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经济战的经济思想到底有多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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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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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思想家。
公元前689年,经鲍叔牙力荐,管仲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开始辅助齐桓公。管仲注重经济,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
齐桓公接着问:“怎样才能得民心呢?”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
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才能得到治理。”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认为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但管仲严肃地回答道:“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通过这段论述可以看出,要想霸天下,必须使国家富强,要想富强,就要让百姓安居乐业,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要发展经济,管仲的最终落脚点还是经济。就这样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经济上,他注重发展农业,提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的进步主张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相地而衰征”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总结来看,管仲的赋税思想重点有四个方面:
一.发展经济是增加税收收入的基础。管仲强调:“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实墟圹,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
二.主张轻税。在土地税方面,管仲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管仲十分重视工商业,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管仲不仅主张“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而且主张“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国语·齐语》),即免征工商税。据史料记载,齐国的关市之征曾减低到“五十而取一”,可见工商税率极低。
&三.实行差别征税。对土地征税,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衰,音催,意为等差递减)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的重要税收政策。这个政策是按土地质量好坏征收差额赋税,而不是对不同土地征收同等的赋税,从而达到公平税负,使劳动者不再相率逃亡,安居乐业,稳定赋税收入。
&四.主张盐铁由国家专卖。管仲主张由政府控制部分重要自然资源,即“通轻重之权,徼(音脚,意求)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取得收入以满足财政需要。认为盐铁是人们必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不可一日或缺,主张由国家实行专卖,垄断其销售,从而达到国家控制市场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管仲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论著,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书中记录的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发展经济、轻税免税、差别课税和实行盐铁专卖的经济思想,对后世的经济学家、税收思想家、理财家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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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经济改革政策得失
凤凰网历史 【
本文摘自《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得失》 刘玉峰编撰 泰山出版社2009年4月版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敬仲,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我国春秋前期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理财家。管仲出身破落贵族,少年时家境困窘,曾替人养马,后与好友鲍叔牙在南阳(齐邑,今山东邹县)合伙经营小本生意,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后来,管仲与鲍叔牙均弃商从政,各事其主。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君,经鲍叔牙的大力举荐,管仲被齐桓公任为&上卿&,使之&任政相齐&,委以综理国家重任。
管仲相齐40年,得到齐桓公的鼎力支持和其他大臣的协助配合,创行了多项新的国家政策与制度,大力改革内政和&通货积财&,发展社会经济,充实国家财政,进而整顿军队,强化国家军事力量。这些作为,不但迅速扭转了管仲执政以前齐国国势&中衰&的危局,而且使齐国迅速崛起于当时其他诸侯国之上,&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
管仲执政所进行的创新改革是系统的和多方面的,其中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创新实践及其成效尤为出色,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管仲的经济创新实践不但有着较为正确的思想和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探索出了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模式,为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经济提供了成功的足可借鉴的经验,多为后世王朝所效法和改进,对后来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管仲提出了&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2]的指导原则。&业&,意&创&。意思是对齐国原有的制度加以改革,废除不好的制度,而对好的制度则加以继承并改进完善。很明显,这是一种稳妥慎重的改革方式,有其合理性。管仲还提出了著名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思想,认为治国安邦必须从经济问题入手,把发展社会经济视为第一要务,朴素地认识到社会经济是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础,在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管仲还主张改革创新要&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4]。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5]。主张根据民众意愿和民意好恶,兴利除弊,以民心向背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和执行。这种思想的光辉,对当今也不无启示意义。我们今天以&三个代表&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其中就包含着以民心向背为准绳的明确思想,包含着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执政出发点的明确思想。
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管仲提出了欲取必予、取之有度、取之无形的思想。认为要顺应民心,因民众所好而予之,然后,民众才会有相应的回报,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比竭泽而渔式、杀鸡取卵式的搜刮要好得多;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要有所节制,要合理适度,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6],要&薄税敛,毋苛于民&[7],这显然有利于民众生活和社会稳定;还认为要取之有术,即要取之无形,要做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具体而言,就是要采取盐铁行业的政府垄断专营,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另外增加税种、提高税率的形式,来隐蔽地增加国家财政。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是处理国家与民众&取予关系&即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上佳方式。管仲是首次提出并实施这种方式的理论家和理财家,其理论和实践多为后世继承仿效。
(二)农业经济政策
管仲生于疾苦,长于忧患,非常了解社会基层情况,深知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解决好民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他十分重视发展农业,提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1]的正确主张,要求保证农业劳动力,不准妨害农事,耽误生产等。这些主张,强调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无疑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学界一致认为,管仲是中国历史上重农政策的首倡者。管仲还大力推广先进的铸铁农具以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加产量,铁犁铧等铁制农具得到应用,原先不宜开发的盐碱地被大面积地开垦出来,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说明管仲已经认识到工具进步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其远见卓识于此可见一斑。
管仲还从实际出发,&作内政&,解决农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将原先的国有公田分配给各个农户,增加了农户的份地,全部土地分散经营,个体化生产,多劳多得,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废除无偿剥夺民众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的劳役地租剥削,实行&相地而衰征&、&相壤定籍&、&与民分货&的新政策。&相地而衰征&出《国语&齐语》。&相&,视也,意思是根据、依据;&衰&,差也,意思是等差;全句的意思是根据土地好坏和产量多少而征收差额赋税。&相壤定籍&出《管子&乘马数》,载管仲曰:&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臾&字,通&腴&字,&上臾之壤&,指肥沃土地;&间壤&,指中等土地;&下壤&,指贫瘠土地;&相壤定籍&,指按照土地肥瘠征收差额赋税,与&相地而衰征&意思相同。&与民分货&,则是指分成征收实物地租。《管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国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登记,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征收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好转后再收&[2]。管仲的这些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所谓&案田而税&,实即按亩征税,征收实物地租,废除劳役地租。桓公十九年早于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八十一年,是齐国的&税亩&早于鲁国的&税亩&八十多年。&税亩&是春秋时代废除&公田&和劳役地租的一项重大改革,应成为管仲&作内政&的中心内容,它对于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有重大作用。&[3]
管仲的土地赋税政策,实现了劳动者与土地资源的更好结合,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征税不仅考虑到土地肥瘠,还考虑到收成好坏以及荒歉年景等因素,实行一些减免措施,显然更多地照顾到了民众的利益,能更好地安抚民心,有了更多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民众的境况由此有所改善,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生产获得大发展。管仲这一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是重大的土地赋税制度改革,涉及土地资源占有分配和社会财富分配,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次大调整,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取得显著成效。
作者:刘玉峰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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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题推荐论述类文本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上世纪之初,虽然学者们并不是从节日风俗的角度考察戏曲,但在他们关于戏曲起源的探讨中所得的具体结论已暗寓戏曲演出与宗教节日密不可分的命题。王国维采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戏剧起源于巫舞”的观念,他又考证了上古巫舞与戏剧的关系,指出在古代祭祀仪式的舞蹈中,“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先贤的论述表明节日与戏剧的起源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国外研究者认为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是世界上共通的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月,国内学界在研究路径与方法选择上,与传统的中国戏剧研究者大多限于正史、诗文书信、序跋、笔记等文人撰写的文献不同,研究视点从“都市戏剧”转向“农村戏剧”,更多留意地方志、会馆录、家谱、公私文书类较为零散的文献以及非文字的仪式表演、习俗,在研究方法上则引入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用大量的材料来证明戏剧源于宗教仪式。指出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演戏最主要的功用还是在节庆中表现对神的敬意。他们却没有对宗教向艺术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分析。在他们的学说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开始重新评价戏曲中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地方小戏。民间戏剧研究者王兆乾就将戏剧分为观赏性戏剧与仪式性戏剧,认为两者在戏剧观念、演出环境与演出习俗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仪式性戏剧原本是戏剧本源和主流,而观赏性戏剧只是支流,但传统戏剧史却将观赏性戏剧作为戏剧的主流,仪式性戏剧反成为遗漏的篇章。伴随着观念的变化,国内戏曲学界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初,全国迅速掀起一股与节日关联度极高的“傩戏热”,学者将目光投到城市之外的尚未完全开发的山村,贵州、安徽、云南、江西等地都活跃着戏曲学者的身影。戏曲研究方法和思维视角方面也显示出丰富性与多样性。表现在:一是田野考察被引入戏曲研究,在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多了一重鲜活的田野资料。二是考古学与文物学知识显示出独到的作用,因为戏曲本为小道,正史多不见载,笔记史料亦有限,地下文物的出土对于还原历史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三是民俗学的思维方式介入戏曲研究。(摘自陈建华《节日风俗与戏曲文化研究述评》)【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上世纪初的学者们,已经得出了戏剧起源于宗教节日的具体结论。B.传统的中国戏剧研究者研究的视点是“都市戏剧”,依据的主要是文人撰写的文献。C.现代的中国戏剧研究者虽然证明了演戏就是敬神,但却未能发现宗教与艺术的联系。D.在古代戏曲是“小道”,正史、笔记史料不足为凭,只有出土的地下文物才最可信。【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文章论述了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观念对中国近现代戏曲文化研究的影响。B.文章主要阐述了戏曲研究变化的三个面:路径与方法、研究领域、思维视角。C.文章以“评”表达自己的看法,是观点;“述”戏曲研究变化的客观实际,是论据。D.文章主要立足于与西方戏剧研究的不同来论述中国当代戏曲文化研究的变化。【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A.如果没有王国维等先贤对于戏剧起源的研究,后来的戏曲研究方法就不可有改变。B.如果只注重从正史等文人撰写的文献方面研究,就很难准确揭示戏曲发展的规律。C.“傩戏热”的出现是因为它虽属地方小戏,但却是与节日关联极高的仪式性戏剧。D.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戏曲研究中未曾使用过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阅读下面文字,完成第小题。①中国的人像艺术,和其他几个古老民族比较起来,以目前出土资料来看,是十分逊色的。在西周以前,少数的人像,如半山彩陶罐上的人首器盖,头上长了角,脸上有纹身,下面是蛇身,似乎还介于半人半兽之间。商代铜器中的人面杯、人面器盖、错金铜像,以及西周的玉人,夹杂在多彩多姿的各种动物兽面之中,不仅数量孤单得可怜,在造型上,也十分简陋粗略,比例极小,实在不能和埃及巨大威严的人像雕塑相比。②西奥多·鲍伊说:“人像艺术在西方远比东方要蓬勃发展,主要是源于西方对个人的重视。”如果商周铜器上作为图腾的兽面之说可以成立,我们的确发现,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国人是以部族的共同符号(图腾)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把“伟大”的概念与个人结合的。人,在死亡以后,统统归回到一个共同的图腾符号上去,是巨大的龙或凤的种族,强调的只是龙的符号,而不是某一个个人。③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中国人并不喜欢替自己立像,立像留影仿佛是人死后的事,这自然和中国俑 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俑”的起源目前还有争论,有人认为殷商安阳墓中出土的玉石带枷人雕,一男一女,即是人俑的起源。但是,一般数据仍以春秋战国前后为中国“俑”的重要发展时期。《史记o秦本纪》记录秦穆公三十九年(公元前621年)活人陪葬的事:“穆父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日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这件事,《诗经o黄鸟》之中也有反映,表示了春秋时代一般人对这种活人陪葬的反感。这可以说明,文化水平较高于秦的其他中原 国家,在春秋时代,恐怕已经普遍以俑来代替活人陪葬了。这个俑的历史构成了中国人像艺术的主流,一直到宋,改木雕、陶塑、金属为纸扎人像,才结束了俑与人像艺术密切的关系。④从这一线索思考可知:中国最早的人像艺术是俑,俑是活人陪葬的代替品,活人陪葬在早期大部分是俘虏和地位低卑的奴隶,所以,中国早期的人像艺术,和其他几个民族不同,并不具备“崇拜”或“纪 念性”的意义。除了秦始皇墓出土的秦战士俑比较高大外(通常是180厘米左右),中国大部分以俑为性质的人像雕塑都十分小,只是代替活人的符号。⑤除了俑以外,春秋以后,中国人像艺术逐渐在器物上代替了商周的兽面,成为新的纹饰;但是,这些人像,仍是“人群”,而不是英雄式的个人。我们在春秋时代的许多镶嵌的铜器表面,看到狩猎、采桑、宴乐、农耕、征战……各种 生活的主题被表现出来。人,脱离了以兽为符号的图腾时代。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生活的尊严,脱离了对自然的神秘的恐惧,完成了西周以来便努力建立的理性的人文精神。但是,这里的人,绝不同于埃及至尊的王,不同于希腊完美的神和城邦贵族,也不同于印度神秘的巫神,中国最早出现的人,的确是“人群”,是延续了远古的部族共存的观念的“人群”。这里面并不强调个人的英雄式的威严和奇迹似的能力,而更看重的是现实生活中最平凡的共同活动的每一个人,采桑、狩猎、征战都是部族的共同生存经验。⑥扬弃了兽的图腾,中国人并没有放弃部族共存的观念,只是把它更理想化、现实化了。落实在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百态上,肯定了现世中的人。对自然没有畏惧,对神没有向往,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中国人。这种乐观、朴素而现世的美学,在春秋萌芽,体现在最早的人像艺术上。经过战国前后各种地方色彩的激荡,在理性与感性、纪律与浪漫各个极端中摆荡,到了汉代,完成了一种庶民文化的典型。不同于埃及,不同于希腊,不同于印度,是现世而朴素的,是平凡而广泛的,成为中国以后文化符号最重要的基础。(选自蒋勋《美的沉思》,有删改)【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从出土的西周和西周以前的人兽形面夹杂的器物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像艺术比起其他民族,还是显得十分落后。B.以木雕、陶塑、金属、纸张为材料制作的俑,构成了中国人像艺术的主流,直到宋朝才结束它与人像艺术的密切关系。C.春秋以后,延续了远古的部族共存的观念的“人群”形象,逐渐在器物上代替了商周的兽面,成为主要的人像艺术。D.中国最早的人像艺术,体现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乐观、朴素而现世的美学特征。【小题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各种生活的主题被镶嵌在铜器表面表现出来,人兽符号的分离,表明这一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理性人文精神的建立。B.中外人像艺术的比较,说明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并不相同。一个民族,其文化典型的形成,也往往需要一个过程。C.作为中国最早的人像艺术的“俑”,本身不具有“崇拜”或“纪念性”的意义,但却是文明进步和艺术发展的必然。D.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不喜欢为自己立像,是因为觉得立像仿佛是人死后的事。这和中国俑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小题3】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⑤⑥段介绍中国人像艺术出现的最早的“人”是“人群”,在发展过程中,部族共存的观念未被放弃,为民族以后文化符号奠定了基础。B.第③④段引出话题“俑”,结合史料,论证了中国俑起源于殷商,发展于春秋战国前后,转型于宋,概括了俑的特征及与人像艺术的关系。C.第②段先用引用论证,说明西方人像艺术能繁盛的主要原因是重视个人,再谈及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以部族的图腾作为崇拜对象。D.第①段通过西周和西周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少数人像器物的举例,从数量和造 型角度比较介绍了中国古代人像艺术与其他古老民族的差距。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信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知识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文化走心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大国学者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光明日报》(日15版)【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人。坚定文化自信,不是看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B.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是正确的国家观,是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C.如今,中国学者和专家参与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极为平常,中国学者正日渐增多。D.我们正带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走向世界政治舞台。【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第一段从内涵方面界定了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人,也是文化载体中的内在精神。B.第二段谈文化自信与国家的关系,强调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C.第三段用鲁迅的话证明近代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统治者的“治绩”。D.第四段从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交流角度谈文化自信包含了知识分子的自信。【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A.文化的载体包括文物和典籍,理解载体中深层内涵和内在精神,能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B.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只要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就会中断。C.文化专业领域知识分子也都能以创造性贡献对人民的文化自信起到强化作用。D.文化自信与文化相关,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也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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