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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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的经济走向感到担忧了。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大量增加投资，但不仅不见经济效果，而且恶化经济环境。大量投资流向了房地产，在抬高房价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迫使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逃离一线城市。民营投资大减。民营企业原来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现在出现逆转，民间资本以加速度流出国外。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民间资本流走的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随之减少。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是最近的重大话题。政府鼓励创业，也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来配合，希望通过创业和技术革新来促成经济转型和提升发展质量。不过，诸多政策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政策寻租行为，甚至公开地套取或者骗取政府基金；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结果。实际上，技术创新是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并非通过运动方式所能实现的。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经济，只是看到中国经济的表象，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如果了解中国经济，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好的，至少很少有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的质量也不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能相比的，例如中国每年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在以往的经济“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外贸中，只有外贸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在下行，其它两方面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糕。国内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供进一步的投资，而社会消费更是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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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动态
意识形态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过，需要的是要建立国家主导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的经济走向感到担忧了。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大量增加投资，但不仅不见经济效果，而且恶化经济环境。大量投资流向了房地产，在抬高房价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迫使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逃离一线城市。民营投资大减。民营企业原来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现在出现逆转，民间资本以加速度流出国外。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民间资本流走的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随之减少。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是最近的重大话题。政府鼓励创业，也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来配合，希望通过创业和技术革新来促成经济转型和提升发展质量。不过，诸多政策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政策寻租行为，甚至公开地套取或者骗取政府基金；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结果。实际上，技术创新是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并非通过运动方式所能实现的。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经济，只是看到中国经济的表象，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如果了解中国经济，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好的，至少很少有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的质量也不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能相比的，例如中国每年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在以往的经济“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外贸中，只有外贸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在下行，其它两方面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糕。国内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供进一步的投资，而社会消费更是在增加。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经济情况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担忧的局面？这里的因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意识形态这个因素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构架内，在一定的情况下，政治因素甚至会比所有经济因素产生更大的作用。概括地说，今天的经济局面就是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在当代政治家中，对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邓小平的理解最为深刻。（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他曾经说过，每一个经济问题背后都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经常给经济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首先，意识形态，尤其是作为一种信仰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形而上学的，一旦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就很难讲清楚，甚至完全讲不清楚。邓小平足够坦诚，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承认意识形态说不清楚，这里指的是当时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所以，邓小平就把市场视为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技术手段，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制度在其产生之时本来就不是意识形态，只是后来被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很难指导经济政策其次，意识形态很难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从社会学科来说，这很容易理解。社会科学的理论是由一系列假设组成，所以哲学家卡尔波普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开放性的，需要以新的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在具体经济政策层面，这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意识形态，而不是削足适履，用意识形态去指导具体政策。经验地说，也不难发现，凡是用意识形态治理经济的，国家就发展不好；凡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就健全。这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包括西方。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形成了阶级，今天的左、右派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左右派之分；两派越来越分化，并反映到了经济政策上，两派不能达成任何共识，互相否决，造成了治理危机。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走出了意识形态争论的困局。之后的政策非常成功，中国经历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相大发展的阶段，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的有机部分。但是，现在中国又再次走入了意识形态之争，有关方面不仅没有阻止得了意识形态的分化，而且更以不同方式推动着意识形态的争论。结果又如何呢？前些年中国在争论中国是否会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如果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早已经陷入拉美化，那就是左右分野越来越甚，极右和极左并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极左必然会导致极右，极右也必然会导致极左。拉美社会总是在极左民粹主义的统治和极右民粹主义的统治两者之间摇晃，永远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套用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每一种经济现象背后必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过，需要的是要建立国家主导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管理。现在的做法只是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中进行或左或右的选择。在经济领域，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大拖了发展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腿。这些年来，建立了多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和研究院，但到底有几个真正懂得马克思经济学的，更不用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例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也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后来的西方社会走上了不同的路径，非西方社会又走上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道路。这里，最需要的解释是社会这个变量。马克思大半辈子都在搞社会主义运动，但自己并没有把社会这个因素整合进其理论。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各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解释好社会这一要素，经济政策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书生治国趋势越来越严重意识形态的回归导致了经济政策的虚无化。现在的经济学，大家玩的是概念，书生治国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政策最讲究实践性和操作性，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和政策研究人员也玩起概念来。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和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经验到政策。相反，很多人是先有了预设，再去搞调研。这样的调研结果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而只是为预设提供了所需要的证据。而基于这样的预设之上的政策必然只是满足了概念和逻辑上的要求，结果必然失去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央政府要统筹全局，做顶层设计非常必要。问题在于，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做顶层设计，很多地方到了县级政府还是做顶层设计。大家都做顶层设计，没有人干实事，这是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局面。在企业层面，意识形态的引入对经济主体即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感。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李嘉诚在大陆减少投资的行为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讨伐。不过，如果熟悉企业界，人们不难发现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资本家和企业家中的普遍行为。这些年来，先是外资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撤离中国；现在轮到中国自己的资本和企业家的流出。为什么意识形态会对企业家产生直接的影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些微变化都是被人们用作预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最主要风向标。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法制和法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离建成法治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法治国家，法律是资本安全最有效的保障，而在中国，资本最有效的保障便是政治。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的回归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一些人经常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实际利益之争，用意识形态来掩盖改革的困难甚至失败。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理论上说，国企做大做强并没有错，因为国企数千年来一直是平衡经济力量的有效手段。但当“做强做大”变成意识形态之后，就严重阻碍着国企的改革。今天，国有企业在垄断领域仍然搞垄断，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企业也要搞垄断。盈利的领域，国有企业不想改，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不能盈利甚至亏损的领域，国有企业也不想改。这怎么理解呢？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但如果了解情况，就非常容易懂，就是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关联企业，尽管对社会整体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但对政府和官员有好处，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政府或者官员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领域，意识形态往往是无能者和失败者的有效武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例如，美国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新加坡也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在一些敏感问题例如种族、宗教等问题，不能进行太多的公共讨论。但意识形态的存在绝对不是说，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存在了，掩耳盗铃，用意识形态来掩盖；相反，人们不但要正视问题，而且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样才不至于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出现危机。美国用“政治上正确”来掩盖问题，因此酿成了今天的政治危机，而新加坡不在公共场合讨论敏感问题仅仅是因为经验证明公共讨论不仅帮助不了问题，反而造成问题的恶化；新加坡的精英在内部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断出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如果要避免出现重大的危机，不能再以意识形态来掩盖问题了。中国需要学习的不是美国版的“政治上正确”，而是新加坡版的“实事求是”。况且，邓小平已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政治传统，为什么今天要把它丢掉呢？＊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郑永年教授。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日，经作者授权独家发布于微信平台。关于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拥有一支以郑永年教授为领军的研究团队，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国家高端智库欢迎访问<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Review ()是一个开放性的高端论坛，聚焦当代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网络空间等领域的最新发展; 也是亚洲各国学者和评论家评论世界事务的平台。它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领导，聚集全球优秀学者和评论家的观点和智慧，提供独立客观专业的分析，旨在让世界了解亚洲，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类和平。
TA的最新馆藏中国经济的崛起：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孙&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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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1980年到2011年，中国名义GDP的全球占比从1.89%上升到9.98%，与此同时，美国从26.03%下降到21.52%，德国从7.71%下降到5.18%，日本从10%下降到8.36%。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同期中国占比的变化更加显著，从2.19%上升到14.35%，美国从24.64%下降到19.1%，德国从6.74%下降到3.92%，日本从8.65%下降到5.57%。如果从横向比较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美国的实际GDP增长了2.28倍，德国增长了4.39倍，日本增长了5.47倍，而中国则增长了34.52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引人注目。　　上面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而发达国家则相对衰落。中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超过了德国，在2010年又超越了日本，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缓慢衰落，对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加之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读，“中国威胁论”也应运而生。　　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在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呢？　　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对中国经济的重新认识　　毫无疑问，GDP是一个最常用、最简单、最明确的经济指标，但也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指标。只看GDP总量就判断中国经济已经崛起的观点可能有失偏颇。　　首先，我们一般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最常使用的是GDP总量指标，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显然，国家的大小及人口数量对经济规模具有明显的影响。只要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本来就应该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尽管这可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闻标题，但是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惊讶，因为这最多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太落后，而绝不可以因此断定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强大了。　　其次，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标志一国经济实力的指标，则可以使用人均GDP。显然，如果两个国家的GDP规模相当，但一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另一个国家则相反，那么很明显，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差距、科研和科技发展水平，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等等差距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了。虽然1980年到2011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25倍，同期上述发达国家仅增长4倍左右，但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人均GDP水平到2011年依然分别是我们的3.93倍、4.14倍和4.99倍之多。也就是说，至少在人均GDP方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比GDP总量要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赶超。我们使用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本应具有的规模优势，那么要将这种优势转变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实力优势，至少可能还要花30年的时间才可能实现。　　最后，如果从更宽泛意义上的经济实力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科技竞争力还是非常有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受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水平，摆脱人均GDP世界最低的贫穷状态。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选择就很简单，只要能快速摆脱贫困，其他的相对都可以暂缓。从1978年改革开始，直到1992年，开放才真正变成了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才出现了迅猛的增长。而依靠“三来一补”[1]发展经济的本质就在于利用国内的劳动力优势，为全世界提供廉价的组装产品。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中国更深地融入其中，与东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然后加工出口制成品，中国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　　由于这种发展模式是以适用技术的应用作为基础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忽略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初主要是依靠劳动投入，之后又依靠资本投入，靠科技支撑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尽管中国早就掌握了两弹一星等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近年来也有一些国防科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按照迈克尔?波特[2]定义，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那些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防科技，暂时还没有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而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还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的优势，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没有形成稳定的、短期内难以被竞争对手超越的优势。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当一些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国家进入国际产业链，则中国立即面临被挤占和替代的风险，近期富士康向越南的转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次，同样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德国由于产品技术含量高，竞争优势明显，在世界市场上不容易被替代，因而遭受的影响也明显小于中国，尽管德国的贸易依存度比我们更高。如果从研究和开发开支在GDP中的比重、教育在GDP中的比重，以及基础科研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等指标来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很可能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就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项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的任务。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崛起现象的背后，中国真正的优势是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看来，不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水平，中国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惊人的。尽管中国经济实力还相差甚远，但西方国家还是难免心生不安和恐慌。在笔者接触的不少外国友人中，每当谈起中国经济的前景，他们总是相当乐观。对于我的担心，他们常常一笑置之，认为从他们的发展经验来看，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的，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问题是这个速度还可以维持多久呢？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必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年均9%左右的实际增长率，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红利开始下降，中国已经进入到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依靠劳动生产率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第二，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仅次于德国，再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　　仅就GDP总量来说，当前和美国相近的是欧盟，至少在短期内中国也还无法与他们比肩，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没有变化。而且，同样根据IMF和高盛的预测，中国超出日本以后又会面临印度追赶的挑战。　　由于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积累下的很多风险都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逐渐化解，因此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每当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或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中国政府都不得不把保持经济增长率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但是，中国要长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还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进行很多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从1978年开始，随着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却持续下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的推出，投资比重上升和消费比重下降的局面变得更加明显，以至于到2009年两者几乎相等。这意味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创造更大的产能，而不是通过最终消费来实现的，因此这种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维持多久，还具有多大的发展空间都是值得怀疑的。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尽管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也出现过投资比重上升的情况，但是持续时间一般不长。从二战以后的数据看，美、日、欧国内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的水平上，而投资大体维持在20%以下，而且基本保持稳定，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另外，在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下，支持这些回收期很长的巨额投资背后的大量银行贷款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　　其次，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需基础上的。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出现动荡，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必然受到影响。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伴随投资形成的巨额产能必然向海外寻找市场，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到2007年已经接近70%。相比之下，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大体仅为20-30%，比美国略高。而就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只有德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比中国略高。然而中德在出口产品结构、技术含量，以及价格弹性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因此，当同样面临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德国的出口尽管也受到影响，但是下降程度明显比中国要小，从而凸显出中国对外贸易的脆弱性。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总出口与美国的货物进口高度相关。这种情况在危机前后表现得非常明显。　　另外，从近年来诸如铁矿石谈判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条件在过去20年中持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以进口资源和出口制成品的增长模式也存在可持续性的疑问。在未来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税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征收反补贴税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经济结构的失衡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则增加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以后，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在金融危机中，为了配合刺激政策的出台，银行贷款明显增加。在2009年全年，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新增贷款量明显超过了正常水平，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迟早要得到显现的。从2010年初到2011年中，通货膨胀水平就开始一路飙升，给中国经济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迫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造成民间金融市场的紧张，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在美国始终维持低利率的情况下，还出现了由于中美利差的上升而造成国际资本流入，通货膨胀压力叠加，并且推高人民币币值的局面。尽管到2012年2月，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抑制，但是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其次，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国际经济治理的机制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之间进行取舍，如何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和开放经济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国际资本流动给中国经济、物价水平和汇率水平带来的冲击），如何面对国内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经济影响和国际社会压力（如国内出口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及G20参考性指南的压力）就成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再次，从贷款的部门流向看，增加的银行信贷也经历了从最先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到流向居民房地产的转变。尽管最初的新增信贷直接投入到了实体经济部门中，但是出于对贷款安全的担心，从2010年开始，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贷款增速出现迅速下降，并开始转向依赖相对安全的住房贷款。但是这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并最终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　　最后，从统计数据看，房地产价格在近年的确比较明显地成为通货膨胀的先导指标，因此抑制房价的上涨的确可以起到抑制整个物价水平的作用。但是打压了房地产市场，也就等于扼住了经济增长的龙头。本来这是近期宏观调控的目的，但是问题在于从2011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又出现了减速，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甚至在2011年底全球资本已经出现了流出新兴市场的苗头，中国的经济政策再次面临挑战。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二次探底，如果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减速的压力，需要推出新的刺激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政策？还有多少政策空间呢？如果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有钱可花，有事可做，有人可用，那么金融危机过后，从钱的方面来看，为应对危机推出的刺激政策留下的负担还没有被经济增长所化解，银行系统的超贷还需要控制，贷款需要跟踪，地方债也需要偿付；从事的方面来看，上一次正确地选择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回收期长的项目，那么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轮新的刺激政策，这次的着力点又在什么领域呢？服务行业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对投资的需求却远远比不上基础设施；从人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刘易斯拐点[3]即将到来，事实上，在近年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即使我们找到了短期对策，也不能因此忘记对中国经济具有更长远、更深刻影响，且需要耗时更久才可能得到解决的长期性结构问题。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的增长模式，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方式，不仅是我们不能忘记，时刻需要努力的目标，更是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刻改革才能实现的。　　此外，面对美元在长期内不可避免的贬值趋势，如何保证我们巨额外汇储备的安全，并且实现增值和保值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到来，或许有一天我们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填充养老金空账，而那时如果我们发现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已经大幅度下降，那时的问题可就不是账面亏损那么简单??　　调整与增长是一对矛盾，但是从2012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看，经济增长目标被调低传达出来的正是一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正面信息。　　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在未来的20-30年，要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还需要处理好下面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保障资源、能源供给顺畅。第二，出口市场安全要得到保障，大量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肯定不利。“十二五”规划强调内需，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强调创新，但是外部市场对于中国经济依然非常重要。第三，要保证领土的完整，这是传统安全的内容，其中国家统一是很重要的目标。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就不能出现分裂，也要尽量避免出现领土争端导致战争，进而打断复兴的进程。第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其中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以保证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第五，在全球规则确立过程中，中国不仅要逐渐提高发言权、话语权，而且在规则的制定上能够有一席之地。中国要从一个简单说“不”的参与者，向建言献策、最终成为规则制定者和国际秩序建设者身份转变。　　美国的国际地位在20-30年内不会出现显著变化　　中国的崛起不一定是一个零和过程，也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对美国中短期国际地位的不正确判断将带来严重的失误。　　对美国国际地位的质疑源于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兴市场将与美国脱钩，但事实证明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美国在衰退时很难有经济体在其中独善其身。在这背后的一个更重要的推论就是美国目前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对美国经济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和依赖性。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投资者依然坚定地预期美国经济将快速复苏，所以尽管美国实行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但是美元并没有相应出现超常规的贬值，甚至一度呈现升值。　　美国国债的情况是各项指标都早已远远超出国际临界线，但是却并未爆发真正的债务危机。即使是经历了国债上限危机和降级的冲击，由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形势并不比美国更好，加之欧元和日元的国债市场在规模和流动性方面无法与美国国债市场相比，不具有潜在的替代效应，因此，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增持流动性强的资产，反而在短期内增加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市场的一种无奈，也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信任和对未来美国经济的信心。　　经过金融危机和国债危机的冲击，美国的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因此失去吸引力，美元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把康纳利[4]当时的话放在今天，就会变为：“我们的货币，但依然是你们的问题。”美元和美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受到根本的削弱。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国际地位的确有所下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相对于克林顿的全盛时期虽然是下降了，但是相对于尼克松和卡特最暗淡的时期，美国当前的国际地位无疑要强大很多。如果和其他发达国家横向比较，欧洲和日本还不足以威胁美国的国际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地位的相对上升显然还不足以动摇美国的国际地位，因为当前还没有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具备在各个方面真正赶上美国的潜力。　　虽然美国处境堪忧，但它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战略性错误，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也在逐渐好转。在国内，美国经济仍在复苏，奥巴马出于连任的考虑仍会以经济复苏、增加就业为首要任务。美国国债上限危机与其说是债务危机，不如说是两党政治的危机，在标普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的同时其他两家评级机构则按兵不动，因此美国国债的降级更像是一种警告。在国际关系方面，美国采取平衡政策，拉近与所有盟国的关系，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更接近、更密切。整体来看西方也许在衰落，但是“西方”的范畴也在扩大，比如日本和韩国更靠近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与此同时，西方的对立面却并没有完全站起来，也很难联合起来。这就保证了美国长期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心或顶点。最后，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军事方面的霸权是鲜有争议的。　　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当那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不复存在的时候，美国才可能出现衰落。当前，美国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指标方面与过去相比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在全球范围内也依然维持着相对优势。因此，在一段时间之内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难以撼动。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对美国带来牵制，但还不具备取代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实力和条件。因此，美国的国际地位依然会延续。　　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但是短期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格局　　我们必须理智地看到，IMF和高盛关于2050年中国超过美国的GDP预测仅仅代表的是GDP总量，如同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不代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不仅在人均GDP方面依然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GDP的质量与发达国家和与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差距也非常明显，而在出口产品结构背后所代表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水平的差距就更明显。　　事实上，在中国因为贸易依存度过高而在危机冲击下表现出经济增长高度不稳定性的背后是我们没有完整的产业链，或者由于在技术上依赖发达国家，或者由于市场定价能力不足，造成了我们不论是处于生产网络的前端还是末端，我们总是处在低附加价值的一端，并且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另外，中国的崛起应该是一个综合概念，经济是基础，文化是形式，国际影响和号召力是核心。从经济角度来说，高端或主流产品品牌的国际知名度是一个国家国际经济地位的一个具体体现。显然，青岛啤酒不是，日本大米也不是，可口可乐虽然是一个美国符号，但是不代表现代美国经济。按照里昂惕夫[5]的分析逻辑，美国农产品算，苹果产品、Intel(英特尔公司)、大型客机都算。在这方面，中国几乎没有标志性的具有国际地位的自主品牌。海尔是一个国际品牌，但是产业层次不高；联想也勉强是，华为比联想或许要好一点。目前，中国不缺大公司，但是缺伟大的公司，缺乏能够代表中国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技术领先、有社会责任、治理结构合理，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和影响的大公司，缺的是拥有核心竞争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运作的公司，而不是依靠垄断国内市场的大公司。　　国际金融市场地位是一个国家国际经济地位的集中表现。尽管各国看好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增长前景，中国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直接投资，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却很难吸引战略投资者。国有银行改革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到期即撤出的事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金融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财产信托，金融市场的落后说明我们在市场制度、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方面可能还不具备长期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能力，这一点不是我们简单地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就可以实现的。　　在国际议题中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和领导技术发展方向，特别是在诸如碳排放、碳关税，企业社会责任等中国可能面临的新贸易壁垒问题上要继续发挥哥本哈根的优势，利用美国的失分，同时争取欧洲，引导全球舆论和理念。在这方面，中国还要抓住机会。　　从文化影响力来看，本来中国的文化比美国历史悠久，但是却并没有通过小说和电影等传媒手段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国际传播效应，在现实题材上不如美国，历史题材上不如欧洲和日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优势。　　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代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发展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欧美一时难以适应这些变化，心理上难以接受，甚至产生敌意也是正常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保持清醒，不能因此过度膨胀，要冷静应对，要比以前更加谨慎地制定对外政策，不要在刚起步的阶段就招致不必要的阻力。　　不可否认，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是还远不能和美国比，最多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因此，目前首先要避免承担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国际责任。而在中期要避免“日本化”，既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不对称。中国应该努力塑造一个负责任，守规则的国际形象，做一个积极的国际规则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一般需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是经济实力，这既包括GDP的规模，又包括GDP的质量和人均GDP水平；二是领导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科技实力；三是资源、人口、国土面积等因素；四是军事威慑能力；五是货币的国际地位；六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和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七是软实力，即不是靠威胁和恐吓，而是靠道德的力量和国际号召力。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国是完全有潜力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　　在明确了中美国际地位以后，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转变，就需要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但是全球秩序的维持是一个公共产品，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只能靠大国来提供。因此，一个稳定的、相对强大的、对中国友好的、开放的、真正负责任的美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从根本上说，中国需要比较稳定的美国。也就是说，中国不仅不能挑战美国，而且要更富于合作，与美国共同维持世界的稳定。　　基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判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和美国在能源、贸易等具体问题上没有根本的矛盾，也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中美之间最重要的障碍就是政治上的潜在冲突和猜忌。虽然美国在口头上表示欢迎中国发展，但是，美国怀疑中国就是要赶超美国，不相信中国不想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只是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中国应该反复强调，我们不想、也不会去称霸，不会挑战美国，也不会把美国作为军事上的假想敌。　　第二，与不少国家一样，中国认为美国事实上太霸道，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要让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发挥影响力结果更加可怕。目前中国仍然在“多极化”的理想框架中探讨全球治理问题。中国应该关注如何维持世界稳定。　　第三，中国应该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将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中国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上，将道义标准建立在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意愿上，人为地将中国和西方、中国和外国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得我们失去了很多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　　第四，改革开放不能停滞，中国现代化建设仍需谦虚谨慎。在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些人看起来，最高纲领是向美国看齐，最低纲领是先学亚洲四小龙、然后学日本。随着改革进行，四小龙模式不行了，转向学日本后日本又衰落了，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北京共识”，并觉得自己快要成功了，没有再改革的必要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特别警惕这种骄傲自大的思维方式，必须看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中国还需要等待机会。如果中国具备了提高国际地位的能力，世界经济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可能就是中国提高国际地位、和平发展的机会。中国和日本不同，不用长期依赖美国。美国取代英国靠的是战争的机会，中国国际地位的真正上升可能要等下一次的危机机会。而重要的前提是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做好准备才能抓住机会。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确意识到，中国的崛起需要比战争崛起更漫长的过渡。　　结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是发展中大国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超常的增长和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等相互纠结的事实表明，中国正在处于角色定位的关键时点，而作为发展中大国与世界大国这两种定位决定了中国不得不面对着两种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结果。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继续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而作为世界大国，则不得不受到既有秩序的挑战，大国政治进程也会不可避免地启动。而中国一旦被卷入大国政治竞争，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战略重心，有可能偏离国内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而且可能因此卷入日益增多的冲突而失去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因此，我们的最终结论是：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变成了发展中大国，但是中国经济的崛起绝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经济的崛起最多是中国崛起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1]&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统称。　　[2]&迈克尔?波特，出生于1947年，哈佛商学院教授，是当今全球第一战略权威，被誉为商业管理界的“竞争战略之父”。　　[3]&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4]&约翰?康纳利，美国前财政部长，20世纪70年代美元脱离金本位大幅贬值时，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很直白地道出了美元霸权给世界带来的危害--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　　[5]&里昂惕夫，苏联经济学家。1973年因发展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经济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责任编辑：杨媚、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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