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城市化分几个阶段
三个（1.城市化早期：工业革命【即18世纪中期】以前,缓慢发展,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极低,不到20%
2.城市化中期：快速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的发展导致人口大量增加,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2%左右
3.城市化晚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人口向乡村地区迁移,出现逆城市化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扫描下载二维码重评圈地运动与英国城市化
重评圈地运动与英国城市化
作者：谷延方中外学者在谈及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问题时。大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圈地运动，造成“大量农民脱离了土地”，许多村庄“荒芜”，出现资本主义大农场和大量无地农业雇工，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城市里流民数量“急剧增多”。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也认为圈地运动加速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如此等等。上述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过，若由此认为圈地运动直接加速了英国城市化进程，则偏离了历史事实。实际上，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在圈地期间稳步发展，并未出现显著加速迹象。鉴于“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村人口失去土地”这一论断易于造成误解，所以有必要对“圈地运动和城市化”关系作一番详细的梳理和考证，以期取得共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英国都市化进程。 一、圈地运动发生时期，英国城市化水平没有显着提高 圈地现象很早就有。从14世纪中叶时，一些富裕、积极进取的农民合并、圈围自己的条田，也有一些农民圈围公共牧场。这种状况在中世纪庄园法庭卷宗中常有记载，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荡。大约从15世纪中叶起，圈地范围影响扩大。引起了政府关注和调查，结果发现“整个16世纪共有51.6万英亩土地受到圈地法令影响……从而使乡村人口减少”。中国农民史专家侯建新教授论述圈地运动时也提及，从年的152年间总共圈地50多万英亩。尽管圈地面积占英国耕地比例不大，但由于主要集中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数郡之内。使该地区农民生活及其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所以蒋孟引、耿淡如、郭振锋等许多学者强调圈地运动的“暴力”色彩。就此而言，托马斯·莫尔“羊吃人”的论断在相当程度E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607年之后，圈地主要采取了协议圈地的新形式，这种圈地同样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年间，莱斯特郡、北安普顿郡、沃里克郡三郡是协议圈地最流行地区。恰恰也是农民反抗圈地最强烈的地区。18世纪的圈地运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议会颁布了大量的“圈地条例”，乡村掀起了新一轮的圈地狂潮。史家明格研究后发现，乡村中的小土地所有者大幅减少。尼森也同样认为，18世纪的“议会圈地”造成小土地持有者“大规模衰落和消失”。 近些年来，中外学者们更多地强调圈地本身是一种“经济运动”，琼·瑟斯克称圈地为“提高土地生产率或利润率的一种方法”；侯建新说。圈地运动打破了中世纪庄园共同体敞田制下的“平均主义”。提高了土地价值和农业生产力：埃尔顿认为这是英格兰农村发生的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无疑。圈地运动将很大一部分乡村劳动力排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这些失去土地的小农去了哪里?他们都迁移到城市了吗?传统史家认为，除留下一部分作为农业雇工外，大部分小农转移到城市。 我们不否认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被“推出”土地后迁移到城镇，乃至大城市。不过英国城市化进程并未随之加速。我们的判断从莱格雷对16～19世纪英国城市化研究中得到证实。 16世纪圈地期间(截止到1600年)。英国城市总人口比例仅增加3个百分点，即从5.25增加到8.25。很难说英国城市化进程因圈地运动而加速发展：在17世纪圈地期间，直到18世纪初，城市人口比例从8.25增加到17.0，即城市化水平提高8.75个百分点。此外，据城市史专家詹·德·伍莱斯的研究，152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4.4％。这里没有将人之间的小城镇包括进来，如补充上，城市人口比例会有一定提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伍莱斯补充了居民数量在5000人以下的小城镇，得出的城市化水平比值稍稍高出莱格雷的估算。 詹·德·伍莱斯没有1670年的数据，根据他的数据绘制的城市化曲线稍高出莱格雷的，不过这不影响我们对英国城市化发展趋势的观察和判断，总体说来，两支曲线走势大体吻合。 显而易见，在19世纪之前，英国城市化进程一直比较平稳，稳中有升，既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和倒退现象，也没有出现大幅度跃进现象。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是在19世纪初期到来的，1801年可算是英国城市化实现“起飞”时刻，但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加速器”是18世纪下半叶肇始的、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而不是圈地运动。 二、与早期城市化水平相比，英国圈地时期城市化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 关于英国早期城市化最全面的信息来自《末日审判书》。据记载，诺曼征服时期或11世纪下半叶，城市人口在3％～5％之间，当时英国人口大约有150万左右，95％以上的居民都生活在农村。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贵族。中世纪史家布瓦松纳对城市人口数量估算稍高一些，认为1060年英格兰城镇居民总数约16.6万人，如此则城市人口比例在10％左右。我们折中取一中间值，即7％～8％。尽管粗糙，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致在11至13世纪，西欧各地城市自治运动加大了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拉力”，在各地引发了农奴逃亡浪潮。据统计，从年，英国兴起了约140个新城市，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城堡和市场小镇。希尔顿教授研究表明，到14世纪初，英格兰大约共建立将近400个小城镇。在年间，金雀花王朝诸王共给1200个社区颁布“市场权利”，可以确定，14世纪的英国拥有大大小小各类城镇550个左右，伦敦也由《末日审判书》时期的1万人增加到5万居民。 在城市自治运动后，西欧人口大约有1／10流入城市。假如英格兰城镇居民大体按同一比例增加的话，那么，到14世纪上半叶。城镇居民约占总人口的17％～18％。事实上，岛国经济在中古时期落后于欧洲大陆，希尔顿教授发现法兰西城镇数量远远多于英格兰，规模也要大。因此，11～13世纪城市复兴运动中英国城市化水平应低于上述数字，大致在15％～16％。我们的推断得到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印证。据米勒等学者统计。到14世纪早期，英国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郡城有20个，在人之间的市场城镇有50个，还有在2000以下的更多的市场小城镇。合计城镇居民约占总人口的15％左右。 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黑死病以及频发的疫病使英国城乡损失了1／3～1／2人口。据哈彻尔研究，英国人口数量大致徘徊在225万和275万之间。瘟疫和流行性疾病削弱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强度。在15世纪，瘟疫似乎变成了一种“都市现象”。在年间，伦敦城爆发了7次瘟疫，城市居民常常逃亡乡村以躲避瘟疫。城市人口、资本向乡村“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人口数量增加。据资料记载：“在1487年和1488年之前数年中，格洛斯特300多住宅变成了废墟。”1518年。布里斯托尔有800间坍塌房屋，16世纪20年代早期。考文垂1／4财产空闲无主。全部人口不及1434年的1／2。甚至连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西南部科茨沃尔德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城市萎缩。英国史家雅格布称其为“逆城市化”。城市史家保罗·郝伯格也认为中古晚期城市出现显著衰退，在年间，英格兰市镇减少了2／3。因此，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和市镇居民数量大为降低，低于瘟疫前的15％～16％水平。大概徘徊在10％～12％之间。 英国在中世纪盛期出现过一个城市化小高峰。实线和虚线仅表明城市水平上升或下降幅度不同，并不影响我们对城市变化总趋势的把握。16世纪后城市经济开始复苏。城市化走上平稳发展之路，再未出现大的波折和倒退。在圈地运动发生的16、17世纪甚至包括18世纪早期。城市化正处于恢复阶段，尽管稳步上升但谈不上加速发展，而在19世纪加速发展，实现“起飞”。该图表在具体年代和数字方面也许会存在一些误差。但总体发展趋势应与历史事实相去不远。 三、对于史家记载的错误理解 传统史家认为，圈地运动推进、加速了英国城市化进程与同时代人的记载有关。史家施脱克马尔的《十六世纪英国简史》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就是“农村流民”：保尔·芒图在论及圈地运动时也频频提到“田里的人少了，城市中的人便多了”，“人们从乡村教区不断向市镇迁移”。乡村教区居民“被大批地逼往工业城市”等等。事实上。数量众多的乡村移民的确是涌进了城市，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财产安全以及饮食卫生。为了控制流民数量。英国议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流民和乞丐”的“血腥立法”，采用暴力手段将流民固定在教区或遣回原籍。可见，在圈地运动推动下。农村许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城市人口数量剧增只是城市发展内容之一，与城市化加速发展并不完全等同。农村移民只有在城市长期稳定地生产生活。才能够真正脱离农村而融入城市生活。如果大批流动人口很快又返回农村，重操旧业——农业，那么，流民虽数量众多，据统计，伦敦17世纪中叶时每年流动人口数量达几十万人，但对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实质性贡献。 在圈地运动期间。迁入城市的农村移民大部分是贫民。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伦敦每年流入大约8000移民，这些贫民很可能占了其中绝大部分。但一般说来，大多数贫穷的农村移民不会融入城镇的正式结构内，因为他们没有技术和资金，也没有购买城市自由人权利的能力。希尔顿研究发现。此时城市已不再对一切移民敞开大门，城市当局规定成为自由人须具备一定财产资格，或成为行会成员，或出钱购买自由人权利，等等，这些都是贫苦移民难以企及的。城市史家雷诺丝和尼科拉斯也持同样观点。因此，这些农村下层移民虽住在城镇里，但不属于它，被隔离在特殊的街区，希尔顿教授称他们为“边缘人”。 可见，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仅仅将剩余劳动力“推出”土地是不够的，城市必须吸收他们，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形成完整的“推一拉”机制。只有这样，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流动才会从地理空间的变化，转向生存方式和社会身份的变化。而在圈地运动发生年代。近代大工业还未诞生，中世纪城市旧式工业难以吸收和接纳大量乡村移民。结果这些剩余劳动力遭到了城市居民的鄙视、抵制乃至驱逐，实际上，相当一部分“身体强壮的”流民是由英国政府当局施以“鞭挞”、“割耳”等惩罚后遣送回原籍的。因此，圈地运动只是使农民走出了农村，却没有真正进入城市，至少大部分没有变成稳定的城市人口。 那么，在城市难以立足、最后回归农村的农民们又以何为生呢?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小农变成了农业劳工。受雇为地主或农场主打工。史家克里德特认为：“网地运动在乡村社会制度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必须寻求某种副业的家庭数量急剧增加了……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农实际上被迫转入乡村工业。”可见，公地被圈占、分割时，小农们最直接的反映并不是马上背井离乡向城市迁移，而是尽可能地在当地从事纺织、冶铁、木材加工、酿酒等家庭副业，城市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当然，英国在圈地运动之前农村居民生产的重心放在农业种植业上，而圈地运动后，“家庭副业”、“茅屋工业”在很多地区发展成“原工业”。多数学者认为。英格兰在17世纪进人了所谓“原工业化”时期。克里德特称其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非农生产开始在农村居民中占据主要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做农业雇工的收入。相应地。英国传统的农村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由单一的农业种植业(以及畜牧业)向多种非农产业并存的经济结构过渡。农村大量人口直接或间接脱离了农业生产。据莱格雷统计，这部分非农居民数量约有19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33％。加上城镇居民则非农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54％。这一数字充分表明：此时的英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已经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可称之为“半工半农”或“半商半农”社会。 综上，圈地运动没有显著加速英国城市化进程，其对城市的影响远没有在农村造成的后果深远。它直接推进了英国乡村非农化发展进程。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为下一个世纪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运动奠定了雄厚基础。
36.约翰·济慈杰出的英国作家之一，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37.普希金18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38.巴尔扎克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39.维克多·雨果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40.霍桑美国著名小说家，《红字》—书的作者41.埃德加·爱伦·坡杰出的诗人，天才的短篇小说家、批评家42.丁尼生英国19世纪最受欢迎的“桂冠诗人” 43.萨克雷英国著名作家，《名利场》的作者 以下是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内容相关的词条：北爱尔兰及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概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首都： 伦敦 面积： 2,441,000.00 平方 联合王国历史 联合王国联合王国目前的疆域包含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而过去有大约超过一百年的时间还包含了整个爱尔兰岛。1707年的《联合法案》将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合并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1800所属分类：历史大不列颠群岛威尔士苏格兰英国英格兰 Thomas Burberry 概述 国籍：英国　　品类：轧别丁风雨衣、男女装系列、化妆品系列、缝制设备、童装、行包、表　　著名杂志《男 ...城读│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那么穷？
城读│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那么穷？
⒒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那么穷？爱德华·格雷泽论述全球化如何改变了城市增长的本质：封闭经济下农业繁盛支持城市化增长，而在开放经济下农业的凋敝反而促使城市化增长，这可以部分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巨型城市出现的原因。Edward L. Glaeser,2014. A World of Ci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rbanization in Poorer Countri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2(5):.Source: /work/2014/01/why-so-many-mega-cities-remain-so-poor/8083/ Cover picture source:/media/img/citylab/2015/01/RTR1HGS1/lead_large.jpg 经济学家和城市研究者一般认为城市化增长是件好事，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化增长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图1和图2分别显示英美两国的城市化与人均GDP发展的时间轨迹。1861年英国城市化率33%，人均GDP为5000美元；1881年城市化率50%，人均GDP接近6000美元。而美国城市化转型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于英国。1890年，美国城市化率33%，人均GDP近6000美元；1920年代城市化率50%，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法国、德国和荷兰跟美国情况类似，城市化率在达到50%之前，人均收入已经超过5000美元。上述国家城市化转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均显著高于今天城市化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图1 英国的城市化与人均GDP发展历史轨迹图2 美国的城市化与人均GDP发展历史轨迹正如关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高密度大城市里，贫困持续不去。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一个840万人口的繁荣大都市，位于一个人均GDP只有区区410美元的国家。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许多持续贫困和政府问题百出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经历了显著的城市化增长？为什么会出现像卡拉奇、金沙萨这样贫困的巨型城市？与世界上富裕城市相比，这些城市面临的政策挑战有何不同？如果城市化真的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依旧那么贫困？这正是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泽在他最近一篇论文《
城市的世界：穷国城市化的原因和后果》里所讨论的核心悖论。一贫穷巨型城市的出现格雷泽首先描述最近出现的“贫困国家城市化(poor country urbanization)”现象，他以1960年为研究的基准年，当时最贫困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也最低，大多数国家城市化水平不足10%，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到了今天，没有一个贫穷国家的城市化还处于那么低的水平。根据联合国报告，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从1950年的18%升至2011年的47%。在50年时间里，博茨瓦纳城市化水平从3%上升到60%，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60年的16%到现在超过50%。博茨瓦纳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增长与快速的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博茨瓦纳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960年人均收入的19倍；而中国的收入水平则增长了近8倍。在北美和欧洲国家观察到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城市增长会带来相应的收入增长。但是城市化同样也发生在像孟加拉和肯亚这样的贫穷国家，过去50年，这些国家人均收入增长不足250美元。尽管收入增长停滞，孟加拉的城市化水平从5%增至28%，肯亚城市化水平则从7%增至24%。图3和图4显示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按2012年美元计）国家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的关系。图3反映了在1960年，两者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即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里人均收入没有低的。图4显示，在2010年，两者依旧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分布更为散乱。整体而言，各国城市化水平均有很大提高，而某些穷国城市化增长特别显著。这两幅图并非说明城市化和收入之间的联系减弱了，而表明特别贫困地区城市化水平奇怪的增长现象非常重要。图3 1960年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国家的城市化与人均GDP图4 2010年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国家的城市化与人均GDP自1960年以来，世界见证了卡拉奇、达喀尔、太子港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兴起。并且这些城市的发展均指向一个特殊的模式：贫穷国家的城市化往往集中于一个显著的首要城市(primate city)，例如内罗毕吸引了300万人，达卡则有1500万人口。下表列出本文分析样本国家里7个最极端的例子，人均GDP低于1250美元，人口超过1千万，城市化率高于33%：刚果民主共和国、津巴布韦、马里、海地、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和科特迪亚，每个国家都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表 高度城市化的穷国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国民经济发展出现分化的现象特别突出。图5显示1960年各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年经济发展的关系。两者总体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长与穷国初始的城市化水平紧密相关。1960年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0个百分点，年经济增长快0.23个对数点。虽然并不能推论说，穷国城市化水平和GDP增长具有因果关系，但是两者的强相关关系足以使我们慎重考虑推行降低一国城市化水平的政策。 图5 1960年城市化水平与年实际人均GDP的变化二贫困巨型城市出现的原因如何解释最近贫困巨型城市的出现？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增长通常需要一定的发展水平来生产和运输剩余粮食或者一个足以有效的政府来建设帝国。作者通过城市模型论证，封闭经济下农业繁盛支持城市化增长，而在开放经济下农业的凋敝反而促使城市化增长。经济开放度能够逆转经济繁荣和城市化的关系，有助于解释贫困巨型城市出现的原因。在开放经济下，城市化可以是农村经济落后而非农村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使得长期以来城市依赖其腹地供给粮食和资源的联系发生了断裂，过去城市只有依靠农村腹地的剩余粮食才能生存发展，例如纽约的兴起与美国高产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在今天，两者的关系已经逆转。今天大规模的国际运输市场和全球食物供应链意味着城市无需依赖本国的农产品。这种断裂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能够在特别贫穷的国家里兴起。贸易替代了对农业生产率的需要，尽管本国农村腹地陷于贫困，城市依然能够增长。例如，全球化使太子港可以进口美国大米。这既创造了机会——逃离贫困农村的可能，也带来了挑战——大规模城市在收入水平相当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许多贫穷的巨型城市制度落后，政府结构有问题，因此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城市化带来的种种棘手问题。例如，贫穷城市在管理高密度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后果所遭遇的挑战。高密度一方面带来正面的外部性——例如高速物流、观念传播、促进创新等；另一方面也带来负面的外部性——高犯罪率、交通拥挤、疾病传播等。历史上看，城市往往通过更多的财富或更强的管制去减轻这些负面的外部性，例如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增加警力等。几乎所有的城市问题可以通过一个有钱的强政府得到解决。然而，对世界上大多数贫困的巨型城市和贫民窟来讲，它们既没有钱，政府又很弱。图6 政府效度与城市化三结论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历史，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巨型城市在最近的出现和兴起比较奇特。一般而言，财富或者至少部分政府能力要先于大型城市的发展。然而过去五十多年，世界目睹了最贫困和最弱政府的国家经历爆炸性的城市增长。发展中国家在追赶世界其他国家过程中，城市化水平比收入和制度发展追赶得更快。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是全球化的副产品之一。历史上西方城市的兴起是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地方农业生产率和交通技术决定着城市所需粮食的供应。今天发展中国家城市则可以依赖出口矿石或国外援助来获得粮食。在封闭经济下，农业发达促进城市化增长；而在开放经济下，农业凋敝反而促进了城市的增长。当负面的城市外部性遇到弱政府时会产生什么后果？给定目前的弱政府和贫困状况，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不可能彻底解决面临的问题。综合考虑高密度的成本、有限的资源和弱政府三者，限制巨型城市的规模成为可能的政策选项。尽管静态的评估认为这种限制政策是有益的，但是动态的评估则得出相反结论。本文论证了年间贫困国家城市化与收入增长之间正向的强相关关系。城市化过程仍然是最有可能通往经济繁荣和有效制度的道路。历史经历表明城市化还可以作为制度发展的工具。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容易形成连接和社会运动，最终可能促进制度变革和问责政府。发达国家的城市曾经孕育了具有政治意识的群体，甚至可以说，城市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乃促进制度改善。未来几十年里，有数十亿的人将在城市里安家，其中很多人将在贫困率居高不下的巨型城市和贫民窟里安家。本文最重要的结论是，城市化是全球发展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政策、制度和策略。关注我们!
发表评论：
TA的最新馆藏英国日本沙特的城市化排名到底哪个最高.
2005年世界各国城市化率排名United Kingdom 英国 90 % Saudi Arabia沙特阿拉伯 83% Japan 日本 66%
Thailand 泰国 32 %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扫描下载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