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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领先者
信息时代来临时，出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而中国由于过去200年在工业文明压迫中做了很多痛苦的反思、无数的尝试、左右的摇摆，加上传统文化的基因，也许可以有一种新的融合，可以帮助中国成为信息时代的领先者。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
　　通过在淘宝网上做生意的几十万卖家，在阿里巴巴整个平台上做贸易的几千万家企业，我们能够感觉到新的经济模式。
　　我们现在能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种新商业文明的脉搏，能够清清楚楚看到新商业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今天所习惯的工业文明实际上是建立在所谓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一整套体系，其实不过才200多年的历史，跟人类5000多年的历史比起来，很短。
　　工业经济时代商业模式最根本的特点是什么？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低成本，造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新商业文明的曙光有一些什么样可能的特点？未来，至少在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或者建立在基础上的时代，它的商业模式肯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新的商业模式特点，我们至少能感觉到几点：个性化营销、订制生产，以社会化的供应链管理为基础，形成一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新商业模式。
　　信息经济也喊了几十年，今天所谓信息经济到了量变到质变的关口。做一个类比，我想讲一个概念——所谓的计算能力在未来的10年会变得无所不在、极为方便、极为低廉，它会变成一种公用事业，就像电、水、气。
　　我们所熟悉的工业文明，本质代表其实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电的发明与推广。
　　最早发现电的原理，到爱迪生第一次在纽约建了一个发电厂，中间有200多年，但是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纽约有第一个发电厂，那是一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到1920年美国几乎全国都被国家电网所覆盖。也就是形成了中央大规模发电、远程高效率的传输电、通过一个标准的接口把电送到某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只用了二十几年。正是因为电，整个工业经济才开始了质的飞跃。
　　讲到工业经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福特流水线。1906年上线第一条现代福特生产流水线，是第一次在工厂内大规模用了电，才能够形成现在的流水线，没有电做基础是没有现代工业文明的。
　　我们现在的计算能力，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革？包括大家听到的云计算，本质是什么？现在一家公司要做计算方面的事情，都要建一个自己的IT部门，采购IT设备，自己买软件，要有自己的IT人员，形成一套自封闭的体系。就像19世纪末的工厂，如果要开工，得自己买发电设备发电。
　　未来技术会怎么样？以GOOGLE的发展模式，它为了满足大家瞬间搜索的需求，实际上是把全世界所有网页的内容都储存在一个服务器上，所以它对计算能力，实时、海量、大规模计算能力的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原有的计算技术都没有办法满足。
　　在GOOGLE，现在不是用传统大型机在做计算，而是用大家桌面电脑CPU芯片做大规模服务器的集群。他们现在能做到一万台服务器，作为虚拟主机运营，然后再把100个虚拟主机集群在一起。GOOGLE在向外提供这样的服务——你可以直接连接到GOOGLE的计算平台上，所需要的所有计算都可以完成。
　　未来十几年，快的话七八年，慢的话十几年，我相信计算能力真的会变成普遍的东西，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终端而已。就像电在20世纪初完成了这种转变，我们所熟悉的工业文明很有可能被颠覆，我们有可能真正迎来我们谈了60年大家都在想象的真正的到来。
　　而且工业文明实际上已经碰到了很多非常大的、致命的衰败迹象，传统的工业文明对环境的损害已经到了几乎无法修复的地步，金融危机表明资本市场和它背后一整套制度安排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根本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原有的体系下可能是无法修复的。在这个时候，信息技术以及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信息经济的发展，也许真的能够把我们带到新的文明时代。
　　讲得夸张一点，也许人类经历了曾经有过五千年的农业文明，还有我们过去才刚刚经历的，现在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100多年的工业文明，我们也许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信息文明的时代。这不仅仅影响到经济，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公司也是工业化时代才第一次出现的组织形式，在未来信息经济的时代，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还存不存在？我们现在熟悉的所有管理的理论还能不能够适用？
　　最后我想稍微讲一点，这个跟“中国梦”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真正的衰落是过去200年，在传统的农业文明跟工业文明的碰撞当中，我们落后了。
　　本质是一个网络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系方面的理解。互联网的精神，我们现在的理解是开放、协同和责任感。协同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擅长的。中华文明这五千年下来，有好多东西留下来了，或者变异过程中间会不会出现很多很有生命力的东西，可以跟信息文明时代对接上去？比如在互联网平台上，会不会形成某种社区自治在里边，甚至原来中国很多东西在互联网的时代都能找到新的安排。
　　我想提出来的假设是，当信息时代来临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而中国由于过去200年在工业文明压迫中做了很多痛苦的反思、无数的尝试、左右的摇摆，加上传统文化的基因，也许可以有一种新的融合，可以帮助中国成为信息时代的领先者。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反过来，这可能也是世界文明走向新阶段的起点。
　　本文经长江商学院许可，摘自《长江》杂志。本文为长江商学院曾鸣教授在“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暨《南方周末》25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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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排行榜广州豆制品开启工业化生产时代_产经动态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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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豆制品开启工业化生产时代
　　外观上与正规豆制品厂生产出来的放心豆腐差别并不大，但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小企业及手工作坊占据90%的市场份额、规模化企业少、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制约着广州豆制品行业的发展。为此，早在今年三月，食安办、质监、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就启动了广州市豆制品专项整治，相互配合对行业进行整顿和规范。
　　近日，记者又获悉，广州市豆制品协会筹备委员为已经成立，行业协会的成立呼之欲出。届时，广州豆制品行业有望走向规范化发展。
　　小作坊产品充斥市场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豆制品生产加工方式仍以传统的手工作坊式为主，加工场所规模小，而且无证照小作坊加工的豆制品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甚至有些小作坊用低价免费回收豆制品原材料，废弃的医用石膏、工业石膏作为豆腐结粉原料，一些劣质大米甚至残羹剩饭也成了黑心豆腐的原材料。外观上与正规豆制品厂生产出来的放心豆腐差别并不大，但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广州市豆香嫂豆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忠心表示，长期以来，因为缺乏规范的制约，广州豆制品行业存在不少负面报道，加上缺乏大企业树立品牌来引导消费者，不少消费者认为这个行业很混乱。
　　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国家质检总局将豆制品纳入许可证管理的范围。但对于广州豆制品行业来说，目前规范的企业比较少，手工式小作坊生产占据了多数，甚至有些小作坊是无证照的黑店。因此，加强豆制品行业市场监管力度的任务十分艰巨。
　　年内放心豆制品有望大面积覆盖
　　据了解，今年3月份，市食安办、质监、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联合启动了广州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实现超市和农贸市场在售豆制品合格率分别达100%和90%以上、餐饮业和集体食堂使用豆制品合格率达90%以上的工作目标。
　　同时，鉴于广州豆制品市场为众多的小型企业所分割，郊区和城乡接合部无证生产的小作坊产品也常常进入城市市场、广大农村乡镇的豆制品市场更多地为家庭手工作坊占领的现状，政府监管部门将在广州建立3～5家大型豆制品龙头企业，扶持一批小企业小作坊集中联合加工生产。
　　“小作坊产品占据市场的状况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因此，扶植品牌企业和整治规范小作坊，对于豆制品产业来说是同样重要的。”政府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部门希望通过1～2年的整治工作，推动行业完成QS的过渡。打击无牌照的小作坊，扶持有正规执照的企业发展。一旦豆制品行业实行市场准入制，打击不规范的产品，届时安全产品的供应能跟上市场的需求。”
　　据介绍，从3月份着手整顿广州豆制品市场到现在，政府部门仍在进行一些全市的基础性工作。包括考虑给裸装豆制品准备包装，既让消费者容易识别，而又提升产品的卫生水平。政府部门也在对市内的豆制品企业进行摸查。同时，政府部门也会在市内选部分试点区，用于探讨如何把好的豆制品打入市场。
　　行业协会呼之欲出
　　广州豆制品行业发展良莠不齐，小作坊占据了主要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行业缺一股统一的凝聚力相关。记者了解到，广州市豆制品协会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而行业协会的成立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行业协会能为有规模的企业打造一个发展的良好平台，实现行业自律。并引导消费者消费放心的豆制品。
　　同时，行业协会还将起到推进标准制定进程的作用。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部门也积极支持豆制品行业标准的执行。目前已经着手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标准的制订。这个标准将与QS标准进行对接，我们鼓励政府支持企业主动地执行标准要求。
　　呼唤工业化生产时代的降临
　　豆制品行业是中国的传统产业。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型城市都走在了行业发展的前列，开始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实现了豆制品流水线作业。
　　据了解，在豆制品行业，以为例，上海现有200多家经认证的豆制品企业，仅杭州市的日生产量就在100吨左右。形成了以上海、江苏、杭州为主的城市群和有规模效应的品牌，带动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最近，随着食品行业价格的上涨，上海豆制品行业的销售也在高速上涨。据胡忠心介绍，在上海，豆制品年销售额超过1亿的企业过10个。但是相比之下，广州的豆制品行业则逊色不少，仍停留在小作坊阶段。有业内人士认为，此前市场监管力度不足与缺乏大型工业化生产企业带动是制约广州豆制品行业发展的两大瓶颈。
　　胡忠心表示，在广州，具有卫生许可证的生产企业可能只有10家左右，而且规模均不大。他认为，一个行业的发展，如果停留在作坊生产模式，肯定不能走远。而豆制品行业没有中间地带，要不走的是手工作坊式的小成本制作，要不投入大量资金走大型工业化生产之路。因此，广州豆制品行业肯定要向上海等“先头兵”学习，走大型工业化生产的模式。
　　胡忠心表示，手工作坊和工业化生产的区别在于生产和销售的思路不同。小作坊以小区域化销售为主，销售半径非常短。而工业化生产因为有技术的支持，销售范围大增。而且工业化生产有比较完整的销售体系，在量上实现的是工业化的生产，品质有保证。(李星慧 黄丽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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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芳：不能用工业化时代政策发展信息化
日 00:04来源：华夏时报
信息化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杨培芳：不能用工业化时代政策发展信息化
本报记者商灏北京报道
尽管政府高层已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下限容忍度有所增强，却仍希望通过“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作用，使得经济在一些领域有优化表现。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的一些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举措，其中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的政策层面动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认为信息消费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发展信息消费，的确可以促进增长，可以促进几个百分点的直接消费，但发展信息消费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而非一种权宜之计，更非救命稻草。
对GDP贡献会有多大？
《华夏时报》：根据工信部的预算，到2015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从而成为国家新的支柱产业之一。市场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潜力吗？
杨培芳：这个数字基本可信，但其只是统计了互联网、电信、通信设备制造商这三大块，实际的信息消费规模比这要大得多。在各行各业，都有信息消费，但目前只统计为行业消费。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GDP中，服务业产出占比在70%到80%以上，其中50%以上都是信息消费服务产出。而中国服务业产出在GDP中才占到43%，其中信息消费服务业产出占比是多少，现在无确切统计。中国人一向以为只有工业、农业的产出才是GDP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农业产出在美国GDP占比不到两个百分点，工业产出占比20个百分点，其余大部分占比都是服务业产出。对比这一趋势，目前中国国内还只知道生产物质产品，以为只有工业、农业才是实体经济，才会产生价值，服务业不产生价值，这是中国人在GDP认知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所以，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特别强调：“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李克强说，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协调推进“新四化”，发展和提升服务业，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其中包括开发新一代信息产品，发展电子商务，扩大信息消费。
真能有助经济转型？
《华夏时报》：你刚才阐述了信息消费服务业在量的方面有巨大潜力，其在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体现？
杨培芳：按照传统的GDP的计算方法，发展信息消费，的确可以促进GDP增长，可以促进几个百分点的直接消费，但发展信息消费，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而非一种权宜之计，更非救命稻草。也就是说，它不仅增加了在GDP中的占比，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了工业和农业产出在GDP中的占比。中国工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无效劳动，通过发展信息消费服务业，可以大量减少工农业的这种对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实际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质量问题。信息社会与传统工业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最大区别：工业社会要的是标准化的数量，而信息社会要的是多元化的质量。这也是人类社会演变的一个大趋势。
我曾做了一个模型：在中国，如果信息消费增加10%，则中国GDP每个单位能耗将下降1.8%、物耗下降1.4%。我们打算设计出一个世界级的模型，即探索出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逐渐降低能耗与物耗，增加信息消费等数量关系。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正需要大量消耗水泥建设房屋等设施，所以物耗能耗难以大幅度下降，但客观趋势却是信息消费不断增长、物耗能耗不断下降。最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呈现了这样一个趋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发展信息消费服务业，可以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结构高级化，使得低级劳动越来越少，脑力劳动越来越多。在发达国家，劳动力的50%以上，都是信息劳动者，体力劳动日益减少。现在农民用计算机可以实现对农田温度、湿度的监控。
增长点究竟是什么？
《华夏时报》：信息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是什么？
杨培芳：中国的企业家中，任正非较早认识到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传统经济是以钢铁、水泥和稀有金属为基础资源，这些资源越用越少，越用越贵。信息经济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其主要资源来自于沙粒，是从沙粒中提炼出的二氧化硅，而沙的资源使用是不受太多约束的；另一个资源是人的智力，人的头脑越用越灵。所以，谁要是像经营原子一样经营比特，肯定要犯大错误。”但是现在，很多人仍在犯这样的错误。包括国有企业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包括一些传统经济学家，都认为不能再发展信息经济了，应该回到穿衣吃饭上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中国仍须依靠轻工和纺织产品的大量出口，至于高新技术，如果我们没有，就让给美国人去做。这样的观点都是只看到世界发展的支流，而没有看到整个大潮流。
在增长表现上，第一，信息经济主要是消费拉动了生产和经营，工业经济是生产和经营推动了消费。在信息消费上，一些官员首先想到的是搞宽带。宽带是很重要，也需要搞，现在确实还满足不了需求。然后是搞三网融合，这也很重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即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最终将会分离出来，比如现在有句话叫做“制造业的服务化”，将来像石油行业，可能要分离出石油信息服务公司这样的独立企业。美国IBM公司旗下也有一些这类信息服务公司，独立服务于社会。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趋势，中国三大国有电信运营商未来可能也要分离出这样的信息服务公司。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这样的信息服务公司，这一块如果成长起来，将会形成很大的产业群。这是中国经济最缺的一块，亟须加紧补上。
我们现在一直在用工业化时代的政策，发展信息化。我们应该回到信息化本身所需要的那种政策，驱动各行各业的信息消费。至于老百姓的信息消费，也是一个方面，但那是基于个人的需要所作出的选择性消费，是一个定量的值，不会有很大的普遍增长。最重要的，是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种消费形式，是各种社会化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比如各种数据平台、商务平台、政务平台、广播电视平台等各种信息内容和运用服务平台。
第三才是各大运营商要搞的通往办公室和家庭的光纤宽带。就像铁路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一样，光纤宽带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在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有一条规定，铁道部长由总统兼任。这表明他认识到，那个时代铁路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当初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由当时的副总统提出，然后由克林顿总统直接给予支持。现在，奥巴马又提出“宽带战略”。但在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竟然认为信息社会的建设是上百年以后的事情。现在中国的钢铁业追上去了，钢产量达7.16亿吨，而美国2012年钢产量0.9亿吨，但又怎么样了呢？中国强大了吗？
时过境迁，还在比制造业的实力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思想固化、路径固化，还照原来的路子走，多走一步，就是谬误。现在很多人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哪些瓶颈需要突破？
《华夏时报》：发达经济体如何培育和发展信息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中国存在哪些发展瓶颈？
杨培芳：首先，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经济本身就是要靠消费拉动；其次，这些国家发展信息消费都是一把手工程，因为他们认识到，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靠市场。在这一观点的讨论上，我与张维迎、周其仁都有过交锋。他们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就好，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美国最初发展通信的时候，也是政府给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权，让它吃掉那些小公司。克林顿上台以后抓“信息高速公路”，也是国家给予很大的杠杆支撑。到了奥巴马执政，政府一直在支撑宽带建设。韩国则始终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路，日本的政府干预也很厉害。在法国，政府管理得有些过头，但最初的启动，来自政府的支持很有价值。密特朗当总统的时候，搞了一个远程数据处理的政府工程。
我认为中国在今后启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需要三个词：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社会督导。　
在支撑经济增长方面，基本上是靠公共工程上政府投一点资金调动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入。比如已经实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就是以基金的形式来加以实现，它使得偏远地区人口和贫困人口都能打得起电话。现在，这项政策已经发展到宽带接入和高级信息服务的普遍化。在表现为梯度发展模式的工业化时代，总是有钱人先用到好东西，等到好东西价格便宜了，穷人再享用。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信息服务，天然地需要大众化参与和迅速发展。所以，各国都建立了通信和信息普遍服务的政策机制，但中国没有。此外，法律上也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发展，然后再根据法律出台相关政策。但中国是先干起来再说，并不在乎有没有相关法律的约束。有些官员甚至认为还是没有法的好，因为这样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们至今没有《电信法》。《电信法》的难以出台是个瓶颈；缺乏普遍服务政策是个瓶颈；缺乏独立的顶层管理机构，这也是个瓶颈。
哪些领域可获红利？
《华夏时报》：哪些领域会从信息消费中获得较多利益？
杨培芳：长远来看，信息消费是个又细又长的面包，它不会因为经济风浪，像制造业那样突然从顶峰掉落，人们总要打电话，总要上网。信息消费服务行业是个越来越微利的行业，不会赔钱，也不会再继续维持暴利。比如现在除了赚钱多一点，和的利润都已很低。这个行业未来的走向就如同又细又长的面包，无论愿意与否，都得走下去。
但一部分小型创新企业，可能会因为推出新品或新的服务而赚得一桶金，但也会因为网络不断扩张的特性而致使利润很快下降，不过，收入却会比较稳定，不会破产。所以，这里需要理性投资，而非冒险家的乐园。
《华夏时报》：政策方面应该有哪些更积极的引导？
杨培芳：第一，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这比较缺乏。而将宽带战略上升到国家级战略的设想，现在还处在部门级别。第二，消费价格需要合理透明，不应再搞什么套餐，不要再以暴利的思维设计价格。第三，政府监管，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有综合统一的监管思路。现在是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瞎管，各个部门都乱伸手。
[责任编辑：y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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