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如果有人用支付宝转账给你，请注意是否动了这个手脚！_新闻晨报_微信公众账号和文章的导航及推荐
【扩散】如果有人用支付宝转账给你，请注意是否动了这个手脚！
济南火车站，一名谎称在校大学生的男青年，以钱包丢失为由向过往旅客借现金，然后用支付宝转账还钱。众多旅客纷纷伸出援手，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骗局。而类似骗局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
用支付宝还钱是假 诈骗钱财是真
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屡屡得手，骗倒众多受害者的呢？
受害人之一的张凯月表示，当时想，人出门在外，谁都会遇到难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况且借给他几百块现金，他当场用支付宝转账还款，自己并不会有损失。
案发时，张凯月取出700元现金给了犯罪嫌疑人，对方向张凯月出示了一张支付宝截图，证明转账正在进行。过了一会儿，张凯月还没看到支付宝即时到账。犯罪嫌疑人解释称，因火车站信号不好，支付宝还款不能及时到账，让张凯月两小时后再查收。
因急着赶火车，张凯月就没等下去，而借出的钱再没到账。后来，她多次和那名陌生男子联系，却联系不上。直到警方跟她联系，她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日前，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这起系列诈骗案告破，找到了60多个愿意配合调查取证的证人。被骗钱款2.1万元全部追回，分布全国的63名受害者通过网络或到现场领回了被骗的钱。
警方演示：犯罪嫌疑人如何利用支付宝做手脚
济南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侦查员李鑫指出，嫌疑人作案时会向受害者要账户，并且进行一个待转账的操作（并未输入密码，转账尚未成功）。然后他把这个截图给受害者看，让对方误以为他已经转账，并以网络延迟为借口，致使行骗屡屡得手。
这个具有迷惑性质的转账截图是怎么来的呢？↓↓↓
△页面左上方有“等待付款”字样
△页面下方有“立即付款”字样
此时，账单页面上方有个“等待付款”，下方还有个“立即付款”，这说明，账单并没有付账。
关键的一步来了↓↓↓
犯罪嫌疑人把此页面扩拉放大、遮屏，“等待付款”“立即付款”的字样会被遮住。
然后犯罪嫌疑人截屏，只截取中间这一部分页面↓↓↓
被骗人一看截图，转账金额、自己的支付宝昵称、支付宝账号、转账二字都显示是对的，而且就在自己眼皮下操作的，于是不多加思索，就以为钱已经转过了，就会把现金借给犯罪嫌疑人。
警方提醒：提高防范意识 不要轻信转账截图
据办案人员介绍，案件中被骗的基本上都是年轻女性，尤其女大学生居多。犯罪嫌疑人选择这些年轻的女性旅客，主要是因为她们社会阅历浅、抱着以人为善的心态，骗子行骗得手的概率相对高一些。
针对目前一些关于网络支付的诈骗手段，民警提醒：支付宝是即时到账，确认密码后，点击付款，钱就能及时到收款人账户，并不存在延时。
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易与陌生人进行网上转账交易；在网上转账交易时，不要轻易相信转账截图，最好直接登录网银或去ATM机、银行柜台查询，以免上当受骗。
详情请看电视新闻报道↓↓↓
利用别人的同情心行骗，这样的骗子实在太可耻！虽然帮助人是一种美德，但也不要放弃了警惕性，保护好自己！
又到开学季，很多骗子利用学生的单纯四处作案，这种手段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请转告身边人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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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新闻（cctvnewscenter）
编辑｜罗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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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病退之路
一天下午，正在干活，大队王秘书到小队通知我：明早到公社报到，参加县“知青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期五天，带被子和粮食。听到这个喜讯我十分高兴。
山区的农村文化生活特别贫乏。大队只有两种报纸“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经常看不到。插队时，我们都带了“毛泽东选集”。有一名同学带了“封，资，修”的书籍。其中有一本“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我是百看不厌。爱看，不能老看。影响不好。我看的最多的还是“毛选”。
几个月前。收到家中的来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通过努力，父亲将我的一个弟弟（69届）和我唯一的妹妹（70届）还有我的母亲（那年49岁）都迁到东郊某大队落户。（农业户口）父亲在信中讲：你的弟弟妹妹不用象你一样，跑到老远的地方插队了。字里行间透着高兴劲。我也为弟弟妹妹感到高兴。半个月前又接到一封家书。父亲讲：办了一件对不起你妹的事——“市革委”决定：70届初中生，全部分到工矿企业。但农业户口不分，必需留在农村。可怜的妹妹看到一个个同学高高兴兴到工厂上班挣工资。而自己却要拖着瘦弱的身躯，在农田风里来，雨里去劳作，每日以泪洗面，几乎崩溃了。而我的父母亲更是懊悔万分。父亲在信中吩咐：一定给你妹妹写信，劝劝她，想开点。可是我能说什么？她怎么能想得开哪？所以我迟迟没有写信。
晚饭之后。同学们和几个农村青年。在东屋说说笑笑。我自己躲在西屋给家中写信。先给父母亲写了一封。告诉二老，我被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了。我想能对父母亲受伤的心灵起到一点安慰作用吧。又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信。对她的心情表示理解和同情。我对妹妹讲：不要埋怨父母亲。天下那个父母亲不疼自己的儿女。你流泪，父母的心里在流血。振作起来我的好妹妹。（以上都是真心话）你的哥哥-我经过锻炼。成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多么光荣。希望你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磨练出坚强的意志，优良的品德。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青年”。（都是言不由衷的话语）将信封好，放在挎包里。准备到县城再寄出。可以早一天到亲人手中。
吃过早饭，背上被子，扛了十斤小米，（交粮站换粮票）拎着挎包出发去公社。经过大队部。看到宋书记使劲摇着电话；“总机”，“总机”喊着。见到我说：“电话不通了。正好你去公社，道上看看，如果电话线断了。通知公社快修”。到公社要爬两座山。当我爬到第二个山顶时。发现两根电话线（就是8号铅丝）被人用草腰子绑在一起——短路了。又是牛倌的恶作剧。我把腰子解开。心想：电话准通了。
到了公社先去粮站。交粮食换粮票。再到社里报到。一进办公室。看到老蓝[主抓知青工作]正在写东西。看见我进屋老蓝问：“干啥来了”我答道：“到公社集合参加县里知青积代会”老蓝一愣说；“噢，你先到值班室歇着”。隔壁就是值班室。屋子里一张床，一个办公桌。和办公室相邻的墙上开个小门。一部手摇电话机摆在中间。（两屋谁都可以用）桌上有几份“参考消息”我放下背包。抓起报纸贪婪的看了起来。
正看着报纸。突然听见老蓝在隔壁摇电话：“总机给我转小上”——我们大队，嘛事？听听：“老宋，你们大队怎么派W参加积代会那？”“......”“难道别人表现不好吗？”“......”“他爸爸是资本家”“......”“这种出身怎么会是积极份子哪？”“......”“你们再考虑考虑”“.....”“那就这样吧”这是怎么回事？我正琢磨着。老蓝推门进屋。对我讲：“会议改期了，你先回去吧”。扭头出屋，把我晾在屋里。
耻辱，愤怒涌向我的脑海，心如刀割一般。我背起背包，抓起挎包。冲出了屋门。走过公社院门外，正遇到其他大队知青来报到。问我：“干嘛去？”“遛遛”“遛遛还背包，有病？”我无语。
回村的路上，我的脚步十分沉重。迷迷糊糊爬到第一座山顶。望着远方的群山。想起了为儿女操碎了心的父母，泪花模糊了双眼。恨自己真没用。不能替父母分忧。&
想到我那可怜的妹妹。我泪流满面。我从挎包把信掏出来，撕的粉碎。扬在空中。一阵狂风袭来，把纸片吹的七零八落。吹碎了我的心。
那年冬天，回家过春节。家里的气氛特别压抑。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老了很多。我的妹妹，又黑又瘦。整日没有笑容。不知什么原因就会哭一通。她经常唱“打不死的吴清华，又站了起来......”听着叫人心酸。
一直到1976年。妹妹才有机会选调上大学。通过邻居，我认识了某大学招生办的郝老师。他对我妹妹特别同情。（他妹妹也是70届的工作好几年了。）表示全力办。没想到出了差子。一天妹妹回家哭着说：“大队书记说我有点大气，还得锻炼。不放我走。”急得父母亲不知如何是好。我突然想起，一个同学和书记是亲戚。买了两合点心，找到同学家。说明来意。同学马上拿笔写条：“表哥.......”写好交给我。“点心拿走，你要留点心，我把条拿回来”我执意要留。没法，同学说：“你到村里给我姑姑吧”多好的同学。叫我怎么谢你？（他去了巴西。祝福你一生平安）我骑了几十里车连夜找到书记家。农村汉子就是爽快：“没问题.......”妹妹终于上了大学。久违的笑容又回到了她的脸庞
（大焕起公社的）老邻居碰到我问：“积代会上怎么没找到你哪？”据他讲：会后演节目。县宣传队把每个代表的名子。随着歌舞的伴唱，一一举牌展示。老蓝虽然把我轰了回去。不知什么原因，名子却报到县里。稀里糊涂到了台上。害的他一通好找。
自从被老l从公社轰回了大队。没能参加“县‘知青’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我的心情恶劣到极点。虽然大队干部，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同学们见到我谁也不提这码事。可自己的心里，真是难受啊。
一年夏天，公社来通知：选调一名同学去工厂。我们组的纯“红五类”知青，理所当然的被选走了。以后几次选调，又有几名同学陆续离开了山村。留下的同学对自己所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既愤怒又无奈。想一想：一块来的山沟，一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块受的“再教育”。为什么有了选调的机会，我们这些“黑”出身的同学就一点光也沾不上哪？
72年的初秋，队里出麻。一捆捆麻秆在麻池里泡着。池水冰凉，冒着绿沫。站在池边，一股臭气，直冲鼻孔，呛人脑壳。我脱的只穿一条裤衩，和几个老乡跳入池中，冰凉的池水，像一根根钢针，刺激着我的神经，浑身不由自主的哆嗦起来。我赶紧活动，抱起一捆麻秆，撇上池边，干了一会，冻得实在受不了，爬上池边。晒会太阳，喝口白酒，又跳入池中，接着干活。收工之后，回到屋里，浑身跟散了架似的。草草吃口饭，我就睡了。早晨起来，觉得浑身酸痛，个个关节，就像锈住了一样，一动就疼。勉强起来，心里怦怦直跳。这是怎么了？看来今天是出不了工了。正好，歇一天，看我的“莫泊桑”。
一连歇了两天。公社召集全体知青开会。每次开会。晚饭之后，知青和公社干部之间都要赛赛篮球。我是知青队的主力后卫。以前两队互有胜负。不过知青队赢得时候多。（毕竟年轻）可这次却是不一样：我一跑动，心就发慌。跳也跳不起来，跑也跑不动。对方看出了门道，屡屡从我这边，突破上篮。连连得分。急得几个同学直埋怨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叫别的同学替我上场。
&&我气喘吁吁的站在场边，卫生所的程大夫走到我面前：“看你的脸色不对劲，那不好受？”我把身上的难受劲跟程大夫讲后，他跟我说：“明天上午散会之后，你找我。我给你好好检查一下。”转天上午，我到了卫生所。程大夫仔细的检查之后，严肃地对我说：“你得了‘风心病’。重活干不了了。”我一听，心想：“完了！今后怎么办啊？”正在犯愁。程大夫跟我讲：“你这个病，可以办病退啊。”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病退？我行吗？”我对程大夫提议觉得心里没底。“你呀，太老实。有的人没什么病，还办回去了。你的病肯定可以退回天津。”程大夫的回答，增强了我的信心。我问他：“你看我该怎么办好哪？”程大夫说：“我给你开张‘诊断证明’”说着在一张证明上写了起来：姓名：梧桐树，性别：男，年龄：22岁，诊断结果：风心病？下面一行写上：建议进一步诊断。医生的字，龙飞凤舞。一般人还真不好认。可程大夫给我开这张证明时，字迹写的工工整整。最后他又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把证明交给我时说：“不好意思，我只能开到这种地步......”我急忙拦住他的话头：“太谢谢你了。”（这是真心话，给我开有病的证明，他得担多大的风险。如果上边追查下来，弄不好落个“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你们说我能不感激他吗？）
程大夫笑着对我说：“先别着急谢我，我还有事跟你交代。”他拿了一张便签，掏出钢笔，唰唰写了起来：小王：今有好友梧桐树，到你处。有要事相托，请你务必帮忙。容面谢！兄：程……。写好之后，交到我手里。跟我讲：“公社卫生所的证明，管不了什么事。你到县医院，找王.....大夫。他和我是同学。你把条交给他，有什么事跟他说，他绝对办。”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攥着他的手不停的说：“谢谢......”程大夫说：“早点啦……这才那儿到那儿。等你真的病退回到天津，你肯定得回来办户口，到时别忘了看我来就行。”我真诚的答道：“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过了几天，我到了县医院，找到了王大夫。当我把程大夫的信转给他，说明我的来意。我观察到他的脸上，微微露出了一丝难意。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好办，要崴泥.....”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忧，对我说：“县安置办’刚给我们开完会：‘知青’来看病，尽量不给开‘诊断证明’，谁开，出事谁自己负责……”我一听他为难：“不麻烦你了，要不你给我开点药，我回队慢慢养着算了……”他一听急了：“这是什么话！程老兄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先给你开个单子，验一下‘血沉’，再做个‘心电图’……”
一番检查，王大夫看着检验结果对我说：“你的身体&还真有点毛病，但问题不大......”我心里想：“‘日本船——满丸（完），’证明是开不出来了。”没想到王大夫对我讲：“证明我给你开。谁让咱们是朋友哪。（其实刚认识半天）上边要找我麻烦，大不了下到公社卫生所。如果那样我就要求到‘棋盘山’正好和老程做伴……”（好人啊——王大夫）诊断证明：姓名：梧桐树，性别：男，年龄：22岁，诊断结果：“风湿性心脏病”。建议转院治疗。王大夫说：“别的忙我帮不上了......”（这个忙还小吗？）“大恩不言谢”。我收好证明，告别了王大夫。直奔县“安置办”而去。
正好县里召集各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开会。我找到公社负责人，刘国梁。刘国梁30多岁。此人心眼挺好，对‘知青’不错。我把病历，诊断证明都拿给他看。要求退回天津。他说：“我正在开会，材料放我这，下午3点以后，你来找我…….。”
&&&&几个小时的时间，真是难熬啊。当我站在他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恐怕县里不同意我的要求。刘国梁说：“崔墨林[抓‘知青’工作的县常委]不同意把你退回天津。”我想：“完了，白忙乎了.......”没想到他又告诉我：“我把你平时的表现，跟老崔讲了：‘梧桐树是个老实人，不会撒谎。这回是病的够呛。要不叫他先回天津治病？’老崔同意了。”（刘国梁，又是一个好心人。我要早遇到你，就不会受这么多罪了。）他又跟我说：“你先回家治病吧。一步一步来，有事给我写信。”。
“回天津”，爸爸妈妈和家里人会同意吗？父母亲为小妹妹的事，已经是压力够大了。我还要回去添乱…...。可不回去，多前儿熬到头啊。好几个月没有选调的信了。就是有，能轮到我吗？不管怎么的，先给父母写封信再说。把信投入邮箱，我的心飞回了家乡，回到了父母身旁。
紧张的秋收开始了。早晨天一放亮，队长就顺着营子喊一通。招呼大家下地收庄稼。全村的男女老少，只要能干活的，全都上了山。（学校都放假了）我虽然身体有病，可也不好意思躲在屋里不出工。一天下午，我去山上往场院里挑豆荚。往常我挑个一百八九十斤，走个几里地，一点问题没有。这次我没敢多挑。（也就150多斤）可扁担一上肩，俩腿直打颤，心里怦怦跳，一阵阵发慌。挑庄稼要求上了肩，一气挑到场院。最忌讳半道落地。（一落地，籽粒爱掉，糟蹋粮食。尤其是谷子，豆子还次之。）可我一道上落了俩次地。（实在是力不从心）好容易到了场院。放下扁担，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股哀伤涌上我的心头：看来身体是真的垮了，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听到：“梧桐树，你的电报！”我一回头，见大队宋书记，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个纸兜。我急忙接过来，打开一看；“见电速归父”。看着电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朦胧的目光，盯着电报上几个字。短短的五个字，饱含着父母亲，对远方的游子，无限的牵挂……。
借着这个机会，我跟书记挑明：我得回家治病。书记痛快的答应了。晚饭之后，我和几位同学说：“哥几个，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得回天津看病去。”他们跟我说：“走吧，在这呆着也是受罪。不过希望你再回来，能把户口办回天津。”我又托付他们：“年底分完粮食，想法给换点粮票，寄给我。”他们说：“没问题。”回津一年多，他们陆续给我寄了300多斤粮票。每次换粮票都要把粮食弄到公社粮站。十几里的山路，要翻两座山。难为他们了。在这里我向我的同学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转天早上，我赶到公社。座上了班车，来到了县城。上了最后一班去承德的长途车。到了承德，跑到火车站，买了去北京的夜车票。天亮到了北京，马上买了去天津的票。
我进了熟悉的院门，院里冷冷清清的。家里的房门，挂着锁头。父亲和我的二哥，去上班，小弟弟上学。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弟弟及我的妹妹，都去了郊区落户。楼上老邻居李大娘看到我，急忙喊我上楼。我们两家几十年的邻居]知道我没吃早点，马上给我煮了碗挂面汤。喝着真香啊。
下午3点，父亲下早班回来了。见到我十分高兴。他问了我的病情，安慰我说：“别着急，抓紧治。”晚上，二哥和小弟弟都回来了。二哥拿起我的病历仔细的看了起来。而小弟弟关切地问我：“三哥，你没事吧？”手足之情溢于言表。晚饭之后，二哥把我叫到跟前`，把五块钱掖到我手里：“你的病，别耽搁，好治……”手里拿着钱，一股惭愧之意袭上心头。
第二天，我拿着病历，开始了我的看病历程：我先去了街道卫生院，挂了内科号，买了一本病历。一上楼，两间诊室。一间诊室，桌子后坐个老大夫。好几位病人围着他。再看隔壁那间，一个年轻的男大夫，坐在椅子上，看着“人民日报”。屋里一个病人没有。当时我想；都是年轻人好沟通，就找他看吧。喊了声：“大夫”，他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也端详起他来：此人不到30岁，国防绿的衣服外面，罩着白大褂。左胸上别着主席像章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像章。坐下之后，我把病历递给他。他看也不看，盯着我说：“有三联单吗？”（那个年代，有工作的人，都拿‘三联单’看病……）我如实地告诉他；“没有。”他翻了下病历，看了一眼县医院的证明。拿起听诊器，在我的胸部，胡乱的按了一会。摘下听诊器，冷冷的对我说：“你没有什么病......”我一听就急了：“我怎么没病那？你连个化验单都不开，光听听，就说我没病。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他鄙夷的对我说：“‘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为你这号人服务的。”（气死我了！！）我还想和他争辩，可又一想；跟这种混蛋能辩出什么理来那？忍了吧。这个混蛋，在我的病历上划拉起来：主诉：……
印象：“窦性心律”。写完之后推给我，抄起报纸又看了起来。我拿起了病历，走到屋外，撕成几块，扔进了垃圾筒。（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结合进卫生院革委会，当了个委员。）&&&
回到家，我越想越别扭：头一次看病，就遇到这么个玩意。一点结果没有。怎么办那？不行，我还得去，这回我想法找老大夫看。
下午，我又来到卫生院。挂了号，买了病历。来到老大夫的诊室，一个病人没有。老大夫戴个花镜，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我轻轻的敲了一下门框。听到动静，他合上书。对我说：“进来吧，坐。”我坐在他的面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内科学”，心想；还敢看专业书，也不怕倒霉……。正在瞎琢磨，就听到老大夫和颜悦色地问我：“你怎么不好？”亲切的声音，就像父亲对自己的儿女说话一样。我把病情和他讲述了一番。他拿起我的病历，仔细的看了起来。当他看到县医院开的诊断证明，惊喜地问我：“围场县，是不是也在承德地区？”我说：“是呀。”他又问我：“那边冬天是不是挺冷？”我说：“冬天够冷的，得有零下二十七、八度。您怎么知道的？”他告诉我：“我有个孩子，也在承德地区插队。”我马上问：“是在围场吗？”他回答使我有点失望：“不是围场，他去了‘平泉县’。”我安慰他：“那个地方，比围场强多了......”几句话，拉近了我俩的距离。他拿起听诊器，认真地听了起来。听了一会，又叫我躺在床上，正身，侧身听了好半天。微微皱着眉头告诉我：“撩起上衣。”我撩起衣服，他前后看了一遍，告诉我：“把裤子脱了。”当他看到我的两条大腿的内侧，各有一片园园的红斑时轻声地说：“还真是......”声音中着惋惜之情。老大夫跟我说：“你先做个‘心电图’，明天早上抽血，验下‘血沉’。咱们详细检查一下。”做完‘心电图’，我把结果那给他。他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只告诉我；“明天早点验血。”
吃过晚饭，二哥问起我看病的经过。我告诉他：“一个老大夫给我看的，可能真有病。”（没和他讲，那个混蛋的事）二哥听后安慰我说：“真有病也不怕，咱抓紧治。”说着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着，吸了起来。我一闻，哎，这味不对劲那？（呛人）我拿起烟盒一看牌子“战斗”，（一毛八，一盒）二哥一直抽的是“永红”烟啊，（二毛二，一盒）怎么改牌子了？我的好哥哥，为了我治病，委屈了自己。想到这里，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急忙跑到门外，仰望着天上的星空。
转天下午，又去看病。见到我的化验结果，老大夫严肃的跟我说；“你还真得了‘风湿热’，”又指着‘心电图’对我讲：“这个波，这个波，都有点问题，心脏不太好。”听他一讲，我是亦喜亦忧。喜地是：“有病，病历上就有记录，这不就可以往回办了吗？”（想的太简单了。）忧的是：“真有病，怎么治啊？得花多少钱啊？”老大夫，看到我忧愁的面容，马上劝我：“这病好治，我给你开点药，再打几针‘青霉素’，很快就好。”说着在病历上写了起来：印象：1，风湿热，2，风湿性心脏病。又给我开了吃的药，和打的针剂。嘱咐我：“一定要先做‘皮试’。”
我收起病历，拿着药单子，来到楼下药房，取不取药那？取药，吃药，打针病肯定能治好。要想办‘病退’门也没有啦。可不治，病情加重，后果也不堪设想.....。难啊。犹豫了一会，心想：不治，回天津要紧，回来之后，再治。决心已下，我毫不犹豫地走出了卫生院。
按着大夫给我开的药的天数，到了日子，下午（人少，清静）。我又去找老大夫看病。他给我检查之后，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不解的问我：“这些日子你没干重活吧？”我答道：“什么也没干啊。”他自言自语的说；“不会呀。”琢磨了一会，在我的病历上写上：1，风湿热，2，风湿性心脏病，下一行写了；服药之后，未见好转。我看了，心中暗喜；“就要你这句话。”他又给我开了药和针。特意嘱咐我，一定要按时吃药和打针。（对不起了，老大夫，不是您的医术不高明，再高明的医术，也治不好我的心病啊。）过了些日子，我又坐在了老大夫的面前。这次他给我检查之后，看着我，眼神中流露出疼爱的目光。轻轻地“唉”了一声。在病历上写了起来：…….未见好转。（又行了）开好药方，递给我：“接着吃药。”我收好东西，下楼，向门外走去。刚要出楼门，身后有人喊：“梧桐树，站住。”回头一看：老大夫站在楼梯上，生气地看着我，冲我摆手，叫我上楼。到了屋里，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看着窗外。他不解的问我：“为什么不取药？没钱？”我急忙回答：“不是。”“那是为嘛？！(他有点急了)我一看瞒不住了，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心疼得说：“这不是拿自己身体糟禁嘛。”（不糟禁又怎么办那？）看我意志坚决。他告诉我；“卫生院的诊断结果，管不了什么用。你还得去，区一级医院，和市一级的医院，他们的病历才管用那。”他关切地对我讲：“你的病，按道理应该能退回天津治疗的。不过上面卡的挺紧，我想回来不太容易，看你运气了。实在不行，先治病，别耽搁……。”
在卫生院看病，用了近一个月时间。虽然没起到什么效果。（病历谁都可以写。老大夫尽管同情我，但他也没给我开“诊断证明”。他有难处啊。）可是我却尝到了人间的冷暖之情。那个混蛋的作为，提醒了我：办‘病退’的路上，一定会充满艰辛和坎坷。而老大夫慈父般的关爱，又增强了我的信心。尤其他告诉我：身体确实有点毛病。更使我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流浪的人归来，青春正兴旺。少年时代的朋友，不知在何方。”白天胡同里冷冷清清的。儿时的伙伴，大部分上山下乡了。有幸留在城市里的，都参加了工作。偶尔在胡同碰到，也是点点头匆匆而过。
每天上午八点一过。那些“黑六类”家庭，只要家里有闲人的，都要出一个人，打扫胡同的卫生。我想：这也是母亲，主动要求下放去郊区的原因之一吧。一天我正收拾屋子，有人敲响了我的家门。我一开门，眼前站着一个矮胖的女人，长着一张“瓦刀脸”，嘴里叼着烟卷。这人是谁啊？不认识。女人对我讲：“你们家得出人扫胡同，你妈不在，你就得去。”（你谁呀？凭什么叫我去？）我站着不动劲儿。恰巧楼上李大娘，拿着笤帚正下来。看到此情，马上叫着我小名：“老三，这是‘居委会’主任，‘吕委员’”（以前我只知道“咱们的‘毛委员’。怎么又来了个‘吕委员’？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是街革委会委员，所以大伙都顺口叫她‘吕委员’。她也乐得听。）我一听：居委会主任，土皇上。以后没准用的上。拿起笤帚走出了家门。天黑之前，‘吕委员’又来了：“倒土箱子去！”干吧。唉，真是窝囊啊！
&听了老大夫的指点，我到“滨江医院”，（区级）看了几次病。那的大夫，虽然认真地给我检查，如实地填写病历。根据病情，对症下药。并且交待我千万按时吃药，打针。可就是不给我开“诊断证明”。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大夫属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不知何时就会遭到飞来横祸。所以，人人自危。而我的身份，使他们十分敏感。（县医院的证明，泄露了我的天机。）人家和咱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承担“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那？诊断证明真是不好开呀。
天气越来越凉。家家点起了取暖炉。我家住着三间屋。俩大屋是里外间，后院还有一间小屋。家里人口少。（户口本上只有三口人。）每月只供应100多斤煤球。根本不够烧。除了做饭，我家的煤炉，整天封着。晚上睡觉，钻进被窝，浑身冰凉，半天也暖和不过来。冻得睡不着觉。
上那弄点煤去那？忽然我想起：滨江医院后门，承德道上有炉灰堆，老有老头，老婆在那扒煤核。趁早我也去吧。捡点煤核，回家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座几壶热水。父亲和哥哥弟弟回家之后，洗洗脸，烫烫脚。是多么舒服的事啊。说干就干，我用8号铅丝，做了一个小扒子，找了个布袋，装备齐全。早晨，扫完胡同。我拿起家伙，奔了承德道。
来到炉灰堆。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老人。蹲在那翻动着炉灰，捡着煤核。我也凑了上去。正好医院的锅炉工，推了一车炉灰出来。炉灰刚倒在地上，老少三人就围了上去。我眼疾手快，一会就捡了小半袋。不到11点，小口袋装的满满的。我高兴的往家赶。（小弟弟要放学了，我得给他做饭。）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又弄了小半袋。吃完晚饭，烧了壶热水，倒在盆中。父亲一边烫着脚，一边看着报，那个舒服劲。看着真叫人高兴啊。我终于可以为这个家出点力了。怎么没早想到那。
一连几天我都是满载而归。家里的煤核，存了一小堆。虽然自己受点罪，可一家人能过个温暖的冬天。这点罪，又算得了什么。一天，我蹲在炉灰堆旁，刚忙乎一会。扒煤核的老太太走到我面前，不解的问我：“小伙子，你怎么不上班，天天跟我们抢吗呀？”（大娘，我倒想上班。可是往那挣钱去呀？我连个户口都没有，您知道吗？）通过交谈我了解了大娘的身世：丈夫得病死了，家里两个孩子，大儿子，1966年就去了甘肃农建11师。（老知青）小女儿残疾（小儿麻痹）躲过了上山下乡。现在在居委会的“五七”厂上班，一天工资八毛钱。大娘心疼的说：“没结婚的姑娘，天天拿着‘避孕套’装盒，真是造孽啊。不干不行啊。我们娘俩就靠这点钱过日子啊......。”听到这，我一阵心痛。世上还有比我更难的，真后悔来到这个地方。我把袋里的煤核，都倒给了大娘，告诉她：“放心吧，我再也不来了。”
转眼到了1973年的春天。我的大弟弟，参加了大队的副业队。每天夜里到钢厂卸火车。完活之后，回到市里的家中休息。我的母亲留在郊区，照顾我的妹妹。一天二哥回来了。关切的问我，看病的事进展如何。我如实地告诉他：“.......就事证明不好开。”二哥也替我着急，坐在里屋不停的抽烟。过了一会，他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你去~~中心医院，找g大夫。就说我叫你去的。请他帮你想想办法。”我说：“你得给我写个条吧。人家又不认识我。”二哥说：“甭写条，他应该认识你。你就去吧。他是“耳，鼻，喉科大夫。”
&&&&第二天，我到了‘~~中心医院’。找到了g大夫。一见面，我觉得这人好像在那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他一见我马上喊我：“老三，你怎么来了？”我突然想起：这不是二哥的同学吗，文革前，老到我家去呀，那时他就是大夫。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资本家。没想到他调到市级医院来了。我马上改口：“g大哥，我哥叫我找你........”他听了我看病的经过，说了一句：“你们怎么早不找我那？”语气中埋怨我们哥俩，拿他当外人了。g大夫告诉我：“你下午再来吧，清静。我给你想办法。”
下午，我到了医院。g大夫已经挂好了“心内科”的号。给他钱，他说什么也不要。我也不客气了。到了诊室，见屋内坐着两个40多岁的男大夫。一个病人没有。真是个好机会。g大夫指着我对他俩说：“这是我表弟，.......”介绍了我的情况之后，特意嘱咐：“麻烦哥俩务必给开个证明。俩个大夫给我检查了一遍。跟我说：得做个“心电图”，好有说服力。g大哥领我到了“心电图”室，一个女大夫坐在仪器旁。说明了来意。女大夫招呼我躺在床上，手脚安上卡子，仪器一开，记录纸沙沙的流了出来。拿着纸条，俩人研究起来。只听女大夫说：“没事呀。”我心想：怎么回事……？女大夫指着屋里，一个木头做的，楼梯形状的东西，对我说：“在上面走几趟。”我走了几趟，躺在床上再做，还没事。g大哥对我说：“去，到楼里跑楼梯去，快跑，多前跑不动了，再回来。”我楼上楼下的跑了起来。当我气喘吁吁的躺在了检查床上，心跳的特别快，好像一张嘴，就要蹦出来似的。这回他俩拿着记录纸一看，就听女的说：“逮着了。”扭头对我说：“行了，起来吧。”我和g大哥，拿着结果。找到了两个男大夫。他们马上写了病历，一个大夫在一张“诊断证明”上填了起来。写好递给了我。证明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风湿性心脏病”“建议休一周”。两个大夫又给我开了药。（我还是没取）临走时他们告诉我：“以后一个星期，来一趟，开药，开证明。直接来，找我俩谁都行。就别叫你表哥陪着了。”（三个好心人，真是给我帮了大忙了。可是我连你们姓字名谁都不知道。）借此机会，我向帮助过我的三位“白衣天使”表示深深的谢意。
&&反反复复去了几次“~~中心医院”。俩个好大夫，又给我开了好几张证明。我的病退之路终于有了转机。
&拿到了“诊断证明”，事情有了转机。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而从郊区传来的好消息，更是给这个苦难的家庭，带来了一丝丝欢乐：妹妹被招进大队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虽然还是挣工分。但终究不用再风里来，雨里去干农活了。最主要的是：学校有食堂和宿舍。妹妹吃和住的问题，一下全解决了。
&&恰巧，大弟弟的副业队，活干完了。又要回到村里干农活。借此机会，我和弟弟一块去了郊区。我跟妈妈说：“您回去吧，我留在这儿陪弟弟.......”（我早就想替妈妈，可大男大女挤在一张床上，实在是不方便。现在行了。）妈妈不放心我的身体，不想走。架不住我再三坚持。没法答应了。我陪妈妈走了5、6里路，上了去市里的车。汽车刚一启动，妈妈从车窗探头嘱咐我：“.......不行就回家！”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回到土坯房，我环顾屋里，四壁皆空。里屋，黄土地面上，[连砖都没漫]摆着一张床，简单的被褥摆在床上，屋顶吊着半旧的蚊帐。外屋，就一个旧碗橱，边上靠着一块菜板。一个煤油炉，一个蒸锅，一个铁锅，一个带盖的白搪瓷桶，一个白塑料桶。（里边还剩半桶水）这就是妈妈和妹妹，过日子的全部家当。看着叫人心酸。
&&弟弟去队里干活了。我得忙活做饭啊。打开装粮食的搪瓷桶：两个袋子，大袋是棒子面，小袋有几斤机米。熬稀饭，蒸窝头吧。这倒好做。碗橱里剩了半个圆白菜，炒了吃吧。就这样，我一个大小伙子，无奈的当上了弟弟的“后勤部长”。
&&物资匮乏的年代，副食供应十分紧张，种菜的吃不上菜。一点也不新鲜。鸡蛋，肉类更是稀罕物。农活又累，弟弟的饭量越来越大。（肚子缺油水啊）村子周围有好多水沟，我想：钓点鱼，给弟弟吃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我特别爱钓鱼。）回了趟城，拿鱼竿。钓鱼，熬鱼，煮鱼汤。叫妹妹过来，一块解馋。真是高兴啊。
有了一家市级医院的证明。不太有根。最好再找一家市级医院，看看病。如果开出证明。相互印证。病退的事，就有五成把握了。一天我来到总医院，准备挂个号看病。进了大厅，里面人山人海，几个挂号的窗口，挤满了人，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南腔北调的声音，显示着患者，来自全国各地。挂号处的玻璃窗上，一个木牌告诉我：心内科的号没有了。一群人不满的喊着：“我们夜里就来排队，为什么挂不上号？！”号这么难挂，这可怎么办？我突然想起；一块插队的明达同学的父亲，在这医院上班啊。何不找伯父帮下忙哪？
同学的父亲在医院的后勤部门，是勤杂工。兢兢业业干了十几年。老俩口唯一的孩子，和我们一块去了围场，我们同在一个大队落户。几个月前，同学选调进了承德的工厂，当上了工人。一天晚上，我找到同学家，老两口见了我十分高兴。又是沏茶，又是拿烟。（我不会抽烟）十分热情。（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孩子选调了，而冷落了我）伯母关切的问我：“怎么这么早，就从那儿回来了？”我趁机说了我的情况。老两口听了之后心疼得说：“你得抓紧治啊.......”我借着话题跟伯父讲：“......麻烦伯父给我拿个‘心内科’的号。”说完之后，我发现老两口相互对视了一眼。（这是我事后回忆起来的）伯父说：“你明天早上八点，在医院大厅门口等我.......。”
&&第二天早晨七点一过，我就到了医院。挂号处的几个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队尾已经到了大门外。预防万一，我在一条队尾，占了一个“个”。走进大厅，看看什么时间开始挂号。玻璃窗上贴着：“七点半”开始挂号。快到点了，人群一阵骚动。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站好了，别夹个！”这不是伯父的声音吗？难道他在这维持秩序？我看了几个窗口前，没有人维持秩序啊？再一看，眼前的情景使我感到无地自容：同学的父亲挤在一条队伍的前几个。只见他双手紧紧地抓住前面那人的衣服，恐怕叫人挤出队伍。我的好伯父，为了我，起了一个大早来挂号。眼泪流出我的眼眶。我扭头跑出了大厅。
当我再次走进大厅的时候，看到伯父拿着挂号条在等我。看到我眼圈红红的，关切的问我：“那儿不好受？”我悲切的说：“心里不好受。”’伯父说：“我给你找个好大夫，咱们抓紧看。”来到诊室，跟叫号的护士打声招呼，领我到了一位老大夫桌前，低声的托付：“这是我的一个侄子.......”老大夫点点头，说了声：“甭管了，忙你的去吧。”伯父跟我说：“再看病，提前告我，我给你拿号。”我点点头。（再叫您挂号，我还是人吗？）
老大夫看了我带来的病历，又认真地检查了一遍。对我说：“你这个病得看几次，不能着急。”当我第三次看病时，老大夫说：“照个像吧，这样更有说服力。”开好单子，对我说：“到x光室找xx大夫，就说，我叫你来的。”一切照老大夫的吩咐办。当我拿到x光片子，看到结果时，上面赫然写着：“主动脉弓突出，左室肥厚。”老大夫根据结果，如实地开了“诊断证明”。这样我手里就有了，两个市级医院的治病过程记录，和诊断证明。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回到天津已经一年了。一天二哥跟我说：“几个大医院都看过了。病历和证明也都有了。你是不是和县里联系一下，要求他们把你退回天津来。这样老耗者，也不是个事呀。耽误你治病呀。”哥哥特意解释：“你可别多想，家里不是养不起你.......。”是的，不能再耗下去了。我把那些病历，挑了最有说服力的几本，和诊断证明一块，装在一个大牛皮纸袋里，又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我因病，回津治疗一年多，未见好转。本人要求：将关系退回天津，以利于我更好的治疗。现将病历及证明呈上。请领导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批准我的要求。”封好。收信人：“…….知青安置办公室”。寄信人：“天津......梧桐树”到了邮局，一称，超重。又补了邮票。投进了邮箱。我的心随之悬了起来：“县里会同意我的要求吗？按常规，天津寄到围场的信件，三，四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再加上县里，有关人员的工作时间。我想：有两周时间，我就可以接到县里的信儿了。可是都过了十五，六天了。我还没有收到来信。那些日子，心里七上八下的。什么也不想干，每天就盼着，听到邮递员的车铃声。只要窗外的车铃一响，我准会跑到院外去接信。几次都是空手而归。一天早上，我正在屋里擦地，突然听到“叮呤”的车铃声。抬头看到窗外，一个人影晃动。我急忙开门迎了出去。一看：哪是邮递员啊。原来是父亲下夜班，回来了。（中病了）
&&&&一天下午，粮店来了梗米。我挨了一个多小时的个，买了18斤米回家。（每人每月，6斤米，我家粮本上只有3口人。）一进院门，看到楼梯上扔着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上，红色的“围场县革命委员会”。几个字，映入我的眼帘。我赶紧放下粮袋，抓起信，心怦怦的跳。凶吉难测，双手微微发抖。心想：“发昏当不了死。”撕！打开信，就一张信纸。我拿着信，倒着看：最后一句是：请你与和平区“安置办”联系。看到这句话，心里有点根了。到数第二句是：我们已把你的材料转到和平区“安置办”了，第三句是：同意你退回天津治病的要求。看到这，我的心的石头才真正的落了地。真是太好了。一年多来，在我和我的家人，还有那些认识，不认识的好心人。共同努力下，今天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家中没有人，我锁好门，拿着信，兴冲冲的向区“安置办”而去。在道上我想：“安置办”如果今天就给我出回津证明。明天，我就买票，回围场。到了“安置办”，找到工作人员，把县里的信，递了上去。问他：“能给我今天开证明吗？”没想到，工作人员看了信之后，告诉我：“你的病，我们还得复查。真有病，才能给你开证明。要是假有病……”（后面的话没听清，脑子都蒙了）这时那人又跟我讲：“你到原来的学校，登个记。他们会通知你什么时候复查的…….”一盆凉水浇下来。这才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垂头丧气的走回家中。父亲听到消息之后，安慰我：“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
&&转天我来到了母校。站在校门口，抬眼望去：教学楼的墙上“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还挂在那里。一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标语，显示着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已经取得全面胜利。
&进了熟悉的楼道，来到三楼办公室，找到了管“知青”安置工作的老师。一见面，哎，这个老师我认识：这人不是“保定道小学”潘老师吗？怎么调到这来了？潘老师也认出了我。对我说：“你回去听信。什么时候复查，我以‘明信片’的方式通知你。”（这是当时常见的通信方式。）
&&&&下到二楼，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看看我的班主任。”找到办公室，一位老师告诉我：“陈老师正在上课。”顺着楼道，我找到曾经上课的教室。门框上，“初二xx班”的牌子不见了，“二连七排”的牌子，戴替了它。站在后门外，透过玻璃，我看到：前面讲台上，陈老师拿着课本，在讲着什么。再看教室里，乱乱哄哄的，说话的，传纸条的，下座乱串的……,我原先座的位子上，一个穿着一身“海军蓝”的学生，旁若无人的和临座的女生，说笑着。（我们可是男女分班）看着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了一件事：1966年的春天，文革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了。教语文的陈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一天，他给我们上语文课。现在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天课堂上，说话的人特别多。不但平常调皮的同学说，而且连学习委员，班长都一块加入进来。陈老师几次制止，一点作用也没有。大家好像中了邪了。所以才有了疯狂的举动。突然，一个悲愤地声音，震撼了大家：“这是为什么？我的好同学们？！！”陈老师泪流满面地，问着他的学生。大家一下全愣住了。刚才还乱哄哄的教室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陈老师流着泪说：“........,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我们早已经后悔了。80年代，师生的再次相会，表示了您的学生们的悔恨之情。）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同学们。班上一名最调皮的同学，站起来说：“陈老师对不起，……。”扭头对大家说：“谁要再说话，我可不客气啊！”从此，只要陈老师的课。同学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再也没有调皮捣蛋的。今天的情景，不是和昨天一样吗？怎么陈老师，却无动于衷那？朋友，你说为什么？“海军蓝”回头，看到玻璃后的我，马上对周围的同学打招呼，教室里突然安静了。（把我当成巡查的老师了）我怕老师认出我，扭头离开了学校
&回家的道上。我的脑子不停的地转动着。一个声音，老是刺激着我的神经：“真有病，给你开证明，没有病……”没有病，怎么样？难道真的，还要重新回到小山村，继续接受“再教育”吗？去那个医院“复查”？不知道。就是知道去那个医院，可是由那个科室，及那个大夫，负责这件事。都是个未知数。有劲也是不上。后果真是难以预测啊。唉。急死人了。命苦啊。
一天，我收到一封“明信片”。学校通知我：“某日7：30到‘胸科医院’准备复查”。一看日历：明天就到日子了。“胸科医院”。回来一年了。我从没有到这所医院看过病。不知那的大夫，人性如何，看病严不严？如果遇到“不够揍”的大夫，[我很少骂街]。说我没病。那么以前的种种努力，都会付之东流。我的回津希望，也将化为泡影。前段时间，怎么没想起来，在这个医院使使劲那？听天由命吧。
&&晚上，我一夜没睡：头半夜，看书。后半夜，3点多我就起来了。把父亲前几天，弄来的两桶化肥水，绑到自行车上。（有100斤）骑车去了郊区妈妈落户的地方。一个多小时，到了目的地。村里分了两畦菜地，给妈妈家，我在地上种了大白菜。我把化肥水，浇在白菜地里。进屋，喝了点水，骑车又往市里赶。初冬的夜里，天气已经有些凉了。我一边骑着车，一边想：再过几个小时，决定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不知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一夜没睡，身体肯定疲劳。不知对看病有没有好的作用。想到这我不由哼起了：“这是最后的斗争.......”
&&进了市，家都没回，直接去了医院。潘老师已经站在门口等着我。见我赶到，他说：“我已经挂完号了，跟我走，咱们看病去。”去诊室的路上，我的心，跳得特别快。一方面是累的，最主要还是心虚。怕一会得个“没病”的结论。前功尽弃。进了诊室，潘老师说明了来意。一位30多岁的男大夫说：“跟我到里屋来.....”男大夫看了我的病历和证明。拿起听诊器，听了听我的心脏。面无表情的说：“还得照张像。”我马上说：“不是照过了吗？怎么还照？”大夫说：“那也得照.......。”开好单子，递给了我。吩咐：“有了结果，再找我。”去诊室的路上，我和潘老师说：“您能不能帮忙，跟‘安置办’说说，让他们同意我回来吧。”潘老师不置可否，只是说：“先看病，有嘛事，以后再说。”（有您这句话，使我看到了一丝丝希望。）
&&&&没想到，x光室的大夫告诉我们：“机器坏了，今天修不好。”像是照不成了。回到诊室，大夫一听：“看不了了，那天再说吧。”唉，一晚上没睡，白忙乎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俩走出诊室。老师说：“那天复查，再通知你。”在他跟我说话的当口，一个大夫，从我面前经过，“哎。”这不是隔壁院，菊英大姐的爱人，郝大夫吗？他们两口子，都是医生，不是1969年一块和医疗队，去了宁夏。今天怎么到了这里？
&&回到家，自己心里七上八下的：郝大夫是哪个医院的医生吗？人家肯给咱帮忙吗？
下午，爸爸下早班回来了。进门就问我看病的结果。我告诉他：“没看了……”又兴奋得告诉爸爸：“我看到郝大夫了……”父亲一听。马上去了隔壁院串门。回来之后告诉我：“菊英父亲说了，叫郝大夫晚上，过来找你……”刚吃过晚饭，郝大夫就敲门进来了。通过交谈，才知道：半个月前，郝大夫被“胸科医院”要了回来。（他在业务上，是一把好手。）郝大夫问了我复查的经过。告诉我：为了防止作弊。每到复查日子的前一天，革委会才通知某个大夫：“明天你负责‘知青’复查的事……”看我犯愁，郝大夫安慰我说：“没关系，有信，你只要提前一天告诉我就行了……”（多好的人啊。看到我遇到了困难，主动地找到我，为我想办法，出主意。叫我怎么谢你啊。）
过了半个月，又接到通知：复查。得到信，我及时告诉了郝大夫。郝大夫只是说了声：“别管了。到时你就去吧。”这回，我不用再熬夜了。早晨到了医院，没见到潘老师。一位50多岁的女老师，接替了他的工作。挂号，进诊室。一看，郝大夫没在。女老师问：“哪位同志管复查的事？”一位40左右的男大夫，在里屋喊：“进来吧。”坐下之后，检查，作“心电图”，开单子照像，拿结果。（这些过程，女老师一直跟着我，形影不离。）看着“心电图”，和照像结果。大夫说：“这个人，心脏有毛病，不能干重活。”女老师问：“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声音中流露出不满）女老师又说到：“他可是‘知识青年‘。”（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一阵刺痛：‘知青’怎么了，难道我们就该死吗？）那个大夫愤怒的说：“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告诉你，他有心脏病，干不了重话。知道吗！”（好人哪！那年头，说这种话，要冒多大的风险啊？）女老师没办法，只好说：“那你开证明吧。”
&&证明拿到手，女老师对我说：“我要把你的病历，和复查结果。报给‘安置办’，你回去听信吧。”1973年12月末的&
&一天，我终于接到了区“安置办”的通知：同意我退回天津。拿到“准迁证”。我马不停蹄的赶回了围场。回到小山村，3个同学还没回家那。见到我突然出现，他们都十分兴奋，听到我回来，是办回津手续的，他们更是替我高兴。看到一块相处4年多的伙伴，就要分别了，虽然有些伤感。可是哥几个并没有冷落我，热情的帮我干这干那。极力挽留我：多呆几天吧。过几天，咱们一块回家。可是我，归心似箭，一天也不愿意多留。（对不起了，哥几个）1974年1月初我终于回到了天津。
&&&&我的户口本上：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这一栏，填的是：日，因落实政策，由河北省围场县。
写完这篇文章。突然想起：今天是“感恩节”。接此机会，我向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表示深深的感谢。祝好人一生平安！！！
天津知青网
选自《围场知青作品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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