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_新浪财经_新浪网
　　涂龙力
　　什么是供给侧？
　　供给侧不是什么新名词。从经济学基本理论角度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中一对最基本范畴，其他许多概念与定律均由此而派生，比如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规律等等。供给与需求关系又是一对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统一体，由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的不平衡矛盾达到供求基本平衡是任何国家宏观调控追逐的共同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措施主要从供给侧面发力还是主要从需求侧面发力取决于当时国家经济运行中供求关系的平衡状况。
　　供给与需求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环节：首先，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二者关系是生产(供给)决定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促进生产(供给)。比如房地产市场，当市场只有商品房一种商品供给时，人们就只能充当“房奴”这一角色；当低收入群体增加特别是加快推进城镇化时，民生房的需求会倒逼政府扩大民生房的供给。其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会在调整中保持动态平衡，供大于求即生产过剩，供小于求则生产短缺，无论生产过剩还是生产短缺都会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平衡，严重时甚至会使再生产过程中断。比如，目前某些企业的产能过剩就是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局部失衡严重时会引发系统失衡。最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与调控就是要寻求供给(生产)与需求(消费)的动态平衡。所以，无论强调供给侧还是强调需求侧都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周期)推进经济可继续发展战略上的一种动态平衡选择。
　　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推进供给的结构性调整，即通过创新供给结构引导需求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特点时特别强调中国经济面临三大结构调整，即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增长方式结构的重大调整。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当以推进上述三大结构调整为重点。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按层次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推进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调整产品结构包括生产性消费品结构和生活性消费品结构，变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推进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其次，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与投资贡献率最高。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特别是我国经济已步入自然回落周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內需逐渐成为主要动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要适应和推进动力结构的调整。最后，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经济新常态第三个特点时指出，中国经济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时，将创新发展确定为五大发展战略之首。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在供给侧理论、供给侧制度、供给侧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应当同步推进，不能顾此失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不能强调一侧，忽略另一侧。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正面临着供给侧和需求侧都亟待结构性调整的双重压力，目前供给侧方面的问题是结构性供给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并存。
　　不能简言过去强调需求侧今后强调供给侧，更不能简言强调供给侧就是提高生产能力和增加供给。正确的选择是，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步结构性调整，实现新的平衡，从而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作者系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会研究部召集人)贾康：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新常态全局_网易财经
贾康：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新常态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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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贾康：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新常态全局）
【编者按】新常态、供给侧，是近几年的热词。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全文，再次提及这两个词。他指出：“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而我们所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又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供给侧改革十讲》是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研究成果，近日出版。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第二讲“宏观经济社会背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给侧迅速成为高频热词之后，应该如实看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是我们引领新常态对接现代化目标的。   资料中央所称的新常态绝对不是一个短期概念，它对应的是阶段转换。2014年5月间，习总书记到河南视察，他用了“新常态”这个概念，一下子成了当年的热词。这个词最早是美国人讨论中间使用的，而中国学者其实也随着在用，但是到总书记之口说出来，那就成了官方的一种认定，所以大家跟着高度关注，到了2014年8月以后，大家更感觉这个底气和定力啊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我们怎样掌握经济下行中间的调控要领，所强调的稳增长里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一条一条大家都在看。到了2014年底APEC会议上。总书记讲话更展开说了新常态，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中高速。认定我们阶段转变了，速度不可能再是高速的，只能是中高速。第二，结构优化。可认为中高速对应的是“新”，而结构优化对应的是“常”，一定要以结构优化，使我们的常态表现为一种质量增长、质量升级版的特征。中高速、结构优化后面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驱动——就是我们主观可以做、应该抓住不放的事情主要是什么呢？“唯改革创新者胜”，要抓住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创新驱动，来引领新常态。具体怎么引领呢？我认为现在已经明朗化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引领。在这过程中间，中央还是在掌握要守住底线、维持底气和定力这样一个基本姿态，这也就是要市场充分地发挥作用。所谓三期叠加，是说的我们的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这是第一；换挡期同时叠加的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对这个阵痛地方政府、企业要有思想准备来承受，包括最近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权威人士的文章（实际上看得出就是总书记的意见，他平常一些比较生动的话都写进去了，中财办的班底把它串在一起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里面非常清楚地说，我们对这个阵痛必须忍受，大家要看到中长期而忍受阵痛。还有前期刺激政策效应的消化期，不要寄期望于再来一个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刺激，而是要消化原来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比如政府部门改革不到位情况下，还是产生了一些“政府万能”幻觉，以为政府可以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都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来做所谓调控。实际上现在中国要注意的，是要在新的阶段上政府实现转型治理中，更充分地跟其他主体合作和互动，更多注意处理好自己在认识有效市场的同时怎么有为而且有限，这都是现在所谓“三期叠加”里面应包含的内容。我认为实际上还要推进到“三期加一期”的概念，就是这个三期后边再加一个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攻坚克难实质性的推进期，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就是落在攻坚克难上吗？这是关于新常态可以做的一个最简要的概括。三大关键词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应肯定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具有亮点。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觉得不那么痛快了，不像那时我们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来一个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但是得肯定：第一，我们是贯彻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个调控哲理；第二，我们是在实际调控过程中开始实施必要的低度刺激稳增长。但哲理上，我们觉得不能否定那时候的“4万亿”。当时别无选择，你到底是4.2万亿，还是3.8万亿，不是实质性的问题。那时候我们自己可用的手段，首先是个总量型反周期，现在，我们在总量的方面，不是说放弃它，但是要更谨慎地把握它。只要不突破底线，我们不在总量上面采取强刺激，而是只作微刺激，在优化结构方面要找到新思路。调控中的第三个亮点，我们就要说到供给管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首先说到，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现在总书记的话，就更明确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显然，这个供给管理，已经成为现在我们的新思维。第四，也应特别肯定，在宏观调控中间，我们始终注意改革是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之所在，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要寓调控于改革，真正抓住改革不放。当然实际生活中，改革又有很多的困惑，步履维艰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样一个带有错综复杂特点的运行过程中，我们已经领教了很多的难点、热点的讨论，像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问题、房地产业运行问题。说起中长期走势预测的重大分歧，现在还是这样。国外的说法，是说中国要崩溃、硬着陆；我们国内有些学者说，会很快看到我们增长速度落到5以下，但是这个新5比旧8好。这里面的说法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它强调的新5就是一定要质量，使增长质量提高，这叫新5，旧8是粗放型的，8以上的增长速度不值得留恋。但是实际上我又认为，没有这么简单痛快的事。实现全面小康，现在托底的速度是咱们测算出来的年均6.52%以上，怎么能容忍落到5以下呢？而且在实际生活里，一系列的矛盾制约面前，是不可能简单地让经济增速在表现形态上落得太低的。我们的税收问题也是大家都注意到的，结构性减税一说再说，现在中央新的文件里甚至不提结构性三个字，但实际上减税不可能是全面的，它只能是结构性的。实话实说，我们在某些税的作用优化方面，还必须带有结构性增税特征，只不过宣传没这么说而已。我们企业的同志可想一想，资源税“从量变从价”，它实际的税负变化趋势是减还是增？是往上抬的。我们现在中央所说的税制改革任务里边的，说起来是费改税，它肯定不是减的，费改成税以后，征收的强度会更到位，实际上首先会保证原来形式上的水平，实际的税负只增不会减的。以后的发展趋势，环境税方面可能还要再做加法。房地产税更是关系到咱们千家万户，完成立法以后的房地产税是从无到有，也是结构性增税。个人所得税低端是要减税，高端是要加税的，有支付能力的人，先富起来的人，要给国库多作贡献。金融改革，还有企业改革、反腐的推进，都有待达成社会共识。我们具体从经济层面上说说前面说到的三个关键词。“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我觉得特征上面是非常明显的：2012年经济下行带来压力，在企业层面非常困难，而首先凸显的矛盾反映，是地方政府收入一落千丈，日子过不下去，就开始出现动作变形。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东北一个著名的省会城市，地方政府看着财政收入迅速滑坡，想出一招什么呢？动员干部力量上街，一个一个店铺逐一去“打击假冒伪劣”，找人家毛病，意图通过罚款增加点非税收入，没想到这个动作迅速激化了一个集体罢市，有关部门不得以马上采取一个反向操作，“大字报”式地到处张贴“紧急通知”：本次运动到此结束，请大家迅速恢复营业。这种事代表了什么意味呢？我的说法叫做“经济问题政治化”。地方政府的一个动作变形，跟过来就变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事情，就不再是微观经济层面能简单调整的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带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2012年我们看到这个年度在稳增长措施加码过程中，却又在我们过去用得比较得心应手的投资项目这个事情上，一连串出现三个群体事件带来的投资受挫。首先是上半年，我们灾后重建的代表性区域什邡，一个很有规模的钼铜项目，按照原定计划地方政府要举行隆重的开行典礼。结果老百姓却完全不认同，认为会造成环境污染，激化群体事件，这也是十年八年以前根本想不到的——本来想的应该是大家一起敲锣打鼓，欢庆这么一个大项目、好项目放在我们什邡，没想到老百姓高度不认同，双方对抗起来。当地原来的书记还想来硬的，结果使事态严重升级。互联网时代，全世界都知道了。接着我看到的就是很快由公开渠道宣布，上面给什邡派去第一书记。新书记去了以后，很快宣布这个项目在什邡“永不上马”，算是平息事态了。接着到了这个年度中间，江苏这个增长极区域——启东的一个大投资项目，又是出现群体事件，开始市长到现场说服不了群众，后来书记去了，他试图把这个事态管控下来，没想到去了以后，仍无法控制局面，别无出路，又是很快宣布这个项目在启东永不上马，算是一个了结。没过去多长时间，进入秋天，宁波这个非常著名的沿海开放城市，又发生了一个事件。宁波镇海要上一个大投资项目，又是两边对峙，老百姓觉得这个项目会造成污染，坚决不接受，甚至造成事态失控，果然那天傍晚又是无线电波一下子传来消息，政府说这个项目在宁波永不上马，这才算了结。一连串三个群体事件表明什么？中国过去稳增长得心应手的投资，在新的阶段上受挫，在不少项目上没有操作空间了。如要从结果来说，这里面似乎有输有赢，输的肯定是政府，而且一线领导你再也不要想受到重用，为官一任没有造福一方，还惹了这么大的事，不能保一方平安，不能够守土尽责，谁还敢重用你？但说其他人谁赢了？老百姓的诉求似乎得到满足，那你从长远来看，专家早就认证了，钼铜项目、PX项目、重化工项目，我们的工艺完全可以控制污染，跟国际经验对比，与中心区隔了多少公里，人家多少年就在那里运转，中国怎么就不行？但说什么都没用，老百姓就是不接受。看起来老百姓似乎在这方面还胜出了一盘，但实际上想一想，在什邡这样的地方，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丧失之后，未来多少年，当地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的景气支撑，付出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上还会影响到当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落实。通过投资支撑发展过程的受挫，老百姓其实绝对不是赢家，从根本意义、长远利益上看，是受损的。另外还有一个“软柿子”，这方面最有苦说不出来是谁？企业。如讲法治社会，一个项目前期做了多少投入，有多少研究认证，合同是签了字的，但是不得已给了一句话“永不上马”，前期所有投入就都打了水漂。这事情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的“两轮自行车”在一个一个具体项目运作过程中间，过去没想到的约束已经收得非常紧，这种约束过不去的话，一切的什么稳增长效应免谈。我们现在想“好字当头”软着陆，但是一旦出现硬着陆迹象和压力，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我们过去比较得心应手的措施，比如说投资，但现阶段投资却又屡屡受挫。为能控制物价，很明显需要压景气，但同时还要考虑，要让就业这方面过得去，如果就业压力较大就还要抬景气，这又是一个两难。你要靠市场上形成的压力淘汰落后产能，就要有严格取向，往往还要帮企业，还要呵护以求保稳定，不可以太严格。这些种种的“两难”和“多难”合在一起，实际上的问题是市场它本来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可以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挤出落后、过剩产能，但我国实际生活中，在市场作用还发挥不了特别大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介入进去，要使用“看得见的手”了，而这个看得见的手处理不好，就变成“闲不住的手”，实际操作过程中间种种不合理的地方，又被人们所批评。中国“两轮自行车”的把握、权衡，过得去还是过不去，跟别的经济体大相径庭。比如说到日本，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以后，后边跟着的是二十多年的停滞，增长速度归零了，有的年度是负增长，所以现在总量上被中国甩到后面去了，但你看日本的老百姓还不断地出手买本国的公债，虽然他们的媒体上也说什么日本列岛沉沦、日本经济崩溃，也有这种说法，但普遍社会心态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你得承认，日本至少是4个轮子、6个轮子的车辆。美国人金融创新走过了头，闹出金融海啸，又升级为冲击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大家看一看，美国自己内部也曾折腾得很热闹，什么占领华尔街等，但是闹完了以后，看看这些运动，一无纲领二无领袖，泄一泄愤，然后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自调节机制接着走。现在美国已经在运行过程中作为发达经济体率先告别了复苏阶段，在退出量化宽松之后，转过去开始对付通胀压力，进入升息通道了。美国人在自己惹了祸以后，全世界却把美元资产作为首选的避险资产，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吗？实际上它符合逻辑，美国人金融创新走过了头、惹了祸以后，全世界风雨飘摇，结果大家一看，手中持什么东西最可靠？欧元、日元不行，还是得持美元资产。中国人也是这样，我们三万多亿美元当量外汇储备，有一大半是美元资产，别无选择。美国那个调节机制有这么一个弹性调节空间，从正面说，这叫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美国的情况可以认为是一辆十轮大卡，它的速度高一点儿、低一点儿，或者停下来，它不会关系到翻车的问题，中国还做不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审慎处理两轮自行车这样一个特定阶段上面的速度底线。在这底线之上，你要说到我们具体发展中间的运行掌握，更是有一大堆的矛盾。我们的城镇化，本来是“引擎和”，但是怎么才能在城镇化建设、城市中心区域不断扩大、未来几十年还要有4亿人进城这个过程中间，保证我们的基本农田守住“红线”，以使我们一系列的征地拆迁补偿能够相对平稳运行，不要动不动激化一个极端事件？农民工进城以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面已累计差不多3亿人里面，80%以上是两地分居状态，而且两地分居多少年，后面的社会问题可想而知；他们90%的孩子，是不能跟父母在一起，是“留守儿童”状态，后面的社会问题这几年也是屡屡冲击我们的神经，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短期你要平衡，要妥协、迁就，而中长期化解深层矛盾，要不妥协不迁就。这些处理不好，那带来的就是一大堆的两难和多难，于是在“两只老虎赛跑”这方面，我们看到的形势是不是会越来越严峻？改革和社会问题两只老虎赛跑，最早是一位“海归”——证监会研究部主任用过的比喻，他说中国社会有两只“老虎”，一只叫改革，一只叫社会问题，这两只老虎看来各自要素齐全，彼此似乎也看不清楚对方，但是都在往前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命运。对他这样一个比喻，我是高度认同的，实际上就是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要看到我们的矛盾凸显隐患叠加。不克服隐患，我们可能往前走的路越走越窄。政治家过去比较谨慎，这方面说得少，现在五中全会之后，从总书记到总理到有关部门，大家其实都在说，我们要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非得要解决我们现在矛盾凸显的现实问题不可。这些是基本的宏观视角，从短期看到长期，再说到全局，我们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在政策方面，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货币政策虽然表述不变但是排序放后了，从开始说的稳健，到现在说的松紧适度，其实货币政策的“紧”已经无所指，就是怎么松的问题。估计2016年还会再有降息降准通道内的操作。财政政策排序提前、强调稳增长，而且要求有力度，要加力还要增效，组织收入方面还得加上一系列的结构性的考虑，支出方面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瞻前顾后的关系管理，更是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这些又联系到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改革，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财政配套改革方案，其他的配套改革再陆续推出。大家可能注意到已有司法改革，还有户籍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价格改革、我们的电力部门改革、发展中间一系列的自贸区改革，等等。此外，在生态平衡、走创新型国家道路方面，有特定的部署；关于已下达文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战略等，都有新谋划；还有外交的新举措、新战略等。这些事情合在一起，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我们可以先做个小结了：一个一个年度走下来，经济在持续下行，“新”已明朗而“常”未实现这个背景之下，中央给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这个战略布局里我们要抓住不放的是在认识、适应新常态之后，还要引领新常态。怎么引领？这就要说到现在非常关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把总书记的几句话放在一起，我觉得这里已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可以注意到，第一句话，“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是肯定我们过去总量调控反周期的这种需求管理仍然具有它的必要性，而后面跟着的新的着力点，是在供给侧，一个是“结构性改革”，一个改革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目的何在？为的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要转型到新的动力体系状态，实现生产力解放带出我们的升级版，就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这里面包含的主要的指导精神，我们认为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思想方面新的思维。合乎逻辑的指向，以一开始说的“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个表述，是通过创造新供给引领和释放新需求。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个特别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显然对于供给侧的重视，具有它的学理支撑，要以这种学理支撑来促进我们的政策优化设计和科学决策。在供给侧迅速成为高频热词之后，应该如实看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是事关我们引领新常态对接现代化目标的全局。《供给侧改革十讲》，贾康/著，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3月版。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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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1:02:36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钟祥财
需要理解的三个关键点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个研讨班的开班式上讲话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这里所说的大逻辑是紧扣经济新常态而言的，其中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是适应，二是把握，三是引领。理解这三个关键点，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适应新常态，首先要明确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现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不承认新常态的客观性，就会误判形势，错失时机，加剧被动，根本谈不上适应。当然，适应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消极等待，而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分析它，思考它，通过理论创新和深化改革，走出一条经济新常态下的再发展之路，这就需要把握新常态。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交汇叠加的严峻局面，尽管如此，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正视困难，认清大势，是把握新常态的两个要点。应当看到，造成经济领域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的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其中既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从以数量增长为主向以质量优化为主转变的客观趋势使然，也显示了国家的宏观决策从以往注重于需求管理向未来更加着力于供给管理调整的必要性。既然如此，制定和实施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改革新举措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明智的。
　　至于引领新常态，自然要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这一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首要的地位。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后来又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在作为引领新常态的发展理念中，创新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但核心是经济驱动的转变，也就是说，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经济领域实施重要的决策调整势在必然。
　　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上述三个关键点中，适应新常态是规定了今后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把握新常态是分析了未来经济运行的状态和趋势，引领新常态是提出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那么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实现创新发展的途径何在？深化改革的具体抓手是什么？答案是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于这一改革的政策措施，他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切实推进这一改革，他认为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做到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这些阐述进一步清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任务和原则。接下来的工作是从理论上消除误解和歧义，以期取得社会共识。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以后，学术界的解读主要有三种。其一，有些学者也讲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但没有认识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重视供给不够，他们实际上仍然在坚持需求管理优先，强调投资拉动的有效性，这种观点客观上会影响社会舆论和各级干部对中央决策的准确理解。其二，认为需求和供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两种政策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只是过去需求讲多了，现在要讲讲供给。这个观点看似公允，实际上混淆了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的根本区别。现在有人把供给侧改革说成是新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的回归，就是基于这种理论上的模糊。其三，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强调需求管理只解决短期问题，供给管理才能确保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这些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对市场机制有挤出效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速度会慢一点，各方面承受的改革成本会大一点，政策效应的显现需要时间，但这样的改革对实现创新发展是必要的，在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是唯一选择。
　　在经济学理论上，供给有着严格的定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有效供给的主要标准是市场出清，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能被消费者自愿掏钱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才属于有效供给。这样的供给既能创造需求，也不会导致产能过剩、经济萧条等后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任何一种生产，在其产品卖出以前，投入在这一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都只是个别劳动或具体劳动，只有当这个产品在市场上被消费者买走，这些个别劳动或具体劳动才转变为社会一般劳动或抽象劳动，凝聚在这个产品中的使用价值才实现了交换价值或价值。这一价值的转变被马克思比喻为“惊险的跳跃”。在社会经济中，作为供给的生产正是通过“惊险的跳跃”来创造需求的，或者说，能否完成“惊险的跳跃”是检验生产投资究竟是供给还是需求的首要标准。既然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都可以算是供给，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产能过剩、政府债务沉重等弊端，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投资模式和刺激偏好，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由此可见，只有果断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更好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集聚企业家的创新动力，激发市场的强劲活力，才能使中国经济沿着创新发展的正确道路不断前行。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的逻辑结论。
　　不难看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化经济改革的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从时间顺序上看，经济新常态是最早作出的判断，继之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随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的提出。这三个重要论点环环相扣，从发现问题到分析问题，再到解决问题，思路缜密。它们各有特定的内涵，联系起来又构成一个大的理论体系，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全局，尤为关键，舍此，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发展无从谈起。（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网站编辑：张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