛传入回鹘土耳其人和一些蒙古部落。忽必烈的生母即是一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聂斯脱利宗在全世界有25 个主教教区，1275 年该派驻巴格达的教主在北京也设立了主教教区。聂斯脱利派虽有异端之日，它的教会却与罗马保持着联系。
　　同时，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正进行着狂热的十字军东征。这样，西方基督教国家、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就取得了外交上的联系。撒拉逊人为遏制蒙古人在近东地区的扩张，曾派遣使节到法国和英国寻求援助；在蒙古人灭掉帕息亚和巴格达后，他们的伊利汗曾在1267 年至1291 年之间不下7 次向西方派遣使节以求共同对付穆斯林的入侵。尽管未能达成协议，教皇的使团却终于在遥远的中国建立起以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 ，旧译孟高维奴）为首的大主教区。在大汗的保护下，他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又在一名意大利商人的捐助下修建了一所教堂，并且还培养了150 名唱诗班男童（据说大汗很喜欢听他们唱诗）。1304 年北京地区发展了以6000名天主教徒并且为他们施了洗，其中很多人都不是汉族人。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在元末继续不遗余力地来华传教，但后来却被拒于国门之外。当时来华的商人肯定远远多于传教士，但留下文字材料的只有马可? 波罗一人，他在1271 年随父亲与叔叔（两者均为意大利商人）第二次入华，到达上都和北京后，他在中国留居了17 年（1275 一1292 年）之久，在宫庭中为忽必烈做事，后于1295 年返回威尼斯。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他撰写了一部《马可? 波罗游记》 并献给当时的一位罗马史作家。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而是一篇有体系的科学论文，材料丰富不说。而且持论公允。（此书原搞已失，但尚存120 本意大利语、拉丁语、法语和其他语种的手抄本，各本文字颇有出入。 ）没有其他旅行者能像马可? 波罗那样讲述如此奇妙的一个故事；这本游记首次将中国的地理、经济和政治情况呈现在欧洲公众的面前。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因为这本书竟然说13 世纪晚期的中国不仅面积大于欧洲，而且在文化和技术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因此，“马可? 波罗”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成了“难以置信”的代名词。但他的影响一直未曾消逝。哥伦比亚就有这本书，并且还在上边做了批注。时间为这位威尼斯人做出了证明。例如，他所讲的可以燃烧的“黑石”其实就是煤炭。到了19 世纪，这本游记中记载的路线细节也得到了证实。
　　东亚也有一位马可? 波罗式的人物，他叫拉本? 索马( Rabban Saurna ）是一名出生干北京的聂斯脱利派教士。他于1278 年穿越中亚抵达伊儿汗的宫廷，之后又被派往欧洲联络基督教徒共同对付穆斯林。1287 年索马经康斯坦丁堡抵达那不勒斯、罗马和巴黎。他见到了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并在红衣主教学院宣讲聂斯脱利派的教义，还在教皇御前主持了祝圣仪式，以此向后者表明语言虽然有异，仪式却是一样的。
　　元时中国与欧洲的接触远远不及与西亚接触之频繁。蒙古人征服亚洲为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阿拉伯人的商队从巴格达经陆路到达北京，或走海路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达泉州等中国南方的港口。尽管大多数中世纪时的阿拉伯人不为欧洲人所知晓，他们实际上与东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蒙古时代最为详细的游记是由伊本? 拔图塔（Ibn Batuta ）所撰写的，他在1325 年至1355 年之间漫游南亚地区，在阿拉伯人的商道上旅行时，曾多次在当地娶妻成家。他自称在中国遇到了一个阿拉伯人，并几在撒哈拉沙漠上还遇到过后者的弟弟。
　　在蒙古的强盛时期，俄罗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l000年后，此时中国的文化开始涌人西方，如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纺织品、纸牌、医药和艺术题材等等。波斯和阿拉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经过他们之手中国文化又辗转传入了西方。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受到阿拉伯、土耳其文化的很大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了根，而基督教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伊斯兰教在甘肃和云南一直都有很大影响。在泉州和广州等地阿拉伯人并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并在其首领领导下在中国生活。
　　元代的中国文化
　　尽管元时中国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和蒙古人的统治一样仅仅触及到中国的表层，像科考等传统制度未能全面发挥其作用，可是也没有找到可以取而代之的制度。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中亚人，像党固人、回人、聂斯脱利派僧侣和穆斯林，后来都成了儒家学者或完全汉化的书法家和画家。在蒙古人的主持下，元代史官编撰了《 宋史》 、《 辽史》 和《 金史》 。此时中国学术并未取得多么辉煌的发展，但也没有衰落下去。另外，元代山水画的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随着白话的兴起，元代产生了两种新的文学样式：杂剧和小说。这两类文学作品为了接近当时的都市观众或读者，均采用了门语体的创作方式。元朝政府的浩令亦使用类似口语的文体，以便于没有文化的官员能理解浩令的意思。汉族官员由于仕途渺茫，其文学修养无有用武之地，于是他们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来、金时的北京和南宋时的杭州在12 世纪时都是戏剧创作的中心，当时创作的剧本流传至今的犹有近l000部之多。元代以后的许多杂剧都印刷成了剧本。杂剧的主题均为典型的中国风格，大都涉及感情与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的冲突。
　　中国的戏剧类似歌剧，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进行表演。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戏剧一样，杂剧的布景和道具十分简单，为弥补这种不足，杂剧演员创造了大量程式，通过手、眼、衣袖来表示登山、下楼或上一马等动作。剧中女角多由男演员饰演，他们的假嗓演唱，妙曼的舞姿和优雅的手势格外受到观众的欢迎。浪漫的情节，出众的演技，幽默的对活，华美的行头，再加上激烈的打斗，便形成了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都市艺术形式。
　　杂剧是大都市的产物，而小说却是由说书人向下里巴人讲述的故事。唐代的宝卷、传奇渐渐演化为历史故事或纯系想像的爱情、惊险故事，在说书先生那里又发展为长篇大沦、结构松散的“萨伽”( saga ）式故事。这些游方说书人的提词本便是这些章回小说的最早成文形式，后经不断加工逐渐成为早期的小说。这些话本小说多为鸿篇巨制，主人公往往为下层百姓或军人，其语方通俗易懂，' J 当时的自话f 一分接近）后期的话本小说大多为文人的个体创作，不过他们往往用化名的方式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儿部成熟的重要作品大多出现于明清，但其雏型却可上溯到元朝或更早的时代。小说后来成为中国有阅读能力者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尽管正统学者对此不屑一顾，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其中蕴含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杂剧和小说在元代的兴起，不仅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何等强大，同时也反映了在蒙古人统治下上大大阶层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